第一篇：無處分權人訂立的合同效力 ——《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引發的“革命”

無處分權人訂立的合同效力 ——《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引發的“革命”

無處分權人訂立的合同效力

——《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引發的“革命”

《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從而確立了無處分權人訂立的合同，不應其無處分權而無效的裁判規則[1]。因此，可以說《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徹底顛覆了《合同法》第51條，使后者暫時失去了適用的空間。

一、物權變動模式不同致使對《合同法》第51條的理解不同

《合同法》第51條一直是《合同法》實施以來理論界和實務界爭議最為激烈的疑難問題，被譽為中國民法上的“精靈”。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物權法》施行前，我國物權變動模式并沒有確立，經常被用來解釋或批判《合同法》第51條的物權變動模式有兩種：

（一）以法國為代表的債權意思主義模式

在債權意思主義體制之下，本無嚴格的處分行為的概念，僅依債權合同即可依法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即物債合一，不作區分。[2]

（二）以德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為代表的物權形式主義模式

物權形式主義采納物權行為理論，通過處分行為與負擔行為的分離區別物權與債權的不同關系，即負擔行為的效力僅發生債的請求權，處分行為才發生物權變動的效力。

正如龍俊博士后所言，采取哪種物權變動模式并不涉及道德因素，只是一個單純的效率問題。

[3]通說認為，我國現行立法至今未承認存在所謂的物權行為，未來民事立法也沒有必要采納物權行為理論。我國也并未采取債權意思主義模式；而是采折衷觀點，區分物權變動與原因關系（以下簡稱區分原則）。

《物權法》施行前，涉及到不動產時，未經登記，常常有當事人以未辦理過戶登記為由而認為合同未生效，雖然《合同法司法解釋

（一）》第9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合同應當辦理登記手續，但未規定登記后生效的，當事人未辦理登記手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不能轉移”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區分原則[4]，但對登記、交付在物權變動中所起到的作用，學界認識不同。馬特教授稱這種物權變動模式為債權形式主義，認為物權變動非當事人合意的直接后果，該合意僅發生債的效果；除當事人合意外，還須登記、交付特定的形式，但不要求獨立的物權合意的存在；并認為，在債權形式主義之下，登記、交付等所謂的處分行為（物權行為）只能理解為事實行為，一種基于法律行為的履行行為，而非獨立的物權行為。[5]王利明教授認為，我國立法要求物權之變動,除債權意思表示外,還須以登記或交付為要件。但對交付、登記等物權行為的要件規定,主要是公示的要求,當事人從事登記和交付行為實際上也是對債權合同的履行。[6]而崔健遠教授則認為，在不動產買賣場合,買賣合同、該合同履行和登記一起引起該不動產所有權的移轉[7]。《物權法》施行后，依據《物權法》第14條及第15條，可以得出，不產生物權變動并不影響合同的效力。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物權變動模式為原因行為（債權行為）+交付或者登記[8]，有學者稱之為公示要件主義。

在公示要件主義為原則的物權變動模式下，《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人訂立的合同（以下簡稱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并不能更好地保護真正權利人，因為既然合同有效不必然導致物權變動，而鼓勵交易原則、意思自治原則以及從從利益衡量的角度著眼，都沒有否認無權處分合同效力的理由。[9]承認無權處分合同有效，能兼顧財產靜的安全和交易動的安全。可以說，自《物權法》施行后，《合同法》第51條已經被架空，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思路就認為“無權處分”不是合同無效的原因，并認為合同的效力與合同的履行，物權變動的原因與物權變動的結果有著質的區別。但是，因為沒有明文規定，加之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即便在審判實踐中，也對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問題存在不同裁判，《買賣合同司法解釋》

第3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一方以出賣人在締約時對標的物沒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為由主張合同無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不能僅因無權處分而否認合同效力的原則。至此，《合同法》

第51條徹底喪失適用的空間[10]。

但是，將我國物權變動模式歸納為原因行為（債權行為）+交付或者登記并不準確。無權處分的合同雖然有效，但并不能引起物權的變動，即使是已將動產交付或者已經辦理不動產過戶手續，買受人也不能真正獲得物權。因為交付和登記本身并不能引起物權的變動，若出賣人無處分權，即便已將動產交付或者已經辦理不動產過戶手續，買受人也不能真正獲得物權，而只能獲得權利外觀及實際控制權[11]，物權實際上并沒有變動。實際上，我國的物權變動模式歸納為：

有效的合同+有權處分+登記或交付=物權變動；

有效的合同+無權處分+登記或交付=權利外觀變動；

若不能同時滿足合同有效，有處分權，完成登記或交付三個條件，處分構成善意取得[12]，否則物權不會發生變動。

對于善意取得，《物權法》第106條規定很明確，除非同時滿足①受讓人受讓時是善意的，②支付了合理對價，③需要登記的已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交付這三個條件，買受人可以善意取得物權，從而使物權發生變動外，買受人不能真正取得物權。

二、在我國現行物權變動模式下分析無處分權人訂立的合同的效力

前文提及，《買賣合同司法解釋》施行后，不得以無權處分為由而否認合同的效力，《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雖然更加側重于保護買受人，但是并不能錯誤地理解所有的無權處分合同均有效。只有在合同滿足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時，合同不應出賣人無處分權而無效。法院當然應該依據《合同法》第52條審查合同效力，合同當事人在滿足條件時也可以依據《合同法》第54條請求變更或者撤銷合同。

《合同法》第132條規定，出賣人應當對出賣物有處分權。

出賣人無處分權而不告知買受人,而買受人又不知出賣人無處分權（即買受人善意），構成欺詐,在因此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合同無效（合同法第52條第1項）；在未因此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合同可以撤銷（合同法第54條第2款）。無權處分合同有效，就是指的得撤銷的有效，也即合同剛開始有效，但撤銷權人行使撤銷權后，合同效力歸于無效。[13]

若出賣人無處分權，而買受人又知道出賣人無處分權時（即買受人惡意），合同效力如何？王利明教授認為，如果對惡意的相對人也要予以保護,從客觀上不僅鼓勵了無權處分行為,而且也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14]但是，一律認為買受人惡意時，不應受保護并不符合現行立法，《合同法司法解釋》并沒有強調，只有在買受人善意時，無權處分的合同才有效。在買受人惡意時，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需考慮出賣人在主觀上是善意還是惡意。若出賣人是善意，則起可以依據《合同法》第54條第1款第1項規定，以重大誤解為由，行使撤銷權。若出賣人是惡意，雙方若不存在惡意串通，則買受人可以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理由是：買賣合同關系中，出賣人有使買受人取得物權的義務，結合我國現行“有效的合同+有權處分+登記或交付”的物權變動模式，出賣人就負有自己享有或者在合同訂立后取得所有權的義務，若出賣人履行了該義務，則可以實現有權處分，買受人可以取得物權。但是，由于買受人明知在訂立合同時出賣人沒有所有權，即其對出賣人不能完全履行義務有較為清楚的認識，即對這種風險有認識，出賣人可以請求參照《合同法》第58條“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規定而要求買受人自己承擔部分損失，從而減少自己的損失。同理，在出賣人善意時，若出賣人未行使撤銷權，或者因為沒有在除斥期間行使撤銷權而使得撤銷權消滅，出賣人可以請求參照《合同法》第58條“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的規定減少自己的違約責任。

有人會提出，上述理解與《合同法》第150條、151條沖突，其實不然，在《物權法》施行前，從構成要件分析，《合同法》第150條與《合同法》第51條總是有交集之點同時又有不重合之處,一個難以包含另一個，[15]故而，有觀點認為，應該將問題簡單化,直接認定第150條為特別法,第51條為普通法,依據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的規則適用。王利明教授就認為，因出賣人違反權利瑕疵擔保義務所產生的違約責任,應當以合同有效存在為前提,據此,可以認為我國《合同法》是承認在出賣人違反權利瑕疵擔保義務的情況下,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至于《合同法》第150條的規定與《合同法》第51條的規定即使存在著矛盾,那么按照“特別規定優先于普通規定”的原則,原則上應當適用《合同法》分則的規定。王利明教授也將《合同法》第150條的規定作為無權處分合同有效的一個論據，與《物權法》施行后的效果相同。但其同時指出，《合同法》分則并非認為上述各種轉讓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效的。實際上,只是在受讓人、承租人是善意的,即不知且不應知道轉讓人和出租人是無權處分的,才能認為該行為有效。而這些觀點都是在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問題未有定論時的觀點，主要是為了達到使無權處分合同有效的目的，而同時，有想兼顧《合同法》第51條的規定。而《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已經確立無權處分合同的效力，不需要再依靠《合同法》第150條完成“曲線救國”的目的，就應該還其本來面目，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合同法第九章規定的權利擔保義務的這些條文的目的只是明確在買賣合同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不解決買賣合同對貨物所有權所產生的影響問題。而《合同法》第151條關于買受人惡意時，出賣人權利擔保義務免除的規定，應該作限縮解釋，首先，只適用于買賣合同，而不適用于設定擔保物權等合同，其次，對于出賣人享有所有權或者訂立之后取得所有權的擔保責任不能

免除，但是可以免除其他擔保，如物上無抵押、無租賃的擔保，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3條的立法目的。

三、如何保護真正權利人

《物權法》施行前，《合同法》第51條側重保護真正權利人的利益，將合同能否發生效力的權利歸于真正權利人，使其可以通過行使追認權的方式彌補合同效力的瑕疵，從而使買受人能夠依據有效的合同取得物權。

那么，《物權法》施行后，尤其是《買賣合同司法解釋》施行后，真正權利人利益如何保護？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前面所說的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三條的所謂先進性也就無從談起。在此前，權利人往往起訴要求確認合同無效，這是順理成章的，因為只要真正權利人（包含共同共有人）不追認，這個合同就無效，合同無效，取得的財產該返還，想要達到目的很簡單。

此處有一個觀念上的誤區，使得買賣合同的當事人尤其是買受人在法院判決合同有效卻最終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而耿耿于懷，買受人認為既然買賣合同有效，那就可以要求履行，不僅如此，出賣人也有顧慮，覺得如果不解除合同，即便是賠償買受人損失，事情依舊沒有完。[16]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合同有效并不代表具有可履行性。我們仔細分析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三條第二款，可以得出，出賣人因未取得所有權或者處分權致使標的物所有權不能轉移，買受人有權選擇①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②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張損害賠償。其中要求承擔違約責任中“違約責任”一詞與合同法一百零七中“違約責任”的范圍是不同的，因為此種情況下，出賣人是無法繼續履行的。此時，無論買受人是選擇要求出賣人承擔違約責任還是要求解除合同賠償損失的，均無權要求出賣人繼續履行。

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一定會為你打開一扇窗。法律雖然關上了通過確認合同無效保護真正權利人的門，卻打開了物權保護的窗。《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只要物權沒有發生變動，即買受人沒有善意取得物權，真正權利人都可以行使追回權，以保護自己的物權。[17]

在此，需要明確的是，合同有效并不能阻止真正權利人追回自己的物權，如前文所述，物權變動不僅需要合同有效，還得擁有處分權。至于說善意取得，出賣人沒有處分權，卻依舊取得了所有權，這是法律為了保護財產動的安全而設定的例外情況。此時能否取得物權與合同效力無關，善意取得，買受人取得物權也并非依據的合同，而是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故而，善意取得被定性為原始取得，而非繼受取得。筆者認為，買賣合同作為以轉移所有權為目的的合同，出賣人所負的轉移所有權的義務可以拆分為兩個部分，即使買受人獲得權利外觀（包含使買受人獲得標的物的實際控制權）以及使物權發生法律意義上的變動。若買受人未能獲得物權，屬于出賣人的不完全履行，同樣，買受人獲得權利外觀，也是出賣人履行義務的效果之一。如此，可以解釋為什么善意取得時，合同有效，法律承認買賣雙方的交易行為，但買受人取得所有權的依據卻并不是該合同。合同只是讓買受人獲得了權利的外觀（即占有或者登記），但是取得權利卻是依據的法律的直接規定。

如果一定要否認合同效力，權利人就只能依據合同法第52條第2項主張買賣雙方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但想要證明惡意串通是極度苦難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通過物權保護，而保護真正權利人的權利，簡單明了。此時，只要權利人能夠證明買受人不滿足善意取得的條件，則可以追回自己的財產，買受人已經善意取得，只要能證明自己確系權利人，也可以要求無權處分人賠償，從而保護自己的權益，這當然要比依據合同法第51條第2項主張買賣雙方惡意串通要經濟的多。因為主張惡意串通，你不僅要證明買賣雙方均系惡意，而且還要證明買賣雙方有通謀！這是極困難的，但是請求法院進行物權保護，只要你能夠證明買受人尚未善意取得，財產就可以追回。就像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給第三人，債權人行使撤銷權即可，而不必去證明惡意串通，反過來說，不能證明“知情”，就更無法證明“惡意串通”。總之，請求進行物權保護比之請求確認合同無效要現實得多。

在具體操作中，因為可能不僅僅是返還原物、變更登記的問題，還可能涉及到賠償損失（如租金損失等）問題，故而立案可以不立三級案由返還原物糾紛，而可以立二級案由“物權保護糾紛”。

[1]若是不滿足《民法通則》第55條的民事行為有效的基本條件，自然不是有效合同。

[2]如法國民法典第1138條第2款規定：交付標的物債務的成立從標的物應交付之時起，即使尚未現實移交，使債權人成為所有人。第1583條關于買賣合同的規定：當事人就其標的物及其價金相互同意時，即使標的物、價金尚未交付，買賣合同即告成立，而標的物的所有權亦于此時在法律上由出賣人轉移于買受人。

[3]龍俊：中國物權法上的登記對抗主義，載于《法學研究》2012年第5期。

[4]但于此同時，《擔保法司法解釋》第41條卻有著“當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財產抵押的，應當辦理抵押物登記，抵押合同自登記之日起生效”的規定，《合同法司法解釋

（一）》雖然在《擔保法司法解釋》之后頒布，但并未起到廢止《擔保法司法解釋》第41條的效果。

[5]參見馬特：《無權處分合同效力辯》，出處:民商法理論爭議，中國人民大學，2003年。

[6]參見王利明：《無權處分論》，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

[7]參見崔健遠：《無權處分辨》，載《法學研究》2003年第1期。

[8]根據《物權法》第14條、第23條、第188條等條文的規定，可以得出，我國物權法采取了以公示要件主義為原則，以登記對抗主義為例外的物權變動模式。

[9]崔健遠教授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所謂鼓勵交易,其真意自然是指鼓勵實現第一性目的（所謂第一性目的,就是典型交易目的,在財產移轉類合同中,表現為財產權的移轉、價款所有權移轉；）的交易,而非鼓勵違約賠償（即所謂第二性目的,就是該合同關系的轉化形態,即損害賠償或支付違約金等。）這種交易；若是后者并且普遍化,則是病態的經濟乃至社會。在出賣人等無處分權,自始不能履行的情況下,一定令買賣等合同有效,為的是等待著債務人屆時不能履行,便于追究其違約責任,已經背離了甚至是舍去了第一性目的,時常不符合至少是一方當事人的本意,曲解了鼓勵交易原則的真意,其正義性大打折扣。

[10]有觀點認為，《合同法》第51條并沒有喪失適用空間，因為作為物權變動原因的債權行為有效，但出賣人的所有權是否轉移，效力待定，可以將《合同法》第51條通過解釋加以適用。其實，這種觀點還是事先假設了存在一個類似德國民法上的“物權行為”，而刻意回避我國立法不承認物權行為的事實，實不可取。

[11] 《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此處“轉讓”的含義就是使受讓人獲得對財產的實際控制權。

[12]有效的合同+無權處分+登記或交付+受讓時善意+支付了合理對價=善意取得引起物權變動。

[13]在《物權法》施行前，崔建遠教授認為在無權處分構成欺詐,但未因此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如果債權人對于債務人無處分權不知情,那么此類無權處分合同完全被因欺詐而成立的合同所涵蓋,第51條關于無權處分的規定屬于第54條關于欺詐規定的特別法,應該優先適用。如果債權人對于債務人無處分權知情,那么此類無權處分不構成欺詐,第51條與第54條之間不存在特別法、普通法的關系,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法律的適用。

[14]而物權行為理論未區分善意和惡意,認為債權合同一概都是有效的，這是王利明教授反對物權行為理論的理由之一。

[15]崔建遠教授認為，因無權處分屬于權利無缺擔保類型,在要件構成上,似乎應得出權利瑕疵擔保覆蓋無權處分的結論。但因無權處分的構成無買受人善意與否的要求,而權利瑕疵擔保的構成則有買受人善意的要求,在這點上無權處分又覆蓋權利瑕疵擔保。

[16]如謝某訴陳某等買賣合同糾紛一案，陳某將其沒有所有權的房屋出賣給了謝某，謝某起訴陳某等賠償損失，但是沒有要求解除合同。此時陳某等就擔心如果謝某不起訴解除合同，而合同又有效，謝某是否可以要求繼續履行，若合同有效，又不繼續履行，是否又構成違約？

[17]《婚姻法司法解釋

（三）》第11條規定，“一方未經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購買、支付合理對價并辦理產權登記手續，另一方主張追回該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據該條的精神，可以得出只要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真正的權利人或者共同共有人都可以追回該房屋的結論。

第二篇：無處分權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的沖突及法律適用

無處分權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的沖突及法律適用

班級：法學09（5）

作者：陳臻強 陳開放 蔣磊

學號（按前姓名順序）：09***71***5020 摘要：靜態利益與交易安全之間的協調平衡是民法理論的研究重點。在我國立法例上，如何處理《合同法》第51條與善意取得制度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與實踐中的重大疑難問題，被學者廣泛、深入地討論。在對相關的主要理論進行研究并借鑒后，我們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以供參考。我們認為，只要滿足了有效合同的基本構成要件，合同即為有效，不受第三人善意與否的影響；善意第三人因善意而原始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其原因在于第三人之善意阻斷了原權利人對物的追索權利，同時善意取得制度的特別規定也是對合同有效的再確認，并且強化其效力，從而有利于善意第三人利用有效合同的相關規則保護合法利益。如何在合同法和物權法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一套兼顧原權利人的權利和交易安全與效率的理論，是我們探求的方向。

關鍵詞：原權利人 善意第三人 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

對于私人財產關系的調整，一般觀念認為合同法是調整財產流轉領域表現為“動”的過程，而物權法則著重調整財產歸屬和支配領域表現為“靜”的狀態。由于財產的流轉和歸屬本身難以截然分離，所以無論是現實生活實踐還是立法制度的構建上兩者都表現出緊密的關聯性。事實上由于作用領域的差別，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無論在立法目的上還是在制度構建上都存在內在沖突。

一、制度的目的和價值理念的沖突

合同法是以古羅馬法的契約法規范為藍本而發展起來的。基于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早期的合同效力類型只有簡單的有效合同和無效合同，并沒有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而隨著交易的復雜化以及交易高效的要求，無權處分作為一種事實行為又在交易中成為常態，并且許多無權處分人在處分后實際又取得了所有物的處分權或征得所有人的追認，為了使這類合同免于被宣告無效，給這類合同補正生效的機會，法律對此作出讓步，從而引入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雖然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表面上看起來是法律對那些原本侵犯他人財產權應宣告無效但又存在現實履行可能的合同的讓步，表現出對處分他人財產行為某種程度的縱容，但實際上這恰恰是為了保護財產所有人更好地實現其財產經濟價值。因為一方面一旦無權處 1

分人取得財產所有權或則無權處分合同被追認，則其可以因合同自始生效而高效地實現財產價值；另一方面即使最終無權處分人不能獲得財產所有權或則無權處分不被追認，合同自始無效，也實際上與法律直接規定其無效的法律后果別無二致。所以，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引入雖然形式上維護了交易秩序，促進了交易的達成，但本質上則是為了更好地保護財產所有權人的私人財產權。

同樣，探究善意取得制度的淵源，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見，其產生也與無權處分事實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在現實中物的所有權歸屬往往在交易之前難以絕然確定，而交易本身又要求經濟、高效，這就為現實中非物權所有人處分他人之物大開方便之門。在這種情況下善意的交易相對人能否取得物權的問題使得保護所有人私人財產權和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善意第三人利益產生了決然的對立。但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在早期的法律依然是雷池，不可逾越。在這方面羅馬法嚴格遵循“任何人不能處分大于自己的權利”的原則而認為處分他人財產的合同行為無效，交易相對人對交易所得的財產不取得所有權。

隨著商品交易的發展，商品經濟的作用和益處日益凸顯，為了鼓勵交易，促成交易繁榮，保護交易安全、維護第三人（尤其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被放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于是后來的早期日耳曼法基于“以手護手”原則的考量，認為無權處分合同有效，第三人對因合同取得的物享有所有權，這樣就沒有善意取得的適用空間了。再后來修訂后的法國民法典，對第三人的保護采取了折中的立法方式。修訂后的法國民法典同樣還是規定無權處分合同無效，但法律又另行規定對因合同取得所有物的相對人進行了細分，對于善意的第三人予以保護，肯定其取得物權，而對非善意的第三人，則不予保護。這種由法律另行規定的保護善意第三人制度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善意取得制度是極為相似。

善意取得制度產生至今，也已為大多數國家的法律所確認，但基于對物真正所有權人利益的保護，承認善意取得制度的國家也大都毫無例外地對其適用施加諸多限制。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律對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引入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私人財產權，而善意取得制度的引入則是法律為了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善意第三人利益而對私人財產權的絕對保護做出的必要限制，兩者存在著立法目的和制度引入價值理念的天然對立。

二、制度構建的沖突與理論協調出路

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的沖突在中國立法上表現得非常明顯。①

②①② 早期的法國民法典的規定也是如此對此學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以手護手”原則實際上是認為合同無效，但第三人由于原所有人基于喪失對物的占有而發生的所有權效力減損，從而第三人既時取得所有權。從而認為“以手護手”的原則是善意取得制度發源之濫觴，但實際上這里的第三人并不要求必須是善意第三人。

根據《合同法》第51條規定，無處分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處分權的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該合同有效。現在通說認為，該條所規范的是效力待定合同，即在無權處分人實施無權處分行為并與第三人訂立合同之后，若權利人對無權處分人的處分行為進行追認或者無權處分人取得了處分權，則該合同為有效合同；但若權利人不對無權處分人的行為進行追認或無權處分人后來不能取得處分權，則該合同自始無效。另據《合同法》第58條規定，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即若權利人不對無權處分人的行為進行追認或無權處分人后來不能取得處分權，則無權處分合同自始無效，因無權處分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但是根據《物權法》第106條對物權善意取得的規定，即只要受讓人在受讓財產是主觀上是善意并進行了交付或者登記，滿足了善意取得的其他要件之后，受讓人可以取得物權。

這樣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就與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著立法和實踐的沖突，即當無權處分人與善意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并進行了交付或登記之后，根據《合同法》第51條的規定權利人不對無權處分人的行為進行追認，則該合同為無效合同，此時權利人可以要求善意第三人返還原物；但是根據《物權法》對善意取得的規定，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物權。

如何協調無權處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國立法上的沖突，從而為司法適用提供理論參考，成為一個重大難題。對此，理論及實務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解決方案。

其一，以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的特別規定為由，進而認定取得物權的有效性。這種觀點認為，當原權利人拒絕追認無權處分人與善意第三人簽訂的合同時，雖然合同歸于無效，但由于物權法中善意取得制度的特別規定，善意第三人仍然取得物的所有權。即通過法律的特別規定從而在物權的歸屬方面產生與在合同有效情境下相同的法律效果進而導致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權的形式是原始取得。此種做法在理論和實踐中頗受爭議，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善意第三人雖然取得物權，但其與無權處分人之間訂立的合同卻是無效合同，如果此時標的物存在瑕疵的話，善意第三人將不能依據有效合同的相關規則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

其二，臺灣學者王澤鑒先生認為，無權處分他人財產，非經權利人追認，處分行為不發生法律效力，而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在于創設例外，使善意受讓人取得動產所有權，至于原因行為是否有效，在物權行為無因性原則下，僅屬于受讓人取得所有權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范疇，即僅僅決定受讓人之取得所有權是否屬于不當得利，而不影響其取得所有權①。王澤鑒先生的解釋具有一定的法律意義，但是此種解釋是以臺灣地區民法區分債權行為

與物權行為理論為背景的，在對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進行區分的基礎上，無權處分人與善意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是否有效，并不影響善意第三人對物權的取得。在此種意義上說，無權處分合同與善意取得并不存在沖突。但是，目前我國立法并沒有對物權行為和債權行為進行區分，而且不符合公眾合同與物權變動一體化的實踐認知，因此，該種解釋與一般公眾期待不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并且不能在我國民法的體系構建上完成自洽。

其三，有學者對無權處分合同制度進行了重新解釋和設計，“無權處分人所簽訂的債權合同效力不受無處分權的影響，該合同效力只受法律行為有效要件的調整，第三人主觀上善意或者惡意對合同的效力亦無影響。”②此種觀點也被德國所采用，認為第三人的善意與否不影響無權處分人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效力。善意第三人之所以能取得所有權是因為其善意補正了無權處分人訂立合同時處分權的缺失，此時善意第三人基于合同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對于此種觀點筆者認值得商榷，依此種觀點，無權處分人擅自處分他人的財產反而會因為第三人的善意而真正取得處分權，這無疑過度損害了原權利人的所有權。此外，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受非法侵犯，法律即使可以通過某種法律擬制來限制和剝奪公民對物的所有權，也不能將這種被限制和剝奪的權利強行賦予一個有過錯的私人尤其是惡意的無權處分人。

其四，王利明教授認為“在因無權處分而形成效力待定的情況下，善意取得可以成為合同效力的補充要件，即便原權利人拒絕追認，轉讓合同依然有效。”③即可以理解為《物權法》第106條與《合同法》第51條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況下，應當排除無權處分的適用，而認定為合同有效。這樣既可以實現立法價值的協調又可以實現民法制度的統一。該種觀點相比于前一個觀點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兼顧到了原權利人的處分權利，但仍然不能令人滿意。此種觀點所遵循的邏輯即在原權利人拒絕追認后，通過直接適用善意取得制度考察第三人是否善意來決定合同效力。這種解釋將第三人的善意與否作為決定合同是否生效的一個條件，與普遍意義上有效合同的基本構成要件不符。另外，由于我國物權法確認無權處分合同的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權的方式是原始取得，所以不能通過善意取得制度推導出善意第三人為合同一方的無權處分合同有效，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排出合同法對無權處分合同的適用規定，而適用一個不能內在推導出關于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判斷例外情形的善意取得制度也是不合理的。

三、思維定勢的突破與選擇

基于以上種種觀點的利與弊，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在尋找合適理論時應當注意的要點：

1、根據我國合同理論，合同效力只受法律行為有效要件的調整，無權處分合同的處

分人沒有處分權或處分權有瑕疵并不影響合同的效力，我們研究合同法下的子問題不應隨意突破合同理論的根基，否則得不償失；

2、原權利人的物權絕對權應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不能隨意以私法的擬制隨意限制和剝奪

3、善意取得僅能作為一種例外情形，其制度只能作為一種特殊規定，其適用應有嚴格的限制。

由此，我們構建了另一種法律適用方案以供參考。無權處分合同由于符合合同有效的各個構成要件，即有合同當事人且合同當事人具備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合同當事人之間意思表示真實一致和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及損害公共利益，應當被認定為有效合同，第三人是否善意并不影響合同的效力，只對原權利人的物權追及效力產生影響，即認為如果第三人是善意的并且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構成要件，則直接阻斷原權利人對標的物的物權追及效力。這樣的話，一方面，合同的基本制度得以維護而非顛覆；另一方面，在尊重原權利人的權利的基礎上也照顧到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并跳過無權處分人直接將原權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相關聯，減少了中間環節，將涉及沖突權利的雙方置于同一平臺，從邏輯上來說也更為合理。另外，此種解釋在對善意第三人的保護上也更為徹底，即在合同有效的情況下，無權處分人對合同標的物有瑕疵擔保責任，一旦標的物有任何瑕疵，取得標的物的善意第三人得以合同追究無權處分人的違約責任；即使無權處分得不到原權利人的確認，第三人只要不是和無權處分人惡意竄通損害原權利人利益，無權處分的合同有效，第三人只要沒有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就可以依據有效合同追究無權處分人的違約責任，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所以，協調我國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正以往單方面從合同法規定的字面含義而做出的對無權處分合同的錯誤解讀，而是應結合我國合同法的基本理論和善意取得制度綜合考量對無權處分合同做出正確的解讀，即我國《合同法》第51條的真實意思是：無權處分人處分他人財產，經權利人追認或者無權處分人訂立合同后取得處分權的，無權處分合同有效，第三人通過合同繼受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權利人沒有追認或無權處分人訂立合同后沒有取得處分權，無權處分合同依然有效，但善意第三人依據善意取得制度原始取得標的物所有權。這種解讀的直接結果是《合同法》第58條除無權處分合同因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符合《合同法》第52條規定合同無效的其他情形而無效而適用外，不再適用無權處分合同，從而排除了無權處分合同訂①

②①② 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及符合《合同法》第52條規定合同無效的其他情形除外 需要說明的是，在此種方案中，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權的方式即具有原始取得的一面，也有繼受取得的一面取的。即當原權利人默認或追認，第三人為繼受取得，若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則為原始取得。但即使是后一種情形，法律的特別規定也同時是對有效合同的再確認，并且強化其效力，所以善意第三人在標的物有瑕疵時仍然得依據有效合同追究無權處分人的違約責任，從而加重有過錯的無權處分人的責任。

立后，因權利人沒有追認或無權處分人訂立合同后沒有取得處分權而導致適用《合同法》第58條產生無權處分人和第三人互相返還財產，恢復合同訂立前狀態的結果而與適用《物權法》第106條善意第三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結果的沖突，實現了我國無權處分合同制度與善意取得制度立法的統一與協調，為司法上的法律適用提供了最佳解釋方案。

參考文獻：

①見王澤鑒《不當得利》，臺灣三民書局1991年版，第146頁

②參見肖立梅，《無權處分制度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③王利明《合同法新問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