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經濟改革三十年歷程制度問題

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個年頭。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目標，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現在，這個歷史轉折還沒有完全實現。為了完滿地實現這個轉折，我們應當認真總結30年的經驗教訓，讓歷史照亮我們未來的道路。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通常是由兩個“車輪”驅動的：一個是技術，另一個是制度。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技術水平處于落后地位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術是在先進國家廣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夠廣泛運用這些新技術，卻取決于是否擁有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制度體系。所以，在技術和制度這兩個推動歷史前進的車輪中，制度顯然較之技術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災難促進了改革共識（1970年代后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共和國的領導人按照“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后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進行，曾經在1950年代初期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實現和朝鮮停戰以后，毛澤東批判了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組織執行的新民主主義綱領，并在1953年正式確立“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為目標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5年掀起“社會主義高潮”，迅速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中國效仿蘇聯的榜樣，廢除了市場制度，全面建立了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命令經濟）制度。

蘇式集中計劃經濟制度剛一建立，其嚴重弊端就顯現出來。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還擁有比較大的經營自主權的國有企業，這時完全變成上級行政管理機關的附屬物，人、財、物，供、產、銷全都由上級行政機關決定。這樣的“生產單位”失去了經營自主權和生產積極性，生產效率和服務質量急劇下降，連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也嘖有煩言。面對黨內外對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的批評，黨政領導決定在保持國有經濟的統治地位和堅持命令經濟的前提下，對這一體制作出某些調整，適度擴大下級政府和國營企業權力和利益。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決定進行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

對于集中計劃經濟體制應當向哪個方向進行和進行哪些調整，領導人的意見是有差別的。例如，作為當時經濟工作主要負責人的陳云提出，要在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中引入某些市場的因素，形成“三為主，三為輔”的經濟格局，這就是在工商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對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主體，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

作為黨的最高領袖的毛澤東有更大的權威。他認為，蘇式計劃經濟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而在于“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管得過多，統得過死，抑制了各級地方政府、生產單位和職工的積極性。這樣，毛澤東在“體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的制度基礎上，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上述“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招致了1958－1960年期間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經濟秩序一片混亂，耗費大量資源所換得的也只是一堆邀功的虛夸數字和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生命損失。

毛澤東沒有對“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引咎自責，相反認為“大躍進”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群眾的“共產主義覺悟不高”和劉少奇、鄧小平等黨政負責人在“大躍進”失敗后背離了他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路線”。于是，就在1966年發動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和“對黨內外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同樣具有極“左”的性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發表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竟然宣布“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要和“黨內走資派”一起加以消滅。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瘋狂奪取國家權力，并利用手中的權力胡作非為，最終使整個中國社會瀕臨崩潰的邊沿。

在這種情況下，朝野上下一致認為舊路線和舊體制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要求從變革中尋求救亡圖存的出路。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所作的總結中指出，當務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經歷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以后尋求變革的共識。

“摸著石頭過河”和“雙軌制

”的形成（1978－1983年）

啟動改革的第一個行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動解除極“左”思想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以前，《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的兩報一刊社論《學習文件抓綱要》，提出了所謂“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意味著繼續執行造成了巨大災難的極“左”路線和相關制度。這與當時全國上下普遍提出的終結極“左”路線、實現“撥亂反正”的訴求是完全對立的。于是，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為開端，在全國掀起了一場以“解放思想”為基本內容的啟蒙運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

不過在當時進行全面改革的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中國黨政領導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經濟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作出了一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為民間創業活動開拓出一定的空間。

第一，在土地仍歸集體所有的條件下，以“包產到戶”的形式恢復農民的家庭經營。

在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全國絕大多數農民都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強制下加入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個體農民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分得的土地也合并為不可分割的“集體財產”。除國家不包工資分配外，合作社已經與國營企業沒有區別。1958年7月，毛澤東又號召把高級社合并組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土地、勞動力和其它生產資料都歸“政社合一”的公社統一調配。

在實現“合作化”以后，農民依然希望重建自己的家庭經濟。于是，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在“實行生產責任制”的名義下提出“包產到戶”的要求。但是毛澤東把“包產到戶”和集體農民擁有的小塊“自留地”、農民出售家庭產品的“自由市場”以及個體工商業戶“自負盈虧”放在一起，合稱為“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每一次包產到戶的要求都受到嚴厲的批判和制止。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許多地區的農民再次提出實行包產到戶的要求。當時出現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有“包工到組”、“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三種主要形式。現在通常稱為“包產到戶”的形式在當時稱為“包干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包產到戶”浪潮，首先在安徽興起。“包干到戶”的基本做法是：作為土地所有者的集體（一般由村委會代表）按人口或按勞動力將土地發包給農戶經營，農戶按承包合同完成國家稅收、統購或合同定購任務，并向生產隊上繳一定數量留存用作公積金和公益金，余下的產品全部歸農民所有和支配，從而取消了生產隊統一經營和統一分配，“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因此，“包干到戶”意味著農業經營方式由集體經營向家庭在承包來的土地上經營的根本轉變。

除安徽外，四川、貴州、甘肅、內蒙古和河南等地“包產到戶”也有了相當規模的發展，并且對促進當地農業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上述地區的這種制度變革不被當時實行“兩個凡是”方針的黨中央所認可。直到1979年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還規定：“不要包產到戶”和“不許分田單干”。不過，隨著鄧小平掌握實際領導權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的終結，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批轉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專題座談會紀要，即《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提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長期‘吃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也可以包產到戶”。這一文件下發后，全國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快速發展，其中發展最快的是“雙包”（“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農村經濟政策的第一個“1號文件”中明確指出： “包工、包產、包干，主要是體現勞動成果分配的不同方法。包干大多是‘包產提留’，取消了工分分配，辦法簡便，群眾歡迎。”這就使以“包干”為主要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度有了正式的政策依據，從而使這種自下而上的自發制度演變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確認。1983年初，實行以“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雙包”的生產隊占全國生產隊總數的98％。這意味著中國農業在繼續保持土地公有制的條件下通過“承包”的方式使農民的家庭農場得以建立。

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的推行極大促進了中國農業的恢復和發展，促使中國農業和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1985年農村總產值較之1978年增長了近3倍。1984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創紀錄的40731萬噸，比1978年增長33.6％；隨著農業發展，農村產業結構日趨合理，林、牧、副、漁以及農村工商業產值均有所提升；農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長，198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55元，比1980年增長85.5％。

第二，在保持公共財政與企業財務合一的前提下，實行“分灶吃飯”的承包制財政體制，使各級地方政府有了促進本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為了緩解1979年出現的巨額預算赤字，調動地方政府增收節支的積極性，從1980年起，中央政府將一部分資源配置權力和財政收支決策權力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財政預算體制由中央統收統支制轉向包干制，即當時被稱為“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除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仍實行接近于“統收統支”的辦法外，其余省及自治區都實行“分灶吃飯”，即按照預先規定的比例或數額，在中央預算與地方預算之間分配收入的財政管理體制。于是，省、地、縣等地區成為具有自己獨立經濟利益的經濟主體。中國經濟也由一個單一的系統轉變為包含許多獨立子系統的“多部門系統”（multi-division system），甚至“多級法人制系統”（holding system）。在這種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獲得了一定范圍的經濟管理權力之后，有動力為本地區進行市場創業活動的人士提供保護和支持，通過擴大本地區的經濟總量來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員個人的收益。這可以說是“分灶吃飯”改革的一項意外成果。

第三，在生產資料的流通和定價上實行 “雙軌制”，即在物資的計劃調撥和行政定價的“計劃軌”之外開辟出物資買賣和協商定價的“市場軌”。

在集中計劃經濟下，所有生產性物質資源（生產資料）都由計劃機關通過行政指令在國有經濟單位之間進行分配，價格只是在這些單位之間進行核算的工具，除占比重極小的集市貿易有少量“三類物資”流轉外，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個體企業和其他非國有經濟成分開始產生和逐漸壯大，它們的生產資料供應沒有列入國家計劃，如果沒有市場交易，這些企業就難以生存，更談不到發展。

1979年，國務院轉發的《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開始允許企業按照“議價”自銷超計劃產品。于是，物資流通和產品定價的“第二軌道”就完全合法化了。隨著國有企業計劃外生產和交換范圍的日益擴大，1984年非國有企業工業總產值已經占到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31％，1985年1月國家物價局和國家物資局發出《關于放開工業生產資料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允許企業按市場價出售和購買“計劃外”的產品，從此開始正式實行生產資料供應和定價的“雙軌制”。它的具體的辦法是，對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權取得計劃內調撥物資的國有企業，仍然根據1983年調撥數（即“83年基數”），按照調撥價供應所需生產資料；超過“83年基數”的部分，則按照市場價格從市場購買。

第四，在國內市場的“大氣候”尚未形成的情況下，構建對外開放“經濟特區”的“小氣候”來與國際市場對接。

在改革開放初期，要在短時期內形成國內市場并全面與國際市場對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國家建立出口加工區和自由港的經驗，利用沿海地區毗鄰港澳臺和海外華僑、華人眾多的優勢，通過營造地區性的“小氣候”作為對外開放的基地。1980年5月中國政府決定對廣東和福建兩省實行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1980年8月，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區域性外向型經濟形式”的經濟特區。

這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為有創業能力的人從事生產性活動提供了廣泛的可能性。

改革以前，中國經濟按照列寧的經濟模式，組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國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所有的經濟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在這種制度條件下，有才能的人士發揮其才能以獲取最大收益（包括財富、權力和聲望）的唯一途徑，是成為政府官僚體系（bureaucratic system）的一員；即使要在國營經濟中施展才能，也要首先在上述官僚體系中獲取一定的地位，而很難直接地發揮生產性的作用。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改革以前最有才能的人士都能夠進入到對能力回報最高的政府部門，受政治因素和戶籍制度的影響，在計劃體制下，大量人才無法充分發揮其才能和獲得最大收益。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采取的以上變通性的制度安排，在政府繼續保持對經濟的強力控制的條件下逐步擴大了市場的作用。隨著政府允許私人創業和從事生產活動所得到報酬的改善，社會成員中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士脫離了原有的職業，轉而成為從事創業活動的企業家。首先，在計劃體制下面臨的不確定性最大、報酬卻最低的農民最具有積極性開展創業活動；其次，在城市人口中，那些有才能但由于階級成份不好或其他原因不能成為國有企業或事業單位職工的人群也有積極性從事私人經營；最后，在企業家創新收益不斷提高的條件下，原有體制中的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員工由于家庭背景、工作經歷、“人脈關系”等原因從事尋租活動的能力較低，因而收入水平低下的那些人也轉到生產性創新活動方面去。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雙軌制”的制度環境。它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作為計劃經濟基礎的國有經濟（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經濟的邏輯運轉；第二，新成長起來的民營經濟成分雖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隸屬于基層政府，但其供產銷則大體上是由市場導向的。

這種“雙軌制”的制度環境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后果也是雙重的：一方面，它給民間創業活動一定的空間，使各種類型的民營企業迅速成長起來。1981年，中國民營企業的數量僅僅為183萬戶，到1985年已經增長到1171萬戶，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59％。同時，在對外開放政策的推動下，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和外國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廣泛的尋租（rent-seeking）環境，埋下了腐敗的蔓延的禍根。如果不能及時地通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消除這一禍根，就有可能釀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問題。

第二篇：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與展望

摘要：縱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已走過30年，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其實質是市場化和城鄉一體化程度逐漸加深的過程。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城鄉差距過大和農民增收困難等問題已影響到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統籌城鄉發展將是未來一個時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基本背景。

關鍵詞：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回顧；評價；展望

中圖分類號：F3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09)02-0036-04

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回顧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的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8年到1984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等形式發展而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全國推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使中國農村逐漸形成“鄉政村治”的二元基層治理體制新模式，也標志著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基礎從此發生了本質改變。1982年到1984年的三個中央“一號文件”，從理論上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農業合作化理論在實踐中的新發展。

第二階段從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理論上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重大轉折，農村經濟改革也邁向市場的探索階段。改革農產品統派購制度、建立農產品市場體系是這個階段農村經濟改革的中心任務。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農產品收購的“雙軌制”，以合同訂購和市場收購的形式取代了農產品的統購統派。蛋類、水產品、蔬菜和肉類等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開。其中，水產品是我國最早完全放開管制的農產品；國家對糧食和棉花則實行了較長時間的“雙軌制”，直到2004年糧食才放開生產經營，是我國最晚放開管制的農產品。鄉鎮企業在這個時期異軍突起，不但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為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創出一條新路子。1992年，我國有鄉鎮企業2321萬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職工約1.13億人，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加額中來自非農產業(主要是鄉鎮企業)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達50.66％。鄉鎮企業還把工業文明帶進了農村，客觀上要求勞動者提高科學文化、技術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和新型農民，加速了農民現代觀念和市場觀念的形成。

第三階段從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并發表重要講話，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建立健全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成為這個時期的主題。由于改革初期對主要農產品流通體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購體制，并沒有觸動銷售體制，在糧食收購價格不斷提高的情況下，購銷價格的倒掛問題日益突顯，造成糧食收儲企業嚴重虧損。1992年，國家開始改革糧食銷售體制，直到2004年，國家通過《糧食流通管理條例》，決定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價格，并將國家實行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間接給農民的補貼轉為直接補貼，使農產品生產和流通真正實現了市場化。在這個時期，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迅速發展。到2002年底，各類龍頭組織帶動農戶總數超過7000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0.5％，其中，每個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平均帶動農戶達7.6萬戶。目前，東中西部分工協作，出口型、大宗農產品型和特色型共同發展的農業產業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從1993年頒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我國以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為主體的農村金融體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在1984年開始實行的農村稅費制度下，農民不僅要為政府提供稅收，還要為鄉鎮和村提供各種費用或基金。由于鄉村財政供養負擔的加重和公共建設與服務對資金的需求量持續增加，不規范的農村稅費制度使鄉鎮政府和村民委員會加重農民負擔成為可能。特別是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相當緩慢，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經過長時間的論證，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最后定位于農村稅費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國鋪開。

第四階段從2004年至今。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胡錦濤明確提出“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認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改革更加關注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考慮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與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如何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解決“三農”問題。200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決議》，并作為2006年的“一號文件”頒布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戰略任務。同年，以取消農業稅為標志，國家開始推進農村綜合改革，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為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體制保障。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總結了三十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凝聚了全黨集體智慧，體現了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要求，適應了中國農村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億萬農民的共同心愿，為中國推進農村經濟改革提出了行動綱領。

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三十年的評價

(一)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是一場成功的變革。不論從歷史的標準還是當代世界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農村經濟三十年的改革和發展都是一個成功的事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原來由國家資本控制的農村土地變成兩億農戶根據社區內部成員權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場占當時中國人口80％的農民都得到好處的改革。在讓農民承包土地的時候，國家同時把農村的公共開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讓渡出去，使土地在擁有社會保障職能的同時還承擔起為鄉村財政提供財源的責任，在國家建設資金緊缺和落后經濟基礎還不足以支撐全國社會保障事業的時期，它在保持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上為最大限度的提取農業剩余創造了條件。面對土地產出的內在約束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熱情高漲的農民逐漸把眼光投向非農產業，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吸收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了農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國農業勞動力平均糧食產量呈遞減趨勢，土地生產率也不斷接近其生產可能性邊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又沖破城鄉地域界限，開始了“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他們作為低成本的勞動力為城市建設和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巨額的勞動積累，彌補了資金積累的不足。三十年的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有效釋放了現有

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業和農村的生產能力，為實施城市和工業的優先發展戰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城市和工業經濟的優先發展，必然要更多的從“三農”中提取剩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在加快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從農業獲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斷增加。改革開放后，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產資料價格下降速度，工農業商品綜合比價指數明顯上升，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更加擴大。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國農村2000余萬農民失去土地，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業土地收益流失嚴重，征地“剪刀差”使農民蒙受至少2萬億元的損失。城鎮用工制度改革以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量激增，成為城鎮化建設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發展的主力軍，由于較低的工資水平且幾乎不享有任何勞動與生活保險，用工“剪刀差”使農民工勞動收益被壓縮。持續時間過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農業因長期價值補償不足而失去自身發展的活力，也使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沒有得到應有改善。在市場自發調節下，生產要素會從低收益的產業和區域流向高收益的產業和區域。農業是弱質產業，難以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但農業同時又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所以發達國家政府都普遍實行農業支持政策。改革開放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農業的局面雖然有所改變，但支持農業發展的投入機制和積累機制并沒有建立，隨著城鄉差距的逐漸擴大，農業生產要素流失問題更加嚴重。長期以來，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由國家負擔，農村則基本上是由農民自籌解決，由于原有的農村稅費制度不規范，鄉鎮財政供養人員數量逐年增加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積累的資金更加缺乏。雖然國家近年來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業稅，增加了對農民的補貼，加大了對農村教育和縣鄉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國家建設資金也向農村基礎設施傾斜，但這些政策效應的發揮主要是長期的，短期內效果有限。

三、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產業發展規律，引導和促進農業實現產業化經營。目前，發達國家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增加值同農業增加值之間的比例已超過2.5:1，而中國的這一比例僅是0.5:1。考慮到中國農產品產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與農業增加值之間的比例完全有條件達到發達國家現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至少可達到96 980億元。如果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的一半能夠在縣城以下的農村區域實現，且同時GDP能夠保持8％的平均增速，屆時農村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和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合計有望達到18.7萬億元，農村產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重將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確保農村居民收入與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條件下，農村就業人口占社會就業總人口的比重可達60％左右。這充分說明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潛力巨大。如果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能夠實現上述發展，必然會吸收大量勞動力就業，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優化農業與農村的產業結構，極大的擴展農業的生產空間，這與農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變革具有相似的效應。農業產業化大發展將帶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的下一場深刻變革，它是中國農業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導和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是未來一個時期農村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根本驅動力。

(二)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回顧30年改革歷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憲法規定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并在實踐中加以完善。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指出，必須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斷深化農村改革，激發億萬農民的創造活力，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因土地按均田分包制造成了耕地的分割與分散，形成其固有的矛盾，矛盾又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是大量的農民轉移到二、三產業，但又不肯放棄在農村的土地產權，于是便出現大量粗耕、棄耕現象，農村迫切需要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二是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地價及土地資本性收益也隨之提高，加速了農民對農村土地產權的追求，在土地收益問題上出現了集體與集體、集體與農民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在新的發展階段，依靠市場調節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成為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土地具有資源與資產的雙重內涵，不可能脫離產權而獨立存在，然而中國農村現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是產權不明確。雖然中國創造性的使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但是模糊的土地產權還是為實現土地經營權有效流轉設置了諸多障礙，改革的實踐表明建立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土地流轉制度是中國農村土地優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礎。由于中國建設資金在較長時期內仍將緊缺，不能支撐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成果能否保證土地再次分配的公平還有待商榷，所以，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無疑成為最佳選擇。

(三)通過體制創新改變城鄉要素配置的不平衡性，實現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把農村勞動力及其農村居民從農業和農村中轉移出來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然途徑。我國近年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積極鼓勵城鎮化發展和農民工進城務工，使中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速，城鎮化率在2007年已達到44.9％，據權威部門預測，未來十幾年還將會保持年增長率為1％的上升速度。那么，中國從現在起到2020年每年要轉移1500萬農村人口和900萬個農村勞動力，總共需要轉移農村人口2億多，城鎮壓力十分巨大。雖然中國城鎮化率在2020年可能達到55％至60％，但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屆時還將有6億至7億農民，農村的安置任務同樣很繁重。黨和國家要實現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在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新農村的建設。隨著“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導方針和“兩個趨向”的提出，國家開始著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近幾年，國家不僅取消了農業稅，還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補貼力度，原來保障城市和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體制被逐步改革，“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政策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然而，中國城鄉發展差距過大，農村基礎設施落后的現實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農村生產要素流失和投入不足的問題無疑會加劇。通過創新農村金融體制、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體制、農村教育補貼與就業體制以及社會保障體制，改變生產要素配置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城市偏向，統籌城鎮化發展與新農村建設工作，是農村經濟改革的當務之急。

(責任編輯：閆春英)

第三篇：財政改革三十年歷程

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

—三十年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回顧/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航程，至今已走過了三十年的光輝歷程。三十年彈指一揮間，三十年任重而道遠。財政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不畏艱險，克服困難，在改革開放的各個發展階段，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與改革，保障了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開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本期專題僅以有限的篇幅，簡略地展現了財政改革與發展三十年的歷程，以饗讀者。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率先在政府間關系方面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1978-1983年在改革開放探索期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分灶吃飯”為特征，打破原來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1984-1991年在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期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包干為特征、放權讓利為主線，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條件。1992-2000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期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規范為特征、宏觀調控為基調，基本上奠定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財政管理體制。2001-2008年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期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完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為重點，促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協調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財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第四篇：中國服務業三十年：發展歷程

一、中國服務業三十年：發展歷程

(一)服務業發展：增長迅猛，但滯后格局未變

1.服務業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但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仍然偏低。

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受物質生產部門優先發展戰略、服務部門為非生產性寄生部門的指導思想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重視服務業的發展。這期間，中國服務業發展落后可見一斑。1978年開始的中國經濟改革啟開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大門。在1978-2007年間，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9％以上。與此同時，作為國民經濟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服務業(在統計局的資料中被稱之為第三產業)，也獲得了高速的增長。服務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860.5億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9632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1.5％，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近兩個多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23.4％增加到了2007年的39.2％。每年增加將近0.6個百分點，但近5年來其比重不斷下降趨勢。

2.服務業正逐步成為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力軍，但其潛力仍沒有發揮出來。

1978年以來，中國的就業結構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就業先是上升再基本趨于穩定，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升相對較快。2007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達到24945萬人，而1978年其就業人數只有4890萬人，2007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是1978年的5.1倍，第三產業就業占全部就業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參見表2)。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提高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第三產業)將成為吸納勞動就業的主渠道。國際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都遠多于第二產業，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日本)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是第二產業的3倍左右；中等收入國家(如保加利亞、巴西)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是第二產業的2倍左右(參見表3)。在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第三產業被認為是吸納勞動力能力最強的領域，但中國第三產業在吸納勞動力方面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優勢，所吸納的全部就業人口還不到三分之一，遠低于國際水平。這固然與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加速發展階段、制造業較發達且市場化程度較高有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的現實。

3.服務業勞動生產效率逐年提高，但服務業各行業間勞動生產率差異顯著。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人均增加值)穩步提升。1978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只有0.1759億元/萬人，2007年則上升到了3.8616億元/萬人，2007年是1978年的21.95倍，年均增長12％(參見表4)。服務業門類眾多，各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差異較大。根據荊林波、李蕊(2008)的研究，在10個服務部門當中，房地產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生產率最高，分別達到59.68506億元/萬人和52.25454億元/萬人，遠遠超過服務業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勞動生產率最低的行業是教育(3.434531億元/萬人)。此外，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業的勞動生產率也不高。[1]

4.從服務業內部結構看，傳統服務業較發達，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明顯落后。

根據國際通用的服務業分類標準，一般地認為，傳統服務業是指運用傳統的生產方式經營，并且在工業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務業。主要包括醫療衛生服務業、餐飲住宿業、修理業、商業等。現代服務業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業化進程、社會生產分工的深入影響而加速發展的服務業和運用現代科技技術、新型服務方式及新型經營形態對傳統服務業進行改造的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既包括新興服務業，也包括對傳統服務業的技術改造和升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服務業保持較快發展速度的同時，其內部結構明顯改善，服務業結構轉換與升級正在加快。物流、金融、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的帶動作用開始顯現，旅游、文化、教育培訓、醫療衛生、體育、會展、中介服務、動漫、創意等需求潛力大的新興服務業發展迅速。現代技術型、知識型服務業迅速發展，各種新型業態層出不窮，提升了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特別是對制造業的支撐能力。但交通運輸、郵電通信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等傳統產業的主導地位并未改變，現代物流、信息、金融等現代服務業發展總體水平仍然偏低。從服務業內部各行業增加值來看，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所占比重最高，占全部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高達40％，而金融與保險、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與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的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的比重還比較低，約為20％。

(二)服務業改革：體制束縛堅冰已打破，但還任重而道遠

1.服務業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總體落后于農業和工業領域的改革。

在計劃經濟時代，服務業發展長期得不到重視。在當時的體制背景下，我們幾乎把現代化的目標單純地理解為工業化，大力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是當時最重要目標和最迫切的任務。1978年拉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序幕，但這種改革也是從農業(1978年農村實施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和工業(1984年國有企業放權讓利)開始的，最后才觸及服務業。服務業改革中全面展開則要追溯到1992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之后。中國改革30年最大特點也是最成功的一條經驗就是“漸進式”制度變遷。服務業制度變革也是如此。從服務業改革的先后次序來看，是按照逐漸放開服務改革、完善服務市場結構和體系以及服務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順序，遵循了先易后難漸進推進的基本原則進行的。比如，首先是在輿論導向上、統計指標體系的設計上為服務業發展創造基礎性條件；其次是逐步放寬相關服務行業價格的管制，在一些領域(主要是居民服務領域)較大程度地放松了進入規制，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市場競爭，較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決定服務品的價格；進而再實施市場結構改革政策，允許其他國有企業或者部分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定行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有經濟獨家壟斷經營的格局；最后實施產權改革，通過股份制、民營化或者與外資合資、合作方式，對某些行業的國有服務企業(如銀行、證券、保險、商業零售領域)進行產權結構調整，引入了不同所有制的競爭主體。這些改革舉措促進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與世界服務業方式變革的總趨勢也基本吻合，但從30年來的服務業發展實踐來看，其實施力度和改革的成效還非常有限，或者說制度變革的能量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

2.體制束縛是制約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1)市場機制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理應是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在服務業領域也不例外。盡管改革已經了30年的歷程，但中國不少服務業領域壟斷色彩十分強烈，一些部門對某些領域過分看重其兼有的屬性，如：銀行作為調節經濟手

段的屬性，科教衛體等領域作為公益性、福利性事業的屬性，文化、傳媒等作為意識形態的屬性等，導致了銀行、證券、保險、電信、民航、鐵路、教育衛生、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領域，至今仍保留著于分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府或國有經濟壟斷經營嚴重。比如，在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投資仍占50％以上，大大高于工業的同一比重，而且多數服務產品的價格還是由政府制定和管理，市場競爭很不充分。其結果，服務業的發展遠遠適應不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需求，提供效率低下，降低了凈社會福利，也影響服務企業的經營和機制創新，不利于服務業的成長。

(2)行政審批環節過多、且多頭管理。主要表現是行政審批環節過多、效率不高，行政執法尺度寬嚴不

一、收費過多。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產業政策司等2005年對服務業前置審批項目的不完全統計，除涉及國家法律17部、國務院行政法規33部、國務院政策文件20件外，涉及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部門規章、文件106件。各地方依據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文件制定的地方性規定就可以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合。由于修訂機制不夠有效，法律、法規和規章、文件存在著修改不及時、廢止退出滯后的問題，成為體制創新的障礙。各政府部門之間的政策和管理辦法存在許多不銜接和不配套之處，為企業帶來很多困擾。行政執法中廣泛存在的重復檢查、重復收費、行為不規范等現象也妨礙了服務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3)事業單位改革滯后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不徹底嚴重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產業化、社會化、專業化是服務業發展的方向，但中國長期以來把不少服務業當作是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內部的事情，沒有把它剝離出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規模和效率。

中國的事業單位承擔了較多的公共服務或準公共服務職能，但也有一些本可以產業化或市場化的服務業也存于其中。其中比較典型的有各種應用開發性科研機構、職業培訓機構、社會中介機構、一般性藝術表演團體、新聞出版機構乃至部分賓館、招待所等，該市場化的沒有市場化。公共支出越位擠占了稀缺的公共資源，分散了財力，使得社會急需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或無力供給。各類事業費供給范圍龐雜及財政供養人員負擔過重，造成一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越位供給或過度供給的狀況，另一方面又存在著應當由公共部門保障的事業，資金供給短缺、保障乏力的問題。國有企業是市場經營主體，理應全力以赴地參與市場競爭。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很不徹底，不少大企業出于自身利益和安置富余人員等方面的考慮，至今仍保留了大量的非核心業務，如車隊、法律事務、后勤、學校、醫院等，企業絕大多數生產性服務業在企業內部消化，制約了物流、工業設計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政府機關及學校、醫院等部分事業單位后勤服務社會化程度不高，大量服務需求內置，如各政府機關為提供電子政府服務，紛紛設立了專門的信息中心，而其專業化水平和運作效率遠低于專業化的信息服務公司。

(4)壟斷與管制的現象還比較嚴重。中國在很多服務業領域實行壟斷性經營。在中國，很多服務業是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的服務產業，如金融保險、電信、郵政、城市供電、鐵路、民航、港口等領域。由于這些部門壟斷難以打破，政府的管制又不夠有效，服務產品的生產和供應效率還比較低下。中國服務業在入世前對外資有著嚴格的限制，入世承諾中才逐漸放寬原有的限制，但是國內服務企業與國外服務企業大規模的競爭還沒有到來。

(三)服務業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大，質量有待提高

服務業的對外開放狀況主要通過服務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方面的指標來反映。改革開放

30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盡管還有較大逆差，但發展前景十分看好，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服務業利用外資也邁上了新的臺階，占全部實際利用外資額的比重在不斷攀升。

1.中國服務貿易正在蓬勃發展，但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世界服務貿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世界服務貿易總額從1982年的7674億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63200億美元，年均增速達到了8％，高于貨物貿易增速1個百分點。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的份額從1980年的15.7％上升到2005年的19.3％。在這一國際背景下，中國服務貿易保持了快速發展態勢，出口和進口額已分別由1982年的25億美元和19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914億美元和1003億美元，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居世界第7位，進口居世界第5位，服務貿易地位明顯上升(陸燕，2008)。[3]

必須看到的是，中國發展服務貿易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國家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2006)把這種挑戰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不強，主要表現在出口規模較小，貿易逆差較大，與貨物貿易相比發展相對滯后；其次，服務貿易結構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旅游、運輸等傳統部門，高附加值或技術含量較高的現代服務貿易發展落后；第三，服務貿易統計體系還不完善，導致政府制定政策、對外談判缺乏依據，企業開拓市場、應對風險缺少信息，影響了中國服務貿易領域政府活動和企業業務的開展。

2.中國服務業吸收外商投資大幅增長，現代服務業正成中國吸引外資的新熱點。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引進的外資主要投放在制造業，服務業幾乎是空白。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服務業吸引國際直接投資開始逐年增多，在中國吸引外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也開始提高，但總體來講，服務業吸引外資水平仍然較低。不過，近些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官方網站提供的數據，中國利用外資結構和質量呈現出制造業投資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外商投資迅猛增長等一些新特征。2006年，工業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近6年來首次下降，而服務業外商投資迅猛增長。全年工業制造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400.8億美元，比上年下降5.6％；占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63.6％，比上年降低了6.8百分點。2006年服務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99.2億美元，比上年大幅增長了33.5％，增幅比上年提高27.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批發和零售業、教育、房地產業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幅度都超過50％，分別為93.9％、91.1％、72.3％、65.6％、51.9％。服務業利用外資占當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32.3％，比上年提高7.6個百分點。而且，外資進入服務業領域的結構正在不斷優化，前幾年主要是房地產業，但近年來，則表現出對電信、銀行、證券、保險、分銷等現代服務業領域的偏好，現代服務業正成中國吸引外資的新熱點。服務業吸引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有利于改善和優化中國的產業結構，減弱對資源環境的壓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3.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力度和水平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來看，哪個領域開放得較早，哪個領域就發展得較快。中國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在很大程度上與過去開放度低有關。比如，中國的金融和電信市場長期以來是具有完全壟斷特征的市場，金融服務由國家銀行壟斷，電信服務由國家電信壟斷。由此產生這些領域的服務質量差、經濟效率低。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對外開放度越來越高，開放度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涵蓋了《服務貿易總協定》12個服務大類中的10個，涉及總共160

個小類中的100個。目前，包括銀行、保險、證券、電信服務、分銷等在內的100個服務貿易部門已全部向外資開放，占服務部門總數的62.5％。但總的來講，中國服務業的開放整體上晚于制造業，開放程度也遠低于制造業。在國際市場上，對外直接投資約70％流向服務業，但中國2006年服務業吸引的外資額即便有了較大程度的提高，也只有吸引全部外資額的32.3％。目前，外資進入中國服務業還要面對外資準入資格、進入形式、股權比例和業務范圍等較多的限制，對外開放的力度和水平仍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第五篇：淺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問題

淺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問題

旅游與酒店管理學院06級3班李英聰2251706308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鮮明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新時期中國發展的主旋律。

直到現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已走過30年的歲月，其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誰曾想，30年前，數億中國人還在為溫飽問題而發愁，如今13億多人民的生活已經總體上達到了小康；誰曾想，30年前，擁有手表、自行車、縫紉機“三大件”曾是許多人的追求，如今新“三大件”已幾經升級，電腦、汽車、商品房等對越來越多的百姓來說早已夢想成真。是什么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是什么推動了中國的騰飛？歸根到底，就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30年，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并不長，但卻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命運。這30年，在中國大地上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奏響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恢弘樂章。

當人們在實踐社會主義將近半個世紀的時候，人們就發現了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基本問題：人們在生產資料集體共同占有的條件之上，很難發展人類社會生產力。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改革。由于缺乏正確的理論依據，這場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沒有獲得極大的成功。

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開展了一場以發展人類社會生產力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盡管取的了偉大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包含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就其現有體制存在的問題來說：

1.表面上的市場經濟底下，是國家壟斷的實質。并因此導致市場經濟的嚴重扭曲。例如當今的房地產，就是在土地壟斷的基礎上，實行房屋市場化。結果造成的卻是人們買不起房子。

2.對國家財政的使用方面，由于權力的不受監督，導致國家財政被大量揮霍浪費。盲目上馬的基礎設施投資，很多都屬于虧本投資和不必要投資。領導者投資失敗，其造成的損失，全部由人民來承擔。當財政被大量浪費后，導致資金匱乏，不足以應付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項目的資金支出。

3.市場經濟可以創造高效率的經濟增長率，但同時也會在利潤的驅使下，嚴重破壞社會正常發展。例如中國的環保問題、假冒偽劣問題等等。所以，必須要有一套機制來限制市場經濟的惡劣一面。而目前的體制，不具備這種有效的限制能力。相反，在地方GDP和賄賂資本的作用下，官員卻對這些惡劣行為，起到了保護傘作用。

4.前面三項的作用加上各種貪污腐敗行為，導致國民消費能力低下。內需嚴重不足，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出口能力。一方面導致國外的傾銷指控；一方面導致本國生活水平增長緩慢或者存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其動機值得贊賞。對資本和市場的引進，也值得稱道。但是，資本和市場需要一個與之匹配的體制，才能發揮好的一面，同時抑制惡的一面。資本的作用只是在逐利，猶如水銀泄地一般，無孔不入。只要有利可圖，即使明知是不法行為，資本也依然會義無反顧的沖過去。如果體制不能夠有效的限制資本，那么只要體制有一絲的縫隙，資本就立即進行大肆破壞，從而讓這個縫隙變得越來越大。

5.地區差距和收入差距懸殊，貧困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目前，我國地區之間和居民之間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引致社會不穩定的危險程度，貧困率雖有一定的下滑，但貧困人口的絕對規模仍然較大，且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大量的失業下崗人數將加劇貧困問題。

6.經濟增長外部性影響嚴重。在我國經濟轉型中，由于地方政府、企業過分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忽視人口、生態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導致大氣環境、水資源污染、自然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嚴重影響了人民生產和生活的自然條件，進一步制約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以上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腳步，阻擋著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是擺在全黨全國人名面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想要解決這些問題，還須在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礎上繼續努力，在“完善”上狠下功夫。因此在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中，進一步明確今后改革的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

具體來說，必須進一步建設健全法制化管理；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和途徑的改革并適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機制，加快推進和完善壟斷行業改革；進一步深化對外經濟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進一步深化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和監管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深化對人口、環境和發展三者協調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對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進一步深化對公共服務體制的改革，努力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對教育、衛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逃避，而是努力的解決，適當的控制。全黨和全國人民應該團結一致，迎難而上，相信解決了經濟發展當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我國的經濟發展會有一個質的飛躍，我國將會昂首挺胸邁入世界強國之林，東方巨龍將會向世界展示她真正的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