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秦漢時期匈奴族提取植物色素技術考略

秦漢時期匈奴族提取植物色素技術考略

A BRIEF RESEARCH ON THE TECHNIQUE OF EXTRACTING PlANT PIGMENT BY THE HUNS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王至堂 撰(內蒙古大學化學系)

《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2卷第4期(1993年)：355—359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Vol.12 No.4(1993)

內容提要：

本文依據中國史籍記載下來的一首匈奴歌謠，結合當時的民族習俗和有關的歷史文獻進行考辨，論證了在兩個多年前的秦漢時期，中國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匈奴族，已經掌握了提取植物色素的技術。該項技術使用了物理和化學方法，并包含了初步的酸堿知識。經過文化交流，曾對中原地區的染色業產生過巨大的促進作用。

Abstract

Based on a Hun folk song preserv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custom Of the Hun nationality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this article expounds and proves that over 2,000 years ago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of China，the Huns in particular，already grasped the technique of extracting plant pigment．The technique in question made us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methods and involved a preliminary knowledge of acid-base．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it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greatly promoting the dyeing industry of the Central Plains．

一、匈奴歌謠及其歷史背景

匈奴，也稱“胡”，戰國時游牧于河套地區及陰山一帶，其政治中心在頭瞞城(今內蒙古五原縣西)。秦漢之際，冒頓單于乘楚漢相爭之機，東破東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南滅樓煩，控制了東至松遼平原，西至巴爾喀什湖，北至貝加爾湖，南至長城的廣大地區。西元前200年，冒頓又攻晉陽(今太原)，漢高祖劉邦親率三十萬大軍迎戰，被冒頓圍困于平城(今大同)達七天七夜，后用陳平計，向閼氏行賄，才得脫險(1)。此中的“閼氏”乃單于妻子之號，其諧音為“焉支”。

西元前121年，匈奴攻入土谷(今河北懷來)，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短兵肉搏，大獲全勝。同年夏，霍去病二次西征，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攻祁連山，大破匈奴軍，俘獲三萬多人(2)。是時，匈奴有歌曰(3)：

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此歌失載于《史記》和《漢書》，首載于北涼人編《西河故事》，轉記于唐朝開元年間的《史記正義》、《史記索隱》及唐末的《十道志》，也可見于宋朝的《樂府詩集》及明朝的《丹鉛總錄》。歌雖淺顯，存疑頗多，注家紛紜，互有異同。由于匈奴族“毋文書，以語言為約束”，加之年遠代湮，更使考據維艱。筆者不揣淺陋，襞績補貂，從科技史角度，結合民族習俗和歷史典籍，對此歌的后兩句進行考辨。謬誤處敬請中外各族方家教正。

二、“焉支山”及“焉支”考

據唐朝李泰的《括地志》載：“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其中刪丹”二字，現代寫為“山丹”。又據《辭海》“焉支山”條目：“甘肅省永昌縣西，山丹縣東南”。有人據此推演，認為焉支山是以盛產山丹花而得名的，匈奴婦女又以此花做胭脂，用以美容。另有一說：“古匈奴女子喜歡濃顏粉裝，她們從山上采摘山丹花葉子涂抹在臉上??(4)”文中未注明出處，查閱典籍也均未找到此類記載。據考察，山丹花在中國北方山野隨處可見，至今也并非罕物，而焉支山夾在祁連山與龍首山之間，乃“工”字之一豎。面積甚少，并非巨脈，與當時匈奴控制的廣大地區內，產山丹花的地方相比，亦屬微不足道，何能影響“顏色”之有無。可見“山丹花”之說不確。

又一說，焉支山的“焉支”二字，與“閼氏”、“胭脂”諧音，而“閼氏”(亦作“焉提”)，“匈奴皇后號也”(5)，或“匈奴名妻作‘閼氏’”(6)。據此，焉支山也可轉意為“皇后山”或“美人山”，與現在的“神女峰”相類。失去美人或失去胭脂，都會“使我婦女無顏色”。可見，“匈奴歌”的后兩句，本是語帶雙關的。從藝術角度來看，如此理解的確韻味深長。可是諧音終究是諧音，仍無法解釋為何失去焉支山則失去了作為婦女化妝品的胭脂。

《史記索隱》引《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探取其花染緋黃，采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肢，婦人將用為顏色。”(7)一語泄漏天機，原來是焉支山下盛產“紅藍”，其花可做“煙肢”，匈奴婦女“用為顏色”。所以，失去焉支山，無以采“紅藍”，無從做“煙肢”，當然“無顏色”了。

三、“煙肢”及“紅藍”考

“煙肢”，亦作“燕支”、“捻支”、“燕脂”、“臙脂”、“胭脂”、“煙脂”、“赤因脂”，是一種紅色顏料，婦女用以涂臉頰或嘴唇。問題是為什么同一種東西，同樣的發音，用漢字卻有這么多的不同寫法？其單字和組詞均無實質語義，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也概未收入，何以如此？合理的解釋是，它們并不是古代漢語的原有辭匯，很可能是由西域引入的“外來語”，可能都是由匈奴語“焉支”派生的。

近代有一種稱為“胭脂紅”的顏料，又叫“蟲紅”，由干燥的雄性胭脂蟲經化學處理而得，然而胭脂蟲(Coccus cacti)原產墨西哥；還有一種名為“胭脂花”的，實指紫茉莉(Mirabilis jalapa)，原產南美洲。它們都不能與古代的“胭脂”列為同儕。

《習鑿齒與燕王書》所記的，產于焉支山并用以做胭脂的“紅藍”，是“紅藍花”的簡稱，也稱“紅花”。據北宋寇宗奭《圖經衍義本草》：“紅藍花生涼漢及西域，一名黃藍，《博物志》云，張騫所得也。”(8)南宋趙彥衛《云麓漫鈔》也曾引張華《博物志》：“黃藍，張騫得自西域。”(9)再據明朝徐光啟《農政全書》：“紅花，《博物志》曰張騫得種于西域，一名紅藍，一名黃藍，以其花似藍也，??”由于張華《博物志》原書已佚，今本由后人搜集而成，因而在今本《博物志》中找不到趙彥衛和徐光啟的引文，可能系后人搜集遺漏所致。對照《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I》：“紅花，喜溫暖干燥氣候，耐旱，耐寒，耐鹽堿，適于陽光充足，地勢高燥，肥力中等，排水良好的砂質土壤栽培，??”這正是地處河西走廊的焉支山地區的自然環境之寫照，可為今本《博物志》補遺旁證。

西晉崔豹撰于西元3世紀的《古今注》卷下謂：“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10)五代后唐的馬縞撰于10世紀的《中華古今注》卷中卻說：“燕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11)兩種說法很不一致。再看明末張自烈撰于17世紀的《正字通》：“紅藍即紅花，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采其花染緋，取英鮮者為燕脂，故單于妻號閼氏，音焉支。紅藍??一名黃藍，《博物志》云張騫得種于西域也。”(12)這顯然又與習鑿齒及崔豹唱和，而與馬縞相抵。為此，查閱古代植物志、地方志及貨殖之類文獻，均未發現燕地出產紅藍的記載。況且，燕國故地現在也無此野生植物。模擬實驗證明，紅藍花色素，有紅有黃，以黃為主。若不經分離，如馬縞所言，直接取其花汁凝縮為膏，則顏色最初似土，后以棕褐如醬，非朱非黛，不嫩不艷，很難為婦女作“桃花妝”或“飛霞妝”。故不取馬縞之說，乃以崔豹及張自烈之說為準，并以《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I》作結：“紅花(Carthanus tinctorius)，菊科，紅花屬，草本，又名紅藍花，草紅花。??中國早在漢代即由張騫由西域引進。”

依據《史記?大宛列傳》推算，張騫兩度出使西域的時間是西元前138年至西元前126年，以及西元前119年，而產生“匈奴歌”的時間當是西元前121年。如此可知，張騫引入紅藍花與漢朝攻占焉支山，都在西元前2世紀末。顯然，匈奴人以紅藍花做胭脂的歷史會比這更早些。焉支山原屬月氏，在秦末才歸屬匈奴，可以推想，在秦漢時期，不獨匈奴，而且包括月氏在內的西北部少數民族，都可能掌握過此種技術。

四、提取色素技術考

匈奴人無文字，“匈奴歌”可見于《史記正義》、《史記索隱》以及許多漢文典籍之中，此歌雖字字珠璣，但也無法直接從中考證其制作胭脂的方法。“解鈴還需系鈴人”，還是引種紅藍花的張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時，曾被匈奴招婿，居留十二載。在此期間，他可能多次見過他的“胡妻”及別的“胡婦”如何制作胭脂。耳濡目染，即使并不參與，也會記住其方法。張騫歸漢時，不但帶回了“紅藍”和“胭脂”，而且帶回了他的“胡妻”和“胡奴”(13)。由此推想，他們已完成了從種植到制作的“成套技術引進”。漢人從他們那里學會了這套技術，因地制宜并發揚光大，以致后來寫成了文字(14)。這些漢文古籍就可作為考證的原始根據，再結合當時匈奴人的民族習俗及地理環境，進行綜合考察，就不難追朔到匈奴人提取植物色素的具體方法。

據北魏時期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記載：“殺花法：摘取即碓搗使熟，以水淘，布袋絞去黃汁，更搗，以粟飯漿清而醋者淘之，又以布袋絞汁即收取染紅勿棄也。絞訖著甕中，以布蓋上，雞鳴更搗以栗令均，于席上攤而曝干，勝作餅，作餅者，不得干，令花浥郁也。”同書又記“作燕支法”：“預燒落藜、藜、藿及蒿作灰[無者即草灰亦得]，以湯淋取清汁，揉花[十許遍，勢盡乃生]，布袋絞取純汁著甕器中，取醋石榴兩三個(引者按：《天工開物》中用烏梅水)，擘取子，搗破少著粟飯漿水極酸者和之，布絞取沈，以和花汁[若無醋石榴者，以好醋和飯漿亦得，若復無醋者，清飯漿極酸者亦得，空用之]，下白米粉大如酸棗[粉多則白]，??痛攪，蓋冒至夜，瀉去上清汁至淳處止，傾著白練角袋子中懸之，明日干浥浥時，捻作小瓣如半麻子，陰干之則成矣。”(15)記述如此詳細，真乃考據者之大幸!

按現代化學知識解釋：紅藍花中含有紅、黃兩種色素，其中紅色素只占0.3-0.6％，而黃色素卻占20—30%(16)。若不分離，則色不純正。紅色素不溶于酸，可溶于堿，故先用

酸性溶液將紅色素沉固于花中，絞出黃色素。做胭脂時，則先用堿性溶液(草木灰水，內含碳酸鉀)浸取，溶出紅色素(紅花醌苷，Carthamone，C21H20O11)。再加入過量的酸性溶液(醋石榴、烏梅、醋、酸飯湯)中和，便把紅色素單獨沉淀出來了。如此反復操作幾次，便可將黃色素全部除盡，得到顏色純正、極為艷麗的紅色素。捻成小餅即為胭脂。這是典型的化學中和反應和典型的化工單元操作。

這些操作顯然未必是當初匈奴人作胭脂的原法，現在只要再考察一下游牧民族的習俗和自然環境，就不難還原了。問題集中在匈奴人用的是什么酸和什么堿？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只要再查一查司馬遷的《史記》，就迎刃而解了。

先考證用什么酸。《史記?匈奴列傳》記：匈奴人“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美也。”由此可知，其無“粟飯”，當然也無“粟飯漿清而醋者”。《史記索隱》注：“湩，乳汁也”。“酪”，是用乳汁做成的半凝固食品。此外還有“干酪”(現代蒙語稱為“胡酪得”)，是將脫脂后的乳汁，在乳酸菌的作用下自然酸化，極酸時，膠體破壞，酪蛋白凝結成塊，過瀘和干燥后就得“干酪”。瀘出的清液(現代蒙語稱為“瀉拉斯”)中含豐富的乳酸(α—羥基丙酸)，用以加工紅藍花自然又好又方便，中原地區無此物，不得已才代之以酸米湯。當然也不能排除匈奴人使用“醋石榴”(即酸石榴)的可能性，因為石榴原產波斯，也是經西域才傳到中國的。

再考證用什么堿。《史記?匈奴列傳》記：“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豈知正是多澤之地，其鹵之中富含天然堿(碳酸鈉)，甚至從附近地表的泛白之處也可輕易得之，簡直像塵土一樣平常。在匈奴故地，東起黑龍江、吉林、西至新疆的哈密及阿爾泰山麓，中間包括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也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及俄羅斯的貝加爾湖一帶，幾乎到處都有天然堿湖(17)。僅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天然堿蘊藏量即達2000萬噸，歷來以張家口作為銷往內地的集散地，故以所謂“口堿”而名聞遐邇。天然堿溶于水，可得清澈透明的堿性溶液，遠比草木灰為好。可能因漢地得之不易，而求其下，代之以草木灰。

通過上述分析，當初匈奴人制作胭脂的技術便可見端倪了：先用制干酪時瀘出的乳酸汁處理紅藍花，分離出黃色素。然后用天然堿溶液，溶出紅色素。再加入過量的乳酸汁(“瀉拉斯”)，中和天然堿，并使紅色素沉淀出來。如此反復進行中和反應，就把黃色素分離干凈，就得到艷麗、純正的胭脂了。由于所用的酸和堿都比《齊民要術》所用的好，因此，匈奴胭脂很可能比漢胭脂的品質更好。

仿照當年匈奴人制作胭脂的方法，我作了模擬實驗：原料是干燥的紅藍花(蒙語名“古日呼木”)，自然酸化的牛奶，內蒙古伊克昭盟出產的天然堿；用具是粗瓷大碗，獸骨筷子，粗紡毛布；實驗條件是常溫常壓；實驗所用的天然堿溶液按0.1M配制，其PH值為11.6，牛奶自然酸化后得到的乳酸汁，其PH可達2.5左右，二者的酸堿度正好匹配。實驗結果，只需兩次溶解及兩次沉淀，即可得到艷如桃花的胭脂。同時得到嫩如蛋黃的黃色素。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還制得了兩種副產品，即乳香四溢的奶油和干酪。

中原地區，早有許多植物可做染料，例如茜草、梔子、蓼藍等。《詩經?小雅?采芑》篇有：“路車有奭”，《正義》注為：“彼茅搜染為奭，故知赤貌也。”茅搜即茜草，在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都有分布，是中原地區染色業的主要原料。而紅藍花引入中原以后，它就由涂

面用的“胭脂”，成長為染色業的“嬌娘”，不久就成了著名的經濟作物(還可入藥)，與原有的梔子、茜草平分春色，竟達到不辨彼此的程度了，以致不少人將“茜”與“紅藍”及“紅藍花”混為一談。(18)西漢時期，有的人家種植梔茜和紅藍花竟達千畝，以成巨富，“此其人與千戶侯等。”(19)足見紅藍其盛！后又東漸日本，亦足見彰施之遠！

注釋：

(1)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894頁。

(2)同上，第2908頁。

(3)張守節：《史記正義》，見《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110卷，第2909頁。

(4)《內蒙古社會科學》(文史哲)1988年第2期，第87頁。

(5)顏師古：《漢書注》，見《漢書》，中華書局，1959年，第3749頁。

(6)(7)司馬貞：《史記索隱》，見《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889頁。

(8)蘇頌：《圖經本草》草部第七，胡乃長等輯復本第221頁，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9)《欽定四庫全書?子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047冊，第574頁。

(10)崔豹：《古今注》，見《古今逸史》，景明刻本，第九集，卷之下，第4頁。

(11)馬縞：《中華古今注》，見《古今逸史》，景明刻本，第十集，卷中，第4頁。

(12)張自烈：《正字通》，廖百子先生輯，芥子園重鐫，第二函，第124頁。

(13)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3159頁。

(14)賈思勰：《齊民要術》；李時珍：《本草綱目》；宋應星：《天工開物》；徐光啟：《農政全書》。

(15)《欽定四庫全書?子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30冊，第63頁；繆啟愉：《齊民要術校釋》，農業出版社，1982年，第263頁。

(16)中科院藥物研究所等：《中藥志》，第三冊，人民衛生出版社，1961年，第317頁。

(17)侯德榜：《天然堿》，化學工業出版社，1959年，第1—19頁。

(18)司馬貞：《史記索隱》，見《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3273頁；裴骃：《史記集解》，見《史記》,第3273頁。

(19)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32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