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門生故吏遍天下”——簡談兩漢官吏選舉制度

“門生故吏遍天下”——簡談兩漢官吏選舉制度

自古以來，歷代統治者對人才的選拔任用都非常重視，因為成千上萬的大小官員是王朝政令的執行者，是協助封建帝王統治全國人民的工具，官員的質量好壞關系到王朝的興盛衰亡。因此，統治者選拔人才時不僅要注意德行，還要考察其能力，要求德才兼備。“無規矩不成方圓”，官吏的選舉任用都有所屬朝代的制度。

中國古代官吏的選舉制度，有一個演變發展過程。“天下為公”的原始社會，實行的是“選賢授能”的制度，以傳說中堯舜禹禪讓為典型。夏、商、周三代，實行“舉賢能”制度，以湯舉尹、武丁舉傅說為代表。戰國時期，以招賢養士為官吏選舉制度。而秦朝官吏的選拔制度，雖曾在早期實行過和周朝一樣的世官制，稍后又實行過薦舉，但從整體上看，軍功吏制度是主要的選官制度。到了漢代，朝廷為了適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統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了一整套統治人才的選官制度。這套制度包括察舉、皇帝征召、公府與州郡辟除、大臣舉薦、考試、任子、納資及其他多種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還可以交互使用。漢代統治者通過多種方式，的確在前期選拔了不少人才，對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兩漢在我國封建社會中之所以能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也和這個時期人才輩出有著密切關系。然而，由于時代和階級局限，這些選官弊端也逐一暴露出來，最終導致“門生故吏遍天下”這一現象的形成。首先我們先來談談兩漢的官吏選舉制度及其利弊。兩漢時期的官吏選舉主要是通過察舉、征辟、任子等途徑來實現的。察舉，也就是選舉，是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漢代察舉的標準，大致不出四條，史稱“四科取士”，《后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宮儀》說:“一曰德行高妙，志行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摘自《中國政治制度史》，白鋼編寫）。雖然漢文帝時已有“賢良”、“孝廉”之選，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漢武帝時始以明文規定下來。具體而言察舉是由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和地方上的郡國守相等二千石以上的高級官員通過考察，把所謂品德高尚、才干出眾之士推薦給朝廷，然后根據策試水平高下，按等授官。不久又規定以人口的數量、按比例進行選舉，取消了資產的限制，這

樣使察舉制度逐漸完善起來。從制度上看，國家對察舉的管理還是比較重視的，但由于察舉的標準過于籠統，也缺乏嚴密的考試，再加上政治昏暗和公卿守相舉薦的多是門生故吏，所以在實施過程中，經常出現弄虛作假，以致“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后漢書》卷61《左雄傳論》），造成風氣日壞，使虛名偽進之徒經過鉆營進入公門。此制在東漢后期已經破壞不堪，民間流傳著“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外篇卷15《審舉》）的謠語。也就是說，察舉制度如認真執行，對封建政府并無不利。但問題是察舉制度常為豪門權貴所壟斷，成為他們網羅黨羽、發展幫派勢力的重要途徑。進入東漢后，察舉制度就逐漸演變成大官僚集團拉幫結派、擴張權勢的工具。“門生故吏遍天下”也不足為奇了。

征辟制度，包括征聘和辟除，也是漢代選拔官吏的主要方式。征聘由皇帝直接聘請地主階級中的知名人士入朝參政或備為顧問，此類征聘，是皇帝的直接用人之權，為漢代最尊榮的仕途，征君去就自由，朝廷雖可監督，如堅不應命，亦不能強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賓禮。如武帝，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漢書·枚乘傳》，《漢書》2365頁）；又如夏侯勝“善說禮服，召為博士、光祿大夫”（《漢書·夏侯勝傳》，《漢書》3155頁），除非皇權旁落，一般不會成為臣下結黨的工具。但征聘之權如落入后妃手中，亦可作為其擴張權勢、鞏固地位的手段。如呂后聘商山四皓（夏黃公、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來輔佐太子，以打消劉邦易儲的念頭。辟除是指中央公卿和地方州郡長官可以自己選用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幕僚掾屬。漢代的選官制度規定，三公可以自行置吏，刺史可置從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辟除制度除了賦予公卿牧守以很大的用人權,可以隨意任用掾屬而無須向皇帝呈報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士人被辟為高級官員的掾屬后，入仕和升遷的機會都會大為增加。在一般情況下，由中央公卿辟除者，經過試用、通過公府商第或由公卿舉薦即可在中央或地方擔任要職。如董卓征辟荀爽初拜平原相，后遷光祿勛，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之三公，僅九十五天。由州郡牧守征辟者，因積功積勞，或經過試用，也可升補中央大員或地方長官。因此，從東漢中期起，這一制度逐漸被大官僚集團控制、操縱，成為其謀取權力利益的武器手段，一方面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為了培植私人勢力，壯大自己的勢力范圍，競相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大權辟除士人為掾屬，為親屬而任之，結黨私營，；另一方面士人為獵取高貴厚祿，也紛紛使出渾身解數托身官僚貴族門下，無論有才能與否，于是不僅造成了官吏素質的整體下降，還使公府、郡國的幕僚掾屬與其長官之間就形成了故吏與府主的關系，也即是“門生故吏遍天下”。

任子制度是漢朝根據蔭庇的原則任用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為郎或與郎官秩位相近的太子洗馬、庶子、舍人之類的官職。此外皇帝還常將特辟、蔭庇的對象從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子弟擴大到他們的門生、賓客。此外，兩漢時期還有“公車上書”之制，天下吏民上書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長，授以官職。另在博士弟子中取能通一經者入仕，補文學掌故的官缺，而考試成績甲等者可為郎官。毫無疑問，此制若把握得體，利于人才的吸收，否則會重覆察舉、征辟墮落之路！

察舉與征辟以儒家思想為原則，以鄉里輿論為根據，它的施行，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前軍功入仕為主體的官吏選拔制度，適應了和平發展時期的社會狀況，充實了文官制度，并從制度上位“學而優則仕”提供了條件，為知識分子參政開啟了方便之門，確實打破了貴族階級壟斷統治機器的局面，與“世卿世祿制”比起來，無疑是一種進步；與“客卿制”相較，其選拔的規范更加廣泛，從而保證了兩漢王朝對統治人才的需求。然而，它的弊病也與生俱來，首先，被察舉和征辟的人，要求“才高名重”，為社會輿論所推崇，結果許多士大夫故意修飾自己的言行，借以傳播名聲，抬高身價，有的甚至矯情造作，沽名釣譽，以便博取高官厚祿，真實才干反而被拋于腦后；其次，隨著政治腐敗，豪門大族賄賂請托，舞弊盛行，造成嚴重的察舉不實，也就如前所說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外篇卷15《審舉》）。綜上所說，兩漢的官吏選拔任用制度，初期確實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充實和加強了封建統治機構，尤其是在漢武帝時期，《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記載“漢之得人，于茲為盛”。但至東漢，“以族（門第）舉德，以位（權位）命賢”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選舉乖實”的狀況，連最高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漢明帝劉莊就說：“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后漢書》卷二《明帝紀》）。于是一批“累世寵貴”、“世代為官”的豪門閥閱、“儒學世家”開始形成。以“中興元功”著稱的鄧禹一家，東漢一代“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后漢書》卷一六《鄧禹傳》）。還如弘農楊氏四世為三公，汝南袁氏則四世五公。門生與舉主、故吏與府主之間彼此結納，出現了一個個依附性極強的宗派集團，“門生故吏遍天下”之勢亦已形成，故中國古代一度出現“門生故吏遍天下”的簡論也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