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錢誠可貴，生命價更高——姚麗事件的法律意義范文

陳朝暉*

（浙江萬里學院法學院法學院 浙江 寧波 315100）

憑著你的嶄新盔甲，青春的盾牌，心靈的銳利，理想的利劍，勇敢地摘取真理的金牌，千萬不要注意旁人的嘲笑。

無論過去是成功還是失敗，今天依舊陽光燦爛，繼續保持你的信心，去掃除無知和虛偽，去尋覓甘洌的清泉。

——Mrs.Charles E.Cowman

中文摘要：

生命權和財產權都是應當受到法律保障的權益，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在市民社會生命權應當優先受到保護，在政治國家則應考慮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歸屬來做出取舍。法律所追求的正義不是無謂的犧牲，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暫時的妥協也無違正義的初衷?！笆馑啦贰辈槐厝皇歉锩⑿壑髁x精神，而可能是封建流毒的外在表現。見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當為法律所否定，但不得以此作為剝奪其緊急避險之權利的理由。

關鍵詞：生命權 財產權 市民社會 政治國家 正義 妥協

Money is precious Indeed, but Life is Invaluable

——The legal prescription of the Case of Li-Yao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are bot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law.When the two are conflicting from each other, we should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in civil society, right of life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in national politics, choice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he value instead of the ownership.The justice pursued by law is not a meaningless sacrifice.When be forced and cannot help but make a concession temporarily, it can’t be regarded as disobeying justice.“Life-and-death struggle” might not be the ac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ism, but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eudal harmful influence.Seeing one is committing a crime without grappling to stop it, should be denied by law naturally.But when the law performs its right role, the right of necessity should be respected at the same time.Key words: right of life;property;civil society;national politics;justice;concession

1999年7月9日中午12時許，中國建設銀行三名女儲蓄姚麗、孫海波和李蓬趁中午無業戶時吃午飯，突然闖進兩名男子，其中一人從提包內取出一把5-6磅鐵錘猛砸防彈玻璃，并高喊“你們趕快開門，不準報警，誰報警就整死你們”，姚麗馬上躲在柜臺下按“110”報警器開關和用電話報警，但警訊均未送出。此時，歹徒仍瘋狂地將防彈玻璃砸出一個直徑40公分傘狀碎痕，并逼迫儲蓄員孫海波打開柜臺門，并威脅喊道“我們只要錢不殺人，你不開門等我們進去就殺了你們”。孫海波說沒有鑰匙并看了姚麗一眼，姚麗點頭示意后，也以假裝找鑰匙拖延時間，蹲在柜臺下打電話報警，但電話仍無蜂音。此時，孫海波見被砸壞的傘狀玻璃碎痕要掉下來，出于害怕，在歹徒恐嚇下將柜臺門打開，因姚麗正在打電話未預料到孫海波將柜臺門打開。歹徒進入柜臺后，其中一名持刀歹徒威逼姚麗把尾箱打開，并揚言不開箱就殺了你，致使姚麗打開尾箱，歹徒將姚麗尾箱中13568.46元現金和孫海波尾箱中30190.00元現金裝入隨身攜帶的提包內，又說錢怎么樣么少？姚麗等三名儲蓄員均謊稱“今天早上有個儲戶取了大份，行里送款車還沒到，不信你們看看票子”。以此故意拖延時間，誰也沒有把保險柜鑰匙交給歹徒，也沒有把保險柜打開，從而保險柜內25萬元現金未被歹徒搶走。兩名歹徒又亂翻一陣后逃離現場。姚麗又用電話向“110”報了警。案后第二天，姚麗從自己家中取來現金13568.46元交給了單位。經查，姚麗平時工作勤懇，流產假期未到提前上班。

另查，中國建設銀行大慶分行保衛部1999年3月份配發給景園儲蓄所的恐嚇報警器直至案發時還未安裝，案發時，“110”報警裝置失靈。在景園儲蓄所的所長外出集訓后，未按“男女搭配”和另設一名兼職安全員的規定配齊人員，也沒有書面文件指令姚麗為臨時負責人，亦未按規定經常檢查監控報警、通訊設備和恐嚇報警器是否靈敏好用，導致犯罪分子搶劫得逞。

1999年7月

25》，Article3，partⅡof Schedule 11，參見楊良宜．《海事法》．大連：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9,382．），并不得主張經濟報酬。但是數額特別巨大或者至關重要的國有財產為國運民生之所系，也是國家保障個體人權的物質基礎，比如國家在戰時為了保障對軍需物資的所有權，要求軍人的生命權服從國家的財產權似乎是一個法理上沒有爭議且法律上各國通行的做法。我國《刑法典》就將“戰場上貪生怕死，自動放下武器投降敵人”，“戰時臨陣脫逃”規定為“軍人違反職責罪”加以處罰。此乃政治國家的法與市民社會的法之差異使然。對于其他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財產與個人生命權的衡量，國家的刑事和行政立法有時不能對此做出硬性規定，企業的自主立法（企業的自主立法構成法的淵源，參見：吳春香、陳朝暉．《論企業管理之法治化》[J]．載《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03（1）67．）強調對國家利益的保護，似乎在一定的限度內也是可以接受的。這雖然是市民社會價值取向的例外，但或許解釋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未嘗不可，而且市民社會向政治國家的滲透也可合理運動而發揮積極作用。但是，下列前提是必須存在的：第一，此類企業的自主立法必須要經民主程序，比如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方能生效。因為這不是企業剩余控制權的問題，而是事關企業職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廣大職工都認為保障特定重大財產的安全確實較個人生命安全更加重要，這是全體職工乃至全國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將此作為制度確立下來也無違法之虞。當然其是企業員工協調意志而不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因此只能以軟法（SOFT LAW，是指法律拘束力比較弱的法律）的形式存在。而不經民主程序，由少數人作出對多數人的產生效力的規范，則不但是對群眾路線的背離，也是對法治的破壞，對人權的踐踏！第二，重要財產，應當限定在嚴格的范圍內，即必須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不可或缺，也無可替代，決不能以一個“國有財產”的名頭將雞毛蒜皮也計算在內。第三，英勇斗爭不是無謂犧牲，必須有避免或挽回重大損失的現實可能。第四，企業自主立法不得與上位階的法發生沖突，不得剝奪企業員工基于法律而享有的“緊急避險”之法定權利，否則即為無效。而建行大慶分行要求員工在決無生望的情況下為一萬三千元的財產利益而生死相搏，顯然不具備上述前提，是極不人道也難說公道的。如果說我國公民的生命權竟然不及一萬三千元人民幣的財產權，恐怕要得出中國人牛馬不如的結論。依照此邏輯，嚴重失職、有負黨和人民重托的銀行行長楊日新，其價值幾何自不待言。

之所以存在生命權和財產權這樣的稱謂，是因為生命和財產都是法律需要保護的利益。所以當兩種權利發生沖突時，在市民社會當然以生命權優先，但在政治國家，法律側重保護哪方面的權利，最終需要考量的是其背后所蘊含的利益——是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歸屬。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是一個不言自明的謬論。試問難道集體利益不是由個人利益構成（雖然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累加）？集體利益只有通過關注個人利益才能得以實現。如果片面強調為了集體利益，個人應當無條件的做出犧牲，而不考慮利益的大小，其結果是集體利益的總量有減無增，無論從哪個角度考察都是不經濟的，當然也是非正義的。顯而易見，即使政治國家，也不能一概的將財產利益置于生命利益之上，否則也可能發生對正義的背棄。

戰時的軍需物資，是戰爭成敗的關鍵所在，是國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它值得用鮮血和生命去維護。但是，在眾所周知的荒唐年代，一位青年為了搶救被激流沖走的一粒稻谷，而“光榮犧牲”，只因為那是集體的稻谷，該青年便被樹立為學習的榜樣。這個故事曾經激勵過一代人，其中滲透著的無知和愚昧，還有殘忍和血腥，令人想來不勝唏噓。然而即使今天，仍然沒有走出這個怪圈和陰影。據一位朋友撰文說，其讀小學的侄兒所在的學校老師問同學們：如果遇到洪水，是搶救學校價值幾百元的電視機還是搶救自家幾千元的電腦，幾乎全班所有同學都答搶救學校的電視機，唯有該小兒答曰先搶救自家的電腦，隨后再給學校買臺電視機。沒想到該回答竟然還是招致老師的批評，曰：心中沒有集體！這個故事，雖然沒有“舍身救稻谷”極端，但其邏輯卻同出一轍。集體的利益再小，也比個人至關重要的利益為大。這個邏輯從經濟學上來說是顯然不成立的，至少以該小兒的做法，對集體利益無損，亦可滿足個人利益。這樣一個利己利他的選擇，不知怎么就成了沒有集體主義觀念。難道在可以減少損失的情況下，無謂的擴大損失就成全了集體主義的宗旨么？這樣的道理小學生都很清楚，相信有理智的成人不會有人不明白。上世紀80年代末刮起的“學賴寧”的熱潮，當時本文作者作為一名具有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的小學生（當時作者已經通讀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數百萬字），對此便十分困惑不解：難道救火不應當由專業的消防隊來進行么？一個初中生，揮舞一根樹枝，對偉大而壯麗的救火事業可以貢獻多少力量？難道這樣的犧牲精神是值得推廣的么？可惜作者的觀點沒有人理睬，皇帝的新裝依然被心懷各種目的的成人吹捧和贊頌，乃至1994年4月，遼寧省瓦房店市許家屯鎮東馬屯小學對面的山上發生山火，十幾名六年級小學生爭先恐后去救火，結果，８個孩子葬身火海。而事后據有關部門評估，那場山火燒毀的都是荒草敗葉和不成材的雜木，根本沒有造成任何經濟損失。由此，大連市終于將“中小學生不得參與救火”明文下發，多少反映出認識和立法的進步。然而，這樣明顯的道理，難道只有透過鮮血的折射才可以感知么？

愛國，愛集體也許是天經地義的，一定的“付出”和“奉獻”也是愛的必要表達，但不是只有“割肉飼鷹，舍身飼虎”才是真正的愛。奉獻也許不當謀求回報，但不能沒有價值。本文作者的女朋友，總是三天兩頭給作者下達各類工作任務，要求作者毫不遲疑的效犬馬之勞。先是滿足她自己的奇思異想，后來發展到與她有交往的一干人等的雞毛瑣事。總之要求作者必須對這些毫無

第二篇：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樹立正確的戀愛觀

所謂戀愛觀是指對待擇偶和愛情的基本看法和態度。戀愛觀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經濟關系和道德關系的產物，是具有階級性的。對于大學生而言，我們提倡樹立科學的無產階級的正確的戀愛觀。

第一、提倡志同道合的愛情。

愛情不是樹蔭下的甜言，不是輕彈的眼淚，更不是死硬的強迫，愛情是建立在共同基礎上的心靈溝通。因此，在戀愛的選擇上最重要的條件應該是志同道合，思想品德、事業理想和生活情趣等大體一致。大學生作為新時代的棟梁，其戀愛觀應該是理想、道德、義務、事業和性愛的有機結合。

第二、懂得愛情是一種責任和奉獻。

大學生在進入戀愛狀態前，就應該懂得，愛不僅是得到，更重要的是一種責任和奉獻。第二方面的責任屬于私人生活的性質，是社會干預最為微弱的生活領域，是主要依靠道德的修養和自覺的責任感來維持的。正因為如此，它反映了一個人的人格形象。大學生一旦進入愛的王國，就必須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才能獲得崇高的愛情。

此外，大學生還要注意提高戀愛挫折的承受能力。大學生戀愛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因而在追求愛情的過程中，遇到如單戀、失戀、愛情波折等種種挫折是在所難免的事情，其中失戀是最嚴重的一種挫折。如果個體的承受能力較強，就能比較好地給予應付，如果所受到的挫折超過承受能力而得不到合理的情緒疏導，就有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第三篇：生命誠可貴陽,友誼價更高

生命誠可貴，友誼價更高

我自從97年來到廣東進入廣東省電力工業局電生公司工作至今已近15個年頭了，在這十幾年中見證了廣州經濟飛速發展；見證了電力體制改革后廣東省電力局改制為電網公司和粵電集團公司；見證了粵電物業公司的前身方能物業公司的成立；也見證了廣東粵電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誕生。在這十幾年的工作過程中我隨著時光慢慢變老，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現在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我也在這十幾年中深切感受到如家庭般的溫暖，特別是03年入職物業公司以來，更加深切的感受到物業公司的人文環境，和諧的工作氛圍和領導、同事間至親至純的友誼。

05年9月的一天早上，我在粵電廣場8樓餐廳用餐后突然腹部巨痛，工程部同事急忙送我到華僑醫院，經檢查確診為急性胰腺炎后住院治療，在此過程中醫院2次下達病危通知書，由于我獨自1人在廣州工作，親人都在重慶，是管理處吳經理代表公司在病危通知書上簽了名；公司李總、馮總等領導也在第一時間來看望我并送來了慰問金；工程部孫經理、馬山泉等部門同事更是24小時在病房輪流照顧我，一直到我15日后康復出院。

這次生病讓我懂得生命的可貴，不經歷此不足以理解當時的無助和感到生命的脆弱。即使在康復出院后領導也經常關心我的恢復情況，從不讓我違反醫囑喝一滴酒，使我逐漸恢復到現在一直身康體健?？梢院敛豢鋸埖恼f，是公司領導無私的關懷和同事們的細心照顧：給了我有生存的希望和勇氣；讓我戰勝了病魔；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生病雖然不幸，但我是幸運的，我得到了領導和同事們勝似親人的照顧，在此我感謝公司，感謝公司領導，感謝同事們，此段經歷將銘記我心，畢生難忘，我祝愿所有的領導和同事幸福安康，愿你們好人一生平安！

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