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時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種種表現形式及其產生原因

新時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種種表現形式及其產生原因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青宜

1、城鄉居民之間的利益矛盾。

這一矛盾主要是由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引起的。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必然帶來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結構的調整又必然造成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新時期城鄉居民之間利益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其一表現為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所產生的利益矛盾。據安徽省統計，1999年全省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農民平均純收入的3倍左右。就全國來看，農民與城市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1：2.4縮小到1984年的1：1.7；但1990年擴大到1：2.2，1999年則達到1：2.65。另外，國家在社會福利、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方面的投資往往也偏重于城市，農民無論在社會地位，還是在生活質量方面都與城市有較大差距。

其二表現為以“民工潮”為突出表現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所產生的利益矛盾。這種人口流動雖然給城市建設與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了一定作用，但也給城市人口的就業帶來越來越大的競爭與壓力；同時，對城市的住房、環境與治安等方面帶來沖擊與矛盾。

2、區域居民之間的利益矛盾。

這一矛盾也是由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引起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集中，東、中、西部差距迅速拉大，尤其導致“老少邊窮”的經濟不發達地區與經濟發達地區居民在利益上的反差與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開發前，由于實行政府計劃調控機制和對西部的鼓勵與優惠政策，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很大。改革開放后，這種差距迅速擴大。到1998年，全國GDP為82933億元，東部為48314億元，占58.4％，中部為23126億元，占27.8%，西部為11493億元，僅占13.86％ ；我國的貧困縣中的90％集中在西部地區，貧困人口中最貧困的部分也集中在西部地區。在東部很多居民已達到小康水平的同時，由于自然、歷史、教育、人材等方面因素的制度，西部一些地方的經濟還很落后，一部分居民的生活仍處于溫飽線以下。

3、不同所有制職工之間的利益矛盾。

這一矛盾主要是由經濟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所引起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有制形式單一，經濟結構相對穩定，人民內部利益的矛盾不十分明顯。隨著所有制關系的調整，利益主體多元化，不同利益主體的主體意識得到強化，矛盾也表面化。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與所有制結構從以公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結構，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結構轉變。已形成了國有、集體、股份制、個體、私營及外資等不同經濟成份并存，在市場競爭中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其中非公有制經濟迅猛發展。在這種格局下，非公有制企業（私營、合資、外資等）職工收入偏高與傳統的國有、集體企業職工收入偏低也產生了消極影響與矛盾。

眾多資料顯示，一個私營企業主的年收入往往是一個國有企業廠長、經理的幾倍，甚至十幾倍；一名外企職工的工資也往往是國有或集體企業職工的幾倍，甚至更高。這種貧富反差容易造成作為國家主體的工人、農民、機關干部心理失衡，甚至“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直接影響他們的積極性，也影響社會的團結與安定。

4、企業內部職工的利益矛盾。

這一矛盾主要也是由經濟結構的變化所引起的。這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一些國有、集體企業因機構精減、調整、重組或經營不善，陸續會有一批職工下崗待業或失業，這批職

1工在經濟上、生活上都會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這樣就會出現下崗職工與在崗職工在切身利益上的矛盾；下崗職工與企業領導在生活保障與安置方面的矛盾。另一種情況是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勞資矛盾，一些私營企業勞動條件惡劣、工資偏低、勞動時間偏長以及拖欠職工工資、限制職工人身自由等，從而導致職工不滿所引起的矛盾。

5、不同行業職工之間的利益矛盾。

這一矛盾主要是由行業的性質、行業之間的差別所引起的。改革開放前，我國行業收入差距較小，而且行業排位變化不大，國家在工資政策及福利待遇方面重點向重體力高消耗行業傾斜。如1978年最高行業電力煤氣的平均工資是850元，而最低行業社會服務業的平均工資只有392元。而改革開放后，行業收入差距開始拉大，而且位次變化大。如1998年金融保險業平均工資是10633元，而農林業只有4528元。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各行業之間的效益與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主要依靠壟斷經營而不是靠勞動付出獲取高收入的行業對低收入行業中的職工工作積極性的挫傷及產生的不公平感，對各行業的齊頭并進、共同發展十分不利。如何遵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來適當平衡與緩解各行業及其職工之間利益的差距與矛盾的緊迫性日益顯現。

6、不同部門職工之間的利益矛盾。

這一矛盾主要是由部門的性質、部門之間的差別所引起的。“利益多元化的表現之一，就是部門已成為利益主體”；并由此導致不同部門及其職工之間利益的沖突與矛盾。其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把職權與利益掛鉤，使職權利益化，不同部門之間爭權奪利。

其二是一些職能部門在行使職能權力時，往往濫用職權，亂收費，亂罰款，侵犯群眾利益，中飽私囊或謀權本部門的不正當利益，引起群眾不滿。

其三是“同一部門上下級之間正常的領導或業務指導關系被扭曲，熱衷于收取管理費，但工作指導不力，引發下級部門對上級部門的不滿”。

其四是“部門內部的工作導向發生偏差，突出表現為以經濟效益為主要指標衡量工作的成效”。部門權力利益化以及其它趨利行為直接影響到部門之間、部門內部上下級之間利益的不平衡，也直接對部門內部的工作導向產生消極影響。

7、黨群、干群利益關系的矛盾。

新時期黨群、干群關系呈現出的一個新特點是利益關系凸現。“黨群、干群關系，說到底是一種利益關系，其它種種關系都受到利益關系所決定和制約”。

“過去黨群、干群之間，政治關系、同志關系、感情關系相對多一點，盡管這些關系也體現了利益關系，但畢竟是間接的。而現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利益觀念的強化，在黨群、干群之間的多重關系中，利益關系與利益矛盾更加突出。”

黨群、干群利益關系的矛盾有多方面的表現，其中最突出的利益矛盾有兩種：

其一是一些單位與部門的干部，為了突出自己的“業績”，為了自己的仕途一帆風順，往往搞浮夸、虛報、攤派，搞形象工程，而不惜加重群眾的經濟負擔，直接侵犯群眾的切身利益，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

其二是一部分黨政干部腐敗和搞不正之風，不但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而且也加劇了黨群、干部 的對立與矛盾。一些干部貪污、受賄情況嚴重：有的地方干部連救災款都敢貪污、挪用；有的企業早成“破廟”，群眾下崗、失業，可那里的“方丈”還在巧取豪奪；有的黨政干部在招工、招干、干部提拔任免、學生分配、職工安置等人事工作中大搞不正之風，搞權錢交易。所有這些，使黨群、干部利益矛盾突出。

新時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表現形式還可以列舉一些，但比較集中地表現在以上幾個方面。

新時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上述種種表現有的在改革開放前就若隱若現的存在，只不過不象現在這樣突出，這樣尖銳，范圍這樣廣泛。

在改革開放前，由于實行計劃經濟，在物質利益分配上帶有明顯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的特點，個人利益主要由國家、集體直接掌握與調控，收入的差距也不明顯、不突出。再加上當時在意識形態上的宣傳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階級斗爭，“使得人們淡化了物質利益，或者說，物質利益矛盾處于隱形狀態”。

而在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按照價值規律和利益原則進行資源配置和經營管理，這就使得物質利益關系，特別是局部、個別的利益凸現出來”。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經濟在互相補充與相互促進的同時也存在相互競爭和排斥、一些地區、部門，行業的差別以及其他人為的不合理的因素，“人們之間在個別、局部的利益要求和滿足方面的差別越來越大，經濟利益的矛盾由幕后走到幕前，并且越來越突出”。

由此可見，從一定意義上講，新時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復雜化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較之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平均主義、“大鍋飯”來說，可以講是前進與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第二篇：論新時期人民內部利益矛盾

論新時期我國干群利益矛盾

朱西周

在新時期經濟利益關系不斷調整和社會轉型逐步加快的條件下，各種各樣的人民內部矛盾層出不窮，愈益尖銳、劇烈，這些必然大量反映到領導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上，通過干群矛盾表現出來。新時期的干群矛盾，是指改革開放以來廣泛地存在于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各個領域、各級領導干部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各種矛盾。而在多種多樣的干群矛盾之中，干群之間的利益矛盾是干群關系中基礎性的矛盾，也是人民內部利益矛盾的重要方面。胡錦濤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講話中曾經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由此可見，正確認識和處理干群利益矛盾、理順和構建和諧的干群關系、保持社會的穩定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平抑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關鍵。

物質利益是由一定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人的需求的滿足過程；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稀缺客體對象；是需要在經濟關系上的表現。主體的需要是利益形成的自然基礎，一定的社會關系構成利益的社會基礎，社會實踐及其成果是利益實現的客觀基礎。利益是制約干群雙方行為的目的和動力，在干群的全部活動中占有著重要地位。干群矛盾較之于改革開放以前比較突出的表現之一是：干群之間的利益矛盾突出。其中交織著個人利益、單位利益、行業和地區利益、國家利益、階層和小集團利益、群眾利益等的矛盾和沖突。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和集體成為唯一的利益主體，不同的利益主體矛盾處于隱性狀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利益公開化了。體制改革包含著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逐漸形成眾多的經濟主體、市場主體和物質利益主體。利益是人們從事一切活動的最終動機和目的。干群關系說到底是一種利益關系，其他種種關系都受利益關系的決定和制約。過去，干群之間政治關系、思想關系、感情關系處于主導地位，盡管這也體現了利益關系，但畢竟是間接的。現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利益觀念的強化，在干群之間多重關系中，利益關系更為突出，利益矛盾也隨之顯化。

（一）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現

在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的歷史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由于部分領導干部的腐敗而引發的干群利益矛盾。

（1）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體制漏洞使腐敗現象有了滋生的土壤,造成干部與群眾的利益矛盾突出。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盡管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但是法制體系仍存在著空缺與漏洞,存在著不健全與不完善的地方,就為一些領導干部以權謀私提供了機遇。“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①[①]孟德斯鳩曾說過:“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②[②] 建國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集政黨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社會監督于一體的監督體系。但是監督系統也存在許多的空缺,致使相當多的環節出現“弱監”、“虛監”,重追懲罰性的事后監督,輕警示性的事前監督,輕對失策監 ①②

督,無法避免決策的重大失誤,不能防患于未然等缺陷。這些權力運做過程中的缺陷為官員極度膨脹的私欲提供了直接便利。據中央黨校課題組的調查看,地方級干部在2000 年和200

1①年中對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的回答,腐敗問題仍是頭號問題。[③] 腐敗問題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心腹大患,不僅給國家、人民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易使群眾喪失對領導干部的信任和支持。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的:“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②[④]

(2)少數領導干部干部的腐敗與人民群眾要求廉政而引發的干群利益矛盾。

腐敗原系生物學概念,一般指有機體的惡性變質。在政治學意義上則泛指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行。公共權力即政治權力,它具有公共性、工具性、價值性、強制性、侵犯性和擴張性等特點。由于公共權力具有工具性、價值性,因而可以和其他價值物進行交換,即所謂權錢交易；又由于公共權力具有強制性、侵犯性、擴張性,因而它可以強迫非權力主體為其服務。目前,部分干部的腐敗主要集中在權力的集中點，體制轉換的交匯點，監督系統的乏力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人財物需求的關節點上,表現為腐化墮落，受賄索賄，貪污，盜用侵吞公共財產，揮霍公共財產，挪用國家資金，瀆職，決策及服務中心偏向,兼職，公賄，亂罰款亂攤派等等。部分干部的腐敗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破壞了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傷害了人民的感情,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深惡痛絕,使很多地方的干群關系由戰爭年代的魚水狀態演變為萍水狀態,甚至水火狀態。一項調查顯示,73%的人對領導干部最不滿意的問題是貪污腐化,68%的人認為當前群眾最關心，對黨委最迫切的要求是懲治腐敗

(3)國家機關的特殊利益的存在為部分干部追求私利提供了條件，誘發了干群利益矛盾。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即使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這種利益會成為禍害。這種國家機關的特殊利益不僅不同于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而且也不必然等同于統治階級的利益。有時，國家機關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犯統治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在談到路易·波拿巴時說：“統治階級對生產者大眾不斷進行的十字軍討伐，使它不僅必須把它自己的議會制堡壘——國民議會——本身在行政機關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個一個地加以剝奪。結果，這個體現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機關把統治階級一腳踢開了。”③[⑤]在新時期不存在國家機關整體上的特殊利益侵害群眾利益的情況。但個別干部利用國家機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來侵害廣大干部群眾的利益的情況是存在的。如干部辦公司。不少地方在“搞市場經濟”這塊招牌下，許多黨政機關、企事業干部紛紛辦公司、實體，或從事生產經營性活動，他們“下海”并不“棄政”，以權力進入市場，在官言商，官商不分，即是市場經濟的“裁判員”，又是市場經濟的“運動員”，這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當然也就損害了很多群眾的利益；如公款消費，這是一個吞噬國家財富的“無底洞”，它到底吞掉多少國家財富至今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能夠統計出確切數字，人們只能從零星的統計中窺視公款消費的罪惡。這大大損害了作為納稅人的普通群眾的利益。公款消費就像腐蝕劑，嚴重損害了黨群、干群關系，成為引發干群利益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如行業不正之風，其中主要有農村和國有企業的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公路“亂設卡、亂收費、亂罰款”的公路三亂；鐵道系統的“路風”問題；民航系統的不正之風等。在一些壟斷性較強的行業和執法部門，行業之風尤其明顯，如金融系統以貸謀私，收取回扣，公安系統在路檢、處理 ①②

③ 交通事故、辦理“農轉非”戶口和戶口遷移、出入境證照等公務活動中，利用職權刁難勒卡、索賄受賄，辦“人情案”、“人情證”。工商行政管理系統有的單位開辦咨詢服務公司或咨詢事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這些都侵害了國家機關自身以及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利益。

2．由于領導干部的工作失誤及在實際工作中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干群利益矛盾

(1)部分干部因工作失誤帶來的對群眾利益的損害而產生的利益矛盾。

眾所周知,改革是一場革命,是一種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正因于此,干部決策的失誤機率大。企業領導干部的失誤,小則會使企業喪失發展的機遇,大則會使企業破產、倒閉；地區或行業領導干部的失誤,則會影響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的發展；中央政府領導干部的失誤,則會造成全局性的經濟混亂和社會混亂；干部的失誤造成受損失的對象從大的方面講是國家、地區、行業或企業,但這種失誤往往是通過群眾利益直接受損或間接受損(如通貨膨脹)表現出來的,因而引起群眾的不滿。

(2)由于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利益失調和參政議政的渠道不暢,引發干部與群眾的利益矛盾。

由于改革的不到位、不配套,有些群眾他們不但沒有在改革中得到利益反而失去了原有利益。在社會結構重新組合,貧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他們就相對成為弱勢群體。據調查研究表明:下崗失業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是社會不滿意的主體。①[⑥]這部分群眾從自身狀況出發就會感到自身社會地位相對下降,感到自尊受到相對剝奪,就會對領導人的“政治承諾" 產生懷疑。而目前,我國這種為弱勢群體參政議政,充分表達自己利益和呼聲的渠道不健全、不暢通。必然導致干部與人民群眾的矛盾。

3.干群之間的公共權力及掌握的公共信息的不對稱所造成的干群利益矛盾

（1）干部隊伍中的特權現象與人民群眾要求公平而引發的干群利益矛盾。

所謂公平,從靜態的角度看,是人民在社會中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人格地位等方面的平等；從動態的角度看,它包括條件的公平、機會的均等、結果的平等。條件的公平意味著人們在相同的基礎上從事活動,或者說由此出發的社會條件是相同的；機會的均等意味著社會的每個職位向所有人開放,使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從事活動和選擇職位的權利；所謂結果的平等,也就是社會的財富、權利和利益屬于人民。然而,干部隊伍中特權的存在,使得部分干部在利益的獲得中總處于領跑的位置,總是充當著先富者的角色。這種種特權嚴重地扼殺了公平,必然導致干部隊伍中的種種特權與人民群眾要求公平之間的矛盾。

（2）一些干部利用公共權力為自己和親屬謀取私利加劇了干群利益矛盾。

干部作為一個生活于社會中的人，不可避免地有其社會屬性，他們也有基于自身的利益訴求，且他們手中掌握有一定的公權力，在監督不夠嚴格的情形下，或是在干部自身道德底線不高的情形下，他們手中的公共權力極有可能用來謀取自己的私利。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受商品大潮的沖擊，很多領導干部也“向錢看”了。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那樣： ① “有的搞‘好人主義’和庸俗關系學，面對錯誤的思想行為缺少正氣，尤其是對親近自己的所謂‘熟人’，能為自己辦事的所謂‘能人’，有點影響的所謂‘名人’，處在重要位置上的所謂‘要人’，以及所謂‘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親人，即使問題嚴重，也往往寬容有加，甚至姑息養奸。”①[⑦]公共權力即政治權力，它具有公共性、工具性、價值性、強制性、侵犯性和擴張性等特點。由于公共權力具有工具性、價值性，因而可以和其他價值進行交換，即所謂權錢交易；又由于公共權力具有強制性、侵犯性、擴張性，因而它可以強迫非權力主體為其服務，這種行為在政治學意義上被稱作腐敗。目前，部分干部的腐敗主要集中在權力的集中點、制度轉換的交匯點、監督系統的乏力點、法律政策的滯后點、人財物需求的關節點上，表現為腐化墮落、受賄索賄、貪污、盜用侵吞公共財產、揮霍公共財產、挪用國家資金、瀆職、決策及服務中心偏向，兼職、公賄、亂罰款亂攤派等等。部分干部的腐敗損害了人民的利益，破壞了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傷害了人民的感情，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深惡痛絕，使很多地方的干群關系由戰爭年代的“魚水”狀態演變為“萍水”狀態，甚至“水火”狀態。當群眾的利益要求在得不滿足或者被侵害的情況下，他們就通過干群矛盾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如一些群眾通過投訴、寫信、上訪等方式來追求自己的利益。新時期，隨著利益分化的不斷加劇，群眾的自主意識和利益觀念都有所增強，他們也采用了一些強制性的方式來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游行、示威、罷工、罷課、集會、騷動、**等方式，這些都嚴重危及到了社會的穩定，這些都是干群利益矛盾沖突的表現與結果。

(3)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干群在公共信息掌握和擁有上的不對稱，造成了干群利益矛盾

盡管在信息化時代，由于互聯網、手機等現代媒體的出現，打破了信息的壟斷局面，但是有些信息，特別是某些政策性信息還不能為一般群眾所了解和接受，導致了一般群眾的盲目性和隨從性，因而在實際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造成干群之間的關系的激化和矛盾的產生。

某些領導干部，尤其是基層領導干部，不能很好地堅持向群眾互通信息，甚至故意地阻止信息的傳遞，利用對信息掌握的優勢，有目的地去欺騙群眾，蒙蔽群眾，以此來獲得更多的政治或物質利益。比如，在一些地方，少數領導干部，在農民土地的征用問題上嚴重違反國家的有關政策，故意隱瞞這方面的信息，不向群眾進行解釋，對農民壓低土地價格，對買方提高土地價格，從中獲得巨額利益，造成了嚴重的問題，極大地損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導致農民無地或少地，激起很多農民的上訪或告狀，引發了大量的利益矛盾。

在教育、文化、衛生等很多領域，也存在著類似的公共信息的個人化或部門化，導致干群之間的在信息的擁有和掌握上的不對稱而引發的干群利益矛盾。

（二）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的特點

正確認識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是解決干群利益矛盾的前提。總的來說，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干群利益矛盾的復雜性。

早在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談到干群矛盾時指出：“在我國現有條件下，干群矛盾主要包括民主和集中的矛盾，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同群眾之間的矛盾。”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干部個體 ① 并沒有建立起關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的利益機制，或者說這種利益機制是間接的、曲折的。在那個特殊的形勢背景下，人們更關心的是生產關系或者政治領域里的東西。當時的干群利益矛盾并沒有得到太大的發展，更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露，當時大量的干群矛盾的形成，乃至在部分地區出現激化，主要是由于工作的方式、方法不當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改革開放之初，干群利益矛盾逐步成為了干群矛盾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群眾更在乎的是少數干部以權謀私，多吃多占，處事不公，以犧牲集體利益優親厚友，侵占或傷害到了他們的利益，群眾對干部的不滿，主要是因為干部在利益上直接和群眾發生了沖突，造成傷害。簡單地說，干部占了群眾的便宜，引起了群眾的不滿，群眾對干部執政的重大決策倒是不予以太多的重視。但是，在新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群眾開始對關乎其自身的利益，無論是經濟利益，還是政治利益，或者是文化利益都有了或多或少的理性思考，當他們的物質利益受到損害時，他們就突破以前羞于表達，或者無法表達的重重障礙，開始用寫信、上訪、訴諸法律、罷工、示威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干群矛盾開始有利益沖突向理念碰撞發展。群眾對物質利益的關心與對干部官僚主義、腐敗、干部作風不正等的不滿交織在一起，使得干群利益矛盾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復雜性。

2.干群利益矛盾的隱蔽性。

干群利益矛盾在今天雖然日趨嚴重，但并未引起真正應有的重視。所以如此，一是相當一部分人不敢或者不愿意承認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績的背景下，存在著日趨嚴重的干群利益矛盾；二是由于部分領導干部忽視矛盾、回避矛盾，在矛盾面前消極應付，甚至利用手中的職權壓制群眾，粉飾太平，掩蓋矛盾；二是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相當一部分人的上崗、分房、漲工資等，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去、留、定、奪的權利掌握在干部手中。所以，既使群眾自己的利益受到傷害，但由于擔心受到更加歷害的報復，只好強行忍耐，甚至對一些干部的違法亂紀、強奸民意的行為，不僅視而不見，而且在上級部門考察或進行社會調查的過程中，違心地為之大講溢美贊美之辭，在貌似平靜的下面涌動著不安定因素。

3.干群利益矛盾總體上的非對抗性。

新時期的干群矛盾雖然已成為危及干群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干群由于利益沖突而引發的矛盾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因為，廣大干部和群眾屬于人民的范圍。對于“人民”這一概念，毛澤東同志有過科學的論述。他認為，人民在我國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階段，廣大干部與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之間的人民群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由于主觀上放松思想改造和客觀上社會上一些不良風氣的熏染，干部隊伍中出現了玩忽職守、以權謀私、揮霍浪費、吃喝玩樂，甚至違法亂紀、貪污受賄、貪贓枉法等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但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數干部始終能夠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嚴于律己、勤政廉政，造福于民，造福于社會，是名副其實的人民公仆，得到了群眾的認可和愛戴。因此，新時期的干群矛盾雖然存在著局部的對抗性，但在整體上仍然是非對抗性矛盾，無論縮小或夸大都要犯嚴重的錯誤。

4.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性。

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是有著兩方面的含義的，一方面，是指在干群矛盾中，干群利益矛盾由于其直接關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成為影響干群關系的諸種矛盾中最為最重的方面；另一方面，是指干群利益矛盾已成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之一。在革命戰爭環境，由于存在著一個強大敵人作為我們的對立面，離開群眾就不能生存和發展，就會被消滅，因此我們的黨形成了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在和平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一部分黨員干部貪圖享受，蛻化變質，搞“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嚴重地脫離了群眾，甚至損害群眾的利益，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據黑龍江省的一項問卷調查統計，57%的人認為“領導干部損害了群眾的利益”是當前干群矛盾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干群利益矛盾的存在對干群關系的好壞造成了很大影響，干群利益矛盾作為反映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影響和制約著其它社會矛盾的解決。

5.干群利益矛盾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和表現領域的寬泛性。

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現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政府干部出于為人民謀利益的目的去行事，但由于缺乏經驗，制定的政策在執行上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政府機構在運行過程中由于程序和組織的不完善而對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損害；政府官員出于為人民謀利益的動機，但由于個人專橫、驕傲，在行使權利時，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政府官員把權力私有化，以權謀私，一些政府機關及其干部的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思想發展，故意侵犯人民的利益，等等。干群利益矛盾表現的領域也很廣，如農村中存有干群利益矛盾，國有企業中存有干群利益矛盾，黨政機關干部存有干群利益矛盾等。

6.干群利益矛盾成因的多重性。

干群利益矛盾并不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所特有的現象，而是歷時已久并延續至今的。它之所以還存在于新的歷史時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第一，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生產關系不成熟。資源仍具有稀缺性，不能充分滿足人們的需要，有限資源與人們無限需要構成了一對矛盾。在滿足需要時分配不公平就引起了干群之間的利益矛盾。如果領導干部多分了一些東西，就會破壞社會主義民主的物質基礎。如果某些領導干部生活待遇太高，房子住得太好，就會引起群眾不滿。再加上一些領導干部頭腦中封建思想的殘余作祟，或者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易，或者利用職權敲詐勒索、貪污受賄、執法犯法、損公肥私、鋪張浪費、多吃多占等，使得人民群眾的利益受損。同時，與這種生產力落后相聯系，現實社會中還會存在著干部與群眾的社會分工，還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還必須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種特殊的國情決定了人們之間的地位還不完全平等、收入分配還不完全公平、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能消除這些不完全平等、不完全公平，因此，群眾就可能會對現行的路線、方針、政策產生不認同，并與路線、方針、政策的代表者、執行者——干部之間存在矛盾。

第二，權力運行方面的成因。權力作為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可以被應用到個體、團體、團隊、部門、組織和國家。這種影響可能是資源分配、空間分配、目標、錄用決策以及組織中的許多其他結果和行為。如果權力的運用沒有得到悉心的管理，沒有一個良行的制度確保其運用，那么有權力的個體就會利用那些權力較小的個體并以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來代替組織的合法化的利益。干部作為權力的運用與管理者，非制度化的運用了公共權力就很有可能為干群利益矛盾產生提供溫床。在公共權力被非制度化的、人格化的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所占有、使用時，權力就受個人的過度影響和控制。許多建立在親情、利害關系基礎之上并以個人忠誠、集團利益為主要組織原則的非正式組織導致某些通過非正式組織培植個人勢力，并通過其他非正式組織成員對所據職位的控制謀取更多的組織權力，造成個人權力與公共權力的混淆，為個人假借公權行一己之私打開方便之門。而我們的政治制度還存有不完善的地方，某些地方甚至還存在著弊端，諸如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作風、職務的實際終身制、干部的腐敗現象等，已成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嚴重障礙，成為橫亙于干部與群眾之間的一大難以逾越的鴻溝，使得時期的干群利益矛盾的長期存在不可避免。

第三，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因。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的存在不僅有著深刻的經濟和制度方面的原因，而且還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這種成因有著兩方面的表現。一種是領導干部的官本位、撈一把的思想，一種是群眾中的少數人堅持個人私利，棄國家與集體的利益于一邊。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已經確立，社會主義思想和道德觀念已經成為全社會的主導，但是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小生產習慣勢力的影響還嚴重存在，還時常侵蝕著黨的干部隊伍和國家公務員隊伍，并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就干部隊伍的思想狀況而言，現實的情況是，確實有一部分人背離了黨性和人民性，忘記了黨的根本宗旨和肩負的歷史使命，濫用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蛻變成了“官老爺”、“碩鼠”，想趁在位時“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和親朋好友謀取私利，如人們經常談到的“59歲現象”，或者是“39歲現象”，就是這種撈一把思想的體現。有些領導干部為了取得相應的職位，請客送禮、行賄受賄、跑官要官，在其上任后自然會想到收回其“投資”。同時，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也會促成干群利益矛盾的突顯也不容忽視。新時期許多封建保守、愚昧落后意識還不同程度地殘存于群眾身上，他們看問題更多的是從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出發的，對于反映黨和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策不能理解，更談不上去擁護執行它們，當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他們的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他們會立即產生保護個人利益的本能，甚至以暴力或極端手段來抵抗這些政策的執行。干群利益矛盾會由于干部和群眾的種種落后的心理而長期存在。

（三）解決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徑和方法

正確處理新時期的干群利益矛盾是一項系統工程，我們必須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的實踐中探索切實可行的途徑和方法，著力達到標本兼治，點面結合，綜合治理。

1.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消除產生和激化干群矛盾的經濟根源。

第一，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干群矛盾從根本上講，是由于我國生產力還很落后，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現實中的許多案例都說明，干群利益矛盾的多發“地段”大多集中于經濟發展落后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地區、部門或經濟效益差、職工收入增長停滯不前或有減無增的企業。因此，解決干群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把經濟搞上去，把蛋糕做大，這樣，干群利益矛盾的解決才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較大的回旋余地。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于主動地位”①[⑧]第二，新時期干群矛盾的長期存在要求我們在處理干群矛盾問題上必須有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逐步緩解和防止其激化。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轉移或分散廣大干部和群眾對嚴重的干群利益矛盾的注意力，為找到更好的耦合機制和落實有效的處理措施贏得更多的時間。第三，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堅持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 ① 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注重公平的原則，依法保護合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規范收入分配，以避免因部分人的收入過高造成部分干部或群眾的心理失衡，進一步激化干群矛盾。

2．防止干部群體階層化——解決干群利益矛盾的重要環節。

自進入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社會階層演化的總態勢，是一個復雜化和單一化的雙向互逆過程:先是從單一化到復雜化的過程，后是從復雜化到新的單一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而利益關系正以強勁的勢頭凸現出來，說明著當前階層演化正向著利益集中，標志著人民內部矛盾運動的基本形式以階層競爭表現出來。這種競爭雖然是非對抗性矛盾，但也使各階層之間有一定張力，既有促使物質財富充分涌流出來、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面，也有影響社會穩定和諧的另一面。

在人民內部矛盾空前活躍、階層重組的過程中，干部群體的演化出現新的動向和趨勢。即由分散在各社會階層中，向獨立的社會階層分化。社會學界的相關研究可以分析和證實這個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 “當代中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課題組在對“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社會群體”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全社會對這一問題回答的統計結果令人吃驚:黨政干部首次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竟然高于“私營企業家”群和“演藝人員”群體而位居榜首。無獨有偶，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上海社會變遷中長期研究”課群題組關于“上海市居民利益結構分化與社會觀念調查”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在上海市民的認知中，“黨政干部”、“私營企業主”和“文藝工作者”等是改革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國有企業工人”、“務農農民”和“進城農民”等為獲益最小的群體。按照這樣的結果，在階層分化中干部群體的地位動向是非常明朗的，如果按照這種動向繼續演化，在不遠的將來，黨政干部群體就可能演變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黨政干部群體，如果真的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凸現出來，這就非同尋常了，因為人們由這個問題自然會和社會上已經出現的“既得利益集團”聯系在一起。

這個問題既重要而又非常復雜，需要作具體分析:一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認識本身就很復雜。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這種事物更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從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看問題，它對經濟社會發展起過積極作用，是共同富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另一方面，就當前而言，它已經從改革的積極因素轉變為保守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繼續改革的阻力。二是這種利益集團存在于何處也是一個復雜問題，除那些先富起來的實業家群體比較明朗外，其他社會群體還很不明朗。三是干部群體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關系則更為復雜。干部群體利益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復雜概念，既有其利益界定上的復雜性，又有獲取渠道上的復雜性，這里牽涉著許多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在這些問題還不明確的時候，很難確定二者關系。可見，當前干部群體與社會上出現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關系并不定型，還正在演變。由此看來，當前干部群體階層化問題上也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干部群體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但另一方面，當前社會上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的確為防止干部群體階層化敲了警鐘，如果不加以預防，在利益驅動下，干部群體就有從社會群體中分化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的危險。如果出現了這種局面，干群關系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因而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就成了解決干群利益矛盾和當前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和方面。

2．消除合法性障礙——解決新時期干群利益關系和諧的根本途徑。

當前人民內部利益矛盾凸現，是新時期以來人們物質文化需要日益增長、人民內部矛盾向著利益矛盾集中的表現，是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運動新發展的必然產物，因而也是正常的。但是，干群利益關系凸顯，出現干部群體階層化勢頭，則應該引起警惕。

關于解決問題的途徑，人們議論的焦點往往集中在遏制腐敗上。實際上，當前影響干群關系的障礙主要有兩個:一是非法性障礙；二是合法性障礙。非法性障礙就是腐敗，這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但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腐敗畢竟陰暗的東西，而且還有全社會道義的譴責和黨紀國法的制裁，隨著民主化進程和制度的完善，將會得到有效的遏制。而特別令人擔優的是通過合法途徑與民爭利。

干部群體手中掌握著公共權力，占據著獲取利益的很多有利位置，獲取合法利益的途徑無處不在，如人事、工資、升學、就業、收入分配、信息資源等等，一些人完全可以憑借“合法權利”將一部分甚至更多理想事物收人囊中，而且安然無事。當前一些當權者可用來謀取私利的合法性權力有諸多表現:一是信息資源的占有和收益權。干部群體手中掌握著大量的信息，這不僅是他本人獲取各種利益的方便條件，而且對其周圍的人獲取各種利益也是一種潛在的資源。二是政策制定執行的優先權。盡管黨和國家一再要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盡管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都是按照黨規國法的程序來制定，但黨的主張、國家意志、政策法規終究都要由人來制定和執行，一般群眾與官員群體在制定執行政策法律法規中的地位和作用顯然不能相提并論。就當前而言，盡管每一項政策都強調基層群眾和工農群體的利益，扶持弱勢群體，但對“內部人利益”的保護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三是經濟行為的掛靠權。在當前，幾乎所有的經濟行為都要尋找保護傘，否則在競爭中很難站住腳。這種情況演變的結局就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四是行業壟斷中的收益權。當前行業壟斷勢力是非常強大的。行業的壟斷就是利益壟斷，而利益壟斷的實質就是維護一些官員的利益。五是各種地位帶來的優勢權。由于各種權力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官員完全可以利用這種靈活性獲取各種利益。凡此種種，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通過合法的途徑獲取各種利益。

找到了當前我國社會和諧的核心和實質及其根源，也就找到了當前社會和諧社會建設的突破口，這就是努力解決干群利益關系的和諧問題，驚惕出現執政黨的官員與民爭利的現象，而這個途徑又恰恰是執政黨的自身建設問題。

4.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設進程——解決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的必然要求。

只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調動干百萬人民群眾參加國家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才能建成；只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實現廣大群眾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批評監督，使國家政權真正地為人民利益工作。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干群利益矛盾的根本問題是保障公共權力的人民性、公仆性、先進性。要保障干部的公仆性質，必須有良好的公共權力的賦予機制，健全選舉制、監督制、罷免制，使得那些愿意為人民謀福利的人成為領導干部，使得那些損害人民利益，貪污腐敗的人得以從領導干部的隊伍中剔除出去，使他們不能再繼續做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必須有良好的公共權力的運行機制，保證公共權力向群眾的合理流動，使得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良性的方針、政策得以出臺，并能得到正確的貫徹執行，使得那些危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權力不能得到任意運作。因此，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消除產生和激化干群矛盾的體制根源。

5.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消除產生和激化干群利益矛盾的思想根源。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真正優勢。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化解了一個又一個的矛盾。但是，近些年來有所放松。無論是領導干部還是普通群眾都對經濟給予了過多的關注，而對思想道德方面要求不高。在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入的新時期，黨的領導機關應騰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必須加強對干部的思想教育。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領導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以身作則、言行一致。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的監督，經受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使領導干部明白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逐步改變一些人的“當官發財”以及官體位的思想。另一方面，必須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教育。在干群矛盾中，雖然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責任在領導，但群眾也有責任，如部分群眾政策觀念、法制觀念、是非觀念淡薄，拒不承擔應盡的義務，拒不服從正當的管理，甚至無理取鬧，聚眾鬧事，因此必須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正確對待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正確處理權利、責任、義務的關系。

6.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政策,實現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解決和處理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方法。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 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 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 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和其他群眾, 最終達到普遍繁榮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此基礎上, 黨的十六大報告又指出, 理順分配關系, 事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積極性的發揮。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又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制度, 這是關心人民利益實現的重大舉措。只有確立合理的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問題才有根本保證。為此, 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必須堅持效率優先, 兼顧公平的原則。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既是對這一部分有先富能力的群體利益的保護, 也是對社會整體利益的保護, 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是要通過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地區和群眾去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和群眾, 其根本目的是實現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獲得利益。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難免有貧富差距加大等問題的出現, 再加上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歷史時期, 新的經濟體制還不完善, 還沒有完全鞏固, 這難免帶來利益分配問題上的矛盾沖突, 并會使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在一定時期加劇。這就要求迫切解決好利益分配問題,這是一個體現黨的領導能力和維護人民利益的能力的現實問題。因為“效率優先”更多是通過市場機制的崇尚效率與競爭來實現, 而“兼顧公平”, 更多是通過黨的有關方針政策的確立和貫徹落實來推進。因此, 必須建立和完善多種形式的分配機制和分配政策, 推進分配改革制度, 以政策來保證利益分配問題的實施。為此,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的目標中提出“ 合理調節收入分配”, “注重社會公平”, “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 強化對分配結果的監管”①[⑨]等根本原則。

（四）解決干群利益矛盾應堅持的原則

在解決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時，有幾個具體原則是不能忽視的。這些原則既是歷史經驗 ① 的總結，也是新時期解決矛盾的必然要求。

1.以教育和管理干部為著力點，培養和塑造大批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隊伍。

領導干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領導。江澤民同志說：“領導同群眾之間發生了矛盾，領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決矛盾的主要責任也在領導。”①[⑩]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現令人眼花繚亂，成因也很復雜，但矛盾的焦點在具體的干部身上。干部自身的問題引起的干群利益矛盾較為突出，例如干部的貪污腐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另外，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相對落后的社會生產同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它往往集中表現為社會消費品等各種生活資料供應滿足不了人們的需要。而解決消費品短缺現象往往落在各級領導身上，尤其是當經濟上出現困難，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群眾的物質利益得不到的滿足的狀態，領導往往成為各種矛盾的焦點。即使有些矛盾，并不直接表現為領導與群眾的利益矛盾，但這些矛盾經常需要領導處理，如果處理不當，也表現為領導與群眾的利益矛盾。在我們國家，無論是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絕大部分利益矛盾的產生和解決都和領導有關。在領導和被領導的矛盾中，如果領導方面是錯誤的，被領導方面是正確的，矛盾的主導方面固然在領導，即使領導方面是正確的，被領導是錯誤的，矛盾的主導方面仍在領導，即領導是否采取正確的措施處理，將決定矛盾能否妥善地得到解決。所以，在解決干群利益矛盾時，要以領導干部為著力點，對干部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教育，加強和改進領導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使他們在行使職權時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2.以反腐敗斗爭為突破口，不斷純潔廣大干部隊伍。

干部腐敗是干部主人化的一種表現。權力腐敗指將公職務視為一種經營活動，繼而欲圖尋求最大限度的擴大這個職位的收益的行為。權力腐敗行為本身以尋租、造租為主要內容。在新時期，“我們黨的主流是好的，也不能低估腐敗現象的嚴重性和危害性”②[11]個別干部的腐敗行為引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腐敗在新時期逐步普遍化、公開化、結構化，且有隨著反腐敗而程度加深的趨勢。人民群眾對這些附著在社會機體上的大蛀蟲深惡痛絕，也使得干群關系不斷惡化。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政治斗爭。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③[12]反腐敗是解決干群矛盾、防止干群矛盾性質轉化的重要方法之一。新時期解決干群利益矛盾、密切干群關系的成功經驗就是要以反腐敗為突破口。每一次反腐敗取得重大成績，群眾都會歡欣鼓舞，干群關系就會進一步密切。而放松反腐敗，就會引起干群關系緊張，也會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反腐敗來挑起更大的矛盾，導致干群關系的激化。因此，解決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要以反腐敗為突破口。

3.堅持教育和法制相結合，提高廣大群眾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

解決干群利益矛盾基本上要靠法制，建立和完善各項政策法規，對已經制定的法律法規，要嚴格執行；對需要修改的，要抓緊修改、完善。要根據新的情況，盡快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規。要嚴格依法辦案。對損害群眾利益的領導干部的違法案件，要一查到底，以事實為根 ①②

③ 據，以法紀為準繩，該撤職的撤職，該判刑的判刑。使群眾感受到自己的利益能受到法律的保護。解決干群利益矛盾也要靠教育。要通過學習和教育，提高廣大群眾和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要扶持正氣，大力宣傳和表彰先進典型，弘揚勤政愛民、樂于奉獻、愛崗敬業的新風尚。要使廣大群眾理解和擁護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使他們樹立正確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觀。

4.以干群相互溝通為紐帶，密切黨群、干群的魚水關系。

干部與群眾互相依存、相輔相成，他們的全部活動就是在這種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矛盾運動中完成的。制約干群矛盾的要素有很多，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利益因素最為根本。干群矛盾運動的基礎是利益。協調的基礎是干群雙方的共同利益；斗爭的基礎是利益的對立性。利益對干群關系運動具有根本性決定作用。利益和領導方式、領導制度、領導結構、領導職責能力、政策和決策、干部人事制度、群眾參與機制等都是把干群聯系起來的中介和紐帶。新時期，由于現代生活快節奏的形成，各種利益的再次分配，市場經濟的復雜環境影響，使干群之間的心距拉大了，干群溝通困難了，由此導致的干群矛盾現象增多了。應采取措施消除干群溝通障礙，進一步研究政治溝通的特點，改善政治溝通機制，使政治溝通朝著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干群關系的方向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中國形式分析與預測[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版。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2002版。

[3]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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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麗君.新時期干群矛盾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7]趙科天.干群利益關系和諧與構建和諧社會[J].理論導刊，2007（4）

[8]劉笑燕.新時期我國干群矛盾問題的分析與思考[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

[9]張銘等.新時期我國干群矛盾問題的分析與思考[J].探索,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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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第166頁。

[②]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第154頁。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藍皮書．中國形式分析與預測[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版。

[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中

共文獻出版社2002版。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頁

[⑥]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版。

[⑦] 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頁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頁。

[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單行本），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27-29頁。

[⑩]《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頁。

[11] 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頁。

[12]《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頁。

第三篇：新時期人民內部三大矛盾新變化

新時期人民內部三大矛盾新變化

2014年06月22日

來源：《政治學研究》作者：房寧

內容摘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使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成員流動性加大，呈現出多元化、多層化的利益關系格局。在這樣的經濟社會結構背景下，人民內部矛盾突出表現為物質利益沖突，并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趨勢，以及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加大。應從五個方面著手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第一，人民內部矛盾是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長期的歷史現象。第二，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作為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面。第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強化公共服務，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第四，加強和改進黨的群眾工作。第五，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提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制度化水平。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在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基礎上，根據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大量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判斷，明確提出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質的方法來解決，要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以此為標志，創造性地提出了我們黨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撥亂反正，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路線，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開辟出一條通過推動經濟發展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奠定必要物質基礎的道路，提出了新時期我們黨堅持和發展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正確理論。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復雜的國內外局勢，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妥善協調現代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明確提出了新的社會階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科學論斷，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作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明確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黨中央提出，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

這些理論成果和歷史經驗，為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指導。

一、新時期我國社會結構的新變化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社會矛盾產生于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我國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發展、新變化，從根本上講，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內部階級階層以及利益群體關系變化的產物，是我國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動的結果。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人民內部矛盾也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呈現出不少新特點。準確地分析和把握新時期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是正確認識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基礎。當年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中國社會結構相對簡單，一般稱為“兩階級、一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人民的概念和人民內部階級階層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按照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分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有著不同的內容。今天，從總體上講，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勞動者、建設者，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都應在人民之列。但是，具體到人民的構成，新時期與計劃經濟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新時期的人民構成情況則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原有的階級、階層和利益群體發生了分化，而且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也產生了。社會成員流動性加大，呈現出多元化、多層化的利益矛盾關系格局。

首先，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和組成發生了深刻變化，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內部關系多樣化。由于工人階級的各個成員所處的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待遇不同。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不同崗位的職工的流動不斷加大，在收入上拉開了差距，形成了一定差別，工人階級

內部分成不同狀況的階層和群體。

其次，農民階級發生了新的分化和組合，農村居民內部關系復雜化。農民原來是掙工分的實行集體勞動的農業勞動者，現在成為實行土地個人承包的農業勞動者。同時，出現了一個新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充實到工人階級隊伍中。一方面，他們成為工人階級的新鮮血液，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現在的建筑、采掘、紡織等行業，80%職工都是農民工。另一方面，他們又處于城市生活的下層，他們的生產生活狀況是人民內部矛盾激發的突出問題。

再次，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特別是私營經濟中，形成擁有相當財富的高收入的企業主階層和高管階層，他們作為雇主和雇員的矛盾客觀存在，經營管理人員與員工的矛盾客觀存在。有的非公有制企業存在勞動條件、勞動保護差，拖欠克扣工資，隨意加班，侮辱工友，雇傭童工等現象，業主同員工之間關系緊張。

最后，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一般來說，這些社會階層大多屬于中等以上收入階層。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解放軍指戰員也有一定差別和矛盾。①

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基礎性變化，直接影響社會群體間利益關系的變化，導致階級階層關系的變化，進而導致人民內部矛盾的變化，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發生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性隨之增加。

二、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

新時期我國社會結構廣泛深刻的變化，帶來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發展變化。準確把握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和新特點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前提。

在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的條件下，社會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發生了哪些相應的變化？2006年以來，我們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追蹤研究。根據我們近年來獨立開展的一項調查，從文獻檢索和研究的情況看：貧富矛盾、勞資矛盾、官商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城鄉矛盾、中央地方矛盾等最為目前國內學術界所關注，其中貧富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被認為是目前我國最為突出的三大人民內部矛盾。②

(一)貧富差距與矛盾問題

我國社會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持續增大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兩個基本方面。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8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1，到2009年收入比擴大為3.33∶1，2010年稍有縮小為3.23∶1。在城鄉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另有資料顯示，我國城鎮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家庭與最貧窮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約為8倍，有六成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

嚴重的貧富差距是導致社會分裂，產生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基本的經濟根源。但是，貧富差距還不直接等于貧富矛盾，貧富矛盾也不必然導致社會沖突、破壞社會穩定。貧富差距是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客觀分布的經濟現象，而貧富矛盾則屬于政治現象，貧富矛盾是在貧富差距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群體間的對立。貧富差距轉化為貧富矛盾，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主要是收入、財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分層的固定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對立性的群體意識。貧富矛盾的表現是貧富兩大社會群體的相互對立與沖突。

(二)勞資矛盾問題

勞資矛盾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勞資矛盾開始形成，勞動糾紛大幅度上升。根據勞動保障部提供的數據，1996年全國各級勞動部門接受勞動爭議申訴為4萬多件，至2003年，達到21萬多件，上升了5倍。2008年以后，我國各地各級勞動爭議急劇增加。2009年，全國統計各級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共處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87.47萬件。其中，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共處理87萬件，是上年的93.47%。③

(三)官民矛盾問題

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已經提出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問題，他指出：“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④歷史發展到了現階段，這個在當年就已存在的矛盾已經大為上升，成為一種不容忽視和更值得重視的人民內部矛盾。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學術界一般稱為“官民矛盾”，這類矛盾并不是固定存在特定黨政機關與特定人民群體之間的，而是由各種社會矛盾轉化集合而成的社會與國家的矛盾、人民群眾與政府的對立。官民矛盾的發生不限于特定的社會群體，不限于特定的起因，各

種社會矛盾都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官民矛盾，多種社會矛盾也可能集合為官民矛盾。目前我國大量的上訪、行政訴訟案件和群體性事件，則是官民矛盾的具體表現。

三、新時期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特點

由于社會結構和人民內部矛盾類型的新發展、新變化，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人民內部矛盾突出表現為物質利益沖突

各種社會矛盾，從根本上都發生于利益矛盾。利益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利益，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但最根本的是物質和經濟的利益。新時期的人民內部利益沖突，大都是由于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而引發的，而且，更多的是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其中，既有經濟迅速發展中的利益關系不協調與不公平問題，也有部分群眾基本民生問題還沒有得到明顯改善的問題。在當前包括因企業改制、城市拆遷、農村征地等因素所引發的各種矛盾，實質上就是發展和改革中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物質利益性沖突。

(二)人民內部矛盾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趨勢

各種社會矛盾轉化集合為“官民矛盾”，是改革開放條件下我國一種帶有規律性的政治現象。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帶來社會進步的同時，又導致了一系列不均衡、不協調現象的發生，從而促發了更多的矛盾和問題。因此，現階段我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經濟社會文化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矛盾與不滿也快速增長，而社會不滿的主要對象又往往指向黨和政府。

在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出現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趨勢具有客觀基礎。盡管在革命戰爭時期人民群眾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之間也存在一定矛盾，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核心并長期執政之后，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就產生了新的變化。在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作為領導和執政的黨，中國共產黨總體上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人民群眾中的不同利益群體和普通群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更關注自身的個別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這樣黨與人民群眾之間，就會因地位不同和社會功能不同而產生矛盾。這樣的矛盾是客觀的，它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長期存在并成為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三)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加大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體制改革、利益格局迅速變化的過程中，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尚未形成能夠互相良性互動和有效協調的機制，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往往會以結成利益集團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極易演化成群體性事件。一些群眾因對土地使用、城市拆遷、工資等各方面不滿，而采取集體上訪、游行示威、沖擊政府等直接對抗的方式表達訴求。國家信訪局提供的資料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急劇上升趨勢。2004年同1994年相比，群體性事件的數量、人數分別增長了6倍多和4倍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人民內部矛盾與群體性事件的高度相關性。

從性質上說，人民內部矛盾屬于非對抗性的矛盾。然而，在當前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多種矛盾彼此交織、國際國內因素相互融合并存在多方面制度“缺失”的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或轉化，甚至出現對抗。

在許多地區所發生的由個別沖突引發非直接利益相關方的第三方鬧事，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這些事件中，往往參與者的合理訴求與他們的不合法方式交織在一起，經濟利益的訴求和維護民主權利的要求交織在一起，多數人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交織在一起，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織在一起。如果處置不當，局部問題就有可能擴散到全局，從而把非對抗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四、關于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思考

當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用“民主的方法”，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對于我們思考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仍然具有啟示和指導意義。

(一)人民內部矛盾是長期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歷史現象

新時期伴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新的人民內部矛盾大量涌現，有的轉化為對抗性矛盾，導致了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應當說，這是我們國家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必定要出現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從根本上講，是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復雜多樣的人民內部矛盾本質上是我國社會生產力尚不發達的表現。因此，人民內部矛盾是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的歷史現象。

認清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前提。由于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不會消除的，有時還會在一些局部有所發展和激化。我們所要做的和我們所能夠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化解和緩和人民內部矛盾，把人民內部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不使其大規模地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保持社會安定，保證現代化建設在基本穩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因此，對待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既要高度重視，又不能急于求成。

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之道還在于集中精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鄧小平在1992年時講過：“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于主動地位。”⑤鄧小平當年講的這個道理今天并未過時。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是抓住當前有利的戰略機遇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大業。在這個階段上，發展是第一要務。相信在這個目標實現后，人民內部的多種矛盾和問題會得到根本性的緩解和改善。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新時期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把科學發展放在首位，通過發展來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二)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作為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面

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歸根結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人民群眾中各種利益群體間的利益矛盾。其中不同群體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甚至出現分配不公，是造成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大量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抑制收入差距過快增長，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就成為了當前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的關鍵性問題。應當從政治上看待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人民群眾中的大多數，是我們黨依靠的基本群眾。收入差距拉大，利益相對受損的是普通的工農勞動群眾，他們現在意見不少。一些西方輿論和海外的“民運”分子，也在拿我國的收入差距問題以及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做文章。這個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確實要影響到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基本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看法，會提出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問題。現在“蛋糕”是做大了，但如果分不好“蛋糕”，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還是會受到質疑。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戰略思想，出臺了一系列旨在緩解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當前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依然沒有根本扭轉，人民群眾對分配問題的意見依然很大。黨的十八大高度重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提出了“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⑥等重要原則，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

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礎，初次分配差距過大，僅靠再分配調節也難于奏效。如何在再分配環節更加注重公平，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以稅收和財政支出為重點的再分配機制。就稅收制度而言，要逐步增加直接稅并相應減少間接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從而逐步提升稅收在調節貧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并使其與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總之，我們應在保障發展的前提下，努力調節收入分配，努力使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盡快得到扭轉。應當辯證地看待發展與公平的關系，發展是解決公平問題的基礎，公平能夠帶來更好的發展。

(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強化公共服務，提高社會管理水平

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的矛盾比較突出，一些具體問題常常引發群眾對政府的不滿，群眾之間的一些矛盾有向政府集中的趨勢。許多群體性事件就反映了這樣的問題。從政府的角度看，造成這種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的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管理水平的提高，跟不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尤其是公共服務不到位，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困難得不到政府應有的關注。有些地方政府的職能還沒有真正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面來。這種情況除去有客觀原因外，也有主觀原因。主觀原因是，少數領導干部還沒有把工作思路真正轉到科學發展觀上面來，工作還是圍繞著GDP轉，對社會問題、群眾工作重視不夠。而這背后可能的原因是少數領導干部沒有真正樹立起科學的政績觀。我們認為，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有廣大干部的科學政績觀作保障。黨的十七大以來，中央在改革和完善黨政機關和干部考核體系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

訂了不少新的考核標準，其中包括把環保工作納入了考評范圍，無疑是十分正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進一步簡政放權，這是繼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又一次重大的改革舉措，必將進一步簡化政府職能，激發社會活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水平，使科學發展觀得到更好的貫徹落實。

(四)加強和改進黨的群眾工作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是最擅長做群眾工作的黨。但在改革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新社會群體、新社會組織以及新的社會骨干不斷涌現，黨的群眾工作面臨著新的形勢。在新形勢下，黨的領導方式以及相應的組織結構、管理體制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鞏固黨的社會基礎。

新時期黨的群眾工作總體上應當面向基層，重心下移。一是著力做好新社會組織以及新社會骨干的工作；二是努力培育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者隊伍。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以來，一些地方和基層組織建立了社會事務和群眾利益糾紛調處機構，主動了解群眾需求，上傳下達、溝通協調，提供法律法規政策的咨詢服務，幫助群眾調解糾紛，有效地起到了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的積極作用。這些好的經驗說明建設黨領導下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必要性、重要性。

當前，在全黨范圍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于全黨提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對于進一步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學風和作風，對于改善黨和各級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對于推進黨風廉政建設、提高拒腐防變能力，對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應當抓住時機，把改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作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提高各級黨政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自覺意識和能力。

(五)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提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制度水平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制度保證。實施民主的過程，特別是實施基層民主自治的過程，既是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事務、表達訴求、體現意志的過程，又是協調、磨合各種利益關系的過程，十分有利于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把矛盾解決在基層、解決在初始階段。與民主建設緊密相連的是法制建設。應當更加充分地利用法律手段解決人民群眾中的各種糾紛和矛盾，尤其要把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工作納入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西方發達國家處理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沖突的一個重要做法就是“司法化”解決，盡量運用司法程序來“冷處理”社會糾紛、緩和矛盾。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當前，有關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觀點主張，是值得商榷的，這直接關系到能否正確地通過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促進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現在有不少同志主張以擴大民主的競爭性的方法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建設。綜合考慮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面臨的主要任務以及國際環境，也考慮到西方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不宜采取擴大競爭性的路子。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結構迅速變化、社會矛盾多發的轉型時期。根據歷史經驗，在這一時期，競爭性的制度安排易于強化社會分歧、加劇矛盾，甚至引發動蕩。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歷史上，議會民主、普選制度在社會矛盾頻發的工業化階段曾經多次中斷，不少發展中國家采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導致了社會的動蕩。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多發多樣，增加政治制度中的競爭性并不利于緩和矛盾，反而容易造成社會矛盾的政治化，把群眾中的一般矛盾引向政治領域，向政權集中，而這正是新時期現階段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所要著重防范的問題。此外，由于我國已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一部分社會成員手中集中了大量金錢財富，并希望借此進一步影響、掌控社會權力。在村民自治的直接選舉中，已經出現了賄選、大戶控制甚至黑惡勢力干預選舉的問題。⑦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貿然逐級上推競爭性選舉，勢必導致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資本對權力的滲透。

毛澤東當年曾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將會大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堅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經過全黨的不懈探索實踐，在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夠處理好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終勝利。

注釋：

①參見王偉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6年第3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我國社會矛盾與穩定形勢問題研究”課題組進行的“社會矛盾與穩定形勢專家調查”，在所列舉的15項社會矛盾中列為前三項的提及率為：貧富矛盾89.2%、官民矛盾70.3%、勞資矛盾56.8%。

③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我國社會矛盾與穩定形勢問題研究”課題組調研訪談記錄材料。

④《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5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33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2011選舉觀察”課題組：《近期我國基層選舉中值得關注的若干問題》，《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3年第4期。

第四篇：醫患矛盾產生的原因

醫患矛盾產生的原因

摘要：通過醫護工作方面、患者方面和政府體制等方面進行剖析，分析醫患矛盾產生的原因。由于醫護工作方面的誠信度遭遇患者懷疑，患者對現在醫生、醫療的期望值過高，醫患溝通不足，醫療體制不夠公開透明，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導致醫患矛盾愈加激化。近年來，我國的醫患矛盾十分突出并呈愈演愈烈之勢，醫患矛盾的激化也成為了現階段大眾關注的焦點之一，極少數患者及其家屬的偏激行為對醫護人員及其家人人身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也影響了醫護工作者對醫療事業的積極性和信心，縱觀近年來發生的醫患糾紛事件，醫方，患方，社會方面都占一部分原因。

醫方因素：社會疾病的不斷發展使得醫療技術無法滿足疾病發展的需要，并且醫護人員的水平參差不齊，無法滿足患者日益增加的醫療需求；醫護人員的行為規范仍需進一步提高，在醫療過程中工作失職、違反操作制度的事故仍然會發生；醫方被推向市場，而部分醫生不能堅守自身醫德，追求經濟利益，使得醫學道德要求的利他主義以及患者至上的原則難以堅守；醫院強調規模擴張以及經濟利益提高，過度檢查、過度醫療等也隨之出現，患者負擔過重，醫患之間經濟利益矛盾隨之產生；醫生的培養過程中忽略人文素質教育，體現在醫患接觸中缺乏應該給予患者的尊重、同情和關愛，導致患者就醫體驗欠佳。患方因素：由于對醫學本身不了解，患方普遍存在對醫療服務期望值過高的現象，對于不良的疾病預后難以接受，醫患間對疾病本身及預 后常難以達成共識。由于醫保覆蓋程度及支付比例有限、醫療費用上漲等原因，對患方形成較大經濟負擔，如疾病預后欠佳，甚至人則兩空的狀況出現，患方往往難以接受。社會普遍的誠信危機，在被直接、間接惡化的醫師職業形象背景下，患方對醫方“將信將疑'，如有不良預后出現，患方易將不良后果歸于醫方賺了“黑心錢”所致。患者的維權意識增強，對于權益受到侵犯不會像過去那樣忍氣吞聲，而是會采取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

社會因素：醫護人員配比不合理，我國人口數量龐大，臨床醫護人員配置遠遠達不到標準要求，醫護人員少，工作量大，任務重，壓力大，在醫療過程中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患者進行溝通；醫鬧的介入，醫鬧至今已經已然成為了一種職業幫助患者打罵醫生，干擾醫院的正常工作，醫鬧的存在，使醫患關系更加緊張；政府投入不足，在衛生事業方面，政府的投入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的需要，并且導致醫院公益性下降，醫院不得不關注經濟效益，產生逐利行為。社會整體誠信危機，長期將醫患關系緊張簡單歸責為醫方醫德滑坡，醫療行業整體形象在公眾心目中下降。藥品市場管理無序，流通環節巨 額利益空間，形成滋生腐敗。社會媒體熱衷于揭露醫療行業陰暗面，卻忽略醫務人員正面主流形象，誤導社會大眾。諸多社會因素作用下 形成的不良醫療執業環境更直接或者間接地作用到醫方和患方，對 醫患關系產生深遠影響。

第五篇：關于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的表現形式 產生原因及解決辦法的探討

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以來，農村的民主政治建設有了長足發展。按照《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在農村，實際上同時存在兩個進行村務管理的組織，即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以下簡稱農村兩委）。從xx縣近些年來的實際運行情況看，大多數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工作關系比較協調，在農村各項事業發展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存在著不協調、“兩張皮”等關系緊張現象，矛盾比較尖銳的地方，已經影響到當地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若此種現象繼續發展下去，不僅會影響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而且會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在農村的領導地位。因此，研究和解決這一問題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一、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的表現形式

農村《兩委》關系緊張，因每一個村都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因此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但按照誰在村里占主導地位的原則來看，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

一是村委過度自治，支部放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村委會的成員在村里是強人，擁有較大的影響力，黨支部則處于弱勢，難與村委會在能力上抗衡，再加上雙方在思想認識上的不一致，就出現了這種局面。部分村委會主任這樣認為，“我是全體村民選的，我只對村民負責。”“支部是抓虛的，村委會是抓實的，村委會由我說了算。”有的村支部書記則認為，“既然實行村民自治，那就由他們去治吧!”在工作中難以起到應有的領導核心作用。這種表現形式實質上是領導關系錯位。

二是支部包辦村務，自治功能弱化。在實際工作中，這種情況是最多的。黨支部長期以來掌握村中的絕大部分權力，尤其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權力，推行村民自治后雖然部分權力有所弱化或受到制約。但由于上級黨委、政府的支持及歷史形成的權威，他們的優勢得以延續。他們認為，“黨是領導核心，村里的事我書記說了算”，把依法選舉產生的村主任當成擺設，村民自治難以落實，沒有實質上的內容，同樣形成兩委關系緊張的局面。這種表現形式實質上是村支部獨政。

三是兩委互不相讓，村級組織癱瘓。在有些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分別由兩派人員把持，他們誰也不服誰，但同時誰也“吃”不掉誰，各定各的調，各唱各的戲，甚至是唱對臺戲。在這樣的村里，兩委的沖突最為激烈，別有用心的干部為謀取私利及小集團利益，而不息采用非法手段，矛盾逐步升級，而對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則采取相互推委的辦法，致使村政擱置。這種表現形式實質上是農村兩委爭政與推政。

上述概括的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的三種表現形式，第二種主要的，但對農村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三種，但不論那種表現形式，都是十分有害的，應采取有效措施盡快加以解決。

二、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產生的原因

造成農村兩委緊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有以下五個主要原因：

一是干部認識上有誤區。在村黨支部方面，有的村黨支部根據《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的規定，認為黨支部是農村各級組織的領導核心，因此就要包攬村里的一切事務，體現在工作中就是不尊重村委會的法律地位，直接干預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事情，搞村務工作“一言堂”。從村委會方面看，片面理解《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認為村民徹底實行自治，村委會負責村里一切事務的管理和決策，而不需要黨支部的領導。

二是一些干部素質較低。一方面是新當選的村委會干部素質不高，缺乏工作經驗，政策觀念不強，職責不明，任務不清，價值觀念扭曲，只抱個人打算，甚至把當干部純粹作為滿足個人私欲的手段，這些干部無法配合黨支部工作；另一方面是部分村民的素質較低，不能正確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對待選舉不嚴肅認真，貪圖一些私利或被許愿迷惑，投下違心的一票，造成一些素質低、覺悟差，甚至有前科劣跡的人當選。這樣選上來的人，有些原本就與村黨支部成員有很深的矛盾，當選后更加激化了矛盾，形成兩委不和。

三是個別黨員宗旨意識淡化、作用弱化。個別農村黨員黨性不強，沒有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甚至做出一些有損黨員形象的事情，降低了黨組織的威信，損傷了黨支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使村民對新選舉出的村委會產生了傾斜思想，進而演化成兩委之間的矛盾。

四是思想準備不足。上級黨組織對當選后兩委關系產生的新矛盾估計不足，問題產生后，缺乏有效的協調及制約手段，也是導致問題解決不及時的原因之一。

五是制度不健全，職責界限不清，操作性不強。《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規定：村黨支部是農村各種組織的領導核心，討論決定本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但究竟如何體現“領導核心”，究竟什么才是：“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等都沒有明確的規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雖然在第三條規定了黨支部是領導核心，但在村委會職責的規定中，又幾乎囊括了農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所有重要問題。這就是說，雖然相關法律、條例及上級文件對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職責從大的框架上做了較明確規定，但缺乏配套的實施細則，對農村兩委如何云作，重大問題如何決策，人、財、物權如何行使，以及雙方職責可以相互介入的范圍等，都沒有比較系統的規定，致使在具體的村務操作過程中，往往無所適從。

三、解決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現象的幾點思考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農村兩委關系緊張，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這既是一個現實問題，需要各級組織高度重視，也是一個影響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深層次問題，不是單靠加強教育就能解決的，需要

采取綜合的治本之策。筆者認為，就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完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要解決兩委關系緊張就必須制止兩委爭權與推權，限制兩委成員手中的權力，真正讓村民自己當家作主。在現有的制度環境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最佳選擇。村里的重大事務要由村民會議來決定，因為它是村級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但每件大事都要召開村民會議來決定有實際上的困難，比如人多、村子大，難聚集等，于是便產生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這一制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代行村民會議的一些職權，討論決定村民會議授權的事項。加強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就是要提高村民代表的參政議政能力，使這項制度規范化、經常化，把村民自治納入依法自治的軌道，從而保證村民自治的正確方向。

（二）實現黨意與民意的統一。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爭論的焦點就是一個誰說了算的問題。但他們爭論的依據不同，一個是黨的意志和法律的規定，一個是參選人數或代表的民意。如果不在實踐中把兩個依據統一起來，或者說把黨意與民意統一起來，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的局面就難以真正解決。就是就，黨組織的領導權威不僅來自于歷史形成和法律制度規定，更來自于村民的認同。一個雖然有法律規定，但民意不廣泛的村黨支部書記，是很難讓一個民意基礎廣泛的村主任佩服和服從的，也難以讓村民認同。因此，采用“兩推一選”的方式對村黨支部進行換屆，是實現黨意與民意統一的一種有效形式。就是讓黨支部書記及支部委員的產生過程也象村主任的產生過程那樣，讓群眾在推選村黨支部班子時有參與權和發言權，讓支部班子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群眾基礎。具體操作辦法就是在村黨支部換屆時，先由黨員和村民分別推薦黨支部書記及支部委員，再由黨員大會選舉產生。改變過去那種支部換屆嚴格限制在黨內，黨外群眾沒有發言權，選出的黨支部成員民意不強的局面。這樣就有利于選舉產生黨員和群眾都擁護的村黨支部班子，使黨意真正體現民意。通過這種辦法選舉產生村支部書記后，村黨支部書記再去依法參選村主任，從而實現村書記、村村主任一人兼，實質上是實現了黨意與民意從內容到形式上的真正統一，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時，還要積極鼓勵黨支部的其他成員依法參選村民委員會成員，實行農村兩委成員交叉兼職，從而減少村干部職數，減輕農民負擔，提高工作效率。

（三）加強教育，提高兩委班子成員的素質。目前，xx縣農村黨支部書記的學歷大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水平。雖然實行了一村一名大學生工程，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大學生真正進入農村兩委班子，成為主要領導的也僅是少數。特別是每當新的一屆農村兩委成員產生以后，一些新進入班子的人員在業務素質和政策水平上都明顯存在差距，即使是連任的兩委成員，也有一個與時俱進、繼續學習的問題。因此，要以各級黨校為陣地，定期舉辦各類培訓班，強化對農村兩委班子成員的培訓。除要舉辦“三個代表”專題培訓班外，還要舉辦《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及與農村相關的各項法律、法規及政策培訓班。在此基礎上，要狠抓素質工程，加強學歷教育，提高農村兩委班子成員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工作能力，從而使兩委班子成員的政策理論水平、法律觀念、宗旨意識、道德水準等得到加強，綜合素質提高，在此基礎上，農村兩委關系緊張的局面也就得到了改善。

（四）發揮鄉鎮黨委的主導作用。鄉鎮黨委是農村兩委的直接領導者，也是解決農村兩委關系緊張問題的操作者和責任者。因此，必須充分發揮農村鄉鎮黨委的作用，組織好、協調好農村兩委關系。作為鄉鎮黨委，首先，要選準配強農村兩委班子，使農村兩委班子有能力發揮作用。其次，要經常深入各村，督導工作，并采取集體談話與個別談話相結合的方式，對有矛盾的農村兩委成員進行說服教育，使他們顧全大局，正確處理和對待工作中的意見和分歧，要互相補臺，盡力消除隔閡與誤解，共同把村務搞好。

（五）完善對不稱職村委會的約束機制。雖然《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了村民的自治權，但沒有絕對的自治。從《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施情況看，在約束機制上還不夠健全，應重新賦予鄉鎮人大、鄉鎮政府及農村黨支部響應的監督和罷免權。一是要賦予鄉鎮人大一定的監督權和罷免權。鄉鎮人大應有權定期聽取村委會的工作匯報，有權檢查村委會行使權力情況，對不能夠正確行使權力的村委會，要令其限期整改，不能達到整改目標的要對其進行罷免。二是賦予鄉鎮政府罷免建議權。鄉鎮政府在指導村委會工作時，要組織有關職能部門對其實行定期考核，連續幾次不稱職的，鄉鎮政府可以提請村民代表會議或鄉鎮人大，對負有主要責任的村委會成員進行罷免。三是賦予村黨支部罷免建議權。村黨支部要尊重村委會的權力，同時也要大膽對村委會進行監督，對工作不稱職，不聽從村黨支部正確意見，不服從村黨支部正確領導的村委會干部，及時建議村民大會進行罷免，也可以向鄉鎮人大提出罷免建議。四是對農村兩委班子不協調的村，對負有主要責任的干部，鄉鎮黨委應對其進行離崗培訓，能夠認識錯誤改進工作的，再恢復其崗位，經培訓無效的，應進行調整或建議罷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