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事案例教學提綱(河南法官師資班-2013年4月)

刑事疑案的處理路徑

——如何尋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國家法官學院刑事審判教研部袁登明

【教學對象】預備法官（初任法官、法官助理）

【研討背景】審理刑事案件的四項關鍵任務：事實認定（即證據關）、準確適法（即法律解釋關、定性關）、罰當其罪（即刑罰適用關）、程序正當（即程序關）。當然，對于法院領導與一名優秀的刑事法官而言，還有一個關鍵任務：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良好統一（即刑事政策關）。

【研討目的】（1）刑事審判過程常見問題的處理思路；（2）領會刑法解釋的基本原理與基本思路；（3）如何實現辦理刑事案例“兩個效果”的有機統一；

【研討方式】學員自行閱讀思考并形成初步意見、課堂學員代表發言與自由發言、教師點評與延伸總結、課堂互動答疑

案例一：顧圣利綁架案

【研討主旨】定性疑難的處理——“以刑制罪”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一、控方意見

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檢察院以甬侖檢刑訴(2006)440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顧圣利犯綁架罪，于2006年11月3日向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指控：2006年8月8日上午，被告人顧圣利為達到繼續與宋貴的妹妹宋昭會同居的目的，從鄞州五鄉鎮來到北侖區白峰鎮郭巨霓虹路68號宋貴的暫住房門口，將宋貴的兒子宋源徐（男，2004年5月22日出生）抱走并寄養于北侖區霞浦街道寶山村張新仙處。第二天，被告人顧圣利在與宋貴等取得聯系后，多次逼迫宋昭會來寧波。2006年8月11日17時許，被告人顧圣利在鄞州區五鄉農貿市場附近與從廣州趕回的宋昭會見面時被公安機關抓獲，宋源徐得以解救。為證明以上事實，公訴機關向法庭提供了相應的證據。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顧圣利的行為已構成綁架罪，提請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規定予以懲處。

二、控方證據

控方在庭審期間出示的證明上述事實的證據有：

1、證人宋貴的證言：兩周歲多的兒子宋源徐于2006年8月8日上午在其郭巨暫住處門口不見了。次日上午，我工作的廠里接到一個電話說小孩在對方那里并要求其妹妹去一趟。其打電話給宋昭會后，得知可能是顧圣利抱走小孩，于是打電話給顧圣利，并確認小孩在顧圣利處，但顧圣利在電話中說“我不想怎么樣，只要你妹妹過來，我就給你把小孩領過去”；

2、證人宋昭會的證言：2006年8月8日上午宋貴給我打電話說宋源徐被人抱走，后我打電話給顧圣利證實侄子在顧圣利手里，但顧圣利要我到寧波來才肯放人。8月11日，我從廣州趕回在鄞州五鄉農貿市場與顧圣利見面，后顧圣利被派出所的人抓住。并承認其在2006年2月至7月17日去廣東之前曾和顧圣利同居的事實；

3、證人戴勝定的證言：我所在的郭巨舒達利塑料廠于8月9日接到一男子電話，問其廠里一個姓宋的兒子是否失蹤了并要姓宋的妹妹過去的事實；

4、證人阮芬飛（顧圣利之妻）的證言：顧圣利在2006年8月8日抱來一個3歲大的男孩，說是其朋友的要他帶幾天，第二天他讓我將小孩抱到北侖霞浦其親戚家；

5、證人張新仙的證言：2006年8月9日顧圣利的妻子抱來一個小孩寄養在其地方，后于11日被公安機關帶走；

6、公安民警出具的抓獲經過陳述筆錄，證明被告人顧圣利的歸案經過；

7、鄞州區法院（2003）甬鄞刑初字第103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證明被告人顧圣利曾受刑事處罰的事實；

8、被告人顧圣利的供述，供認其曾與宋昭會同居過一段時間，后宋昭會在2006年7月16日左右私自離開，其因找不到宋昭會就于2006年8月8日上午到宋昭會的哥哥在郭巨的暫處房附近，在沒人注意時將宋昭會哥哥只有二、三歲的兒子抱走，想以此要挾宋昭會來見其。9日下午，其打電話到宋昭會哥哥上班的郭巨舒達利塑料廠，跟廠里的人說其知道姓宋的人兒子失蹤的事，并讓廠里通知一下姓宋的妹妹來找其。后宋貴、宋昭會給其打手機，其告訴宋貴、宋昭會小孩在其手里，但要求宋昭會到寧波來見其的事實。

三、審理過程

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6年11月17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

辯方在庭審期間沒有出示證據。

被告人顧圣利對指控的事件經過沒有異議，辯解稱其只是想與宋昭會見一面，其行為不構成綁架罪。其辯護律師吳某認為，被告人顧圣利的行為并非出于勒索財物的目的，不構成綁架罪，而屬于非法拘禁罪。

法庭對此案也存在不同意見：有人認同公訴意見，認為構成綁架罪；有人認為被告人不以勒索財物或重大不法利益為目的，其偷盜嬰幼兒行為不構成綁架罪，但應以拐騙兒童罪論處；還有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成立非法拘禁罪。

【討論問題】

1、請談談你對本案行為性質的認識并給予必要論證說明。

2、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法院能否改變指控罪名，為什么？程序上如何操作？

3、假如你是案件的承辦人，你覺得本案證據上是否需要補充？如需要，則作哪些方面的補充？

附：《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規定從重處罰。第二百三十九條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

第二百六十二條 拐騙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案例二：甲乙搶劫案

【研討主旨】定性疑難的處理——構成要件的精確解釋

【案情】甲、乙二人與生意人某丙在沈陽站前某旅館同一房休息。見丙有一隨身箱包，猜想其中必有值錢物品，便商量尋機將包裹據為己有。閑聊中得知丙要買當日車票去山東，便慌稱與其同路，并在購票當晚乘車與丙同行。開車半小時后，乘丙去洗手間之機，甲將數片事先碾碎的安眠藥，倒入丙的可樂飲料之中。丙未發覺，喝完可樂飲料后即很快入睡。見丙睡熟后，乙便從行李架上拿下丙的箱包，與甲下車逃匿。大約1小時后丙醒來不見甲乙二人和自己的包裹，知事情不好，報案告知乘警，經鐵路與地方警方及時聯絡，將甲乙二人抓獲。經審查，發現被盜箱包物品價值2600元（鐵路盜竊案件的立案標準為1000元），對從甲身上搜查到的安眠藥進行鑒定，結論為“假藥”，不具有催眠作用。

對于本案如何定性，有四種觀點：一是搶劫罪（既遂），二是盜竊罪（既遂），三是盜竊（既遂）與搶劫罪（未遂）并罰；四是盜竊（既遂）與搶劫罪（未遂）擇一重罪論處。

【問題】請談談你對本案行為性質的認識。

案例三：戴某交通肇事案

【研討主題】事實認定存疑情形下的定罪量刑

【案情】4月1日，戴某駕駛一輛白色微型面包車行駛至本市某路段時，因搶紅燈將欲過馬路的一老人撞倒，事故發生后戴下車與另一過路群眾一起將倒地的被害人抱入其車內，戴對該路人稱，送被害人去市人民醫院。案發后事實證明被害人未被送進醫院。數日后被害人之家屬因被害人不歸而張貼尋人啟事并報警，后一匿名者舉報了該肇事車輛的車號，終使戴某歸案。公安人員亦在戴所居城郊住處附近挖出了被害人的尸體。

戴某在歸案后稱：“被害人事故發生當時雖然沒死，但等我開車送至醫院門口，準備抱他下車時，發現他死了，他的脈搏、心跳和呼吸都沒有了。我當時很害怕，就轉頭把車開回了家。三天后我把他埋了。”當問及為何三天后才把被害人埋葬時，戴答到：“我不知道怎么處理，埋之前我懷著僥幸的心理還觀察了幾次，他沒有一點反應，三天后我就埋了?！?/p>

市人民醫院停車場看車人A證言：當天確實看到有一輛白色微型面包車已經進了醫院大門后，從車上下來一個四五十歲、穿黑夾克的男子，莫約幾分鐘后，該男子又上車將車開走。

證人B（4月1日事故當天的過路人）證實：事故當天，肇事車為白色八成新的微型面包車，司機大概四五十歲左右中年男子，上身穿黑色夾克。

【討論】戴某的行為應該如何定性、如何量刑最為適當？

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 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摘錄）

第5條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

第6條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致使被害人無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嚴重殘疾的，應當分別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以故意殺人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

討論與延伸：刑事審判領域如何實現“兩個效果”的統一 從刑事實體法角度來看，實現“兩個效果”有機統一的主要標準就是真正實現、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為此需要從刑法解釋原理、思路、把握民意等方面落實“兩個效果”有機統一的路徑。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體現了刑法正義觀念。

解釋結論應符合罪質、盡量體現實質合理性，故此提倡如下刑法解釋理念語辦案思路：

1、堅守形式合理性的同時追求實質合理性、重視實質合理性

首先，滿足形式合理性、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是前提。即法律效果的滿足是“兩個效果”統一的基礎，決不允許突破罪刑法定原則去尋求所謂的良好社會效果，司法追求的社會效果主要應通過法律來獲得，應在法律之內來尋求。

其次，如何滿足合法性原則？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原則主要與行為事實的認定有關，原則上不適用于法律之解釋，即該原則并不適用于對法律疑問的澄清。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基礎是民主主義和人權主義，要求司法機關的法律解釋必須嚴格謹慎，所作的解釋不能超出一般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如盜竊、遺撒骨灰的行為能否解釋為第302條的盜竊、侮辱尸體罪？再如：拘役犯緩刑期間又犯新罪被判有期徒刑，徒刑可否吸收拘役（有期、拘役、管制之間并罰規則之處理）？

第三，滿足“法理”的同時，必須尊重“三常理論”（常識、常情、常理）； 尤其對于“非典型犯罪”等可能引發社會公眾爭議的案件及敏感案件時，不能機械地適用法律，僅僅滿足于所謂的合法性，要對基本常識有判斷。刑事審判不同

于民商事審判，必須考慮實質合理性，從而在實現法律效果的前提下盡可能滿足良好的社會效果。例如：許霆案、天價過路費案、天價罰金案、敲詐政府案。

第四，注意社會效果的普遍性和客觀性，避免將其庸俗化。良好的社會效果是“我作為一個法官有充分理由認為，其他有正常理智和良知的人都可能會合情合理的認為是正確的東西，是所有有良知和理性的人都能得出同樣的結論 ”。（卡多佐語）

2、提倡 “以刑制罪”刑法解釋思路

刑法應當最能反映社會的正義觀念，刑法的解釋就是在正義觀念的支配下，目光往返于罪行規范與案件事實，尋找最佳對應點。如法定刑的輕重基本標明了犯罪的輕重，故解釋者應善于聯系法定刑的輕重解釋犯罪的構成要件，將輕微的行為排除在重法定刑的犯罪構成之外，使嚴重行為納入重法定刑的犯罪構成之內。“以刑制罪”思路之具體體現：

①例1：第333條強迫賣血罪中“造成傷害的”是否包括輕傷？

例2：第392條介紹賄賂罪與行賄受賄罪共犯的界限如何界定？②

例3：綁架罪構成要件的合理解讀：“重大不法訴求”的引入。

3、提倡比較的公正，注重刑法解釋的體系性原則、協調性原則

使法律之間相互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這是公平正義的理念之體現，因為公正的核心要義往往體現于“比較的公正”。

體系性原則要求將解釋的結論放在法條的系統中，看其是否同其他規定相互協調，避免斷章取義。如倒賣盜版光盤的行為如何處理（非法經營罪VS銷售侵權復制品罪）？

再如第37條之理解與地位：是否屬于獨立的免刑情節？③

體會：體系性其實也是一種解釋方法。

4、理性認識并善待民意、善待輿論監督

司法的專業性和審判的獨立性不應成為絕對排斥民意的借口。法官如果忽視社會大眾的普遍的價值預期、割裂與社會基本道德、當下普遍的公平正義觀的聯系，裁判的公正性就受到質疑。民意的表達如果符合大多數人的合理愿望和訴求（排除當事人方等案件利害關系人所制造的“民意”假象），就應當認真傾聽和關注，這樣裁判才能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同；

法官應敢于接受、善于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保障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但對于敏感案件，應選擇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公開相關信息，避免對于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力造成損害。

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其實就是良心（法官的正義之心、法律效果）與民心（社會公眾認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①（刑法條文）第三百三十三條非法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以暴力、威脅方法強迫他人出賣血液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對他人造成傷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②（刑法條文）第三百九十二條 向國家工作人員介紹賄賂，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條文）第三十七條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介紹賄賂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介紹賄賂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③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