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定罪前提下刑訊逼供罪的證明對象

論定罪前提下刑訊逼供罪的證明對象

摘要：刑訊逼供行為既侵犯了公民人身權利，又損害了司法公正，必須予以遏制。在定罪前提下，刑訊逼供罪的證明對象應當包括客體特征、客觀特征、主體特征、主觀特征。

關鍵詞：刑訊逼供罪；定罪；證明對象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43 一1027 / F(2010)12 一109 一02

作者：湖南涉外經濟學院；湖南，長沙，4 10205

一、刑訊逼供罪證明對象之客體特征刑訊逼供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又侵害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犯罪所侵犯的復雜客體又分為主要客體與次要客體。筆者認為刑訊逼供罪所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次要客體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主要理由在于刑法分則的體系的安排中，刑訊逼供罪是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這一章的內容，體現了國家對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重視和保障。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首先會嚴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摧殘被刑訊人的身心健康，容易造成冤假錯案。例如湖北佘祥林案，法院認為佘祥林故意殺害了他的妻子，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佘祥林巧年有期徒刑，十幾年后，佘祥林的妻子出現，證實他沒有殺妻，經過調查，發現在案件偵查的過程中，佘祥林被刑訊逼供，冤屈地承認自己殺妻，無辜地受刑，導致身心受到嚴重地摧殘。？其次，刑訊逼供嚴重損害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因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使受訊人難以忍受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從而導致其作虛假的口供，造成案件事實真偽難辨，線索虛實無常，這必然會給偵查審判工作增加困難，同時嚴重損害了司法公正。通過上述對刑訊逼供罪客體內涵的分析，可知，在刑訊逼供罪的客體問題上應證明，被害人的身體受到了傷害和痛苦，進而作出虛假口供，虛假口供損害了司法活動。

二、刑訊逼供罪證明對象之客觀方面特征

(l）發生的時空條件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通過對本罪的犯罪主體和犯罪對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本罪的犯罪主體是依法負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司法工作人員；本罪的犯罪對象是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因此，本罪只能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產生，不能在其他違法案件中產生。具體來說，刑事訴訟過程中是指以刑事案件的立案偵查之際到判決生效或者終審判決宣告之時止，包括偵查羈押、審查起訴、審判等環節。另外，有觀點認為刑訊逼供罪既可以發生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也可以發生在辦理治安案件的過程中，因為許多治安案件與刑事案件之間的行為性相接近，有時在未經過詢問查證的情況下，很難認定是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還是犯罪行為。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理由是治安案件是依據《 治安管理處罰法》、《 行政處罰法》 等有關行政法規辦理的，屬于“行政案件”，就行為人的行為而言，是違法行為，然而，本罪所涉及的案件是刑事案件，是依照《 刑法）).《 刑事訴訟法》 辦理的，屬于“刑事案件”，就行為人的行為而言，是犯罪行為。如果某些司法工作人員在辦理治安案件過程中，對違法嫌疑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情節嚴重的情況下，可以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致使違法嫌疑人傷殘、死亡的，應當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來定罪處刑。

(2）采用了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刑訊方法。所謂肉刑，是指直接施加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人身，可使其身體健康遭到損害或者肉體、精神遭受痛苦的摧殘手段。［匕如捆綁、吊打、針扎、火燙、拳打腳踢、使用刑具等。所謂變相肉刑，是指長時間的罰站、罰跪、罰凍、罰餓、暴曬、不準睡覺、“車輪戰”審訊等雖不直接傷害身體但造成痛苦的其他折磨手段或方法。(3）要有逼取口供的行為。即用刑訊的方法逼迫審訊對象作出有罪的供述或者按照審訊人員的要求作出有罪的供述。逼取口供的行為與刑訊行為是必不可分的整體，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刑訊行為是手段，逼取口供的行為是目的，兩者共同構成了刑訊逼供行為，缺一不可。(4）刑訊逼供的對象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是在刑事訴訟中的不同階段對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的不同稱謂，犯罪嫌疑人的稱謂適用于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是指根據一定的證據和實施被懷疑是實施犯罪行為的人；被告人的稱謂適用于審判階段，是指檢察機關代表國家依法提起公訴和自訴人依法提出自訴，要求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因此，刑訊逼供罪的對象包括在刑事案件中被偵查、被訊問的人，受到審查起訴的人以及接受審判的人。(5）刑訊逼供致人傷殘的情況。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常常表現為暴力手段，很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傷害。根據刑法第247 條的規定，刑訊逼供致人傷殘轉化為故意傷害罪。(6）刑訊逼供致人死亡的情況。根據刑法第247 條的規定，刑訊逼供致人死亡的應當定故意殺人罪。具體來說，應當根據具體的犯罪事實，主客觀相統一地認定犯罪行為的性質，而不能對有死亡的結果一律定故意殺人罪。

綜上所述，刑訊逼供罪在客觀方面應當作出如下證明：

第一，有刑訊行為，表現為行為人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了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第二，有逼取口供的行為。表現逼迫審訊對象作出有罪的供述或者按照審訊人員的要求作出有罪的供述。第三，造成了被害人身體上或者精神上的痛苦，但是不可以達到重傷、殘疾或者死亡的程度。第四，被害人身體上或者精神上的痛苦與刑訊逼供行為有因果關系。

三、刑訊逼供罪證明對象之主體特征根據刑法第274 條的規定，本罪的主企業家天地· 109

公共管理

培養叮白樂”眼中的“千里馬”

― 頂崗實習后關于人才培養目標的思考李玲李丹艷

摘要：我院是首批入選的“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在示范院校的建設當中，學生能力素質的培養是我們的重中之重。如何培養？培養什么樣的？暑假的頂崗實習給了我們莫大的啟示。我們的學生學習基礎較差，個性突出，心理復雜，除了要教授他們專業知識之外，還應該注重學生對學校、專業認同教育；培養自主學習能力；培養職業道德素養；培養競爭意識；培養自我推薦能力；培養動手實踐能力；提高人際交往能力，培養團隊協作意識；提高心理承受能力。

關鍵詞：頂崗實習；專業認同；自主學習；職業道德素養；競爭意識；自我推薦；動手實

踐；團隊意識；心理承受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43 一1027 / F(2010)12 一110 一02

作者：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湖南，長沙，4 10000

一、注重學生對學校、專業認同教育高職院校的學生普遍覺得自己的高考成績并不理想，對于自己現在的學校以及所學的專業并不十分認同，這樣的心理容易導致學習的懶散和怠慢，對專業知識的學習和掌握產生妨礙，對于以后的實習與工作也間接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在學生入學之初就應該注重對學校，對專業的認同教育，例如將專業往年的就業情況告之學生；請往屆的畢業生結合工作情況對專業學習給出意見和建議；專業教師的肯定與鼓勵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培養自主學習能力作為高職院校的學生，學習基礎差，自覺性不強，缺乏學習的方法和興趣，自主學習能力差，以致有些學生到企業實習后，喜歡怨天尤人，總是在混日子，沒有理解實習的真正含義，體會實習的真正作用。在這次與企業基層領導的研討會上，有人說過：“現在到企業來工作的人，不論

體是司法工作人員，所謂司法工作人員是指具有偵查、檢察、審判和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

(l）負有偵查職責的工作人員。主要是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軍隊保衛部門中有權對刑事犯罪案件進行偵查活動和履行偵查職責的工作人員。(2）負有檢察職責的工作人員。指在檢察機關中擔任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以及依法行使監督司法活動是否合法職責的人員。

(3）負有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指在監獄、看守所、拘留所中監控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監管人員，具體來說，是在監獄、看守所、拘留所中只有那些有審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職責的人，才可以成為刑訊逼供罪的主體。

對于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內部所設立的保安人員、農村各級治保干部、城鎮鄉村設立的治安聯防隊等各種形式的治安保衛人員，由于他們不是法定的司法工作人員，不負有法定的偵查、檢察、審判和監管職責，因此不能成為刑訊逼供罪的主體。綜上所述，刑訊逼供罪在犯罪主體方面應證明：

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是年滿周歲的自然人，否則不構成本罪，理由是未滿16 周歲的自然人屬于相對負刑事責任的年齡階段，犯本罪不承擔刑事責任。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智力發育健全、精神正常，有刑事責任能力，否則，無刑事責任能力，也不能成立本罪。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具有特殊身份，必須是司法工作人員，具體來說，是具有偵查、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各地設立的治安聯防隊，是群眾性的治安保衛組織，有些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基層組織聘用的治安人員，從事治安保衛工作，但是，這類人不是國家的司法工作人員，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

四、刑訊逼供罪證明對象之主觀方面特征

刑訊逼供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就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刑訊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仍然希望這種結果發生，而且出于為了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目的。至于行為人最終是否取得了被害人的供述，以及供述是否符合真正的案情事實，均不影響本罪的成立。如果行為人出于其他目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則不構成本罪。

逼取口供的動機多種多樣，比如有的是為了急于破案，有的是為了討好上級領導，有的是為了逞能等，但不論動機怎樣，都不影響本罪的構成。

因此，刑訊逼供罪在主觀方面應證明：第一，必須有刑訊逼供的故意，而且是直接故意，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肉體上或者精神上的痛苦，希望這種結果發生。第二，必須有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目的，如果不是出于這個目的，而是其他目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肉刑或者變相肉刑的，不構成本罪。第三，動機不影響本罪的成立，但是應當查明，比如是為了升職、立功或者為了盡快結案等等。

參考文獻：

[ l ］引自http : / / www.tmdps.cnicw · gov · cn / illfo-disp.phpid = 2079

【 2 ］參見郭秀春：《 對刑訊逼供罪中“利用職權”的理解》，載《 河北法學》 1998 年第5 期。基金項目：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讀職侵權犯罪證據標準研究”（項目號：XJ2010C019)

（責任編輯：謝篙）1 10 · ENTREPRENEUR WORLD

第二篇：論公證證明對象的確定

摘要：公證法、公證程序規則中，并沒有對證明對象的界定，鑒于公證工作的本質是一種證明活動，公證的效力之一是證據效力，我們引用訴訟法學界對證明對象的界定，“證明對象，又稱待證事實或要證事實，是指在訴訟中專門機關和當事人等（或稱證明主體）必須用證據予以證明或者確認的案件事實及有關的事實。” ①本文從一則案例入手，論證確定公證證明對象意義，并進而運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分析如何確定公證的證明對象。最后，得出結論，公證員在準確定位的基礎上，滿足社會需求，發揮公證價值。

關鍵詞：公證；證明對象

中圖分類號：d926.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6）20-0184-02

作者簡介：張秀云（1980-），黑龍江海倫人，哈爾濱公證處，研究方向：公證法。

一、確定公證證明對象的意義

案情介紹：張某與趙某的未成年女兒名下有一處房產，現張某與趙某欲出售上述房產。根據房產交易管理部門內部文件規定，張某與趙某需要聲明為了被監護人的利益出售上述房產，保證出售所得價款用于被監護人的學習、生活所需，如侵犯被監護人的合法利益，由聲明人承擔法律責任。并需要對《聲明書》進行公證。

對于能否受理該類公證申請，在公證員之間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不宜受理。因為公證員無法審查監護人出售被監護人的房產目的，是否是為了被監護人的利益，一旦監護人出售房屋所得的價款沒有用于被監護人，被監護人會向公證處主張賠償。另一種觀點認為，公證處可以為監護人辦理《聲明書》上簽名、指印公證，該公證中，公證員在核實聲明人身份的前提下，監督聲明人在《聲明書》上簽名、捺指印。《聲明書》內容的真實性、監護人是否侵犯被監護人的利益，不是公證員的審查內容，如因此發生糾紛，與公證處無關。

筆者看來，公證員對判斷能否受理某一公證申請的標準，是一致的，即判斷該事項是否符合《公證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公證法》第二條規定，公證是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之所以對能否受理該申請存在爭議，原因在于公證員對當事人申請公證機構予以證明的證明對象理解不同。如果認為證明對象是《聲明書》內容，并需要對《聲明書》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實質審查，并需要保證聲明內容得以實現，則該類事項不宜辦理；如認為公證員在確定《聲明書》內容合法、對聲明內容真實性進行形式審查后，以聲明人的簽名、指印為證明對象，則此公證可以受理。可見，公證員在接待當事人的過程中，通過與當事人進行交談，確定待證事實、證明對象，是判斷能否受理申請的前提，也是公證工作的邏輯起點。以此為基礎，公證員可以確定證明責任、證明方法、證明標準等問題。

二、確定公證證明對象的步驟

（一）確定一級大前提事實

以本案為例，第一個大前提事實：《民法通則》第十八條規定：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除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監護人依法履行監護的權利，受法律保護。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給被監護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第二個大前提事實：《物權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不動產登記，由不動產所在地的登記機構辦理。以上事實是實體法律規范，不是公證的證明對象。

（二）確定一級小前提事實

本案中，依據《物權法》規定，未成年人父母到房產交易管理部門出售未成年人的房產，房產交易管理部門的過戶登記行為，使房產交易管理部門與做為產權人的未成年人之間形成了行政法律關系。在此法律關系中，房產交易管理部門是判斷未成年人父母出售未成年人房產目的的機關，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向房產交易管理部門舉證證明其出售未成年人房產的目的。因此，未成年人父母出售未成年人房產的目的不是公證機構的審查及證明對象。

（三）確定二級大前提事實

房產交易管理規定的未成年人父母的證明其目的的方法是：由未成年人父母聲明為了未成人的目的出售房產，并保證出售所得價款用于未成年人學習、生活所需，如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利，則承擔法律責任，并對《聲明書》進行公證。該證明方法為房產交易管理部門的內部文件，由聲明人承諾承擔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利后產生的賠償責任，該承諾本質上是對聲明人違法出售未成年人房產的行為與房產交易管理部門對聲明人目的的疏于審查所產生的共同侵權責任的分配，在聲明人與房產交易管理部門之間，具有對內約束力，具有法律效力。至于規定該證明方法的文件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并不是公證活動的證明對象。

（四）確定二級小前提事實

未成年人的父母到公證處辦理了《聲明書》上簽名、指印公證。至此，基于《公證法》第二條的規定，我們確定了公證對象：聲明人簽署《聲明書》的行為。為了對此證明，依據《公證程序規則》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公證員的謹慎、勤勉義務在于，第一，通過審查聲明人提供的戶口、身份證、結婚證、孩子的出生醫學證明、獨生子女光榮證等材料，判斷聲明人是未成年人的父母；第二，監督聲明人在《聲明書》上簽字、捺指印。

最后，我們總結聲明人出售未成人房產過程，涉及的演繹推理。第一，《民法通則》規定，聲明人出售未成年人房產的必要條件是為了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第二，《物權法》規定，房產出售的必經程序是到房產交易管理部門進行更名過戶。因此，判斷聲明人目的的機關是房產交易管理部門，不是公證處。第三，房產交易管理部門規定了聲明人證明其目的的證明方法，該證明方法的合法性不是公證處的審查及證明對象。第四，為了向房產交易管理部門證明聲明人簽署了《聲明書》聲明人到公證處，在公證員的面前，簽署了《聲明書》，該行為是公證處的證明對象。

三、準確定位，滿足社會需求，發揮公證價值

一個簡單的公證申請卻在公證行業內備受爭議，原因在于公證員對自己的職業沒有準確定位。一方面，卑微地期望立法中規定更多的法定公證事項，已保證公證案源；另一方面，又高傲地將真正被當事人所需求的公證事項拒之門外。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經濟過度的干預、大量的行政審批事項，已經為社會所詬病，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結構為改革之必然趨勢，立法中規定法定公證事項幾乎是一種奢望。公證行業，公證員只有準確作出職業定位，認識到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的實質是一種證明活動，我們的公證書更多地作為當事人的證據使用。公證工作中，越來越需要公證員運用自己精湛的法律技能，豐富的人情世故，確定當事人需要我們公證的證明對象是否符合公證業務受理范圍，以此，既能滿足社會需求，實現公證價值，又可以有效的避免職業風險。

因此，當王某的獨生女兒來公證處成，王某突發腦梗死，只有支取王某名下的貳拾萬元存款才可以支付巨額醫療費。但是王某已經神智不清，無法支取銀行存款，請公證員為王某辦理委托書公證時，公證員根據《公證法》與《公證程序規則》，拒絕受理了該公證申請。另一方面，經公證員與王某的存款銀行方面通話確認，銀行的答復是只要王某的配偶、父母、女兒一致同意由其中一人支取王某名下存款，并保證支取的存款用于王某醫療所需，如侵犯王某的合法權益，愿承擔法律責任，由公證處證明《聲明書》上聲明人的簽名（指印）屬實，便可支取王某名下存款。此時，公證的證明對象已經由王某的簽字轉為王某配偶、父母、女兒的簽字。而不是聲明內容。聲明人能否憑公證書支取王某存款，由銀行決定，因此發生糾紛，與公證處無關。另一方面，公證員在審查王某的住院病歷、診斷書后認為，第一，如果不支取該存款，王某無法得到醫治，會死亡；第二，王某死亡后，王某的法定繼承人為配偶、父母、女兒；依據常理，如果王某的配偶、父母、女兒欲取得王某的存款，可以財產不對王某進行醫治，而待王某死亡后，繼承王某的方式。此時，當事人申請辦理公證的目的，我們公證員可以判斷是為了醫治王某。而如果我們將并不需要我們承擔責任的公證事項拒之門外，可能導致的王某得不到救治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