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陳劍：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

陳劍：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

2010年11月05日13:53來源：《中國發展觀察》

2010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為“十二五”的核心議題，并再次重申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即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現在的問題是，黨的17大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沒有縮小，仍在擴大。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基尼系數在0.3左右，上世紀90年代中期達0.42，但到了2010年，已經達到0.48以上。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事關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要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關鍵在于落實。并且，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單兵突擊式的改革已難以為繼，需要全面改革方能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深化行政體制、財稅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國企、戶籍等多方面的改革，需要推進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通過綜合措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會起到實效。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一、進一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評價公共服務型政府程度的重要內容。所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政府要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原則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竟卜站然膬热葜饕ǎ夯镜拿裆苑?，如就業服務、社會救助、養老保障等；公共事業性服務，如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等；公益基礎性服務，如公共設施、生態維護、環境保護等；公共安全性服務，如社會治安、生產安全、消費安全、國防安全等。這些基本公共服務做好了，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十一五”以來，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總體而言，我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發展失衡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同時存在著供給不足和供給不均問題，公眾對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存在“享受不均”，這些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的原因。從供給情況看，尚未明確提出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和范圍，公益

性服務領域投入長期不足，歷史欠賬巨大，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從城鄉情況看，農村公共服務嚴重滯后，可及性差。從區域情況看，不同地區公共服務差距比經濟差距還要大。從不同人群情況看，城鄉低收入家庭和社會困難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權益還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笆濉睍r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應當明確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和范圍，加強基層公共服務機構的設施和能力建設，保障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規范有效運轉?？梢詢炏却_定在底線生存服務和基本發展服務兩個方面，具體包括公共就業服務、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衛生、公共文化體育、福利救助服務等七個領域。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夠有效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國，這項工作如果在“十二五”有較大進展，至少應當減少基尼系數0.05，將基尼系數從目前的0.48減少到0.43左右。

二、充分發揮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但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不能缺失。近年來，勞工工資占GDP的比重下降，無論是與中國過去比，還是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比，這一比例都過低了。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成熟和不健全、勞動力資源配置轉型不到位、歷史形成的戶籍制度割裂了城鄉勞動力市場、沒有一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等等。目前存在的一個嚴重現象是，資本勢力的張狂和強勢，資本所得嚴重擠占勞動所得。中國經濟生活中經常出現的“畫面”是：初次分配中農民工的工資被長期壓低，行業收入差距過大，一些農民工的工資已經壓低到很低的地步，尤其是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中，以農村轉移勞動力為主的非熟練、非技術勞動力的勞動報酬更是被壓低到極限，工資還經常被拖欠克扣，并且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長期處于被資本剝奪的境地；一些企業經常違背國家的法律和法規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規定，延長勞動者時間、勞動保護不到位；相當多的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等等。

從深層原因分析，上述現象是勞動者權益得不到尊重的體現，也與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缺位有關。就中國目前現狀而言，中國各級工會組織，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要在一次分配體現公平，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真正發揮工會組織對勞工權益保護的職責，健全集體協商機制。通過健全勞動力規則，形成勞、資和政府三方合作伙伴關系，這也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應當盡到的責任。

政府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是制定規則，政府應當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工資指導線，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打擊和取締非法暴利等措施，從而合理劃分國民收入的“蛋糕”，讓勞動報酬占有更多份額。

此外，政府還應規范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規的落實情況。在最低工資、勞動工作時間確定等方面，雖然有相關的規定，但卻疏于執行和監管，一些企業強制加時加班，濫用童工，私了工傷事故等違法違紀的事情時有發生。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和自身的政績，對于那些無視勞動法律法規的雇主們疏于監管，并與企業合力壓低本地勞動力成本。因此，各級政府必須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勞動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并嚴格執行，為勞動者獲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

惟其如此，才是各級政府職責所在，也是一次分配體現市場公平的含義所在。

三、打破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各行業間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而目前各行業收入差距已經達到了23倍以上。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競爭力和人力資本差異的體現，而主要是壟斷行業獲取了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收益。而壟斷格局不打破，這種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存在，并成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而要打破壟斷格局，一是要在全社會形成這樣一個共識，市場經濟的基礎和主體是民營經濟，而國有經濟只是承擔特殊的社會職能和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就目前國有壟斷企業現狀分析，絕大多數的國有企業壟斷的行業和領域都應當放開準入。只有民營企業不能做或不愿做的待業和領域，才需要國有企業的介入；二是要引入競爭機制，推進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擴大民間資本的進入，凡是政策沒有規定不可以進入的，都應該讓民間資本進入。要“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教育、醫療、衛生、基建、公用事業等壟斷領域都應當進行改革，吸引更多民營資本進入。今年5月13日，國務院出臺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政策落到實處。三是建立國有企業的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于國、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此外，管住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環。

四、財稅體制改革

財稅體制改革，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環節。在現行所得稅分類征收方式下，由于缺乏對多種形式的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監管手段，致使出現了富人少交稅、窮人和工薪階層多交稅的逆向再分配局面，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擴大。這主要表現在，納稅主體稅負不公，稅收政策不完善，城鄉居民間、高低收入者之間、不同經濟類型單位間存在稅負不公的問題；稅收待遇差別較大，費用扣除不合理，等等。此外，財政轉移支付導向不明確，調節功能微弱，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范圍模糊；轉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應當加強個人收入調節。調節過高收入，要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將高收入者的重要來源——財產轉讓、贈與、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納入個稅征管對象。對不同地區、不同收入階層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設定應做到區別對待，不能“一刀切”，做到依法治稅，應收盡收，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調高”不是簡單的“抽肥補瘦”，而是要通過稅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體的一部分財富交給國家，用于二次分配，推進分配公平。

五、進一步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進一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內容。中國的二元結構、鮮明的城鄉差別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大缺陷和特點。除此之外，社保制度還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覆蓋面不足。各項社會保險制度幾乎都存在覆蓋面過窄的問題，受到保障的主要是城鎮正規單位職工，而非正規部門和非主流群體基本沒有或只能享受部分社會保障。二是制度不統一，除城鄉的制度性分割外，在城鎮還存在企業與事業單位的制度差別，不同地區之間的差別。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目前在很多地方實際上不是生存標準，而是政府財力標準。政府財力高，保障標準也就相應高。三是缺乏制度保障，至今未出臺《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障資金繳納、籌集缺乏強制性約束，社會保障執行標準的確定和執行還存在較大的主觀隨意性。??為推進“十二五”的社會保障工作，主要內容包括，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的法制建設，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等相關法律；加快建立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政府的公共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穩步提升社會保障水平等內容。

六、推進產權制度改革

在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中，國民收入三大分配主體政府、企業、居民中的分配比例是33∶30∶37；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比例曾經是24∶18∶56。國家和企業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是我國現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點。各級政府用稅收、收費罰款、土地出讓、探礦權采礦權出讓等權力在國民收入中進行分配，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最大的利益主體。??政府分配占比高，問題癥結在于政府職能轉變滯后，產權制度改革緩慢。因此，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深化資源價格改革，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出賣資源的收益，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

產權是關于財產的權利。收入的分配無非是產權收益的分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配原則是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由于我國要素市場不健全，要素的產權不明晰，使得各種要素的貢獻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場價值得到實現，產權利益扭曲。以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為例，持續至今，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已有多年，但“所有者虛位”和“政企不分”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在建立了公司制的企業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尚未真正形成。企業產權制度缺陷已成為企業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障礙。在企業產權制度不完備、缺乏有效監督制約制度的情況下，草率實行經營者股權激勵等向少數經營者傾斜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在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方面，農民擁有的只是對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權或經營權，卻不擁有轉讓、抵押、入股等處置權以及相對應的收益權。農村土地沒有真正成為可以在市場上流轉和交易的生產要

素。這種土地產權制度既不利于土地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還嚴重助長了政府批地過程中的權錢交易和徇私舞弊，使少數人中飽私囊，廣大農民卻不能從中受益。中國目前出現的大量的群體事件，一個重要因素是政府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對農民土地的剝奪。總體情況是，中國農民只得到了土地出讓金的5%，其余則被政府和開發商占有。要做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需要在宅基地、農村承包經營、農村集體財產等多個方面確定每個家庭和個人的實際權益，建立承包地、宅基地的退出和補償機制。

七、加大戶籍制度改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199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1，2010年已達到3.33∶1，“落差”幅度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如果按照實際收入分析，中國城鄉差距不是統計指標的3.33∶1，而是6∶1。要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加快人口城市化的發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而這其中，一個重要阻礙就是戶籍制度，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國的“偽城鎮化”或“不完全城鎮化”，雖然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但卻無法享有與城里人同等的公共服務?，F行戶籍制度最受非議的，乃是它造成了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難以跨越的城鄉福利差異，并阻礙著人們的自由遷徙，它在本質上是帶有歧視性的。

要對現行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就是要取消其依賴于戶籍制度的各種歧視。這些歧視有些是體制原因，有些是發展階段的原因。就是應逐步創造農民工可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充分考慮農民工戶口遷入城市條件的設定，在住房、就學、社會保障、社會管理等方面推進與戶籍制度改革相關的配套改革。例如，對現有土地制度進行改革，將政府土地收益的相當大的一部分用于解決進城農民工的住房保障問題，對在城里有連續五年以上工作記錄的農民工，為其提供住房保障，納入城市低保范圍，給予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把農民工納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納入城市失業和就業統計范圍，通過建立統一的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保障農民工實現就業。

對現行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為農民工提供日益增多的公共服務，逐步縮小依賴于戶籍制度的各種歧視，逐步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這對推進中國人口的城市化，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無疑會產生重要影響。

八、推進“三次分配體系”的建立

民辦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又稱“三次分配”制度，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第三次分配體系”的建立，在道德力量的支配下，社會成員以自愿捐贈等方式，資助困難群體，使社會分配更趨公平，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一、二次分配的不足。

中國自古就有崇尚恤老慈幼、扶貧幫困、樂善好施的傳統風尚，但是現在中國企業在慈善方面的表現遠遠落后于西方。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復雜，其中重要一點就是沒有在捐贈方面建立稅收減免激勵機制。例如，稅法

雖然規定企業的慈善捐贈在利潤總額12%以內可扣除所得稅納稅所得額，個人在所得總額30%以內也可扣除，但同時又規定只有捐給縣以上政府或者是中央有關部門認定的公益機構，才能獲得這種抵扣。這極大地限制了企業與個人捐贈的積極性。在中國，能夠獲得這種抵扣資格認定的公益機構很少，迄今只有區區幾十家，而美國有100多萬家，也造成了企業與個人捐贈的不方便。由于對政府和指定的公益機構接受捐贈后的行為及資金流向難以跟蹤、把握，很多企業和個人并不愿意進行這種捐贈，這也是企業及個人對公益捐贈熱情不高的原因之一。為此，要推進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就要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推進慈善和公益事業的文化氛圍，有利于推進慈善和公益事業體制機制，包括在稅收減免等方面的措施。

此外，收入分配改革還包括政府應當采取多種手段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扶持力度，穩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努力促進中小企業服務業發展，打擊腐敗等多方面的舉措。通過綜合配套措施，才能有效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第二篇：淺析如何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析如何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內容摘要：“十八大”報告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關鍵詞: 十八大、倍增計劃、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以及東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0.4%的少數人掌握著70%的社會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十八大”報告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呈現出收入渠道不斷增多、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態勢。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勵效率的觀念和體制被逐漸認同的過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也開始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現

1.付出同量的勞動，在不同行業不能得到同樣的報酬。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差異不大，最高與最低之比為1.8倍，后來收入之比逐漸拉大，到2000年為2.63倍。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考慮到住房、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2.付出同樣的勞動，在不同地區不能得到同樣的報酬。198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區是上海市，為1075元，最低的地區是山西省，為560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區仍然是上海市，為20668元，最低的地區是西藏自治區，為8941元，最高與最低之比為2.31∶1。同樣級別的公務員、事業人員月收入少則千元以上、多則萬元以上，差別比較大。

3.同在一個地區，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資料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戶的5.7倍，農村高收入戶人均純收入是低收入戶的7.5倍。2009年底，財政部的調查資料再次證實了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事實。兩組數據引人關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1.4%。貧富差距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極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對勞動者共同創造的同一塊“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農村居民分得太少。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從1995年的51.4%持續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近年來一般介于50%—57%之間，比我國高出10—17個百分點。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顯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別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別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中，嚴重向城市傾斜，2004年我國財政社會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農民難以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從2004年就開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這個醞釀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眾太多的期望，但據專家介紹，這可能并非一個解決當前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體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個原則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則化。但是，令公眾感覺失落的或許并非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開始醞釀到即將出臺的8年時間里，公眾獲得的參與機會確實是少之又少。

在經歷了八年磨一劍之后，公眾苦苦等來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則性方案，這個消息或許會讓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為，對于即將面世的方案，我們不應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應指望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會迎刃而解。萬事開頭難，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來就是好事。對于收入分配改革這座大廈來說，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討論鋪什么樣的地磚，刷什么樣的墻漆。方案或許不夠具體，但一切問題不妨先改起來再說，在行進中修正航線。對此，公眾需要拿出寬容和耐心，見證改革的點滴進步。

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許不夠具體，但能夠出臺落地就可喜可賀，一切問題不妨先改起來再說。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會受到很多方面的影響和制約，重要的是在行進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航線，順利抵達成功彼岸。對此，公眾需要拿出寬容和耐心，一起見證改革的點滴進步。

十八大報告中的“倍增計劃”和“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者報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構成了一個體系，同時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徑。“倍增計劃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吻合的，它與兩個同步、兩個提高一樣，都是漸進的、長期的。“兩個同步”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然后“倍增計劃”是2020年的約束性指標，而“兩個提高”則是長期的”。

實現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對策

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問題，已嚴重挫傷了廣大勞動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造成了地區、行業、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影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步伐，加劇了經濟社會和改革開放的不穩定性。因而，我們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堅持社會公平正義，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實現“兩個同步”，不斷提高“兩個比重”，切實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這“兩個同步”和“兩個比重”都是更多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由公有制為主體的性質所決定，我國現階段還必須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要讓勞動成為人們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實現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必然會產生多種分配方式與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勵和支持城鄉居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要繼續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并根據經濟發展狀況不斷提高標準；要建立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積極發揮工會在勞動者維權上的作用，增強勞動者的談判能力；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不影響市場效率的前提下，職工工資必須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斷提高。

２．健全擴大就業增加勞動收入的發展環境和制度條件，促進機會公平。就業是增加勞動收入的先決條件，各級政府要為勞動者創造平等的就業和創業機會，提供良好的稅收、信貸等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發展環境；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多渠道開發就業崗位，鼓勵自主創業，促進充分就業；還要健全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為勞動者提供優質高效平等的就業服務。

３．千方百計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逐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建設者，是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和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是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民收入水平低，成為我國低收入階層的主體，因此，提高農民收入已成為當務之急。一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二要轉變觀念，改善環境，不斷增加農民創業收入。三要改革農村土地制度，還地權與農民，使農民有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制度條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實行土地經營權流轉，實施適度規模經營，并按市場規則對征地農民進行合理補償，以增加其財產性收入。四要創造條件，擴大農村市場，健全和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給農民提供增加市場收入的機會。

４．建立“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讓全體居民共享“陽光和雨露”。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則就是社會公平，它可以通過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進行調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差別，緩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讓全體居民“同在一片藍天下，共享陽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轉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彌補市場失靈，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的凝聚力。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調節制度建設滯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沒有很好發揮。因此，我們必須規范分配秩序，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結束語：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發展中的 中國 建設成富裕 文明的 現代 化國家，是一項艱難而巨大的社會工程。要實現社會經濟體制的順 利轉型與平穩過度，應倡導公平與尊重效率，把優化社會經濟利益的增長機制同 構造市場收入分配機制結合起來，是必不可少的，產生收入差異也在所難免，這 既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進生產力和生 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協調發展，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快政 治體制改革，堅持以人為本，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的公開、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建立和諧社會，實現可持續發 展。

第三篇：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賈慶林談2011年部署：推進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新華網北京3月3日電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3日在北京說，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時期開局之年。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賈慶林代表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向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作工作報告時說，要把推進學習型組織建設與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結合起來，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活動，精心組織常委會學習討論和在京委員學習報告會，認真舉辦政協委員學習研討班，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上來。

賈慶林表示，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為契機，學習宣傳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豐功偉績和歷史經驗，引導廣大政協委員充分認識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賈慶林說，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以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為主要內容，舉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大會，通過舉辦招待會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親歷辛亥革命》紀念圖書，拍攝電影、文獻電視片等活動，回顧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不懈奮斗的歷程，引導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認識人民政協和多黨合作制度產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更加自覺地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不斷鞏固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賈慶林說，把握科學發展主題，抓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就找準了人民政協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把“十二五”規劃目標與今年重點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趨勢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圍繞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關系，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等問題，適時召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專題座談會，力爭形成一批務實管用的意見建議。

賈慶林表示，以“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議題，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組織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及專委會等，就推進發展現代農業、加強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強化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為中小企業發展營造良好金融環境、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拓展國際經濟合作空間等綜合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深入開展調研視察，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提供參考。賈慶林說，繼續關注和促進民生改善，圍繞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促進充分就業，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持物價總體水平基本穩定，加強社會保障

體系薄弱環節建設，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推進醫藥衛生體制重點改革，加快住房保障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察實情、講實話、出實招，努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賈慶林指出，要認真總結各級政協組織開展群眾工作的好經驗好做法，探索新途徑新載體，逐步完善政協組織、政協委員和界別聯系群眾的工作機制。要暢通信息收集、報送和反饋渠道，積極探索利用互聯網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時準確地把握全局性、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努力成為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反映群眾意見訴求的重要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的重要方面。

賈慶林表示，要深入貫徹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和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精神，更加關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和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推動“興邊富民”工程深入開展，重點幫扶武陵山等集中連片貧困區群眾。充分發揮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和少數民族界、宗教界政協委員的積極作用，努力開創政協開展民族地區群眾工作和信教群眾工作新局面。

賈慶林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港澳和內地特別是與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支持和鼓勵港澳委員在香港、澳門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為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多作貢獻。拓寬與港澳各界人士的溝通渠道，加強同港澳政團、社團及代表人士的聯系，加大對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

賈慶林表示，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把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主題，積極推動政協委員與臺灣民意代表的深入交流，擴大同臺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各界人士和基層民眾的交往，扎實有效地做好臺灣人民工作，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落實，促進海西經濟區先行先試作用充分發揮，進一步拓展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領域。賈慶林說，認真貫徹僑務工作方針，密切與歸僑僑眷的聯系，組織開展內容豐富的僑胞聯誼活動，做好海外華僑華人工作，積極為海外留學人員為國服務創造便利條件。

賈慶林表示，要按照國家外交工作總體部署開展高層互訪，深化傳統友誼，增強與有關國家的政治互信，推動經貿等重點領域的務實合作。推動政協各專委會與相關國家機構的交流合作，加強同外國議會、重要智庫、主流媒體、知名人士的交往，不斷深化人民政協公共外交實踐。

賈慶林說，支持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與國際協會及其成員組織和聯合國有關機構開展友好合作，發揮好中歐圓桌會議的建設性作用，支持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鞏固發展同世界性、地區性跨宗教和平組織的交往，進一步完善雙邊交流機制。加強對外宣傳工作，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和人民政協的了解，爭取國際社會在相關領域對我國的理解和支持。

賈慶林說，人民政協自身建設的水平，關系到履行職能的成效，影響著協商議政的質量。要認真總結、充分運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總結檢查活動的成果，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改進完善提案、視察、專題調研、大會發言、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資料等工作。扎實推進人民政協理論建設工程，支持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開展重大課題研究和加強教育培訓，在建立完善人民政協理論體系和宣傳普及方面邁出新步伐。

賈慶林表示，加強各級政協以及政協組織與黨政部門、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團體之間的聯系合作，優化政協專委會聯系界別、委員工作機制，形成政協組織綜合協調、信息溝通、上下互動、內外聯系的合力。強化委員履職能力建設，完善績效評估、督查落實等工作機制，提高履職成效。在政協機關繼續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提高機關干部隊伍素質和為委員履職服務的能力。

第四篇：淺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淺談“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資待遇

摘要：

近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被逐漸拉大，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一段時間，連續有媒體報道有關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臺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比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稅為薪”、“收稅返薪”和“提薪讓稅”等。這三種方式，在可能達到的效果和操作難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種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一種相對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可以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臺，還可謂任重而道遠。然而很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正在進行緊張的制定和論證，很可能年內便會出臺，這讓所有人看到了希望。關鍵詞：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資 方案

正文：

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志的警戒“紅線”，由此帶來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房價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滿的問題，近期更是出現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漲價的局面。面對這一情況，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穩定物價，從而保證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則需要調整分配格局，拉近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從而增強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彼時，中國生產力極度低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故提出了“先富帶動后富”，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從而提高國家的整體水平，進而帶動其他人，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然而現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來，我國的競爭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論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是否在實際意義上帶動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論是否到了該實現共同富裕的時間，僅從客觀實際來講，貧富差距的拉大，已經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拔页姓J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錢，我們卻這樣，就是讓我不爽。”我身邊的人不乏這樣的觀點。仔細分析，這種觀點并不是無理取鬧不尊重客觀實際，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體點講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個人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指出的，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國家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理應承擔起調整策略以適應發展需要的責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話題的密集表態，讓人們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進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實質進程。最近，關于收入分配改革話題的報道頻見諸于報端網絡，而有關專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便有可能出臺。

收入分配改革漸形漸近，如何改革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個重點肯定要提高工資待遇。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到底是“化稅為薪”、“收稅返薪”還是“提薪讓稅”？

所謂“化稅為薪”，顧名思義，就是降低企業稅負，將這部分錢用于提高員工工資。最理想的局面應該是這樣的：國家減輕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員工增加了工資，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樣回過來企業也可以提高效益，這樣帶來企業銷售的增長，雖然納稅比例降低了，但因為總量的增長，國家的財政總量還是會健康增長，形成多贏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對企業能否自主加薪、及“稅轉薪”如何落實監管都心存疑慮。

據我從網上了解，過去有的地方比如廣東也出臺過類似的政策，但效果卻并不如意。這倒不是因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經，在執行環節出了問題。結果是企業的稅負減輕了，員工的工資卻不見長。“工資歸工資，稅收歸稅收，減免稅收只是減免公司老板的稅收。”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業及其少數人借機提高“效益”的途徑。到頭來是國家稅收少了百姓收入沒有增加，這就有失初衷了?，F今中國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市場開放體制，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私有制企業。而資本家的本質就是剝削，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從另外的角度講，現如今企業的生存壓力很大，企業的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如何合理避稅，已經是企業的一門必修課。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的很多注冊公司都盡可能地注冊在一些較為偏遠的地域，從而躲避較高的稅負。而降稅又不會降太多，正好給企業用于降低成本緩解壓力，起不

到“化稅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稅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業的貫徹執行，隨之便產生了出現了另外一種建議——“收稅返薪”。“收稅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體而言，就是把擬定該減輕的稅負先都收回來，然后由各地的勞保部門或指定專門機構，再把這些收回來的稅負給返回去。注意，是按應增加的工資比例返給員工個人而不是企業。在我看來，這種方法較前一種相比，雖然表面上看上去更為合理，但實際上卻換湯不換藥。首當其沖的一點是這“返”的工資能不能真正落到員工手上，因為這雖然繞開了企業，但卻平添了這么多道手續，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監管機制。而且，即便是能夠確保將這部分錢返到員工手上，企業還是會有很多辦法將這些錢“化”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長的工資不漲或少漲，原先本要發的獎金不發或少發，或者通過一些制度，將這些錢化為額外的工時等等，對于員工來說總體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實際上最受益的還是企業。相較于前一種方式，這種方式無疑會增加一部分額外的成本，但這部份成本能不能轉化為它本應發揮的作用，這一點還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兩種提高工資待遇的方法，有人還提出了“提薪讓稅”這樣一種方式，就是將“化稅為薪”流程倒過來，即政府應鼓勵企業增加員工薪酬，并據此對提薪的企業采取稅收減免。這種方式與前兩種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兩種方式是政府先行減稅或是抽稅，之后企業才輪到企業做出反應，而這一方式則是將如何做交給企業去選擇，政府再去根據企業的“態度”給出相應的獎勵。這行動順序的改變，實際上是政府把主動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觀上講可以有效避免企業利用國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對提薪的企業做出足夠的補償和獎勵，就肯定能夠達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個人認為，這種方式實行起來也是最難的。首先，這種方式雖不像前兩者那樣倚重嚴格的監管措施，但卻需要制定嚴格的標準，對提薪做出的鼓勵必須有據可依，不能隨便哪個人說說就減了。所以除了要有嚴格的標準，還必須要對每個企業做出正確的評估，不能企業說自己漲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專門的機構進行評估和確認。然而，國家這么大，企業這么多，實際操作起來的難度著實不小，因為幾乎每個企業的情況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對公平的標準，就已經夠讓人頭疼了。

上面的這三點，是我通過查閱資料篩選出來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三種提高工資的實際操作辦法的提議。總的來說，這三點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難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體操作又過于復雜。但無論怎樣做，前提是要規范明確，否則就不可能達到應有的效果。所以，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個細節，都需要進行反復的論證，使其盡量合理，每一個方面都必須要明確，任何特殊情況都盡可能做到有據可依。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不能出臺的原因，但據媒體報道，這一方案有望年內出臺，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其實，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單從提高工資待遇這一點來說，需要解決的遠遠不止上文提到的問題。針對此次改革，網民上也在網絡上進行著激烈的討論。有的企業的負責人，在網上抱怨現在小公司所面臨的嚴峻生存壓力，有的人，則對提高工資待遇的對象提出了疑問，認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資也增加同樣的比例，到頭來貧富差距反而是會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覺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從而增加中產階級的比重，使國家更為穩定，應該不會出現高、低收入者工資同漲的局面，否則真的會讓人哭笑不得。總之，距離方案的出臺，最多也就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具體是怎樣改革，讓我們拭目以待。只是希望，這此改革，不要讓大眾失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2008年修訂版)

2、《我國分配差距窮降富升逼近紅線 白黑灰血金共存》(《經濟參考報》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可能出臺 重點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解放日報》2010年06月04日)

4、《據稱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視低薪者收入》(《新民晚報》2010年6月4日)

5、《減稅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當務之急》（新華網）

6、《“減稅加薪”不如“收稅返薪”》（荊楚網）

7、《企業避稅最佳設計方案》（企業管理出版社 雷建/編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戰略和路徑間求平衡》(《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06月09日)

9、《遲福林：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規范政府行為》（人民網）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學界爭論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學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應該把初次分配作為改革重點；另一派認為，著力點應放在二次分配。厲以寧認為，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分配，但在中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由于各種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厲以寧看來，導致初次分配與市場經濟規律相脫節的原因，既有行業壟斷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資級差、工資標準等因素；還有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對稱的原因，買方強勢，賣方弱勢。(勞資關系不對稱)

此外，從深層次看，中國初次分配的邏輯中，還存在著特殊的二元勞動力結構，即高級勞工市場工資高、福利多、升遷容易；低等勞工市場工資低、福利少，幾乎沒有升遷機會。在農村，農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更不樂觀。首先，到現在為止，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農民雖然有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但沒有產權，不能用于抵押、轉讓，土地的流轉很大程度上受市場外因素的干擾，農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雖然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可他們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樣，他們更弱勢，雇方和被雇方雙方地位不對稱的問題十分突出。

第三，農民養了牲畜、家禽，種了農作物，但他們在銷售中處于弱勢，和他們打交道的大公司明顯強勢。即便農民組成了專業合作社，跟大型企業比也還處于弱勢。

在厲以寧的改革方案中，鑒于我國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初次分配。方案還有一個大膽的設想：人力資本的投入者和物質資本的投入者一樣共享利潤。傳統分配制度中，利潤全部歸物質資本投資者所有，作為人力資本投入者的職工只能獲取工資，不能參與利潤分配。上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已提出了利潤共享原則，認為人力資本投入者也應共享利潤。(勞動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資本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