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紅十字會社監委下月擬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

中國紅十字會社監委下月擬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新京報訊（記者魏銘言）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擬于5月中下旬，重新啟動針對郭美美事件的調查，并邀請社會公眾同步參與。調查將在蘆山地震救災后啟動

昨天，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王永表示，目前，社監委內部已經對重查郭美美案達成初步共識，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也表示愿意配合這次調查。“現在大家的主要精力還是抗震救災，待蘆山地震災后的緊急救援救災基本完成后，紅會社監委將啟動針對郭美美案的重新調查。”

此前，王永曾以社監委委員身份，數次建議重查郭美美案，并向公眾發布。他坦言，此次蘆山地震后，第一時間進入災區開展救援的中國紅十字會，卻不斷遭受公眾質疑，甚至遭受網民的謾罵，“讓大家達成共識，是決定啟動（郭美美事件）重新調查程序的一個主要原因”。

昨天，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官方先后針對三件公眾質疑紅會事件開展調查、循環公布調查結果。其中既包括子虛烏有的地方紅會虛開救災藥品發票案，也包括“有圖有真相”的紅會工作人員開車中途甩下志愿者的事件。這種陷入質疑、調查和反駁漩渦的日子，從地震后第一天，就不斷“重演”。將邀請公眾和質疑網友參與調查

昨天上午，紅會社監委官方微博以“委員聲音”為題，建議重新調查郭美美案，幫助紅會恢復名譽。除王永外，社監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劉姝威也表示，社監會應重啟郭美美事件調查程序，并向公眾解釋清楚，否則紅會的聲譽很難恢復。

重查郭美美案，是否真能幫助中國紅十字會恢復聲譽和公信力？王永介紹，這次重新調查，社監委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將邀請社會公眾，包括那些曾經關注或質疑紅十字會的網友代表，參與調查過程，直接與紅十字會相關工作人員“面對面”交流，提出自己的問題。“我相信，這次調查的結果，會比較好”，王永說。

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是第三方獨立監督機構，由16名委員組成。所有委員和紅會均無隸屬關系，也不從紅會領取任何形式的報酬。

第二篇：郭美美事件引發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

“郭美美事件”引發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位名為“郭美美baby”的網友炫富：自稱“19歲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更吸引眾人眼球的是其實名認證信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此后不久，又有“細心”網友挖出一位與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同名的微博“郭長江RC”僅關注過數人，其中之一便是“郭美美baby”，因此，有不少人懷疑這個郭美美與郭長江關系不一般，網友們關注的并非僅僅是私人關系，一些網友在看過幾條微博后表示，不愿相信紅十字會的公益性，懷疑自己的愛心捐款被貪污、挪用，變成了拜金女微博上炫富的談資。

“郭美美事件”愈演愈烈，恰巧在此前4月份有實名認證的網友貼出了一張付款單位為“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的餐飲發票，這張消費了9859元的發票一經公布，很快被上萬博友轉發。所以在郭美美事件發酵之后，引發了對中國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

中國紅十字會頻頻陷入輿論質疑中，一部分人認為郭美美事件的爆發，對于中國的官方慈善組織紅十字會本身的形象，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損害。顯而易見，對于一個從事慈善事業的公益性組織而言，公信力在任何時候都是其最大的價值追求和立身之本，這就必然導致公眾對紅十字會有著更高甚至苛刻的道德標準。一旦其公信力受到質疑，負面影響不僅深遠，而且很難修補。更重要的是，這對于尚在發育之中的公眾慈善愛心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中國紅十字會是國內屈指可數的幾個官方慈善機構之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其具有某種標志性的意義，如果人們發現紅十字會尚且不能做到潔身自好，那么必然會讓公眾對所有慈善機構產生一種普遍的不信任感。所以，郭美美事件的發生，完全導致了人民對于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但是有一部分人持有截然不同的一同態度，在他們的角度來看，紅十字會問題不斷似乎也并不全是壞事。既然有問題，那么暴露總比不暴露好，早暴露比遲暴露好，這樣才有利于及時發現問題并最終解決問題。“郭美美”事件雖然已然被紅十字會澄清，但同時也促使我 們反思：如果缺乏應有的透明度，如果信息披露不健全，即便是一起純屬無聊的炒作，也會讓公眾將信將疑，在短時間內迅速引發網絡圍觀；紅十字會并不會因為其地位特殊和所從事行業的高尚而天然具有某種道德優勢，如果監督不能到位，紅十字會同樣也會“疾病纏身”。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郭美美”事件，還是“天價發票”事件，都不是偶發的孤立的存在，而是殊途同歸地揭示出，我們的慈善管理乃至慈善體制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了。

紅十字會問題不斷還從一個側面提出了另一個命題，即民間慈善機構如何發育壯大。現行體制下，民間慈善組織從出生到成長，都受到了諸多掣肘，這一現狀一方面壓制了民間慈善，另一方面間接造成了官方慈善的壟斷性，如果“合法”的慈善機構就那么幾家，公眾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那么像紅十字會這樣的“寵兒”必然不會有什么憂患意識和太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紅十字會被公眾質疑并非始于今日，為何遲遲不見改善？因為做好做壞差別不大，也沒什么可供參照的對象。給民間慈善松綁，引起良性的競爭機制，不僅能夠激活慈善潛力，或許也是倒逼官方慈善機構提升管理水平的一個契機。

任何一個事物的發展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慈善事業亦然。當前郭美美等事件只是沖擊國內慈善系統公信力的導火索，重建紅十字會公信力，如今已成為這個“百年老店”面臨的首要問題，中國紅十字會應該以郭美美事件作為契機，進行改革，紅會去行政化。當前，可以重點從立法和監管上強制紅會在公開透明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最大限度地減少其行政化色彩。國際慈善事業的發展證明，公開透明、獨立性、第三方監督是慈善組織締造公信力的基礎，包括政府立法強制慈善項目和財務公開、新聞媒體監督，以及獨立的審查機構如會計事務所對慈善組織的財務進行審查等。由此可見，要處理紅會的信任危機，必須要進行有效的改革。

第三篇：其它-論中國紅十字會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機應對

論中國紅十字會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危機應對

摘要 “郭美美事件”掀起了公眾對慈善機構、慈善制度不信任的爆發式宣泄。面對公眾對其公信度的質疑和透明化慈善的強烈需求，中國紅十字會應該如何力挽狂瀾？在一個高曝光率的社會里，危機事件應對變得越來越困難。在基于理論和經驗的基礎上，本文試圖為紅十字會重塑公信力提供實用性方法。

關鍵詞 中國紅十字會 郭美美事件 公共危機 危機管理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Ａ

2011年，新浪微博上一個名為“郭美美Baby”的女孩，引發了一場民眾對中國紅十字會的“口誅筆伐”。危機事件發生后，郭美美回應的一條微博迅速將中國紅十字會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嚴重挫傷了包括紅十字會在內的中國慈善組織的公信力。本文從公共關系學的角度剖析了紅十字會所面臨的信任危機，旨在找到幫助中國紅十字會重塑其公信力的辦法。

一、“郭美美”何以走紅——危機事件回顧

實名制實施以前，多數微博用戶采用匿名形式參與討論話題，這使得議程設置的主體逐漸多樣化。在微博上，信息往往自下而上傳播，話題本身又時常與大多數人的利益或公眾的普遍情緒相關，因此更容易主導輿論。“郭美美事件”最初只是在微博的“粉絲群”里引起部分關注，隨后，一些人在唏噓之余開始對郭美美進行“人肉搜索”并挖掘其與紅十字總會的關系。這時，作為傳統媒體的廣播電視和報紙才開始跟進報道。

面對公眾的質疑，中國紅十字總會于2011年6月28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媒體通報了有關“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審計報告中披露的有關“紅會超標采購420余萬元”等問題。但傳統中用以應對危機公關并行之有效的新聞發布會，在解決此次危機事件時，卻遠遠沒有起到預期中的作用。

二、“紅十字會”何以狼狽——危機產生原因剖析

（一）公關應對欠妥。

從危機情境的溝通原則來看，一條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則是要與媒體保持良好的關系，以維持組織與公眾之間的紐帶。然而，在現代信息傳播手段的推動下，這種“紐帶”不但沒有給紅十字會以緩沖的機會，反而將其在與公眾的直接對話中，暴露出的種種不規范操作揭示出來。

現代媒體所掌握的把事件迅速放大的能力，使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信息真空更容易被謠言、誤傳和誹謗所充滿。一旦媒體污染蔓延，公眾對局勢的認知就更容易轉變成現實。因此，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紅十字會的辟謠聲明不僅沒有緩解公眾情緒，反而使**升級。同時，紅十字會于2011年6月28日下午召開的一場新聞發布會，僅邀請六家媒體參加，且將大量聞訊而來的記者擋在門外。既是新聞發布，就應該足夠公開，這種不夠坦蕩有所保留的做法，自給了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更大空間。

紅十字會雖然解釋了其總會和商業系統紅十字會的關系、審計署認定的采購超標等問題，但如何對各分支機構進行監督、采購超標問題的詳細解釋、報案后的案件進展情況等公眾期待了解的內容，都沒有提及。這就忽略了危機公關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紅十字會簡單地把公眾被視為可操縱的目標，假定人們會無條件地接納它傳達的信息，必然達不到與公眾的良好溝通效果。

（二）信任鏈斷裂——缺乏自律與公民冷漠的內外困境。

對于公眾而言，紅十字會的存在一直是看得見摸不著的：一方面，大量募捐資金和財政撥款流向那里；另一方面，紅十字會又甚少向外界說明其善款使用的情況。其實，在很多國家，政府代管紅十字會，或行使監督權都是常見的，可是，唯獨中國的紅十字會異化成為一種與權力體系結合甚密的官辦組織。那么，是什么滋生了中紅會的“官本位”，打破了慈善

機構的道德底線？

近年來，公共危機事件頻發，有些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社會轉型產生了利益分化與財富分配不公”。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現已進入風險社會，即各種危機事件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公民權利意識覺醒，但也間接導致個人公民采取較為極端的手段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但在筆者看來，“市場化轉型”或“公民意識覺醒”都不能成為解釋中國紅十字會的官本位狀態的根本原因。對于中國紅十字會本身來說，其公信力之所以如此脆弱，源于其組織本身自律不嚴；而后，盡管屢屢曝光的各種“丑聞”開始侵蝕公民對它的信任，鑒于這些污點尚且影響力微弱，都沒有引起紅十字會的足夠重視。此外，就外部社會環境來講，我國公民社會尚未形成，公民對社會監督活動的參與程度原本就不夠，一旦社會對紅十字會的“冷漠”態度變成一種普遍現象，僅靠政府的監督和尚未完善的問責機制根本不足以迫使其形成良好的自律機制。于是，灰色地帶逐漸擴大，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官本位”滋生提供了溫床。

一直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的日常管理機制都不透明，與公眾之間的良性互動也少。于是，以致在“郭美美事件”爆發后，中國紅十字會與公眾間的信任鏈的迅速斷裂，且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其公關活動不但都沒有發揮正功能，反而帶來了負效應。

（三）雙重定位下行政監管的豁免。

以事件發生時的法律制度來看，像中國紅十字會這樣影響力廣泛的組織卻一直處于“免于登記”的地位。“免于登記”是相對于我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所確定的“雙重管理”制度而言的，“雙重管理制度”即對社會團體實行業務主管單位的“批準”管理，以及登記管理機關的“登記”管理，通過這種制度對社會團體加以接受外部監管的義務以規范其社會活動。但紅十字會是該條例第三條規定的“由國務院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核定，并經國務院批準免于登記的團體”，因此這種“雙重管理”的外部監管制度卻不適用于中紅十。這種“免于登記”的制度設計一方面是來自國家對其類似于“免檢產品”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則來源于中國紅十字會一直以來“民事”與“官辦”的雙重定位。以“民事”地位而言，《紅十字法》第二條明確了“中國紅十字會是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強調了其為民事的非政府組織，且其作為民事主體發生法律關系的相關案例也不勝枚舉。而以“官辦”地位而言，紅十字會雖然不是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行政主體，即“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但其“行政性”的烙印卻非常顯著。以社會救助團體的“資合”而言，紅十字會的部分經費來源于“人民政府的撥款” ；而以其“人合”而言，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屬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單位，中國紅會從中央到縣鄉一級，層層與政府體系接駁。其名譽會長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會長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兼任。這種“行政性”既使得中紅十的活動對于政府依賴性強，更使得政府作為社會團體的外部監管機關缺乏對中紅十監管的動力。

總的說來，對于中國紅十字會這樣具有公募資格，掌握大量資金的社會救助團體，利益的誘使與自律行為的天然劣性使其處于高風險之中。而基于其“行政性”，對其外部監管的明確弱化甚至是豁免，不僅為內部的腐朽提供了溫床，也使得公眾的猜疑在慈善陽光化的訴求未能實現情況下不斷累積。最終，“郭美美”事件作為導火索，引爆了中國慈善組織的大范圍信任危機。

三、慈善真相背后——危機公關應對措施

（一）積極制定《慈善法》，強制披露以保透明慈善。

我國現有《公益事業捐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基金會管理辦法》、《基金會管理條例》等與慈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分業而治，如《公益事業捐贈法》主要是為規范捐贈行為而制定，意在保護受贈人或者受益人的權利。這些各有具細的法律法規缺乏對慈善事業全面的規定，突出弊端便是缺乏科學、相匹的權利、義務設置，不利于我國慈善組織定位與體系構建，以及系統性資源分配。

而勉強算得上全面規定的《社會團體登記條例》，對慈善組織的定位，權利、義務設置與實際需求也不相一致。該條例于1998年發布實施，不僅年代久遠，同時也帶有濃重的“官本位”色彩。以社會團體的設立批準而言，它對于普通社會團體適用了較高的準入要求，卻對帶有濃重“行政性”的社會團體予以免于登記等優待。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慈善組織的實際準入壁壘，若繼續適用該條例，既不利于中國紅十字會這樣官辦的民間慈善組織清楚定位，獨立慈善，自我改良；也不利于草根慈善組織的發展壯大，使得“慈善壟斷”難以消除。

因此，系統性地制定《慈善法》成為了法治社會下，維持良好的慈善活動秩序與進一步發展慈善組織的一致需求。但《慈善法》的制定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此次危機突出表現的對透明慈善的強烈訴求。當然，透明慈善的推動僅靠慈善組織的自覺自制，或是由信任危機的爆發被動推進均是不適宜的，且會造成口誅筆伐的非和諧社會現象。因此必須由法律法規自上而下強制要求中紅十進行有效披露。

強制披露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鑒香港紅會的透明慈善制度。對于中紅十現今僅由國家審計署每年審計政府撥款這一項資金收支而言，強制披露制度應該增設對募集的善款和層層上繳的會費的審計，具體可以要求中紅會對捐款人的捐贈與用途，設定固定的內部賬戶，分開記賬。除此之外，為了防止政府失靈的弊端，審計主體應多交由社會，由第三方審計公司進行審計，并在出現與實際情況與審計結果存在出入的情況下更換審計公司，避免共同尋租。另外，為了使得社會大眾可以作為廣泛的監督主體，募款對象為全社會公眾的中紅會每年的財務收支情況、項目執行情況等不應仍依照《中國紅十字會法》僅向理事會報告，而應增設其向公眾公示的義務，這也與公募基金的一般披露要求相一致，具有合理性。

（二）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組織在應對出現的風險問題時，首先應尋找并理解公眾情感的動因，而后再通過一系列負責任的行動來與公眾期待保持一致，重建信任度。

危機發生時，人們往往更傾向于相信負面信息，因為恐慌、憤怒的心態更加符合他們的心理期待。想要降低由人的思維與行動差異帶來的負面影響，就需要讓雙方看到溝通過程中彼此在同一問題的邏輯假設與推演上的差異，減小防范和控制危機產生的難度。所以，危機管理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便是主動將有關信息全盤托出。其實，當公眾對紅十字會財務狀況產生疑慮時，最好的辦法是將經過審計署審計的財務報告上網，把掌握的全部信息誠實地公布出去以澄清誤解。除了審計，鑒于紅十字會之前按照《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所公布的年報中，存在著嚴重的內容滯后與粗陋，筆者在此建議紅十字會可以主動提出成立獨立的財務委員會，聘請專業的會計師等，主要對中紅十及其分會等的財務狀況進行隨機抽查，同時要求其成員不得參與中紅十其他工作，以此實行有效內部的監控。

（三）政府在公共危機應對中的角色。

轉型期的中國政府仍然不可避免地帶有科層制的痕跡，一方面，政府內部仍存在權利與制度的割裂；另一方面，協調機制的不完全又或者是部門間缺乏合作意愿又帶來大量的管理漏洞。危機一旦發生，而政府又難以突破行政權限以及其帶來的問責約束時，僅靠組織層級間單薄的信任機制來應對風險，必然難以化解公共危機。那么，政府應如何在公共財政束縛和公共服務需求膨脹的雙重壓力下，催生出高績效的治理模式，與非營利組織共同鑄建其社會信任？

筆者認為，在以追求公共價值為終極目標的前提下，政府應更多地關注公共服務的實質。考慮到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宏觀背景，以及其不算發達的公民社會，想要在短期內完全實現政府透明、信息共享恐怕不太可能。國外較為成功的經驗是，政府以外的其他行動者往往能夠與政府相互補充，優化其僵化的契約式監督管理，培養廣泛的公民參與。所以，政府應充分

利用其自身權威、獨占性資源和公正中立的形象，尋找并召集合適的行動者，從而更有效地化解公共危機。

四、結語

如何預期“信息真空”的產生并為填補它做好準備，使得信息的流動向著有利的方向發展成為危機公關管理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我們必須意識到，全盤托出給組織的信譽資產帶來的長遠價值將遠遠高于短期的經濟或法律成本，而且使組織更易獲得社會的理解。即使組織無法準確回答公眾提出的問題，也要提供現有的與危機有關的全部信息，讓公眾成為組織危機處理過程中的一份子，和組織一起尋找危機和答案。□

（作者：胡丹菲，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政府公共關系，比較政治學；張夢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注釋：

向德平、陳琦.社會轉型時期群體性事件研究.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第四期.劉少杰.改革社會管理體制，化解風險型社會矛盾.科學社會主義.2010年第3期.參見《社會團體登記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２５０號））第三條第三款“下列團體不屬于本條例規定登記的范圍：

（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人民團體；

（二）由國務院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核定，并經國務院批準免于登記的團體；

（三）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內部經本單位批準成立、在本單位內部活動的團體。”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第二十條“紅十字會經費的主要來源：

（一）紅十字會會員繳納的會費；

（二）接受國內外組織和個人捐贈的款物；

（三）動產和不動產的收入；

（四）人民政府的撥款。”

參考文獻：

[1]姜平.賈潔萍.孔慶兵著，公共危機管理與突發事件應對.紅旗出版社，2011.敬乂嘉主編，.網絡時代的公共管理.復旦公共行政評論（第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沈國琴，社會團體登記制度反思.北方法學，2010（1）.[3]魏東云，蔣光清，劉航潮主編，公共關系心理學.人民軍醫出版社.2006.[4]趙來軍主編.公共危機與社會治理.城市風險與公共安全研究（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5][英]邁克爾·雷吉斯特，朱蒂·拉爾金著，謝新洲，王宇，魯秋蓮譯.風險問題與危機管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關鍵詞：中國紅十字會 公共危機 危機管理

第四篇：復盤 郭美美事件導致中國紅十字會捐款減少反應中國民眾道德的進步還是退步 南信VS河海

復盤：南京信息工程大學VS河海大學

郭美美事件導致中國紅十字會捐款減少是體現當代中國道德的進

步還是退步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將中國紅十字會，甚至整個中國的慈善行業推向了風口浪尖。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女孩，在微博上炫耀她的豪宅名車，珠寶首飾，而這個女孩的微博認證偏偏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強大的中國網民人肉出了這個女孩的所有信息，并將批判的矛頭迅速轉向中國紅十字會。盡管紅十字會盡力撇清和郭美美的關系，幾位紅十字會的大佬也跳出來澄清事實，但紅十字會內部存在的各種問題也被細心的網友挖掘出來，多筆捐款去向不明、內部監管不力、復雜的商業合作關系等問題也浮出水面。郭美美事件發生后，中國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數量驟降86﹪，中國慈善行業的發展進入了短暫的冷凍期，同時也是重要的轉型發展時期。

看到這個辯題的時候，我覺得雙方對當代中國道德的定義以及對衡量道德進步與退步的標準肯定會存在分歧與爭議，郭美美事件導致中國紅十字會捐款減少作為既定的事實沒有爭論的必要，而這個事件與當代中國道德的關系是雙方需要重點論證的。

一、辯論過程紀錄

正方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代表隊的立論：首先他們提出了郭美美炫富暴露了紅會確實存在著道德問題，但紅會的道德問題不是當代中國的道德問題；隨后他們提出了衡量道德進步的兩個因素：

一、之前民眾樂善好施，在事件發生后意識到自己應該查賬，查出了問題且越查越多，了解情況后公眾選擇減少捐款，發現問題后自我檢查與更正，這是公眾道德意識的覺醒，標志著道德的進步；

二、郭美美事件發生后六部法規頒布規范慈善事業，道德作用更加廣泛、更加強化也說明了道德的進步。

反方河海大學的立論：首先批駁正方使用個例來代表全社會的道德情況，隨后提出衡量道德進步的標準：作為國家良心代表的慈善事業是否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國家道德的退步體現在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的道德退步，主要原因有：①行政化的管理方式②財務不透明③慈善事業組織化的不成熟。

反二質詢正一：

1、衡量道德意識覺醒與道德促進作用的變化標準是什么；

2、能不能論證郭美美事件發生之前公眾的道德問題；

3、個人能否論證國家道德情況。

正二質詢反一:

1、“郭美美事件導致中國紅十字會捐款減少是體現當代中國道德的進步還是退步”與“郭美美事件體現了當代中國道德的進步還是退步”有什么不同；

2、看待道德問題是否應該看公眾的態度與應對方式；

3、道德作用變廣是不是體現著進步。正三小結：

1、紅十字會的道德問題是雙方共同承認的前提，支出反方論證對象錯誤；

2、發現問題與質疑才能體現進步。

反三小結：

1、公眾態度不等于道德；

2、道德的作用在整個事件中沒有體現；

3、目前慈善機構暴露出的問題才是討論的重點。正三質詢：

1、是不是因為紅會體制沒變，跟不上時代就是道德退步；

2、民眾之前不去檢查現在去查，態度變化，體現了進步；

3、是否承認民眾發現問題就是進步。

反三質詢：

1、不捐錢就是道德覺醒嗎（乞丐的例子）；

2、民眾的選擇是多樣的，哪一種代表了進步；

3、是否承認民間慈善事業的舉步維艱體現了退步。

正二盤結：提出了公眾社會的道德制約作用。

反二盤結：

1、支出正方無法論證事件之前的公眾道德；

2、個例與整體；

3、慈善組織的進步。

自由辯論的爭論焦點：

1、慈善組織的道德能否反應中國整體的道德；

2、道德作用變廣是不是說明了道德進步；

3、沒有達到要求是不是退步，標準是什么；

4、問題產生與解決問題何者更能表明道德進步與退步。

二、總結與點評

首先看一下雙方的立論，正方提出的判斷道德進步與否的標準是看民眾對此事件的態度與應對方式，為此他們提出了，公眾之前不了解情況，所以樂善好施，現在知道了內部的問題，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我的捐款，當大部分人都意識到這個問題并采取措施的時候，這就是公共道德意識的覺醒，一種道德的進步，另外正方提出了道德的作用，舉出了六部慈善行業法規，但是這與道德作用有何關系，又如何說明了道德的進步，正方時間倉促沒有很好的說明。

然后看一下反方，反方的立論很有意思，他們將道德表述為國家良心，慈善事業就是國家良心的代表，他們將慈善事業的退步等同于國家道德的退步，衡量的標準就是是否與現代社會相適應，隨后他們又論述了慈善事業的問題與不足，藉此論證了道德的退步。

辯題中郭美美事件是“因”，反映出中國慈善事業存在的種種問題，民眾捐款數量減少是“果”，是大部分民眾對當前慈善機構存在缺乏道德意識與責任意識的問題而做出的應對。在立論中，正方更側重于“果”，從民眾對此事件的態度中去論證道德進步，反方更側重于“因”，從慈善機構及慈善事業的問題中剖析道德退步。雙方的判斷標準與邏輯推論都是可以接受的，能夠做到自圓其說，但感覺雙方都沒能從“因”和“果”的整體來分析論證己方道德進步還是退步的觀點，整體上的把握是有所欠缺的。并且，正方在立論中不停的舉例子，給人的感覺是在陳述某件事而不是論證一個辯題，正方一直說什么什么就是道德進步，但是其中的邏輯關系并沒有明顯的體現出來；反方陳述了道德退步=慈善事業出現問題，但后面的立論又去說慈善事業出現了什么問題是什么原因，對于為什么劃“=”沒有詳細論證，個人感覺這才是重點。

進入質詢階段，雙方的質詢都很有意思，很多都是圍繞著正方的觀點來的，正方希望通過質詢來鞏固自己的觀點，反方希望通過質詢攻擊正方的觀點。首先我們看一下反方的問題，他們質疑正方用個例代表普遍；要求正方論證郭美美事件前的公眾道德水平來與事件發生后的對比來說明“公眾意識覺醒”；要求正方論證提出的“道德作用變廣”。反方整場幾乎都是在提這幾個問題，正方始終無法做出準確有力的回答。正方也很有意思，他們的提問大都是希望反方承認公眾的應對方式體現了道德意識覺醒，體現了道德作用廣，體現了進步，很少有問題去攻擊反方。就個人看來，雙方如果去仔細論證自己的觀點都是有難度的，正方固然很難說明郭美美事件前公眾對待慈善的態度來與事件發生后去對比，也不容易論述自己方提出的所謂道德的力量，但反方提出“當代中國的道德表現為國家良心——慈善事業是國家良心的代表——慈善事業出現了問題——當代中國道德退步”的邏輯線索也大有值得商榷之處，為什么慈善事業可以代表國家道德？為什么慈善事業出現問題可以說明道德退步？如果按照反方的思路，比賽辯題與“郭美美事件反映當代中國道德進步還是退步”有什么區別？

在質詢過程中，有一些觀點提的很好，一、正方有意識的區分了“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兩個階段，在正方的立論中，公眾發現問題并積極尋求解決方法解決，這種更加理性的判斷與尋求體現了道德的進步，而反方只是發現問題，問題是慈善組織自身的問題，無法論述出公眾道德退步的問題；

二、正方對反方衡量退步的標準有疑問，達不到時代的要求是不是退步呢？慈善組織在過去一直都是這個樣子，只是郭美美事件前我們普羅大眾不了解，慈善組織并沒有變化，怎么是退步呢？

三、反方質疑正方，今天我知道紅會在欺騙我所以我不捐錢，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的正常反應，如何看出他的道德意識的覺醒呢？這幾個點雙方在自由辯中也著重交鋒。

最后說結辯，反方的結辯用了大篇幅將他們的邏輯重新梳理了一遍，闡明了慈善組織的道德與公眾道德的關系，巧妙的填補了之前的一些漏洞，相比之下，正方的結辯并沒有很好的回答本場比賽中針對正方的一些問題。整體來看，反方無論從技巧、邏輯還是臨場表現來看都略勝正方一籌，他們的長處也是我們需要努力學習的。

三、細節評析

看一下反方二辯對正方一辯的質詢：

反二：對方辯友您方衡量道德進步的標準是什么？

正一：有兩點，一是道德意識的覺醒，一是道德作用的增強。反二：對方辯友既然提到了道德意識的覺醒那么您方能否論證在郭美美事件前公眾就是盲目的、無知的？

正一：我們只能說之前公眾沒有形成一個群體性的聲音。反二：好，郭美美事件固然是一個群體性的事件，但您方并不能論證事件前后公民的理性有了質的提升是嗎？好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問題，今天您方認為考察公眾的道德水平應該是看整體還是看個體？

正一：應該是從整體考慮。

反二：好，今天郭美美事件發生后公眾群體中有人選擇捐有人選擇不捐，那么究竟是哪一種行為論證了您方觀點呢？

正一：今天我們看到慈善組織的賬目不公開，我的捐款不能落到實處，所以我們會采取其他的方式來進行慈善。

反二：所以您方今天的論述只能論證個人道德而無法論證公眾整體的道德。

反方的質詢十分有力，直接批判了正方的衡量標準，既然提到了道德覺醒，那么必然會有前后的對比，而正方確實很難論證事件之前的道德情況；對于個體整體的問題正方的回答確實無法令人滿意，這個問題其實不難，整體是由個體組成的，整體的考量不能離開個體，大多數個體的選擇與判斷決定了整體的走向與水平，正方卻是用個體去印證整體，是不明智的。

我覺得這個盤問提問的角度非常好，如果賽前缺少考慮很容易出現接盤時的疏漏而影響整支隊伍的體系與發揮，正方沒有很好的意識到自己邏輯中的某些漏洞，回答的并不好。

再看一下正二對反一的一個問題：

正二：對方辯友今天我們去論證一個不道德的事情有多么不道德有什么意義？我們更應該去論證它的應對方式不是嗎？今天我們看到公眾的道德判斷與理性選擇是不是說明了進步呢？

反一：不是，舉個例子，今天老師批評我導致我學習進步，我們說我的學習是進步的，但老師批評我，這說明我是退步的。

首先，這個例子舉出來我不知道反方的用意何在，這是個非常沒有用的類比，正方完全可以借力打力，把例子拆分出因果來說明郭美美事件導致公眾捐款減少的事件，反方的例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論證正方的觀點。其次，雙方又開始爭論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三者的關系與何者更能論證己方的觀點，我覺得雙方必須都要同時考慮三者并作綜合分析，正方忽略問題本身大談解決之道，對個體的考量多于整體；反方直接無視公眾將慈善事業拔高到國家道德的高度，用整體壓倒了個體，我覺得這是雙方共同疏忽的地方，個體與整體、前因與后果的關系處理是不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