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介紹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介紹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出席大會的有13人,代表50多名黨員。陳獨秀為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八七會議 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大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八七會議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古田會議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舉行的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在農村環境中,在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入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結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候補代表107人,代表1073萬名黨員。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對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代表22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會通過的黨章對八大黨章的正確內容作了錯誤修改,并把林彪是“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代表28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修改的黨章,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使江青集團的勢力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得到加強。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0人,代表3500多萬名黨員。大會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大會通過的經修改的黨章,雖然寫進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容,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也沿襲了九大、十大黨章中的一些錯誤提法。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
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黨的十一大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出正確總結,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全會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次全會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勝利完成。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黨的十二大對全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選舉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十三屆四中全會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黨內一切職務。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產生。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四大和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2002年11月8日至11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式寫在黨的旗幟上,如同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在黨的旗幟上、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寫在黨的旗幟上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介紹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重要會議介紹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出席大會的有13人,代表50多名黨員。大會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廢除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大會選出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195名黨員。大會制定了黨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即黨的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大會規定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即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大會制定的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員條件、黨的組織和黨的紀律等作了明確規定,初步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大會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黨的二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420名黨員。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規定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大會對黨章進行了具體修改。黨的三大對推進國共合作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994名黨員。大會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大會對黨章進行了具體修改,其中明確規定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單位。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中央局,陳獨秀為總書記。黨的四大推動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57967名黨員。大會批評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未能提出應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正確方針。大會沒有修改黨章,會后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其中主要的新內容有明確規定黨實行民主集中制,設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等。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的五大未能在大革命走向失敗的危急關頭承擔起挽救革命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42人,代
表4萬多名黨員。大會明確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在革命遭到嚴重失敗后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大會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其中不適當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系。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查委員會。六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會議選舉向忠發為政治局主席及常委會主席。黨的六大對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121萬名黨員。大會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結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增加“總綱”部分,闡明了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組織原則等以及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和特點。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七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黨的七大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候補代表107人,代表1073萬名黨員。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發展社會生產力,把中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確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執政黨的特點,主要有:根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勢和新任務,明確指出“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強調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加強監督,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群眾路線;規定全國、省、縣黨的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等等。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八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黨的八大對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代表22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會通過的黨章對八大黨章的正確內容作了錯誤修改,并把林彪是“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代表2800萬名黨員。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修改的黨章,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使江青集團的勢力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得到加強。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0人,代表3500多萬名黨員。大會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大會通過的經修改的黨章,雖然寫進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容,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也沿襲了九大、十大黨章中的一些錯誤提法。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黨的十一大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制定新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3900多萬名黨員。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斷。大會提出的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確定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提出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特點和需要,強調要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堅強核心,并針對黨的現狀,提出對黨員、黨的干部和
黨的基層組織的更嚴格的要求,對黨的組織制度、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作了更充分、更具體的規定。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二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黨的十二大對全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4600多萬名黨員。大會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完整地概括為: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大會提出了加快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大會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新道路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概括,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大會對十二大黨章的部分條文作了修改。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三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5100多萬名黨員。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4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大會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抓緊制定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大會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寫入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及一系列方針、政策,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切合實際的新的要求,強調把黨建設成為領導全國人民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的堅強核心。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四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四大和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5800多萬名黨員。江澤民作《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大會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為主題,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并把這一理論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江澤民在報告中指出:鄧小平理論圍繞什么是社會
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大會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并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文化綱領及其相互關系。大會規劃了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指出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從現在起到21世紀前10年這個時期中,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必須解決好的兩大課題,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大會強調,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任務,關鍵在于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一步把黨建設好。大會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大會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五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黨的十五大是在世紀之交召開的一次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會,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大會。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范文模版)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干中開始醞釀。
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他們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系,并交換了情況。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李達、李漢俊在征詢陳獨秀、李大釗的意見并獲得同意后,分別寫信給各地黨組織,要求每個地區派出兩位代表到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7月中下旬,設在法租界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博文女校,陸續住進了一批教師、學生模樣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考察團的名義,來上海參加這次歷史性的聚會。代表們到齊以后,就便在住處開了預備會。
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正式開幕。會址設在李書城、李漢俊兄弟住宅,大家圍坐在客廳長餐桌四周,室內沒有特別布置,陳設簡單,氣氛莊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留日學生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陳獨秀和李大釗因公務在身未出席會議,而在代表們心目中他們仍是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領袖。
兩位共產國際代表出席了一大開幕會議,并發表熱情的講話。馬林首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第三國際增加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又多了一個親密戰友,并對中共提出了建議和希望。尼科爾斯基介紹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況,要求中共把工作進程及時報告遠東局。
接著,代表們商討了會議的任務和議題,一致確定先由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工作,再討論并通過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最后選舉中央領導機構。
7月24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狀況和工作進程,并交流了經驗體會。25、26日休會,用于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27、28和29日三天,分別舉行三次會議,集中議論此前起草的綱領和決議。討論認真熱烈,大家各抒己見,既有統一的認識,又在某些問題引起爭論,會議未作出決定。
7月30日晚,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會議剛開始幾分鐘,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這次會議被迫中斷。
一大第六次會議剛開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擾。首先闖入會場的叫程子卿,他是黃金榮的把兄弟,利用這層關系進入巡捕房,任華人探長。原來馬林由莫斯科途經歐洲來華,曾在維也納被警察局拘捕,雖經營救獲釋,但其行動一直作為“赤色分子”被嚴密監視。具有豐富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警覺地說這人一定是“包打聽”,建議立即停會,大家分頭離開。
果然,十幾分鐘后兩輛警車包圍了一大會址,法籍警官親自帶人進入室內詢問搜查,沒有找到多少證據,威脅警告一番后撤走了。這次沖擊雖然沒有帶來重大損失,畢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進行了。轉移出來的一大代表當晚集中于李達寓所商討,大家一致認為會議不能在上海舉行了,有人提議到杭州開會,又有的提出杭州過于繁華,容易暴露目標。當時在場的李達夫人王會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鄉嘉興南湖開會,離上海很近,又易于隱蔽。大家都贊成,覺得這個安排很妥當。
第二天清晨,代表們分兩批乘火車前往嘉興。兩位國際代表目標太大,李漢俊、陳公博也因經歷一場虛驚,都未去嘉興。10時左右,代表們先后到達嘉興車站,在鴛湖旅館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畫舫。
這是一個陰天,下起了蒙蒙細雨,游人漸漸離去,秀麗的南湖顯得格外清靜優雅。11時許,一大會議在緩緩劃行的畫舫上開始了。
南湖會議繼續著上海30日未能進行的議題,先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這份15條約700字的簡短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奮斗目標、基本政策、提出了發展黨員、建立地方和中央機構等組織制度,兼有黨綱和黨章的內容,是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
接著討論并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對今后黨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鑒于黨的力量還弱小,決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會組織,指導工人運動和做好宣傳工作,并要求與其他政黨關系上保持獨立政策,強調與第三國際建立緊密關系。
下午5時,天氣轉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畫舫急馳而來。大家因有上海的經歷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擺出麻將牌,裝扮成游客。后來打聽到這是當地士紳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氣,會議仍繼續進行。
最后,一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代表們認為目前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并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由此產生。會議在齊呼“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聲中閉幕。
一大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代表全國195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
鑒于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遭到法國巡捕破壞的教訓,“二大”采取了較為嚴格的保密措施。大會決定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每次會議都要更換地址。大會共進行了8天,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陳獨秀主持大會,并代表中央局向大會作一年來的工作報告;張國燾報告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過以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施存統報告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
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學說和遠東大會的精神,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關于“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關于議會行動議決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9個決議案。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鄧中夏、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另選出三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蔡和森、張國燾分別負責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大會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黨的最終奮斗目標,是黨的最高綱領。為了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大會提出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最低綱領,這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恤孤院路3號)召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陳潭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
三、項英等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并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
大會的主要議程有三項:
一、討論黨綱草案;
二、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
三、選舉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文件還規定了要保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等9人為中央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后由于譚調職,改為王荷波)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擔任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黨的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揚民主,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
黨的三大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高漲。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黨的三大結束的當天,代表們來到黃花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揮下高唱國際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在雄壯有力的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了。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運動逐漸恢復,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國共合作并非一帆風順,在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潛伏著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于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張繼等又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此刻,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在這場日益高漲的大革命浪潮中,共產黨人是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去組織中國工人、農民以及青年,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去組織群眾?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
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著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
大會圍繞當前的中心工作,通過了《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議決案,并選出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共9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候補執行委員5人: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堂。在隨后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以上5人組成中央局。
黨的四大最重要的貢獻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參加”。“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所以,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于工農聯盟,《對于農民運動的議決案》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原理,強調了農民在中華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表明,此時黨已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
黨的四大作出的各項正確決策,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后,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并采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
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著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代表們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前,瞿秋白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會上他把該書發給大家,并作了系統發言。針對陳獨秀報告關于統一戰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并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等,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
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后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在關于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迫切需要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認真加以解決。由于國內當時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開會地點,加上1928年春夏間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赤色職工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4月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召開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秘密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報告和軍事報告,李立三作農民問題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民族、婦女、青年團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
六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隨后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
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
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于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
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不足,但這仍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線的正確性。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全黨121萬黨員,分為中直(包括軍直系統)、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后方8個代表團。在七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近70歲,最小的才20歲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七大開幕式的主席臺上,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鮮艷的黨旗掛在兩邊。會場后面的墻上,掛著“同心同德”四個大字。兩側墻上張貼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等標語,靠墻邊插著24面紅旗,象征著中國共產黨24年奮斗的歷程。插紅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勝利的標志。在主席臺的正上方,懸掛著一條引人注目的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當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出現在主席臺上的時候,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在莊嚴的《國際歌》聲中,大會秘書長任弼時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他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
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并就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長篇口頭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關于討論軍事問題的結論,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關于討論組織問題的結論,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重要講話。大會充分發揚民主,對重要報告進行了認真深入的討論,尤其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先后討論修改達9次之多。七大原定會期較短,大會開始后,代表們紛紛要求延長,大會發言人數也突破了原定人數,先后在大會上發言的還有陳云、彭德懷、張聞天、李富春、陳毅,葉劍英、楊尚昆、劉伯承、彭真、聶榮臻、陸定
一、烏蘭夫、博古、高崗等,他們的發言受到大會的普遍歡迎。大會經過深入討論,一致通過了關于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
七大的一個重大歷史功績是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边@條政治路線闡明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闡明了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就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闡明了加強黨的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
毛澤東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睘榧訌婞h的領導,毛澤東號召全黨要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區別于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的顯著標志。
大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其中,中央委員44人,中央候補委員33人。隨后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選舉任弼時為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這是一個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領導集體。
1945年6月11日,大會舉行隆重的閉幕式。毛澤東致閉幕詞。他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彼陂]幕詞中向全黨發出了鼓舞人心的號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泵珴蓶|的這篇閉幕詞,會后經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
黨的七大另一個重大歷史性貢獻是將毛澤東思想寫在了黨的旗幟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
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劉少奇在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深入論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系統和科學的概括,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本質特征,使全黨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人民革命斗爭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經過20多年的艱苦探索,把中國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指示:要宣傳“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各項學說和主張”。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肯定了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黨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毅、鄧小平等同志紛紛發表文章或演說,論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指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p>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同志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黨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努力奮斗,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勝利。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到會代表1021人,請假5人。列席代表107人。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大會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學的判斷;確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執政黨的特點,強調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群眾路線,規定全國、省、縣級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和《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大會選舉了由97名委員和73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選舉了由17名委員和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當時全國有2200萬名黨員。毛澤東致開幕詞,林彪作政治報告。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對八大黨章作了錯誤修改。大會選舉了由170名委員和109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隨后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49人。當時全國有2800萬名黨員。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修改的黨章,選舉了由195名委員和12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為副主席。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應到大會的代表1510人,除劉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請假未能出席預備會議外,實際出席會議代表1502名。代表全國黨員3500多萬。華國鋒作政治報告,葉劍英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致閉幕詞。大會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重申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的任務,但沒有能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大會通過了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修改黨的章程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201名委員和132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補代表145人,代表全國3900多萬名黨員。鄧小平致開幕詞,胡耀邦作《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項組織制度、黨的紀律作了更充分、更具體的規定。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210名委員和138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72名委員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由132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鄧小平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趙紫陽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大會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制定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各項改革任務。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的決議》、《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75名委員和110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200名委員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由69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趙紫陽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陳云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喬石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和《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89名委員和130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08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國5800萬名黨員。江澤民作《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大會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規劃了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大會通過了《關于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93名委員和15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15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尉健行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大會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作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大會通過了《關于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和《關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選舉了由198名委員和158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121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后召開的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胡錦濤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決定江澤民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批準吳官正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黨的十七大在京開幕 胡錦濤作報告 吳邦國主持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開幕
胡錦濤代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 吳邦國主持大會
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5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胡錦濤在會上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胡錦濤指出,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人民大會堂大禮堂內,氣氛隆重而熱烈。
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干等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在主席臺前排就座。
大會由吳邦國主持。上午9時,會議開始時,在軍樂團雄壯的樂曲聲中,全場起立,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隨后,全體同志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已故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吳邦國宣布,十七大應出席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共2270人,今天實到2237人。他對列席大會的黨外朋友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表示熱烈的歡迎。胡錦濤代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所作的報告共分十二個部分:
一、過去五年的工作;
二、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
三、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
五、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六、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七、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八、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
九、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十、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十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
十二、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胡錦濤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和國家到二0二0年的奮斗目標,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胡錦濤強調,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求真務實,銳意進取,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
胡錦濤在總結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后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
胡錦濤在報告中提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增強發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胡錦濤強調,要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深入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著力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繼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著力建設高素質領導班子;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著力增強黨的團結統一;不斷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著力造就高素質干部隊伍和人才隊伍;全面鞏固和發展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著力加強基層黨的建設;切實改進黨的作風,著力加強反腐倡廉建設。胡錦濤最后說,讓我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萬眾一心,開拓奮進,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譜寫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奮斗!
報告過程中,全場多次響起熱烈的掌聲。(來源:人民網)
第四篇:??嫉闹袊伯a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部分重要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開始舉行,后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大會規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廢除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黨的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7月在上海舉行。大會制定了黨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即黨的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大會規定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即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大會制定的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對黨員條件、黨的組織和黨的紀律等作了明確規定,初步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黨的二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6月在廣州舉行。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規定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大會對黨章進行了具體修改。黨的三大對推進國共合作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具有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大會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黨的四大推動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27年4月在武漢舉行。大會批評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未能提出應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正確方針。黨的五大未能在大革命走向失敗的危急關頭承擔起挽救革命的責任。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6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大會明確中國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在革命遭到嚴重失敗后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到來,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大會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其中不適當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隸屬關系。黨的六大對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古田會議:1929年12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認真總結了紅軍創建以來黨在同各種錯誤思想、錯誤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多種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這些決議案系統地解決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決議案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這個規定,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古田會議決議案的中心思想是要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遵義會議: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工作。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這次會議,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規模的抗日民主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為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而召開的。會議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稕Q議》提出目前黨的策略任務就在于發動、團結和組織全中國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黨內那種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與工農聯合抗日的觀點是錯誤的,黨內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決議》提出將“工農共和國”的口號改為“人民共和國”,并相應地改變了黨的若干政策。這次會議,為黨領導全國人民迎接偉大的抗日戰爭奠定了政治基礎。洛川會議: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陜西省洛川縣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并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指出了國共兩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的原則區別,確立了我軍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利用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和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指明了正確道路。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是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全會。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并致開幕辭,王稼樣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和會議總結。會議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特別是就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問題展開了討論,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的領導地位,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會議明確提出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批判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只講聯合不講斗爭的錯誤。會議要求全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思想上、組織上的保證。
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是指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全會。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作了分析和結論,同時,高度評價和肯定了毛澤東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全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要求把城市工作當作與根據地一樣的任務去完成,同時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彭真任主任。全會還討論并通過了關于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議事議程的草案,通過了七大主席團名單草案等。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是在全黨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召開的。通過這次會議,使全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基礎上達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會議通過的主要文件,為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作了具體和充分的準備。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舉行。大會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結了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經驗;概括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黨的七大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在全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并作了報告。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會議著重研究和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當時中國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全會號召在勝利面前,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全會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防止對個人的歌功頌德。會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作好了充分準備。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此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國家的經濟問題,并確定了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所應采取的戰略和策略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但更為著名的是他的另一個發言——“不要四面出擊”。針對新中國剛剛建立,立足未穩的情況,毛澤東指出,“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向進攻?!秉h的七屆三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取得政權之后,全黨致力于恢復國民經濟斗爭之際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特別是毛澤東的講話,為黨在這一時期的策略作了完整的闡釋。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年9月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國內形勢,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發展社會生產力,把中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確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由于當時黨對于全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沒有能夠在后來的實踐中堅持下去。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在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實際上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全會取得一系列具有決定意義的成果:恢復和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恢復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提出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的方針。這次全會實現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論斷。黨的十二大對全面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將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完整地概括為: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大會規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大會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辟新道路的歷史經驗作了初步概括,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江澤民在報告中回顧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4年來的實踐,從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和依靠力量、實現祖國統一九個方面,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大會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大和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大會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為主題,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這個科學稱謂,并把這一理論作為指引黨繼續前進的旗幟。江澤民在報告中指出:鄧小平理論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大會進一步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并論述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文化綱領及其相互關系。大會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論斷。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黨的十五大是在世紀之交召開的一次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會,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們黨新世紀乘勝前進,規劃制新世紀中國發展重大戰略的會議,也是與時俱進,為指導思想增添理論新成果的代表大會,在大會通過的黨章中,把“三個代表”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實現了我們黨承前啟后,完成整體性新老交替的任務。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2003年10月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并決定提交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吨泄仓醒腙P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是“五個統籌”:(1)統籌城鄉發展;(2)統籌區域發展;(3)統籌經濟社會發展;(4)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5)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的要點解析: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這是關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課題(“三個關系”)。黨執政五十五年的主要經驗(“六條基本經驗”):“第一,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第二,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第三,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第四,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第五,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第六,必須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四個‘執政黨’”):通過全黨共同努力,使黨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黨,成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成為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的執政黨,歸根到底成為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永遠保持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是(“五種能力”):按照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2005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共分十部分(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加快科技教育發展。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提出了到二0二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全會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遵循以下原則: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全會指出,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為社會和諧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全會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黨。必須充分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全會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召開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黨的十七大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整理
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整理
一:中共一大
在 1921 年 7 月的中共一大上,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二:中共二大
在 1922 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國共產黨認識到,當前國家和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
三:中共三大
在 1923 年的中共三大上,中國共產黨通過了與國民黨合作的決定。
四:八七會議
為了總結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1927 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通過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方針。
五:遵義會議
1935 年,在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會議糾正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傾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熟。
六:中共七大
1945 年在延安楊家嶺的禮堂里召開的中共七大上,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我黨的指導思想。
七: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1949 年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做了報告,指出黨的工作重點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闡明了在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基本途徑。他還告誡全黨同志,提出了“兩個務必”
八:中共八大
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黨中央正確分析國情,指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之間的矛盾,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主要任務是盡快將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 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在政治,思想,組織上進行了全面撥亂反正,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十:中共十二大
在 1982 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十一:中共十三大
在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十二:中共十四大
1992 年在黨的十四大上,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志著鄧小平理論的成熟。
十三:中共十五大
1997 年,黨的十五大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它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旗幟。
十四:中共十六大
2002 年,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作為黨建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
十五:中共十八大
2012 年,黨的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作為黨的行動指南寫入黨章,成為黨的指導思想。
十六:中共十九大
2017 年,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它明確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