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談三農問題

我談三農問題

計算機系08計科一班李嬌麗

學號：2008021128

我們曾經長時期執行以“農村”為重點的“老、少、邊、窮”地區提供財政支持政策。全國各級政府都有從上到下的專門扶貧機構負責扶貧——我們的目標已經從單純的“輸血”轉換到了以“輸血”的方式來促進“農村”地區自我“造血”，我們也減免了農業稅，采取各種措施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加大農業投入．．．．．．。不可否認，上述政策極大地緩解了農民的若干切身困境，緩和了城鄉間的矛盾，讓農村和農業分享到城市或工業高速發展帶來的一些紅利。但是，“三農”問題的實質，并非農民的問題、農業的問題和農村問題，而是政府、政策、體制以及我們所有人如何對待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問題。“三農”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投入”的問題、“欠帳”的問題、基礎設施的問題，而是“誰”可以“投入”和“怎樣投入”的問題。換言之，“三農”問題的核心癥結其實就是，“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農業”的產業地位問題，與“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和農業的產業地位問題緊密相關的新農村建設問題。

一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只有農民，他的原始職業才是他本人及其子女的社會身份。即使擁有這種原始職業身份的當事人早已轉做別的行當，早已不在原始居住地居住，其賴以為生的職業和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已經與原來的居住地和職業沒有任何關系，他的社會身份以及與此有關的經濟身份卻不能不受制于他的出身、原始職業和原始居住地。農民在他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被統稱為“農民工”。他們不會被僅僅當作焊接工人、建筑工人、保潔工人來看待。同樣，他們在這里也不會有隨身攜帶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保障、子女入學的平等待遇．．．．．．。因此，落實“農民”在社會、經濟層面的“公民”身份，給予“農民”以“國民”待遇，既是一項意義深遠的人權事業，也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的必由之路。

二、“農業”的產業地位問題。“農民工”大規模進城（最保守的統計數字也會超過2億）的現實表明，相當大部分農村勞動力已不再以“農業”為業。大部分“農民”與“農業”在經濟運行現實中實際上是相互分離的。留守農村并且仍在耕種土地的農民，基本上是外出務工已喪失體力或技能優勢的老弱勞動力。這是市場給予農民流動就業機會之后的必然結局，這也充分地暴露了“農業”在今天不堪為業的狀況。

農業對農民來說不是一個具有經濟意義的職業——數億農民工充斥城市的每個角落已經直白地揭露了這個事實。大部分農民工之所以離開農業而又不能夠選擇離開農村，不過是因為“農業”仍然是他們在“失業”或從別的行業“退休”之后的保障。對于有外出務工機會的農民來說，農用地的閑置并不意味著某種值得計較的經濟損失，因為農用地在現有條件下的利用本來就無利可圖。有關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原有法律規定，其沒有明言的立法宗旨就是給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以社會保障，并在此一前提下達成農業生產的低水平穩定。在農民對自身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的追求超出了最基本的保障水平（溫飽）之后，這種制度安排的內部目標實際上已經落空。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農民的大部分收入來自非農業的別種行業，而本來就稀缺的農用地卻因為遭遇閑置而在農業自身范圍內大量隱性流失。事實證明，把“農業”作為“農民”的保障性就業領域的制度安排，既是在給予農民“國民待遇”問題上的歧視性制度安排，又是從根本上斷送了“農業”的產業化

前途，使得農業在其成立為農業的前提上已不可能成為現代農業的一種不良制度設計。

三、農村的“新農村建設”問題。城鄉一體化的目標并非城鄉建設模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的一體化。城鄉一體化對于新農村建設而言，不應是城市空間樣式對鄉村空間樣式的兼并，或把城市的空間形態、生活方式照搬到農村。如果農村仍然是以農業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城鎮化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間就不可能與農業的傳統生產方式或現代生產方式實現兼容。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要么以犧牲農業生產方式的便利來滿足城鎮生活方式的需要，要么允許農業生產方式的若干破壞性影響因素占領城鎮生活空間。

只有在不以農業為主的某塊曾經是農村的地方所建立的城鎮及其居民，才可能完成城鎮化生活方式、空間布置與其從業方式的完全匹配。對這樣的地方，我們已不能視為某種“新農村”。而充其量可以把它們看作是以“農村”土地建設并與農村毗鄰的城市或城鎮。

因此，城鄉一體化建設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目標不應是以整理宅基地的形式讓農民集中以城鎮居民的方式居住（城市周邊的成功案例不具有普遍意義），讓農村就地城鎮化。城鎮在經濟上能否自立，是否能夠成為“農村”的有機組成部分，城鎮生活方式能否與農業生產方式相互支撐，才是這個城鎮是否可以成立為“新農村”的根據。

中國經濟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要進入更高階段，就要先解決 “三農”問題。

第二篇：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

關于“三農”問題產生的原因，學者們爭論不已，很難形成一個完整統一的觀點，因為，每種觀點都既有說服力又有其難以應答的“死穴”。但是學者們卻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認識上完全一致，即，所謂的“三農問題”的其實就是農民問題，而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

城鎮化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發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認為要解決“三農”問題，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鎮化，創造有效的就業崗位，把勞動力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上，最關鍵就是要提高制造業的效益。從國外的發展歷程來看，都是通過實現現代化來帶動城市化，最后解決農村問題。

徐宏源還指出，對于現在各大城市實行放開城鎮戶口的戶籍改革，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城鎮戶口放開以后，農民只不過是從農村潛在的失業人員變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這樣的先例。治標也很重要，但從長期來看，還是要治本。

國民待遇

相對城市居民而言，農民在政治權利和經濟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個農村居民無論是剛出生還是年過百歲都得交納稅費。另外在義務教育的權利、社會保險、醫療等一系列權利的落實上也有待完善。

減稅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我國的農業稅、特產稅加在一起大約400億元，而我國一年有1萬億元左右的稅收，完全可以免掉幾百億的農業稅。農村費改稅的問題，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來保證，農民減負涉及的農村教育、政府經費問題也要妥善解決。

厲以寧還認為，增加農民收入，首先應該是政府加大投資。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良種基地的建設；二是農田水利的投入；三是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四是對農民的技術培養。其次是要發展優勢產業，如蔬菜、水果、花卉、茶葉、中藥材、養殖等。各地可以積極推行“公司＋農戶”的模式，農民按訂單安心生產，公司負責銷售。

政府措施

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把加強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二是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三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四是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五是加強農村扶貧開發。六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

2013-07-06 11:09 熱心網友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突出的是農民增收困難。這不僅僅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性矛盾的現實反映，也是國民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集中體現。增加農民收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我們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切實解決好。

一是要全面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堅持完善農村土地制度，依法維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生產經營自主權。繼續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和省委、省政府的實施意見，認真兌現減免農業稅、對種糧農民實行直補和購買農機給予一定比例投入等政策，補助資金要足額及時到位，絕不能滯留或挪用。當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升，群眾反映強烈，經委、物價、工商等部門要盡快采取措施，調控平抑。

二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科學利用水土光熱資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積極推進建設農業優勢產業帶和優勢特色產品基地，壯大支柱產業。

要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堅持以省內基本自求平衡為目標，按照保護耕地、增加投入、調整結構、依靠科技、提高單產、增加總產的思路，安排好明年的糧食生產，確保面積不減少，單產、總產增加。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是農業產業化的關鍵環節，也是農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

要大力培育經營實體和龍頭加工企業，形成科研、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產業鏈條，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推廣龍頭企業與生產基地和農戶聯結的模式，發展農牧產品深度加工，發揮規模效益。

要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健全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和檢測體系，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當前要針對大宗農產品運銷困難的問題，積極組織引導運銷大戶和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多渠道開拓市場、尋找銷路。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貧攻堅戰。我省農村貧困人口量大面寬，扶貧攻堅的任務十分艱巨。要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狠抓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努力實現今年扶貧開發的目標任務，使貧困群眾盡快脫貧致富。要加快調整貧困地區的經濟結構，因地制宜發展特色支柱產業，積極穩妥地推進生態移民。總結推廣整村、整鄉推進的經驗，強化責任制。完善扶貧投入機制，加強扶貧資金管理，切實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益。要堅持開展定點扶貧和對口幫扶，引導、動員社會各界參與扶貧工作。

四是要加大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力度。增加農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減少農民。要把勞務輸出作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重大戰略措施，增強農民外出務工的組織化程度，根據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搞好農民外出務工應用技術和基本技能的培訓，擴大輸出規模，提高勞務輸出效益。

五是要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當前要集中抓好農田基本建設，堅持興修梯田，推進小流域綜合治理，加快實施“六小”工程和農民住房改造。繼續實施天然林保護和“三北”四期工程，鞏固退耕還林和荒山造林成果，推進退牧還草試點工程。要完善健全支農資金的穩定增長機制，提高投資效益。要圍繞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優勢產業和重點產品，抓好項目的論證、建設和儲備工作。

第三篇：關于三農問題

三農

三農指農村、農業和農民；所謂“三農”問題，就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研究三農問題目的是要解決農民增收、農業增長、農村穩定。實際上，這是一個居住地域、從事行業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民族復興。

一、農業問題

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常常聽到農民兄弟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根子在沒有遵循市場規律。產供銷形成一條龍是放松法當前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大有作為的一著好棋，黨和政府在創設“產―供―銷”鏈條的活動中起著關鍵作用。農業產業化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農業目前基本上屬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沒有形成規模經濟。加入世貿組織后，如何應對國外的集約型農業的挑戰？這將是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從現在看來，目前中國應在解放剩余勞動力的同時，通過加快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拋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迎接入世挑戰。

二、農村問題

目前突出表現的一個問題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這種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已經受到理論界的一致質疑。目前，各地興起的戶籍制度改革紛紛向這種不合理的制度“開刀”，希望能夠借此進一步解放農村剩余勞動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勞動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導，形成的移民潮會給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驟需要控制，小城鎮是消解城鄉二元對立、改革戶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舊村改造問題。在當今黨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號召下，多少不規范的所謂“改造之舉”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體土地被非法買賣是一大問題。而這背后又是各方勢力的利益之爭。農村以土地廣闊，發展寬闊而著稱。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談發展？即使是發展了，農民也是同樣沒發展，相反而是在舊村改造中被抹殺掉，農民也就沒有翻身的機會。在處理農村土地的時候，多少的不規范行動在眾怒睽睽之下被鄙視，而沒有人站出來為他們說話。當今社會的飛

速發展，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小看，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改造，我們是不是還能這樣空喊口號而為之呢？政府應當派專人組成考察團隊，落實農村土地的使用情況，做到心里有數才行。還有就是要強化法律意識，對農村土地征用辦法進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團鉆空子。舊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確規定，對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體補償辦法，建立必要的服務設施。

當然農村問題還有很多方面，它遍及農村發展的方方面面，養老醫療問題和幼兒教育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等等的不規范需要我們去重視，去改正。

三、農民問題

可以分為素質和減負兩個問題。農民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據統計，截至2000年底中國義務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蓋率達到85％，在普九未能覆蓋人口中，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錯誤觀念指導下形成的便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沒有一定文化素質的國民如何參與強國競爭？因此，提高農民素質是富民強國的重要舉措。

農民問題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減負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再三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但個別地方“令不行禁不止”——農民負擔照原樣，引發農民抗交國稅和集體上訪等事件發生。農民負擔重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負擔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夠，目前還有些地方政府部門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飯的人不少”。因此，減輕農民負擔首先應該考慮加大力度進行機構調整，減員增效，把農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接近9億，占全國人口70％；農業人口達7億人，占產業總人口的50.1％。“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考慮農業自身的體系化發展，還必須考慮三大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三農”問題的解決關系重大，不僅是農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黨和政府的大事。

解決“三農”問題關系國民經濟全局，要把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雖然解決“三農”問題的許多措施都與資金的投入密切相關，但是近幾年來的金融體制改革所存在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對農村經濟的支持，對縣域經濟，特別是對農村經濟的信貸投入相對不足。農業產業本身的體制問題也影響金融資本向其流動，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農業經濟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經營，加上基礎設施差，難于容納較多的金融資金。

目前我國的農業體制主要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經營方式只能容納少量的小額農貸資金。

一是這種經營方式農戶的資產較少，不能承擔較大的信貸風險；

二是這種經營方式限制高效農業和農業深加工的發展，農民不需要較多的貸款。

因此，目前的農村信用社出現三種情況：

一是還有不少農村信用社由于歷史的問題較多，加上當地的金融風險較大的影響，目前還出現支付的困難，沒有錢支農；

二是部分農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農，資金閑置；

三是有的農信社實際上辦成了商業銀行，在城市里與商業銀行爭存款，爭貸款，不愿支農。

四、三農問題的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發表湖北省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把中國的“三農問題”提到了極至。為什么一個有著5000年農業文明史，有4000多年處于世界第一強國地位的中國，在21世紀的農村處于“苦”、“窮”、“險”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點：

(一)產業的天然弱質性

種養業，依賴于當地水、土、日照、氣溫等天然資源的配置。人類到目前為止，對天然資源的配置，只能適應，不可能整體改變，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氣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國實際整體上是破壞，環境在惡化。這是農業的天然弱質性。

(二)生產資料的弱質性

種、養業量的增長，依賴于可耕種土地和草原的面積擴張，從每個農業勞動力占有農地面積的國際比較看：1992—1994年，美國為118.2公頃，加拿大為173.8公頃，澳大利亞為1074.4公頃，英國為28.2公頃，荷蘭為6.4公頃，低收入國家平均也有1.7公頃，而我國僅有1公頃。我國總體上是一個農業資源缺乏的國家，在農業人口直線上升的情況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獲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國有史以來歷次“均貧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農經濟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即使進入工業化時期，農業機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沒有需要，也沒有可能成為農業生產主要手段。因此，我國農業勞動對象和勞動手段也是弱質的產業。

(三)勞動主體的弱質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資源承載的人口數失去控制，新中國50年增加8.5億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產力提升創造的價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費品相對減少，用15%的GDP養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養出高素質的農業人才。其次，工業化過程,鄉村商品流通政府壟斷，阻止了農村市場的形成，農產品商品率和農村消費品市場化程度低，沒孕育出市場經濟人才與機制，農民不具備闖市場的天資。再次，城市需要的勞動力通過各種途徑的篩選，吸納的都是農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農業勞動者的整體素質。最后，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勞動者普遍文化素質低。據2003年2月14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的我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稱：2000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萬人，其中3/4分布在農村。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縣鎮和農村之間勞動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況為：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為0.91：1.01：1，受小學教育的人口比為0.37：0.55：1。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過

95%。日本同期同行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67年，1997年~1999年間，我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僅是日本的1.03%。一線農業技術人員的身份都是鄉鎮“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雇員，與農民沒有利益關系。靠行政力量推動的農業科學技術，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問題，有的地區甚至抗拒科學技術的推廣，更談不上新的思想、觀念了。由于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國任何一個產業的勞動者素質都沒有從事農業的產業大軍的文化科學水平低。

(四)農業組織上的弱質性

幾千年以來，社會管理者都沒有對農民進行任何形式的實質性組織，新中國，“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實行農民組織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為，二輪承包30年不變，是固化小農經濟的行為，單純從組織管理方面看，是一種社會退步（起碼是一種制度復歸），阻止了現代農業的內生。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能面對千家萬戶、利益各異的松散群體進行有效管理。

(五)社會政策造成農村社會整體的弱質性

第一是40年的資源輸出。自統購統銷，農業生產資料壟斷經營，一直到開始按保護價收購農產品止，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40年整體上是農村支援城市，農業向工業輸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脹。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農村生育實際上處于失控狀態，至今農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現高素質、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質、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調節政策。第三是10年的橫征暴斂。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戶后，農民中釋放的熱情到84年達到最高峰，國家便出臺了“農業特產稅”，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高度組織條件下的管理機構不減人反增人。94年稅制改革，提高兩個比例，財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義務教育投資、基層官員政績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風、行賄風等等。20世紀末的10年,在農村基本上是橫征暴斂的10年。第四是農業產業鏈中斷。產前產后服務，前40年國家壟斷專營，原因是產前和產后有錢可賺，唯獨生產環節不賺錢。國家雖然出了錢，但不是給農業生產者，給了經營者，國家受到中間商盤剝，最典型的是糧食系統和供銷社生資系統、棉花系統以及農業系統的種子公司。由于產業鏈中斷，導致農業作為一個產業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拋向市場，其結果可想而知。第五是農村其它產業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社會歷史上的其它產業，如手工業，各種作坊等，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自救力，內生產業力盡喪。第六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長了農村封建迷信盛行，養兒防老、家族意識等傳統觀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層意識歧視農民，政府保護農民利益的舉措收效甚微。在社會二元結構中，呈現出城市居民始終在政府的保護下生存，而農民沒有享受到一丁點（除保護價一項外）社會福利。打工是盲流，春運加價，克扣農民工工資，大城市設計許多限制外來工的壁壘等。農民在城鎮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詞。

五、如何解決

三農問題是社會熱點問題。在網上鍵入“三農問題”搜索，有簡體中文網站和網頁17000項，三農問題研究已十分深入。筆者認為：中國農村地域廣，東西跨越5個時區，南北氣候迥異，各地資源稟賦差別大，東、中、西部經濟條件懸殊，不可能有一套適合全國各地農村的最優方案，靠一個“一號文件”解決農村所有問題。這里，筆者提供兩條基本思路，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農村地區的一攬子改革思路。

(一)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黨的16大確定的方針政策，也是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是社會發展的必經歷程，是社會人口空間布局變化規律與經濟規律的協調規律。任何人為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設計都是對規律的違背。農民進城打工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現，誰能阻擋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經濟規律（比較效益）在起作用，與臺商到大陸投資原理一樣。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經濟行為，是市場行為，而非政府行為。政府在人口布局調整過程中，政府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關人口、人才流動的壁壘，給外資、內資企業，國營、民營企業，農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國民待遇。首先，取消戶籍管制為戶籍登記制，變“要不要給你城市戶口”為“我愿不愿”登記為城市戶口，把權力交給人民自決。同時，把戶口與身份證（變更登記身份證以舊換新）、保險、納稅、銀行帳號捆綁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與臨時工稱謂，一律稱雇員（公務員本質也是雇員），實行崗位工資制。其次，社會組織分成四大類，軍事單位、行政單位（含黨、政、人大、政協、司法）、事業單位、企業單位。政府只管軍事和行政單位的收與支，全額納入國家預算管理，定員定編；事業和企業單位全權交由市場調節，事業單位財政補貼法制化。最后，對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小企業、個體戶，外國人、中國人，城里人、農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實行國民待遇，除法律規定特殊優惠外，所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和工資待遇，執行一個標準，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規劃、引導、誘導、指導，法律規范。首先,就是規劃。中國目前的共識是限制特大城市，發展中小城市。這是錯誤的，我國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億，2013年是勞動力最高峰為10億，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來，就業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須加快。按最低標準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億，60%就是9.6億，70%就是11.2億，2020年小康目標，取中間值（8—11億）9.5億人口計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億，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總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計算有5.92億，取二者平均值是5.33億。這樣2020年中國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億，也就是說1000萬人口特大城市必須有50個以上，現在所有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萬，還不夠。然而，我國號稱1000萬的特大城市沒有一個城區人口達到800萬，都包括郊區農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來單位成本高，但承載人口多，其實是最節儉的人口居住途徑。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特大城市，大力發展中小城市，二者齊頭并進，才能容納巨大的人口規模。

中國干任何與人口有關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須拿出世界第一的膽識、第一的謀略、第一的舉措。但我們不能盲目發展特大城市，如長江以北（除東北外），成昆線以西就不宜發展特大城市，因為水資源不足，現在可以“南水北調”，將來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條路了。因此，50個特大城市只有長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東北四塊地方可供規劃了。其次是引導、誘導、指導問題。所謂引導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農民，進城者必須有一技之長，即大力興辦職業教育；所謂誘導，即城市接收單位應有一定的進入門檻（與目前的限制門檻有本質區別），基本條件不得太高。所謂指導，即告知每一位進城民工，由一個農民向城市居民轉變不是一天的事，有觀念與綜合素質問題，政府應加強市民教育。目前民工進城打工的負面影響是政府沒有做好引導、誘導、指導這三項工作造成的，待國民取下“有色眼鏡”看農民工、政府做好“三導”工作，農民變市民不是一件難事。最后就是政府在“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過程中，必須作好法制建設，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紅頭文件”形式來規范。這次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徙，包括上述規劃、“三導”工作，以及取消壁壘和普遍國民待遇等，都應通過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規范。

(二)農村地區一攬子改革的思路。

就是農村地區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長、珠三角洲、京津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平原進行撤消省、自治區建制，設立經濟大區試點，經濟區屬中央派出機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轄縣，只管城區和近郊區。國家設立中央、市（州）、縣三級財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級行政區劃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工業社會的主體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與農村二元社會結構，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國家中的經濟地位，中央直轄市州一級（州是指地域大且沒有中心城市的地區，以及為實行民族自治而專設的一級行政建制）。從而可以減少中間環節，便于宏觀調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實，有利于城市工業現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級行政區劃，從經濟發展實體來看，既有城市、農村，地域又大了，從經濟發展區劃來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級機構運行50多年，機構太龐大，改革起來難度大，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把省級機構的權力一分為二：規劃、協調與司法權、農村管理權給大行政區；城市經濟運行與管理權交給市。有利于新型市場經濟制度設計，節約經費用于發展城市建設。其三，省級作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與國家職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權的穩固，也不利于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的明確。其四，農村管理的實體應為縣一級，農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區、縣三級管理，以縣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兩級管理，以市為主。市縣兩類地方政府，一個管城市，一個管農村，職責明確，經濟發展主體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標的實現。其五，長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區已形成三個城市群（長江中下游平原具備建特大城市的品質，農業發達），省建制已成掣肘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現實，通過試點，探索出一條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2、撤銷縣級市建制，恢復縣建制，精簡縣級（含城市郊區）財政供養人員（含垂直系統），撤銷鄉鎮建制，取消農業稅。其理由有：其一，徹底斬斷向農民亂收費的根源，龐大的鄉鎮級機構，在土地承包到戶的條件下，沒有存在的意義。其二，自秦、漢以來，2000多年，中國都是“皇權不下縣”，鄉鎮級設立政府機構，勢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憲法明確規定村民自治，自治單位何需政府事無巨細全權管理？其四，鄉鎮機構是由區公所演變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變而來的，設立區公所即是上層建筑恢復、適應經濟基礎變化的需要。其五，農業稅已經征收5000年，農業產業已成為弱質產業，美歐都實行農業補貼政策，我們對農業不補反征，特產稅只能按實際外銷金額據實征收，取消農業稅，以利于養育農業，發展、引導非糧產業。其六，縣級市經濟規模小，城市規模小，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非是一個大一點的縣城，市建制未必能促進經濟發展，倒不如把縣城經濟作為一個城鄉結合點，帶動農業發展的經濟實體來經營運作。

3、選派大批青年（含優秀大學畢業生）干部，長駐村、鎮幫助農村奔小康，長期與農民“三同”，不達小康不歸隊。其理由有：其一，整體小康目標，農村是難點和重點，沒有黨和政府的引導、誘導和指導，很難突破。其二，農村、農業、農民處于弱質狀態，沒有黨的強有力領導，現狀難以改變。其三，農村產業調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正確的理論指導，勢必造成浪費和土地拋荒。其四，農民素質的弱質性與樸素的愛黨、愛國情結，呼喚著黨和政府的代表與他們朝夕相處，共同建設小康社會；我們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產、生活的最底層，在實踐中摔打，培養出新一代的既懂現代科學知識，又深知中華民族文化與民族情感的社會中堅。其五，鄉鎮機構的撤銷，農村黨的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有必要培養鍛煉出一批農村新生領導力量。其六，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必然在實踐產生，全國不可能是一個模式，任何模式必須適應客觀需要[1]。

(三)金融解決“三農”問題

目前的金融體制對農業的支持、對縣域經濟的支持相對來講嚴重不足，那么，從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決“三農”的問題？

（一）要盡快恢復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農業務，同時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既想發展農村經濟、啟動農村市場，又不想付出代價，這是不現實的，只不過我們如果對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點，減少人為的失誤和腐敗，我們的損失就會少一點，以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對支持“三農”的政策性投入，國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財政補償機制，在國家的財力允許的情況下，要及時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貼息資金和呆賬損失的彌補，以及時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風險，不要讓風險積聚過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帶動下，積極引導商業金融加大支農力度。一些農業高科技、規模化、產業化和農副產品深加工項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產能力以后，商業金融要及時給予配套資金。對于長期只存不貸或達不到存貸比例的商業金融營業網點，要強行退出市場，遏制從農村大量抽走資金的做法。

（三）扶持農村信用社建康發展，提高支農能力。對農村信用社的歷史包袱，應實事求是地加以解決，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負責。那些認為農村信用社不是國營的金融機構，就不能享受同樣待遇的思想是對農村信用社的歷史不了解，其結

果是導致農村信用社的風險越來越大，不但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而且導致農村金融體系崩潰，甚至出現全國性的金融災難。

（四）郵政儲蓄組織的資金，大部分應通過政策性金融反哺“三農”。由于郵政儲蓄的存款大部分來自縣以下，主要是農村，這部分資金應通過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縣域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同時增加農村信用社的支農再貸款，提高其支農能力。這樣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縮小貧富差距，擴大內需，進而有利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五）適當改變目前的農業生產模式，進行大規模的產業化生產，這樣才能吸納較多的資金，并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對于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放生產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只能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而不能解決農民的小康問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機械化生產，影響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沒有資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機構研究出新的技術，推廣也困難；三是難于適應市場變化的需要。現在農民的生產往往是生產出產品找不到市場，雖然有公司加農戶這樣的模式，但畢竟多了一個環節。當市場出現變化時，要么是公司不講信用，要么是農戶不講信用；四是不利于農副產品的深加工。一些農副產品加工企業為什么發展不起來，主要原因是難于有穩定的質量和數量的原料來源，一家一戶的農戶來生產，要么是質量難于保證，要么是數量難于保證。上述的四個問題，都是在市場經濟中生產遇到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農村經濟是不可能有質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構農村金融體系，加大對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農村也沒有很好的投資環境吸納較多的資金。硬性地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也只是沒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終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資產。因此，要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通過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經營的農業企業家手中，形成規模化、產業化的大生產。農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費，又可以干其他的副業，可以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低生產率的勞動中解放出來。

六、農村改革三步走

溫家寶總理在全國農村綜合改革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經指出，“農村改革近30年來，我們邁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核心的農村經營體制改革”，我們建立起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機制；“第二步，實行以農村稅費改革為核心的國民收入分配關系改革”，我們開辟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新途徑；從2006年開始。進入到農村綜合改革的新階段。“三步改革貫穿一條紅線，就是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維護農民的民主權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失時機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體制保障，是歷史關節點上鞏固改革發展成果、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首要任務。

七、其它信息

【三農】元《事林廣紀》載：三農為“山農、澤農、平地農”。這里的山農當指獵戶，澤農指漁夫，平地農才是現在所指的農民之意。

第四篇：三農問題

本地區解決“農村、農民、農業”（即“三農”）問題的情況調查

【摘要】文章探討了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等三農問題的實質與解決策略,分析指出三農問題源于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提出了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針對盤石鎮禾梨坪村在解決三農問題時的特殊矛盾和形勢,提出了五點具體建議。

【關鍵詞】三農問題;非農化;禾梨坪村;對策

20世紀80年代初發源于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農業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轉折點,其成功經驗為世界所矚目。進入21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和農業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三農問題再一次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三農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事關改革、穩定和發展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認真研究和解決這一關乎全局的問題,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小康社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三農問題的實質是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

近年來,解決三農問題的“藥方”開出了許多。可是,每一個單項措施都會遇到數不清的具體困難,或是利益關系難以協調,或是財政無力支撐,或是制度不配套。時至今日,結果都不盡如人意。

縱觀二十多年的農業改革,它所取得的成果只是低水平地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盡管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并沒有改變農業的脆弱地位,農業市場化的進程并不順利。我國農業還基本上沿襲著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一家一戶幾畝地,生產規模狹小;很多地方的農民還使用著相當原始的勞動工具,農業勞動生產率非常低下;自給性生產為主,出售剩余產品為輔的狀況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總體上呈現小農經濟的格局。

要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自給農業向市場農業的轉變,就要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業生產要素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的機制。然而在現行體制下,農業三大基本生產要素即土地、資本、勞動力往往因流動不暢而響到配置效率的優化,進而影響到農業市場化改革的進程。

首先,土地作為最重要的農業資源之一,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是以使用權細分的方式分散到2億多農戶中去的。在土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沒有得到有效替代、土地產權模糊等制度性缺陷沒有得到矯正的情勢下,農地流轉也就無法順利進行,“田制”實在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均田制下小農經濟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其具有優越性和先進性,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農地承包制度面積過于細小,形不成規模,無力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

其次,資本作為龍頭生產要素,其流向直接影響到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和水平。小農戶生產格局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弱,農業的利潤率普遍不高,更沒有走上與其它產業平等競爭的軌道。正因為如此,資金就必然地難以進入農業生產,因為資金至少要追求社會平均利潤。分析銀行資本、政府財政資金和農民自有資本對農業的投入時,我們發現農業資本投入形勢不容樂觀。銀行在商業化改革后所持有的金融資本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往往不愿為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產的小農提供審查監督成本高、又無利可圖的小額信用服務;政府政策性資金總量原本不多,相對于2億多普遍需要資金的農戶來說更是杯水車薪,況且通過有關部門下達的支農資金往往被轉化為部門收益,最后進入農業生產的就很少了;農民的自有資金先天不足,在扣除基本生活費用,交繳了各種稅費、提留與攤派,以及支付日益高漲的教育和醫療等必需開支后,可用于農業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這就導致了農業發展的資金支撐條件日益弱化。

最后,也最為重要的是勞動力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因素,在二元經濟結構下是制約三農問題的核心因素。農業勞動力流動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就業選擇權的問題。專家估計,[1]中國農村目前有農業勞動力約5億人,農業耕地約19.5億畝,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條件大致只需要1億勞動力,加上鄉鎮企業和農村工商業約能容納0.5億勞動力,我國農村還有3.5億個剩余勞動力。這其中有1.2億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億,則滯留在土地上,處于隱蔽性失

業狀態。農業勞動力轉移不暢,除了國家宏觀就業形勢的壓力外,最主要的就是農民在就業市場上沒有享受到基本的國民待遇。由于歷史和發展階段等原因,國家在很長一個時期對市民和農民實行以戶籍制度為界線的雙重待遇標準,使農民的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受到了極大限制。盡管這些情況近來有所改善,但是戶籍制度所隱含的就業、子女就學、住房補貼、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歧視性待遇在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道路上豎起了一道道的門檻。

農民一詞就其本義來講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是一種職業界定。然而在當今卻演變成為與“城市人”相對應的身份界定,而且這種身份是世襲的。一個農民身份的人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被稱為“農民工”,自己創業當老板叫“農民企業家”。這里“工”和“企業家”指職業,而“農民”則是無法抹去的身份標志。戶籍制度其實就是根植于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社會等級制度的現代版本。應當逐漸完成“農民”從身份稱謂向職業稱謂的過渡,即“農民”不再是針對部分國民的局限性身份,而成為一個可供自由選擇的普通職業之一。改革戶籍制度,落實對農民的國民待遇,逐步破除限制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體制性障礙是化解三農問題的必要前提。

小農經濟格局對于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農業基本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已經形成了障礙。可以說,三農問題既是計劃經濟時期長期忽視農業的城市偏向型發展模式的結果,更是市場經濟體制下小農經濟和市場經濟矛盾的集中體現,而后者是現代意義上三農問題的根源。

二、“三化”破解三農難題三農問題

不僅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也涵蓋了收入、消費、就業等全局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要化解三農問題,就必須跳出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局限,在更宏觀的背景中探討三農問題的解決之路。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突出表現為農民人數多,增收難,城鄉居民貧富差距大。農民收入問題是由中國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也就是說,不僅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自然條件制約了農民增收,更是因為農外就業的渠道不暢與就業環境壁壘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減少農民,降低農民的農業就業比重是必然的選擇。農經權威人士杜潤生早在十幾年前就指出,8億人給2億人搞飯吃的局面不改觀,中國的農業沒出路![2]

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必須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以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從根本上改變人多地少的狀況,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率和現代化水平。否則,農民收入就不可能持續增加,農業規模經營就寸步難行,其發展空間就很難擴大。因此,必須著眼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將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推進城市化進程有機地結合起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之間的良性轉換與互動。我們認為“三化”即:農民市民化、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經濟發展進程中農業份額下降是公認的經濟規律,這已被經濟理論研究和世界經濟史所證明。在工業化進程中,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業勞動力相對減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從而推動了國民經濟結構的現代化。另外,由于恩格爾定律的作用,即: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和必需品的消費支出比例下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產生的需求刺激,在農業中比其他產業要小。因此,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都將呈下降趨勢。當然,農業份額的下降并不等于農業基礎地位的下降,農業作為國民經的基礎產業的地位仍不可替代的,農業發展的未來必然是“大產業,小行業”。

世界各國的經驗同樣證明了這一點。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用確鑿的證據,向人們展示了相當長的發展過程中,各國農業份額下降普遍趨勢。[3]以美國和日本為例,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業化,1870年～1980年的農業發展時序數據顯示:在此100多年間,美國的農業產值份額由49%降為2%,日本由63%降為3.6%。今日美國農業人口只占總人口2%,以供應發達的城市工業社會,而且還大量出口。農業人口的活水平也接近城市了。日本農業人口也只有5%左右。

相比之下,今日中國農業人口超過60%,農業就業重仍高達50%,且絕大多數停留在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階段,要完成農村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要走的路還很長。事實上,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也是經過了較長時間才完成的,例如英國花了近百年,美國用了七八十年,日本通過兩代人的努力,才使本國的三農問題得到解決。由于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問題積累時間長,既面臨復雜的國際環境,又面臨國內三農工作中的一些實際問題,客觀上決定了三農問題在短期內將無法徹底解決,需要分步驟、分階段、分區域逐步推進。

從目前來看,一要大力推行以消化農民為主要目標的工業化路線,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創業辦廠,既可以在鄉村辦,也可以到城市辦。國家還要在積極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時,保護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吸納大規模轉移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二要從制度上解決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具體措施包括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在義務教育、遷徙自由、勞動就業、公共物品使用、社會保障、民主參與等方面取對農民的歧視性限制,降低農民非農化的制度門檻。三要有步驟地開展農地產權制度改革,明確國家、集體和農民個人的土地權屬范圍,保障土地產權所有者長期的剩余索取權,培育農村土地市場,逐步形成產權明晰、流轉有序的現代農地制度。四要大力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變交通、電力、郵電、訊等嚴重落后的局面,尤其要把醫療衛生和義務教育納入國家統一的公共品管理范圍,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必需的硬件支撐。五要強化對農業的支持與保護,要在政策、資金、技術和信息等方面予以傾斜,為更廣泛的農業產業化創造條件。

三、西部地區三農問題的對策

中國農村地域廣闊,東西跨度大,南北氣候迥異,各地資源稟賦不同,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懸殊,盡管各地在宏觀的三農問題上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和矛盾,但又要應對各自不同的具體問題,所以就不可能有一套適合全國各地農村的統一解決方案。

西部地區解決三農問題面臨著比中東部地區更為復雜的形勢和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條件差,資源匱乏。突出表現為水資源短缺、土地荒漠化嚴重,高寒陰濕區面積大,耕地質量較低,大部分農區分布在邊遠地區,處于封閉或半封閉狀態。二是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普遍較低,農民增收渠道有限,收入水平更低。2003年統計資料表明,[4]甘肅、寧夏、新疆、青海、陜西、廣西、云南、貴州、西藏等西部九個省區,農民收入在1500元～2110元之間,相當于全國平均水49(上接第39頁)是因為這幾年的實際生活中,人們又已經習慣投資效益罷了。那么既然投資效果等同于投資效益,而投資效率是包含了投資效益,因而,投資效率這一概念集也應該包括了投資效果。

(一)以城帶鄉,統籌城鄉協調發展

西部地區的許多城市是資源型城市和重化工業城市,長期以來對農村的聯系和輻射作用不強,二元結構極其明顯。首先,城市要鼓勵和發展為農業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的企業,尤其要通過優惠政策,引導和培育以西部名、優、稀、特農產品為原料的精深加工、倉儲保鮮和運銷服務企業,大幅度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和農產品附加值,帶動農業產業升級,更多地吸納農業轉移的勞動力,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其次,要有計劃地推進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建設,形成合理的城市梯度。改變過去大城市一枝獨秀,中小城市發育不良,廣大農村衰落凋敝的境況。發揮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帶動作用,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建立起城鄉平等、和諧協調的發展關系。

(二)推進具有西部特色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農業產業化是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大趨勢對農業發展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區更應利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有利時機和優惠政策,瞄準市場需求,參與市場競爭,多形式、多途徑地實現農產品增值,培育區域性支柱產業。西部地區在牧業、林果、薯類、煙草、糖料、棉花、中草藥、花卉、雜糧等特色農產品優勢明顯,應盡快使這些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和產品優勢。尤其要發揮

西部地區土地資源充裕,光能資源豐富,氣候類型多樣,生物資源多樣化明顯,環境污染少等

區位特征和優勢,發展特色農業、綠色農業和生態農業。

(三)提高西部農業科技的創新能力與應用水平,激發“后發優勢”

據有關資料,發達國家科技在農業增長中所占的貢獻率約為60%～80%,我國只有40%左右,西部地區就更低了。[5]加快西部農業的發展,除了增加農業要素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加快農業科學技術進步與創新,加快農業科技成果的示范與推廣。特別是可以借鑒和利用東部發達地區和國際上的先進實用的農業技術和成功經驗,發揮后發優勢,以較低的成本走出一條跨越式發展的道路。要采取更積極的措施鼓勵各類科研機構、農村合作組織和民間科研機構直接參加農業技術的創新與推廣。在技術產品的選擇上,不要盲目貪大求洋,一味追求“高精尖”技術,而應根據西部農業的實際情況和農民技術及文化素質偏低的現狀,主要以“傻瓜化”和實用技術為主。(四)加強教育投入,開發人力資源西部地區三農問題較全國其它地區突出,除了自然資源條件方面的差異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農村人口的技術素質和文化素質落后,人力資源開發不足。這不僅影響了農業技術在生產中的普及、推廣和應用,制約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而且制約著農民從農外獲取收入的機會與途徑,更加制約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因此,國家要加大對西部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投入力度,強化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技術教育以及外出務工人員的技能培訓,增強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支持,改變農村義務教育成了農民義務的現狀,這對減輕農民負擔,提高人口素質,把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實現農村小康具有長遠意義。(五)生態轉移支付制度是化解西部地區三農問題的必要措施西部農區兼具生產功能和生態功能,不但要提供農產品,還要提供保護江河水源、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沙塵暴等“生態服務產品”。但是生態服務產品的提供者并不是其全部價值的受益者,存在著“外部經濟效果”。因此必須建立有效的生態轉移支付制度,促使生態位勢較低的發達地區支付享受綠色生態的酬金,從而使西部地區的生態保育的成本得到合理的補償,實現西部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在此基礎上促進西部三農問題的早日解決。

【參考文獻】

[1]李從國.“三農”:思危再思危[J].瞭望,2003,(32).[2]溫鐵軍.“三農問題”世紀反思[J].科學決策,2001,(1).[3]S·庫茲涅茨.各國的經濟增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4[M].北京:中國統

計出版社,2004.[5]王金存.新世紀頭10年世界經濟走勢展望[J].宏觀經濟研究,2001,(6).

第五篇：三農問題

關于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的心得體會

從我國的未來發展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繁重、最艱巨的任務在農村，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則是收入問題。應千方百計從增加農民收入入手來解決三農問題，這不僅關系到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和穩定，更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只有促使農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貧富差距才能縮小，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實處。

政府要堅持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要完善強農惠農政策，增加涉農補貼規模，完善農業價格支持制度，保持主要農產品價格基本穩定，提高主要糧食品種最低收購價格水平，使農民從政策優惠中增加利益，給予有效的補貼，使農民增產增收，并確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

要搞好主要農產品市場調控，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質量安全水平，還應把農業結構調整作為投資重點，優化農產品結構，大力發展名、優、特、新品種，提高優質產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培育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

加強對農民創業的金融和財稅支持，應努力提高國家財政對農業投入的比重，應滿足《農業法》“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的要求。推動農村改革創新，加快健全有利于農業農村發展的制度體系，積極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黨在農村實行的稅費改革政策是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

要大力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基礎和外部環境重點，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全面完成大中型水庫除險加固任務，加強水利特別是中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加快建設高標準農田，推進電網改造、飲水安全、農村道路等建設。

加強農村公共服務能力建設，改進教育培訓、醫療衛生、公共文化服務。對廣大農民而言，提高素質是進一步增加收入的關鍵。中央及省級財政應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支持力度，使一部分因貧困而失學或輟學的中小學生得以完成基礎教育，還應根據本地實際，結合農業生產和農民切實需要，以服務農業和農民為宗旨，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

強化鄉村正常運轉的財力保障，培育農村新型金融組織，走農業企業化道路，解決生產經營組織結構不合理問題。農業企業化經營，可以解決好農村融資難問題，提高農產品的商品化、規模化、專業化和社會化程度，可以縮小城鄉差別，解決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等問題。完善農業經營體制，引導家庭經營向生產集約化方向發展，鼓勵農戶運用現代科技和物質裝備，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培育發展專業化、市場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綜合所有能夠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三農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但是我們得認識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決的，這并不意味著立即會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需要漫長的時間，畢竟制約因素很多，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不懈的落實三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