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報告

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報告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四條成因

1、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隱蔽，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因此存在著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2、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1

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為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編者

1、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世寐实?、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

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屎娃r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由于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

２、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２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第二篇：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報告

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報告

中國村落境況混濁觀察

作者：王志強-

村落境況混濁題目的四條成因

1、現在的境況治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混濁題目。

我國的村落當代化歷程有兩個昭著的特點：一是產業優先增長和依托產業確當代化農業快速成長，二是住民在空間漫衍上敏捷集結。

這使村落的財富布局從自然和睦型轉釀成自然危害型，村落原有的具有強盛境況自凈本領的自然循環被毀壞，本來可以自然消納的生存混濁物因超過境況自凈本領成害。

不但這樣，村落的百般境況混濁也出現出與都會混濁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混濁具有排放主體疏散、隱藏，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劈面源混濁的治理存在本錢過高，因此存在著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近況。

我國的境況治理體系是成立在都會和重要點源混濁防治上的，對村落混濁及其特點重視不敷，加之村落境況治理體系的成長滯后于村落當代化歷程，導致其在管理村落境況題目上不但氣力單薄并且實用性不強。

現在，我國的村落境況治理體系出現以下特點：境況立法缺位、村落境況治理機構貧乏、境況保衛職責權限分裂并與混濁的性子不配合、根本沒有形成境況監測和統計職業體系。我國現在的諸多境況規矩，如《境況保衛法》、《水混濁防治法》等，對村落境況治理和混濁治理的具體困難思考不敷。比方，現在對混濁物排放執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混濁的控制有用，對管理面源混濁題目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混濁監控，也由于本錢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成立農業和村落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使用動態缺乏真實的懂得，不及不是我國生態境況趨于惡化的一個根本因為。

別的，農業技能的選擇缺乏境況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能推廣體系實在失效：20世紀80歲月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能任事體系革新因而削減農技推廣經費和激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務撥款，農技推廣體系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規劃運動以獲取收入，包羅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鼓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職員對指導農人升高農藥和化肥操縱效果缺乏主動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公道施用境況不斷在加重。

2、財務渠道的資金來歷不敷，導致混濁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都會和村落間存在著緊要的不屈正表象。具體到環保范疇，主要指城鄉地域在獲取資源、益處與承當環保責任上緊要不當洽。長久以來，中國混濁防治投資實在全部投到產和都會。都業會境況混濁向村落擴散，而村落從財務渠道卻實在得不到混濁治理和境況治理本領建筑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村落地皮等資有用的經濟方法，對農業生產中社會利潤大于私家利潤的局部賜與必定賠償，對社源產權干系不清楚，致使村落的境況資源具有必定的“大眾屬性”，造成實在沒有會本錢大于私家本錢的局部收取必定用度，現實上激勵了村落住民采納劫掠式生產方法。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結操縱上仍然沒有思考村落混濁的治理。

由于境況保衛尤其村落境況保衛自己是一項大眾奇跡，屬于責任主體難以鑒識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范疇，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務必發揮主導投資作用。即使國際上各類市場化的實踐很活潑，但沒有哪個國度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別的，現在我國在履行農業和村落境況保衛建筑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疏散、重復建筑和“自上而下”的決定等表象。比方，面源混濁的治理資金疏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分，導致一個必要環環相扣才或許行之有用的治理方案釀成各部分程序紛歧律的局部動作，自然成效欠安；由于采納“自上而下”的決定機制，在政治目的最大化的鼓勵下，看待能增加政績的大眾任事，出現出一種較高的提供熱情。而人居境況基本步驟這樣沒有進來父母官員政績審核體系的大眾任事，即便農人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縱層面上來。

3、扶助方法不力，導致村落混濁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成立。

我國對都會和范圍以上的產業企業混濁治理，制定了很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操縱，都會渾水治理廠建筑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范圍以上產業企業混濁治理步驟建筑還可以申請用財務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村落百般境況混濁治理，卻沒有近似政策。由于村落混濁治理的資金歷來就貧乏，成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助政策，導致村落混濁治理基本步驟建筑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成立。

4、治理模式不適，導致村落混濁治理效果不高。

村落的三類境況混濁，套用管理都會混濁和范圍以上產業企業混濁的主要方法——末尾治理——都存在技能、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混濁難以搜集混濁物外，另外類混濁用末尾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境況：范圍以上產業企業的混濁治原由于其混濁排放的集結性、混濁物相對的簡單性和企業規劃相對的大范圍等特點，末尾治理要領在多數境況下是實用的乃至惟一的。而村落的生存混濁、州里企業混濁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混濁，采納末尾治理則會由于混濁治理步驟建筑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范圍局限以及高折舊率局限而不行行。

村落的三類境況混濁題目

村落境況作為都會生態體系的支持者不斷是都會混濁的消納方。比年來，我國在都會境況日益改進的同時，村落混濁題目卻越來越緊要，在產業化、城鎮化水平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域的村落尤為突出。各類混濁不但要挾到了數億村落生齒的康健，乃至經過水、大氣混濁和食品混濁等渠道最終影響到都會生齒。本文重點剖析東部發達地域當代化歷程中的榜樣混濁題目并提議將來在寰宇層面上的對策。

——編者

1、當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百般混濁。

我國人多地少，地皮資源的開墾已靠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升高地皮產出程度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操縱量大的蔬菜生產成長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寰宇上操縱化肥、農藥數目最大的國度。

化肥年操縱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謀略，化肥操縱量達40t/km2，遠遠超出發達國度為防備化肥對泥土和水體造成危害而配置的22.5t/km2的安好上限。并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類肥之間布局不公道等表象?；适褂寐实汀⒘魇矢?，不但導致農田泥土混濁，還經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混濁、富營養化混濁乃至地下水混濁和氛圍混濁?，F在，東部已有很多地域面源混濁占混濁負荷比例超出產業混濁。

農藥年操縱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汲取使用，大局部進來了水體、泥土及農產物中，使寰宇9.3萬km2耕地遭受了差別水平的混濁，并直接要挾到人群康健。2002年對16個省城都會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證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過發達國度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混濁在許多地域還直接毀壞農業陪同型生態體系，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龐大的要挾。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域的水境況混濁從通例的點源混濁物轉向面源與點源連合的復合混濁。

由于大棚農業的廣泛，地膜混濁也在加重。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遮蓋面積已居寰宇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出60萬噸，在發達地域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觀察，被觀察區地膜均勻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虧損到達產值的1/5左右。

２、由于小城鎮和村落聚居點的基本步驟建筑和境況治理滯后發生的生存混濁。

小城鎮和村落聚居點的生存混濁物由于基本步驟和管束的缺失平常直

接排入周疆域況中，造成緊要的“臟亂差”表象：每年發生的約為1.２億噸的村落生存廢物實在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發生的超出2500萬噸的村落生存渾水實在全部直排，使村落聚居點周圍的境況質量緊要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村落當代化歷程較快的地域，這種基本步驟建筑和境況治理落伍于經濟和城鎮化成長程度的表象并沒有隨著經濟程度的升高而改進中國村落境況混濁觀察

來歷：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6-03-01 09:44:00 ] 作者：蘇楊 編輯：studa9ngns

３、州里企業結構欠妥、治理不敷發生的產業混濁。

受農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村落產業化現實上是一種以低技能含量的粗放規劃為特性、以捐軀境況為價錢的反積蓄效應的產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但造成混濁治理困難，還導致混濁危害直接?，F在，我國州里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混濁物排放量已占產業混濁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并且州里企業結構不公道，混濁物治理率也明顯低于產業混濁物均勻治理率。

近些年來，在生齒繁茂地域尤其發達地域，集約化畜禽養殖繁盛成長。這些地域可資使用的境況容量?。]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處所離人的聚居點近大概處于統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范圍和結構沒有得到有用控制，沒有注意避讓生齒聚居區和生態效力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混濁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產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混濁危害特別加倍緊要：不但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混濁和富營養化混濁以及大氣的腐臭混濁乃至地下水混濁，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康健造成了極大略挾。

別的，由于渾水灌溉、堆置固體廢棄物、秉承了大量產業混濁的轉移，村落泥土的重金屬混濁已經延伸到了食品混濁。我國污灌面積由1978年的約4000km2增加到2003年的30000km2，約占寰宇總灌溉面積的10%。寰宇因固體廢棄物堆存被占用或毀損的農田為1300km2。

由于我國村落混濁治理體系尚未成立，境況混濁不但將敏捷“小污”變“大污”，并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財富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人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中國村落有３億多人喝不上清潔的水，此中超出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村落生齒中與境況混濁親密關連的惡性腫瘤升天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看待根本清除在醫療保險制度之外的農人，這是極大的要挾。轉貼于 中國論文下載中

第三篇：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

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四條成因

1、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2、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3、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

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1、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２、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２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net３、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３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第四篇：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

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四條成因

1、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隱蔽，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因此存在著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現狀。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 1

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2、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

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為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編者

1、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

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世寐实汀⒘魇矢?，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屎娃r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由于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２、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２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３、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集約化畜禽養殖蓬勃發展。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此外，由于污水灌溉、堆置固體廢棄物、承受了大量工業污染的轉移，農村土壤的重金屬污染已經延伸到了食品污染。我國污灌面積由1978年的約4000km2增加到2003年的30000km2，約占全國總灌溉面積的10%。全國因固體廢棄物堆存被占用或毀損的農田為1300km2。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３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第五篇：中國農村環境污染調查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四條成因

1、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隱蔽，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因此存在著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2、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為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編者

1、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

由于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

２、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３、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集約化畜禽養殖蓬勃發展。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３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