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業生產狀況

岳陽農業的生產狀況、特點以及狀況

一、岳陽農業生產的條件、現狀以及特點

1、條件

位于湖南省東北部北部，處于長江中下游平原，洞庭湖東部；岳陽北部與湖北隔長江相望，東部與江西接壤。其位于洞庭湖平原，海拔絕大部分在50 米以下，平原土質肥沃，水利條件較好，適宜發展種植業。且其處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溫光資源充裕，具有發展名優和特色大米的基礎。

2、現狀與特點

岳陽主要的農業生產產品為優質稻。2004年全縣水稻播種面積為99.18萬畝，2008年127.54萬畝，2010年達到142.9萬畝。水稻生產復種指數由2005年1.85提高到2010年的1.97。今年全縣共落實水稻計劃種植面積145.9萬畝，比上年增加

2.4萬畝。其中早稻65.9萬畝，晚稻計劃78萬畝，一季稻僅2萬畝，雙季稻生產達98.6%，基本實現雙季稻化，保證了糧食播種面積。目前，早稻生長較平衡，長勢好于往年，預計單產比去年有所增加。高檔優質稻訂單生產面積達到18萬畝。糧食總產將達到70萬噸，商品率達到60%以上。岳陽把工作的突破口選擇在挖掘糧食增產潛力上，主攻單產，增加總產。通過加速良種的推廣步伐，增加高產糧食作物面積。每年堅持建設1—2萬畝標準糧田，增加5000畝旱澇保收面積。開展秸稈還田、測土配方施肥、提升有機質等措施，水稻單產從2005年起每年穩中有升。水稻總產實現連續七年增長，2004年總產47.41萬噸，2008年55.71萬噸，2010年達到65萬噸，今年接近70萬噸。

岳陽政府利用糧食豐富的優勢，發展產業化經營，打造地方經濟強勢產業。在搞好糧食生產、促進糧食產量穩步增長的同時，把發展糧食產業化作為提高糧食整體效益、拉動全縣經濟全面發展的重要舉措來抓，把糧食產業作為全縣工業經濟的支柱產業、作為招商引資的骨干項目來做，因而糧食加工業快速發展。目前，全縣已有糧食加工企業40多家，其中銘泰米業有限公司成為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福香米業成為市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全縣糧食加工能力達到40萬噸，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與糧農簽訂糧食定單30多萬畝，收購糧食15萬多噸，全縣30%以上的商品糧實現未產先銷，糧食產業年加工產值超過12億元，僅此一項為農民人平增收100元。并且，加強糧食種植結構進一步優化。一是結合華容糧食種植傳統開展區域化布局，將東山、三封寺、萬庾等8個主產糧食鄉鎮規劃為中高檔優質稻產區。其它鄉鎮規劃為普通優質稻產區；二是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職能，開展專業化生產，推動糧食生產向集約化、專業化發展，提高優質率。銘泰優質稻米專業合作社每年訂單種植優質稻超過10萬畝。全縣每年水稻良種補貼資金超過1000萬元，涌現出了萬庾鎮塌西湖村、三封寺鎮復興村、護城鄉萬圣村等大批優質稻專業村。

二、汨羅農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勞力不足，制約了農民擴大種糧面積的能力。近年來，在大力發展勞務經濟的大背景下，我縣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在這些外出務工的人員中，大部分都是5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在家的基本是老年人、婦女和小孩。也就是說，全縣

50歲以下勞動力16.9萬人中有13.6萬人在外務工，80%的農村5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資源都流出了農村，如果按農村從業人員來計算的話，這個比例還要高。東山鎮黃合村勞動力不到700人，外出務工達500多人，留在家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種田水平不高的“半”勞力。由于缺少勞力，該村雙季稻推廣困難重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支部書記何云全今年將缺勞力的380多畝稻田全部承包種上雙季稻。由于當前糧食生產的現代化程度還不高，種田仍然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體力活，光靠留守農村的老人、婦女、小孩來承擔，必將會影響農民擴大種植面積的能力，這也是我縣今年將水稻生產“壓單擴雙控直播”作為糧食增產的重要措施來抓的主要原因之一。

2、效益偏低，影響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一方面農資漲幅過快，吞噬了糧食

漲價帶給農民的利益。這幾年糧食等農作物的價格漲幅較大，但種糧所必須的化肥、農藥、雇工等價格的漲幅更猛、更剛性，農民從物價上漲潮中獲得不多，農民的種植積極性受到農資價格上漲的壓制。據調查，普通水稻的價格2009年平均92元/50公斤，2011年平均為112元/50公斤，漲幅只有21.7%。而農資、人工價格遠遠超過了普通水稻的漲幅，如尿素價格2011年為107元/50公斤，比2009年同期漲25.4%；碳銨價格為40元/公斤，比上年同期漲38%；康寬牌農藥為9元/包，漲幅高達28.5%；農村雇工價格為100元/天，漲幅達42.8%。農資、人工的漲幅遠遠超過了普通水稻的漲幅，吞噬了糧食漲價帶給農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水稻種植比較效益低。據調查，2009年以來，稻谷漲價在25%左右，但籽棉漲價幅度達136%，比較效益顯而易見。東山鎮紅烈村農戶黎文燦算了一筆賬，種一畝早稻要種子21元（常規稻），化肥107元，農藥20元，農地膜7元，抗旱排漬15元，育秧軟盤19元，機耕機收140元，物化成本達329元。收益按保護價每百斤102元，產量按800斤計算，總收益為816元，收支相抵每畝純收入487元（包括自己投工）。如果一個家庭種6畝早稻，純收入也就2922元。正是因為這樣，現在農民普遍存在一種“種糧管吃飯，賺錢靠打工”的思想。因此，沒有一技之長或年老力衰只能在家務農的農民在種植意向上往往傾向于種植一季稻或經濟作物，種植雙季水稻的意愿不強；而只要有點手藝的，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外出打工。

3、生產分散，種糧無法形成規模效益。當前的糧食生產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為基礎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這種分散的經營方式的優點是農民有了最大的生產自主權，其缺點是生產缺乏統一管理，生產要素不能形成合力，無法形成規模效益。這也是目前種植糧食的效益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只有推進糧食的規模化種植，實現連片的機械化生產，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又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制度，幾千年來從未擁有自己的土地的農民，骨子里都有一種對土地的渴望和占有欲，都認為土地是自己的“命根子”。一部分農民情愿讓自己名下的承包地季節性拋荒甚至全年拋荒，也不愿意交給別人經營。在缺乏一個合適機制的情況下，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困難重重。調查三封、勝峰、萬庾、東山、護城、終南、南山、鲇魚須等7個主要種糧區鄉鎮，2011年調查區內農村土地流轉涉及農戶數為6650戶，占總農戶數5%左右，流動總面積為39678畝，占6%，但沒有出現有1個流轉土地種糧500畝以上的大戶。

4、政策變味，刺激農民種糧的作用減弱。為了發展糧食生產，這幾年國家出

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如：取消農業稅，給農民發放種糧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實行糧食收購保護價等等。這些政策在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確保糧食安全生產、保護

糧農利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經過這幾年的實際操作，其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這些政策刺激農民種糧的作用正在弱化。一是有些補貼資金的實際發放對象不合理。比如種糧補貼，中央的目的是作為生產性補貼給種糧戶的，而實際操作上卻是補貼給了稻田的承包戶，種糧戶不一定拿到補貼，有的甚至種一季稻的也可拿雙季稻的補貼，種棉花的也可拿水稻補貼。生產性補貼實際已經變成了人頭福利。變味的種糧補貼在持續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功能上肯定會大打折扣。現實也正是如此，在2004年和2005年種糧補貼實施之初兩年，農民種糧積極性非常高，全縣稻谷播種面積增長非常快。而近兩年，雖然國家的補貼力度在不斷加大，農民種糧積極性卻并沒有同步提高，從2006年和2007年一季稻實際播種面積逐漸增多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就像東山鎮黨委書記黃建明所說的：糧食生產抓與不抓不一樣，但補與不補一個樣；二是國家支持糧食生產的優惠政策并沒有給種糧農民帶來同等的、實在的利益。一個典型的情況就是：每當國家出臺支持糧食生產的優惠政策時，農資價格就大幅上漲。對于國家的優惠政策，農民只是一個 “中轉站”，把好政策中轉給農資生產企業和流通領域。農民只得其名，不得其實，空歡喜一場。最終的結果就是，政策刺激農民種糧的作用減弱；三是某些政策存在滯后性，不能給農民帶來實際利益。如：糧食收購保護價政策。2011年國家確定水稻收購保護價為102-107元/百斤，而市場上目前稻谷早已達到130元/百斤，這種保護價對農民來說沒多大的吸引力。

5、水利設施老化，增加了農民種糧的難度和成本。我縣屬典型湖區，低湖田

多，但同時東北部丘陵區高岸田也比較多，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對搞好糧食生產尤為重要。但是，我縣現有的農田水利設施基本上是修建于上個世紀60、70年代，有的甚至是50年代。經過近幾十年來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加上90年代以來，村集體和農戶投在水利建設上的資金很少，對水利等基礎設施維護做很不夠，農業稅取消后，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現在干渠滲水、支渠淤塞甚至中斷等現象比比皆是，據調查，全縣共有水庫59座，其中中型水庫3座，小

（一）型水庫5座，小

（二）型水庫51座。全縣電力排灌機埠1433處1668臺74306千瓦。其中，中型機埠14處100臺21220千瓦，主排灌渠長690.4公里。目前這些設施中只有不到50%的還能勉強正常發揮設計灌溉效益。同時在家庭聯產承包前按大面積灌溉思路設計的支渠系統，已經不適應一家一戶的小面積灌溉了。水利設施的老化、功能的退化，大大削弱了其對農業生產的保障作用，加大了農民種田的難度，增加了農民種田的成本。丘陵區如果遭遇嚴重旱情時，農民用于水稻抗旱的成本非常高，平均每畝超過100元。湖區遭遇中等程度漬澇，每畝排漬費用不下于80元。調查南山鄉南竹村，耕地面積1757畝，全村有大小塘壩39處，塘壩總面積234畝，分布在9個村民小組，以塘、機、渠相連自成水系。近兩年年雙搶期間干旱少雨，東湖水位低，村里組織五臺機組抽水，多級提水上山灌田，最高抽水費用達每畝180元。渠道由于修建年代長，又缺乏經常性養護，現已是百孔千瘡，滲漏嚴重。70千瓦固定電力機埠抽水灌渠需要5個多小時，到田水量不足30%，抽一小時的水只能灌2畝多田，耗費70元。而渠道滲漏嚴重地段野水漬田。2009年秋季抗旱，開機抽水三天三夜，才緩解180畝晚稻旱情。南竹全村共建固定電力提灌機埠8個，10千瓦以上機組9臺，總容量173千瓦。分別建于上世紀六十年代至本世紀初，其中建于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居多，共5處6臺，由于在建年代長，機電設備自然老化，功率小，耗電高，出水量低，運轉不正常。雙季稻區農業用水時間更為集中，需水量進一步增大，更加加劇了農業用水的供需矛盾，現有的農田水利工程已無法滿足和保障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農田水利工程設施發展滯后的局面展露無疑。

6、技術落后，加大了農民種糧的風險。一方面由于農村大部分文化程度相對

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務工，在家種田的大都是一些年齡偏大、文化程度相對偏低人。他們一是缺乏改進種植技術的主動性，二是缺乏接受新的種植技術的能力，致使新技術難以推廣；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年來，基層農技服務單位的經費投入嚴重不足，鄉鎮一級農技推廣體系已很難發揮其應有的推廣和服務功能，很多工作人員都離崗離職，據調查，全縣鄉鎮農技站定編91人，實際從事技術推廣的不到50%，大部分鄉鎮目前從事公益服務的技術人員只有1-2人，且待遇明顯低于鄉鎮公務員或其他站所人員，公益性服務工作難于開展。新技術不能推廣，農民還是靠傳統的方式和經驗種田，一旦遇上新的問題，就無法解決，這無形中就加大了農民種糧的風險。現在市場上種子、農藥品種繁多，農民購買時普遍感到無所適從，對很多技術也是一知半解。

三、本地農業發對策

1、加強領導，增加投入。建議縣委、縣政府將糧食生產列入對鄉鎮綜合考核的重要內容，分值要大幅度提高，由農業部門牽頭制定具體的考核辦法。建議縣財政每年拿出一定資金，組織實施“萬千百”糧食高產示范片建設（即縣建萬畝，鄉鎮建千畝，村建百畝糧食高產示范片），加強新品種、新技術、新農藥、新農機具的引進、試驗、示范等推廣，提高糧食單產，增加總產。

2、保護耕地，培肥地力。耕地是進行糧食生產最基本的要素。保護好耕地，是搞好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的基本要求。保護耕地主要包括保護耕地數量、提高耕地質量、集約使用耕地三個方面。對基本農田掛牌保護，強化耕地質量意識，把耕地保育納入“三農”工作的重要內容，嚴格保護耕地質量。開展土壤改良與測土配方施肥工程，農田污染預防與修復工程，保育生態農田工程等。集約使用耕地就是提高耕地使用效率的一個根本途徑。一是要提高耕地的復種指數。政府應該采取措施，引導農民多種雙季稻，減少雙改單現象；二是要努力控制農村土地拋荒。建議由農辦牽頭研究制定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減少農村土地拋荒，尤其是要堅決杜絕連片的大面積拋荒。

3、加快土地流轉，培養種糧大戶。為了解決當前糧食生產過于分散、無法形

成規模效益這一現狀，必須盡快建立一個有效的土地流轉機制，把耕地的經營權集中起來，讓一些種糧能手和經濟實體去發展規模化種植、實行機械化生產。實現糧食生產由分散型向規模型的轉變。一是要縣委、縣政府盡快出臺與國家法律法規配套的符合華容實際農村土地流轉規范性文件，讓土地流轉有法可依；二是要建立農村土地流轉的信息平臺，幫助農民了解土地流轉供需狀況；三是要建立農村土地流轉的協調機制，幫助處理流轉雙方利益關系，規范土地流轉操作；四是要對土地流入的種糧大戶進行政策扶持。

4、強化農資市場管理。農資漲幅過快，加上糧食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吞噬了

糧農的利益，也吞噬了國家的部分支農政策，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一定要強化對農資和糧食市場的管理，以保護糧農的利益，提高他們種糧食的積極性。一是要切實加強對農資市場的監管，探索實行農資供應及經銷商資格認證制度、定點制度。堅決杜絕假冒偽劣農資流入市場，防止坑農害農事件發生，維護農民的利益；二是要采取

有效措施，強化對國家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執行情況的監管，嚴厲打擊糧食收購中的壓價壓質行為，確保糧農的應得利益不受侵害。

5、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支農政策。這幾年，國家的支農政策對發展糧食生產起

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這些政策對農民種糧的激勵功能并沒有隨著“含金量”的逐年提高而同步加強。因此，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支持農政策已經迫在眉前。一是要嚴格執行政策不走樣。對國家用于鼓勵發展糧食生產的各項補貼，要嚴格按照“誰種糧、誰受益”的原則，把資金發到實際種糧人的手中。堅決糾正按承包戶、把生產性補貼變成人頭福利的簡單操作辦法。二是要堅決落實政策不縮水。建議政府組織力量對各項惠農政策的落實情況進行專項檢查，對截留、克扣、挪用等任何貪污政策的行為，要進行嚴肅處理。

6、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是農業發展的物質基礎，是

農村經濟、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加強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可以提高農田的生產能力，降低農民種糧的成本，增強對自然災害的抵御能力。這既是確保糧食安全的基本需要，也是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迫切要求。一是要切實增加對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投入。要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體的多渠道、多元化、多層次農田水利投入體系。各級財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有效的投入增長機制，確保每年投入比例穩步增長。要整合相關部門的涉水資金，提高資金使用率。要引導農民對直接受益的水利設施投工投勞，鼓勵民間資金投資興建小型機埠、水庫、小山塘等水利工程項目。二是要切實加強對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提高已建農田水利設施的使用效率和壽命。要抓好病險水庫和骨干塘的除險加固、渠系清淤防漏，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設施的作用。三是要擴大有效灌溉面積。一方面要延伸現有支渠系統，改大田灌溉為小田灌溉；另一方面要抓好干旱死角的整治工作，改善其灌溉狀況。

7、完善農技推廣和服務體系。農技推廣服務是一項推動農業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非常重要且富有成效的公益事業。它是提高農業生產活動的科技含量、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必要途徑。一是要增加對農技推廣和服務工作的資金投入，建立農技推廣事業經費投入的保障機制和穩定增長機制，從事公益性服務的農技推廣人員的經費要全額納入財政預算，待遇不低于鄉鎮公務員標準，加強縣、鄉、村三級農技推廣服務網絡建設。同時要鼓勵農村群眾性科技組織，開展農技服務活動，實行農技服務政府和民間兩條腿走路的格局，為農技推廣和服務工作提供機構保障。二是要加強對農技推廣和服務隊伍的管理，提高農技推廣和服務人員的素質，強化農技推廣和服務人員的責任。三是要大力推廣糧食種植新技術。重點是推廣優質高成品種、測土配方施肥、免耕栽培、科學田間管理、病蟲害綜合防治等節本增產技術，提高農民種糧食水平，降低農民種糧風險。

四、總結

岳陽---這片我生與死長于斯的土地，我深深的愛著它，不管斗轉星移。這片土

地無疑是極具靈氣的，不管是在地勢、氣候還是水資源方面，其及其適合人類居住。這也使其滋養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作為岳陽人，我深深的為之驕傲。作為岳陽人我也希望能為自己的家鄉做出一番貢獻。

第二篇：農業生產

互動關系，接觸農科院農業研究所制定的各種戰略以實現跨國交流和良好的社會口碑；認識當前西藏形勢、環境條件等宏觀現象，能夠接觸真實的實地操作，了解自身存在的不足，并積累一定的經驗，為將來走上工作崗位打下良好基礎。

實習內容

在實習的前兩個星期，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下地對作物的長勢進行分析，如株高、病蟲害和當前生長發育階段等分析。通過這些簡單的工作，我了解到農學專業對作物分析的基本操作流程。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會帶來繁瑣的糾正工作。剛開始認為對于簡單的記錄工作完全可以勝任的我，慢慢麥在西藏僅有零星種植。廣大農牧民群眾缺乏對這一古老作物認識和了解，更談不上科學管理，隨著我區農區畜牧業的發展，燕麥不但是優質飼草，其籽粒還是優質飼料。其莖葉多汁、柔嫩、營養價值高，蛋白質、脂肪、可消化纖維均高于小麥、青稞秸稈，在西藏燕麥作為主要放牧，造成現在草場退化，產草量降低，載畜量下降，高原生態受到威脅。草畜矛盾和生態環境的惡化，客觀上要求加強人工草場的建設，調整畜種畜群結構，挖掘潛力提高飼草供給能力，所以發展燕麥生產勢在必行，且迫在眉捷，是解決西藏草畜矛盾日益突出和實現農區畜

2、西藏燕麥科研與生產現狀

2000年以后西藏自治區糧油基本實現了自給，廣大人民群眾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提出：調整農業結構、擴大經濟作物和飼草的種植比例。以此為契機，西藏農牧科學院農業研究所自2004年起，從全國不同省市引進優質飼草作物品種試種。尤其是自加入了“國家燕麥產業技術體系”并建立日喀則試驗站后，從全國各相關燕麥研究機構引進200余份優質燕麥品種（系），進行品種篩選，從中選擇出適宜西藏一江兩河農區種植的優質燕麥品種：“白燕2號”、“農飼30”、“白燕8號”、“夏糧秋草”等栽培模式。使農民在短期內認可了燕麥是優質高產的飼草作物。

2.3示范推廣

第三篇：農業生產

農業生產 河北省氣候條件較好，溫度適宜，日照充沛，熱量豐富，雨熱同季，適合多種農作物生長和林果種植，利用不同地區的不同自然條件，形成了八個農業分布區

１.壩上高原牧農林區

２.燕山山地丘陵林牧農區

３.燕山山麓平原農區

４.太行山山地丘陵林木區

５.太行山山麓平原農區

６.低平原農區

７.冀西北山間盆地農林牧區

８.濱海平原農牧漁鹽區

指導同學們小組討論，分析河北省農業生產的優勢條件有哪些。

1.平原面積大。是華北大平原的重要組成部分，面積廣大，地形平坦開闊。

2.耕地面積大。現有耕地619.9萬公頃，耕地面積廣大。

3.土地類型多。河北省地勢從西北向東南呈半環狀逐級下降。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類型齊全，是五種地形類型齊全的省區。齊全的地形類型，為開展農業的多種經營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4.中低產田面積大。開展中低產田的綜合治理，使中低產田轉化為中高產田，增產潛力巨大。

5.農業已有相當基礎。河北是我國重要糧棉產區。現有耕地619.9萬公頃，大部分的地區農作物可一年兩熟，但各地耕作制差異很大。全省的糧食播種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主要糧食作物有：小麥、玉米、高粱、谷子、薯類等。經濟作物以棉花最重要，本省是我國重要產棉基地。邢臺、邯鄲素稱“冀南棉海”。此外，油料、麻類、甜菜、煙葉也重要，與棉花合為本省五大經濟作物。畜牧業是本省僅次于耕作業的重要農業部門。河北還是我國重要漁區之一，以沿海漁業為主，唐山秦皇島是主要中心。本省盛產栗、杏、柿、梨等果品。

6.各類待開發的資源還很多。

（轉折）雖然河北省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很優越，在農業生產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在河北省發展農業的過程中葉存在著一定問題。引導學生進行分析。

1、水資源緊缺。河北省處于半干旱半濕潤區，地表水時空分布不均，沒有大江大河。春季河流容易斷流。地下水已成為華北平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柱。目前，石家莊、邢臺、邯鄲、保定、衡水、廊坊、唐山等城市的地下水開采量已占總供水量的70%以上。

2、旱澇災害頻發。河北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降水時空分布極不均勻。春季氣溫回升快，蒸發旺盛，降水不足，故春季多發旱災。降水集中在夏季，且變率大，多暴雨。加之地勢低平，起伏和緩，蓄洪、瀉洪能力不足。不合理的開墾使地表植被覆蓋率降低，涵養水源能力下降。導致水土流失加劇，泥沙淤積，下洪能力下降。因此在夏季，又極易發生洪澇災害。旱澇災害多發，極大影響了河北省的農業生產。

3、風沙。干旱時節尤其是春季，氣溫回升快，蒸發旺盛，地表干易起沙；春季多大風。地勢又比較低平，起伏和緩，缺乏風力屏障。人類不合理的開墾，出現沙荒地，使風沙肆虐。

4、鹽堿。干旱時節尤其是春季，氣溫回升快，蒸發旺盛，致使土壤鹽分向地表積聚。地勢低平，地下水位高，洼地排水不暢。在農業生產中，傳統的灌溉方式如大水漫灌、只灌不排等，導致地下水位上升。5耕地面積逐漸減少。2005年末，河北省實有耕地總資源6396.2千公頃，占全省國土面積的35.3%，人均耕地0.1公頃，低于全國人均平均水平。2005年內增加耕地數量8.1千公頃，年內耕地減少數量53.4千公頃。耕地面積減少趨勢仍未得到控制。

6、人口的增加影響人均糧食占有量。

為了更好地推進河北省的農業生產，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1.繼續深化農村改革，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

2.加大農業投入

3.實行科教興農戰略

4.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提高農業物質裝備水平

5.積極推廣農業產業化經營

6.抓好生態環境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

河北省優勢農產品產業帶建設步伐加快。糧食生產，初步形成以京山、京廣鐵路沿線為重點的優質專用小麥產業帶，區域內優質專用小麥種植面積占全省優質專用小麥的75%以上。以京山、京廣鐵路沿線和張承壩下地區為重點的優質玉米產業帶，種植規模繼續擴大，占全省玉米面積的80%以上。以滄州、廊坊等地為重點的優質大豆面積繼續擴大，對全省的大豆生產帶動力增強。以張承地區為主的馬鈴薯產業帶和以冀東盧龍、冀中永清、冀南大名為主的甘薯產業帶正在加快建設。棉花生產，形成了以邯鄲、邢臺、滄州、衡水為重點的黑龍港流

域優質棉產業帶，面積占到全省棉花播種面積的79%。油料生產，以冀東、冀中和冀南為重點的優質油料產業帶，成為全省油料生產的重點地區。蔬菜生產，以中心市場為依托，著眼于大生產、大市場、大流通，立足當地資源，發揮比較優勢，突出區域特色，形成了區域化、專業化、規模化的生產格局。到目前，張承地區無公害錯季蔬菜、環京津地區精特蔬菜、冀南地區茄果類蔬菜、冀中地區日光溫室蔬菜、滄衡地區大中棚蔬菜、冀東地區中小棚和露地蔬菜六大特色產區格局已基本形成。

第四篇：近代農民流動狀況、原因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對江西省20個村實證調查的一項綜合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江西省20個村個案調查結果的綜合分析，描述了近代歷史上的農民流動狀態及其成因，指出造成農民流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爭奪不是農民流動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農民流動能自發地調節人口大量增長和土地資源緊缺所形成的矛盾，從而對農業生產產生促進和推動作用。解放后至改革開放前這段時期采取的禁止農民流動的政策，反而制約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成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內部因素。

關鍵詞：農民流動、農業生產、農村研究、中國

本課題研究的20個村，皆系非隨機抽樣選取的樣本。它們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論性，但具有一定的類型分析意義，即能對我國中部地區特別是江西農村幾種不同經濟社會狀況村的農民流動與農業生產關系進行探索性研究。這20個村都在江西農村，因此這些村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農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現實處境。樣本村的經濟狀況又怎幺樣呢？從統計分析情況（見表1）來看，以稻作農業為主體依然是多數行政村產業結構的特征。2002年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個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間的有7個，占35%；1000－1500元的有6個占30%；在1000元以下的為5個占25%，其中有1個村的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體經濟沒有純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為10%。而且大多數村已負有一定數額的債務，村干部的工作報酬能得到兌現的村只為35%。這些情況基本反映了江西農村乃至中國中部地區農村的普遍性特點。以稻作農業為主以經濟作物為主以林牧養殖為主個體私營經濟狀況80%10%10%發達村5%，一般村15%，不發達村80%

資料來源：對20個樣本村情況的調查

明清以降，閩、粵兩省流民大規模入贛，人流的增多帶動了物流的增長，江西丘陵和山區中的平靜的鄉村開始出現一定程度的勃興。但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時期間急劇增長，人口與土地的壓力，加上接連不斷的戰爭，從此拉開了江西農民流動的序幕。

“安土重遷”是中國農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這一傳統觀念的影響，在中國鄉土社會廣大農民憚于遠徙。但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會條件的影響，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戰亂、災荒、蟲害和瘟疫頻繁發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國，在經受西方堅船利炮的打擊后，開始進入內憂外患的社會動蕩期。處于中國中部地區的江西，雖然多為丘陵和山巒，農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長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場戰爭都不可幸免。因此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江西農村進入了一個由戰爭主宰的劇烈的社會動蕩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國、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這三次戰爭對江西的影響最大。20世紀初，積孱積弱的滿清帝國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歷史的終點。辛亥炮響，全國咸與維新，江西各縣的上空也相繼飄揚起民主共和的旗幟。民國初期，江西各縣政局還算穩定，地方治安依賴地方武裝，尚稱安靖。袁世凱反行逆馳復辟帝制失敗后，軍閥割劇與混亂的戰火從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動蕩的政局，不僅迫使商家和富戶紛遷避禍，也堵塞了下層百姓的謀生之路，眾多下層百姓“迫于生活無奈，不得不落山為寇”，敗退的小股軍閥部隊又往往與他們沆瀣一氣，這樣就干起剪徑打劫和綁票吊參的土匪生涯。如我們調查的樣本村――東林村，當時就是這種狀況，興國到梅縣要從東林村經過，在蘇區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團、靖衛團時常搜搶客人身上的錢物”。[3] 與此相對應的是，囿于革命勢力的強大與廣泛影響等因素，江西廣大農村的大多數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衛蘇區根據地的軍事斗爭。大批青壯年踴躍參加工農紅軍或加入赤衛隊等地方武裝，或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蘇區到處出現父母送兒、媳婦送郎參加紅軍的景象。古竹村唐氏當時就有50名青年跟著該村的唐學理、唐得勇參加了革命，占當時唐氏青年人數的55.4%，還有20多人在各級蘇維埃政府工作 [6]；東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農民參加了工農紅軍。1930年10月毛澤東對興國8個農民家庭的典型調查中，8戶人家有16－48歲的青壯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鄉政府、紅軍預備隊任職和外出當紅軍，約占45% [7]；在1928－1934年間興國縣共有80000萬人參加了紅軍 [8]。這足以看出，當時在贛西、贛南的湘贛邊區和閩粵贛邊區農村勞力參軍參戰的廣度和程度。從我們調查的處于蘇區的7個樣本村1934年底紅軍長征后的人員結構狀況，也可以看出當時蘇區勞力的參軍參戰的程度，在紅軍長征后很長一段時期內，東林村、肖田村、馬嶺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這段時間在贛西鄉村流傳著“老太婆多、寡婦多、偷漢的女人多”的民謠，正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男女性別嚴重失衡的問題。內戰過后，流亡異地的難民陸續返家，國民政府也曾力圖恢復蘇區治安和地方元氣，蘇區社會似乎升騰起重建家園的希望。但六年的殺戮給蘇區各階層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軍事斗爭、地富階級的報復、宗族爭斗、地方斗爭等，依然貫穿于民國后期的江西蘇區（溫銳，2001）。肖田村和馬嶺村就在蘇區革命后遭受國民政府軍的毀滅性報復，部分自然村被燒掠，抓走婦女兒童50多人，數百人被迫流亡他鄉謀生。

1937年7月，日軍侵華，抗日民族戰爭全面爆發。為保家衛國，江西人民穿起戎裝，奔赴抗日戰場。1944年，國民政府發起“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宣傳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從軍高峰，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僅興國縣征兵人數達13977人 [9]。雖然抗戰期間江西因參軍參戰形成的勞力外流的趨勢仍如以前，但與蘇區革命戰爭時比，奔赴抗日戰場的青年勞力人數還是有所減少。而與從軍勞力外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整個抗戰時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遷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軍發動“八&# 除了遭受戰亂的影響外，江西還頻遭自然災害的危害。據夏明方（2000）的研究表明，僅在民國時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災害的次數就達15次之多。1915年有19個縣遭受水災；1921年有47個縣分遭水災或旱災；1924年有40個縣110萬人遭水災；1925年有41個縣100萬人遭受特大旱災造成大饑荒；1928年47個縣遭大蝗災；1929年45個縣遭受大蝗災12縣遭旱災；1931年45縣202萬人遭受大水災；1932－1934年連續遭大水災；1934年又有74縣遭旱災，該年水、旱災共造成災民774萬人；1935年鄱陽湖各縣洪水決堤，50個縣232萬人受災，“數十萬饑民涕泣逃荒” [11]；1937年51縣遭水災；1939年34縣遭旱災；1943年42縣14萬人遭水災；1948年有70個縣240萬人遭水災。同時在鄱陽湖周邊各縣和贛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蟲病的肆擾，“男死、女嫁、小孩長不大”，江西省星子縣海會鄉楊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絕，隨后遷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內死亡殆盡。

如果說戰亂、災荒、蟲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幺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遷徙的內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過快，生存資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帶來的生活壓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農民流動的另一種景觀。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孫徙往江西的蓮花、安福和廣西等8個地方去開創家業；吳村的吳氏也先后有子孫分支徙居江西南豐、臨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贛南、廣東韶關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贛南、湖南茶陵等地……不過，從個案研究的情況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馬嶺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還出現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經商的現象，當時他們主要流向是家庭所處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長沙和廣西南寧的，而滁山村則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藥材生意。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在黨和人民面前存在著很多困難，面臨著很多考驗。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黨先后領導和組織一系列的重大斗爭。1950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提出黨奪取革命戰爭勝利后面臨的最大課題是如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根據這一部署，從1950年冬開始，在新解放區占全國人口一半的農村黨領導農民進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雖然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個體性質，但因廢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個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中國農村生產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農業生產得到大的發展。在進行土地改革時，江西農村還處于自給自足的“半自然經濟”狀態下，為此農民會根據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來作出耕作種植的選擇，如古竹村、吳村有種植棉花，東林村有種植煙草，馬嶺村有種植芝麻和苧麻，肖田村有種植花生，朝陽村有種植白蓮。但土地改革運動的推行、糧棉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和合作化運動的實施，正如黃宗智（2000）所指出的，中國鄉村社會舊的，以分散、自立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制被巨大的、以集體化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體制所取代，農民的耕作和生產也由自上而下的經社合一的政府組織統一計劃和安排。同時使得多種經營的經濟形式被改造成單一的農業經濟，小生產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時也逐漸失去了生產經營上的選擇權。至1956年，這些村在種植結構上基本是單一的水稻種植 [13]，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農業生產的活力，至此從源于生產的自主性而走向了源于生產的政治性。

在土地改革運動基本結束后，我國從1953年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從而掀起了第一輪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高潮。為了加快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建設和發展，我國采用了“以農養工”的基本政策，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形成了農民向國家、向工業建設貢獻力量的重要渠道。至1958年，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建立后國家與農民的第一輪“密月” [14]，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就這樣草草結束了。回顧解放后農民遷徙權利的變化過程，我們就可發現，隨著20世紀50年代“土地改革運動”、“互助組”制度和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開展，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經濟控制和行政控制網絡。從此，公民的流動和遷徙權利被剝奪了，并且形成了城市和鄉村的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這種狀況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才有所松動，但嚴格地說，這些制度到現在仍還在延續而未能徹底改革。從我們調查的20個村來看，在改革開放前農民的流動基本上是處于禁止，當時的政策條件下農民流動（或轉移）的方式（見表2）主要是政策性流動，以及像新基村、芳山村出現因工業化帶來的農民非農化；還有就是開發建設性移民，如浙江新安江水庫建設導致大量庫區居民遷入江西被插花式安置在很多縣市的農村，如吳村、新基村、柳田村、泉溪村和康山村都安置了新安江移民。當然也還是有少數的自發性流動，如外出做手工匠或搞副業。

表21950－1979年間農民流動（或轉移）的方式

從20個樣本村的情況來看，在1956年前，江西農民的流動都還是比較自由而又頻繁的。自明清以來至1949年，造成農民流動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從前面的分析來看，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內在原因兩種，外在原因是因為戰亂、災荒、蟲害和瘟疫等因素，內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長帶來的生存資源緊缺。當然，因這兩種原因作用而形成的農民流動，在清朝晚期洋務運動之前是在農村與農村之間的流動，這是中國鄉土社會一直以來所固有的農民流動方式。而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工業化的發展所引發的對產業工人的需求，及其帶來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差距，使得農民的流動變為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不過，這只是農民流動走向出現變化――開始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說成是推動農民流動的主要原因；雖然自然經濟解體、近代中國工業發展對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時期的流民產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從我們的個案調查結果來分析，這一作用不宜過于夸大。因此，從歷史的視角來看近代農民流動的原因，通過對20個樣本村的調查分析我們就可發現，在解放前江西農民流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幾次大的農民流徙是因為戰亂和災害而致，而在正常的流動中，既有人口壓力（人多地少）帶來的遷徙如宗族的分化徙居和轉移，有經濟壓力迫于生計而遷移如逃荒、外出打長工或短工等，有經濟（利益）趨動如外出做生意或經商等，還有外出求學及其它原因而造成農民的流動。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研究結果（見表3）也證明了這一特點 [19]。如果從農民生存生活的基本目的出發，把農民的流動分為謀生型、謀富型和發展型三種類型的話，那幺表3中的前四項（天災、匪災、人口壓力和經濟壓力所產生農民流動）屬于謀生型，而表3中第五項――經濟（利益）吸引和趨動則屬于謀富型，表3中的第六項――求學則屬于發展型。

表31931－1933年間江西農民離村原因統計單位：% 美國學者威廉•彼得遜根據移民的處境、動因和目標將移民類型分為五種，即原始型、強迫型、推動型、自由型和大規模型（夏明方，2000）。如果從前面分析的江西省農民流動狀況，結合威廉•彼得遜的觀點來分析，可以看出，出于自然災害和瘟疫而形成的農民大量流徙就屬于原始型移民；戰亂期間富裕家庭和貧困農民因不堪強制性捐贈和稅賦的壓力而產生的流動，以及解放后出現的大量大型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移民，屬于強迫型移民；農村家族因人口大量增加所產生的人多地產矛盾而產生的分化徙居是屬于推動型移民；農民外出做生意或經商、做手工匠而形成的流動及后來的青年農民為進入工業企業做工流入大城市而形成的大量農民轉移，是屬于自由型移民；明清時期因人口大量增長產生的對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種植帶來的經濟效益導致的，大量農民到江西、湖南及長江中下游的其它省份和福建等省的山區進行墾荒而產生的移民，屬于大規模型移民。不過在期間也出現了三次時段性衰退：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國后期；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三次在抗日戰爭時期。這是與江西在這三個時段間的歷史特點相吻合的，因為這三個時段江西處于大戰亂之中，戰火所帶來的對生命的憂慮、繁重的捐贈和賦稅，使得民不聊生，大多數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流離失所，這種農民的非正常流動的結果是大量耕地撂荒無人耕種，導致了農民家庭生產的破產和農村經濟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