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學生入伍決心書-政治與公共管理系 麻立平

尊敬的各位領導:

能夠做為一名新兵代表站在這里，我感到萬分榮興，同時感謝上級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也要感謝這些日子里為我們忙前忙后的所有人，我謹代表我們全體參軍大學生向他們由衷的說一句：你們辛苦了！軍營，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個神圣的地方。那是一個能夠、真正鍛煉人的地方，嚴明的紀律，默契的配合，頑強的意志，遠大的抱負，無不讓人觸目起敬。無論你身處危難，還是駐足邊防海岸，無時無處不見軍人那可愛的身影，看到他們也就看到了和平，也看到了希望。每當想到這些不禁令我肅然起敬，我是青年人，何不乘自己還年輕，瀟灑到軍營走一回，也不往此行啊！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提出要科技興軍，祖國的“四化”也包括軍事現代化，這些都需要有知識，高素質的人才，祖國把她的目光看向了我們象牙塔內的學子，大量心懷祖國的學生積極響應這一號召，隨時準備接受祖國的挑選。我們是幸運的，接受了這一光榮的使命。此時此刻我們的心潮澎湃，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但仔細想想自從踏進大學校門到現在，真的好想說：“世界真的太神奇了”昨天的我們幼稚可笑，而今天我們身著橄欖綠站在了這里。美麗的大學生活才剛剛開始，而今，我即將踏上征程，開始我即將倆年的生活，忘不了和同學一起走過的日子，忘不了一起的嬉笑打鬧，忘不了討論問題時的面紅耳赤，更忘不了我們惜別的淚水。在這里我只想對全體的在校學生說：“人生中有不同的路，需要不同的人走，擦干你的眼淚，安心努力的學習，因為有我們在為你們保駕護航！” 進入軍營，我會遵守部隊的紀律，刻苦訓練，加倍努力學習文化知識，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保護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難和危險的時刻挺身而出，英勇斗爭，不怕犧牲，只要黨和人民需要，我會奉獻我的一切！我會把大學里的優良學風帶進軍營，倆年后我會把軍營里的優良作風展現給你們。相信我等我的好消息！

政治與公共管理系 麻立平2003年12月5日

新兵入伍決心書

第二篇：新公共管理與鄰避政治

湯京平,陳金哲.新公共管理與鄰避政治─以嘉義縣市跨域合作為例[J].政治科學論叢，2005(23)新公共管理與鄰避政治：以嘉義縣市跨域合作為例

摘要：臺灣以較有彈性的治理模式來追求更高效率的成果已于近年逐漸浮現。以民生廢棄物的終端處理為例，焚化爐以BOT的方式興建確實已為政府節省不少公帑。然而，這項財貨的供給有相當大的規模經濟之要求，但多年前中央政府欲克服鄰避現象而采取了「一縣市一焚化爐」、各自管理自己垃圾的分權政策，以政治外力限制財貨供給者尋求最適規模經濟的可能。時至今日，全國焚化廠的處理總量已超過需求量，而行政疆界的隔閡卻導致縣市間焚化設備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區有垃圾處理危機，有些地方卻出現沒有垃圾燒的窘境。在環保團體停止興建焚化爐的訴求下，環保署又朝向上集權的方式修正政策，希望透過強制性的「垃圾跨區域處理機制」來解決垃圾處理能力分布不均問題。但當初因集權而讓環保單位焦頭爛額的鄰避問題，如今可曾因為時空條件的改變而能避免？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本研究以嘉義縣鹿草焚化廠的運作為例，提供了另類的思考途徑。嘉義縣市同時委托達和公司操作焚化爐，在嘉義縣尚有處理余裕，嘉義市卻有爆發垃圾處理危機的狀況下，縣市政府透過協商的過程，建構起有利的誘因結構，達成一個縣、市政府與民營公司三贏的協議，也避免了可能發生的鄰避沖突，顯示新公共管理對于化解鄰避沖突似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本研究雖因地方特殊情境而有其適用的局限性，但透過民營化降低政治爭端、避免中央集權、由地方主動尋求合作伙伴、共同謀求協商雙方共同利益等原則，應可普遍適用于所有跨區域處理一般廢棄物的情境。

關鍵詞：鄰避情結、公私協力、多中心治理

壹、前言：新公共管理與垃圾終端處理

環境管理在臺灣往往開風氣之先，在政策中常蘊含許多較新的治理觀念。除了很早就應用誘因機制來輔助傳統的管制措施，在新政府運動以及后來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被積極推展之后，我國環境政策的發展也相當符合近年多元化治理的趨勢，結合公、私以及第三部門的力量來提供環境相關公共財貨。

以垃圾處理為例，若觀察我國過去數十年來民生廢棄物處理政策的演變，就能夠看到政府企圖引進私部門力量來改善治理效率的努力。就垃圾的末端處理而言，在行政院科技會議「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中長程指導原則下，雖然招致不少環保團體的批評，但僅就其針對公共財貨特性引進私有部門（private sector）的力量，以創新的公私協力模式——公辦民營（BOT）或后來民有民營（BOO），來降低政府的財務負擔而言，確實深得新政府運動或新管理主義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精髓。

在民國八十年臺灣地區垃圾資源回收廠興建計劃」下核定的21座焚化廠之中，僅有8座屬于傳統由政府建造經營的案例，而有13座屬于公有民營的模式；在八十五年環保署又訂定「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讓之后核定的15座焚化廠皆屬公辦民營或民有民營，充分反應新政府運動浪潮之下公共服務私有化的趨勢。

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或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的改革風潮中，民營化（privatization）、契約外包（contracting-out）只是比較受到國人注意的部分。事實上，在這個援用理性選擇概念于公共行政的學術傳統內，一直有多中心治理的主張：公共財貨的提供必須考慮該財貨本身的性質——如資本密集或勞力密集，規模經濟的大小、對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依賴程度、對于人身自由的侵害程度等特質——再決定由哪個部門（公、私、第三部門或彼此合作）或哪個層級（中央或地方）政府提供，俾能降低生產財貨或提供服務的成本，達到最高的供給效率。

而此類將公共行政建構在多重治理層級（multiple layers）中的多重權力中心（multiple power centers）之上的體制，也將更符合民主行政的原則（Ostrom，1973）。這些原理不但解釋美國復雜的多中心治理體制（polycentric governance，McGinnis，1999）的制度邏輯，以及單一功能政府（special-purpose government）林立的現象（Foster，1997:3），也為地方自治事項以及中央對地方政府垂直的權力劃分，提供重要的理論架構與運作的指導方針（Ostrometal.，1988）。

不論是新公共管理或多中心治理，都承襲自由經濟的傳統，對于國家主權或強制力在追求集體目標的必要性方面，有相當的保留。雖然許多治理工作仍然相當依賴國家以強制力介入，這些治理新思維，都強調治理者間的自治以及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協力合作的可能，并在不同的治理事項上，尋求成功的案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治理工作包括兩大類型，一方面在于透過規范性政策來維持市場秩序并進而防止集體悲劇的發生——亦即，避免因為個人追求其私利而危及集體的利益（如個人競相取用共享性資源而導致其快速枯竭）；另一方面，則是由政府積極提供市場通常無法正常提供的公共財貨或服務與社會福利措施。一般而言，公共財貨（服務）與社會福利的提供，比較類似私部門活動的性質，因此新政府運動的實驗多從這個治理領域著手，進行改革。然而，隨著相關研究日益累積，也有越來越多的實例指出，規范性的治理工作也有可能透過自愿性的協力合作來達成。例如，各地以小區為自治主體的共享資源管理，往往被證實比政府強力介入更有效率（Gibsonetal.，2000）。以垃圾終端處理為例，若政府援用早年在堆置于行水區或簡易掩埋的方式處理，則資本需求有限，規模經濟也相當小。若采取衛生標準甚高的掩埋方式，資金需求變大，規模經濟也增大。若以興建焚化爐的方式處理，則涉及動輒二三十億臺幣的資金需求以及昂貴的維護費用。此時，因為垃圾處理并不涉及人身自由的干涉或國家主權的行使，若能適當地引進私部門的力量，與公部門的功能形成互補，則能產生「公私合營增效」（public-private synergy）的利益。若希望以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的方式降低對于終端處理的需求，則屬于勞力密集的狀況，透過制度誘因的提供讓財貨需求者合作生產（co-producing）這項公共財貨，則可望獲得最高的效率（湯京平，2001）。綜合而言，以往采取簡易掩埋方式處理垃圾時，因規模經濟小，由鄉鎮級政府主導實為合理的設計；后來改采垃圾焚化政策，資金需求甚大，以BOT等公私合營的方式降低政府的財務負擔，也是非常睿智的作法。只是焚化廠營運的規模經濟相當大，遠超過縣市的疆界，與后來「一縣市一焚化廠」的政策似有抵觸。

本文以下將厘清「一縣市一焚化廠」的政策起源，并介紹嘉義縣市合作方案形的政治經濟因素，以說明類似跨域合作方案將能克服規模經濟不足的問題，讓縣市政府以及受委托的操作商都能改善目前的狀況，達到柏瑞圖最適境界（Pareto Optimal），展現新公共管理改革增加效率的可能性。依照此一案例研究，本文針對環保署近來企圖將焚化爐管理向上集權的雛議，提供一個另類的思考方向。

貳、鄰避情結與「一縣市一焚化廠」的垃圾末端處理政策的形成雖然焚化爐相較于傳統的垃圾掩埋場因為能夠發電而較具經濟效益，故比較容易吸引民間企業的投資，但由于焚化爐屬于典型的鄰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設施，在設置時容易遭致政治上的困難。垃圾焚化廠一方面可能會造成地區居民重大的財產損失與環境衛生的威脅（如房地產暴跌、景觀破壞、農作物滯銷、垃圾運輸與貯藏引起的惡臭，或煙塵與戴奧辛可能污染附近水源等），而另一方面有成本利益負擔公平性的問題——政策利益被廣大的民眾所分享（使民眾免于垃圾臟亂的威脅），政策的成本卻由少數人承擔，利益分配有嚴重失衡之現象強化了標的地區居民的受害意識，使其有非常強烈的動機克服保守的、不愿鬧事的惰性而加入抗爭運動。在許多鄰避抗爭中，由于抗爭者的地理分布范圍較小，動員成本較低，傳統社會網絡較綿密，溝通互動較強，凝聚力（solidarity）較高，因此較能控制其成員搭便車意圖。此時，若有地方政治菁英登高一呼，扮演對內凝聚民氣、運籌帷幄，對外募集資源的角色，極易突破群眾運動的臨界規模（critical mass），并達到持續動員的效果，有效對抗執政當局的意圖。相對而言，鄰避政策受益者的陣營卻往往十分被動，無法為政策提供強而有力的奧援。此乃因為一方面政策的利益被分配到廣大的民眾身上，而個別的受益人不易體會到該利益的重要性，而提供足夠的誘因讓個別的受益人有足夠的動機克服惰性以參與為政策護航的集體行動；另一方面政策受益者往往散布在廣大的地理空間之中，使有效動員的成本更高，因此不易組織起來支持這類政策。這些因素都使政府在規劃或執行這類政策之際，常處于倍感孤立無援的困窘，甚而被迫與激烈抗爭的民眾妥協。此乃鄰避情境往往造成政策僵局的主要原因。

緣此，政治可行性成為引進新治理模式的主要障礙，而如何化解抗爭所造成的政策僵局則成為政府首要考慮。為此，環保署的對策是乃將興建與營運焚化廠的主導權交給各縣市政府，而有「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由中央補助各縣市至少擁有一座焚化爐（黃文杰，2003），但由地方政府負責選址，在興建期間安撫相關的抗爭，興建完成后并負責營運與監督事宜（在公辦民營的模式下則由地方政府與廠商簽約），此間環保署只提供政策指導以及提供興建硬件部分的補助。環保署這樣把問題推給下級政府的作法，乍看之下似有逃避責任的嫌疑。然而，詳細分析之下，卻具有提升政治可行性的智慧。畢竟鄰避抗爭屬于地方性的抗爭，中央單位不但缺乏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以找尋雙贏的解決之道，更可能因為上級的強行介入而引進復雜的利益糾葛，導致治絲益棼的反效果。

由地方政府主導化解鄰避抗爭有許多優勢。首先，化解鄰避僵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縮小政策轄區的范圍。縮小政策轄區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限制抗爭的規模。抗爭要能夠獲得預期效果，規模當然越大越好，除了能展示選票的實力，聲勢浩大才能吸引媒體注意，引起社會回響，并對政策制訂者構成有效的威脅，進而達成抗爭的集體目標。然而，抗爭的規模往往取決于幾個重要因素，都與政策轄區的大小有關。因素之一是受害團體的自我認定。「鄰避」沖突的英文直譯為「不要在我家后院」，因此，「我家」或「我群」（we group）的認定就攸關抗爭團體的大小。當政策疆域屬于區域性或全國性，亦即垃圾處理的范圍跨越許多既有的行政區，則容易激發個別行政區民眾的受害意識，把自己定位成政策的主要成本擔負者。例如，當垃圾焚化爐座落在特定鄉鎮，若其處理范圍擴及全省，則不但該鄉鎮的居民會有受害意識，可能連全縣的縣民都認為焚化爐將在自己的后院興建，而將自己定位成受害者。此時，潛在的抗爭參與者將大幅擴增。反之，若政策疆域縮小到各縣市，則政策的受益人與成本負擔者就在縣市疆界內自行區隔，可能大部分的縣民會把自己定位成受益人而非成本負擔者，因此「我群」的規模可能局限在下一層級的行政區域（如鄉鎮），規模因此大幅縮小。

影響抗爭規模的另一個因素則是抗爭團體的動員能力。關于抗爭或社會運動等集體行動的形成已累積不少討論，不同的理論派別雖強調不同層面的因素，但綜合而言不外乎如何透過菁英領導以及社會網絡來強化身份認同，募集內外部資源，同時克服集體抗爭行動中個別成員搭便車的意圖。

縮小政策轄區將直接影響政治菁英參與或領導抗爭行動的動機。地方政壇的菁英主要由行政部門的民選首長以及立法部門的民意代表構成。在民主的制度下，民選官員的態度與立場往往會響應其選民結構。縣市首長比較傾向在自己的轄區內興建垃圾焚化廠，因此將成為化解鄰避沖突的主要力量。理由之一乃因為縣市首長在既有的選舉制度下，選民分布范圍較廣，除了鄰近設置地點的相對少數選民之外，其更必須同時考慮到全縣境內選民的利益與意愿。廣大的地方選民往往對于即刻的威脅——諸如垃圾危機或經濟問題（尤其是失業問題）比較敏銳，在通盤考慮之下，環保問題往往在地方政治中因較不具急迫性而位階較低。對于執政者的幕僚——行政部門的官員而言，特定政策方案的可行性與可操控性可能是主要考慮。境內擁有垃圾焚化廠可把垃圾處理的主導權握在手上，避免受到其他縣市的挾持，是不確定性較低的方案，也免除了行政單位的協商成本。相對而言，立法部門政治菁英的態度可能較不一致。由于議員的選區相對較小，只要能夠獲得相當數量的死忠支持者，就能在下一屆選舉中無往不利。此一選舉制度這讓許多議員代表比較能保有若干理想的性格，也讓許多鄰避設施預定地附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有充分的動機利用這類事件與選民搏感情，因而采取與執政者對抗的策略。立法委員雖然選區較議員遼闊，但當選的門坎遠較縣市首長的低，因此也比較可能采取與執政者對立的立場。尤其是反對黨（或派系）的立委，為了爭取更大的問政空間，制造日后競爭百里侯寶座的有利戰略情勢，更有動機充分計算聲援這類抗爭活動是否具有累積政治資源的效果，而采取同情鄰避抗爭的立場。但即便如此，許多與執政者同一陣營的議員或立委，很可能與行政部門的政治菁英結合成主流陣營，分享利益，共同為興建案背書，讓鄰避抗爭的規模被有效控制。

從鄰避抗爭的反動員角度而言，縮小處理垃圾的轄區，雖然一方面政策成本負擔者的范圍縮小，根據Olson(1965)的集體行動邏輯，將比較能夠克服集體行動中搭便車的問題，而形成抗爭行動，但另一方面政策受益人的地理分布范圍也同時縮小，比較容易凝聚足夠的政治壓力與抗爭者對抗。在地方形成政策受益人的行動聯盟將給予政策推動者實質上的支持，而地方性綿密的社會網絡容易形成直接的社會壓力，以集體利益的理由要求鄰避抗爭者妥協。「自己垃圾自己處理」的原則，讓民選地方首長比較容易向選民交代，更重要的是鄰避情結中難以化解的受害者心理，也會因而稍微減輕，也讓政治菁英比較容易透過道德勸說以及實質的利益（如補償金）分解鄰避動員。此外，環保署將興建焚化爐的主導權下放給地方，也讓環保署避免直接站上爭議的火線，容許環保署以上級政府比較超然公正的立場，監督地方的運作，并在必要時透過環境影響評估等機制為爭議的雙方提供仲裁服務。

從以上討論可知，我國近年垃圾處理政策，深深受到鄰避現象的牽動，因而發展成各地方政府各自處理自己垃圾，各自擁有自己垃圾焚化廠或掩埋場的現狀。然而，從較具批判性的角度思考，現行的垃圾處理政策，尤其是目前垃圾焚化廠設置的情形，是否具有經濟效益？

參、垃圾焚化廠的興建與跨域處理的需求

誠如上述，如果治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供公共財貨，則有效率的治理，必須考慮每種公共財貨的供給事實上都有其最適的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當政策疆域越接近這個最適當的營運規模，則越能提升財貨供給的效率（Brown and Jackson，1990）。因此，在其它條件允許之下，政策的制訂者應該設法讓政策疆域盡量接近該財貨供給的最適營運規模，以追求最佳效率。

垃圾焚化處理這項公共財貨的供應有多大的規模經濟？目前以地方政府為主導者的現況是否是符合其最適之營運規模？從許多實證資料來分析，我國的廢棄物終端處理似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從國外的例子來看，廢棄物管理的營運規模可以非常龐大。除了有無毒性以及或民生或事業廢棄物等常見的類別，完整的廢棄物管理體系事實上整合了收集（collection）、儲存（storage）、運送（transportation）、焚化或掩埋等終端處理（disposal）、以及減量（waste minimization）與資源回收（recycling）等主要次體系（O’Neill，2001），雖各有不同的財貨性質以及規模經濟，但可以透過購并、結盟、合資、成立子公司等常見的企業伙伴關系，進行水平與垂直的整合，以有效降低營運成本。著名的例子是全美最大的廢棄物管理集團——廢棄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Incorporated，簡寫為WMI）——于一九六八年成立之初，整并了佛羅里達州以及芝加哥的廢棄物終端處理公司，經二十多年的快速擴張，成為Fortune雜志排名的全球前五百大公司。全美第二大廢棄物管理集團是廢棄物事業聯盟（Allied Waste Industries，Inc.），是數百個地方公司的集合體，其于一九九九年購并著名的BFI（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后，目前營業額高達55億美元，服務人口超過1千萬，范圍遍及全美37州。

上述廢棄物處理產業在近幾十年內快速蕈集成龐大集團的趨勢，證明垃圾處理的規模經濟顯然相當可觀——大公司能夠整合運輸、倉儲、能源管理、以及資源再生使用等產業，降低營運成本，增加營運靈活度與對外談判籌碼，使得小規模經營的小公司因相對而言較缺乏效率，不是遭到淘汰、兼并，就是尋求彼此結盟以圖生存。以垃圾焚化廠為例，每個垃圾焚化廠的興建，動輒耗資數十億元的經費；焚化廠的日常營運與維修也動輒數千萬元，并涉及相當程度的專業，耗費相當可觀的公務人力，除北高等財務規模較大的政府單位，實非一般地方政府有能力負擔的公共設施。同時，焚化廠的運轉必須燃燒相當噸數的垃圾量才能發電出售以維持損益平衡，而維持穩定的垃圾量以維持穩定的供電量之能力也讓焚化廠具有較大的談判議價空間。因此，若能整合不同焚化廠的營運以降低垃圾量供應的不確定性，將能增加營運效率。

此外，拜運輸科技進步以及高速公路網發達之賜，廢棄物處理的規模經濟得以日益擴大，除了垃圾收集較屬于勞力密集的產業，較有地緣上的考慮，其它次體系都因運輸成本能夠有效壓低，而得以沿著特定終端處理廠址向外延伸，透過集中處理以達到更具效率的營運規模。而地方政府則透過委托外包（contracting out）等方式，讓一些甚具規模的廢棄物處理公司以較低廉的價格提供完整的服務，讓垃圾在不同行政疆界之間自由流動，而不涉及「誰家的垃圾」與「由誰處理」的問題，似乎是較具效率的作法。

反觀國內的情形，現行的垃圾處理政策正面臨重大的考驗。我國垃圾處理長久以來一直是最基層的鄉鎮市公所的職責，不但由鄉鎮市公所的清潔隊負責收取垃圾，也由其負責找地方掩埋。此一制度設計也許因為垃圾收集、分類是勞力密集的工作，也有地域上的限制（在短時間內服務全境的需求），同時早年社會對于垃圾掩埋的衛生安全要求不高，因此允許地方政府以低成本的方式便宜行事。

在許多大型焚化廠興建完成并順利運轉之后，垃圾處理雖有從鄉鎮向縣市集權的趨勢，同時九十三年版的「廢棄物清理法」也規定，九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前各縣市環境保護局應完成一般廢棄物工作調整，由縣環境保護局統一處理，屆時如能否克服鄉鎮市公所的抗拒，依照各鄉市垃圾處理設施能力宏觀地調配縣市境內的垃圾，將能增加垃圾處理的效率。但純就經營規模的角度而言，縣市政府其實還不是最適（optimal）之處理層級。一方面興建的費用本身就是幾十億元的預算，沒有中央政府補助，除了北高兩市財政能力稍佳之外，幾乎沒有地方政府能夠負擔這樣龐大的費用。而操作經營與設備維護則涉及相當的高的專業需求以及可觀的經費，往往也超過地方政府能夠負擔的極限。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就全國焚化廠的總處理量而言，已遠遠超過總需求量，但焚化廠因興建時程的差異，在各縣市之間的分布并不平均，導致有些縣市有高額的余裕處理量，有些卻還沒有焚化爐處理自己的垃圾。由于過去十多年來垃圾焚化爐的興建與營運都由地方政府主導，地方雖然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對焚化爐有不同程度的需求，但因為早期垃圾無處可去所引發之垃圾危機是如此刻骨銘心，讓各地方政府莫不希望透過擁有自己的焚化爐，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垃圾處理的問題。此外，環保署巨額補助地方興建焚化爐的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財務誘因，導致地方努力與地方居民達成各類補償協議，積極弭平地方的鄰避抗爭，讓許多地方的焚化廠都能完成興建并順利運轉。在各焚化爐相繼完工加入營運之際，環保團體開始質疑環保署核準興建的焚化爐已超過需求量。

根據環保署的統計，臺灣地區九十一年的垃圾清運總量約為675萬公噸，其中56.62%（共約382萬公噸）以焚化方式處理。而環保署八十年核定興建并完工運轉的18座焚化廠，若以85%的操作運轉率計算，目前國內處理容量每年約已超過612萬公噸。若再加上即將完工的宜蘭利澤廠、基隆市廠，以及八十五年核定興建將于近年完工的各焚化廠所擁有的196萬公噸，近年內將有超過800萬公噸的總處理容量，不但超過處理目前所需焚化垃圾量的兩倍，即使全部清運垃圾都已焚化處理，屆時處理容量也遠超過所需之量。換句話說，許多焚化廠不是必須以處理事業廢棄物來填補，就是將面臨無垃圾可燒的窘境。而縣市政府往往與焚化廠代操作廠商簽訂保證進廠量的契約，依目前過高保證量，對許多地方政府都產生很大的壓力，可能很快就會發生政府需付費買垃圾給焚化廠，或焚化廠之間互相搶垃圾燒（以維持發電量）的現象。至于環保署當初為何核準這么多焚化廠之興建，主要是因為受委托的學者依照當初的垃圾量以及10%的成長量推估出來的需求量過高所致，而學者則是依據環保署提供的統計資料來估算。相關的統計資料是由下級政府層層匯報至環保署。由于以往垃圾以掩埋為主時，各鄉鎮清潔隊并沒有精確估算垃圾量的能力與動機，僅能以「車」為單位概略推估。

對于基層的清潔隊員而言，清運量攸關其工作績效以及人力、預算的規模，因此寧愿高估也不可少算。反之，當以垃圾以焚燒為主要處理方式時，由于焚化廠有較精確的磅秤，而且垃圾量多寡攸關政府必須負擔的費用，因此基層政府單位有動機提供相對精確的數字。這也許是我國近年垃圾減量的成效異常卓著的部分因素——從八十七年每人平均1.13公斤的垃圾量，大幅降為九十一年的0.86公斤，降幅高達27%。然而，民眾環保意識抬頭，各種資源回收（如保特瓶回收計劃）與垃圾減量措施成效卓著，以及民間加入垃圾處理（如臺塑收取廚余以生產有機肥）產業等因素也可能有重要影響，讓今后的垃圾量持續下降的趨勢相當明顯。

垃圾焚化處理容量遠大于需求量雖然是許多垃圾焚化廠營運績效不彰的結構性因素，但地方行政疆界的藩籬，讓各縣市各自為政無法互通有無，才是更重要的問題。由于各縣市在垃圾處理方面各自為政，同時興建焚化廠的進度不一（有些比較順利，有些則遭遇較大的阻撓），因此現階段焚化廠在各個縣市的供需情形也不一樣：有的縣市可能因面臨較劇烈的抗爭，無法順利興建焚化廠，導致目前垃圾末端處理設施的容量不足，因而對焚化廠的需求相對較高；反之，有的則因境內已有多座焚化廠，余裕處理量甚大（如高雄縣有仁武、岡山兩廠各1350噸的日處理量，卻只有800噸的需求），卻因為地方政府唯恐引起民眾抗爭，不愿進行跨縣市的整合以改善各地「垃圾市場」供需失調情形。

此外，從財政上的角度，讓垃圾在不同行政區域內自由流動也將有互蒙其利的效果。從環保署（2003）提供的資料來看，許多焚化爐委托民營事業單位代為操作。由于各類契約條件不同，代操作的費用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從最低的每噸負136元，到最高的849元，此間相差將近1000元。若能降低對高操作費焚化廠的依賴，把垃圾轉到低操作費的焚化廠，則有節省公帑之效果。為了讓既有焚化廠維持營運的效率，也讓各縣市能夠透過轉運降低垃圾處理成本建構垃圾管理區域合作機制乃全然合理的思考方向。但政治可行性多高？是否會激起新的鄰避抗爭？

肆、跨域合作管理垃圾的可能——以嘉義縣市的合作機制為例

跨域合作有其困難度。趙永茂教授列舉了跨區合作及管理經常面臨包括政治、經濟、組織等層面的限制。在政治面，可能發生中央與地方垂直政府間（或政黨）的對抗（vertical confrontation）、水平政府（或政黨）間對抗（horizontal confrontation）、同一政府內的行政立法沖突（internal conflict）、府際關系與府際管理法制的建立不足等問題，以及不同地區公民投票議決沖突等問題，干預跨域合作的形成。在經濟方面的限制，則可能有雙方合作所生之外部效益不足以提供合作之誘因、地區產業及經濟衰退區的威脅、經濟性機能與組織發展不足導致經濟發展規劃案與其它競標外包合作案不易推動；經濟發展與環境、文化、歷史保護的競爭等問題。最后，行政機關本身則可能有本位主義，缺乏合伙之觀念、經驗、技術與組織等內在因素，都可能形成阻礙（趙永茂，2003：62）。因此，跨域合作在臺灣成功的例子至今仍相當有限。

一般討論跨域合作處理垃圾的案例，都會提及臺北市與基隆市之間的合作協議——由臺北市提供基隆市300噸垃圾焚化處理量，而基隆市則代臺北市處理等量的灰渣，堪稱為互蒙其利的雙贏協議。然而，誠如環保團體所批評，此一協議背后的前提是基隆市自有之600萬噸容量垃圾焚化廠仍持續建造，近期內將完工運轉，屆時將不再需要與臺北市合作處理，頗有暫時解決基隆市垃圾處理燃眉之急的意味，并無透過跨域合作以達到最適營運規模、提升垃圾管理效率的意圖，故難謂的新治理的范例。反觀嘉義縣市所達成的協議，雖不見媒體大肆報導，知名度遠不如北基合作案例，但以其較有長治久安的企圖，也有降低彼此營運成本的效果，因此十分值得深入了解，探討這類合作案例成功所代表之多元治理上的意義。

一、鹿草垃圾焚化廠的興建與達和公司的營運

長期以來，臺灣地方政府一直十分仰賴中央政府的財政補助，地方大型公共建設更是極端仰賴補助，而爭取的途徑有二：

一、是地方人士充分合作，以籌集資金，并借資向上級請求補助。

二、是地方首長、民意代表的合作向上級爭取補助（趙永茂，1978：219）。因此，派系爭斗嚴重的地區如云林縣、嘉義縣等，地方首長與不同派系合作爭取上級政府的建設補助，成功案例并不多見。基本上，焚化廠屬于「鄰避」設施，亦即不受人歡迎的設施，但這種屬于區域性的公共設施，以鄰避設施的特性來分析，焚化廠所生之效益為廣大區域的使用者共享，但其所產生之負面外部效益則由廠址鄰近區域之民眾來負擔，其次，設施之興建本身屬于高度專業科技知識。

嘉義縣搭上環保署「臺灣地區垃圾資源回收廠興建計劃」的列車，爭取到鹿草焚化廠的興建計劃，并順利克服地方的反對聲浪，于九十年完工運轉，提供每日900噸的垃圾處理量。在設廠之初，雖然也遭遇民眾的抗爭，但諸多因素讓這些抗爭活動并未形成太大的政治壓力。首先，就設置的地點而言，其設置范圍倘依都市計劃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類推，必須符合：「應在不妨礙都市發展及鄰近居民之安全、安寧與衛生之原則下，于邊緣適當地點設置之」，垃圾焚化廠設在臺糖的土地上，不但減少了土地取得相關補償的爭議，同時其周圍廣大的土地都是臺糖的甘蔗田，人煙相當稀少，因此甚難達到較具威脅性的抗爭規模。第二，焚化廠的廠址雖座落于鹿草鄉，但在與太保市與樸子市交界之處。鹿草鄉本身人口不多，加上鄉長缺乏地方派系奧援，動員有困難。

鄰近兩市的政治菁英雖然可能有意運作，但因垃圾焚化廠并不設在自己轄區內，抗爭的正當性便似有商榷余地——雖焚化廠緊鄰自己的小區，但就行政疆域而言，仍在別人家后院。第三，因太保市的距離稍遠，受焚化廠影響較大的區域應屬樸子市，但此間未見樸子市曾經發動大規模的抗爭活動。由于樸子市市長黃純真與嘉義縣縣長李雅景分屬不同派系，理論上前者應該有充分的動機進行杯葛以牟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然而，由于環保局長吳榮輝為樸子市新莊人，一方面在樸子多年經營，培養基層實力，另一方面也在環保業務上盡力挹注樸子市財政資源，增加黃市長的政績，方便其為連任鋪路，因此讓樸子市長愿意采取比較溫和協商的路線，放棄激烈抗爭的手段。雖然上述因素都草根性的抗爭活動能夠被有效化解，但一般認為鹿草焚化廠能順利興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要歸因于嘉義縣一派獨大的地方派系的結構。在民進黨執政之前，執政的國民黨內主要有黃派與林派兩大勢力。當時嘉義縣政府由黃派領導人李雅景主政，而縣議會也以黃派勢力較大，由黃派的董象擔任議長，侯清河擔任副議長。由此時府會一家親的情形，顯示黃派這段期間在地方政壇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讓縣長能夠有較大的施政空間。而派系與其樁腳不但在選舉時是動員的機器，平時更是被政治菁英用心經營的社會網絡，因此在鄰避抗爭的動員與反動員操作上，居于樞紐的地位（湯京平，2000）：

黃派的縣長除利用其執政優勢，順利安撫地方菁英，也透過參訪既有焚化廠的觀摩活動，有系統地與地方民眾進行溝通，減低其對于污染的疑慮，而獲得相當顯著的效果。

嘉義鹿草焚化廠九十年底完工時，依照BOT的規劃，將操作經營權公開招標，最后由達和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和公司）標得操作經營權。達和公司為一上市公司，在全國各地以BOT方式取得焚化廠的操作營運合約。從八十五年到九十年止，其先后取得「臺北縣樹林垃圾焚化廠」、「臺中市垃圾焚化廠」、「嘉義市垃圾焚化廠」以及「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的委托操作營運合約，已為全臺灣規模最大的廢棄物管理公司。目前負責操作營運的三座焚化廠——臺中廠（900公噸/日）、嘉義廠（300公噸/日）、鹿草廠（900公噸/日）——每日之操作處理量可高達2100公噸，服務的縣市人口在當時已達200萬人之多。其于九十二年又取得臺北縣八里垃圾焚化廠之代操作營運合約（1350公噸/日），以及云林縣林內焚化廠的BOO案（600公噸/日），俟后者開始營運，其垃圾焚化處理之經營規模又將倍增。此外，達和也與操作經營高雄縣岡山焚化廠的臺糖公司達成定量垃圾供給的策略協議等，透過其規模越來越大的垃圾清運事業網絡，及各地的轉運站，達和已默默地達到縣市間垃圾搬有運無的功能。

除了水平整合，達和公司的垂直整合也相當有規模。為因應北部工商業發達的縣市因垃圾掩埋場、焚化廠處理容量不足所引發的商機，其于九十一年起增加廢棄物轉運業務，并于九十一年、九十二年分別取得臺中市及臺北縣轄內之廢棄物轉運服務，年廢棄物轉運量約為22萬噸。此外，其亦成立子公司達和廢棄物清除股份有限公司，專門負責臺北地區廢棄物清除及溝渠清理工作，年廢棄物清運量超過3200噸，各種機具與車輛約50輛。也許因為其具備這些垂直與水平整合的龐大營運規模，導致其在操作經營績效方面有非常亮麗的成績。其代操作的嘉義鹿草廠年平均運轉效率高達96%，在環保署九十一大型垃圾焚化廠營運績效評鑒中，名列第一名，而臺中廠也名列第三。

從達和的營運策略來看，其以嘉義鹿草焚化廠為核心，透過公司的廢棄物清運體系，加上依約取得之操作經營權的臺中市、嘉義市、嘉義縣三個焚化廠，均具備地緣接近優勢，皆在100公里之內，垃圾轉運成本在高速公路的便捷性之下，可以降低營運成本，增加獲利。焚化廠營運獲利的關鍵，除了降低進料（垃圾）的成本以及出貨（電能）的價值（如夏季電能的價格較高），最大的問題還是能夠維持更高的運轉率，除了停車維修，最好都能滿載運轉。但由于垃圾供給的多寡變異量極大，而垃圾體積也大，故雖然焚化廠本身通常擁有龐大的儲存槽，可以維持三天以上的供應量，但不管垃圾量暴增（如風災之后）或驟降（如清潔隊放長假），都會造成困擾。因此，有效調節焚化廠的垃圾量遂成為提高營運績效的重要條件。

由于嘉義縣實際垃圾處理需求量僅約400多公噸，這讓鹿草焚化廠每日有四、五百余公噸的余裕處理量，能夠容納其它廠的超額需求。例如臺中市每日的垃圾量約有1000噸左右，而臺中市焚化廠只能處理700噸，因此有300噸的垃圾必須藉由外縣市的焚化廠來協助處理。而達和公司的營運體系，就提供這些垃圾一個重要出處，由達和運交鹿草焚化廠加以調節吸收。以二○○四年上半年為例，透過達和公司臺中轉運站進入鹿草焚化廠處理之廢棄物少則每日50公噸（一月），多則每日174公噸（六月），顯示民間環保公司的靈活經營策略，有助于焚化廠的操作營運效率，更為垃圾跨域處理的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二、鹿草焚化廠：縣府的聚寶盆

根據BOT的原則，鹿草垃圾焚化廠興建完成后，交由民間公司代為營運，經公開招標，最后由全國最大的廢棄物處理公司——達和于九十年十二月一日取得二十年之委托操作營運權，與縣政府簽訂契約，詳細規定雙方的權利義務。比較值得注意的部分是縣政府對于達和有垃圾進廠保證量的承諾：若將900公噸每日處理量以85%操作運轉率計算，焚化廠將至少有765公噸的日處理量，其中由縣政府保證提供432公噸的垃圾，而每噸需付給達和234元。換言之，在這個數量以下的垃圾，不管多少，縣政府每年至少必須支付約3700萬元處理費給達和公司，若未達到這個數量，還有發電損失等相關賠償。就某種程度而言，這協議讓達和立于不敗之地：只要將營運成本壓低到這個數字之下，就不會虧本。另外，達和則有333公噸的保證量，除這部分處理容量可以自行運用外，若操作運轉率高于85%則其自行處理額度更高。因此若能妥善經營，達和應能創造相當可觀的營收。

乍看之下，政府好像簽訂了一個圖利廠商的協議。但從達和對政府的義務來看，則可發現政府不但能藉此解決部分垃圾問題，還能夠增加縣庫收入。達和一方面可能利用鹿草的余裕量支持其它達和代操作焚化廠處理過量的垃圾，另一方面可能夠向縣政府爭取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的執照，吸收處理單價更高、更具利潤的一般事業廢棄物。但不管這部分燃燒物來源為何，達和都必須上繳縣政府每公噸1474元的費用，包括回饋金200元、灰渣處理費300元、焚化廠折舊費974元等。因此，若達到85%的操作率，則達和將繳給縣政府接近1億8千萬的費用，讓垃圾焚化廠成為縣庫的聚寶盆。為此，嘉義縣成立了全國第一個專款專用的垃圾處理基金，目前盈余已接近3億元。

這樣的協定讓達和與縣府有一致的利益：兩者都希望焚化爐能夠達到更高的操作運轉率。對于達和而言，其主要利潤來自于發電出售的利潤以及向服務對象收取的處理費。鹿草焚化廠為機械式焚化處理技術之大型焚化廠，其燃燒過程中產生之熱能，可以氣電共生的方式產生電能，然后轉售給臺電。據估計每噸垃圾可以產生500～550元的發電營收，因此達和公司處理每日765公噸垃圾的總發電效益約為1億4千萬元，若加上縣政府支付的3千7百萬元的保證量處理費，就接近達和應繳交給縣政府的費用。此外，達和的另一項主要收入則為對外收取垃圾處理費。達和為嘉義市處理每噸一般廢棄物可收取849.2元的處理費，而一般事業廢棄物的處理單價更高，可能高達1800元一噸。這些都是屬于達和的利潤。但不管是發電效益還是處理費收入，都與處理量成正比，因此讓達和有動機維持穩定的垃圾量以提高操作運轉率（例如九十一達到96%）；對于縣政府而言，提高操作運轉率也意味著達和將上繳更多的費用，對縣府也有更多收入。而當達和能夠吸收的垃圾量遠超過焚化爐的處理量時，達和也比較不會計較縣政府保證量的短差，樂于取用縣政府的保證量。基于以上原因，縣政府因此也樂于協助達和對外吸收垃圾，維持接近滿載的高操作運轉率。在這個誘因結構下，嘉義縣市合作處理垃圾的機制默默地展開。

三、嘉義縣、市垃圾焚化處理合作機制的形成

嘉義市本身也有一個300公噸日處理量的湖內里焚化廠，但以85%的操作運轉率估算，日處理量僅達255公噸，遠不敷嘉義市312公噸的日清運量所需。而都會區地狹人稠，衛生掩埋場的增設勢必遭遇非常大的阻力。因此需委托其它民間廢棄物清運公司，將為數不少之垃圾送至高雄縣仁武垃圾焚化廠處理。因此，若能將垃圾運往近在咫尺的鹿草焚化廠代為處理，將是更符合經濟效益的作法。

但行政疆界的隔閡可能讓咫尺成天涯。嘉義縣市之間的關系看似唇齒相依，但近年透過合作協議而互蒙其利的經驗實際上非常有限。嘉義市在七十一年改制為省轄市后，多年來一直由無黨籍的許家班取得地方執政權，在許家班的影響下，傳統上是由反對國民黨的勢力所主導。相對而言，嘉義縣雖有傳統派系政治的競爭，但在九十年之前是由國民黨長期執政。因此，嘉義縣、市之間，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各自為政。此外，縣、市分家之后，嘉義縣因大量縣有財產座落于嘉義市，為了財產移撥使用問題，更造成前嘉義縣、市政府之間沖突不斷，特別是嘉義縣李雅景縣長（八十三年至九十年兩屆任期）與嘉義市長張文英（八十三年至八十六年）及張博雅時代（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齟齬最為明顯。

然而，縣市政府間的關系在八十九年五月市長張博雅入閣、市政由副市長陳麗貞代理后似有改善的跡象。陳麗貞曾任環保局長，上任后不久即著手進行八掌溪畔湖內里垃圾掩埋場的遷移計劃。詎料清理出來的垃圾量過大而發生無處堆置頭痛問題，使市府垃圾處理的需求量突然大增。加上九十年年底又逢地方選舉，因此對于市府產生很大的垃圾處理壓力。適逢嘉義縣鹿草焚化廠剛完工，試車運轉需要相當數量的垃圾試燒，不但釋出相當龐大的垃圾處理容量，而在各鄉鎮市公所尚未完成垃圾供應配合措施的情況下，湖內里垃圾場清出的垃圾恰可節決縣府的燃眉之急。在此互利基礎下，九十年六月開始，嘉義縣政府許可部分嘉義市湖內里掩埋場清出的垃圾進入鹿草廠焚化處理，以每公噸處理費八百元計，期限至九十年年底止。

雖然是試驗性質的方案，非屬兩地方政府之間的常態協議，但已開啟了日后合作的契機。

除了嘉義市對于垃圾處理的壓力持續存在，嘉義縣本身未能收到足夠數量的垃圾也是促成合作的主因。嘉義縣的保證進廠垃圾量為每日432公噸，但根據環保署發布之統計，嘉義縣扣除資源回收、廚余回收及少部分仍以衛生掩埋處理之垃圾后，被送進鹿草焚化廠處理之垃圾量平均每日低于400公噸。因此，嘉義縣仍有約30公噸的余裕量，若能透過協議代收其它縣市的一般廢棄物，并酌收處理費，將有充實縣庫的實質利益。由于焚化爐的余裕處理量仍有支持的空間，故在鹿草焚化廠九十一年一月試燒期滿之后，仍舊沿襲之前的合作模式，而達成嘉義市政府以每日50噸及每噸處理費新臺幣1000元的代價（含灰渣處理），把垃圾送進嘉義縣鹿草焚化廠的協議。

從客觀數據來看，嘉義縣在這項協議中顯然給予嘉義市相當大的優惠，因為嘉義市把垃圾送進其湖內里焚化廠，必須支付給達和的代操作費每公噸也高達849.2元，另加灰渣處理費300元。

而其若透過達和吸收，算進達和自行處理的額度，則因為達和每噸需繳交1474元給縣政府，故達和若希望能夠達到本益平衡，處理費則可能相當高。不但在價格上相當優惠，更最重要的安排其實是只設定處理上限的條款：協議中只規定嘉義縣必須提供每日50噸的處理容量給嘉義市，卻未規定嘉義市保證提供的數量，由于嘉義市沒有垃圾掩埋場或轉運站堆放垃圾，這條件給嘉義市相當大的彈性處理空間。但也由于嘉義市進入鹿草焚化爐的垃圾量并不穩定，因此造成鹿草焚化廠設備利用上的困擾，成為嘉義縣比較迫切希望處理的問題。

這問題后來透過「嘉義縣市聯席會報」的協商機制來解決。九十年年底縣市長選舉時，原屬國民黨籍的嘉義縣地方派系林派領導人陳明文加入民主進步黨，獲得征召并競選成功，嘉義縣地方執政權首度易幟；而嘉義市則由許家班支持之無黨籍代理市長陳麗貞（九十二年三月陳麗貞市長也宣布加入民主進步黨）勝出后，能夠有效整合資源，避免有「各自為政」及「重復投資」的情形，縣、市政府開始規劃府際公務協調的機制——縣市聯席會報。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兩位新市長首度召開，之后并順利運作，每季召開，持續商討縣、市政府間可以彼此協助的事項或共同推動的政策。

既有的垃圾合作處理模式在經歷將近一年的運作后，在第三次聯席會報（九十一年十月）中提出檢討。由嘉義市垃圾處理的容量并未改善，因此市環保局提案請求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于下一繼續協助其處理垃圾焚化事宜。嘉義縣環保局雖因焚化廠尚有余裕而表示同意，但在第四次聯席會報時指出，嘉義市一直無法確定進廠之垃圾量而造成嘉義縣的困擾，因此要求嘉義市政府重新評估進廠需求量，并提出每月保證進廠量。幾經協商后，縣、市環保局于九十二年三月之協調會中達成協議，鹿草焚化廠保留給嘉義市的處理容量降為每月300公噸，即每日約10公噸（嘉義縣政府，2003）。但實際上，跟據嘉義縣環保局進行總量統計粗估，從九十二鹿草焚化廠代嘉義市處理的一般廢棄物，每個月約在450公噸上下，平均每日約有15噸，略符合縣政府能夠容忍的范圍。

在此協議之下，市政府當然是贏家，因為其能夠以較便宜的方式處理垃圾處理容量不足的問題。相較于其于湖內里焚化廠自行處理垃圾的成本849.2元加上灰渣處理300元，嘉義縣的方案反而更優惠。若能將嘉義市的焚化廠改收處理費單價更高的事業廢棄物，而一般廢棄物送交鹿草處理，則無疑將為市民省下相當可觀的市政預算。不過嘉義市并未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的協議。九十二年以來，嘉義市一方面推動垃圾強制分類及資源垃圾回收政策，另一方面把商業區的垃圾界定為事業廢棄物，要求業者自行委托私人的垃圾清運處理公司收取，而將經手的垃圾量減低到平均每日245.4公噸的能夠自行處理范圍。

對于嘉義縣而言，這項協議也可為縣庫賺取相當豐厚的收入。如前所述，也許是預留垃圾成長空間的考慮，縣政府與達和所定的每日432公噸之保證進廠垃圾量有點過高，實際上各鄉鎮市送進鹿草焚化廠的垃圾量已減低到400公噸以下，而持續下降的垃圾量，也讓縣政府為滿足垃圾保證量而產生不小壓力。達到保證量之前的30多公噸余額，不管有沒有垃圾進廠都需支付固定的處理費，甚至還要加上發電損失。而代嘉義市處理每日約15公噸的垃圾，因在保證量之內，并不增加成本，與現況相比，卻能為縣庫賺取每年約540多萬元的收入；而即便代收量超過嘉義縣承諾的保證量，達和也承諾第一優先處理縣政府的垃圾，處理費也有優惠的議價空間。因此，這協議實可謂具企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治理之實例。對于達和而言，維持最高操作運轉率是基本原則。雖然縣府垃圾量不足432公噸時，也會支付等量的處理費，并依照復雜的發電損失公式對達和進行補償，故達和沒有損失，但如果縣政府送進廠的垃圾越接近其保證量，則達和越能維持高水平的運轉操作率，發電量與售電收益也會越高，因此達和也將樂觀其成。從這觀點來看，這個跨縣市合作處理垃圾的方案可謂三贏的范例。

伍、結論——跨域治理的政策建議

在立法院永續會的質疑下，環保署于九十三年重新檢討其焚化爐興建政策，行之多年的「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在立法院與環保團體的壓力以及學者的建議下，終于改弦易轍，以抽象的「跨域合作處理」原則取而代之，在取消南投、花蓮以及澎湖等縣的焚化廠興建計劃之后，這些地區將不會擁有任何焚化廠。若興建垃圾掩埋廠的阻力仍舊難以克服，則勢必要依賴鄰近縣市的掩埋或焚化設備，來協助其處理無處可去的垃圾，如花蓮的垃圾可能轉運即將完工的臺東或宜蘭利澤焚化廠。在九十三年五月五日的環保國是論壇中，環保署把全國23縣市劃為六區，宣示其跨區域處理機制。這辦法看似合理，但似乎把問題拉回到原點：如果沒有鄰避問題之類的政治因素，當初就不會有「一縣市一焚化爐」政策，也就不會有今日焚化爐分布不均，造成有些縣市沒垃圾燒要被罰錢、有些卻有垃圾無法處理而即將爆發垃圾危機的窘境。反過來說，當初既有鄰避問題，現在為何就沒有？以往因為地方居民抗拒、菁英政治操弄的問題而采取分權的處理方式，現在透過中央強制的區域劃分卻能防止同樣的劇目再度上演？

中央集權從來不是解決鄰避問題的良方。環保署強力介入反而容易重新挑起地方民眾的危機意識。尤其當臺灣幾乎年年有選舉，當選舉迫近時，參選的地方政治人物可能為了爭取媒體曝光率而介入甚至領導這類抗爭運動，或利用這類事件激起民粹風潮來對抗在位者的優勢。反之，利用公私協力的方式，把垃圾處理有技巧地歸類到私領域的范疇里，可能反而是防止垃圾政治化的可行之道。若觀察歐美國家的發展，一般廢棄物的處理設施發生鄰避抗爭的案例已日漸減少，較難善了的往往只限于有害廢棄物或輻射性污染物的處理。除了因為這些國家處理廢棄物的衛生安全標準甚高，而政府管理這些廢棄物處理的信用已經建立之外，這和這些國家長久以來透過委外等民營化方式處理廢棄物也有密切關系。民營化把廢棄物處理的成本適當地反映在營運效率上。為了防止居民抗爭或官司，民營公司有動機嚴格控制廢棄物處理過程中令人厭惡的成分（如惡臭、空氣或水源污染、戴奧辛危害等）。當這些令居民厭惡的成分變得不明顯，垃圾就與一般商品無異，而鄰避情節將會獲得舒緩。而垃圾變成私領域范疇內的商品，則政治人物拿來操弄的正當性就不復存在。

事實上，本研究所呈現的跨域合作，在環保署的鼓勵下，已經在許多地方默默地運作，而且成效相當良好。除了前述臺北與基隆知名的合作方案、南投縣的垃圾遠赴高雄岡山焚化廠處理、以及臺中垃圾透過達和進入鹿草焚化廠外，云林縣大埤鄉的垃圾也就近送到鹿草焚化廠處理，嘉義縣政府也比照對嘉義市的辦法，以每公噸1000元的價格代為處理，除填補縣府保證量的不足外，也為縣庫創造可觀的營收。若林內焚化廠竣工運轉，大埤鄉的垃圾必須送過去處理，則政府需支付的費用每公噸將高達2555元。本研究結果顯示，垃圾轉運其它縣市所涉及的鄰避問題，以及可能引發的政治糾葛，似乎并沒有想象中嚴重。府際合作加上公私協力所達成的三贏效果，在本案例中充分已展現。達和公司在許多地方都標得政府的焚化廠操作權，因此在公司內自行調配各廠垃圾來源與儲存量，以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進行調節，因屬于私人公司的內部營運問題，所以政治顯著性不高，只要不發生諸如汞污泥出口之類的丑聞，政治操作的可行性不強。因此焚化廠區附近居民為該廠處理外縣市垃圾而抗爭的情形其實并不多見。比較常見的政治效應只是議員在議會中向環保局官員提出相關質詢。然而，只要能夠提出數據證明這類合作處理不會妨礙本縣市的垃圾處理，且有利于縣市政府的財政健全，就能滿足議員展現問政成績的需求。此外，因為政府與代操作廠商之間訂定了契約，能夠透過法律來保障民營公司收取其它縣市垃圾的裁量權，政治菁英介入的空間也就比較有限。

這個案例本身有一些特定的條件，使它在其它縣市的適用性受到限制。最明顯之處是合作的縣市雙方剛好需求互補，合作方案對雙方都有明顯的財政收益，因此能夠有充分的正當性以避免議會的杯葛。而在正當性充足時議會也不一定不會杯葛，因此縣市長也需有相當的政治實力，如對派系力量的適度掌控，來防止合作案受到議會力量的破壞。此外，更顯而易見的因素是嘉義縣市同為民進黨執政的縣市。跨政黨的地方合作雖非不可能，但會因為政黨利益不一致或彼此信任不足而顯得困難度更高。其它因素如主其事者（特別是縣市長與環保局長）展現的斡旋才能當然也攸關本案的成敗。因此，這類跨域合作要能成功，有一定的難度。

然而，由本案可知，多元治理可能是最能配合地方需求，達到治理效率的最佳方案。地方政府透過與廠商簽約的方式，建構起廠商與政府都能互蒙其利的誘因結構，同時也透過私有化的方式來克服潛在的政治爭端。本研究事實上展示了這樣的可行性。此間，透過民營化降低政治爭端、避免中央過度干預、由地方主動尋求合作伙伴、共同發掘協商雙方共同利益等原則，應可普遍適用于所有跨區域處理一般廢棄物的情境。相較于環保國是論壇中諸多傾向于集權的建議，如環保署內增設統籌的焚化行政單位、組織焚化廠行政法人、成立區域議會等大幅沖擊現有體制的變革，本研究并不認同。依照多元治理的精神，有效率的治理應指向更細致的合作模式——由具有地方知識的地方政府主導，透過垃圾處理民營化政策及個別地方政府間的協議，設法建構起雙贏的契約誘因結構，并透過法院強迫兩造執行契約。環保署在此間可透過提供補助款等誘因及搜集相關契約或協議模板等方式從旁協助，而不宜強力介入，以維持協議的志愿性質。

第三篇：學院西南學院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

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周 報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主辦

第26期

2008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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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下午由我院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研究會和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團委學生會共同承辦的 “紛彩人生，我來總策劃”系列活動開幕式暨職業生涯規劃主題講座在我院3218教室舉行。這是系列活動的第一階段，重慶頂點職業咨詢有限公司李璐小姐、材料學院的團委副書記楊瑞雪，勤工之星李國策，異想國負責人周家杰和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研究會創始人李桂芳，都應邀來到了活動現場，他們結合自生的創業、就業經歷作了精彩講演。講演圍繞如何正確認識自我，如何樹立正確的學習、求職觀等在校大學生十分關心的內容展開，深深吸引了在場同學。

隨后，重慶頂點職業咨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唐瑞發先生做了關于“職業生涯規劃”主題的講座，在現場觀眾中引起了極大反響。唐經理語言幽默，生動有趣，贏得了在場同學的陣陣掌聲。在記者采訪時，有同學談到，此次活動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促使大家要樹立目標，為自己的未來好好規劃一番。

據活動負責人介紹，舉行此次活動的出發點是幫助廣大同學明確學習目標，端正學習態度，規劃好自己的大學學習生活，增強學習動力，樹立和提高職業規劃的意識和能力，提高同學們制作自薦書及參加職場應聘的技巧和能力，創建一種學校和社會相結合的互動模式，給廣大同學提供認識社會，認識職場的機會。接下來他們還將繼續推進“規劃人生，演繹紛彩”主題職業生涯規劃大賽等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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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由西南大學團委學生會主辦的“舞林大賽”第二季在李園活動中心拉開帷幕。我院藝術團積極參加此活動，共選送了三支特色舞蹈，分別是蒙 古舞《牧民新歌》、街舞《a.m.m.m》和《夏威夷草裙舞》。“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參賽的同學們經過了賽前緊張刻苦的排練，終于在舞臺上竭盡全力將自己最閃耀、最美麗的舞姿展示給了觀眾。經過一番努力，我院的《牧民新歌》和街舞《a.m.m.m》成功晉級下一輪。

4月11日，大賽晉級賽在李園活動中心隆重舉行。經過兩天的短暫調整，進入下一輪的參賽選手又一次閃亮登場。我院晉級舞蹈《牧民新歌》《a.m.m.m》再一次以全新的姿態和服裝亮相。在蒙古舞蹈《牧民新歌》中，共有來自政管院的8位漂亮的姑娘身穿藍色輕紗蒙古服裝，以其輕柔大方的舞姿和傳神的眼神和微笑征服了評委和在坐觀眾，贏得了一片喝彩聲。《a.m.m.m》是由2006級盧芳同學帶來的，她平時酷愛街舞，賽前她經過刻苦排練和艱辛創作，終于完成了此次參賽作品。她以有力勁爆，熱烈炫酷的風格征得了無數掌聲。

最后，我院藝術團選送的蒙古舞《牧民新歌》順利晉級十強，即將參加最后的決賽。4月26日，武林大賽總決賽將在五一所大禮堂隆重舉行，屆時，我院舞蹈《牧民新歌》將閃亮登場，向舞林大賽總冠軍進軍。據藝術團負責人透露，現在舞蹈隊員們正在緊張的排練中，她們有信心和決心勇奪桂冠。預祝我院藝術團舞蹈《牧民新歌》在大賽中取得優異成績，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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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院培養優秀師范生和進行團學建設的要求，學院決定成立院書法隊，并由團委學生會宣傳部負責書法隊成立事宜。經過一系列的籌備工作，書法隊成立大會于4月14日在3212教室召開。

院團委書記李長松老師、院學生會繼續教育學生分會主席金明勇、團委書記助理王寅和中宣團團長金勇作為嘉賓參加了成立大會。李長松老師致辭，他指出：我們成立書法隊，旨在為培養同學們的書法愛好，提高學生的書法水平，希望書法隊成員以積極認真的態度參與到以后的各項活動中去，共同學習，共同進步。

書法隊成員還走上講臺一展身手，“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祝書法隊明天會更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飄逸蒼勁的書法既展示出我院學生良好的素質，又表達了他們對書法隊的美好的祝愿。

此外，書法隊還會在周末組織培訓課堂，對廣大的書法愛好者進行培訓，幫助我院學生提高三筆字水平，真正服務于廣大同學。■

4月16日晚，一場關于大學生就業、創業，以“啟航大學規劃·縱橫職場人生”為主題的講座在10教601舉行。本次講座由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研究會主辦，旨在指出大學生就業創業形勢，貼近現實，引導大學生就業創業方向，提高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意識。

本次講座很榮幸邀請到重慶市華冠縱橫電腦網絡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文用先生。應邀前來的嘉賓還有西南大學社團聯合會副主席吳夢然、政管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講團團長金勇以及現任TM社社長的我院前任學生會主席唐海陵。社團聯合會副主席吳夢然為此次講座致辭，表達了社團聯合會對講座的良好祝愿以及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研究會工作的肯定。

劉文勇先生將自己實實在在的就業、創業經歷作為案例講述給同學們，使在場同學受益匪淺。他還就就業創業話題為同學們提出了寶貴建議，在就業方面，他指出自薦書要簡明扼要突出特長；在求職面試時要大膽自信，調整好心態，給考官留下良好的首次印象；在創業方面則要做好吃苦的準備，要充滿創業的激情以及要選好項目等。最后，同學們還就主題向劉先生提出了問題，劉先生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做出了詳盡的解答。

通過這次講座使同學們認識到了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同時也意識到要提早為自己規劃未來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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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上午，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主辦的第六屆體育文化節開幕式在學院門口隆重舉行。西南大學副校長陳時見、西南大學體委副主任、體育學院院長夏思永及在校的學院黨政領導出席了開幕式。開幕式上，陳時見副校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首先肯定并贊揚了政管院體育文化節所取得的成績，并預祝此次體育文化節能取得圓滿成功。

王文余書記為此次體育文化節致開幕辭，他強調說，“本次體育文化節是我院2001年以來舉辦的第六個體育文化節，在奧運的旗幟下，把更多的同學吸引到體育活動中來，讓更多的同學來感受體育文化，一直是我院舉辦體育文化節的出發點和歸宿。”

啟動儀式上，同學們載歌載舞，用激揚的舞姿和動感的歌聲慶祝體育文化節的開幕。一曲《超越夢想》提起了在場同學們的興致，《恰恰舞》曼妙的舞姿展 3 現了政管學子的多才多藝，動感的街舞更是將現場氣氛推向了高潮。在集趣味性和知識性的奧運知識問答環節中，同學們積極參與，展示了他們對奧運的積極關注。隨后進行了此次體育文化節的第一場比賽——拔河比賽，各班密切配合，展現團結就是力量，現場氣氛熱烈非凡。”

本次體育文化節旨在通過將奧運精神理念與體育活動的具體結合，積極營造奧運氣息，傳遞奧運文化，激發廣大師生牽手奧運、服務奧運的熱情，為同學們營造文明、和諧、歡樂、友愛的校園氛圍。

此次體育文化節歷時三天，包括奧運圖片展、雙龍同戲奧運珠、羽毛球賽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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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晚，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第六屆體育文化節之“奧運之星”活動在10教201隆重舉行，學院黨委副書記夏德全，團委書記李長松，宋明老師以及魯克亮老師應邀出席了現場，并擔任此次活動的評委。比賽現場布置精美，比賽準備充分，拉拉隊陣容強大，整個比賽現場洋溢著迎奧運的喜慶氣氛。

比賽的六支隊伍都來自06級、07級的各個專業，每支隊伍都有一個展示個性的隊名，分別是“TBT（THE BEST TEAM）”、“圣火隊”、“夢之隊”、“五彩夢之隊”、“六角星”、“MVT(MOST VALUABLE TEAM)”，他們用與眾不同，富有深意的名字展現著自己隊伍的特點與理念，同時也凝聚著每個隊員的力量。

比賽共分三個環節，分別是“奧運知多少”“奧運默契猜”“才藝展示”。在第一環節中，各隊派出實力隊員，在1分鐘之內答對盡可能多的題目；第二環節中，各隊員需要密切配合，依次模仿奧運動作，最后一名隊員以英語作答，在此期間，隊員們動作各異，笑話百出，令現場觀眾無不捧腹大笑，現場氣氛熱烈非凡；在最后一環節中，各隊更是使出渾身解數，將隊員的才能發揮到了極致，他們表演的節目豐富多彩，有與奧運相關的武術、跆拳道、健美操，也有搞笑娛樂的雙簧，更有煽情的奧運時事角色模擬與激情的歌唱，加之拉拉隊振奮人心的吶喊，把現場氣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最后，MVT隊以敏捷的反應，密切的配合以及精彩的才藝贏得了奧運之星的榮譽，成為了本次比賽的贏家。

此次“奧運之星”活動是我院迎奧運的實際行動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為同學們提供更多鍛煉的機會，促進同學們成長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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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晚，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第六屆體育文化節在歷時三天的比賽后落下帷幕，閉幕式在10教201隆重舉行。應邀出席閉幕式的有政管院黨委副書記夏德全，團委書記李長松，宋明老師以及魯克亮老師。夏書記在向大會致閉幕詞時指出：“我院本次體育文化節在團委、學生會全體學生干部的精心組織下，在全院學生的積極支持和配合下，取得了圓滿成功，廣大同學以飽滿的熱情參與了文化節的各項活動，在活潑、歡快的氛圍中培養了能力，鍛煉了身體，感受了體育的樂趣，增強了班級凝聚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希望團委、學生會能認真地總結經驗，不斷創新活動的形式和內容，把我們的體育文化節打造為我院的特色品牌活動。”

隨后，學院對在體育文化節上表現優異的班級進行了表彰，2007級思政1班以優異的成績摘得了此次活動的第一名。

我院體育文化節雖然結束了，但是同學們迎奧運，強體魄的行動沒有停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學子將在學院的領導和指引下，乘奧運之風，不斷進步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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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期間，我院2006級、2007級思想政治專業各班紛紛舉行了以“拓展大學生素質”為主題的講課比賽。本次活動為我院團委學生會組織的大學生素質拓展節系列活動之一。相信這次活動的順利開展將會有利于我院師范生的綜合素質提高，為大家以后更好地從事教師這一神圣職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 學院第五屆素質拓展節系列活動之一的 “真情感恩，你我同行’主題讀書感恩教育活動在全體學生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本次讀書活動以班級為單位、參照《沉重的母愛》為藍本，每位同學在閱讀基礎上寫出讀書心得體會，在班級內進行交流。學院團委在此基礎上還將舉行征文比賽和演講比賽。

這次讀書活動，將有助于加強了我院大學生的感恩教育，培養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引導大學生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中樹立良好的責任感以及強烈的感恩之心。

（責任編輯：夏德全、郭亮 編輯：新聞網絡部、魯業子、李敏、王藝）

第四篇：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學生寒假返校思想動態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12年春期開學學生思想動態

2012年寒假已經結束,一個嶄新的學期又開始。經過春節，學生們更成熟了，帶著自己對新學期的規劃與憧憬，帶著假期里的收獲和感悟重新返回校園。上學期，我院同學無論是在學風、常規管理還是在思想方面整體都取得很大的進步。為充分了解我院學生寒假返校后的思想狀況。我院學生工作辦公室及時組織班會、輔導員找同學聊天談心以及我院團總支學生會做了相關的調查，及時、準確、全面地收集和了解同學們整體思想動態。我們可以看出，我院學生寒假生活豐富多彩，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對眾多的社會問題的認識比較理性，返校后精神風貌良好，思想積極、健康、向上。下面將我院學生思想動態總結如下：

一、同學們關注時事，思想積極向上

由于我院的專業特點大多數專業都與時事政治有密切的關系，也由于我院學生關心時事，所以放假學生都不忘對家鄉、國家的時事熱點給予關注，并且對事情的認識更加理性。更加客觀，思想態度也更加積極向上。寒假這段時間國內、國外都發生有些關系國家、民生的事情，我院學生都認真理解關注。從歐債危機到敘利亞事件、從伊朗問題到朝鮮領導變更、從我國公民蘇丹被綁架事件到習近平訪美，從校車問題到物價、房價問題都成為我院學生關注時事的焦點，從關注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我院學生看問題更加客觀理性。

1．“漲”字牽動百姓心”物價上漲不僅牽動百姓的心，也真真切切引起現在還沒有經濟能力的學生。我院學生在假期認真關注了物價，并針對性分析了相關原因。“物價既反映宏觀經濟運行，又直接影響百姓的衣食住行，是民眾感受的“溫度計”。雖然說物價波動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但是物價過高、漲速過快，就會造成百姓生活壓力過大、心里不安，甚至會引發恐慌。可以說，物價穩，人心才穩、社會才穩；物價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影響全局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一個同學這樣說。

2． “校車事故問題”近來，各地連續發生了幾起校車重大安全事故，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后，校車的安全問題終于受到政府的重視，國務院也已責成有關部門迅速制訂《校車安全條例》，完善校車標準，做好校車設計、生產、改造、配備等工作，并建立相應管理制度。這些措施能否真正改善校車的安全尚不得而知。我院學生認為“校車問題政府必須要承擔主要責任，校車的調配解決不能完全依靠市場，需要各地政府為主導的大力扶持。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希望，真真切切的解決校車問題，保證學生的生命安全，也是檢驗政府工作的標準之一。”

3．我院學生不僅關注國內熱點，對國際熱點也相當關注。例如“敘利亞局勢” 從2011年3月爆發沖突以來，敘利亞局勢持續緊張。敘國內多地武裝沖突不斷，美歐對敘進行制裁，阿盟不斷施壓，巴沙爾政權出現嚴重危機。敘利亞各派想奪權，利用當權派造成的社會問題，借助西方勢力，煽動老百姓反巴沙爾，西方舉著人權大旗跳出來要動武，“助敘利亞人民一臂之力”（其實是助親西方派一臂之力...）。我院學生支持我國在處理敘利亞問題上的原則、態度，認為這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該做的，而不應該落井下石。中方支持阿盟為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所做的斡旋努力，中方愿與敘利亞政府各政治派別、阿拉伯國家及阿盟保持溝通，并同國際社會一道為妥善解決敘問題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二、關注社會變化，積極投身社會實踐

⒈寒假期間，部分同學參加社會實踐，了解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一部分同學留在學校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帶薪實習，有的學生自己獨自找了寒假工，有的同學選擇了當志愿者。例如10級行政班瞿凡留校做兼職在體育場教學生滑旱冰；10級思政一班胡虹在重慶科技館當志愿者。這些活動使同學們的實踐能力得到了鍛煉和提高。

⒉同學們對家鄉的建設與發展極為關注，對家鄉的發展充滿期望和憧憬。合作醫療、義務教育、土地補助等一系列名詞是大家在家經常聽到的名詞，同學們大都感到今年的年過得比較有意義，農村的貧窮落后狀況大大改善，精神文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10級思政21來自重慶酉陽農村的冉佳同學講述了自己家鄉的河流治理的情況，如今水更清了，環境更美了。來自安徽的解曉波同學說自己家鄉已經實現了數字電視的普及。

三、同學們普遍關注個人的成長與發展，積極奮斗，努力拼搏。⒈新學期，同學們已經迅速調整心態，進入了正常的學習和生活，精神狀態比較飽滿，學習熱情和積極性高漲。很多人表示在新學期自己一定要好好學習，改變以前不好的習慣，在總結經驗教訓，繼續不斷向前努力！

⒉經過入學后的第一次期末考試，還在鉤深書院的我院大一學生意識到大學學習的意義和重要性；他們認真制定學習計劃，積極準備計算機職業考試和英語四六級考試，希望得到老師專業上的指導和高年級同學的幫助，以便更加明確前進的方向。

⒊大二的同學進入專業課的學習階段后，對本專業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希望在專業上更加深入學習，同時考取各類職業資格證書，積極參加社會實踐，增長經驗和知識，為將來順利就業打下基礎。

⒋作為大三的同學，在過一年就要進入社會了，大家對學習和就業都有了更深的看法。特別是許多同學對自己未來的規劃都比較清晰，并且開始自己著手去默默的努力了。班上就整體而言，同學們的學習積極性很高，有的報考三筆和普通話、有的報英語四、六級，有的考研。絕大多數同學在業余時間都自覺的到圖書館去學習。這是大三新表現出了一個好的現象。

⒌畢業班同學進入實習階段后，正努力將所學的知識應用到工作中去，并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準備在離校前彌補知識上的漏缺；同時將畢業設計與當前的工作結合起來，認真做好畢業論文。

6．考研的同學耐心等待著考研結果的出來，很多同學都說自己很平靜，無論是否能考研成功，他們都無怨無悔，他們覺得在輕松的大學時代有一年為了考研象高考那樣殘酷的奮斗，他們覺得這已經很值了，不過他們也都為其他做準備，積極的實習，找工作。如果考研不成功，他們就會及時選擇另一條道路繼續奮斗！

四、關心學校的改革和發展，并提出有關意見與建議

1.有同學建議學校在新學期應加大專業教育力度，加強生涯規劃、學習指導、就業指導與學習生活管理，讓學生盡早了解專業發展前途，明確努力方向，增強自制力；還有同學建議學校加強教學實踐環節，加強實習引導，讓學生接觸社會、了解社會。

2.同學們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普遍認為的是學習壓力、就業壓力、經濟壓力、人際關系壓力、身體健康壓力等，應當加強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減輕學生的精神負擔。

3.同學們強烈希望加強后勤服務。表現在食堂飯菜質量不高；中午吃飯太擁擠；少數學生提出菜價偏高;教室數量太少，上下課特別擁擠，容易發生事故。圖書館電子閱覽室的電腦數量少、陳舊、速度慢；校內文化娛樂及體育健身設施太少。

4.同學衷心我校在建設應用型大學的目標上，不斷加快建設步伐，提高效率和質量，把我校建設成一所人人向往的好大學。

總之，我院廣大學生的思想認識端正，情緒穩定，關心國內外大事，對學校的工作支持，對學校發展充滿信心，心態積極向上，能夠以飽滿的熱情和嶄新的姿態投入新學期的生活中去。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2012年2月20日

第五篇：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學生寒假返校思想動態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12年春期學生思想動態

2012年寒假已經結束,一個嶄新的學期又開始了。經過一個學期的歷練，同學們更成熟了，帶著對新學期的規劃與憧憬，帶著假期里的收獲和感悟重新返回校園。上學期，我院同學在學風、常規管理、思想方面整體都取得很大的進步，為充分了解我院學生寒假返校后的思想狀況，我院學生工作辦公室及時組織班委、輔導員找同學聊天談心以及我院團總支學生會做了相關的調查，及時準確、全面地收集和了解同學們整體思想動態。我們可以看出，我院學生寒假生活豐富多彩，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對眾多的社會問題的認識比較理性，返校后精神風貌良好，思想積極、健康、向上。下面將我院學生思想動態總結如下：

一、同學們關注時事，思想積極向上

由于我院的專業特點大多數專業都與時事政治有密切的關系，也由于我院學生關心時事，所以假期中，同學們都不忘對家鄉、國家的時事熱點給予關注，并且對事情的認識更加理性，更加客觀，思想態度也更加積極向上。寒假這段時間國內、國外都發生有些關系國家、民生的事情，我院學生都認真理解關注。從歐債危機到敘利亞事件、從伊朗問題到朝鮮領導變更、從我國公民蘇丹被綁架事件到習近平訪美，從校車問題到物價、房價問題都成為我院學生關注時事的焦點，從關注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我院學生看問題更加客觀理性。

1．“漲”字牽動百姓心”物價上漲不僅牽動百姓的心，也真真切切引起現在還沒有經濟能力的學生。我院學生在假期認真關注了物價，并針對性分析了相關原因。“物價既反映宏觀經濟運行，又直接影響百姓的衣食住行，是民眾感受的“溫度計”。雖然說物價波動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但是物價過高、漲速過快，就會造成百姓生活壓力過大、心里不安，甚至會引發恐慌。可以說，物價穩，人心才穩、社會才穩；物價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影響全局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一個同學這樣說。

2． “校車事故問題”近來，各地連續發生了幾起校車重大安全事故，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后，校車的安全問題終于受到政府的重視，國務院也已責成有關部門迅速制訂《校車安全條例》，完善校車標準，做好校車設計、生產、改造、配備等工作，并建立相應管理制度。這些措施能否真正改善校車的安全尚不得而知。我院學生認為“校車問題政府必須要承擔主要責任，校車的調配解決不能完全依靠市場，需要各地政府為主導的大力扶持。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希望，真真切切的解決校車問題，保證學生的生命安全，也是檢驗政府工作的標準之一。”

3．我院學生不僅關注國內熱點，對國際熱點也相當關注。例如“敘利亞局勢” 從2011年3月爆發沖突以來，敘利亞局勢持續緊張。敘國內多地武裝沖突不斷，美歐對敘進行制裁，阿盟不斷施壓，巴沙爾政權出現嚴重危機。敘利亞各派想奪權，利用當權派造成的社會問題，借助西方勢力，煽動老百姓反巴沙爾，西方舉著人權大旗跳出來要動武，“助敘利亞人民一臂之力”（其實是助親西方派一臂之力...）。我院學生支持我國在處理敘利亞問題上的原則、態度，認為這才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應該做的，而不應該落井下石。中方支持阿盟為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所做的斡旋努力，中方愿與敘利亞政府各政治派別、阿拉伯國家及阿盟保持溝通，并同國際社會一道為妥善解決敘問題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二、關注社會變化，積極投身社會實踐

⒈寒假期間，部分同學參加社會實踐，了解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一部分同學留在學校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帶薪實習，有的學生自己獨自找了寒假工，有的同學選擇了當志愿者。這些活動使同學們的實踐能力得到了鍛煉和提高。

⒉同學們對家鄉的建設與發展極為關注，對家鄉的發展充滿期望和憧憬。合作醫療、義務教育、土地補助等一系列名詞是大家在家經常聽到的名詞，同學們大都感到今年的年過得比較有意義，農村的貧窮落后狀況大大改善，精神文明生活水平大大提高，10級思政21來自重慶酉陽農村的冉佳同學講述了自己家鄉的河流治理的情況，如今水更清了，環境更美了。來自安徽的解曉波同學說自己家鄉已經實現了數字電視的普及。

三、同學們普遍關注個人的成長與發展，積極奮斗，努力拼搏。⒈新學期，同學們已經迅速調整心態，進入了正常的學習和生活，精神狀態比較飽滿，學習熱情和積極性高漲。很多人表示在新學期自己一定要好好學習，改變以前不好的習慣，在總結經驗教訓，繼續不斷向前努力！

⒉經過入學后的第一次期末考試，還在鉤深書院的我院大一學生意識到大學學習的意義和重要性；他們認真制定學習計劃，積極準備計算機職業考試和英語四六級考試，希望得到老師專業上的指導和高年級同學的幫助，以便更加明確前進的方向。

⒊大二的同學進入專業課的學習階段后，對本專業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希望在專業上更加深入學習，同時考取各類職業資格證書，積極參加社會實踐，增長經驗和知識，為將來順利就業打下基礎。

⒋作為大三的同學，在過一年就要進入社會了，大家對學習和就業都有了更深的看法。特別是許多同學對自己未來的規劃都比較清晰，并且開始自己著手去默默的努力了。班上就整體而言，同學們的學習積極性很高，有的報考三筆和普通話、有的報英語四、六級，有的考研。絕大多數同學在業余時間都自覺的到圖書館去學習。這是大三新表現出了一個好的現象。

⒌畢業班同學進入實習階段后，正努力將所學的知識應用到工作中去，并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準備在離校前彌補知識上的漏缺；同時將畢業設計與當前的工作結合起來，認真做好畢業論文。

6．考研的同學耐心等待著考研結果的出來，很多同學都說自己很平靜，無論是否能考研成功，他們都無怨無悔，他們覺得在輕松的大學時代有一年為了考研像高考那樣殘酷的奮斗，他們覺得這已經很值了，不過他們也都為其他做準備，積極的實習，找工作。如果考研不成功，他們就會及時選擇另一條道路繼續奮斗！

四、關心學校的改革和發展，并提出有關意見與建議

1.有同學建議學校在新學期應加大專業教育力度，加強生涯規劃、學習指導、就業指導與學習生活管理，讓學生盡早了解專業發展前途，明確努力方向，增強自制力；還有同學建議學校加強教學實踐環節，加強實習引導，讓學生接觸社會、了解社會。

2.同學們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普遍認為的是學習壓力、就業壓力、經濟壓力、人際關系壓力、身體健康壓力等，應當加強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減輕學生的精神負擔。

3.同學們強烈希望加強后勤服務。表現在食堂飯菜質量不高；中午吃飯太擁擠；少數學生提出菜價偏高;教室數量太少，上下課特別擁擠，容易發生事故。圖書館電子閱覽室的電腦數量少、陳舊、速度慢；校內文化娛樂及體育健身設施太少。

4.同學衷心我校在建設應用型大學的目標上，不斷加快建設步伐，提高效率和質量，把我校建設成一所人人向往的好大學。

總之，我院廣大學生的思想認識端正，情緒穩定，關心國內外大事，對學校的工作支持，對學校發展充滿信心，心態積極向上，能夠以飽滿的熱情和嶄新的姿態投入新學期的生活中去。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2012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