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何時權威——對程序公正價值的再思考

陳柯劍

一 時代呼喚司法權威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載入憲法，“法治” 第一次有了憲法上的意義。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治國方略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將步入法治時代。法治時代不僅是突出司法公正的時代，也是突出司法權威的時代。

人治需要個人權威，法治則強調法律至上，而司法是法律正義的最終守護神，法律的至高無上是通過司法權威來體現的。沒有司法權威，法律至上將是一句空話；沒有司法權威，國家法制的統一也將遙遙無期；沒有司法權威，法院的生效裁判將因為有履行條件的債務人拒絕履行而失去意義；沒有司法權威，司法裁判將弱化其平亭曲直定紛止爭的功效。因而法治時代也應該是突出司法權威的時代。

法治社會是一個尊重、保障權利的社會，法治進程就是整個社會權利意識不斷喚醒、權利不斷主張并得以保障的過程，因而在當代中國法治化進程中，法院的司法活動必將受到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每天打開電視，翻開報紙，登陸網絡，幾乎都有有關法院司法活動的報道，無論是誰都能感受到社會這股關注司法的熱流在涌動。在社會空前關注之下，當前普遍困擾法院的“執行難”除了反映法院的實際困境之外，實際上又向社會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守好你們的權利，否則司法保護不了你們。這無疑又將加劇動搖社會對司法的信心。伯爾曼說過：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實地遵守。因而權利時代也應該是突出司法權威的時代。

在流入我國的歐美司法文獻中，難得見到論證司法權威方面的文章，撇開筆者的孤陋寡聞，可能在“藐視法庭罪”根深蒂固于國民內心深處的國度，獨立的終審權即意味著司法權威。德國大法官傅德曾說：在德國，通常沒有人去談論法官獨立性問題，它是不言而喻的，屬于社會意識。[i]美國《司法行為守則》中提到：“獨立的、受尊重的司法機構是我們的社會中正義所必需的”。我們更熟悉的則是一位美國聯邦法院大法官所說的：我們享有終審權并非是由于我們的判決總是正確的，正好相反，我們的判決被認為是正確的就是因為我們享有終審權。

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潮流沖擊著我們傳統的司法理念，中國加入WTO后更迫使人民法院必須面向世界，加快司法改革步伐，盡快樹立司法權威，與國際司法制度接軌。當中國加入WTO后，必將有越來越多熏陶在西方法治文化中的外國商人、企業來到中國從事經貿活動，在他們看來，如果有超司法的因素在左右他們的訴訟、如果案件可以“翻燒餅”式的反復再審，如果債務人既不破產也不履行終審裁判確定的法律義務，那么，通過訴訟解決紛爭將不是最好的選擇。我們在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時，不該忘卻健全相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正如一些外商坦誠所言：“我們看中的不僅僅是中國對外商的各項優惠政策，我們更看重中國的法律法規是否完善、知識產權能否得到保護”。[ii]而要消除外商這種顧慮，必須樹立法院的司法權威。

我們不能局限于刑事審判擁有“生殺予奪”大權來理解法院的司法權威，司法權威是法院的，這是一種司法理念，司法權威是全社會的，這是一種法治理念。司法權威，簡言之，即司法機關享有司法終審權，包括司法活動被信仰、裁判結果被尊重。有學者概括為司法至上、司法至尊、司法至信。[iii]具體含義有：司法方式具有優勢地位，非司法的糾紛解決方式都不能與之沖突、抵觸，一旦沖突，前者可以司法救濟方式予以糾正；司法方式具有排他性，當事人一旦選擇了司法方式并據此產生處理結果，即不能再選擇其他方式，甚至在處理過程中也不能輕易單方面作出放棄并選擇其他方式之有效決定；[iv]司法解決的終局性，司法程序的結束即意味著沖突將不再得到國家公權的處理；司法解決的穩定性（推定公正性），司法裁判一旦作出，即具有推定公正的效力，對于原審、二審的司法裁判，在終審、再審時也應當設定它是公正的；司法裁判的擴張力，終局裁判不僅對當事人有約束力，甚至相應的其他部門或個人都產生協助執行的義務，并且，終局裁判確認的事實是預決的事實；行政審判權，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應相對人的請求受司法審查;司法獨立。

二 當前司法權威面臨的尷尬

法院司法權威的樹立除了需要法院體制的改革和社會各界的支持外，[v]最主要還得依靠法院自身的公正審判來實現，通過司法公正進而達到司法權威，因為只有公正的裁判才可能被社會公眾所信賴和認可，如此裁判才可能順利或較少阻力地得到履行。

新的歷史時期，人民法院加快了司法改革的步伐，最高人民法院適時地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全國各級法院在這一綱領性文件的指導下，緊緊圍繞司法公正這條主線，轟轟烈烈地將法院司法改革往縱深推進：大力推行公開審判制度，改革傳統裁判文書寫作模式，增強裁判的透明度；推行立審、審執、審監分立，建立審判流程管理制度，強化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各級法院加大了培訓力度，法官的業務素質得到了普遍提高；普遍推行競爭上崗、雙向選擇，在法官隊伍中建立了競爭機制；理順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關系，做好了“還權”工作；部分法院還開展了審判長、獨任審判員選任制，逐漸地使審判權向少數精英法官集中；開展集中教育整頓，下大力氣清除司法人員腐敗，保證審判隊伍的純潔。各級法院所做的這一切努力，也換來了豐碩的改革成果。以筆者所在的法院為例，通過兩年多的改革實踐，法官公正司法的理念進一步得以強化，法院的司法活動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社會認同，出現了“原被告雙雙向法院送錦旗表示對公正裁判的滿意，被告人帶著錦旗領有罪判決，法國索尼克公司老總專程飛渡重洋只為表達對中國西部法院公正司法的敬意”等以前沒有過的新鮮事。應該說，這只是全國法院改革成果的一個縮影。

法院司法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司法公正理念得到了相當的強化，這的確讓人振奮。但

現實的司法環境仍然相當惡劣，最突出地表現在法院執行活動仍然艱難，在中央支持法院執行攻堅的11號文件下發全國后，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已經變換了手法對抗執行，暴力抗法事件仍頻頻發生，執行干警屢遭圍攻、謾罵、毆打、拘禁。我們經常看到這樣鮮活的報道，法官在執行活動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面對當事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堅強，法院也幾乎窮盡了立法賦予的執行手段，不少法院不斷探索出諸如“懸賞舉報”、在報紙上、互聯網上公布拒不履行法律義務的債務人名單等新的執行舉措并大舉推廣。行政審判中，縣長、市長難得“親自”出庭應訴，或者指派一名法制辦（局）官員，或者干脆就拒絕參與訴訟。有時我們還看到，法院終審裁判作出后，新聞媒體又根據他們“查明”或推定的事實作出 “民間裁判”挑戰司法終審權。等等這些都說明，司法權威還遠沒有達到其應有的高度，我們所期待的“司法權威因司法公正的強化而有所好轉”的局面也還沒有出現。[vi]這不能不讓人擔憂，也不能不讓人進一步思索。

三 司法權威根本上來源于程序公正

即使出現如此局面，筆者對“堅持司法公正進而達到司法權威”并沒有產生過懷疑，相反還堅信堅持司法公正是通向司法權威的必由之路。我們不能離開司法公正談司法權威，沒有公正作基礎的權威是專制的權威，也必將是短暫的權威，而當前司法權威出現的尷尬，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司法公正的含義。司法公正不僅是指實體處理結果公正，還包括審判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完全獨立不能相互替代的兩個方面，它們各有其價值，實體不公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失衡，程序不公不僅可能導致實體不公，而且必將使當事人對法官作出的裁判產生懷疑，從而加劇被裁判者與裁判者的矛盾。曾經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忽視了程序公正，據15個高級人民法院的統計，1998年上半年共查出裁判有錯誤的案件10340件，其中屬于超審限、違反管轄規定等程序性錯誤的，占84%左右，實體錯誤僅占16%。[vii]這幾年的情況如何，筆者沒有相關的統計數據，但從有關對程序公正價值有失偏頗的理解上看，程序公正問題仍然不容樂觀。

程序公正本來有它獨立于實體公正的價值，但長期被人忽視。直到現在，在審判實踐中把程序公正的價值簡單理解為“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保障”依然相當頑強，[viii]這種觀點實際上是“程序法依附于實體法”、“程序工具主義”的翻版。而當前我國司法實務界的這種認識錯位，絕對無力扭轉我國目前司法權威已陷入的尷尬局面。

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是由它自身的特點決定的：

1．程序公正是看得見的公正。

英國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義不但要伸張，而且必須眼見著被伸張”。還有一個西方法官提出：我希望能夠有效、有序地主持庭審，使其不但成為一個能夠作出公正判決的法庭，同時也能讓所有出庭的人感受到客觀和公正。這些表述與我們當前提出的“以公開促公正”大體是一致的，都強調了司法程序公開的重要性。通過公開，當事人（甚至全社會）可以看見在訴訟過程中法官是否嚴格遵守程序法的規定，是否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是否平等地重視雙方當事人的主張、舉證、質證、辯論，裁判的形成是否完全是受當事人上述努力的影響而非法外勢力干預的結果，這些內容實際上就是程序是否公正的標準，這種標準是客觀的，并且能被當事人感受到。

獲得勝訴和獲得公正對待是當事人的雙重愿望，二者是完全獨立的，當事人一方面都希望法官作出公正的而又合其自身利益的實體裁判，同時也希望獲得平等參與、平等影響裁判結果的機會。基于此種程序價值的理性認識，為了爭取裁判過程的更大透明，甚至還有學者建議將法律推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過程及合議庭歧義法官的意見在裁判文書中載明。[ix]這樣做，更利于使法庭成為勝者堂堂正正、敗者明明白白的訴訟場所，更利于勝負雙方對法官客觀、公正、平等的裁判有更多的理解和信賴，從而達到息訴服判的效果。以前我們片面強調實體公正，輕視程序公正，就是因為忽視了當事人在追求實體公正過程中所作的努力和艱辛，仿佛公正的結果是法官給予的，而不是當事人爭取的，事實證明，法官武斷給予的“公正”當事人并不領情，當前大量的上訴、申請再審案件最后在上級法院或是社會看來原審判決結果是公正的占了相當比例即為明證。現在是該歸位的時候了，否則，當事人將通過不斷的上訴、申請再審來請求上級法院對他在訴訟中所作的努力給予更充分的關注，以期求得更滿意的訴訟效果。現在的部分法官似乎忽視了當事人這種權利的蘇醒，轉而抱怨現在當事人的息訴服判工作難做，卻忘了檢討其審判過程程序是否公正。當前居高不下的上訴、申請再審而最后又得到維持的案件很大一部分就是原審裁判“重實體輕程序”造成的，而這樣的上訴申訴顯然不能一概歸責于當事人的無知和多事。這種結果的反復出現必然反復動搖我們本不牢固的司法權威。

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法官實體裁判有失公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實體不公倒應該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寬容。博登海默說：正義具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x]這說明實體公正本身就是一種相對的公正，對同一法律現象，由于人的認知和價值取向差異，不同的個體站在不同的角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可能都有不同的評判，即使是資深法官或法學家內部同樣也會存在分歧，而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作出評價的依據和標準可能又會發生變化。更何況，法院查明的事實都是證據堆砌起來的事實，還已成歷史的客觀事實本來面目本是一種理想，而由人收集的證據必然帶有主觀因素，法官對證據的分析過程就是一個對證據進行篩選、證明力排序的過程，除了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外，法官對證據的分析和事實的歸納更多依靠庭審感受，這方面能力的高低與法學知識的多寡并不必然成正比。因而，在程序公正的情況下，除非法官適用法律明顯錯誤、據以裁判的證據是虛假或失效的，監督者一般不宜主動糾正，否則從理論上講，這種糾正可能又會被更具慧眼的監督者糾正，“翻燒餅”式的再審將永無止期。竊以為，盡量給這樣的裁判予以

穩定，才是我們維護司法權威的一種積極作為。

程序公正具有客觀性，實體公正具有相對性，因而程序公正具有更易于評價的優點。但我國現行的程序立法評價裁判是否公正，仍然是以實體是否公正為主要標準，程序是否公正僅供參考，具體表現為現行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有相似的把“原審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作為二審發回重審和再審立案的條件。如果違反程序還沒有達到“可能”影響實體公正的程度，現行法律承認它是公正的，也就是說，人人可見的程序不公，法律卻視而不見，可見立法機關在立法當時也深受“重實體輕程序”思想影響。因而，現行程序法修改的當務之急是要正視程序公正的價值并突出程序公正的地位，加大對程序不公的懲戒，明確程序不公就是錯。

2．程序公正也是一種民主且重視人權保障的公正。

在訴訟中，讓當事人充分參與是非常必要的。美國“尊嚴價值理論”創立者杰里·馬修曾以選舉程序舉例作了說明，他認為，一個人在選舉過程中被排除在外，往往會使他作為公民的自我形象受到損害，并由此產生不公正的感覺。看來，人們參加選舉實際上是在行使參與政治決策過程的權利，不論選舉結果如何，這種參與本身都是有價值的。[xi]更何況在訴訟中，那些利益或權利可能會受到裁判或訴訟結局直接影響的人，應當有充分的機會富有意義地參與訴訟的過程，并對裁判結果的形成發揮其有效的影響和作用。還有學者認為充分參與“可以使糾紛當事人通過充分發言將情緒與意見在法律允可范圍與方式方面予以發泄”。[xii]這種民主體現在訴訟中，就是要限制司法權的恣意和專橫，充分地保障當事人行使辯論權利，法官不能為所欲為地限制甚至剝奪當事人的辯論權，那些以為查清了事實就簡化甚至取消辯論環節的作法都是不足取的，盡管這可能延長了庭審時間而影響了效率。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權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封建傳統式的為查明事實真相采用一切盡可能的手段收集證據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程序的和平性和人道性在現代法中體現得越來越充分。程序公正，除了強調訴訟原則和程序科學、有序及嚴謹以外，還強調最大限度地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各項訴訟權利；而實體真實，則更側重于通過一定的程序，最大限度地保障盡快查明案情，保護國家、集體和公民的利益，即控制犯罪。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禁止刑訊逼供、禁止侮辱人格或有傷風化的偵查實驗等規定絕對無益于“查明事實、分清是非、追究責任”，但為了保證基本人權，設置這樣一些程序規定并嚴格遵守，犧牲一定的實體真實是必須的，相信也為人權價值蘇醒的社會所理解和支持。

3．在特定條件下無法做到實體公正，程序公正就是司法公正的全部內容。

法院難免會遇到事實無法查清的案件，沒有案件基本事實，則無法適用實體法，當然就無法實現實體意義上的公正。但法院定紛止爭的職能又要求法院不能拒絕裁判，因而在“重實體輕程序”的年代，法院為追求客觀真實不遺余力地利用職權積極主動地調查取證，以至于在人看來，法官更象是一方當事人的律師，法官在贏得一方當事人“父母官”美譽的同時也遭到了另一當事人的唾罵，法官在沒有平等對待當事人基礎上作出的裁判自然難稱公正。現在我們對法官的中立性地位有了更新的認識，而法官最好的中立方式就是消極。最高法院于1998年出臺的《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對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范圍作了更嚴格的規定，現在正醞釀中的證據立法也將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限制，從而在法律上讓法官坐到該坐的中立位置上來。顯而易見，在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時候，實體意義上的敗訴責任早已分配給了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這時，法官只要依法在當事人之間正確地分配了舉證責任，保證程序公正，他就做到了依法公正裁判，盡管他還沒有查清客觀真實，沒有做到實體公正，但誰又能說法官裁判不公呢？

程序公正這種看得見的公正、這種民主且重視人權保障的公正、這種直接意味著裁判公正的公正，它難道還僅起保障實體公正的作用嗎？當然不。如前所述，它的獨立價值已經凸現，程序公正使當事人感覺在被充分尊重的訴訟氛圍中“得到了他所應得”，法官裁判的過程就是當事人感受民主、客觀、公平、公正的過程。這樣的裁判才容易被民眾所接受，這樣的裁判才可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假以時日，民眾對司法的崇尚和敬仰將慢慢復蘇，司法權威將會有源頭上的保障。因而，筆者認為，程序公正獨立且首要的價值就是在于樹立司法權威，保障實體公正只是它的附隨價值罷了,正如在開采石油的同時，也會采得天然氣。

筆者在此并不是刻意強調程序公正比實體公正更重要，事實上，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都有其獨立的價值，二者的關系“就如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不能厚此薄彼，何況程序公正還對實體公正具有保障作用。但鑒于目前學者們對實體公正價值的論述也夠充分，在此不再贅述。

筆者堅信，如果我們正視程序公正的價值，并將程序公正貫穿訴訟始終，那么，法院司法權威的樹立將不再遙遠。

（作者單位：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郵政編碼：646000

電話：（0830）31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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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i] 轉引自左衛民 周長軍：《刑事訴訟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頁。

[ii] 韓國三星集團中國總部副總裁鄭溶所言，參見《洋老板看中國》，（馮立東 王永前）《半月談》1997年第17期，第21頁。

[iii] 龔德培：《通過正當程序實現司法權威》，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6月24日。

[iv] 左衛民：《法院制度功能之比較研究》，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1期，第40頁。

[v] 時下，法官的職業特點已被更

多的人發掘和重視，相應地，現行法官的管理模式也得到了更多的質疑。的確，法院承襲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可能會培養更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干部，但卻未必能塑造更多的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和權威好法官。因而，為盡快樹立司法權威進而達到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權威，體現司法獨立的司法體制改革也迫在眉睫。或許，司法權威還應當得到社會的關愛。在社會輿論監督中，能量最大者當數新聞媒體，新聞媒體依托其強大的硬件支持（新聞機構無疑是高新信息技術發展成果運用最充分的領域之一）和軟件優勢（高素質的記者以其特有的敏銳捕捉社會熱點，間或還有法學專家的點評），更是充分地發揮了新聞輿論監督反映快、影響大、震動大的特點。但也正因為此，新聞媒體一些諸如“司法腐敗”、“法律白條”、“荒唐判決”等不適當的措辭又極大地挫傷了民眾本就脆弱的法治文化心理，這樣不經意的宣傳又使法院的司法權威遭受重創。

[vi] 包括《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在內的司法文獻均沒有把樹立司法權威作為改革目標，或許在目前整個社會這種法文化背景下，旗幟鮮明地呼吁司法權威是不合時宜的，但從 “確保司法公正維護司法權威”的吶喊聲中，我們已經聽到了對司法權威的向往。

[vii] 肖揚：《鞏固發展教育整頓成果 進一步加強隊伍建設 全力維護司法公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8年第3期，第79頁。

[viii] 當前談及程序公正言必“保障”作用的論述頗多，類似還有更隱蔽的表述：“司法公正就是程序保障下的實體公正”，這種偏正式的表述依然掩蓋不了“實體為正程序為偏”的思想。

[ix] 張騏：《通過法律推理實現司法公正——司法改革的又一條思路》，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5期，第26頁。龔成：《改革民事判決書制作模式的思考》，載《法律適用》2000年第2期，第20頁。《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提上日程——紀念民事訴訟法頒行10周年學術研討會綜述》（記者郭士輝），《人民法院報》2001年4月18日。

[x]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鄧正來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頁。

[xi] 陳瑞華：《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評馬修的“尊嚴價值理論”》，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第146頁。

[xii] 左衛民：《法院制度現代化論綱》（下），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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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關于建設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思考

關于建設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思考

理論前沿 2007年第20期

[摘要] 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是新時期人民法院面臨的首要課題。要通過以下基本路徑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1)培養理性司法觀；(2)保障司法獨立；(3)完善訴訟程序制度；(4)建設職業化法官隊伍；(5)營造良好司法環境；(6)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關鍵詞] 公正； 高效； 權威； 審判制度

[中圖分類號] D9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7-1962（2007）20-0011-0

3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法治基礎；是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開創審判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舉措；是努力營造良好的司法環境，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必然要求。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成為新時期人民法院面臨的首要課題。有鑒于此，筆者就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建設路徑作一探討。

一、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內涵、特征

(一)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內涵。

公正即公平正義，它的傳統含義包括懲惡揚善、是非分明、態度公允、利益平衡等內容。公正司法是指審判機關對訴訟案件及時作出符合法律事實和法律規定的裁判。高效是一個經濟學術語，它是指以最小的成本投入來獲取最大程度的收益。高效司法是指通過科學設置程序，合理運用司法資源，以最小的司法成本獲得最大的成果。

權威意味著服從的正當性。司法權威就是要通過嚴格的司法程序、規范的司法行為向當事人和全社會所展示的一種司法威望和公信力。概而言之，所謂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為使案件得到公正且高效的處理，并使這種處理結果得到人民群眾認可和執行，所賴以從事司法行為的規則的有機集合。

(二)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特征。

第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一致性。和諧社會要求滿足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訴求，實現人民孜孜以求的司法目標。而司法工作的靈魂和生命是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始終追求并努力實現的司法目標是司法公正，衡量司法能力強弱和司法水平高低的根本標準還是司法公正。人民群眾對公正高效司法的期盼最熱切，對司法不公的指責也最激烈。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標準之一就是是否滿足了人們最熱切的期盼，是否能將人們的指責降為最低乃至沒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公正、高效、權威的有機統一性。公正、高效、權威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公正是權威的獲得途徑。司法的權威從形式上看是由國家強制力來實現的，但其基礎則是司法的公平與正義。司法唯有恪守并實現公平與正義，才能為人民所信賴和信仰。被信仰的司法必然是有權威的司法。高效是公正的具體表現。司法公正必須是有效率的公正。如果案件久拖不決，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不能及時實現，司法的“公正”也就失去了意義。權威是公正的有力保障。人民法

院是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的專門機關，要實現定分止爭的功能，不能沒有權威作為堅強后盾，否則即使辦理的案件和作出的判決再多再好，也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第三，公正、高效、權威的衡平性。衡平即價值的均衡，在同時追求幾種價值的實現時，往往會出現無法同時達到價值最高點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選擇衡平的價值。一般來說，在三種價值中，公正是第一位的，公正是司法的最終和最高目標。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的真正價值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如果失去公正，再高的效率、再高的權威也沒有意義。案件審判的及時高效、審判的權威性，要在保證案件質量、實現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進行。如果案件不公正，引發當事人上訴、申訴，就沒有了效率，就喪失了司法權威。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在不同歷史時期，公正、高效、權威三種價值的順序可能出現各有側重的情況。

二、建設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基本路徑

建設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以服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為根本任務，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最終目的，以馬克思主義的司法觀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思想基礎，針對制約法院工作的基本矛盾和問題，從宏觀上找出通往司法科學發展的基本路徑。

(一)觀念支持——理性司法觀的培養。

觀念是制度構建的基礎和制度運行的驅動力。首先，要正確把握司法的功能定位。一方面，在依法治國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應當樹立有所作為的思想，在爭端解決、權力制約乃至政策形成方面擔負更重要的職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承認司法的有限性，正確處理好恪守司法的被動性與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的關系，做到“到位”但不“越位”。其次，要明確司法的應有職責。堅持為大局服務和為人民服務的一致性，堅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和對法律負責的一致性。既要著力維護社會秩序，又要充分保障人權；既要著力保障國家權力實施，又要依法限制權力濫用。再次，要明確司法工作的檢驗標準和目標追求。堅持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統一、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的統一、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最后，要確立“以人為本”的司法價值觀。必須轉變重政權輕民權的觀念，把以人為本、保障人權作為人民法院的基本價值觀和工作出發點，努力使我國的司法制度及運行實踐與人民群眾的法律觀念和法律要求相適應。

(二)制度保障——依法獨立審判的確立與落實。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進一步健全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從制度上保證審判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首先，要健全司法體制，保障司法獨立和司法權威。獨立性是司法公正、高效、權威的主要評價標準和關鍵因素，必須在制度上建構確保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司法體制。在保障司法的外部獨立方面，國家應在法院的編制體制、人事制度、經費預算和撥付方式以及法院的基礎裝備設施等方面提供充分的保障，使法院不受制于行政機構。在實現司法內部獨立方面，應從制度上規定法官的平等地位、獨立判斷權和表決權，在實現法官職業化的基礎上構建法官身份獨立制度；按照司法權運行規律合理規范法院內部審判組織之間的相互關系；明確規定不同審級法院的法定職責與關系。其次，加強有效監督，保障司法權的公正行使。任何權力都要受到監督，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審判權作為一種具有終局權威性的權力，在強調依法獨立行使的同時，強化并規范外部當事人的監督、人大監督、檢察監督、輿論監督和內部審判監督，健全完善科學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切實保障審判權的正確行使。

(三)合理規制——完善訴訟程序制度。

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應當圍繞訴訟程序制度的完善，合理規制司法權。就公正審判而言，應進一步強化落實公開審判原則，把依法應當公開的內容全部予以公開；進一步強化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使當事人充分享有訴訟程序中應有的知情權、控辯權、陳述權、舉證權等；進一步改革案件管轄制度，探索實行跨地區民事案件的管轄方式，擴大一審案件管轄范圍，加強提級管轄、指定管轄的適用；進一步規范審理程序，改革完善舉證制度，健全法官中立制度，認真執行法官回避制度，確立權力尋租的司法排除規則，嚴防當事人和法院爭奪管轄權的不正常現象。就高效審判而言，應發展和完善簡易程序，適當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和適用審級，完善案件繁簡分流機制，合理確定法院功能和訴訟程序設置之間的關系，嚴格審限制度和舉證時效制度，強化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積極探索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探索實行委托調解、訴調對接等新的方式方法，積極運用網絡信息等高科技手段，確保案件及時、快捷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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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所應獲得的尊嚴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司法工作人員的認識廣度以及他們對其所服務的社會的責任感的性質與強度。沒有高素質、專業化的法官隊伍，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就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結合當前法官隊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今后的法官隊伍建設應繼續堅定不移地以職業化、專業化為發展和努力方向。一是完善法院隊伍分類管理制度，積極探索推行法官員額、法官助理和主審法官制，實現審判資源的有效配置；二是探索法官職業準入及流動機制，改革法官選任制度，拓寬法官選任渠道，加強法官職業流動，不斷增強法官隊伍活力；三是創新教育培訓機制，改革現行的以在職教育、一般法律學科教育為主的培訓模式，構建符合職業化要求的包括“職前培訓”與“繼續教育”在內的法官職業教育課程體系和培訓機制；四是規范監督管理機制，建立符合職業化特質的以法官為主體的管理模式，建立科學的法官業績評價體系，完善符合法官職業特點和獨立審判要求的監督制約機制，不斷提升法官的職業意識和修養；五是完善法官保障機制，探索建立法官職業身份保障制度、職業權力保障制度和職業安全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符合職業化需要的法官保障水平。

(五)社會認同——營造良好司法環境。

認同，可以理解為信任和贊同，是對事物品質真實性和他人行為可靠性發自內心、自覺自愿的一種認可和支持。社會認同在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觀念，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社會認同是司法活動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一個司法認同感缺失的社會，就難以樹立司法權威，司法就失去公信力，司法也就無法正常活動。因此，普遍的社會認同感，應該是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內在的凝聚核。問題在于，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司法認同、司法權威如何形成。一方面，應通過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法院法官的良好形象，樹立司法的公信力。訴訟應該在公開、公正的環境中進行，法官據以定案的司法標準是統一的，法官應該具備與職業相適應的素質品質；訴訟參與人應該正確對待自身舉證責任，恰當行使訴權，尊重司法程序。另一方面，全社會要形成信仰法律的習慣，抵制非法破壞司法權威的因素。必須樹立法律是全民的法律，需要包括政府在內的全社會共同遵守的理念，以增強人民群眾對法律的認同感。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素質，在全體公民中養成自覺守法、依法辦事的良好習慣。事實證明，審判權威的形成，離不開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也離不開司法部門的強大力量，更離不開全社會對法律的共同認同感。只有在擁有認同感的前提下，人民群眾才會自覺遵守法律，自覺維護法律尊嚴，法治社會才能形成，司法權威才得以樹立。

(六)根本保證——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是建設公正、高效、權威審判制度的根本保證。首先要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就是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活動需要通過國家立法予以規范。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必然會加強黨對司法的領導。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應在黨的領導下制定，應是黨的方針、政策的國家意志化。其次，黨要督促、支持和保證審判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加強和改善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應該努力提高司法隊伍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帶頭支持審判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保證憲法和法律得到全面正確實施。最后，改善黨對法院的領導方式。黨的領導必須是大政方針的領導，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應在整體上把握，全局中總攬，通過著力加強人民法院的黨的組織建設和法官隊伍建設，指導審判機關堅持正確的工作方向和指導思想，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司法領域貫徹落實，領導并推動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審判制度，以更加充分地發揮其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司法功能和作用。

(本文作者：丁義軍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第三篇：程序的公正價值與效率價值的關系

一、程序公正價值和效率價值的一般認識

一般認為，法律的實體公正價值通過程序公正得以實現。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形式的公正是司法

形式主義的內在要求，而“司法的形式主義使法律體系能夠像技術合理性的機器一樣運行。這就保證了個人和群體在這一體系內獲得相對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極大的提高了預言他們行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司法機關只有依循法定的、公眾信賴的正當程序，才能向社會昭示其行為不是恣意的產物，使訴訟參與者對裁判結果的公正充滿信心。雖然各國的法律制度千差萬別，但幾乎所有國家都標榜其法律制度將公正價值視為其追求的最高目標，并自認其法律程序的靈魂在于體現程序公正。

司法程序從一開始便需要投入成本，支出費用，包括：國家為司法活動所支付的各種費用，如審判人員的工資、庭審費用等；由當事人支付的各種訴訟費用，如訴訟費、律師代理費等；以時間、距離、程序等形式表現出來的耗費。司法程序效率的提高，不僅在于減少司法機關活動的成本支出，也應減少當事人參與司法程序的成本支出。因此，程序的效率價值可以界定為，以最少的司法成本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法律公正，或以同樣的司法成本消耗取得更多的法律公正。可以肯定地說，以迅速、公正的審判終結訴訟是各方訴訟參與人共同愿望之所在，也是他們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二、程序公正價值與效率價值的一致性

首先，程序公正本身就包涵著效率問題。不公的裁判（包括實體不公和程序不公）絕無效率可言，因為它不僅拖延訴訟時間，造成當事人不能服判息訴，而且敗壞了國家司法公正形象。

其次，程序公正應及時、迅速得到實現。程序進程愈迅速，證據愈會得到及時有效的收集和保全，案件事實真相也可因證據的極少流失而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而且，適當的快速審判因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有效運作更容易得到實行。

再次，由于公正的審判使訴訟各方的主張與爭辯都可公開于庭審，其實體權益受到法律應得的對待，自然，無論是當事人還是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公正與權威都有一種認同感，其結果只會使訴訟各方服判息訴，使程序得以及時減少甚至戛然而止。公正的裁判減少了程序的“錯誤耗費”，使結果周期大為縮短，因此，程序公正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也利于程序效率的提高。

三、程序公正價值與效率價值的沖突

司法機關為了使司法程序符合公正的要求，必須耗費必要的司法成本；而為了提高司法活動的效率，又必須使程序的資源耗費降到最小程度，于是，司法公正價值與效率價值的沖突不可避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司法成本的有限性從總體上限制了司法活動對公正的絕對追求。國家對司法資源的投入是有限的，司法機關不可能為使訴訟各方受到公正對待而不惜代價，而且也不可能因為查明某一疑難案件的事實真相而無限期地展開法庭調查、辯論。由于事過境遷，個案的法律真相是很難與其事實真相完全吻合的。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法官最終的裁決，也是基于其對證據所認定的事實作出的，而這種認定，難免因各種因素糾合而有所偏離完全的個案真相。因此，無論是從法理上分析還是囿于司法資源的有限性，司法實踐中只能放棄對正義的絕對要求，在確保裁判相對公正的基礎上，提高程序效率。

２．在正常情況下，程序公正性的增強會直接導致司法成本的耗費增大，以至于降低審判活動的效率。公正的程序必然使訴訟各方的權利受到充分的維護為此，程序的繁雜、取證的瑣碎以及各個細節都不可避免了，而這些又會導致程序速度的降低和成本耗費的增大，甚至導致案件的積壓與嚴重的司法拖延。公正與效率這種內在的沖突再次佐證了人類選擇的一個永恒困境：要追求陽光，就必須接受陽光下的陰影。

３．對程序效率的不適當追求往往會使公正的要求無法實現。一方面，我們要求程序迅速及時進行，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地追求程序速度和司法成本的過于節縮，雖然充足優裕的司法成本不一定能保證查明真相，實現公正，但短缺的司法成本是絕對不能確保程序公正有效地實現。因此，正確地把握效率這一問題顯得極其重要。合理地使用司法成本，使其有效地利用而有助于公正得以體現，這是協調效率與公正的重要環節，而且，太快的司法程序速度使得證據還沒有查明，真相還沒有得到徹底揭示即告判決，很明顯，這樣是無法保證裁判的公正性。

四、程序公正價值與效率價值的協調

近些年來，幾乎所有的國家不同程度地面臨著案件積壓和拖延的問題。盡管程序公正有利于實現保障人權，促進公開，但程序效率則很可能降低了。因此，協調好正義與效益的關系，既要確保審判公正，又有適度地節約實現程序公正的司法成本，提高程序效率，已成為各國立法和司法共同面臨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基于此，筆者嘗試提出以下兩原則：

１．公正優先原則。在對正義與效率價值進行選擇時，應將正義作為選擇并努力實現的目標。英國哲學家羅爾斯說過：“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只有在確保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才能談得上程序效率。不管是在整個訴訟中，還是在訴訟的各個環節中，都應置程序公正于優先的原則，不能為提高經濟效益而犧牲正義的實現。

２．兼顧原則。程序公正與效率內在的沖突和矛盾，使得司法活動面臨著兩難選擇，這一選擇似乎會令我們無所適從。其實，由于公正與效率在相當情況存在著一致性，因而，處理兩者的關系既不能像傳統法理學與立法原則將正義視為程序的惟一價值目標，更不宜仿效現代經濟效益主義程序理論把經濟效益作為程序活動至高無上的價值目標。事實上，公正與效率同為司法兩項獨立的價值標準，是彼此作用的。兼顧原則要求我們在確保程序公正得以實現的同時，還應當使程序的經濟效益性得到提高。

如何做到公正與效率的結合，筆者套用經濟學中的拉弗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創制的一條以解釋稅收與稅率之間關系的曲線。該曲線說明，政府的稅收與稅率之間并非總是呈相關關系，當稅率從０向１００％上升，到達某一點即“Ｅ點”時，經濟開始受阻，稅收不再順著稅率的提高而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拉弗強調，Ｅ點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數字）來分析。公正與效率的最理想的狀態是逼近Ｅ點，但Ｅ點并不是當然位于中間，而是一個變動的數字。協調兼顧程序公正與效率的關系，關鍵之處在于找到兩者的這個關系變量Ｅ點。正當程序的運作應當盡量使它能夠節省一定成本，減少枝節，節約時間，提高效率。否則，便不是一個務實和科學的程序，應予完善。這一原則還啟示我們，有時個體的部分真實不得已需作出犧牲時，則應舍此求彼，把對司法效率的追求置于重要的位置。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西方諸國為實現程序效率而作出的努力就是協調效率與公正的范例，尤以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為典型。在美國，被判有罪的刑事案件只有１０％的被告人是經過程序定罪判刑。這種制度看上去很奇特，而且公眾對其微詞頗多。對美國法院來說，如果每個被告人都要享受其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司法系統便沒有足夠的資源（包括公訴人、辯護律師和法官及相關的財力、物力、時間等）來處理案件。辯訴交易制度的運作表明，美國法律寧愿犧牲部分實體真實來換取效率的大幅提高，即以部分公正的喪失去謀求司法效率的絕對上升。聯邦最高法院從７０年代中期開始就一直認為，“不管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目前的現實是有罪答辯和經常與之伴隨的辯訴交易是美國刑事審判制度的主要組成部分，如管理得當，它們將使各方受益。”

第四篇：對不良貸款的再思考

對不良貸款的再思考

作者： 魏國雄 / 時間： 2011年 1月號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國銀行業的貸款質量得到了很大改善，已達到了比較優良的水平，大規模處置問題貸款的時期基本結束了，而且隨著銀行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社會信用環境的改善，違約貸款也在不斷減少，每年貸款的劣變額、劣變率都在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深入認識和把控不良貸款，管理好銀行的信貸資產質量，就成為人們需要關注的新問題了。

現行對不良貸款的有關規定

世界銀行在2003年公布了對巴塞爾核心原則聯絡組國家的貸款分類和準備金計提做法進行的一次調查報告，其中提到，在許多貸款分類制度中使用的一個詞是“不良貸款”（NPL），然而這個詞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在有些國家，不良貸款是指受到損失的貸款，而在另一些國家，則是指逾期的貸款，但是超過期限多少天才算逾期貸款，各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根據現在掌握的資料，美國監管當局把次級、可疑、損失三類統稱為“分類貸款”（classified loans)，在此基礎上，加上關注類貸款，合并稱為“受批評貸款”（criticized loans）。受批評貸款或分類貸款主要供銀行監管當局和商業銀行內部使用，公眾注意的主要是不良貸款（即分類貸款）。

中國銀行業在信貸風險管理中，習慣用不良貸款（NPL）來反映和評價貸款的質量。根據《貸款通則》（1996年）第三十四條規定：“不良貸款系指呆賬貸款、呆滯貸款、逾期貸款。”銀監會2007年發布的《貸款風險分類指引》規定：“商業銀行至少將貸款劃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后三類合稱為不良貸款。”并規定“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出現明顯問題，完全依靠其正常營業收入無法足額償還貸款本息，即使執行擔保，也可能會造成一定損失”，要劃為次級貸款；“借款人無法足額償還貸款本息，即使執行擔保，也肯定要造成較大損失”，要劃為可疑貸款；“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無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極少部分”，要劃為損失貸款。該文件還規定，“逾期天數是分類的重要參考指標。商業銀行應加強對貸款的期限管理”。并明確“下列貸款應至少歸為次級類：逾期（含展期后）超過一定期限、其應收利息不再計入當期損益”。銀監會在《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信貸資產風險分類指引》中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一般劃入次級類：?本金或利息逾期91天至180天的貸款或表外業務墊款31天至90天。”同時，對于住房按揭貸款和汽車貸款，分類標準為：“次級類：借款人連續違約期數達4～6次，貸款本金或利息逾期91～180天以內；可疑類：借款人連續違約期數達7次以上，貸款本金或利息逾期181天以上。”此文件中明確給出逾期天數與分類結果的對應關系，但只適用于農村合作金融機構。

在《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試行）》（1998年4月）的附件《貸款風險分類操作說明》中對于住房按揭貸款給出了參考依據，即“對于住房按揭貸款可參考以下方法進行分類：如果貸款本金或利息拖欠還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為次級；拖欠還款12次或360天以上，至少分為損失類”；“對于信用卡透支，可參考以下方法進行分類：如果貸款本金或利息拖欠還款3次或90天以上，至少分為次級類；拖欠還款6次或180天以上，至少分為損失類”。

對不良貸款的定義在現行的一些規范性文件中都給出了一個定性的原則，在實際操作中各家銀行至少都是把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或預期本息有損失的貸款劃為不良貸款。

由于各家銀行的風險偏好及具體經營目標的差異，將逾期多少天的貸款劃歸為不良的標準還是有些區別，只要不超過國家規定的原則，每家銀行對劃入不良貸款的期限可以有不同的要求。如有的銀行在貸款合約或貸款協議中約定，貸款到期后還可以有一個還款寬限期，過了寬限期的貸款才是逾期貸款；有的銀行對逾期貸款還有一個容忍度，寄希望借款人能在這個容忍期內繼續履約，償還貸款本息，沒有把它計入不良貸款，如有的銀行對個人貸款逾期90天后還給10天的寬限期，然后才歸入不良貸款；有的銀行則規定比較嚴，對逾期欠息的貸款容忍度很低，如工商銀行從2007年開始把逾期或欠息30天以上的公司貸款劃定為不良貸款。

在貸款本息預期損失率的確定上，由于人的主觀判斷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如利益不同、對信息理解不同等，也會產生差異，有時差異還會比較大。財政部《金融企業呆賬準備提取管理辦法》規定：“金融企業可參照以下比例計提專項準備：關注類計提比例為2％；次級類計提比例為25％；可疑類計提比例為50％；損失類計提比例為100％。其中，次級和可疑類資產的損失準備，計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動20％。”據此中國銀行業基本都是把預期損失在25％左右的貸款劃為次級類貸款，把預期有50％左右損失的貸款劃為可疑類貸款，把預期無法收回本息的貸款劃為損失類貸款，并都是按這個標準來計提專項準備。銀行的內部審計、外部監管、外部審計也主要據此來檢查對貸款質量分類的偏離情況。

不良貸款與違約貸款的關系

對不良貸款與違約貸款是否有區別，區別在哪里，它們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進一步明確不良貸款的含義。

不良貸款可以有兩層含義：一是監管規定的含義，其界定得比較窄，也可以說是狹義的不良貸款，如上面所表述的不良貸款。二是銀行自行定義的不良貸款，含義要寬泛些，即從廣義上講，不良貸款是與優良貸款相對應的，銀行可以把貸款質量分為優良與不良兩大類。優良貸款就是指那些借款人沒有違約、風險可承受又可控且收益較高的貸款；不良貸款是指借款人違約或風險損失已暴露或預期收益較低的貸款。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實力的增強和社會信用環境的改善，中國銀行業的貸款質量也實現了根本好轉，現在所面臨的是資本的約束、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的約束。銀行經營只能通過由資源粗放向資源節約、提高資本回報的方式轉型，盡可能地提高經營效益。單位資源的效益、單位資本的回報將成為銀行信貸經營業績的評價標準，因此對貸款質量的評價要求也應由狹義的以違約損失為主轉向更廣義的以風險增效為主。只要是低于平均收益的貸款就不是優良貸款；低于經營成本的貸款就是不良貸款。那些收益高、不違約的貸款就應是優良貸款，即使風險大一些，只要是在預期之內，即屬于可控、可接受的風險；而那些收益低、風險低的貸款也不能算是優良貸款。

這種廣義的貸款質量評價標準也反映了銀行的本質特性，銀行是信用的中介，是經營貸款的金融機構，其經營的目的是要獲取盈利。銀行為了獲取盡可能高的盈利，就要以盡可能低的價格（利息）來獲得資金所有者的暫時讓渡，并以盡可能高的價格把它貸給需要資金的借款人，在這個過程中利差就是銀行的收益。如銀行經營貸款的收益達不到預期的平均利潤，也就失去了競爭力；如果連經營成本都覆蓋不了，那么銀行就無法經營下去。

貸款違約與不違約相對應，是一個法律范疇的概念，是借款人未能履行與貸款人在借款合同中約定的責任、義務的貸款。根據巴塞爾Ⅱ，銀監會制定的《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體系監管指引》的規定，違約貸款是指“

（一）逾期90天以上；

（二）商業銀行認定，除非采取變現抵質押品等追索措施，債務人可能無法全額償還的信貸債務。”違約貸款是否會有本息損失是一種預期，只有當實際處置時，才會成為現實的損失。盡管違約貸款不一定都是有本息損失的貸款，也不一定都是沒有收益，甚至有些違約貸款的收益還可能比不違約的正常貸款高，如可以收取較高的罰息，但違約貸款至少不能算是優良貸款，即使它的實際收益可能高于其他正常貸款，也是問題貸款的一種。因為對銀行來說，最重要的是貸款本息能按期收回，借款人違約就增加了不確定性，超出了預期的風險，有可能造成貸款本息的損失，最終實際沒有形成損失是銀行經過保全等措施而取得的。為加強信貸風險管理，在貸款發放出去后，銀行就要根據借款人是否履約，違約了是否會有本息的損失，是否有代償等保全措施等情況定期進行質量分類。巴塞爾Ⅱ中所定義的貸款違約率(PD)和違約損失率(LGD)與我們所說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率是有區別的。巴塞爾委員會沒有用不良貸款，而是用了違約貸款，用貸款違約率來替代不良貸款率，但違約貸款并不一定都會損失，而其中又肯定會有損失，所以在巴塞爾Ⅱ中又有貸款違約損失率，與不良貸款損失率較接近，只不過我們很少用貸款損失率這個指標。

正常貸款與不正常貸款主要是從借款人是否違約為標準來判斷的，這里有兩種情況：一是借款人沒有違約，不論本息是否有損失，貸款都是正常的，違約了就是不正常貸款；二是借款人沒有違約，如貸款的預期收益低于經營成本，即本息實際會有損失，雖仍可劃為正常貸款，但也不能算作是優良貸款。

不良貸款是與優良貸款相對應的，是銀行根據其自身經營的要求來確定的，盡管對狹義的不良貸款已有明確的外部監管標準，且在這個標準之內銀行還可以有更嚴格、更細化的規定，但對廣義的不良貸款尚沒有明確的監管方面的規定。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把不良貸款與違約貸款的關系概括為，違約貸款不一定都是收益低或有損失的貸款，不良貸款也不一定都是違約的貸款，但一定是收益低的貸款或本息有損失的貸款，只要預期收益不能覆蓋風險敞口或成本的貸款，就應視為不良貸款。

市場風險對貸款質量的影響

現在我們對廣義的不良貸款再來做進一步的分析。借款人按合同約定還本付息，也可能實際是有部分本息損失的貸款，如固定利率貸款、外匯貸款等因受到利率、匯率等市場風險的影響使得貸款本息受到損失。按現行的規定，這類貸款沒有違約，就應當是正常貸款，不應納入不良貸款。但從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和經營要求上來看，這類貸款的本息已經有預期損失，應當把隱性的問題顯現出來。只有把這種沒違約卻有預期本息損失的貸款劃為不良貸款，才能更真實、全面地反映貸款質量，才可能引起管理層對此類貸款更多的關注。這既是全面信貸風險管理的重要內容，也是信貸風險管理深化的一個具體體現。

我們知道，信貸風險不都是信用風險，信貸風險與信用風險的含義有較大區別，信用風險只是信貸風險中的一部分風險，貸款的操作風險最終是通過客戶的違約反映出來的，在違約貸款或不良貸款中，已經包含了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但是市場風險沒有含在內，這部分信貸的剩余風險對銀行貸款的影響會越來越大，需要引起關注。

在完全市場條件下，銀行貸款利率主要由市場供求來決定，當市場上的資金供給大于需求的時候，資金的價格就低，銀行貸款的利率就會降低；當市場上資金需求大于供給時，資金價格就會上漲。國內現階段銀行的盈利是由利差大小決定的，由于在以存款為主要資金來源的中國銀行業，籌資的成本在發放貸款時已知，關鍵是貸款的利率怎么定。

銀行貸款的利率＝資金成本＋營運成本（費、稅）＋風險成本＋目標收益

資金成本＋營運成本＋風險成本＝經營成本（如圖１）

貸款利率不僅要覆蓋包括資金成本在內的全部經營成本，還要有合理的經營收益，這是貸款定價的基本原則。貸款的基準利率就相當于市場平均利率，就是可覆蓋全部經營成本并獲得平均利潤的利率。由于在同一時間內資金成本、營運成本是一定的，如果貸款的風險小于市場的平均風險水平，那么利率就可以低于這個基準利率水平，即給予優惠利率，銀行仍可取得平均利潤。由于對客戶的經營結果判斷失誤、客戶沒有達到預期要求，或由于銀行在內部管理中把業務量及其同業市場占比作為對分支機構業績評價和考核的要求，導致只顧業務總量指標、市場同業占比指標，而不顧成本、不顧收益回報、不顧資源占用，結果形成不少的低收益、沒收益，甚至負收益貸款，也有盲目競爭等原因，對一些不該下浮利率的貸款也下浮了。對此目前還有一個政策限制，利率下浮最低不能超過10％。一旦國家放開這個政策底線，利率完全市場化了，那么對銀行將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如一筆貸款的利率低于銀行的資金成本，假定不考慮其他的業務收益或相關派生收益，那就會給銀行造成損失；如高于資金成本，低于銀行經營成本，也會有損失，只是損失小一點；如果貸款利息收入低于平均貸款利息收入高于銀行經營成本，那就沒有損失，只是少盈利了。（如圖２）

對銀行貸款收益影響較大的是固定利率，一些有實力的客戶對銀行貸款定價往往會提出較高的要求，不僅要下浮貸款利率，還要在利率下浮的基礎上再實行固定利率，鎖定貸款利率。對這種利率的貸款，在市場利率或基準利率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銀行還可以承受，但是當利率預期進入上升通道時，市場（基準）利率持續上升，就會使銀行的利差收窄，當貸款利率低于市場平均利率時，銀行就得不到平均收益。如果這類貸款的數量比較多，那么就會影響銀行的資產收益率（ROA）、資本收益率（ROE），對銀行的市場形象、市場競爭力帶來負面影響；如果當固定貸款利率等于銀行經營成本時，那就只是一筆保本貸款了，這樣的貸款對銀行就沒有經濟意義了；如果固定利率低于銀行經營成本，那么這筆貸款的損失就比較大了，不僅要損失利息，甚至還有可能要損失本金。（如圖３）

再從外匯貸款的匯率上分析。由于匯率的市場化程度更高，不僅貸款利息會受到影響，而且連貸款的本金也會同時受到損失。如當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是1∶8.27時發放的1億美元貸款，客戶沒有任何違約，信用等級保持優良，借貸雙方都在按合同履約，是一筆正常貸款。但是現在對這筆貸款進行市值評估，就會發現這是一筆本息損失較大的問題貸款，因為匯率已經從1∶8.27上升到了1∶6.62了，原先用8.27億元人民幣兌換的1億美元本金，按現行匯率只能兌6.62億元人民幣了，損失了貸款本金（8.27－6.62＝1.65）1.65億元人民幣，加上美元利息的損失就更大了。（如圖４）

按信用風險分析，借款人沒有違約，當然也就沒有相應的違約損失；按市場風險分析，則市值浮虧很大，到期收回后就會成為實際的損失。按現行的貸款質量分類規定，客戶沒有出現違約，就應是正常貸款。但這筆貸款已經出現浮虧，如收回后計入匯兌損失，在損益表中反映為損失。顯然這種貸款分類管理方法不能全面、準確反映貸款的真實質量，還會誤導人們對這類貸款風險的識別和防范。

由此可見，我們對貸款的質量分類，不僅要從信用風險的角度來考慮，也要從市場風險的方面來分析，隨著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利率、匯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市場風險對銀行貸款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在信貸風險管理中必須重視這個問題，要關注這類不是由客戶違約形成的廣義不良貸款。

對不良貸款再思考的意義

通過對不良貸款定義內涵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明晰和細化銀行貸款質量的分類及其標準，對推進精細化的信貸風險管理十分必要。雖然目前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匯率的形成機制還需進一步完善，但市場風險已經影響了銀行貸款的收益，對銀行貸款構成了現實的風險。所以我們不僅要從狹義上，更要從廣義上來認識不良貸款，其意義主要有：

一是提高員工的盈利意識，改變信貸人員消極的風險防范。對不良貸款的嚴格分類實際就是要提高員工對銀行經營貸款目的的認識。銀行是企業，發放貸款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和途徑，獲取盡可能高的收益才是貸款的目的；防范信貸風險的目的，也是為了保障預期收益的實現；貸款的分類管理就是要看貸款的預期收益情況。風險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在風險與收益之間尋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而不是拒絕任何風險。我們不能總是在追求低風險、零風險，低風險、零風險也同時意味著低收益、低回報；也不能總是在政策的保護下維持生存。要倡導推進積極的風險管理，要積極地走進市場，感受市場。不僅要敢于，更要學會善于做高風險的業務，要在經營風險的實踐中來提高自身對風險的識別能力、風險定價能力、風險掌控能力。不僅要審查貸款的信用風險，用擔保等風險防范的措施來做好保全，用第二還貸來源作風險化解的保障條件這種傳統的信貸風險管理模式；還要關注貸款的市場風險，善于利用收益覆蓋風險的途徑，充分運用各種先進的風險敞口管理工具，通過風險補償、風險對價等方式來覆蓋風險，使實際的利息收益大于風險承擔，大于市場平均風險，大于普遍可承受的風險。

二是統一人們對不良貸款的認識，提高對市場風險的識別能力。不良貸款不都是違約貸款，既包括借款人違約了，不論本息是否有損失，都應要納入不良貸款，也包括貸款本息有損失了，不論借款人是否違約，就應納入不良貸款。從廣義來認識衡量貸款質量的標準，可以使我們在信貸風險管理中更加關注貸款的市場風險，努力提高對市場風險的識別能力。并研究出一套信貸業務市場風險的防范措施，如對貸款定期進行市值評估，分析是否有浮虧損失。又如要強化對市場上貸款轉讓出售行情的分析，如果能溢價轉讓的貸款就是優良貸款；如果能不受損失轉讓出去的貸款也應當是好的，至少不能算是不良貸款；如果轉讓不出去或需折價轉讓的，那就是不良貸款。所以對客戶信用風險小市場風險大的貸款、預期收益低于平均收益的貸款也應當如同控制客戶信用風險一樣，要有相應的政策和辦法。

三是進一步細分不良貸款，可在分類原則、分類口徑、分類方法上能有個統一的標準。要對現行不良貸款分類標準進行調整，按照廣義的不良貸款把關注貸款、次級貸款、可疑貸款再細分為：違約和沒違約的關注貸款；違約損失和沒違約損失的次級貸款、可疑貸款。并按有關規定計提風險撥備、計算資本占用，以便使同一時期不同銀行間或同一銀行不同時期的不良貸款可以進行真正的比較。

把不良貸款分為狹義的不良貸款和廣義的不良貸款，使得我們可以把狹義的不良貸款率用來對外披露，進行同業的比較，并滿足監管的要求，使國內外的同業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比較貸款的質量水平。而廣義的不良貸款率則主要用于銀行內部的信貸風險管理和貸款質量評價，不僅要考慮借款人的資信、借款人的風險承受能力和風險掌控管理能力，還要考慮資源配置的效率，資源使用的回報率。這樣既能滿足內部管理的要求，又能與境內外的同業進行比較，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就可以實現同業的狹義和廣義不良貸款的比較。

要避免在信息披露中出現既有不良貸款率，又有貸款違約率，又要注意不要把不良貸款視為損失貸款，把不良貸款率視為不良貸款損失率。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銀行業通常是不用不良貸款損失率這個概念，因為不良貸款的損失時點很難說清楚，當貸款出現違約后銀行就一直在清收，直到最后實在無法清收的部分才會列入損失貸款，等待核銷處理。這個過程有時會很長，甚至幾年都完不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貸款還會不斷地被重組。但不良貸款損失的大小，在不同的銀行金融機構也會有很大的差異，管理比較好的銀行，損失會小一點，管理差一些的銀行損失會大一點，我們應當積極創造條件適時按統一標準對貸款損失率進行披露。

四是對不同風險類型的貸款進行不同的管理，采取不同的風險防范對策措施。一要嚴格控制在利率上升預期時的固定利率貸款總額，除非已經有了一個有效的對沖方案或風險補償按排；二要嚴格控制利率下浮貸款的數額，努力提高貸款議價的能力，對優良客戶的優惠利率要根據客戶的綜合貢獻來合理確定，隨著利率市場化的加快，銀行要學會利差收窄后的經營轉型；三要改變現行的只有總量外匯貸款風險管理辦法，對銀行賬戶中的外匯貸款要定期逐筆進行市值評估，根據評估結果是浮盈還是浮虧及其程度來確定分類，可每月做一次；四要在計算剔除風險后的收益（RAROC）中，要把匯率風險考慮進去。尤其是隨著國家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進程加快，將會加劇銀行外匯貸款的風險，匯率的不穩定會使更多的外匯貸款出現問題，當然銀行可以通過外匯市場的運作來鎖定風險、控制風險，以降低匯率風險的敞口和損失。

(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首席風險官)

第五篇：對我們價值的思考

對我們價值的思考

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大學生的人生價值觀容易產生個人與社會的錯位反應，出現在人生價值目標上的迷失或偏離。當今社會不再只講集體發展、諱言個人利益，在這樣的價值觀念背景下，大學生對人生價值評價產生了多重標準：有的以對社會的奉獻多少為標準，有的以“含金量”的多少為標準；有的以社會地位的高低為標準，有的則以自我完善與自我實現為標準……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與大學生的反傳統相結合，使他們對以集體主義為根本道德原則的社會本位價值觀日趨淡漠，一些學生的自我觀念已開始滑向自我中心的個人本位價值觀。

然而，我們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就要重貢獻，講奉獻，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與社會和他人的關系，正確認識和處理貢獻與索取的關系。所謂人生價值.就是指一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一個哲學范疇。人生的價值不同于商品的價值，它包括存在價值和活動價值兩個方而。一個人要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存在價值和活動價值兩者之間的關系。

對于大學生這個特殊群體而言.我們既有一般社會人的存在價值和活動價值的一般屬性.也有其特殊屬性。在大學的整個學習階段主要體現了我們在社會中的存在價值。我們畢業以后進入社會.人生價值主要體現在對家庭、社會的責任與貢獻方面。因此.我們的人生價值是社會對于個人的尊重與滿足和個人對于社會的責任與貢獻兩者的完美統一。

我們要把實現個人價值與為社會創造價值有機的結合起來，2005年.中央電視臺組織的“2004感動中國的人物”評選活動，使我們認識了華中農業大學畢業生徐木禹。他選擇到貴州省貧困山區小學志愿義務支教，他的事跡在大學生心中引起了震顫，感動了許許多多的大學生。大學生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途徑很多。一個人只有把個人的人生價值追求融入到社會需要的洪流中去，才能真正體現他的存在價值，才能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一個人追求的人生目標固然越高越好.但更重要的是要切合實際.要敢于和善于從基礎做起.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好高鶩遠往往一事無成。大學生在大學時代己經開始了實現自我價值的嘗試.比如學校組織的暑期志愿支教活動、科技下鄉活動等.雖然時間短暫.但對大學生畢業以后步入社會.選擇人生價值的實現途徑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