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反腐政策

淺談反腐政策

腐敗對社會機體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不存在沒有腐敗的國家，也沒有任何國家不反腐敗。政治體制與腐敗的關系非常密切。為什么不同的政體會傾向采用不同的反腐敗政策?為什么同樣的反腐敗措施在不同的政體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本文討論腐敗的定義，由定義推導反腐敗政策的類別，由反腐政策的類別解釋政治體制與反腐政策及其效果的關系。

一.腐敗的定義

腐敗的定義是：濫用公權謀取物質私利。

為什么腐敗是“濫用公權謀取物質私利”?(1)“公權”一詞把研究對象限制為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主要是政府官員。沒掌握公權的人謀私利是社會的普遍特征，不屬腐敗研究的對象。如果政府官員基本不腐敗，社會也就不再普遍關心腐敗問題，腐敗作為一個政治話題就喪失了意義。(2)“非法使用”或“濫用”公權才是腐敗。若掌握公權的人“合法”謀私利，就不是腐敗，比如握有財政權的議會為自己漲工資。(3)有些政府官員濫用公權，目的卻未必是謀私利。這種現象雖不比腐敗的危害小，卻不能算作腐敗。如果把官員好大喜功，濫用財權也算作腐敗，就失去了研究重心。(4)什么是“私利”?“私利”是腐敗者自己的利益。自己個人和直系家庭成員的物質利益是標準的私利。但親戚的、朋友的呢?那就取決于親戚、朋友在物質上回報腐敗者及其家庭的潛力了。(5)為什么要強調包括肉欲在內的“物質”私利?因為謀取精神上的私利(如個人的榮譽或宗教信仰)是另一類問題，不算腐敗。

任何定義清晰的概念都有邊緣。掌握公權的人為選舉自己的利益集團謀利益，算不算“謀私利”呢?選民集團的利益似乎明顯不是掌握公權人的私利。然而，因選民支持而獲得公權力，這本身就有構成私利的潛在可能;當選人甚至可能就是“自己”利益集團的代表。以公權為“自己的利益集團”謀利益，就處在腐敗的邊緣地帶了。在邊緣區，社會接受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的規定，乃是判斷腐敗的標準。特殊利益集團出錢資助政客當選，政客在國會為利益集團投票，這在美國民主制度里是合理合法的，但在中國的共產黨制度里會被看作腐敗。德國前總理科爾收受商人的競選集資在德國被看作腐敗大案，法國制度比德國制度民主得多，選舉在政治體制里占的份額大得多(德國的上議院與美國參議院權力一樣大，卻不是選舉產生的)，與科爾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是合法交易。

概念的邊緣區恒定是是模糊的。所以經常有人誤將邊緣現象定義為概念的主體，導致喪失研究重心，甚至因果倒置。有人把社會道德風氣敗壞算作腐敗，提出的解決方法自然挺離譜。抓JI女、關賭場、限制飯館消費、等等，治的是民風，而非官場的風氣。

二.腐敗的原因及控制手段

腐敗的定義是“濫用公權謀取物質私利”。從這個定義就能輕易推斷出腐敗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政策類別。

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腐敗行為有不同的具體原因和具體表現形式。然而，腐敗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執掌公權的人有謀私利的欲望。所有時代和所有形式的腐敗皆源于執掌公權的人有謀私之欲。

認識到了腐敗的根本原因，我們就有能力給出關于腐敗的嚴謹簡明的定義。

腐敗幾乎是永恒的。只要掌握公權的人還有謀私利的欲望，腐敗就永遠有機會，就不可能被徹底消滅。不少人認為，謀私利的欲望是人類的本性。但也有人相信，人類的本性與所有生物是相同的，僅僅是延續生命和種族兩類。所以，謀私利的欲望并非天然，而是私有制和家庭的結果，消滅了私有制和家庭就消滅了謀私利的欲望。中國的孔子大約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這種看法的學者。他認為人性無非食色，若天下歸公，而不是歸家，就不會有謀私之事。無論兩派觀點孰是孰非，在可見的未來，公權必定存在，私有制和家庭必定存在，謀私利的欲望也就普遍存在。所以，腐敗與老鼠一樣幾乎無法被消滅。如果腐敗的原因“幾乎是”永恒的，為什么還要“反腐敗”?

根除腐敗固然不可能，但把腐敗程度控制在社會能接受的范圍里(即法律許可的范圍里)并不難。消滅老鼠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把老鼠排擠出人們的日常生活卻相當容易。由于腐敗的嚴重危害，每個社會都限制腐敗，實現以公權謀私利其實有相當難度。世界上所有時期都存在一些極為廉潔的政府，小國有，大國也有。在世界上，廉潔的政府并不鮮見。廉潔的政府往往是強有力的政府，其治下的民族或國家也必然是繁榮昌盛的。

從根源上看，控制腐敗無非就是限制政府官員以公權謀私利。腐敗僅僅由掌握公權的人及其謀私利之欲望兩個簡單因素構成，控制腐敗也很簡單。控制腐敗有三類手段，也只可能有三類手段。

(1)限制官員掌握的公權力。

(2)降低官員謀私利的欲望。

(3)減少公權與私利結合的現實機會。

茲分述如下。

(1)所謂“限制官員掌握的公權力”，指的主要是分權制衡，讓每個官員手中的權力都具有相對性，不容許絕對權力的存在。如果一個政府部門的職能分做人、財、物、事四種權力，那么管人的不能管事，管財的不能管人，管物的不能管事，管事的不能管財，必須各司其職。如果事務主管獲得了脅迫其他部門主管的權力，就擁有了絕對權力，就是專制；腐敗也就只在這官員的一念之間了。所以，“限制官員掌握的公權力”指的是分權制衡。

為什么說分權制衡，而不說“減少”公權?公權本身就是為管理社會而設的。公權多或少、大或小，都為腐敗提供機會。公權本身不是問題，掌握公權的“人”，也就是政府官員，才是腐敗之源。在現代社會里，需要政府管理的事情越來越多，公權覆蓋面越來越寬是不可避免的。但制衡每個官員手中的權力不僅依然可能，而且是必須的。北歐國家的政府權力不斷擴大，在社會和經濟事務里日益起決定性作用，但同時，嚴密的分權制衡也使北歐國家的政府成為世界上最廉潔的政府。香港政府一直是世界上最少干預經濟生活的政府，卻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十年里經歷了從極其腐敗到非常廉潔的巨大轉變。與此同時，香港政府的規模，也就是公務員的數量，也在迅速擴張。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控制程度大幅降低，但腐敗現象卻大幅增加。為什么呢?在發達國家分權制衡越來越嚴密成熟之際，我國的公權力卻出現了快速的“封建化”趨勢，一個書記一支筆，就成了一個小王國。有人擔心分權制衡導致低效率，其實不然。制度化和法律化了的分權制衡是高效率的保障。效率的死敵是專制者的一言堂，高浪費或者無休止的民主討論，議而不決。

就我國當前的情形而言，完善分權制衡主要指下面的五件事。第一，確立獨立的反貪機構，用于偵察所有政府機構的腐敗。第二，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用于判斷政府行政是否違法。第三，確立獨立的審計系統，用于判斷政府是否濫用公權。第四，建立獨立的官員人事評敘體系，從而保障執法機構嚴謹地依法辦事。第五，制定區分人、財、物、事管理的法規，從而使各類官員權責清晰、透明。

(2)所謂“降低官員謀私利的欲望”，指的是要求官員擁有高于普通百姓的道德水準，即“大公無私”、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民本主義道德。古今中外，選拔高層政府官員的基本標準之一就是高于普通民眾的無私品德。官員永遠是極少數人，要求少數“精英”無私奉獻當然是可能的。傳統中國“以德治國”，講究官員修身自省，政體延續了兩千多年，遙遙領先于世上任何政體的壽命。今天頗有些人認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應當把官員視為普通百姓，理解寬容其“凡人”的欲望。然而，官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掌握百姓命運的極少數人，人民有充足的理由期望政府官員廉潔奉公，特別是領導公務員隊伍的政務官。若非如此，他們憑什

么掌握管理人民的巨大權力?所以，官員的法權低于普通民眾，所以法律不給“公眾人物”以普通百姓那樣的隱私權；所以，香港的廉政公署可以對官員實行有罪推斷，甚至定下“財產來源不明罪”；所以，從古至今，政府對官員的道德要求都高于一般百姓。

要做官就必須有奉獻精神，就必須放棄隱私權，就要允許別人評頭論足。人們信任共產黨執政，因為共產黨人聲稱自己是大公無私的，吃的是草，貢獻的是奶。“黨員”曾經是崇高的代名詞，“像個黨員”曾經是對人格很高的評價。所以，那時的共產黨盡管犯了不少重大錯誤，依然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把官員視同普通百姓，就有了所謂“高薪養廉”的無聊說法。多高的薪水能與腐敗的收益相比？物欲有限度嗎 ？

高薪與高素質的人才相關，與政府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相關，卻與政府官員是否廉潔沒什么關系。北歐和英國一直都對官員實行低薪制度。在新加坡的反貪運動期間，降低公務員薪水是反貪手段之一，目的是驅逐為謀私利而做官的人，提拔有奉獻精神的官員。當然，反貪并非政府恒定的最重要事務，高質量的管理工作是政府的主要目標，所以政府要吸收高素質人才，社會也同意為此支付與其教育、經驗、和工作質量相當的高薪。高質量的人才未必不腐敗，也未必大公無私，腐敗起來胃口更大。所以，對高質量的政府官員依然要提出高于一般公眾的道德要求。李光耀曾經自豪地聲稱，他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總理，卻也是世界上唯一僅靠薪水生活的總理。

降低官員謀私利的欲望，要求我國執政黨復興民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要求嚴肅黨風黨紀，減少黨員人數，提高入黨的門檻，把黨鍛造成精英黨。同時開放媒體管制，給予人民大眾監督政府和官員的完全自主權利。

(3)所謂“減少公權與私利結合的機會”，指的是以嚴密的法規堵塞官員以權謀私的通道，用嚴厲的懲罰警示后來者。有的國家規定，官員不得接受同自己權力相關的企業家的宴請，不得在本政府部門以外接受或報銷差旅費。還有的國家要求警察必須寫日志，除家務之外的公私事情必須分小時詳細記載，供人事部門定期查閱，隱瞞或撒謊要受嚴厲懲罰。還有的國家規定，每個官員每年至少被跟蹤偵察一天，檢查是否有違規或不道德行為。多數發達國家對官員收受禮品的價值上線有明確規定，并對公眾舉報官員腐敗設立獎勵措施。新加坡的CPIB，香港的ICAC都是專門從事偵察官員腐敗的獨立機構。美國的FBI雖然不是專門的反腐敗機構，卻也相當獨立，還擁有奇特的誘導官員犯罪權。世界上有無數措施可以“減少公權與私利結合的機會”，大多為各國學界和政府研究部門所知。不做有關規定的國家極少，出于無知而未做規定的國家更少。有意避免制定有效規定的國家不少，做了規定卻故意不制定嚴厲懲罰措施者最多。

對以權謀私的“懲罰措施”一般指的是驅逐出政府機構，永不錄用。有人會認為這“太過嚴厲”。人民公仆利用職權偷人民的錢或許不算什么，但讓人民對政府喪失信心就不是小事了，這是國家民族敗亡的主因。況且，驅逐出政府并非酷刑，只不過使之回歸百姓的生活而已。還有人認為，規矩太嚴格，從此無人敢為官。其實，世界上缺什么也不缺政府官員。想無私奉獻卻報國無門者多矣，在中國尤其多。官府代表榮譽和地位，經常“人滿為患”，不要工資都難進，怎會缺人?低素質、但廉潔奉公的官員，比高素質、卻貪污腐敗的官員強得多。概言之，治理腐敗的政策手段有無數，但萬變不離其宗，都可以歸入上述三類。分權制衡約束公權，是外在的結構性措施，旨在預防。高于一般百姓的道德水準削弱官員的私欲，是內在的修養措施，旨在官員的自我約束。嚴密的法規切斷公權和私欲的聯系，是對結果的懲罰措施，亦在警示后來者。

腐敗不難治理，大國、小國、窮國、富國都有在一夕之間控制住腐敗的范例。正因為控制腐敗與控制老鼠一樣容易，在多數國家的多數時間里，腐敗并不是公眾最關心的問題，也不構成重大政治問題。

三.政治體制與腐敗

既然治理腐敗并不難，為什么一個政府會容忍腐敗肆行無忌，拒絕采行有效的反腐政策?為什么清官總是變貪官，使貪官生生不息?為什么在一些國家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政策，在另一些國家卻效果不彰?為什么反貪系統在香港和新加坡都能起關鍵性作用，但在我們這里卻成了腐敗的一個新來源?顯然，個人的力量難敵制度的力量。反貪政策的制訂及效果決定于政治體制。

上文提到，反貪的政策手段只有三類：(1)限制官員掌握的公權力;(2)降低官員謀私利的欲望;(3)減少公權與私利結合的現實機會。

政治體制與三類反貪政策手段的關系非常密切。反貪政策及其有效性決定于政體，取決于政體里法治成分的高低。

法治政體決定反貪政策及其效果

在市場經濟時代，當謀私利成了“理性”，官場的傳統綱維岌岌可危，分權制衡也就成了控制腐敗的最根本、最有效手段。“權力導致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導致腐化”。

分權制衡是法治政體的核心原則及基本特征。法律不能自行，法相對于政府的權威是靠官員之間的制衡來支撐的。制衡首在分權，主要是司法和執法系統的獨立;其次是分立的權力機關要有一定程度的功能重迭，使其相互掣肘。司法和執法系統是相對中立的機構，它們的產生和運作不依賴執政者的意志和社會集團的利益。作為獨立的權力機構，司法和執法系統的生命在于忠實法律。分權制衡的政治體制拒絕任何官員或政府部門擁有絕對權力，從而使法律擁有至上權威。

在市場經濟時代，缺少分權制衡的政體必然使反腐敗的法規形同虛設，反腐敗法規反而會成為政府缺少誠信的證據。同樣是反貪局，在集權的政體下不可能成為獨立機構，于是反貪局就有成為幫貪局或貪污局的明顯機會。

法治政體與官場道德是什么關系?民本主義是官場道德的核心，講究“兩袖清風”地“為人民服務”。道德要求是所有政體都擁有的特征，但缺少分權制衡的政體比其他政體更依賴道德要求來維持廉潔。例如中國的傳統政體，以德治國，非常倚重官員的道德修養，也就是依賴官員的自律。在非市場型的經濟體系里(比如計劃經濟、自然經濟、“道德經濟”)，私利遠不如在市場體系里那么重要，以德治國的政體當然是可能的。在傳統中國，以德治國幾乎是必然的，因為傳統中國不僅以自然經濟為基礎，而且階級劃分不明顯，階級斗爭不激烈、不重要。我國學者經常指傳統中國政體是“外儒內法”，其實是外法內儒，儒家之道德精神乃是支撐我國傳統政體兩千余年不墮的根本。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官員的共產主義道德是共產黨廉潔執政的根本。

道德是法的來源，彈性卻比明確的法律大得多。道德標準的彈性導致官員的行為準則相當模糊，彈性極大。在德治政體里，一旦官場的道德綱維崩潰了，就會出現自上而下的賄賂公行，鬻爵賣官，剝民剖地。

無論如何，民本主義的我國，要求官員必須擁有高于一般民眾的道德水準。這是中國官場的綱常。

在市場條件下，對官員較高的道德要求必須法律化，要以法治為根基。今天，較高于公眾道德的官場綱維，體現為對官員的法律歧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官員不在“人人”之列，官員的法權低于一般人民。官員的層級越高，法權就越少。在市場條件下，怎樣才能實現這種法律化了的道德要求呢?只有法治政體才可能。有了分權制衡的法治政體，官場的道德綱維才有根基。道德與法律和執法脫節，那就不僅沒有效果，而且極可能成為謀私的外衣，使人民加倍感到官場缺少廉恥。

減少公權與私利結合的機會，指的不過是一些懲治腐敗的法規，以及這些法規的有效實施。法和執法也是所有政體都具有的特征。然而，在人治型的政體里，有了相關的法規卻經常不能有效實施。沒有分權制衡的體制，法規就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效。法規的有效性取

決于分權制衡，特別取決于司法機構和執法機構的獨立性。不受外部輿論和其他權力機構干擾的機械性執法是執法必嚴的關鍵。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時代，法治政體不僅直接控制腐敗，保障官場的綱維，還是減少公權與私利結合機會的根本保障，是各種嚴厲法規的保障。當法規不能得到執行，當懲罰條例的適用對象因人而異，制定這些法規就毫無意義。有法不依比無法可依還要糟糕，是為最惡劣的違法行為敞開大門。

因此，反腐敗政策與政治體制密切相關。更準確地說，反腐政策與政體里的分權制衡制度相關，也就是與法治成份相關。法治程度越低，反腐政策的空間越小，政策的有效性越低，腐敗的程度就越高。法治程度越高，反腐政策的空間越大，有效性也越高，腐敗程度就越低。

第二篇：反腐政策

反腐政策

有關材料：

把權力關進籠子：對于這種情況，習近平決定一掃“治標不治本”的反腐態勢，如他所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老虎、蒼蠅一起打：“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習近平反腐語錄：

1.搞山頭主義必出事---黨內絕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絕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絕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有的案件一查處就是一串人，拔出蘿卜帶出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系。

2.黨內不能搞圈子文化-----有的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關系、找門路，分析某某是誰的人，某某是誰提拔的，該跟誰搞關系、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誰的大腿。有的領導干部喜歡當家長式的人物，希望別人唯命是從，認為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就是好干部，而對別人、對群眾不聞不問，弄得黨內生活很不正常。

3.上下級不是幫派關系-----鄧小平同志早就說過：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能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的服從、盡忠。不應當把上下級的關系搞成毛澤東同志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系，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系或者幫派關系。

4.黨內不能搞利益集團----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不允許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進行利益交換。

學界對習近平反腐的看法

一、圍觀反腐很帶勁

一是認為，反腐沒有退路，否則亡黨亡國。隨著***被立案審查，“中國的反腐決戰已經逼近”。上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的腐敗程度加重，最近在透明國際的排名中，連續兩年排名80位，形勢嚴峻。二是認為，反腐成為切入點，為全面深化改革鳴炮開道。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面臨著諸多難題和困難，扯也扯不動，扒也扒不開，就是因為***等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形成了阻礙全面深化改革的邪惡勢力。

三是認為，反腐是一場黨內政治斗爭，目的是為了通過打擊政治對手，加強習近平的個人威望。境外媒體尤其喜歡這個調調。

四是認為，反腐開始超越運動形式，傾向法治反腐。

二、腐敗何以如此嚴重？

一是認為，中國改革創造了大量權力尋租的空間。這類觀點以經濟學界的人居多，如吳敬璉、林毅夫等。認為貪腐橫行只能用現行體制為權力尋租活動提供了大量機會來解釋。提出只要權力能夠“駕馭”市場和干預市場，存在廣大的尋租環境，就一定會有腐敗猖獗的后果。他們認為，中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建立的新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半市場、半統制”經濟。“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手段不斷強化，統制經濟因素的不斷增加，使尋租活動基礎擴大，使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林毅夫認為當前腐敗主要是由于國有企業存在著大量的“保護補貼”，從而造成了“尋租空間”，成為中國收入差距拉大、腐敗增多的原因。

二是認為，腐敗主要是“一把手”在專權體制下出現的權力濫用和腐敗。何增科認為，“一把手”現象本身是和“一把手”專權體制聯系在一起。我國現在的政治運行機制，是政治承包制和壓力型體制，不斷有任務下壓。在這樣的政治運行機制中，對于“一把手”自上而下的授權是無限的，責任是無邊的，什么事都是“一把手”負總責，既然他負總責，就要掌全權。“一把手”對于下屬有生殺予奪的權利，下屬職業發展、職業安全完全由“一把手”掌控，如此官威，哪個下屬敢讓一把手依法行政？

三是認為，中國腐敗根源于中國制度設計中人性假設的錯誤。中國當前的腐敗就源于中國文化缺乏“幽暗意識”，把制度設計建立在不靠譜的人性假設之上，即希望掌權者自我約束，透過道德的培養以一個完美的人格與凈化權力。

三、根治藥方何處覓？

知識界最愛出主意，面對反腐，大家紛紛支招。

（一）構建制度體系

首先是改革黨內權力機構，有人建議將現行黨委“議行合一”的權力分為：決策機關——黨委會，執行機關——執委會，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形成監督權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的——監委會，這樣就能在黨內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

其次是進行干部制度綜合改革，尤其是要建立科學合理的選人用人制度和職業政治家和職業文官分管制度。綜合考慮建立職業政治家任期限制、職務待遇，離職后的就業限制和保障等。依法劃分不同領導干部職責的權限，避免職責同步。

再次是實現政策過程民主，減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權。重大事項黨委決策要依據決策程序條例。加強對重大決策的事先約束。有些政策制定時，可以由第三方提出政策備選方案，請相對獨的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后黨委再進行決策。最后是建立公共信息公開和領導干部家庭財產等個人重大事項公開制度，真公開、大公開。遵循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原則，加快推進黨政領導干部家庭財產申報的立法工作。

（二）實現依法治國

有的人建議，要解決選擇性執法，關鍵是“要推進中立的司法體制的建設，以中立地位保障審判獨立。要從憲法上明確黨權范圍，形成黨權清單，同時用憲法法律規范黨權行使主體和運用程序；改革人大代表選舉制度，提升直選層級，適當引進競爭機制；建立行之有效的合憲性審查制度，即我國憲法所規定的憲法監督制度，設立合憲性審查或憲法監督專門機關；改善黨對司法的領導，在承認司法必須中立的前提下，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審判權、檢察權的獨立行使。”還有人建議，在沒有實現司法獨立的情況下，推進反腐法制化，可以“盡快廢除‘雙規’‘雙定’等強制剝奪個人基本權利的非法訊問過程，回歸正常的司法偵查與訊問程序。”

還有人認為，在治本問題上只提法治反腐是不夠的，社會還存在腐敗的風氣和滋生腐敗的文化土壤。

（三）徹底市場化，壓縮“權力尋租”的市場空間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首先要減少行政許可，制止任意設置行政許可。凡是通過市場機制能夠解決的問題，應當由市場機制去解決；通過市場機制難以解決，而通過規范、公正的中介機制能夠解決的問題，應當由中介機構自律去解決；市場機制、中介機構自律解決不了的，即使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問題，也要首先考慮通過事后監督去解決。政府職能的定位邏輯要從“先政府、后社會、再市場”扭轉到“先市場、后社會、再政府”。

其次是要取消各類保護補貼，擠壓“權力尋租”的空間重點是要取消當年為了讓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國企生存而給予的金融補貼以及資源產品的各類變相補貼，打破像電信、交通、銀行等一些服務業的壟斷。

（四）推動中國走“憲政”

有人分析，當前中國大力反腐，大批官員開始淪為事實上的弱者，陷入普遍的恐懼無法自拔。社會真正形成了追求“憲政”的共識，當前的反腐行動提供了最好的支點。當下中國最可能的就是把強勢反腐引導到清理惡政的軌道上，推動“憲政轉型”。為此，要推動“特赦劃斷”，對待貪污腐敗的官員有選擇地特赦劃斷。對破壞法治、侵犯人權、罪行昭彰的貪官不予特赦，而是依據現行憲法和法律，該怎么清算就怎么清算。對一般貪腐官員，則可以考慮特赦劃斷，給他們一條出路，讓他們交出非法所得之后，能夠軟著陸，回歸社會，不再普遍恐懼，這樣就能使中國與未來的法治時代接軌。

四、未來反腐走向何方？

對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持續高壓反腐究竟能持續多久？反腐的前景是什么樣？會達到一個什么樣的效果？媒體和學者們主要觀點有以下幾類：

（一）認為中國的反腐必將繼續深化，未來會由權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中共一定要努力闖過這道歷史門檻，改變腐敗的政治生態。如果現在的腐敗政治生態得不到改變的話，中國就有可能出現三種惡劣的情形：一是政權逐漸演變成右派專制統治，即經濟寡頭順利地轉型成為政治寡頭。二是政權逐漸演變成民粹主義，即政權失去基本的合法性，老百姓起來造反，再次出現革命性的政權。三是政權演變成右派民粹主義，即寡頭政治和社會力量結合起來，類似于今天的烏克蘭的情形，一個寡頭，一個政黨，各政黨鼓動自己的支持力量，互相惡斗。

（二）認為當前反腐主要是通過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為治本贏得了時間，很多反腐措施實際上在治標的同時也在強化治本，因此，展望未來，反腐問題上須常抓不懈，警鐘長鳴，嚴懲貪腐，有腐必懲，有貪必訴才會贏得最終的勝利。

（三）認為反腐敗會削弱從政吸引力，最終會不了了之。有人尤其是國外媒體認為，中國反腐削弱了從政的吸引力。表現為不僅去年入黨的人數在下降，并且報考公務員的人數也大幅下降。認為以前年輕人想進政府部門，主要是因為這些工作讓他們有機會受賄。因為即使是高層官員工資也相當微薄，但手中卻掌握著大權，不久之前，政府工作還能提供很好的福利，但現在“反腐敗和政府部門厲行節約的運動降低了人們的興趣”。

（四）認為中國反腐運動前景難測。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企業和政府部門卷入到反腐漩渦之中，雖然人們可以確信底線仍是存在的，但對腐敗懷疑的矛頭不僅指向之前的領導層，也指向現在的領導層。那么這一切將在何處停止？想必習近平在某個階段將不得不叫停。否則，這也許會像18世紀的法國那樣帶來不堪設想的后果：革命最終吞噬了自己。

五、如何看待當前媒體和學界對中國反腐的研究

（一）從當前國內外學者和一些媒體對我國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的思考和研究來看，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首先就是角度太較單一，試圖一招鮮。學者大都只是從自己的專業出發來分析反腐敗問題，并且往往不乏夸大致辭，極力想用“一招鮮”就徹底根治腐敗問題，缺少對中國歷史、文化、政治生態、制度建設等的全面考察和再此基礎上的意見建議。

其次就是對我國當前反腐行動的態度，境內境外兩重天。不少媒體往往從權力斗爭、政治運動、人身依附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的反腐行動，明顯脫離不了西方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和對我們黨和國家的思想偏見。也有人以落馬干部來極力渲染干部隊伍的腐敗程度，引導社會輿論對當前制度的產生懷疑和否定情緒。

（二）高壓反腐新常態

十八大以來，中央大力查處貪污腐敗干部，力度和數量都是空前的，持續時間之久也是出人意外。全面深化改革、堅決反對腐敗、堅決轉變作風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的新常態。

（三）以法治腐是趨勢

用法律的形式把已經取得的反腐經驗和制度法制化，用法制規范黨和政府反腐行為、落實和規范社會各界參與反腐的權利，用法制鞏固已經取得的反腐成果，這樣才能最終形成全社會反腐的法治意識，培養反腐防腐的社會文化土壤，形成反腐防腐的長效機制。

（四）關鍵中央有定力

盡管眾說紛紜，但反腐要達到最終的效果，關鍵是中央要有定力，按照既定部署堅定不移推進，不為干擾所惑，不為讒謗所懼，搖擺猶豫都最終導致功虧一簣，最終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

來論：《論述摘編》是反腐倡廉“指南針（摘選）

“亡黨亡國”認識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源動力。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總書記指出，“腐敗是社會毒瘤。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 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下最大氣力解決好消極腐敗問題，確保黨始終同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

“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核心。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反腐敗斗爭沒有終點。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總書記指出，“當前腐敗現象多發，滋生腐敗的土壤存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必須加大懲治腐敗力度，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總書記指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不定指標、上不封頂，凡腐必反，除惡務盡。”

“干部廉潔從政”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保證。路線方針政策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總書記高度重視干部自身思想道德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中起的重要作用，始終把教育引導干部廉潔從政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習近平談鐵腕反腐：不是沒有掂量過，但認準了人民的期待

◎第一句話講了執政理念：“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

“我的執政理念，概括起來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馬年正月初八，黑海之濱的索契，習近平用質樸的話語，回答俄羅斯電視臺記者的提問。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對祖國、對人民的深情告白。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第二句話講了執政方略：“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更加完整、總體思路日漸清晰

“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執政兩周年之際，習近平總

◎第三句講到了執政風格：“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抓下去，善始善終、善做善成，防止虎頭蛇尾” 書記用“四個全面”，勾勒出了一幅治國理政方略圖。向固化的利益藩籬宣戰，對黨內盤根錯節的問題進行梳理。自我批判、自我開刀、自我革命，由此帶來的壓力、風險和挑戰，只有勇敢者才能頂得住、扛得動。

“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總書記連說了3個?一定能實現?，當他最后說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時，語氣平和，但充滿自信，話音一落現場就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在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這是引用頻率

◎第四句話講了執政成效：“我們人民共和國的航船正在破浪前進，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反腐敗，反四風。黨的十八大以來，幾十名省部級以上腐敗分子被查處，約10萬人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受到處理，700多起典型案件被通報曝光……兌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打虎無禁區、拍蠅無死角”的承諾。網友采納

【正.國.級】1位

Zhou.永.康：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

【副.國.級】2位

Xu.才.厚：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 su.榮：原全國政協副主席

【正部（省）級】7位 蔣.潔.敏：原國資委主任

李.東.升：原公安部副部長（正部長級）李.崇.禧：原四川省政協主席 申.維.辰：原中國科協黨組書記 白.恩.培：原云南省委書記

何.家.成：原國家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正部長級）秦.玉.海：原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正部長級）

【副部（省）級】43位（略）

副部（省）級以下的更多（略）

第三篇：反腐政策解讀

反腐政策解讀

中共十八大提出“腐敗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從兩次重大會議關于反腐政策的措辭來看，中國共產黨汲取了蘇共亡黨亡國的深刻教訓，充分認識到腐敗對執政穩定及權力合法性的嚴峻威脅，將反腐工作提升到關乎黨的執政基礎和國家存亡的高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管理體系”的反腐倡廉改革總方針，明確了今后五到十年的反腐工作發展方向反腐政策導向也由側重教育、防控轉向強化懲處監督、推進制度建設。針對上述變化，本文將對十八以來中國反腐政策進行簡單梳理分析。一、十八大以來中國反腐敗政策基本情況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反腐敗工作十分重視，作為反腐工作的牽頭部門，中央紀委監察部對反腐敗工作開展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從組織機構上講，原黨風廉政建設室與原糾風室合并，成立“黨風政風監督室”；原執法監察室和原績效管理監察室也合二為一，成立新的“執法和效能監督室”；負責案件辦理的紀檢監察室由之前的八個調整為十個。從工作內容上講，《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提出“把不該牽頭或參與的協調工作交還給主要責任部門，集中精力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

總體來看，十八大以來，中國反腐敗政策主要有一下幾個特點：一是加大了腐敗案件的查處力度。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中央紀委監察部加大了腐敗案件查辦督辦力度，2013年僅直接查辦或督辦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案件便有145起，被立案查處的省部級干部達19名，是1987年以來查處省部級領導最多的一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問題24521起，處理30420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7692人。二是轉變監督理念。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于2013年9月2號正式上線發布。與中組部相比，中央紀委首先去神秘化，著力將網站打打造權威發布平臺、宣傳教育平臺、工作展示平臺、互動交流平臺、網絡監督平臺和紀檢監察業務數據庫。三是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制度規定告別假大空，更加注重實際操作性，相繼出臺《八項規定》、《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中國共產黨黨校工作條例》等制度。四是領導帶頭示范。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確提出，抓作風建設，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以良好黨風帶動政風民風。反對特權，不允許有特權黨員、特權干部。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過程中，更是把糾正“四風”列為主要內容，奢侈浪費問題、公款吃喝問題、公務消費問題等等都得到了遏制和規范。

二、當前反腐敗政策轉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中國處于改革的深水區，面臨著利益的再調整與分配，腐敗案件處于高發持續增長的態勢，滋生腐敗的土壤存在，腐敗嚴峻形勢的根源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同時還與懲治腐敗力度不夠、權力監督不足有關。官員的腐敗帶來顯性的問題是經濟損失、政策失效、市場無序等等，隱性問題是敗壞國家形象，威脅執政地位。對政權執政合法性而言有兩個關鍵，即權力來源的合法性與權力運行的合法性。就中國共產黨而言，在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尚存爭議的情況下，維護從權力運行的合法性是唯一途徑，這就倒逼執政黨必須重視權力運行過程中貪污腐敗問題的解決，通過懲治腐敗，贏得民心，樹立威信，穩固持續執政基礎。執政黨還需要以反腐敗為工具，通過打擊高級官員的腐敗，樹立政黨威信，平息斗爭，維護團結，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反腐敗的選擇性和政治性。官員貪腐在歷史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盡管無法根治貪腐，但是對貪腐的“零容忍”的信仰應該牢固樹立。

中共十八大提出“腐敗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從兩次重大會議關于反腐政策的措辭來看，中國共產黨汲取了蘇共亡黨亡國的深刻教訓，充分認識到腐敗對執政穩定及權力合法性的嚴峻威脅，將反腐工作提升到關乎黨的執政基礎和國家存亡的高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管理體系”的反腐倡廉改革總方針，明確了今后五到十年的反腐工作發展方向反腐政策導向也由側重教育、防控轉向強化懲處監督、推進制度建設。針對上述變化，本文將對十八以來中國反腐政策進行簡單梳理分析。

三、當前反腐政策實施的必要性

如果說一個人的腐敗可能是個人品質問題，群體腐敗恐怕就有體制的問題。公款高檔消費、公款出國旅游、公車私用、公款送禮、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等等一些淺表現，在一個階段成為從基層官員到高級領導私相授受的潛規則，成為阻礙國民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剝離民心的離心機。

從維護執政穩固的角度出發，執政黨需要以治標為手段，以治本為目標，肅清官僚全體的貪腐之氣。“老虎”、“蒼蠅”分別代表了大貪官、小貪官，同時也代表了貪腐方面的“大問題”、“小問題。“八項規定”、反“四風”，都是從小處著手，側重小問題的解決，重制度建設，對調研、會議、簡報、出訪等做了詳細的規定；強監督檢查，針對落實情況，中央紀委連續多次通報全國違反八項規定典型案件。最近出臺的懲防體系五年規劃提出“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論什么人，不論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這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設定了紅線，黨的更高一級別干部不再有護身符、免死金牌。中央紀委作表率，帶頭抓“老虎”，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積極響應“抓蒼蠅”，合理肅清貪，從治標做起，重視小問題的查處，短期見效快，更容易贏得民心。

從維護中央權威，確保政令暢通的角度而言，需要依托反腐敗樹立威信和權威。在處理與地方省市、各利益集團關系的問題上，反腐敗是平衡博弈的極佳工具。新一屆黨和政府的領導班子要推動改革事業，要依托稅收改革把住錢袋子，也需要通過反腐敗控制地方黨政領導的前途命運。中央對省部級領導腐敗疾風驟雨式的查處，既是響應群眾呼聲的需要，又是樹立權威，確保政令暢通的需要，可以為破除地方部門利益深化改革掃清障礙。

從實現反腐敗戰略角度而言，需要從戰術戰役層面的轉變。與以往歷屆黨和政府相比較，本屆政府在實現反腐戰略目標的方式和手段上做了轉變。首先，網路平臺拓展了信訪案件舉報受理渠道，有效發揮了社會安全閥的作用，利于及時掌握群眾反映強烈的貪腐問題。網路平臺及時發布腐敗官員的查辦情況，讓謠言止于事實，保障了民眾的知情權，也梳理中央紀委的權威。其次，推進制度建設，加強了制度落實的監督。《八項規定》、《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中國共產黨黨校工作條例》等新近出臺的制度，更加貼近實際，可操作性更強。最后，推進黨的紀檢監察雙重領導體制，強化巡視工作。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為紀委的同級監督提供了保障。

四、當前反腐政策的問題與不足

十八大以來反腐政策的實施，在懲治官員腐敗，祛除奢侈貪腐風氣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也看到，以“八項規定”、反“四風”、“肅貪”為代表的整風反腐動作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具體有以下兩點：

一是整風力度大，利于肅貪，但遠期反腐程度口徑政策不明朗，不利于干部隊伍穩定，影響官員辦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與懲治相配套的激勵手段尚不完善，禁止大吃大喝、公款送禮等舉措雖然有效地規范了政府財政資金的使用，但因為與香港、新加坡等國家相比，中國公務員存在收入水平不高的狀況，尤其是基層公務員收入明顯偏低，激勵政策一旦跟不上，勢必會促進優秀人才的流失，影響著公務員隊伍的團結與穩定。

二是制度建設明顯滯后。近期中央紀委出臺的文件更側重治表，治本性機制制度建設嚴重滯后，以不動產登記、財產公示為代表的釜底抽薪式舉措因各種主客觀原因遲遲無法出臺。因案件查辦實際需要，“重受賄打擊，輕行賄懲處”的法律制度修訂短期難以實現。此外“八項規定”為代表的規范性文件，規范過于籠統，與其配套實施細則尚未出臺，對具體行為界限的細化規定缺乏，隨著“八項規定”政策的落實，操作性不足的弊端日益顯露，政策落實經常產生過猶不及的問題，給日常公務工作的開展帶來極大的不便。

第四篇：2014形勢與政策-反腐

新形勢下我國反腐敗的困難與策略

課程內容：1．如何看當前中國的腐敗現象 2．十八大以來反腐的特點與成就 3．當前反腐敗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4．未來廉政建設之路該怎么走

腐敗是人類社會的毒瘤。它損害民主和法治的根基，扭曲和破壞市場競爭秩序，侵害公民合法權益，降低公民生活質量，甚至為有組織犯罪和恐怖主義提供溫床，威脅社會安全。歷史上，因腐敗而亡國滅族的悲劇一再上演，令人觸目驚心；當今，因腐敗而導致政權更替，引發社會動蕩的事件頻頻發生，值得深思警惕。當前，中國反腐敗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央反腐意志堅決，力度空前，成效顯著，但面臨的困難仍然較多。從歷史和發展的視角，以全球比較的視野冷靜分析當前形勢，認清我國反腐敗的成效、挑戰和困難，會讓我們更加理性和沉著地應對腐敗。

一、如何看當前中國的腐敗現象

信心比黃金還重要，這句話不僅適用于經濟低迷時期，也適用于腐敗易’發多發階段，有助于振奮人心和堅定決心。反腐敗信心的建立來源于對腐敗成因、特點、趨勢等方面信息的全面了解。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比較嚴重，但放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中比較，中國在“危”中卻能見到“機”。

1．人類還沒有找到持久廉潔的“藥方”

腐敗伴隨人類幾千年，盡管各國各地區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領導人可以保證已根絕了腐敗。

2．經濟快速發展期往往是腐敗易發多發期

腐敗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中國目前正處于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階段，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誘發了令人頭疼的腐敗問題。不過與半個世紀前的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成就和腐敗控制效果要好得多。中國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的歷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比較穩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腐敗控制在人們可以容忍的程度。二、十八大以來反腐的特點與成就

最近多家機構發布的民意調查結果表明，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明顯。多數干部群眾認為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與以往相比有好轉，查處違紀違法案件有力度，身邊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有明顯改進或有所改進。1．反腐敗成為國家治理戰略重要內容。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反腐敗列入決策重點，從戰略上予以高度關注，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上打出“組合拳”，注重頂層整體設計和系統規劃反腐敗，扎實推進反腐敗行動。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中央領導集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端正黨風政風。一年多來，中央政治局用行動踐行“減少陪同” “簡化接待” “不安排宴請” “不封路、不清場閉館”“不題詞題字”等莊嚴承諾，用果敢行動開啟了反腐敗的新征程。

2．打“老虎”“蒼蠅”毫不手軟。一年多來，中央對腐敗采取強高壓態勢，懲治腐敗持續揮出重拳。十多個部級領導干部相繼落馬。打擊受賄的同時，也強調對行賄的懲處，法律面前反腐不分國企、私企、外企。人民網等十多家主流網站開設網絡監督專區，鏈接紀檢監察、檢察等舉報網站。

3．糾正不正之風絲毫不松懈。剎歪風是2013年反腐倡廉建設的一大亮色。總書記多次做出批示，堅決杜絕公款浪費。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敗土壤。滋生腐敗的土壤太厚、太多，這是中國反腐面臨的客觀事實。政府行政審批等權力過多集中于少數領導干部手中，增加了監督的難度和腐敗的風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改革進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簡政放權，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權力上做“減法”，大幅壓縮腐敗的空間；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關閉腐敗的資金“閥門”；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腐敗問題；提出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等。制約和監督權力的深層次改革將全面啟動。實行簡政放權減少了權力尋租的空間，司法和反腐敗管理體制等改革則加強了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一松一緊的改革會大幅消除腐敗的土壤，減少腐敗的機會。

6．反腐機構履職能力大幅提升。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帶頭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堅決貫徹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將反腐重點集中在糾正不正之風、查辦腐敗案件和有效預防腐敗“三駕馬車”上，做到“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不管不干預”。

三、當前反腐敗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決定了當前腐敗防控壓力較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只能選擇大力發展生產力，將經濟建設作為很長一個時期的中心工作。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必須得在幾十年時間內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雖然在發展模式和組織方式上不能走西方國家工業化的老路，但必須經歷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階段。中國經濟正處于并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較低，經濟發展水平尚未達到較高水平，社會思想文化道德整體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敗仍然受到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發展建設的制約，短期內會面臨一些難以克服的困難和矛盾。

1．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讓尋租仍有機會。中國政府職能轉變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仍然與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不適應。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和阻力。

2．公職人員隊伍管理相對過于寬松。相對于廉潔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公職人員管理制度寬松，公職人員自由活動的空間較多，受到的管束較少，因此一些違紀違法和違反社會道德的行為不斷被網絡和媒體曝光。

3．社會參與反腐敗的渠道不十分通暢。反腐敗需要社會的積極參與和支持，脫離不了社會整體素質的改善和提高。

4．權力公開質量與社會公眾期盼有相當距離。中國近幾年權力透明公開推進力度很大，已經產生了積極的預防腐敗效果。但公開的質量和程度還不夠，一些地方、部門領導對公開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或因為利益考慮不愿公開。有的單位將財務等作為核心機密，嚴防外人知曉。

5．公職人員激勵和壓力機制不足。要讓公職人員持續不斷為社會和國家奉獻聰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勵，要提供合理的工資、福利、獎勵等保障，1激發工作的熱情；另一方面還要施加壓力，公職人員內部之間、公職人員與非公職人員之間要形成合理的競爭機制。

四、未來廉政建設之路該怎么走

社會保持持續長久的廉潔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防治腐敗，最為根本的方法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盡快解決經濟發展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防治腐敗，除了懲治，還應強調預防，著力減少腐敗動機和機會，提高腐敗的成本，從多方面構建防腐網絡，使人不愿、不能、不用和不敢腐敗。

第一，把預防為主作為非專門反腐敗機構的首要策略。

第二，嚴格管理的同時，適當提高公職人員收人。第三，抓實轉變政府職能，從源頭減少腐敗。

第四，暢通社會參與反腐敗的各種渠道。第五，大力提升權力公開的質量和水平。六，始終堅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的決定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作出的戰略部署，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研究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作出如下決定。

一、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

——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

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

（一）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通過科學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二）完善立法體制。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完善黨對立法工作中重大問題決策的程序。

（三）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加強人大對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健全向下級人大征詢立法意見機制，建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推進立法精細化。

（四）加強重點領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權利，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

三、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創新執法體制，完善執法程序，推進綜合執法，嚴格執法責任，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依法行政體制，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

（二）健全依法決策機制。

（三）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

（四）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依法懲處各類違法行為，加大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執法力度。

（五）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六）全面推進政務公開。

四、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一）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

（二）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

（三）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加強和規范司法解釋和案例指導，統一法律適用標準。

（四）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堅持人民司法為人民，依靠人民推進公正司法，通過公正司法維護人民權益。

（五）加強人權司法保障。

（六）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

五、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一）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

（二）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三）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

（四）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引導和支持人們理性表達訴求、依法維護權益，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六、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隊伍思想政治素質、業務工作能力、職業道德水準，著力建設一支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會主義法治工作隊伍，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強有力的組織和人才保障。

（一）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

（二）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

（三）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

七、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證。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

（一）堅持依法執政。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

（二）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

（三）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四）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

（五）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依法治軍的核心和根本要求。緊

（六）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

（七）加強涉外法律工作。

中國制造2025是升級版的中國制造，即中國版工業4.0，該項戰略若能夠成功落地，將能夠重塑制造行業競爭新優勢，因此它也是推動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升級的主戰場。但是，德國提出來的“工業4.0”和中國制造2025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德國現在正在從3.0向4.0發展，及自動化向網絡信息化邁進，而中國的制造業還在工業2.0~3.0之間。中國的絕大部分企業都需要補上2.0到3.0這一課，即從電氣化到自動化。

一場掘金“工業4.0”新浪潮于2015年開啟。以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主要是通過充分利用信息通訊技術和網絡空間虛擬系統—信息物理系統相結合的手段，將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工業4.0”項目主要分為三大主題：一是“智能工廠”，重點研究智能化生產系統及過程，以及網絡化分布式生產設施的實現。二是“智能生產”，涉及整個企業的生產物流管理、人機互動以及3D技術在工業生產過程中的應用等。第三是“智能物流”，即通過互聯網和物聯網，整合物流資源，發揮現有物流資源供應方的效率。歸根結底，工業4.0就是一個通過人、設備、產品的實時聯通與有效溝通，最終實現生產者和消費者直連狀態。

目前，“工業4.0”正在中國的各個行業掀起新一輪熱潮，舉例如中國的汽車“智造”行業就面臨一場硬仗。之所以稱之為硬仗，主要是根據德國學術界和產業界的定義而言。18世紀引入機械制造設備定義為工業1.0，20世紀初的電氣化為工業2.0，20世紀70年代的生產工藝自動化為工業3.0，智能制造為主導的是工業4.0。而當下的中國的汽車制造業還在工業2.0~3.0之間徘徊，就直接走向4.0，這就需要我們跨越式的發展，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工業4.0本質上是一場生產模式的變革，從自動化到智能化，跳不出的三個要素就是人、設備和產品。而從我國制造業的現狀來看，“人”是中國走向工業4.0面臨的最大障礙：一方面是，長期處在2.0工業思維之下的技術工程師和管理人員，技術與思維亟需模式相對滯后；另外一方面是，中國缺乏精神傳承，沒有幾代人的努力，德國與日本的工業化也不可能領先。

凡事都有利弊，正如“互聯網+”是大勢所趨一樣。但是，我們在面對市場狂熱、各種不冷靜之時，必須冷靜下來，思考“工業4.0”真相，尋找真金。

我們不難發現，中國2015年“兩會”前后密集發布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都緊緊相扣，如“自貿區”掛鉤“一帶一路”，“亞投行”輔助“亞洲經濟一體化”等，“中國制造2025”更是與“互聯網+”相輔相成。國務院常務會強調，“中國制造2025”要順應“互聯網+”的發展趨勢，以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為主線。

從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

“中國制造2025”的兩個制造也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了預期，強化工業基礎能力，提高工藝水平和產品質量，推進智能制造、綠色制造，這也是工業革命4.0的要求。

實際上，前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是以環境換取經濟利潤，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資源消耗，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矛盾也不斷產生。我國從大躍進時期開始以工業發展為主，對空氣、土地、水資源造成了極大的污染，在進入新常態經濟后，領導人也提出不再追求數量而是要質量的觀點。

工業4.0可謂是全新的綠色工業革命，在工業生產過程中不僅要提高資源使用、生產率，還要讓經濟增長與不可再生資源要素全面脫鉤，采用更清潔的能源，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使用比重，促進化石能源的使用。這也要求我們未來的發展必須要將生產要素升級換代，要在技術、制度、組織和物質資本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在此背景下，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力量，我們不能再是制造者而應該是創造者，通過自己的努力自主研發、設計、投產，覆蓋整體供應鏈的上、中、下游，創造出“綠色”生產設備、創造出“綠色”的產品、創造出“綠色”的生產力，勞動力也將告別廉價而且會有更為舒適的環境。

隨著自身綜合實力的增強，中國也迫切需要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研發中心”，成為工業4.0的主導力量以加速“中國制造2025”。未來，我希望在那些產品的表現上，看到的不僅僅是“Made in China”，還有“Created in China”。

接下來的挑戰還有很多，最大的問題時我們又雄心勃勃提出口號，但是我們當前的技術水平是否能夠推動、加速工業4.0的進程？在對預期熱血澎湃之時，這個問題值得思考。此外，對于某些企業某些人還會存在改革開放時的一個落后觀點——“都用機器生產那么大家都會失業，因此這種發展不是好事”，如果這種觀點不變，發展也將受到制約。

第五篇：形式與政策 反腐

針對中國反腐敗現狀與思考

摘要

安逸的時代帶來了過度的奢侈，腐敗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從未斷絕。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腐敗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盡管國家對于腐敗的打擊力度隨之加大，但是反腐之路仍充滿了困難和挑戰。如何提升治理能力，把反腐制度落到實處，讓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將腐敗控制在人民群眾可容忍的程度以內等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人民群眾又如何在反腐斗爭中發揮最大的主體作用也備受關注。

關鍵詞

腐敗反腐制度人民群眾主體作用

一、反腐背景分析

當前，中國反腐敗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中央反腐意志堅決，力度空前，成效顯著，但面臨的困難仍然較多。從歷史和發展的視角，以全球比較的視野冷靜分析當前形勢，能夠進一步認清我國反腐敗的成效、挑戰和困難，會讓我們更加理性和沉著地應對腐敗。

1、腐敗是一個世界難題

腐敗伴隨幾千年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進程，盡管各國各地區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領導人可以保證已根絕了腐敗。腐敗存在于所有國家和地區，即便在國際機構和一些被公認為比較廉潔的國家，每年仍不斷發生腐敗丑聞，這些國家和國際機構的專家學者均承認查出的腐敗僅是冰山一角，對腐敗絲毫不敢掉以輕心、放松懈怠。

2、經濟快速發展期往往是腐敗易發多發期

腐敗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從世界范圍來看，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的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以及北歐國家等，都經歷過腐敗猖獗的時期，在最近幾十年

這些國家才進入相對比較廉潔的時期。20世紀80年代之后，一些國家的腐敗治理才見到明顯成效。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也是如此。而中國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的歷程，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比較穩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的情況下，將腐敗控制在人們可以容忍的程度是十分困難的。二、十八大以來反腐的特點與成就

1、中央領導集體身體力行，率先端正黨風政風

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定調未來五年反腐，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必須全黨動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等重要論述。反腐“大合唱”整齊和諧、鏗鏘有力，黨中央主動落實主體責任，傳遞的信號十分鮮明，讓腐敗分子膽戰心驚。

2．打“老虎”“蒼蠅”毫不手軟

中央對腐敗采取強高壓態勢，懲治腐敗持續揮出重拳。十多個部級領導干部相繼落馬。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良好運行，網絡舉報量平均每天超過800件。伴隨腐敗發現機制不斷健全，查辦腐敗的力量也不斷增強。懲處腐敗機制的重大改革有力保證打“老虎”“蒼蠅”將是一場“持久戰”，而不是“閃電戰”。

3．糾正不正之風絲毫不松懈

總書記多次做出批示，堅決杜絕公款浪費。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敗土壤

滋生腐敗的土壤太厚、太多，這是中國反腐面臨的客觀事實。政府行政審批等權力過多集中于少數領導干部手中，增加了監督的難度和腐敗的風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改革進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簡政放權，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權力上做“減法”，大幅壓縮腐敗的空間；實施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關閉腐敗的資金“閥門”。

5．關閉權力的“籠子”越織越密

《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等彌補了很多漏洞，具體細化的政策規定不斷出臺，如各級黨政機關5年內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樓堂館所、“三公經費”只減不增等都將反腐工作推向了另一個新高度。中央組織部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對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情況進行抽查核實，凡不如實填報或隱瞞不報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備干部名單，加強有效監督，能夠使腐敗問題從源頭上減少。

6．反腐機構履職能力大幅提升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帶頭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堅決貫徹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將反腐重點集中在糾正不正之風、查辦腐敗案件和有效預防腐敗“三駕馬車”上。

三、當前反腐敗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決定了當前腐敗防控壓力較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只能選擇大力發展生產力，將經濟建設作為很長一個時期的工作中心。中國經濟正處于并將長時期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較低，經濟發展水平尚未達到較高水平，社會思想文化道德整體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敗仍然受到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發展建設的制約，短期內會面臨一些難以克服的困難和矛盾。

1.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讓腐敗仍有機會

中國政府職能轉變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仍然與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不適應。預防和懲治腐敗雖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敗防不勝防，反腐敗難度極大，阻力甚多。有的地方和部門仍然保留有經營性企業和經濟實體，向職能部門和機關輸送資，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資不分造成的復雜利益鏈強化了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和阻力。

2.公職人員隊伍管理相對過于寬松

相對于廉潔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公職人員管理制度寬松，公職人員自由活動的空間較多，受到的管束較少，因此一些違紀違法和違反社會道德的行為不斷被網絡和媒體曝光。一些領導干部臺上講一套、臺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為，嚴重削弱黨和政府公信力。私營領域的反腐敗停留在較低水平，存在立案難、取證調查難、成本高的問題。最近幾年，公民大量借助網絡、手機等新媒體揭發腐敗現象，反映出信訪舉報、司法訴訟等正常管道不太通暢，正規渠道不能滿足群眾參與反腐敗的強烈需求。

3.權力公開質量與社會公眾期盼有較大距離

中國近幾年權力透明公開推進力度很大，已經產生了積極的預防腐敗效果。但公開的質量和程度還不夠，一些地方、部門領導對公開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或因為利益考慮不愿公開。有的單位將財務等作為核心機密，嚴防外人知曉。很多國家和地區反腐敗機構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動向社會公開案件調查報告、單位財務等信息，以透明換取社會信任，自身率先實施關鍵領域公開來建立社會反腐敗信心，提升反腐專門機構的公信力。相比較這些國家和地區公開透明的做法，中國的權力公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4.公職人員激勵和壓力機制不足

要讓公職人員持續不斷為社會和國家奉獻聰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勵，要提供合理的工資、福利、獎勵等保障，激發工作的熱情；另一方面還要施加壓力，公職人員內部之間、公職人員與非公職人員之間要形成合理的競爭機制。

四、總結

我們要堅持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指導制度制定，確保其有效性、科學性、準確性。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必須堅持科學的態度和方法。

一是堅持從實際出發，注重解決實際問題。形式在發展，實踐在深入，要仔細聽取人民群眾針對反腐倡廉的新意見、新要求、新期待，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

二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著眼于解決關鍵問題。使用優先的制度建設資源，直接關系到制度的有效性。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

出重點。

三是建立有可操作性的在制度，可執行度高。發揮領導干部的作用，堅決維護制度，嚴格執行制度。

四是要勤學善思，努力從以往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以更好的改正和發展。個人首先樹立好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自覺做到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變，吃苦耐勞，甘于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