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由兩位年輕人辭職引起的薪資制度變革

由兩位年輕人辭職引起的薪資制度變革

一家在同行業居領先地位，注重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高技術產品制造公司，不久前有兩位精明能干的年輕財務管理人員提出辭職，到提供更高薪資的競爭對手公司里任職，其實，這家大公司的財務主管早在數月前就曾要求公司給這兩位年輕人增加工資，因為他們的工作表現十分出色。但人事部門的主管認為，這兩位年輕財務管理人員的工資水平，按同行業平均水平來說，已經是相當高的了，而且這種加薪要求與公司現行建立在職位、年齡和資歷基礎上的薪資制度不符合，因此拒絕了給予加薪。

對這一辭職事件，公司里的人議論紛紛，有的人說，盡管這兩位年輕人所得報酬的絕對量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單他們的表現那么出色，這樣的報酬的確很難令人滿意，也有的人質疑，公司人事部門的主管明顯的反對該項提薪要求，但是否與公司雇傭和保留優秀人才的需要相適應呢？公司是否應當制定出特殊的條例來吸引優秀的人才，或者還是讓那些破壞現行制度的人離開算了？……這些議論引起了公司總經理的注意，他責成人事部門牽頭與生產、銷售、財務等各部門人員組成一個專案小組，就公司薪酬計付方式廣泛征求各部門職工的意見，并提出幾套方案，供下月初舉行的公司常務會討論和決策之用。

思考題：

1、這兩名年輕財務人員屬于哪類特殊群體？他們辭職的真正原因除了薪酬，還有其他 原因嗎？

2、你認為要挽留這樣的員工，該采取怎樣的薪酬支付方式？

3、如果采用加薪的方式留住這兩名員工，你認為應該采取什么辦法解決其他員工因此而產生的不公平感？

第二篇：由兩位年輕人辭職引起的薪資制度變革

? 案例

由兩位年輕人辭職引起的薪資制度變革

一家在同行業居領先地位、注重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高技術軟件開發公司，不久前有兩位精明能干的年輕軟件開發人員提出辭職，到提供更高薪資的競爭對手公司里任職。其實，這家大公司的技術主管早在數月前也曾要求公司給這兩位年輕人增加薪資，因為他們的工作表現十分出色。但人事部門的主管認為，這兩位年輕軟件開發人員的薪資水平，按同行業平均水平來說，已經是相當高的了，而且這種加薪要求與公司現行建立在職位、年齡和資歷基礎上的薪資制度不符合，因此拒絕給予加薪。

對這一辭職事件，公司里的人議論紛紛。有的人說，盡管這兩位年輕人所得報酬的絕對量高于行業平均水平，但他們的表現那么出色，這樣的報酬水準是很難令人滿意的。也有的人質疑，公司人事部門的主管明顯地反對該項提薪要求，但是否與公司雇用和保留優秀人才的需要相適應呢？公司是否應當制定出特殊的條例來吸引優秀的人才，或者還是讓那些破壞現行制度的人離開算了？這些議論引起了公司總經理的注意，他責成人事部門牽頭與技術、生產、銷售、財務等各部門人員組成一個專案小組，就公司酬勞計付方式廣泛征求各部門職工的意見，并提出幾套方案，供下月初舉行的公司常務會討論和決策之用。

作為一個項目經理，如何衡量開發人員的業績并給予物質上的激勵，在決定工作滿意感，激發員工工作動機，增強團隊凝聚力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合理的激勵制度不但能有效地激發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促使員工不遺余力地為團隊目標奮斗，提高項目開發效益，而且能在人力資源競爭日益激烈的知識經濟下吸引和保留住一支高素質，具有競爭力的軟件開發隊伍。激勵制度要有效發揮其激勵作用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建立在公平基礎上。亞當斯認為：公平感是員工是否對獎勵感到滿意的一個中介因素，只有當人們認為獎勵是公平的，才會產生滿意感，激發工作的積極性。激勵與績效掛鉤是公平理論的一條基本原則，好的激勵方案一定是公平的。如何做到讓每一個開發人員感到公平?

首先績效評估體系應該科學合理。

①評估時要建立多層次考核目標，目標的設定應把握SMART原則，即“S”是明確的（Specific），“M”是可衡量的（Measurable），“A”是可操作的(Attainable)，“R”是相關的（Relevant），“T”是有時限的（Time-defined）。摩托羅拉公司在其員工業績考核方面設定的目標不僅包括財政、客戶關系、員工關系以及合作伙伴之間的表現，也包括對員工的領導能力、戰略計劃、客戶關注程度、個人發展、過程管理方法等的考察，考察的目標具有多層次性、明確性、可量化性特征。

②量化評估結果。評估目標的多層次性決定了評估結果的復雜性，如對軟件開發人員的評估可分為編寫程序代碼行數、每千行的出錯率、每千行的編寫時間等評估子目標，這些子目標的評估并不直觀，所以必須有一套完善的量化機制，對各層次目標進行量化分析，最后按輕重加權得該員工的綜合績效。績效評估的結果是給予軟件開發人員何種激勵的依據。對很多開發人員來說，他們所獲得的激勵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還反映公司或開發團隊如何看待他們的貢獻，根據績效確定的報酬，能反映其自身的價值，使其感到公平和滿意。柯帕爾曼哈恩和比爾在對一個大型金融機構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這些把工作實績和報酬相聯系的分支機構在取得有價值的績效方面遠較那些在兩者聯系不夠緊密的分支機構為優。其次，采取靈活的激勵形式。以薪資發放為例，良好的薪資發放形式能增強激勵效果，改善人際關系和維護員工心理健康。目前，薪酬發放形式主要有兩種，公開發放和秘密發放。

公開發放薪酬指薪酬的決策、分配、發放過程透明化，使每個開發人員的報酬情況均可被了解。

(1)優點

A公開發放薪酬，使獎酬與績效之間的關系公開，如果獎勵公正，開發人員的業績能在報酬中體現出來，他們就認為公平，從而產生較強的激勵作用。

B薪酬的透明易于改善組織的人際關系。公開的薪酬使員工與管理層，下級與上級，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關系優化，形成一種信任、坦誠相對的關系，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使團隊全體成員共同努力實現組織目標。C公開發薪有利于先進推動后進，優秀開發人員當眾領取高額報酬對其本身是很好的激勵，同時對非優秀開發人員也是一種促進，D公開發薪可以減少項目經理憑個人主觀代替客觀標準發放薪資的暗箱行為，并能夠及時從開發人員的反饋中得到建議，進而可對下一步薪酬設計進行修正，這樣人事部門就能更有效更公平地作出薪酬決策。

(2)缺點:

A公開發放可能會造成員工主觀上的“不公平感”。人們在認知上常常會高估自己而低估他人，認為自己比別人優秀應該比別人拿更高的薪酬，這樣往往是客觀上的公平卻被人們主觀上認為不公平，從而公開的薪酬使人們的不公平感在比較中產生，這將大大減弱了薪酬的激勵作用。

B公開發薪可能會給員工造成心理壓力。首先，優秀員工在“非正式組織”（梅奧，人群關系論創始人）中將受到抵制，這時他們擔心脫離群體，會自動降低投入，以求得歸屬，同時，優秀員工一旦失去高薪地位心理上又難以接受。其次，對非優秀員工來說，公開薪資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催其奮進的作用，但公開低薪會使員工自卑，這種負強化對員工心理無疑是

消極的，所以，公開發薪無論對優秀或非優秀員工都具有心理上的不良后果。

秘密薪酬模式指薪酬的決策，分配，發放過程均不公開，每個員工的報酬情況不可被了解。

秘密薪酬模式可以避免組織內成員互相攀比，消除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感，最重要的是可以緩解員工的心理壓力，使高薪者不被非正式群體歧視，使低薪者不感到自卑，同時也不會產生高薪者輕視低薪者，低薪者嫉妒高薪者的現象。

當然秘密模式也有缺點，如可能造成員工與員工之間，員工與管理者之間猜忌，造成不信任感，模糊心理和身處局外的感覺，也可能造成管理者憑個人主觀好惡分配報酬的暗箱行為，產生不公平，這樣就弱化了薪酬的激勵作用。

據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知道，公開、秘密發放薪酬的兩種形式，各有其優勢和不足，單純采用某一種模式是不能達到最佳的激勵效果的。一個優秀的項目經理應該將兩種形式結合起來，取長補短，才能讓員工感到滿意，激發員工工作熱情。

兩種模式結合，并不意味著兩種發放形式簡單的折中，項目經理應根據開發人員的工作性質，受教育程度，努力水平，人員素質等條件靈活制定該員工的付酬模式比重。在案例中，如果該公司能夠根據員工素質參差不齊的特點，采取月工資、獎金公開，年終獎金秘密發放的形式，或是發放薪資時不公開某一職員的具體薪金數額，只公布各不同數額的職工人數的薪金平均值，就可以較好的解決問題了。

公平的尺度是制度。一個先進的項目開發團隊應在項目經理管理、開發人員管理和獎懲措施等方面都制定了比較完備的制度，這些制度充分體現著公平原則，只要嚴格落實這些制度，就能滿足團隊成員渴望公平的心理需求，起到公平的激勵作用。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一是某些團隊負責人私心作怪，違背團隊制度，獨斷專行造成的；二是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對項目負責人的決策行為還缺乏有效監督。根除不公平現象，重要的是建立和健全保證決策公平的規章制度。

公平的保證是公開和民主。要在項目開發團隊內部建立一種平等的內部氛圍，使每個普通的開發人員也能夠參與團隊的決策和管理。而這種參與的前提，是把決策的事情公開，在廣泛聽取團隊成員意見的基礎上再進行決策。堅持這一制度就可以保證決策公平，防止暗箱操作、個別人說了算。公開程度提高了，群眾監督加強了，公平就有了可靠的保證。

堅持公平原則，還需要勇氣和魄力。項目管理過程的不公平現象，盡管只局限在項目管理領域，說到底也是一種腐敗現象，而消除腐敗現象肯定會遇到各種阻力和壓力。在涉及團隊某些成員切身利益的一些問題上，必然會得罪人，會遭到他們激烈的反對。這就要求團隊負責人要有敢于同

不正之風作斗爭的勇氣和魄力，以公正無私的良好形象，樹立正氣，打擊歪風邪氣，從而激勵大多數員工的工作熱情。

在項目管理的過程中重視公平的激勵作用，必定會極大地提高整個項目的效益。我們可以從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得出重要的啟示：首先影響激勵效果的不僅有報酬的絕對值，還有報酬的相對值。其次，激勵時應力求公平，使人們基本滿意，盡管有主觀判斷的誤差，也不致造成嚴重的不公平感。再次，在激勵過程中應注意對被激勵者公平心理的引導，使其樹立正確的公平觀，一是要認識到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二是不要盲目攀比，三是不要按酬付勞，按酬付勞是在公平問題上造成惡性循環的主要殺手。這些，都是一個出色的項目管理人員應該具備的。

第三篇：由財政壓力引起的制度變遷

一、引言

如何解釋中國近20年來的經濟改革，解釋一個傳統計劃體制國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這對于現有的經濟學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一方面，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為一些轉軌國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實施中卻不斷遇到許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難。這似乎能夠表明，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存在某種缺陷，對過渡經濟的認識則準備不足。另一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在分析過渡經濟問題時卻顯示了相當的解釋力。新制度經濟學把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理解為一個漸進的制度變遷的過程，并在分析制度變遷過程時強調組織和制度的互動關系。在新興的過渡經濟學領域，新制度經濟學可能會成為主流的研究方法（Clague et al.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 1996）。現有的過渡經濟學或者側重從總體上比較激進和漸進這兩種改革方式的效果，或者具體分析過渡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本文則試圖在已有的各種研究的基礎上，尋找某種可以進一步解釋中國改革進程的分析框架。本文尤其關心的問題是，能否從歷史經驗和經濟理論中找到重大改革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同時，在我們看來，對改革的起因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之后，才能更好地解釋改革之路徑。本文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命題，即財政壓力決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徑。

和許多其它的過渡經濟學文獻一樣，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影響。我們也認為，改革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而改革的最終結果則取決于改革過程中各種組織的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們想更為明確地提出：

1．改革的實質是國家主導型的制度變遷。國家的主導作用未必就是說國家會按照長遠而詳盡的綱領和計劃領導改革，在我們看來，所謂國家的主導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統治之穩定性和連續性的前提下，由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作出的自我調整。從歷史經驗來看，這種調整主要表現在國家逐步放松對市場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動退出都是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理性決策的結果。國家的自我調整意味著對于治國者而言，維持統治的外部條件發生了較為持久而重大的變化。一般而言，影響國家政權穩定的外部條件主要包括：（1）人口壓力。人口的數量變化不僅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績效（Forgel,1994），誘發制度的變遷（諾斯，1981），還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家政權的興衰有著緊密的聯系；（2）外部競爭。在相對開放的條件下，一國的長治久安不僅取決于內部穩定，還取決于和其它國家之間的某種競爭，比如相對其它國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從長期來看，沒有任何一種良好的體制能夠一勞永逸地保證國家的經濟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僵化癥”往往會阻礙經濟增長，甚至可能引發政權危機（奧爾森，1982）。

2．國家與各種組織的博弈決定改革的路徑。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終成功可能取決于國家能否和新興組織達成合作和結盟。在已有的過渡經濟學文獻中，經濟學家們幾乎已經達成一種共識，即，在轉軌時期新興組織的尋利活動是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經濟方面對改革的貢獻之外，新興組織的壯大還能給治國者提供新的義理性支持。當然，這種可能性的實現需要看國家和新興組織之間能否達成穩定的合作，具體地說，這種穩定合作的內容就是新興組織用穩定稅收換取國家提供的產權保護。

3．現有的過渡經濟學文獻主要采用兩種不同的模型。一種是決策模型，即強調國家行為在制度變遷中的主導作用。另一種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變遷的結果是社會各種力量與國家博弈的均衡結果。我們在研究方法上試圖綜合這兩種不同的模型。在我們看來，向市場經濟過渡是一個由決策模型向博弈模型過渡的過程。傳統計劃體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意志的產物，因此適合用決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隨著國家在某些領域的主動退出，給各種社會力量的出現和成長創造了條件。最終，有效的產權制度是這些新興組織與國家長期博弈的結果。

我們感到，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制度變遷時，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較欠缺的就是一個分析國家行為的經濟學模型。我們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對這個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補充和改進：首先，本文假定國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治國者）是在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并進而定義國家（治國者）的目標函數為追求義理性最大化。其次，我們認為，財政預算可能就是國家追求義理性最大化的約束條件。根據我們的上述假設，可以得出一個假說，即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財政壓力是國家推動改革的直接原因。財政壓力猶如一個窗口，我們可以透過它望見人口壓力、外部競爭和制度僵化等影響國家義理性的更為寬廣的背景。我們所謂財政壓力，是指不斷增加的財政支出（或財政需求）和相對不足的財政收入（或財政供給）之間存在持續的緊張狀態。

在閱讀有關文獻的時候，我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對于國家財政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在主流經濟文獻中卻幾乎很少討論。但是，從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對這一問題的先驅性研究中，我們受到了很大啟發。

熊彼特在1918年發表了《稅務國家的危機》一文。他指出，研究財政歷史使得人們能夠“洞悉社會存在和社會變化的規律，洞悉國家命運的推動力量”。熊彼特還有一段特別精彩的議論：“從國家財政入手的這種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會發展的轉折點時，效果尤為顯著，……在社會的轉折時期，現存的形式相繼殞滅，轉變為新的形式。社會的轉折總是包含著原有的財政政策的危機……。”熊彼特認為，財政體制與現代國家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以致于可以把現代國家直接稱為稅務國家。他還指出，財政不僅有助于國家的誕生，還有助于其發展。這不僅是因為支持國家正常運轉的官僚體系就是隨著稅收體制的建立而建立起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國家借助財政可以日益擴大其管轄權，并把其意志逐漸滲透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因此，熊彼特說，“一旦稅收成為事實，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會力量可以握住它，從而改變社會結構。”

希克斯1969年所寫的《經濟史理論》主要談的是，市場經濟的演化自始至終都離不開國家的介入。在向市場經濟緩慢演進的歷史過程中，只有在國家認同并出面確立了市場經濟的兩大基石（即法律和貨幣制度）之后，這種被哈耶克稱為“自發秩序”的擴展過程才可能持續不斷。而且，市場經濟在近代歐洲的形成，同時就是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民族國家借助市場經濟力量才能成型，并要依賴于市場經濟行使統治權，所以國家意識到必須保障市場經濟秩序，同時也加大了對市場經濟的控制。在這段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就是由于財政原因。近代國家起源于16世紀的西歐，這次歷史變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財政壓力，即君主們需要大筆金錢去支付戰爭費用。國家努力克服財政壓力，一方面不斷尋求向新財富征稅，這導致了現代稅收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日常征稅仍然滿足不了非常時期的軍費開支，所以借債就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信用是借債的關鍵。結果，西歐國家尋求借款的努力，促進了資本市場和整個金融體系的成熟。

我們把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概括為一個基本命題，即財政壓力是國家推動改革的直接原因。本文的討論，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說是對熊彼特－希克斯命題的補充和擴展。作為對熊彼特－希克斯命題的進一步解釋，我們想補充說明的是，財政壓力所解釋的是根本性的、在歷史上有著轉折意義的改革。作為對熊彼特－希克斯命題的擴展，我們認為，財政壓力不僅是改革的起因，還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改革的路徑，因此，一個更為完整的命題應該是：財政決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徑。

二、治理國家的政治經濟學

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系統，至少包括三種不同角色的參與者，即治國者、官員和公民。經濟學家在研究政治體系的時候，總是將政治系統中的參與者假定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為者。雖然這種假設多少是為了更為得心應手地應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但同時它又是與源于霍布斯和托克維爾等人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的思想一致的。研究政治決策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公共選擇學說。其中，對公民參與政治決策之規則和過程的研究（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以及對官僚行為的研究（Downs, 1957；Tullock, 1965;Niskanen,1971），都已經相當深入。相比之下，對治國者的研究則較為欠缺。本文試圖對治國者（國家領導人）的行為方式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能進一步充實經濟學文獻對國家的考察。

本文假定，治國者的目標函數是追求義理性的最大化，也就是說，治國者關心的是長治久安，即盡可能持久而穩定地維持政權的統治。馬克斯·韋伯可能是最早討論義理性的學者之一。他在《經濟與社會》中曾給出了一個關于義理性的定義：“社會學所要討論的政治系統的義理性，只能是［符合命令－服從關系的］相應態度存在以及由此引發出與之相符的實際行為二者相關程度的可能性。”（Max Weber，1968）。換言之，義理性是指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命令的可能性。只有符合義理性的執政者，才有可能長期、穩定地治理國家。利普塞特上承馬克斯·韋伯的觀點，指出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穩定程度，取決于其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義理性。有效性是指實際的政績，即完成政府基本功能的效率；義理性的意義是指，“這個制度能否形成并維持這種信念，即現存的政治制度最適合這個社會。”利普塞特說，有效性維持政府的運轉，而義理性則提供價值判斷。在他看來，義理性危機是變革的轉折點。（利普塞特，1993）后來，政治學和社會學對義理性的含義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討論，政治學文獻主要是從以下兩個方面討論義理性的含義：（1）對政府運作的評價（基于效率標準或基于公平標準）；（2）公眾對政權的接受程度（主要是根據公眾參與政治的程度加以測度的）（Weatherford, 1992）。

本文對義理性的討論與上述各種觀點略有不同。我們認為，治國者的義理性歸根到底來自公民和官員對其的擁護。更具體地說，義理性有兩個來源：

1．義理性的獲得來自于公民的普遍支持。韋伯曾經談到，國家在公民中的義理性可能來自三個基礎：（1）領袖人物的感召力；（2）擁有傳統所承認的統治地位；（3）由公民間的理性契約賦予的統治權力。相應地，韋伯將統治分為三種純粹類型，即卡里斯馬型（charismatic）統治，傳統型統治和法理型統治。本文認為，無論是在哪一種統治類型下，治國者如欲贏得公民的義理性都必須使公民普遍相信，在其治理之下，公民將獲得最大的收益或預期收益。公民的個人收益之所以和國家統治有關是因為：首先，國家制定的產權規則實際上為社會提供了激勵機制，從而決定了公民從事尋利性活動的積極性。其次，國家會直接向公民提供各種福利。一般而言，公民個人收益中的第一部分是其在市場經濟中個人決策的結果，而其收益中的福利部分則是其在政治市場上參與集體行動獲得的。由于國家在爭取公民的義理性支持時直接面對的總是參與集體行動的公民，所以國家為了提高義理性，更注意如何滿足公民對提高福利水平的需求。

2．義理性的獲得也來自于官員的支持。正如韋伯所指出的，法理型統治最有利于國家的長治久安，而官僚體系正是法理型統治的基礎。韋伯認為，人類社會處在一個不斷理性化的過程之中。在這個漫長的路途中，官僚體系由于其在技術效率上的優越性，逐漸發展了起來，成為管理日益復雜的社會行政工作的不能不依靠的一支力量。同時，官僚體系在不斷壯大和膨脹起來之后，日益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集團，并在政治領域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實際上，官員們不僅維持著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能左右國家的行政決策。這是因為：（1）一般而言，官員階層在參與選擇和任命治國者的程序中比普通公民有更大的影響力；（2）官員體系的高度專業化使得其地位和作用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替代的，這也增加了官員在與治國者博弈中的討價還價能力；（3）官員在分管不同的部門中，往往與其管理的部門形成利益共同體。實際上，我們可以不太嚴格地假定官員總是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政府的政策最終常常是各個利益集團博弈的均衡結果。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治國者的目標函數中同時也包含著公民和官員的效用，所以近似地講，治國者出于自利追求義理性最大化，同時也是在追求在某種程度上可做為整體利益的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說，治國者和作為一個整體的公民之間，以及和官員階層之間存在著“共容利益”。其二，所謂國家利益并非某種由個體利益加總得到的社會福利函數，而是國家、公民和官員三方相互博弈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和公民，國家和官員，以及公民和官員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利益的沖突，其中公民和官員的利益沖突可能是最直接和突出的。這種利益的不一致使得國家在參加三方博弈時，可以在某個特定時期選擇與不同的對手結成聯盟，以便提高或至少維持其義理性水平。比如說，治國者可以通過打擊腐敗的官員爭取民心，或在公民力量分散因而很難形成集體行動時更注意依靠官員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假定治國者主要通過組織生產一組公共產品獲得義理性。對于這個假定需要做以下幾點說明。第一，我們所說的公共產品，是就其由國家組織生產和分配這一性質而言，與所謂的純粹的公共產品意義有所不同。純粹的公共產品是指在生產和消費方面滿足不可分性、非擁擠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但事實上，國家所提供的產品遠遠超過了純粹公共產品的范圍。第二，國家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包括軍隊（對外防御）、法律和秩序（對內防御）、意識形態、對外部性問題的管制（如環境保護）、宏觀經濟管理、貨幣穩定等等。不過，不同時期和不同體制的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集合并不完全重合，對集合中各種公共產品所給予的權重也并不相同。傳統計劃體制國家的首要目標是實現增長率和充分就業，顯然，這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目標函數就有很大不同。第三，國家之所以可以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獲得義理性，首先是因為公民對公共產品存在需求，其次是因為提供公共產品是官員的職責（治國者負責決策，官員負責生產，因此在治國者和官員之間形成了一種委托－代理關系），所以官員的既得利益也是和公共產品的生產掛鉤的。

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要受到財政預算的約束。據此推論，國家提供的公共產品數量應該以不超過財政收入的負擔為極限。但實際上，公共產品的生產數量卻常常突破這一極限。這是因為治國者經常受到來自公民和官員的雙重壓力，不得不增加公共產品的產量。

首先，從公民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公民希望獲得更多的公共產品數量，但另一方面，由于生產公共產品的成本最終要由公民的納稅支付，所以公民也關心公共產品生產成本的最小化。這里的問題在于，由于公民遠離公共產品的生產決策，所以他們對公共產品數量增加的關心和對稅收水平維持原狀的關心便被割裂開了。換言之，公民一方面要求國家不增加稅收，另一方面卻要求國家不斷增加公共產品的產量。尤其是在民主社會中，個人利益可以通過公共領域表達。民主社會最初的基本信念是公民在公共事務中有平等的權利。但隨著民主的通道打開，人們通過公共領域傳達的要求逐漸擴展到社會福利的各個方面，并演變成一場“爭取應享權利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ntitlements）（丹尼爾·貝爾，中譯本，1989）。收入分配超過了社會生產，這就引起了奧康納所說的“國家的財政危機”，也是皮特斯和羅斯之所以擔心“政府是否會破產”的原因（O’Connor,1973;peters and Rose, 1987）。

其次，從官員的角度來看，隨著官員體系的不斷壯大，其生產公共產品的效率卻在逐漸下降。在外部的監督和激勵機制方面，由于許多公共產品的產量是難以“測量”的，也由于政府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和需求方面都作為壟斷者出現，所以引起治國者和公民監督官員體系的困難，也使政府部門因缺乏競爭壓力而效率低下。進一步地，從內部的監督激勵機制來看，由于官員的薪金和增進效率幾乎毫無關系，所以官員自身缺乏動力追求效率的增進。根據尼斯卡寧的研究，官員追求的目標包括：薪金、職務津貼、在公眾中的聲譽、權力、任免權、機構的產出、輕而易舉地制造變化、輕而易舉地從事行政管理，等等。他還強調指出，除了最后兩項之外，官員追求的其它目標均與預算規模有正相關的關系（Niskanen，1971）。由此可見，官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傾向于提高公共產品的產量，從而獲得更多的預算撥款，而這樣做的結果，常常使公共產品的產量超過了社會最優的需要量。

綜上所述，國家的目標函數是追求義理性的最大化。為了維持和提高義理性，國家需要組織公共產品的生產。由于生產和分配公共產品都涉及到國家的財政預算，實際上，可以看出，財政預算就是國家追求義理性最大化的約束條件。公民出于自身利益更關心稅收水平，亦即財政收入，官員出于自身利益更關心財政撥款，亦即財政支出。因此，在國家追求義理性最大化的約束條件中，包含著治國者、公民和官員之間的博弈關系。

三、財政壓力決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徑

（一）財政壓力決定改革的起因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幾乎所有的重大的社會變革都有著深刻的財政壓力的背景：發生在中國古代宋、明兩朝中期的兩次大變法，均肇始于財政長期虧空的積弊（《宋史》；葉坦，1996；黃仁宇，1990）。17世紀英國經歷了兩次革命（1642年爆發的由奧利佛·克倫威爾領導的內戰以及1688年的光榮革命），也都和君主與議會的財政權力之爭有關（金德爾伯格，1991；Braun,1975）。償債壓力不僅是法國大革命的直接起因，而且在整個18世紀后期，債務危機和由債務危機引起的通貨膨脹始終左右著動蕩的法國政局（Sargent and Velde，1995）。一戰后德國由魏瑪共和國一步步蛻變為專制政體，并最終使希特勒代表的法西斯勢力能夠執政，是與其戰后承擔巨額戰爭賠款而引起國家財政幾乎瀕于破產直接相關的（keynes，1919；）。所有這些史實，似乎都在支持同一個假說，即財政壓力決定改革的起因。

在我們看來，改革是國家主導型的制度變遷，而國家主導改革的初始動機，首先是為了提高或至少維持國家的義理性水平。如果義理性水平可以保持不變，國家的政策大體上也不會變動。但是我們將強調指出，在邊界穩定的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的義理性將逐漸下降。這或可稱為國家義理性投資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1）由于上一節中提到的公民對社會福利的需求剛性，以及官員擴大預算規模的欲望，國家將不得不不斷提高公共產品的產量。這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維持義理性的難度越來越大；（2）在邊界穩定的社會里，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出現越來越多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在生產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起重要影響，其總的趨勢是降低生產效率和國民總收入（奧爾森，1982）；（3）隨著利益集團力量的壯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將會加劇，潛在的競爭者增加，而國家的義理性是與潛在競爭者的數量成反比的；（4）一般而言，由意識形態提供的激勵作用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遞減。

與國家義理性投資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緊密聯系的是瓦格納定律，即從長期來看，國家財政支出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此現象最早由19世紀的一位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提出。之后，經濟學家進一步用計量方法檢驗了這一假說的有效性（Lewis and Martin, 1956;Oshima, 1957），并提出了各種解釋。已有的解釋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種：（1）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尤其是“起飛”階段需要大量的公共資本形成（Musgrave,1969;Rostow,1971）；（2）公共消費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可能大于1，因而公共消費與私人消費的比率隨人均收入上升而上升；（3）人口壓力至少會影響到公共支出的絕對規模增加；（4）財政支出一旦擴張（比如在戰爭等危機時期被迫提高稅率，擴大開支），則危機過去之后支出仍然不會下降（peacock and Wiseman, 1961）。我們認為，國家義理性投資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與瓦格納定律的關系更為直接。由于國家的義理性投資邊際報酬遞減，則僅僅為了維持已有的義理性水平，國家就不得不不斷提高財政支出。

義理性的下降迫使國家不斷提高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持續增加的后果是引起財政收支的缺口不斷擴大，財政支出的增長率超過國民經濟的增長率。最終，出現了財政壓力。財政壓力使得國家無法再依靠原有的政策維持義理性水平不變，或者說，財政壓力反過來會導致國家義理性的進一步下降。為了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國家開始尋求改革。

從歷史經驗來看，在國家發動改革的時候，其官員體系和意識形態總是仍然保持著相當的穩定性。相對于財政而言，官員體系和意識形態之所以有更大的穩定性是因為：（1）官員是原有的體制下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他們是政權穩固的最大的支持者，同時，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員的實際操作，所以一般情況下官員體系的變動并不大；（2）意識形態的建立需要很高的沉淀成本（sunk cost），因此成熟的意識形態會在較長時期內占據壟斷地位，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變為深入人心的復雜而普遍的思想情感。所以，改革是在官員體系和意識形態基本穩定時自上而下的變革；財政壓力是在官員體系和意識形態相對穩定時的改革動因。

國家尋求緩解財政壓力的自利行為改變了產權規則，產權規則又影響到經濟績效，因此，本文的基本命題實際上說的是：政治決定經濟。一個在經濟增長理論中一直被忽視的重要現象是，經濟的增長或衰退經常是在一國范圍內出現的，這從某個側面有助于說明我們的觀點。

（二）財政壓力決定改革的路徑

財政壓力的出現，對國家的義理性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戰。國家將被迫調整原有的政治經濟體制，以做出相應的應戰，這便是國家主導的改革。當面對財政壓力時，國家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對策。首先，既然公共產品產量過多是國家財政危機的直接原因，那么面對財政壓力，國家直接做出的政策調整恐怕就是減少國家承擔的公共產品生產數量，以此節省財政支出。我們稱之為“甩包袱”。必須指出的是，國家“甩包袱”的同時，總是伴隨著某些權利的下放。國家之所以甘愿下放權利，是因為經過利弊權衡，認為這樣做是合算的。當然，國家也可以采取另一種對策，即更為努力地挖掘財政收入增加的潛力。鑒于從舊的經濟部門中收取的財政收入已幾乎達到極限，則唯一能夠有所作為的就只能是向新興部門征稅。因此我們稱之為“向新增財富征稅”。

一般來講，“甩包袱”和“向新增財富征稅”實際上是改革過程中的兩個不同的階段。國家在改革中選擇不同的戰略，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改革的路徑，也就是說，“甩包袱”和“向新增財富征稅”這兩個不同階段的先后排序。以下我們試圖證明，如欲獲得改革的成功，則這兩個階段的先后次序是不可顛倒的。具體地說，如果“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財富征稅”在后，就能減少財政收支缺口，促進經濟增長，并由此提高國家的義理性；反之，如果“向新增財富征稅”在前，“甩包袱”在后，則可能引起財政問題更加惡化，同時會遏制經濟的增長動力，最后易導致國家義理性的進一步下降。

首先，讓我們來看第一種情況，即“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財富征稅”在后。

依常情而論，國家主動降低其公共產品的供給會引起義理性的下降，但在財政壓力相當迫切的情況下，這種義理性的下降可能是有限的。在國家的財政危機已經為公民了解，而國家依然維持著自己的統治穩定性的條件下，公民會預期到在原有體制下尋求進一步收入分配的“尋租活動”的收益是遞減的，希望國家能夠提高福利水平甚至維持原有福利水平已經是此路不通了，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國家在“甩包袱”的時候常常能夠給予公民更多的權利，因此公民會把更多資源投放到體制外的尋利活動中。面對國家的財政危機，官員的反應要更為復雜：一方面，官員直接擁護國家統治的穩定性，不愿看到國家因為財政壓力而破產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如果官員們都預期國家的財政破產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們會象擠兌銀行那樣爭相“提出”原有體制下自己可以控制的那部分國家財產，結果就果真促成了國家的財政破產（Solnick，1996）。我們在此暫且排除后一種可能性的發生。

“甩包袱”首先意味著國家要退出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和干預。一方面，國家不再作為公共產品的壟斷供給者，另一方面，國家也不再承擔分配公共產品的責任，而是讓公民作為消費者直接從新的供給者那里直接購買，這便創造出了巨大的市場和巨額的利潤。這些市場和贏利機會被釋放出來之后，又會不斷引致出新的潛在的市場和利潤。于是，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便有了可被組合和配置的場所。

與此同時，“甩包袱”還意味著從舊體制中分離出去的生產要素現在必須在競爭中自己求生存。如果我們承認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創新活動，那么新興部門在適應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扮演的正是創新者的角色，它們逐漸成長壯大，并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新興部門持續增長，而舊的既得利益部門則相對停滯，最終，兩個部門之間的增長率的差別會變成它們在國民經濟整體中所占份額的差別。在這種情況下，新興部門適合充當轉折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新的可靠來源。

最后，新興組織的出現可能是打破舊有“分利集團”的一種有效辦法（孫廣振和張宇燕，1997）。奧爾森（1982）指出，在一般情況下，社會中的特殊利益組織或集團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在他提出的消除分利集團的諸種設想中，有兩種與過渡經濟最為相宜：奧爾森談到，采取劇烈變動的措施并促使經濟高速增長（改革），或是從在封閉的體系之外引入自由貿易（開放），都能有助于削弱分利集團的影響。由此可見，改革和開放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在舊體制之外培育出了新興組織，而經驗研究表明，新興組織形成壟斷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利用新興組織打破“分利集團”，意味著從某種意義上講，新興組織在轉軌時期可能會為國家提供新的義理性的支持。

再看相反的情況，即先“向新興財富征稅”，再“甩包袱”。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雖然可能獲得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暫時緩解財政危機，但從長期來看，在沒有遏制國家財政支出急劇增長的條件下增加財政收入，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危機。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在向新興財富征稅的同時，國家并不會相應地讓渡權力或主動提供產權保護，新興尋利集團在和“尋租集團”的競爭中本來就已經處在劣勢，而政府的過度干預和高額征稅對新興組織的壯大不啻釜底抽薪。結果，“尋租活動”日益猖獗而“尋利活動”逐漸萎縮，經濟增長將失去動力，國家亦將因無法解決財政危機而失掉相當的義理性支持，最終的結局可能是改革失敗甚或政權倒臺。

既然這種先“向新興財富征稅”后“甩包袱”的改革路徑幾乎注定失敗，為什么在歷史中卻屢屢見到改革者重蹈覆轍呢？原因可能在于：（1）缺乏一種有效的機制使治國者對未來收益給予足夠的重視，或者說，如果治國者對未來收益的貼現率過低將導致政治上的短視行為；（2）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往往過于強大，給改革帶來了阻力；（3）由于原有的稅收體制所限，或因為由體制創新到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達數年甚至十數年的時滯問題，由新興組織創造的財富無法及時地轉化為國家歲入，而財政危機的迫切性可能使國家不得不放棄改革的努力，而是用出賣特權的方法換取短期內穩定的財政收入。這種方式從短期來看可能富有成效，但其長期后果則是有害的。因為用特權換歲入的方式損害了產權安排的公正與平等，而一個缺乏公正與平等的產權制度會挫傷人們從事生產性活動的積極性，并由此使經濟萎頓。

溫習中外歷史上的改革經驗，是為了尋找解釋當代中國改革的理論。在經過了一番初步的、但仍然要算是非常艱難的探討之后，我們想在此文的結尾處引申出關于中國改革的一個命題。當然，這一命題在嚴格意義上講只是一個初步的假說和猜想，但進一步的理論論證和經驗分析恐怕就只能留待以后的工作完成了：

在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建立的計劃體制，歸根結底是為了幫助實現國家目標。這種體制在本質上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體制。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財政關系的變更貫穿始終。尤其是在傳統體制的后期，社會主義國家一直處于財政緊張的局面，這可能是導致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直接原因。在這之后，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在財政壓力面前步步后退，新興的經濟組織逐漸繁榮，國家與新興組織之間較為穩定的合作促進了近2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這是我們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條基本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