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治理公路三亂“毒瘤”,先要斬斷部門利益

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治理公路三亂“毒瘤”，先要斬斷部門利益

司機被罰款，與是否違章無關，一些交通管理部門出于自身利益大搞“執法經濟”。這種行為加大司機經濟負擔，推高物流成本，而買單的是整個社會。這些部門的行為不僅破壞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而且敗壞社會風氣，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

近日河南永城一輛大貨車女車主，因不堪當地公路管理部門巨額亂收費，當場服農藥自殺，現仍在醫院搶救。事發時，有關執法人員對車主說，“你死跟我們沒關系”。12月1日上午，河南永城市公路局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當地政府已成立聯合調查組對此事進行調查。(相關報道見A15版)

因不堪巨額公路亂收費，貨車車主當場自殺，這是由公路三亂引發的一起極端事件。在這起車主以命相拼的個案背后，是我國公路三亂頑癥長期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的不堪現實。所謂公路三亂，就是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從1994年國家糾風辦發文制止三亂以來，在近20年的時間里，政令年年發，三亂照舊有，而且各相關執法部門花樣翻新，斂財更甚。有媒體通過向全國14個省份上千名司機發放問卷，得到一個調查結果：在2011年，罰款占到了貨車運費的10%。由此推算，當年我國公路罰款約2700億元。

一些運政、路政等涉及公路三亂的執法部門，不論是否存在違法情節，見到貨車就開罰單。一些執法部門在亂收費方面倒是很有“創新”意識，對超載車輛甚至公開出售通行月票。有些部門貪得無厭，對車主動輒收取數萬元的巨額罰款，而且絕不提供票據。執法者何以成為“靠路吃路”的路蟲?本應為民服務的公路，何以成為一些地方路政交通人員斂財的工具?建立治理公路三亂執法長效機制，呼吁了近20年，有效機制何時真正建立?

就在不久前，媒體曝光了部分地方交警亂罰款問題，社會影響惡劣。隨后在公安部的安排下，多地交警部門以案例為反面教材，對民警開展警示教育，并采取措施加強執法規范管理，嚴禁協勤上路執法處罰，嚴禁隨意攔車檢查。但是，壓下葫蘆起來瓢，河南永城的這一極端案例告訴我們，一些地方運政、路政的危害更甚。目前當地政府已著手調查自殺事件，接下來如果進展順利，相關主管部門表現積極，那么，或許會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波針對交通運輸管理部門的整改行動。但不論是交警部門還是路政、運政部門，在一陣風的整改以及媒體監督過后呢，會不會一切照舊?

公路三亂“毒瘤”，屢禁不止、屢斬不斷的根本癥結，是體制問題，也是利益問題。首先，三亂產生的根源是目前“多龍治水”的公路管理體制。目前涉及公路三亂的部門多達十幾個，包括交警、運政、路政、城管、環境、林業、工商等。由于與交通運輸相關的管理部門眾多，于是產生部門之間法規打架、部門職能重疊。以治理貨車超限為例，交通運輸部門的處罰和

交管的處罰，針對同一個行為的定性不同，處罰的角度不同，處罰金額更不同，這讓司機無所適從。

公路三亂愈演愈烈的另一個重要根源是利益驅動。一些地方運政、路政等交通管理機構人員嚴重超編，在財政撥款有限的情況下，以罰款養人。這些部門為了完成創收任務，無視超載等違法行為，眼睛緊盯的只是罰款。這種“以罰代養”的養魚式執法，導致超載等公路違法行為大行其道。

司機被罰款，與是否違章無關，一些交通管理部門出于自身利益大搞“執法經濟”。這種行為加大司機經濟負擔，推高物流成本，而買單的是整個社會。這些部門的行為不僅破壞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而且敗壞社會風氣，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治理公路三亂“毒瘤”，首先要切斷部門利益的觸角，最終要通過整合執法主體，推進綜合執法，建立權責統一的公路管理執法體制。

第二篇：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斬斷高考作弊利益鏈 -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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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鏈接】

據報道，2014年6月18日，有人組織武漢在校大學生“槍手”前往河南杞縣等高考考點參加替考。教育部回應稱，已派出工作組趕赴河南省、湖北省指導督辦調查。河南省招辦回應稱，2014年該省已查實違規違紀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此事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熱議。

近年高考作弊案

2009年吉林非法生產銷售高考作弊器材案;2010年甘肅靖遠縣高技術工具作弊案;2012年湖北黃岡市公安局查處了蘄春高考舞弊案;2013年山西忻州在保德縣、岢嵐縣、原平市三地抓獲8名參與高考舞弊的作案人員??

【標準表述】

[權威論述]

教育公平具有起點公平的意義，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可以使人們通過自身努力，提升參與平等競爭的能力，這有助于促進社會縱向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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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

[原因]

高考作弊之所以高發，關鍵原因有三。

其一，對于作弊行為的調查、處理，往往單獨由教育行政部門實施，監管不完善。教育行政部門也是作弊的相關利益者。替考作弊案，如果查實監考被收買、通融，教育行政部門至少要負領導責任。還有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為當地的高考利益，縱容作弊——作弊可提高考生的分數，也提高當地的升學率，如此一來，作弊調查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作弊事關考試公平，一分之差也影響學生的最后錄取結果，一名考生作弊成功，就完全可能改變整個錄取秩序。因此，教育部門往往以平息家長情緒、維穩等名義，壓下作弊事件，對其輕描淡寫，而一些參與作弊者也清楚的知道這一點，于是有恃無恐。

其二，作弊的收益巨大，已經形成作弊利益鏈條。組織替考者可以用經濟利益通融監考者。組織者、替考者、監考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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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利益鏈。并且部分組織者以行賄監考者等為賣點，向考生展示自己的能力。

更應該引起反思的是，考生、槍手不引以為戒，而是從中發現屬于自己的“機會”，在他們看來，被抓只是小概率事件，他們憑借作弊的分數進入更好的學校，而一旦成功，考生的命運就可能完全改變。按照我國當前大學不堅持質量標準“寬出”的教育管理模式，不出意外將順利獲得文憑，而拿著這一紙文憑，他們可繼續玩各種非法手段，謀求好職位，甚至獲得良好的職業發展。

其三，整體大的教育環境過于看重高考成績。雖然現在的高考已經不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局面，但是高考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小視。事實上，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在實施素質教育、淡化應試教育痕跡，但一個尷尬的現實是“素質教育講得轟轟烈烈，應試教育干得扎扎實實”。

高考成績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學生的前途和命運。高考成績不僅是學生，也是教師身上一道難以擺脫的緊箍咒。高考成績還是政府對教育部門、教育部門對學校、學校對教師、家長對學校進行評價不可或缺的硬指標。高考成績意味著考生的前途命運，意味著學校的經濟效益，意味著教育部門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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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績。再加上，高考招生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域不公，河南等人口大省考生上大學尤其是上重點大學的機會與北京等省市差距較大。于是，在整體教育環境急功近利的情況下，誠信道德，法律尊嚴等都為利益讓路。

[影響]

替考行為破壞公平公正的考試制度，不僅已經觸犯法律，而且破壞了公平選拔的原則，更是對社會風氣以及年輕人心靈的戕害。特別是在一些集體性替考事件中，參與其中的學校和教育部門在社會上樹立了一個弄虛作假的印象，不僅破壞政府公信力，也會使替考的學生和被替考的學生因此陷入價值觀的困境。

[措施]

當前要堵住高考替考行為，就必須盡快堵住高考制度漏洞，徹查背后的利益鏈條。對此，中公教育專家建議：

一是要通過加強學生檔案和戶籍管理。比如在考生報名和信息采集時可以采取指紋識別方式，學生電子信息一經錄入就不能更改等等，從制度上、技術上堵塞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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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強化考務體系自身的監控與成員的審核和選拔。要對替考事件幕后的組織者、策劃者以及整個替考過程和手段嚴查到底，不僅要清退查處替考者，而且要深挖徹查替考背后的利益鏈條，甚至是腐敗行為。不論涉及什么部門和個人，都要一查到底，對徇私舞弊、構成犯罪的要繩之以法，以維護高考的公平與公正。

三是要加大監督力度。在全社會建立健全相關的監督機制，可以學習西方教育體制，引入家長委員會，對教育中涉及公平競爭的考試、選拔等進行監督，必要時可以對結果質疑。媒體監督也不能放松，例如此次案件的曝光，媒體功不可沒，但不應止步于曝光，還要建立長效機制，在事件發生后繼續追問。

四是加強學生素質和道德教育。作為教書育人的主體——學校也要加強對學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促進學生養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從思想根源上杜絕作弊觀念的產生。

本篇文章來源于:中公公務員考試免費資料 詳細出處參考：http://www.tmdps.cn/gjgwy/ziliao/

第三篇：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霸王條款

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霸王條款

【背景鏈接】

2013年8月，中國移動套餐流量清零被長沙消費者起訴稱為“霸王條款”一事引發公眾的極大關注。這一舉動得到眾多“草根”階層的呼應和支持，廣大網友痛訴對通信等行業“霸王條款”的不滿，高呼“求勝訴”。

實際上，近年來，每次曝出的高速公路“超時費”、銀行“小額賬戶管理費”“離柜概不負責，少了不補，多的卻要還”等“霸王條款”都會遭到公眾排山倒海般地反對和批判，但部分壟斷行業依然我行我素，鮮見改進。

專家認為，無論是手機上網流量清零還是銀行名目繁多的收費，各種“霸王”做法的背后都是相關企業的壟斷地位所致。

【標準表述】

[綜合分析]

“霸王條款”指一些經營者單方面制訂的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業慣例等。它大量存在于消費領域，但是在市場競爭比較充分的領域，由于消費者有充分的選擇空間，“無形之手”會將這些企業逐出市場。因此，對霸王條款的治理難點主要是享有某些壟斷地位的企業。

能源、通訊、運輸等基本生活必需產品的提供者多為壟斷企業，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面對有關霸王條款，消費者由于沒有選擇空間，只能接受低質量、高收費的服務。五花八門的霸王條款，嚴重侵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干擾與破壞了正常的消費秩序，對國家在消費領域的管理活動造成了極大的阻礙，不時引發糾紛和沖突，影響到社會和諧。

此外，有些“霸王條款”還披上合法外衣，在行政權力支持下以部門規定甚至政策的形式體現出來。比如在一些旅游景點，旅游者必須購買所謂的“旅游套票”，而對維護旅游市場秩序負有監管責任的地方旅游局對此卻經常“視而不見”，這實質上是受到了地方政府保護的“霸王條款”。

霸王條款危害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加大了社會運營成本和群眾負擔，導致群眾對政府不信任。因此，清理霸王條款看似商業行為，實質上是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無論是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角度，還是從建設以公平原則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都必須嚴厲整治霸王條款

[措施]

“霸王條款”暴露出我國壟斷行業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漠視。要鏟除層出不窮的“霸王”做法，亟待政府部門、消費者以及全社會形成合力。

首先，要從體制上打破壟斷，引入競爭。因為有了充分競爭，消費者就可以對其產品和服務進行自由選擇。在這種情況下誰制定霸王條款，誰就會失去消費者。

其次，要加強立法、執法，從源頭鏟除“霸王條款”生存土壤。法律上對壟斷企業定價行為進行規制，保障消費者的議價權，尤其是政府職能部門應當切實負起職責，從群眾利益出發，依據法律規范商家擬定的各種消費條款，對那些經批評教育仍不糾正的商家施以經濟、行政處罰。

再次，消費者自身或是消費者協會要挺起腰板，敢于對一切“霸王條款”說“不”。尤其是當自己遭遇“霸王條款現象”后，決不能再采取“能忍則忍”的態度，而應大膽“尋求法律途徑”解決。

最后，企業行業也應加強自律。面對當前社會各界對“霸王條款”的窮追猛打，幾乎沒有企業出來表態。由此可見，消除“霸王條款”更需要企業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自覺放棄“霸王條款”既是吸引消費者的源泉，也是企業做大做強的強大動力。

第四篇：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征地引發慘劇

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征地引發慘劇

【背景鏈接】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對土地的需求急速膨脹，征地速度逐年攀升，這不難從每年龐大的全國土地出讓金數額中可看出。農村土地征用一定程度上是我國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但現階段，因征地過程引發的各類農民維權事件層出不窮，需引起關注。僅2013年3~4月份，8天之內，河南中牟、湖北巴東、四川西昌便相繼發生3起農民被碾死的惡性事件，均與企業入村拆遷補償、土地征用等原因有關。在城鎮化的大旗下，一些地方興起了大干快上之風，土地征用速度加快，各類建設項目紛紛上馬，其背后也隱藏了諸多誘發維權事件產生的隱患。

[原因]

其一，對征地補償標準不滿意。目前，對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范圍主要由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構成。各地對土地征用的補償安置標準主要是套用國家標準進行補償，補償費普遍較低。此外，被征地的土地使用屬性不同，如商業用地、綠化帶用地、工業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等，帶來的補償標準也不同，以至于同一塊地段，同一類附作物，補償的標準也不盡相同，極易引起相鄰區域農民的攀比和不滿。

其二，對征地方式方法不滿意。征地過程本應是一種市場和法律行為而不應是單一的政府行政行為。我國因土地產權的屬性差異將征地過程直接演變成單方面的政府行政行為，即由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直接介入征地活動，補償標準與方式均由政府決定，這就使得農民在征地中處于比較被動的位置，討價還價的理由和空間均受到限制。當農民和政府或開發商就補償、安置等問題無法達成協議，申請政府或職能部門協調裁決時，由于政府或職能部門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雙重身份，自身的中立性和公信力均面臨信任危機，反而成為沖突的直接對象。此外，在征地過程中，由于標準不明細，一些基層干部工作隨意性較大，容易誘發部分農戶產生“愛哭的孩子有奶喝”的心理，形成不良的漫天要價風氣，甚至成為釘子戶，增加了征地的難度。無奈之下，政府只能組織執法隊伍加強執法，誘發農戶更大的抵觸和不滿，進而引發維權事件的產生。

其三，對安置補償方式不滿意。當前對被征地農戶的補償主要是采取一次性的貨幣補償方式，缺乏相應的其他配套安置方式，被征地農戶以后的許多年甚至一輩子，就靠這點土地補償費，有限的土地補償金往往不能解決農戶的后顧之憂。地方政府在大量征地的同時，既沒有把農民變成市民，也沒有解決后續的社保問題，導致被征地的農戶隨時都可能變成“無工作、無收入、無保障”的三無人員已成為當前征地過程中的通病。失地農民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缺乏非農業技能，進城就業面臨諸多限制。隨著東部主要城市產業結構的轉型，吸納農民工就業主力的勞動密集型代工企業將不斷地被剝離分流出去，客觀上又加劇了失地農民的就業難度，使得這部分群體不斷地被邊緣化，進沒有出路，退沒有后路，長期的利益

被剝奪，會誘發更強的不公平心理進而容易演變成各類維權事件。

[措施]

中公教育專家認為要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充分保障被征地農戶的知情權，規范征地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在征地前應廣泛采用媒體、布告欄、大字報、上門宣傳等多種方式公開國家、地方有關征地補償的政策、標準、辦法，并將征地補償標準以及具體分配方案納入村務公開的范圍，保證失地農戶的知情權。同時加強紀律監督，引入群眾舉報、評議制度，鼓勵群眾對違法行為進行舉報，并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方式對征地干部和征地過程進行滿意度評議，實現征地補償過程的公開、公正、公平。

其次，完善、細化征地補償方案，適度提高補償標準。《土地管理法》對土地補償標準的界定只是一個指導意見，各級政府要根據《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細化具體補償方案，并根據物價指數、生產產出、作物類別、地理區位、土地使用屬性等綜合因素來確定并逐年提高補償標準。

再次，逐步建立多元的補償安置措施。應從單一的貨幣補償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多元安置方式轉變。除了貨幣補償外，對于符合地方政府制定的辦理社會保險所要求條件的被征地農民，政府應給予辦理相應社會保險的安置方式;對于經濟發達或城鄉結合部地區，可借鑒預留地安置辦法，即按照規劃用途預留一定比例的國有土地，確定給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使用，以發展農業生產或從事多種經營;對長期穩定收益的項目用地，在農戶自愿的前提下，經被征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用地單位協商，允許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土地補償費入股或以經批準的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興辦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通過合同約定以優先股的方式獲取收益等等。

最后，大力開展技能培訓，提高失地農民就業能力。充分調動全社會不同部門的力量，整合利用農村勞動保障、農業、水利、科技、社會團體等有關部門和行業現有的培訓基地資源，形成工作合力定期開展形式多樣、內容廣泛的免費實用技術培訓以提高失地農民的再就業能力。同時，建立并完善基層就業信息服務網絡，通過網絡、中介服務、舉辦專場招聘會等多樣形式為失地農民提供及時的免費就業信息。

第五篇：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罰款對CPI的貢獻大于豬肉”不是笑話

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罰款對CPI的貢獻大于豬肉”不是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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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湖南選調生考試申論熱點：“罰款對CPI的貢獻大于豬肉”不是笑話

據央視財經報道，近日，河南永城市一名貨車女車主因不堪忍受公路罰款，負氣服農藥的報道成為輿論的焦點。對于“三亂”頑疾，學者馬光遠說他曾經開過玩笑，說每個月的CPI里邊，我們老是把責任歸到豬的身上。事實上，他覺得罰款部門對CPI的貢獻絕對是大于豬，認為這是社會的恥辱。

每一次的通脹壓力大、CPI畸高，一些學者和政府相關部門就將矛頭指向豬，認為市場上豬肉、蔬菜等農副產品，是推高物價的罪魁禍首。所以，對于緩解通脹、降低CPI，“妙方”就是：穩定農產品價格。

但是，農副產品等商品價格又是如何推高的呢?這早已有社會共識，物流成本過高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有關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物流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18%左右，比發達國家高出一倍。而路橋費約占到整體物流成本的30%以上，這也就造成了“從廣東送貨至北京，成本高于送至美國”的現象出現。蔬菜從產地到市場，能漲價20倍。

而上述所說的成本，還是在理論上“合法合規”的，但現實中，物流成本在物價中所占的比重遠非這些。有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道路運輸費用27000億元，專家據此推算，公路罰款在3000億元以上。“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數千億的罰款最終還是要攤薄在物價上，這無異于推高了物價。

所以，看看這些公路罰款數據，“罰款部門對CPI的貢獻絕對是大于豬”就不是一句簡單的笑話，更是老百姓的心傷———3000億元的罰款，轉來轉去，最后還不都是轉嫁給我等消費者嗎?!

與我們的餐桌休戚相關的豬肉，有時的確推高了物價!而貌似與公眾絲毫不相干的公路“三亂”，原來也決定我們“菜籃子”里的菜價，間接在偷掏我們的口袋。可見，公路“三亂”猛于虎!其所傷及的不僅是那些貨運車主，也殃及到我們每一位公民的生活品質。

1994年《國務院關于禁止在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的通知》規定，只有公安部門可以在公路上設置檢查站，但現在，除了交警外，交通部門下屬的路政、運管隨意上路查車已經成為常態。全國治理公路“三亂”雖然將近20年，但至今未見大的改觀，看不到希望。這頗令人糾結。

譬如，河南永城那位因交不起罰款而喝藥自殺的女車主，最近表示，她很后悔當天的行為。她的“后悔”，其實不是因為喝藥臟壞身體，而是感覺“得罪一大片”，擔心將來她的大貨車跑不下去??她的“后悔”讓人五味雜陳———像這位車主，竟然因為怕“報復”，足見當下的公路亂罰款是多么地癲狂!

徹底整治公路“三亂”，不僅事關廣大貨運車主的利益，也事關每一位公民的利益。期待有關方面拿出有力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