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奮斗歷程與基本經驗--從歷次黨章的修改看

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奮斗歷程與基本經驗

—從歷次黨章的修改看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的近九十多年間，歷經十三次修改，共產生過十四部黨章，而每一部黨章的產生，每一次條文的改動，都曾經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廣泛而強烈的關注。因為，對黨內，它是團結和統一的法權基礎；對黨外，它是人們判斷共產黨理念和實踐活動的主要根據。這十四部滲透著歷史煙云的黨章文本，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到成熟的全部過程，記錄著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與時俱進的發展軌跡。

我們可以把中國共產黨誕生起后的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1）民主革命的28年（1921-1949）（2）執政后的頭29年（1949-1978）（3）改革開放的32年（1978-2010）。我將從這三個階段內黨章的制定和修改來探討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奮斗歷程與基本經驗。

一、民主革命的28年（1921-1949）

（一）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1919年5月－1923年5月）。

１９２１年７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 》。這是黨的歷史上關于黨的建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文獻。綱領規定我們的黨名為中國共產黨，同時確定了推翻資本家階級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等目標，明確了黨的發展方向。1922年7月，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黨章，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黨的最高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至此，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有了明確的奮斗目標和行為準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開始了嶄新的一頁。三大修正黨章基本是二大黨章原來的結構的內容，只是個別條文的改動。

在中國共產黨創立初的幾年里，我黨先驅們積極領導群眾運動，實踐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率領工人群眾。從1922年1月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高潮開始興起，到1923年2月，持續了13個月之久。在此期間，爆發罷工斗爭100多次，參加罷工的人數達30萬人以上。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極大地鍛煉了無產階級隊伍，鞏固了黨的階級基礎。這些罷工大多數都取得了勝利。在這段時期，我黨先驅們不畏艱險領導了許多工人運動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為工人階級爭得了許多利益，但由于中國工人階級不夠壯大，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不斷反撲，制造了 “二七慘案”等一系列慘案，各地工會大部分被反動軍警搗毀或封閉，許多工人領袖被逮捕或殺害。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中國共產黨從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認識到：中國當時的反動勢力非常強大，僅靠剛登上政治舞臺的無產階級的力量，要想實現“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愿望是不現實的。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起革命的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２年６月發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明確提出了建立各民主階級聯合戰線的主張。討論了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正式確立了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方針。為國共的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礎。

（二）大革命時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

1925年四大召開，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四大的缺點和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這為大革命的失敗埋下了種子。四大修正黨章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將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并規定從四大開始對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職務，改稱為“書記”。五大修正黨章第一次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這是在我們黨的根本法規上，第一次出現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可以說“五大”黨章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原則。

大革命期間我黨實現了與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但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公開分共、叛變革命，屠殺工農群眾，大革命失敗。從中我黨深刻總結教訓，總結了兩條經驗：

1、共產黨要領導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陳獨秀在革命后期強調“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對資產階級采取“一切聯合，否認斗爭”的右傾政策，以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壓制工農運動、犧牲工農根本利益的方法來維持國共合作。

2、共產黨要領導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還必須建立革命的武裝，堅持武裝斗爭，妥協退讓只會斷送革命。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沒有一支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也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已對軍事問題作了初步的探索，為以后創建人民軍隊，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作了必要的準備。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大革命，“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即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一次革命的民眾。”①

（三）土地革命時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1928年六大黨章較以前幾部黨章，更加突出地強調了共產國際的領導。這主要是由于大革命失敗對我黨的打擊較大。十月革命的勝利是武裝起義的結果，所以我黨充分認識到了武裝的重要性，在蘇俄的領導下積極開展武裝革命。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到1928年底，全國各地的革命群眾，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和殘酷的屠殺政策，先后發動了100余次武裝起義。但我六大黨章中調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忽視了我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我國城市敵人的勢力比較強大，取得勝利難度比較大，所以許多起義因為敵人的殘酷鎮壓或準備不足而失敗。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分共產黨人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農村，建立從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從村包圍城市，在農村實行土地革命的策略。從此革命根據地在大江南北遍地開花，土地革命使廣大貧困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證。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努力發展生產。我黨的階級基礎得到壯大。并在1931年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由于共產國際對我黨的不切實際的領導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國的革命險些遭到斷送。蘇俄經驗在我國的失敗為我國走上獨立自主的革命道路打下了①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頁。

基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四）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1937年8月-1949年9）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戰爭的需要我黨繼續在農村開展土地革命，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從1928年6月18日的“六大”開始到1945年4月23日“七大”在延安的召開，長達17年的時間才召開下一次黨代會。在此期間我黨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去國際社會的幫助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我黨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共“七大”，制定了七大黨章。七大黨章是我黨獨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黨章。擁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在黨章發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黨章的總綱部分。總綱是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是黨章的前提和總則，是每一個黨員“一切活動的準則”。總綱總結了黨成立二十四年來的斗爭經驗，以簡潔的文字闡明了黨的性質與理論，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和必須具備的條件。

第二，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第三，特別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

第四，更加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對擴大黨內民主和實行集中統一領導作了詳細的規定。毛澤東思想的提出，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進步，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思想體系的成熟。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制定過七部黨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黨章，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黨的建設的一些特點。１９４５年七大制定的黨章，則是在１９４３年共產國際解散后由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制訂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黨的建設上的完全成熟。

二、執政后的頭29年（1949-1978）

（一）建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1949-1966）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56年上半年，全國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中國的社會關系和形勢與七大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此時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商討新形勢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已經實在必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56年9月在北京召開并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６日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黨章。新黨章根據執政黨的特點，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章對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做出了許多新規定，強調在執政黨的條件下進一步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針對黨處于執政黨地位的情況，強調“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此外，八大黨章對黨的組織機構也作了一些新的規定。如中央委員會除選舉中央政治局以外，還選舉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八大黨章還首次把“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寫進黨章。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央政府進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根據新黨章的闡述建立起了我國的政治制度并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

設：

1、開展國家的五年規劃，并超額完成了“一五”和“二五”的生產任務。

2、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監察部門，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

3、加強通統一戰線的建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共八大黨章是繼七大黨章之后又一部把馬列主義建黨理論同建黨實踐緊密結合，指導黨的建設的根本大法。一方面，它符合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另一方面，又符合黨的實際情況。

（二）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1978）

1969年，中國共產黨九大召開，1973年，十大召開。受十年文革影響，在九大體現了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方針。階級斗爭被無限放大，民主集中制的內容被取消，取消了五大以來設立的黨的監察委員會，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個人崇拜，黨內民主遭到破壞。在九大黨章中，甚至寫入了“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之類的內容，否定八大已經明確的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黨領導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在黨員條件上，取消了黨員權利和入黨預備期，把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十條義務改變為“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接班人的條件。在組織原則上，取消了八大黨章中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等條文。十大黨章繼續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強調“這樣的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議通過的黨章部分恢復了八大黨章的內容，但是由于當時文革的影響依然存在，十一大黨章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左傾錯誤，繼續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這些錯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得到徹底的糾正

文化大革命給我們的經驗：

1.國家發展的綱領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以階級斗爭為綱”。因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的優越性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2.認清當前國家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系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而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3.發揚黨內民主集中制，突出民主。反對個人崇拜尤其個人專斷，這對今后黨的制度建設有相當重要的教訓意義。

4.客觀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要遵循客觀實際，不要認為誰掌握了“真理”，誰永遠就是正確的。因此，要時時遵循客觀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發揚馬克思主義，反對經驗主義。

三、改革開放的32年（1978-2010）

（一）文革后思想的撥亂反正——十二大黨章。

1982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新的黨章。十二大黨章以八大黨章為基礎，從根本上去除了九大、十大的錯誤理論，并根據新時期執政黨的特點，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十二大黨章確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十二大黨章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十二

大黨章擺脫了“九大”、“十大”個人崇拜的錯誤觀點，給出“毛澤東思想”科學的定義，這是十二大黨章重要的貢獻。另外把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重大成果正式確定下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開始出現。可以說十二大黨章是黨的建設史上最完備的一個黨章，以后歷次黨章的修改都是在十二大黨章的基礎上進行的，其歷史地是十分重要的。

（二）改革開放的突飛猛進——十三大--十六大的黨章修正

相比十二大黨章，十三大黨章修正沒有太多變化，主要對十個條款的部分條文內容進行修改。1992年十四大在京召開。會議通過了黨章修正案，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寫入黨章：“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闡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引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前進的指針。”總綱指出：“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寫入了黨章。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十四大黨章為今后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1997年9月十五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把鄧小平理論確立

為黨的指導思想。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同時黨章也對鄧小平理論有了明確的定義：“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鄧小平理論是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逐步形成的，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是改革開放宏偉大業的行動指南。

（三）21世紀美麗開端——十六大和十七大

十五大召開以后，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歷史性進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跨入新世紀，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2002年11月，十六大在京勝利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新的黨章修正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集中全黨智慧，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科學發展觀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新增入黨章。新的黨章還確定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諧”一詞也被歷史性地寫入黨的基本路線，這說明，我們的黨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以人為本，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發圖強，必將對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提供強有力的政治保障。

黨的十七大代表們認為，２５年間，每一次黨章修改都體現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彰顯出中國共產黨人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的品質。體現黨的理論創新成果，黨章修訂清晰地反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發展的脈絡。

四、總結

黨章，是一個政黨公開樹立的旗幟，表達出全黨的理論基礎和政治主張，體現了全黨的整體意志和共同理想。正是順應全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32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解放思想，改革開放，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參考文獻：

[1]中共黨校黨史研究室.中共黨史參考資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新華網，中國共產黨大事記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282.htm

第二篇：從黨章修改看黨的進步

從黨章修改看黨的進步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且與時俱進的政黨。與時俱進一方面體現在馬列主義不斷中國化并隨時代發展而創新完善，另一方面體現在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不斷自我修正和逐步走向輝煌。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中國由曾經積貧積弱、深受“三座大山”壓迫的東亞病夫，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大踏步邁向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簡稱“黨章”）是黨的理論精髓，制訂后經過十八次修訂，記載和見證了黨的開拓進取。

一、黨章修改歷程

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奮斗目標、基本政策、提出了發展黨員、建立地方和中央機構等組織制度，起到了黨章的作用。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的最低綱領；第一次詳盡地規定了黨員條件和入黨手續，對黨的組織原則、組織機構、黨的紀律和制度，也都作了具體的規定，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黨章。三大對黨章進行了第一次修正，在關于黨員入黨手續方面，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還分別規定了候補黨員和正式黨員的權利和義務。四大對黨章做了第二次修正，規定黨員三人以上可成立支部，第一次將黨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首次將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職務改稱為“書記”。黨的五大沒有專門討論修改黨章的問題，但閉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第一次明確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規定入黨者的年齡必須在18歲以上，第一次把黨與青年團的關系列入黨章。黨的六大在蘇聯莫斯科舉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基本保持了五大黨章的基本內容，在結構上作了一些調整，但突出強調了共產國際的/ 5

領導。黨的七大系在共產國際解散后，我黨獨立自主制訂黨章，在黨章發展史上第一次增加了黨章的總綱部分，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特別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對擴大黨內民主和實行集中統一領導作了詳細的規定，標志著黨在政治的成熟。

黨的八大是我黨執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黨章，提出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明確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黨的助手、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等，首次把“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寫進黨章。黨的九大背離了八大黨章的正確綱領，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的錯誤。十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十年內亂結束以后的第一部黨章，恢復了八大關于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提法，但沒能清除“左”傾錯誤的影響。十二大吸取了歷屆黨章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徹底清除了“左”的錯誤，首次將入黨誓詞載入黨章。十三大對十二大黨章的部分條文作了修正。十四大通過的黨章突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并將其貫穿黨章全文，并規定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顧問委員會。十五大通過的黨章程修正案確立鄧小平理論為黨的指導思想。十六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增寫了黨徽黨旗一章。十七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增寫入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充實了黨的建設的內容。

十八大對黨章主要進行了六個方面的修改，一是把科學發展觀列入黨的指導思想，要求全黨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把以人為本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場、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把統籌兼顧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二是充實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成就的內容，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個整體在黨章進行完整表述；三是充實了堅持改革開放的內容；四是充實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內容，在充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 5

和社會建設內容基礎上，首次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號召建設美麗中國；五是充實完善關于黨的建設總體要求的內容，指出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強調“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六是對部分條文作了適當修改，對黨員和黨的干部提出了新要求，強調選拔干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堅持原則”，“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

二、黨章修改的作用

黨章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同時又隨著黨的政治路線和歷史任務的發展而發展。黨章的修改，黨的性質的發展，一方面加深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認識，另一方面對黨的建設尤其是執政黨建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對黨的性質的認識越來越科學

一大至六大，將黨的性質定位為“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基本上直接沿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重復共產國際各國黨的綱領中的一般原則，旗幟鮮明地樹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立場，使黨作為代表工人階級的一支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七大至八大，黨的性質轉變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強調群眾路線，確立黨的群眾基礎，這對黨的建設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鄧小平在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九大至十一大，受到“左”傾思潮影響，黨的性質被定義為“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以階級斗爭為綱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阻礙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十二大至十五大，明確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第一次提出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5

刪除了“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提法，將以往的無產階級的概念改為工人階級，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既符合馬列主義建黨學說基本原理，又適應執政黨的特點和新的歷史時期的需要，是對黨在新時期的性質的科學總結。十六大黨章中，黨的性質表述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吸收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了黨的性質，將一個代表發展為三個代表，從而使黨章中關于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思想有了更深刻、更貼近時代的意義。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黨的性質認識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十八大修改后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是迄今為止對黨的性質完備、最科學的闡釋，成為我黨建設和前進的新燈塔。

（二）生動體現了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世界上沒有永恒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從空間上來講，生搬硬套將造成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十月革命相結合，產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列寧主義；與中國新民主主義相結合，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王明左傾思想錯誤則是這方面的反面教材，使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遭受嚴重挫折。從時間上來講，墨守成規會使科學的理論僵化過時，與時俱進才是馬列主義活的靈魂。改革開放后，我黨至今又經歷了四代領導核心，在探索適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黨的指導思想也不斷發展和完善，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先后涌現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鄧/ 5

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以總書記為首的我黨第五代領導核心響亮地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帶領中國人民向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軍，必將誕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中國共產黨因此永葆青春。托洛茨基主義則是固步自封、因循守舊的典型。

實踐證明，黨章是保證黨的思想政治統一和組織紀律統一的銳利思想武器，既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又不斷吸收最新成果，體現全黨的意志，凝聚全黨的力量。因此，不管是新黨員還是老黨員，都要對黨章既遵照維護，又常學常新，成為真正的先鋒模范。/ 5

第三篇：從黨章修正看紀檢機關的發展歷程

從黨章修正看紀檢機關的發展歷程 作為黨代會選舉產生的黨內監督機關，紀委的首要任務是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完成好監督執紀問責主業。正如總書記所指出，各級紀律檢查機關要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個中心任務，強化監督執紀問責，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更好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各級紀委必須按照中央要求，嚴格遵守黨章對紀律檢查機關任務和職責的根本要求，明確主業主責，找準職責定位，向紀律檢查機關的基本職能歸位，從完善國家治理體系高度來認識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把力量聚焦到監督執紀問責上，提高監督執紀能力，落實紀委的監督責任。

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是加強黨內監督，維護黨的紀律，推進作風建設，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實施的重要機關。伴隨著黨章的修正和變化，其中有關紀律檢查機關和紀檢工作的規定，從無到有、從輕到重、從簡到詳，記錄了黨的紀檢機關與紀檢工作不斷發展的歷史。

黨的紀檢機關初步創立

我們黨成立之初，由于黨尚處于幼年時期，很多方面還不成熟，黨并沒有成立專門的紀律檢查機關。直至1927年4月，黨的五大才第一次選舉產生由七名正式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當時中國革命正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再加上時間緊迫，五大沒有通過新的黨章。同年6月，五屆中央政治局代行黨代會，通過新修正的黨章。五大黨章首次明確設立黨的監察委員會，規定了中央、省級監察委員會與中央和省委之間制約的關系，對監察委員也進行了限定，如不得兼任中央委員和省委委員、監察委員參加同級黨委會議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等等。這些條款基本上參照了1925年聯共（布）十四大黨章的有關規定。雖然此時的黨章沒有細化監察委員會的具體任務和工作職責，但是它對于鞏固黨的團結與統一，對黨員實現更強有力的領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國共合作破裂、中國革命陷入低潮之際，1928年6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選舉產生新的機構——中央審查委員會，由劉少奇任委員會書記。這次大會通過的黨章撤銷了剛剛成立的“監察委員會”，改由“審查委員會”代行其中部分職責。與監察委員會負責紀律檢查的任務不同，審查委員會重在對財政、會計方面的審查、監督，職能有所縮小，不足以履行紀律檢查工作的全部職能。這時期的紀律檢查工作，主要由各級黨組織承擔，或者“成立特別委員會以預先審查關于違犯黨紀的問題”。黨內紀律檢查機關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對此后黨的建設產生了不利影響。

六大之后相當長時期內，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未能建立起來，其部分職責由其他機構代為行使。1933年，中共中央決定特設中央黨務委員會。次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李維漢為書記的中央黨務委員會，代為執行黨紀和黨紀教育職能。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并通過了新的黨章。七大黨章取消了六大黨章設立的審查委員會，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成立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及各地方黨的監察委員會”，并明確其“在黨委指導下工作”。這對后來確立紀律檢查機關雙重領導體制具有重要影響。遺憾的是，在七大之后、八大之前，黨并沒有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

黨的紀檢機關曲折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這種地位的變化，使黨面臨新的考驗——官僚主義、腐化變質等等。成立專門的紀律檢查機關，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和教育，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949年11月，黨中央決定成立由朱德任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是黨的最高紀律檢查機關。隨后，全國大部分地區縣以上的各級黨委均提名了本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名單，部分縣委設立經常性的辦事機構。全國范圍內黨的紀律檢查機構框架由此確立。

由于缺乏經驗，各級紀委與各級黨委在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方面逐漸暴露出問題與不足。譬如：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同級黨委缺乏有力監督；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對下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領導不夠；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職責過于狹窄；集體領導作用發揮不充分，等等。為規范紀委領導體制、加強組織紀律建設，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代替黨的中央和地方紀律檢查委員會。其目的是加強黨的紀律，特別是防止類似高饒事件的再次發生。4月4日，黨的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人選，董必武任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設立監察委員會，實際上又回到了七大黨章的相關規定。

監察委員會的設立，在八大新黨章中得以確認。1956年黨的八大黨章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及地方各級委員會都必須設立監察委員會，其任務主要是“經常監察和處理黨員違反黨的章程、黨的紀律、共產主義道德和國家法律、法令的案件；決定和取消對于黨員的處分；受理黨員的控訴和申訴”。與七大黨章相比，八大黨章對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內容增加了一項規定，即“經常檢查和處理黨員違反黨章、黨的紀律、共產主義道德和國家法律、法令的案件”，擴大了監察委員會的職權。同時，八大黨章將黨委和同級監察委員會的關系由“指導”改為“領導”，規定“各級監察委員會在各級黨的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有權檢查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并且有權批準和改變下級監察委員會對于案件所作的決定”。這些規定對后來黨的紀律檢查領導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

盡管八大黨章在紀律檢查機關的規定上有了很大突破，但它并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全面貫徹。“文革”期間，黨的監察機關實際上停止了工作。九大、十大黨章取消了關于黨的監察機關和黨的紀律的條款，黨的紀檢工作遭到全面破壞。1977年黨的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恢復了有關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條款，規定黨的中央委員會，地方縣和縣以上、軍隊團和團以上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由同級黨的委員會選舉產生。這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恢復重建紀律檢查機關奠定了基礎。

黨的紀檢機關步入正軌

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社會主義中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這次全會選舉產生新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云任第一書記。之后，根據中央有關文件的精神，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關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恢復和組建起來。從此，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紀律檢查工作開始步入正軌。

盡管黨的紀檢機關恢復建立起來，但是各級紀委的領導體制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八大、十一大黨章均規定紀委在同級黨委領導下工作，這樣很難起到監督同級黨委的作用。這個問題在十二大黨章中得到解決。十二大黨章把“以同級黨委領導為主”的規定，改變為“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黨的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同級黨的委員會和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雙重領導下進行工作”；并且規定，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就進一步提高了紀委的地位和權威。此后，這種雙重領導體制一直沿用下來，它不僅從制度上使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作用得到保證，而且建立了完整的紀委組織系統，有利于紀委行使監督職能。

十二大黨章另一個特點是，把“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專列一章，明確指出，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規定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規章制度，協助黨的委員會整頓黨風，檢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其中，“協助黨的委員會整頓黨風”是此前黨章所沒有的。此后，“黨的紀律檢查機關”一章歷經多次修改。1987年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取消中央紀委第一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產生這一項內容。1992年十四大黨章對紀律檢查機關的任務有所修改，將“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規章制度”改為“維護黨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對于違犯黨的紀律行為的檢舉，規范為“發現同級黨的委員會委員有違犯黨的紀律的行為，可以先進行初步核實，如果需要立案檢查的，應當報同級黨的委員會批準，涉及常務委員的，經報告同級黨的委員會后報上一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批準”。2002年，黨的十六大黨章對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作了修改，增加“協助黨的委員會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在紀律檢查機關經常性工作中，增加了“對黨員領導干部行使權力進行監督”和“保障黨員的權利”兩項內容。這些修改，不僅有利于形成黨委統一領導、紀委組織協調的工作機制，而且有利于更加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十七大、十八大黨章關于紀律檢查機關的條款沿襲了十六大黨章的相關表述，保持了穩定性和連續性。

縱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余年，可以充分肯定的是，我們黨紀檢機關的恢復重建與完善，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證。但是，隨著紀檢監察工作任務的不斷增加、覆蓋面的逐漸擴大，紀委工作出現了主業主責被眾多具體事務擠壓的狀況，這對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和黨的建設帶來了不利影響。針對這種現象，十八大后中央紀委依據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新形勢新任務，對紀律檢查工作提出了“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的要求。王岐山同志多次強調，紀律檢查機關的職責是黨章賦予的，要明確定位，聚焦中心任務，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為做好紀檢監察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推動“三轉”，是一項系統性工作，需要各個方面共同努力。各級紀律檢查機關應該增強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切實推動“三轉”，強化監督執紀問責，更好地履行黨章賦予的職責，為構建良好的政治生態發揮作用。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90年的主要歷程與基本經驗-遲全華

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90年的主要歷程與基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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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網

2011年06月24日11:20

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以黨的事業為軸心，以科學理論為指導，以黨內民主為價值取向，以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為主線，堅持以人為本，吸收和借鑒人類制度文明的積極成果，不斷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

黨的制度建設就是將黨的相關理論化作具體規則，或把長期以來黨的領導工作、組織運作和黨內生活中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和概括，形成黨的全體成員和各級組織必須共同遵守的黨內法規、條例、規則等制度，并在實踐中加以落實，逐步規范黨員和組織行為，使之內化為黨員的自覺行動和各級組織規范運行的過程。

制度建設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歷屆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均高度重視制度建設。在90年來黨的制度建設進程中，我們黨不僅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中，建立了較為完備的黨的制度體系，而且在新的實踐中不斷創新完善。回顧我們黨制度建設的歷程，總結其中的經驗和規律，對于我們進一步探索和有效推進黨的制度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90年的主要歷程

一、從黨成立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我們黨開始了制度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探索，為黨的制度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黨的制度建設實踐的萌芽和初步形成時期。這一時期制定和逐步完善了黨的章程、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代表大會年會制，以及黨的領導、活動、紀律、監督等一系列制度。從黨的“一大”到“六大”，基本上堅持了年會制，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其后黨的制度建設進入曲折發展的新階段。遵義會議使黨的制度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六屆六中全會，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更加認識到黨的制度建設的重要性，開展了一系列黨的制度建設工作，強調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比較詳細地規定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及各級黨委、黨部的工作任務、職責范圍和紀律。1942年作出《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確立了一元化領導的制度。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章，使黨的制度建設有了新的指導思想。更為突出地強調了民主集中制。1948年，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隨后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央關于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等。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思想，并作出了相應的制度規定。

二、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不斷從制度上加強和改進黨的自身建設，不斷深化對黨的制度建設重要性的認識。

隨著黨所處的地位、環境及所肩負的歷史任務發生的重大變化，黨在基本沿襲了戰爭年代形成的黨的領導體制基礎上，對自身制度建設與黨對國家等領導制度上進行創新。建立并完善了黨對國家的領導制度，加強黨對政府的領導。初步提出了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八大”總結執政黨的經驗，強調要發展黨內民主，規定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進一步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把民主集中制推廣到國家的政權建設和政治生活中。進一步改進了黨的集體領導制度。“我們主張鞏固集體領導，這并不是為了降低個人的作用，相反，個人的作用，只有通過集體，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而集體領導，也必須同個人負責相結合。”初步構建了干部制度，并加強了黨的監督制度建設。

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將制度建設的重要性認識提到新的高度，確立了制度建黨的理念，建構了新時期黨的制度建設的體系框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的制度建設也進入了一個改革發展的新階段。第一，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明確提出了健全黨規黨法和民主集中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任務，為黨的制度建設指明了方向。第二，提出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鄧小平的重要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措施。第三，建立健全黨中央工作制度。制定了《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試行》、《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規則試行》、《十三屆中央書記處工作規則試行》。第四，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作出了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黨的十二大通過了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決定。為解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實現干部年輕化，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第五，健全黨的生活制度。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六，恢復和加強了紀檢監察制度建設。第七，提出了探索靠改革和制度建黨的新路。提出我們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黨的建設上走出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子。”

四、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認識到黨的歷史方位發生的重大變化，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制度建黨的思想，黨的制度建設進入了一個深化發展的階段。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既繼承鄧小平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思想，又特別強調在實踐中全面推進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從而把黨的制度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推進到新的階段。第一，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江澤民強調：“要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既保證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又充分發揮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和其他方面的職能作用。” 第二，完善和發展民主集中制。江澤民指出：“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主集中制不僅不能削弱，而且必須完善和發展。” 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進一步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這一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第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共中央頒發《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進入全面規劃、整體推進新階段。隨后中央修訂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四，規范民主生活會。黨的一系列民主生活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使縣以上黨組織民主生活會的質量普遍提高。第五，嚴肅黨的紀律。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中紀委印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規定了領導干部廉潔從政應遵守的六條準則。第六，建立健全黨員管理制度。中央組織部作出了《關于加強黨員流動中組織關系管理的暫行規定》等，以加強對流動黨員的管理。

五、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著眼于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對黨的制度建設重要性的認識，黨的制度建設進入了一個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入研究黨執政所面臨的新形勢，堅持從實際出發，借鑒國外的有益做法，有針對性地建立健全黨的制度。第一，在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確立代表大會在黨內的權威地位，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積極探索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保障黨代表和廣大黨員的民主權利。第二，進一步完善黨委內部議事和決策機制。黨的“十六大”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的委員會集體討論，做出決定。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推行地方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干部票決制。第三，強化了領導班子考評制度。中組部下發了《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第四，完善了黨員權利保障制度。中共中央正式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第五，加強了黨內監督制度。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標志著黨內監督工作進入規范化、制度化的新階段。第六，中共中央頒發《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中紀委印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制度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90年的基本經驗

回顧90年來黨的制度建設的歷史進程，我們黨不僅在理論和實踐的探索中，建立了較為完備的黨的制度體系，而且在新的實踐中不斷創新完善，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經驗。

第一，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以黨的事業為軸心，將治黨治國理政統一起來，不斷推進執政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總結我們黨90年發展歷程得出的基本經驗之一，就在于把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同推進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緊密結合起來。黨的建設必須緊緊圍繞和服務黨領導的偉大事業，按照黨的政治路線來進行，圍繞黨的中心任務來展開，朝著黨的建設總目標來加強，著力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也就是說，堅持把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同推進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緊密結合起來，就能保證黨的建設的正確方向，使黨始終成為黨的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將圍繞著黨的事業這個軸心來展開的好做法用制度固定下來，不斷推進黨的制度建設，是推進黨的建設的重要保障。新時期新階段，只有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黨的制度建設，才能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根本保證。

作為執政黨，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不斷提高全黨的執政能力，更好地將治黨與治國、理政統一起來，“做到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進黨的建設和黨內生活制度化、規范化。” 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永葆生機。而要有效地治黨、治國、理政，把三者有機統一起來，必須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反映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對黨長期執政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科學總結，反映了我們黨對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深刻歸納，反映了我們黨對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和所承擔的歷史使命的清醒認識，反映了我們黨把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緊密結合的高度自覺。只有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我們黨才能更加有效地完成人民和時代賦予的莊嚴使命。在推進黨的事業中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加強黨的制度建設，要切實把加強黨的制度建設落實到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各項工作中去，落實到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去，落實到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實踐中去，不斷推進黨執政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更好地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的更大的勝利。

第二，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以先進性建設與執政能力建設為主線，將黨的制度建設與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結合起來，使之成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共產黨90年來加強自身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黨的建設是一個全面的系統工程，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偏廢，黨的制度建設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思想建設是制度建設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正確的思想建設，制度建設就會迷失方向，而思想建設的經常性和成果則要靠完善的制度來保證和鞏固；黨的組織建設是制度建設繼續完善的實踐環節，制度建設是組織建設的內在要求和依托；黨的作風建設是制度建設的外化，制度建設是作風建設的支柱，只有不斷健全黨的各項制度，才能堅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反腐倡廉建設是制度建設的重點，制度建設是反腐倡廉建設的保障，只有不斷強化制度建設，同腐敗行為、不正之風等作堅決的斗爭才有制度的保障。因而，必須以先進性建設與執政能力建設為主線，以民主集中制為基本原則，把黨的制度建設與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等結合起來，統一于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加強黨的制度建設逐步探索出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經驗之一。

新時期新階段，在繼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要不斷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在黨的先進性建設中，要靠完善的制度來保證我們黨永葆先進性；在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中，要靠完善的制度來提升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在黨的思想建設中，要靠完善的制度來保證它的經常性和它的成果；在黨的組織建設中，要靠完善的制度來保證黨內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保證黨員隊伍的素質；在黨的作風建設中，要靠完善的制度來扶持黨內優良作風，防止和克服不良作風；在黨的反腐倡廉建設中，要靠完善的制度來強健黨的肌體，有效防止腐敗發生；在黨的領導工作中，要靠完善的制度來保證它的正確、穩定和有效。總之，制度建設，必須貫穿于黨的建設的全過程，正如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中所深刻闡述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因而，我們黨必須高度重視在黨的建設系統工程中推進黨的制度建設。

第三，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以黨內民主為價值取向，保證各項制度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黨90年來的歷史反復證明，加強黨的制度建設，離不開科學的理論為指導，科學的理論能指導制度建設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錯誤的理論將導致制度建設誤入歧途。因而，在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中，必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緊密結合起來，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新，用以更好地指導黨的制度建設，更好地規范全黨的行動。

自建黨以來，黨的制度建設一直處于不斷的發展與完善中。過去革命戰爭年代，黨的制度建設是以高度集中為價值取向的，因而很多制度突出地強調組織本位與高度集中；全國執政以后，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加之外部勢力對新中國的圍堵封鎖，黨面臨著鞏固政權的繁重任務，基本沿襲了戰爭年代的制度，長時期未能推進黨內民主及制度創新。制度變遷是個緩慢的進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黨員的主體意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不斷增強，黨中央對黨內民主的認識不斷深化，從“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到“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因而，按照新時期黨的先進性的總要求，把黨的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具體制度放到時代與實踐發展要求的層面加以審視，以黨內民主為價值取向，以尊重黨員主體地位為本位，革故鼎新、興利除弊，不斷完善黨的制度、機制與領導體制，有利于新時期新階段全黨更好地集中統一。基于此，按照正確的價值取向，不斷擴大制度建設中的民主參與，與時俱進地發展黨內民主制度，才能真正使各項制度更好地規范黨員行動并逐步內化為全體黨員的自覺行動，以有利于全黨更好地集中統一，這是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不可忽略的一條重要經驗。

第四，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具有整體觀念，使黨的制度體系成為一個有效的系統，充分發揮制度的整體績效。

90年來黨的制度建設的實踐表明，單項制度，可以發揮某一方面的效用；而綜合制度方能發揮整體效用。因而加強黨的制度建設，需立足于系統論的角度。黨的制度以黨章為根本依據，構成了一個制度群，內容相當廣泛，涉及黨的活動的方方面面。從內容來說，主要有黨的領導制度、黨的組織制度和黨內生活制度等，具體又可分為：黨對國家政權機關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制度，黨的集體領導制度，黨的民主集中制及黨的組織制度，干部制度，黨內監督制度，黨內生活制度，黨內統計制度等等。從類別來分，黨的制度主要分為實體性制度和程序性制度。實體性制度一般規定“是什么”的問題；程序性制度一般規定“如何做”的問題。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從整體上看，黨的制度本身就是一個有機整體，其中每一類制度以至于每一項制度都是這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各項制度往往互相制約、互相促進，如果一項制度沒有相應的配套制度，這項制度就不可能有效地貫徹執行。所以，在加強制度建設過程中，必須注意制度的系統性。加強黨內各具體制度之間在時空與內容上的協調，在新老制度交替時要搞好內容、范圍與效力上的銜接，同時，各制度條文在內涵上要協調統一，不能互相矛盾。

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突出黨章的統領地位，系統構建黨的制度體系，不能僅停留在面上，不能僅強調實體性制度，更要有嚴格的程序和實施保障的嚴密措施，使制度本身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以此強化制度的強制力、約束力、執行力。因而，從系統論的角度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促使黨的制度體系成為有機整體，立體式、全方位鞏固黨的建設，惟其如此，才能充分發揮制度的整體績效。

第五，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并以制度為準繩規范人的行為，嚴肅責任追究，在制度治黨、制度管人中樹立制度權威。

回顧黨90年的奮斗歷程，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在制度建設中重視人的作用。從本質上講，制度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是人們在政黨實踐和政黨處理社會諸種關系中逐步產生出來的。制度具有滯后性，人是最活躍的因素，要重視人的作用，人始終是制度的能動主體，人在遵守制度的同時又以自身的實踐創新著制度。因而，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人與制度必須有機結合，切實維護正式制度，與潛規則作堅決的斗爭。“保持黨員隊伍的先進性，關鍵在于完善制度和機制，把黨的先進性要求轉化為黨員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

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目的，是以制度為準繩規范全體黨員的行為，使全黨能達到集中統一。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嚴格執行黨的制度，嚴格區分責任，嚴肅責任追究，否則制度就可能成為一紙空文，因而，權威性是保證制度有效落實的關鍵所在。樹立制度權威，要大力改進領導體制，對一些不盡合理、完善的黨的制度，在黨的創新理論指導下，以改革創新的精神不斷加以推進；要逐步完善各項制度，切實做到責權利相統一，增強可行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制度績效。此外，還要不斷完善黨的制度的運行、監督、懲戒機制，保證黨的各項制度具備應有的效力。“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和完善能夠保證黨的領導堅強有力和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一整套制度，并運用法律、法規、政策、紀律、教育等手段來保障這套制度能夠得到嚴格遵守。”同時，必須建立一套具體明確、便于執行操作的懲處法規，明確違規違制行為懲戒措施，確保制度具有足夠的約束力、威懾力。“強有力的實施機制將使違法成本極高，從而使任何違約行為都變得不劃算，即違約成本大于違約收益。”惟其如此，才能使制度權威真正樹立起來。

第六，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制度文明的積極成果，不斷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和借鑒其他政黨的經驗，有助于提升制度創新水平，節約制度創制成本，黨的制度建設90年的歷程深刻證明了這一點。在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中，必須以開闊的胸襟、寬廣的眼界來看待人類創造的制度文明成果。制度文明在整個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制度建設的結果，又通過制度建設及其過程體現。縱觀人類發展歷程，制度文明的內容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制度文明保證人類所從事的社會實踐活動按照規范的軌道前行，在人類實踐不斷深入中，人類對制度的認識不斷深化，制度體系也日益完善。它的進步具有時代的更替性。在制度文明中，政治文明居于重要的位置。政治文明是指國家政治制度的進步狀態，它的發展程度主要通過不同時期社會統治者或國家管理者對于國家的性質、職能、目的、組織形式及治國方略等問題的認識和實踐來體現，它是隨同制度文明以及整個人類文明一起發展起來的。從制度文明的演進歷程看，制度文明是人類所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具有共享性和可資借鑒性。

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制度文明的積極成果，吸收和借鑒一切對我們黨有用的東西，是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內在要求。在依法治國和依法治黨中，制度建設問題帶有根本性、長期性、全局性和穩定性。它關系到執政黨整體利益和戰略目的的實現狀況，甚至關系到執政黨政權運作的相對穩定狀況。因而，加強黨的制度建設，要大膽吸收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不斷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世情、國情、黨情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黨在這個變化過程中對人類文明成果的認識逐步加深。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內在地要求我們黨必須不斷研究和借鑒人類制度文明的積極成果，結合我們的國情、黨情，為我所用。惟其如此，才能不斷開拓黨的制度建設的眼界，拓寬黨的制度建設的思路，豐富黨的制度建設的內容，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在實踐中，借鑒不等于照搬。吸收精華、棄其糟粕，批判地繼承人類制度文明的優秀成果，是我們黨加強制度建設所遵循的一條重要經驗。

綜上所述，90年來黨的制度建設走過了曲折的發展歷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深刻總結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堅持依法治國與從嚴治黨相統一，逐步建立起一套與我國社會政治生活相適應、與國家制度相銜接的黨的制度體系，推進了黨的政治生活的規范化和制度化。新時期新階段，我們必須在新的實踐中不斷總結黨的制度建設的根本經驗，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進一步探索黨的制度建設的特點和規律，持續創新和豐富黨的制度建設的內容，不斷提升我們黨執政科學化水平。

【執筆：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遲全華 陳華興 黃宇】來源《浙江日報》)

第五篇：學習《從黨史新中國史看中國共產黨奮斗歷程的經驗與啟示》、《加強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心得體會（共）

近期，我學習了《從黨史新中國史看中國共產黨奮斗歷程的經驗與啟示》、《加強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等內容，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提升黨性修養。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旗幟、精神之魂，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行動指南。

建黨96年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考驗磨難無往而不勝，關鍵就在于保持和發揚馬克思主義政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全面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

對于我們而言，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堅定信仰信念，確保政治忠誠，做到“兩個維護”。要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以政治建設為統領，教育黨員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推動大學習不斷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實里走，確保“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發自內心、成為自覺，切實增強做到“兩個維護”的理性認同、情感認同，提高堅決維護的定力和能力。

二是強化歷史使命擔當，進一步煥發干事創業精氣神。要堅決扛起黨和人民賦予我們的責任，練就敢擔當善作為的真本領、硬功夫，樹立講擔當重擔當的用人導向，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把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擘畫的新福建宏偉藍圖變成美好現實。

三是求真務實作風，大力踐行馬上就辦、真抓實干。要穩穩地做、實實地干，堅持實際實質實效，更加有效地解決問題、推動工作；

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著一任干；

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對“四風”問題緊盯不放、寸步不讓、見底見效；

要切實減輕基層負擔，讓基層干部真正撲下身子做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