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轉變觀念 創新黨企發展模式 實現基層黨支部與企業發展的良性互動

轉變觀念 創新非公企業黨建模式 實現基

層黨支部與企業發展的良性互動 各位領導：

大家上午好！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XX公司全體員工對各位領導的蒞臨表示熱烈的歡迎。10月27日-11月1日，我有幸受組織的推薦參加了省委組織部在上海交大舉辦的“XX省非公有制企業黨員出資人高級研修班”的學習，在短短5天時間內，聆聽了省委組織部領導所做的報告，系統學習了《中國宏觀經濟和企業熱點問題分析》、《企業投融資與資本市場》、《領導力與大營銷》、《企業戰略轉型升級》、《加強非公黨建建設、促進非公企業發展》和《企業文化和品牌建設》等課程，參觀了張江高科、上海大眾和紫竹高新區，同時還結識了來自全省知名非公企業的黨員管理者，大家還建設了QQ和微信群，大家利用現代化的信息平臺交流企業黨建與企業發展經驗，收入頗豐，下面結合學習與企業實際談幾點心得體會：

一、轉變觀念，變“黨建要我”到“我要黨建”

很多企業業主對黨建工作思想上存在誤差，黨建意識不強，導致了很多基層組織處于兩難境地，發展緩慢，有些基層組織甚至停滯不前，形同虛設，造成了極其不好的群眾影響。從某種程度來講，非公企業主的態度對于非公黨建工作的影響具有決定性作用，如果我們能夠轉變觀念，創新“黨企”發展模式，就能夠實現基層黨支部與企業發展的良性互動。在這一點上，我深有體會。作為一家民營企業，XX

公司成立之處，企業黨建工作并不突出，黨建在企業內部完全是空架子，黨支部也形同虛設，人們都說，黨建可有可無，黨員和普通員工參與的積極性也不高。作為企業業主，尤其是一名共產黨員，我的看法卻不一樣。我了解一個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和覺悟性，要想轉變員工觀念，必須發揮出黨支部的作用，讓員工看到、聽到更能感受到黨支部實實在在的存在，讓大家切實受到黨支部的影響和熏陶，變“黨建要我”到“我要黨建”。為此，我親自配合黨支部書記工作，帶頭參加黨支部三會一課和民主生活會，從人員、場所、資金上給予黨支部最優的配備，讓支部書記和支部成員參與公司決策，經過一段時間的創建，在公司范圍形成了技術骨干是黨員、關鍵崗位有黨員、重要會議黨員參加，重大決策黨員同意的良好氛圍。

黨建工作搞好了，反過來也推動了企業的發展。在黨支部的倡導下，黨支部做到了凡是有黨員的地方就沒有生產事故，凡是有黨員的地方就有價值產生，通過一系列爭先創優活動，企業管理有了很大改善，企業發展態勢明顯轉好。就拿合理化建議來說，2011年-2013年，黨員提報合理化建議110條，被采用86條，創造技術成果3項、申報專利6個，其中絕大多數被應用于生產，為企業創造直接經濟效益約1000萬元。

二、創新“黨企”發展模式 實現基層黨支部與企業發展的良性互動

全面深化改革和發展創新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實質和亮點所在。在企業搞黨建，我們更要充分領會會議精神。這樣黨建工作才

能做的活，做出亮點，才能讓企業業主放心，讓黨員和群眾滿意。盡管公司黨建工作做出了一定成績，但是期間也出現過反復，有時黨建工作甚至停滯不前，員工對此也有意見。能不能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連貫性成為困擾支部書記和我的一塊最大心病。是否能將黨建工作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出實效，讓大家滿意，走出老路、套路。經過我們長期的探索，終于摸索出了一套科學的黨組織創建方法，既有XX公司黨支部自身特色，又符合上級黨委對公司黨支部的發展要求，即堅持七有五服務這個基礎，將黨建工作標準化。通過理順流程、量化考核，遵循PDCA動態管理機制不斷改善黨建工作，讓黨建工作與企業發展的目標結合起來，甚至與質量、安全、環境等國際管理體系融合起來，實現黨支部與企業的良性互動和共同發展。

三、下一步的設想

黨建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它是一個長期性和系統性的事情。要想做好，就必須抓重點、克難點、創亮點，條塊結合、點面結合、多措并舉。作為企業業主，對支部提供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只是基本。最重要的是參與，甚至是主導企業黨建的發展方向。正因如此，我與支部書記緊密配合，將黨建工作標準化確定為明年的創建目標，為此，我要帶頭遵守支部各項制度規定，充分協調各方困難，尤其是在支部管理標準與企業管理標準的融合問題給予全力支持，幫助支部打造更多亮點，將企業黨建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樹立起非公黨建的一個標桿。

謝謝大家.

第二篇：實現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的良性互動

實現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的良性互動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09-07-23 16:38:00 ]作者：未知編輯：studa090629

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地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確定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這是從我國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和“三農”問題實際出發，實現統籌城鄉發展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具體化方案。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農村改革發展基本目標任務做出了更加細化的界定。從我國的國情和農村發展情況來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并不是要否定我國的城鎮化道路。而推進城鎮化，即使我國的城鎮化程度達到60%，仍然會有五六億人滯留農村，所以推進城鎮化的同時也必須大力發展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它們都與解決“三農”問題有關。對此，積極探索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發展，實現現代化的雙重驅動，這會對我國欠發達地區城鄉社會經濟擺脫“二元”結構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考。

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互動發展的理論依據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經濟發展低水平的產物，又是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城鄉協調發展是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根本途徑。城鎮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它以受其影響的廣大農村地區作為腹地而存在，發揮擴散效應與回流效應，兩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不存在戰略重疊和現實矛盾。目前，有關城鄉聯系和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較多，這為我國確立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戰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體化格局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配置理論

推進城鎮化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載體。一方面，有利于人口及經濟活動由農村向城鎮集聚；另一方面，伴隨著小城鎮基礎設施的完善，投資需求隨之增長，直接增加農民的勞務收入。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力由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這是必然發生的共生現象。圍繞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的配置，發展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劉易斯模型認為，在二元經濟中，傳統農業部門最大的特點就是剩余勞動力的存在。由于工農業之間的收入水平存在明顯的差距，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有一種向工業部門流動的趨勢。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費景漢在劉易斯理論的基礎上，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必然流動的趨勢是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剩余產品的增加為前提的，彌補了劉易斯模型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托達羅系統發展了這一論斷，建立了一個解釋發展中國家城鄉勞動力轉移的模型，該模型認為剩余勞動力的區域轉移是理性的經濟行為，遷移決策取決于城鄉之間預期工資差異。可見，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化農業就必須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這種轉移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鄉之間工資預期的差異，這是政府主導、農民自覺、市場自發三方博弈的結果。結合我國具體現實，在城市“異質性結構”存在的前提下，可行的辦法就是建立適量的小城鎮就地轉移，實現離土不離鄉。

（二）非均衡增長理論與城市中心論

非均衡增長理論認為，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效益的存在，在市場力量的引導下，經濟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傾向于某些區域，然后通過不同渠道發揮擴散效應和回流效應，在實現增長極對外圍產品的需求和技術創新的擴散的同時，實現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從外圍向核心區的流動。這些理論都是以城市為中心，強調通過資源要素從

城市向農村的流動來帶動農村地區的發展，帶有明顯“城市偏向”傾向和城市中心色彩。實現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的互動發展，一方面需要選擇適合經濟增長的核心區域，通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效益推動城鎮化，加快要素資源的合理整合，實現經濟的非均衡增長；另一方面需要克服非均衡增長理論與城市中心論的誤區，統籌城鄉發展，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是長期以來區域經濟非均衡增長戰略選擇和城鄉發展政策供給不對等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利普頓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的實質就在于城市集團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通過“城市偏向”政策使社會資源不合理的流入自己的利益所在地區，最終損害農村地區的發展。

（三）城鄉聯系模式選擇理論

關于城鄉聯系模式的選擇，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拉尼斯和費景漢早就提出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經典模式，即城市-工業導向模式，這一聯系互動模式主要通過城市中現代工業不斷吸納農村中剩余勞動力來實現。在這里主要結合契合我國現實的“城市-城鎮-農村”聯系模式進行分析，盡管其表現形式多樣，有的強調農村城鎮的發展，有的強調城鄉協調發展，有的強調城市的均衡布局，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強調廣大農村地區小城鎮的發展，以城鎮為中介，實現城鄉聯系。因為小城鎮作為農村經濟、文化中心，通過其輻射作用，可以實現農村向城市的自然延伸。

另外，小城鎮作為農村的區域中心，具有很強的集聚擴散效應，能夠在一定范圍內將各種生產要素聚集起來，實現農業的規模經營和農村現代化，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弗里德曼認為，集中發展中心城鎮，一方面可以分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的規劃與權力機構，另一方面又可以為農村居民提供一個有利于其自身發展的場所，極大地降低農民的交易費用；費孝通認為，鄉鎮企業和農村小城鎮建設對于打破城市和鄉村封閉隔絕的狀態，實現城鄉要素在產業上的協調發展，形成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的網絡體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互動中存在的不協調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將存在聯系的兩個經濟區域被人為地割裂開來，在造成城鎮化發展滯后的同時，又將現實經濟發展中的種種矛盾疊加在一起，導致建設新農村與發展小城鎮在契合和互動中存在諸多不協調。主要體現在：

（一）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不協調

隨著農村地區非農化浪潮的興起，農村地區相當數量的勞動力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基本上脫離了農業。但是，由于這種轉移沒有納入正式渠道，是一種暫時性的轉移，戶口常住地依舊在原籍，于是便出現了一個既非農民，又非城市居民的“兩棲性”游離階層。這種離農人口的“兩棲性”和不穩定性決定了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就會出現逆向轉移。這一階層的出現對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出路，發展鄉鎮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弊端。

“兩棲”人口因為其對土地的復雜感情，一方面不愿意放棄土地，而將其視為一種職業保障或發生不測風云時的退守陣地；另一方面在農業與非農產業比較利益反差極大的條件下，他們又不愿意在農業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金，依舊實行粗放經營。“兩棲”人口對于所從事的非農產業懷有不穩定心理，沒有長期規劃，也不愿意進行大規模投資，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再生產投入上舉棋不定，不利于農村分工分業和城鎮建設的發展。他們雖然增加了許多收入，但不愿意把這些收入用于生產性投資，而是將錢用于生活消費上，這種狀況不利于經濟發展。不少“兩棲”人口在農村和城鎮占有雙份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設施，從宏觀上、微觀上都造成了

資源的浪費，同時他們卻并不因為擁有雙份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得到較高的經濟效益和消費效用。

（二）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土地資源利用的不協調

大力發展小城鎮推進農村城鎮化作為建設新農村的必然選擇，其本來要旨在于在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或農村轉變為城鎮的過程中，實現生產方式和文化觀念向城鎮現代化水平轉變。可是，在小城鎮建設中，由于選擇的偏差、定位的誤區以及農民的漠視，致使盲目的城鎮化，不僅沒有促進農村和諧秩序的演化，反而使得現有的農村秩序受到很大的破壞。一方面，就環境而言，小城鎮大多數都以落后的傳統產業為主，規模較小，無法發揮規模效益和集聚效應，但投資巨大，結果致使農村環境污染嚴重。這樣，不但沒有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反而極大地惡化了農村現有的生態秩序。另一方面，盲目的城鎮化，使得“造城”運動和“圈地”熱潮如火如荼，在造就新的城市貧民的同時，又在大量吞食著農民的廉價土地。另外，隨著我國城鎮化步伐不斷加速，小城鎮數量開始猛增，土地資源利用矛盾和問題越來越突出。許多工業園區侵占良田，環境污染嚴重，建設用地盲目擴張，占用耕地過多，小城鎮建設用地粗放利用，這些都是與建設新農村的初衷相悖的，已成為制約建設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互動發展的重要阻礙。

制約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發展良性互動的因素分析

（一）建設新農村與推進城鎮化勞動力資源配置不協調的因素分析

小城鎮是城市中資本、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向農村地區擴散的橋梁，也是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平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確保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選擇，我國確立了嚴格限制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戶口制度，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包括小城鎮的流動。20世紀80年代，迫于農村改革和農村非農化的強烈需要，政府有限度地對傳統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做了很小范圍和程度的開放，致使戶口不發生變動的非正式人口流動成為人口流動的主流。可是，農村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雖然脫離了農業生產，但是又不能徹底地轉移到小城鎮中去從事非農產業，而是在進行二、三產業的同時，仍沒有完全割斷同土地的關系，廣大農民工在農村與城鎮之間游離著，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游離階層”。這種二元戶籍制度改革的不徹底性，既不利于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阻礙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除此之外，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不活和土地收益率低下也是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在我國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安排之下，由于土地流轉的內生機制不健全和外部環境不成熟，致使許多農民轉向非農產業，但又不愿意放棄小塊土地的經營權，土地社會保障功能不斷強化。這樣就會降低農民非農業生產投資預期，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相對自由轉移。另一方面，在土地及其它生產要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客觀上存在投資報酬遞減規律，農業勞動生產率往往因為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而趨于遞減。如果剩余勞動力未轉移出去，則必然造成潛在的農業待業勞動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勞動力都投入到數量固定甚至減少的土地上，則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和土地收益率的低下。

（二）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土地資源利用不協調的因素分析

新農村建設與小城鎮發展土地資源利用的不協調，最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缺乏統籌和長遠考慮，造成小城鎮用地規模失控，不僅沒能體現效益，反而惡化了農村現有秩序，在土地社會保障功能對農民不斷強化的背景下，耕地面積卻大幅減少。當然，在小城鎮的發展進程中，無論是城市人口比重日益增加，還是城市自身規模的擴大，都必然伴隨著城鎮建成區的擴大和耕地面積的減少，這是任何國家城鎮化的必然趨勢。

在我國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低下，一方面，由于在小城鎮建設過程中缺乏科學合理的統一規劃，與城市規劃脫節，忽視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忽視城鎮體系規劃，缺乏應有的權威性、指導性和實效性，在缺乏項目、資金和第二、三產業集聚規模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粗放用地。

目前我國大多數小城鎮在用地結構方面普遍存在著居住用地比重過大，公共設施用地和綠化用地比重偏少，公共服務設施配套不完善等問題。其原因在小城鎮用地布局方面，存在著鄉鎮企業、村莊和小城鎮布局過于分散，城市內部道路建設不規范，功能分區不明顯，建筑密度和容積率低，建筑物布局零亂等問題，導致小城鎮土地用地結構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下，城市集聚效益降低，生態環境較差，城市的自然人文景觀缺乏特色等。

另外，由于我國小城鎮的發展絕大多數是依靠農民自發形成的，小城鎮建設資金的嚴重匱乏是制約小城鎮發展的首要因素。在小城鎮發展初期，只能采取低成本擴張的政策，以地生財以大量占用耕地為代價。這種重外延輕內涵的小城鎮發展戰略模式，使小城鎮的用地規模無限制的擴張，耕地占用面積迅速增加。

實現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良性互動的對策選擇

城鎮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的所在，又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途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利于城鎮化發展。如何克服建設新農村和發展小城鎮之間的不協調，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筆者認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

（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創新

長期以來，以戶籍制度為根基的城鄉分割體制是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遷徙，將城鄉居民分割為兩個發展機會和社會地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集團。直到20世紀80年代起才開始松動，市民所享有的特權逐漸開始弱化。戶籍制度及其管理方式不應當成為人為的區分人們社會身份的標志，應適應我國經濟非農化和市場化的需要，逐步并最終徹底剝離粘貼在非農業戶口上的一系列無償的社會經濟福利，實現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實行以遷入地和常居地管理為主的管理方式，鼓勵有固定住所、有合法收入的農村人口或外來人口辦理城鎮常居戶口。這能有效地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配置，克服凝滯性強、附著性大的配置陷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要實現徹底轉移，面臨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轉移勞動力原來承包的耕地，避免大量的亦工亦農的兼業化現象。為此迫切需要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制度的創新，促使轉移土地的勞動力向種田能手集中，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從耕地退出的角度看，應該讓退出耕地經營權的農戶仍能憑他們原有的土地經營權而獲得經營權的收益。從耕地流出的角度看，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培育、造就一個懂經營管理的階層。還要進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創新，以企業式的管理、核算和收入分配模式取代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不計效益和成本的家庭耕作模式，逐步將傳統的家庭式生產組織改造成企業式農場。這樣才能更好地契合發展現代高效農業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現實要求。

（二）建立統一協調的區域規劃體系

2004年新《土地管理法》實施以后，我國土地管理進入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階段，除生態退耕還林還草外，確保耕地總量動態平衡成為我國土地管理工作的重大戰略和艱巨任務。然而城鎮化必然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我們既要反對那些因害怕失去耕地而不搞城鎮化的典型的“小農意識”，也要防止出現忽略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稀缺的基本國情，片面追求城鎮盲目無限制擴張的錯誤傾向。中國式的城鎮化道路只能是以保護耕地為前提的城鎮發展模式。也就是說，在城鎮建設占用耕地的同時，必須通過各種有效途徑開墾同等數量和質量的耕地，以保護一定區域內的耕地總量不變。因為小城鎮建設不僅關系到自身發展，而且事關區域以至全國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全局。

小城鎮發展戰略不僅要因地制宜科學地選擇能充分發揮地方優勢，具有地方特色的發展模式和用地模式，而且要始終堅持法定原則，以小城鎮區域土地利用綜合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科學合理地確定小城鎮用地規模和布局。這就需要在小城鎮建設過程中充分發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小城鎮發展引導和調控作用，堅持用途管制制度，建立起統一協調的小城鎮區域規劃體系，正確引導農業結構調整使耕地數量增加的同時提高新增耕地的質量，避免小城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他相關規劃脫節，防止小城鎮建設片面追求外延發展規模，用地粗放，浪費土地和亂占濫用耕地的現象，使小城鎮建設步入有序的可持續發展軌道，為新農村建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參考文獻：

1.畢世杰.發展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郝壽義，安虎森.區域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第三篇：實現機關黨建與農業農村發展良性互動經驗匯報

市委農工委作為市委農業農村工作綜合部門，承擔著農業農村工作綜合調研、指導服務等職能，工作成效直接關系黨的農業農村政策落實，更關系農業發展、農村繁榮和農民幸福。一年來，在市委的正確領導和市直機關黨工委的關懷指導下 , 以科學發展觀學習實踐活動為主線，以機關黨建凝聚人心、提高戰斗力，以城鄉一體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檢驗黨建成果，實現了機關黨建與中心工作有機結合良性互動。機關風清、氣正、勁頭足，農村增產、增收、面貌新，城鄉一體化明顯推進。我們的主要做法是：

一、狠抓黨建凝聚人心，打造一個特別能戰斗的集體

作為市委工作部門，我們始終 按照“抓黨建、帶隊伍、促工作、創一流”的總體要求，把黨的建設作為機關建設的靈魂，作為“一把手”工程常抓不懈。在具體操作上，堅持以規定動作夯實基礎，提高黨員干部素質；以自選動作體現特色，樹立機關整體形象，機關凝聚力、戰斗力明顯提升。無論是中心組理論學習、“三會一課”，還是科學發展觀學習實踐活動、效率年活動，我們都以嚴格的制度約束，扎扎實實地完成每一個規定動作，確保不走過場，夯實黨員干部的理論基礎，堅定科學發展理念，增強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意識，黨員干部素質明顯提高，5+2、白 + 黑成了機關干部的自覺行為，機關面貌煥然一新。在自選動作上，我們著重突出部門特色，以特色求突破、樹形象。一年來，我們成功召開機關黨委換屆選舉大會，既選出了充滿活力的新一屆機關黨委，又讓全體黨員受到了一次莊嚴的黨性教育；在中心組和黨日學習中，我們緊緊圍繞把十七屆三中全會和省委七屆四次全會精神學習好、領會好、貫徹好，把我市農村改革發展推向前進，舉辦了獨具特色的“情系三農服務三農”主題論壇。在科學發展觀學習實踐中，我們注重與中心工作相結合、與“崗樹一念、人練一招、處謀一策”活動相結合，總結探索出了農村科學發展的“八種模式”，被 省委常委、市委書記趙勇稱贊為 “農工委科學發展觀學習實踐活動抓得實、工作有創新，值得推廣！”

二、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創造新農村建設的輝煌業績

一年來，我們 緊緊圍繞 市委提出的“開放創新，富民強市，把新**建設成科學發展示范區和人民群眾幸福之都”的奮斗目標，寓黨建活動和創建科學發展示范機關活動于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偉大實踐，在實踐中豐富理論更新觀念，在實踐中制定政策完善規劃，在實踐中創新機制探索路徑，黨員干部的綜合協調、工作指導、調查研究、督導檢查四項能力大大提高，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輝煌業績。一是探索了八種模式，實施了 53 個鄉鎮、232 個村、30501 戶以“六個一”為主要內容的農村舊民居改造和 76 個村的新民居建設試點示范工程，省委書記張云川、代省長胡春華給予充分肯定；省委常委、省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省紀委書記藏勝業于 12 月 8-9 日在遷安與張和省長一起主持召開全省貫徹落實省委七屆四次全會精神暨新農村建設觀摩匯報會，觀摩我市典型，推廣我市做法 ；二是參與組織了綠化攻堅行動，掀起**生態建設高潮；三是堅持 邊學習、邊探索、邊實踐，通過培訓、觀摩、指導，打造了豐南區黃各莊等 22 個鄉鎮、遷安市唐莊子等 116 個村科學發展示范鄉村典型，成為全市乃至全省學習的榜樣； 四是農村民居建設“六個一”和農業內部循環生產兩個科學發展模式試點示范工作順利推進，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科學模式廣泛推廣；五是圓滿完成了領導大接防活動中 21 個信訪案件的督辦落實工作，促進了農村和諧穩定；六是實施了**市農業科學發展示范工程，促進了全市現代農業園區建設和奶業振興；七是組織開展了**市新農村建設規劃方案和民居建筑設計大賽，優秀設計將編入《**市新農村民居建筑優秀設計圖集》，免費向全市農村發放，供農民群眾選用；八是重點抓了 452 個村的文明生態村創建工作，全市開展創建村累計達到 3485 個。九是圍繞“五個一體化”，建設“五個體系”，實施“五個示范工程”，實現“五個無障礙”，達到“五個起來”，城鄉一體化全面推進；十是完成了八項城鄉一體化課題研究，成果通過專家鑒定，城鄉一體化理論研究取得新進展；十一是參與起草《中共**市委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加速實現城鄉等值化的決定》、市委市政府《 2009 年農業農村工作要點》等重要文稿，為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發揮參謀作用。

抓機關黨建工作，離不開領導重視。我們 把黨的建設作為機關建設的靈魂，作為“一把手”工程常抓不懈，把黨建工作與業務工作同部署、同檢查、同考核，使黨建工作與業務工作在思想上同心、目標上同向、工作上同步，杜絕了黨建工作是黨委少數人工作的傾向。黨建工作既要作為黨員的義務，又必須充分調動廣大黨員干部的積極性。我們之所以能取得黨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