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離婚案件審理中兒童利益保護問題之探討

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渴望擺脫不幸婚姻追求個人幸福的人與日俱增。離婚的增多意味著不穩定的家庭關系增多，離婚帶來的不僅僅是家庭的破碎、當事人本人的痛苦，父母離婚的最大受害者是兒童。所以，“更加注意尊重和保護兒童利益”已是現代婚姻家庭法的發展趨勢之一。

一、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兒童是世界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兒童的權利是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兒童屬于弱勢群體之一，故法律應當對兒童的利益給予最大化保護。“兒童最大利益”保護原則最早是由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確認為保護兒童權利的一項國際性指導原則。該《宣言》指出：兒童（注：特指18歲以下）應受到特別保護，并應通過法律和其他方面而獲得各種機會與便利，使其能在健康而正常的狀態和自由與尊嚴的條件下，得到身體、心智、道德、精神和社會等方面的發展。這一原則后來在若干國際公約和區域性條約中多次得到重申，當前，“最大利益原則”已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世界上許多國家在立法或司法中明確規定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普遍被認為是處理子女監護撫養等事宜之唯一最高準則，被作為解釋相關法律條文的依據。

兒童最大利益，就是將兒童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國家在制定各項政策、處理涉及兒童事務中，均應以兒童利益作為優先考慮的前提。該原則集中體現在《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款中規定:“關于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根據本條規定，“最大利益原則”不是最大限度的考慮兒童的利益，也不是優先考慮原則，而是把兒童的最大利益放在“首要”考慮的地位。

“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已成為世界各國兒童利益保護立法的最重要原則。在大陸法系一些國家的立法中，雖然大多數都沒有明確規定“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但在有關子女監護權、親權或父母照顧權以及探視權的行使等方面的規定中都體現了該原則。如《法國民法典》第287條第1款規定:“親權由父、母雙方共同行使。在雙方不能協商一致時，或者法官認為所達成的協議違背子女利益時，法官得指定由子女在其處慣常居住的父或母單方行使親權。”關于親權的撤銷，該法典第427條規定，“父與母，因虐待子女，或者因經常酗酒，明顯行為不軌或者有犯罪行為表現，或者因對子女不予照管或引導，使子女的安全、健康與道德品行顯然受到危害時，可以在任何刑事判決之外，被完全撤銷親權”。

我國是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之一，該公約明確規定“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是各國政府處理兒童有關問題必須首要考慮的原則。這就為各締約國政府制定兒童權利保護的相關法律提供了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兒童優先”原則是我國兒童權益保護原則之一。2001年5月22日發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01--2010年)》中開篇提出了“堅持‘兒童優先’原則，保障兒童生存、發展、受保護和參與的權利，提高兒童整體素質，促進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總目標。2006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增補了“兒童優先保護”的原則。“兒童優先”原則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兒童本位”的權利理念。《未成年人保護法》作為兒童法體系中的核心法律，但未成年人保護法規本身的不周延，“兒童優先”原則內容規定不具備可操作性，及因為沒有配套措施加以落實，致使這一法律原則在實踐中無法執行，造成規范虛置。這就造成該法律原則只是呼吁性規范。“兒童優先”原則在其他法律規范中同樣出現尷尬境地。例如《婚姻法》第39條規定，離婚時夫妻的共同財產分割，如協議不成時，由法院依據“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的原則判決”，立法將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與母親的利益或父母的利益并列而給予同等的保護。某些立法規定甚至以父母的利益或意愿作為優先考慮，仍然停留在“父母本位”階段，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3條第1,3項對離婚時確定由何方父母直接撫養子女的優先考慮情形之規定“己做絕育手術或因其他原因喪失生育能力的”，“無其他子女，而對方有其他子女的”可優先考慮的因素。很明顯，這些判斷標準注重的只是父母的愿望和權利，沒有體現出“兒童優先”原則，更是與國際法所要求的“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的精神相悖。其次，“兒童優先保護”與“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是不同層次上的兒童利益保護原則。最大利益原則不僅特別強調子女之于父母或其它相關利益的優先地位，而且適用范圍更廣，如在收養關系中、監護權和教育權的行使中等等；不僅要考慮兒童優先，還要看在優先考慮兒童利益的前提下，怎樣做才能保護兒童的最大利益。最大利益在本質上更能體現兒童主體的權利理念。它所涉及的是與兒童有關的一切事務，把解決兒童利益有關的問題升華到更高的層次。而“兒童優先”原

則本質上并未超出父母權利的規制，它只是在父母權利的框架下考慮兒童權利的優先地位。

二、離婚訴訟中兒童的利益保護

現代家庭的婚姻沖突及為追求個人幸福而離婚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但父母離婚導致家庭破裂的最大受害者是孩子。對兒童而言，不僅僅在于家庭是其社會化的首屬環境，對人格的塑造也有著奠基的作用。在兒童社

會化過程中，家庭、學校、社會等各種不同的社會化環境對其成長的影響是不同的。年齡越小，父母和家庭的作用越大。據美國學者阿莫托和基思利用文獻系統分析法對92個前人的研究（涉及13000個孩子）進行再分析，表明70%的前人研究都發現父母離婚孩子的福利低于生活在結構完整家庭里的孩子。國內許多社會研究成果已證實父母離異不僅造成子女經濟上的困難，而且對子女的心理健康、學習成績、品德行為和生活安排均有一定影響，尤其是心理的創傷難以彌合。

要保護兒童，首要的就是了解兒童的權利。聯合國早在1959年的《兒童權利宣言》就指出“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護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適當保護。”按照《兒童權利公約》的界定，兒童權利多達幾十種，如姓名權、國籍權、受教育權、健康權、醫療保健權、受父母照料權、娛樂權、閑暇權、隱私權、表達權，參與權等等。《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能夠形成自己看法的兒童有權對影響兒童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熟程度給以適當的重視。”參與權指每個兒童有參與家庭、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權利。兒童有權利就所有影響他們生活的事項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在我國離婚訴訟中，子女本人既不是其父母離婚中的當事人，也不是案件執行過程中的被執行人，這就意味著他不享有任何執行過程中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同樣也不負有任何執行過程中的訴訟義務和實體義務。子女撫養、監護等問題往往處于離婚的從訴地位，即在解決父母離婚問題時對子女撫養、監護等問題附帶一并予以處理。也就是說，父母既是離婚訴訟的當事人，又是該案中子女的代理人。為了盡快從已死亡的婚姻中解脫出來以便另筑愛巢，在經歷了財產爭奪大戰之后而身心俱疲的有些父母很可能對子女問題隨意處理。由于我國沒有設立未成年子女“訴訟代表人”制度，沒有專門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訴訟代表人”參加訴訟、提供可資法官借鑒的建議，有些法官可能會被動地接受父母對子女的安排方案。在此情形下，無論是處理父母離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監護問題還是探視問題，都有可能不能很好地體現“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

在民法、婚姻法、收養法、少年法、教育法等部門法中確認最大利益原則，以更切實地保護兒童權利。鑒于“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時存在定義的模糊性，如果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法官可能輕易將其不確定的想法、怠惰、甚至是偏見帶入審理的案件中來，使此原則的實施偏離其宗旨。對此，我國應借鑒英美法國家為法院設定的在決定子女最大利益時，應審酌的影響因素，立法中明確規定“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的適用應考慮以下因素：（1）子女的年齡、性別、背景以及相關的其他情況；（2）子女的意愿及情感(應考慮其年齡與認知能力);(3)子女的物質、精神以及教育需要;(4)子女的生活環境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5)父母一方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人的意愿、對子女的情感及其滿足子女需要的能力;(6)法官認為與維護兒童最大利益相關的其他因素。這樣立法明文規定了應考慮的基本情形，既使法律更為統一和清晰，防止自由裁量權被濫用，還可指導離婚雙方依法處理其監護權行使問題，減少訴爭和訟累，有利于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

三、家庭和諧是“兒童利益最大化”的體現

堅持“調解和好為重，維護家庭穩定”的審判原則，將調解離婚當事人的和好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在調解過程中首先從離婚案件的原告提出的離婚理由作為調解的出發點，針對夫妻間存在的主要矛盾進行分析，找到婚姻沖突的癥結所在進行調解，抓住父母關愛子女這一心理，使其處理好人性和親情的關系，再根據雙方的性格特點進行引導，同時抓住父母對子女健康成長所負責任方面對其進行深刻教育，“父母雙方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共同責任的原則得到確認。父母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首要責任。兒童的最大利益將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事。為未成年人子女營造溫馨、良好的成長環境是父母應盡的法定義務，并充分利用現實生活中離婚及單親家庭給孩子帶來的嚴重的負面影響，結合離異家庭子女犯罪率高及性格易出現障礙等突出的社會現象，勸原被告“為了孩子”，和好撤訴，為兒童的健康快樂成長提供一個幸福和諧家庭環境。

第二篇：淺析離婚案件缺席審理

缺席審理是指一方當事人經依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情況下，人民法院仍不中止案件的審理，對一方當事人進行調查、審核證據，并對不出庭當事人提供的訴訟材料進行審查后依法作出判決的訴訟活動。在當前審判實踐中，離婚案件缺席審理最常見的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被告下落不明而采用公告送達缺席審理；另一種是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

庭而缺席審理。離婚案件的顯著特點首先是當事人對婚姻意愿的表達必須由本人親自實施，具有人身不可替代性（已喪失訴訟行為能力的例外）。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關系的判決，不得申請再審。其次，離婚案件所查明的法律事實有相對的隱蔽性，有很多事實只有夫妻雙方知曉，其他人難以證明。基于離婚案件的上述特點，我們在審理離婚案件時應慎用缺席判決的方式結案。

一、離婚案件缺席審理增多的原因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流動性加大，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涌入城市務工，導致夫妻雙方長期分居，這種情形日益增多，使很多夫妻常年聚少離多，嚴重的影響了夫妻感情。一旦雙方感情出現裂痕，一方起訴到法院要求離婚，由于其往往不能準確提供對方的詳細地址，使得法院常常很難通知被告應訴。在這種情況下，法院通過其他送達方式無法送達的，往往只能采用公告送達方式送達應訴通知書和開庭傳票。

此外，有的當事人缺乏家庭責任感，對婚姻無所謂，常常行蹤不定，表現為不辭而別，獨來獨往，另一方很難把握其行蹤；還有一種當事人是惡意缺席，故意規避法律，不愿承擔不利后果，如不想離婚，不想撫育小孩或不想讓對方獲得財產之利益。故意不到庭，造成對方當事人舉證困難，人為增加法官判決離婚難度；還有的拖延訴訟，迫使對方當事人讓步。

二、離婚案件缺席審理的弊端

1、雙方感情是否破裂難以查明。在缺席審理時，由于被告未到庭，給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質證程序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審判中，法官主要看原告的舉證，不能通過聽取雙方的陳述、辯論并結合雙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雙方夫妻感情是否確已破裂。有時原告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往往夸大其詞，甚至杜撰一些不實的事實來證明夫妻感情不和，法官僅憑原告的陳述及其提供的證據確實難以判斷雙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2、財產及債權債務狀況難以查明。原告在庭審中提供的財產情況，可能有遺漏，因為對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間所得的財產，原告不知情，亦無法查清，更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在這種情況下，財產的分割僅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間所得的財產和被告下落不明期間原告所得的財產；同時還可能存在虛假，因為原告為了達到多得財產的目的，也有可能隱瞞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這種情形如果涉及的財產多、數額大，缺席判決后，一旦被告重新出現，新的財產分割紛爭必起無疑。同時，因為被告未出庭參加訴訟，對夫妻間的共同債權、債務亦無法查清。在共同債務問題未查清的情況下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有可能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3、子女撫養問題難。缺席審理時，夫妻雙方不能就子女跟誰生活及撫養費的承擔等問題進行協商。當原告不同意撫養子女，對被告公告送達缺席審理時，若判決由原告撫養，而被告又下落不明，對原告來說是不輕的負擔，且對原告不公平；若判決由被告撫養，而其又下落不明，子女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切實的保護，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

三、離婚案件缺席審理應注意的問題

1、依法通知被告應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在起訴或者答辯時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準確的送達地址、收件人、電話號碼等其他聯系方式，并簽名或者捺印確認”。第十條規定“因當事人自己提供的送達地址不準確，送達地址變更未及時告知人民法院，或者當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達地址而導致訴訟文書未能被當事人實際接收的，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郵寄送達的，以郵件回執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視為送達之日；

（二）直接送達的，送達人當場在送達回證上注明情況之日視為送達之日。上述內容，人民法院應當在原告起訴和被告答辨時以書面或者口頭方式告知當事人”。對惡意缺席的被告，法院可以依法要求其提供自己的送達地址，然后向其郵寄送達訴訟文書，其簽收與否不影響送達的法律效力。對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若用《民訴法》規定的其它送達方式均無法送達的，采用公告送達。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

2、對一方以下落不明起訴離婚的案件，要把查明對方當事人是否確屬下落不明作為案件審理的重點，因為查清該事實是確定案件能否適用缺席判決的關鍵。訴訟中對原告提交的證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證據，因無法質證，不能直接作為定案依據。審判人員應根據這類案件的特殊性，依職權進行調查取證，除調查核實原告提供的證據外，還應當調查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的近親屬，因為一方當事人若非下落不明，其一定會和

近親屬保持聯系。如果其近親屬也不知道其下落，那么結合原告方提供的證據，可認定被告下落不明。在程序上應盡可能保證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多渠道獲取通知其參加訴訟的信息，在發出公告的同時，應在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直系親屬住所地張貼公告，防止原告采用欺詐手段，騙取法院適用缺席審理。

3、認真審查原告方提供的證據材料。由于離婚案件不

同于一般案件，離婚糾紛除涉及當事人的人身和財產關系外，還涉及婚姻家庭的穩定，具有較強的社會性。婚姻關系的穩定與否，直接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所以，在審理涉及一方下落不明的離婚案件時，對原告提供的證據要認真細致地進行審查。特別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證人證言，應該通知出具證言的證人出庭作證，并核實其證言的真實性。對共同財產、共同債權債務，最好通過當地基層組織調查核實，在無法查清時，應暫不處理共同財產、債權債務問題，待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出現后再行處理，充分保障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的訴權。同時，加強與下落不明一方當事人親屬的溝通，盡量減少日后可能出現的纏訴。對被告惡意缺席的離婚案件，審判人員要耐心做被告的思想工作，爭取讓被告到庭參加訴訟。對被告明確表示不到庭參加訴訟的，應要求被告出具對婚姻、財產分割及孩子撫養的書面意見或將其意見記入筆錄，或采取就地調解或到案發地開庭等措施，解決被告不到庭參加訴訟的問題。

4、妥善處理子女撫養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父母有撫養子女的權利和義務。實踐中因被告未到庭，對于子女應由誰來撫養，人民法院認定的難度較大。對被告惡意缺席的離婚案件，一般可根據子女目前撫養的現狀，判決子女由原告或被告撫養。對被告下落不明而判決離婚的案件，原告有先行撫養子女的義務。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判令子女由原告攜帶撫養；若夫妻有共同財產的，可將被告方應得的共同財產份額作價后交付原告 抵作撫養費，多余部分也可交由原告保管，待被告出現后主張權利時，再由原告交還給被告。若沒有什么共同財產，可判令被告負擔部分撫養費，待其出現時再申請執行，被告如有異議時則可由被告另行主張。這樣判決既不會影響被告事后再主張要利的訴權，也保持了子女撫養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也有利于減少社會矛盾。

5、多做服判息訴工作。很多當事人法律意識不強，法律舉證缺乏，法官有必要就有關法律規定向當事人或其親屬進行釋明。對下落不明的被告重新出現并到法院纏訴的，應當對其進行耐心的疏導解釋，說明判決的法律依據。特別是公告送達的有關規定，說服其服判息訴，同時告知其若有共同財產沒有分割，可另行起訴，若要求撫養子女并有能力撫養時，告知其另行提起變更撫養權訴訟。

第三篇：關于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問題司法解釋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的通知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法發〔1993〕32號

【頒布時間】1993-11-3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的通知

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各級軍事法院、各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各海事法院： 現將《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印發給你們，請認真執行。在執行中注意總結經驗，有何意見和問題，請及時報告我院。

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603次會議討論通過）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理，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及有關法律規定，分清個人財產、夫妻共同財產和家庭共同財產，堅持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照顧無過錯方，尊重當事人意愿，有利生產、方便

生活的原則，合情合理地予以解決。根據上述原則，結合審判實踐，提出如下具體意見：

1、夫妻雙方對財產歸誰所有以書面形式約定的，或以口頭形式約定，雙方無爭議的，離婚時應按約定處理。但規避法律的約定無效。

2、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為夫妻共同財產，包括：（1）一方或雙方勞動所得的收入和購置的財產；（2）一方或雙方繼承、受贈的財產；

（3）一方或雙方由知識產權取得的經濟利益；

（4）一方或雙方從事承包、租賃等生產、經營活動的收益；（5）一方或雙方取得的債權；（6）一方或雙方的其他合法所得。

3、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復員、轉業軍人所得的復員費、轉業費，結婚時間10年以上的，應按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分割。復員軍人從部隊帶回的醫藥補助費和回鄉生產補助費，應歸本人所有。

4、夫妻分居兩地分別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財產，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在分割財產時，各自分別管理、使用的財產歸各自所有。雙方所分財產相差懸殊的，差額部分，由多得財產的一方以與差額相當的財產抵償另一方。

5、已登記結婚，尚未共同生活，一方或雙方受贈的禮金、禮物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具體處理時應考慮財產來源、數量等情況合理分割。各自出資購置、各自使用的財物，原則上歸各自所有。

6、一方婚前個人所有的財產，婚后由雙方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生產資料經過8年，貴重的生活資料經過4年，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

7、對個人財產還是夫妻共同財產難以確定的，主張權利的一方有責任舉證。當事人舉不出有力證據，人民法院又無法查實的，按夫妻共同財產處理。

8、夫妻共同財產，原則上均等分割。根據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和財產的來源等情況，具體處理時也可以有所差別。屬于個人專用的物品，一般歸個人所有。

9、一方以夫妻共同財產與他人合伙經營的，入伙的財產可分給一方所有，分得入伙財產的一方對另一方應給予相當于入伙財產一半價值的補償。

10、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生產資料，可分給有經營條件和能力的一方。分得該生產資料的一方對另一方應給予相當于該財產一半價值的補償。

11、對夫妻共同經營的當年無收益的養殖、種植業等，離婚時應從有利于發展生產、有利于經營管理考慮，予以合理分割或折價處理。

12、婚后8年內雙方對婚前一方所有的房屋進行過修繕、裝修、原拆原建，離婚時未變更產權的，房屋仍歸產權人所有，增值部分中屬于另一方應得的份額，由房屋所有權人折價補償另一方；進行過擴建的，擴建部分的房屋應按夫妻共同財產處理。

13、對不宜分割使用的夫妻共有的房屋，應根據雙方住房情況和照顧撫養子女方或無過錯方等原則分給一方所有。分得房屋的一方對另一方應給予相當于該房屋一半價值的補償。在雙方條件等同的情況下，應照顧女方。

14、婚姻存續期間居住的房屋屬于一方所有，另一方以離婚后無房居住為由，要求暫住的，經查實可據情予以支持，但一般不超過兩年。

無房一方租房居住經濟上確有困難的，享有房屋產權的一方可給予一次性經濟幫助。

15、離婚時一方尚未取得經濟利益的知識產權，歸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可根據具體情況，對另一方予以適當的照顧。

16、婚前個人財產在婚后共同生活中自然毀損、消耗、滅失，離婚時一方要求以夫妻共同財產抵償的，不予支持。

17、夫妻為共同生活或為履行撫養、贍養義務等所負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離婚時應當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

下列債務不能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應由一方以個人財產清償：

（1）夫妻雙方約定由個人負擔的債務，但以逃避債務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資助與其沒有撫養義務的親朋所負的債務。

（3）一方未經對方同意，獨自籌資從事經營活動，其收入確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4）其他應由個人承擔的債務。

18、婚前一方借款購置的房屋等財物已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的，為購置財物借款所負債務，視為夫妻共同債務。

19、借婚姻關系索取的財物，離婚時，如結婚時間不長，或者因索要財物造成對方生活困難的，可酌情返還。

對取得財物的性質是索取還是贈與難以認定的，可按贈與處理。

20、離婚時夫妻共同財產未從家庭共同財產中析出，一方要求析產的，可先就離婚和已查清的財產問題進行處理，對一時確實難以查清的財產的分割問題可告知當事人另案處理；或者中止離婚訴訟，待析產案件審結后再恢復離婚訴訟。

21、一方將夫妻共同財產非法隱藏、轉移拒不交出的，或非法變賣、毀損的，分割財產時，對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的一方，應予以少分或不分。具體處理時，應把隱藏、轉移、變賣、毀損的財產作為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的一方分得的財產份額，對另一方的應得的份

額應以其他夫妻共同財產折抵，不足折抵的，差額部分由隱藏、轉移、變賣、毀損財產的一方折價補償對方。對非法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的一方，人民法院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的規定進行處理。

22、屬于事實婚姻的，其財產分割適用本意見。屬于非法同居的，其財產分割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的有關規定處理。

1993年11月3日

第四篇：審理公告離婚案件應注意的問題

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增加，公告案件比例提高，公告離婚案件的比例也隨之攀升，2006年，淮濱法院公告離婚案件占同案由案件的七成以上。為更好的保護原告方、下落不明方的合法權益，這里，筆者結合審判實踐，就審理公告離婚案件時應注意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謹供大家參考。

一、婚姻關系有效性的嚴格審查

修改后的《婚姻法》按婚姻的效力將婚姻劃分為三大類：無效婚姻、可撤銷婚姻、合法有效婚姻。法院在受理公告離婚案件時。首先要確定婚姻的有效性，無效婚姻，可撤銷的婚姻在審查時沒有多大難處，而對婚姻是否合法有效，由于公告離婚案件只有一方當事人到場，審查時只能以結婚證的持有與否作為依據。這也是區分合法婚姻與非法同居關系的分水嶺。所以，在受理案件時，要嚴格審查原告方提交的結婚證這一證據。另提醒一點，在審判實踐中，對案件受理后判決前是否收回結婚證，做法不一。筆者認為，結婚證對當事人一般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在案件判決之前，法院只應在形式上審查原告方是否持有，以之作為定案由的依據，不應收回原件。是否需要收回原件，要在判決之后，根據判決結果作出收回不收回的決定。

二、審查被告是否適格

所謂公告離婚案件，就是指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以感情破裂為由訴至法院要求離婚，法院經審查，一方確下落不明滿兩年，通過公告形式依法缺席判決準予離婚的離婚案件。它所依據的法律基礎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如何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的若干具體意見》第十二條之規定，即一方下落不明滿二年，對方起訴離婚，經公告查找確無下落的，可依法判決準予離婚。一方下落不明滿二年是審理公告離婚案件的條件。這個條件有二層含義：

1、當事人存在有下落不明的事實狀態；

2、下落不明的事實狀態滿二年。從這個條件可以看出，被告應同時具備這兩層含義，不完全具備的，不為公告離婚案件的被告，審理時不能適用公告形式審理。對不具備兩層含義的被告，應根據具體情況作出處理。如被告外出音訊全無，卻未滿二年，可依訴訟法規定作出中止審理，以待被告出現或期限屆滿；對于被告外出滿二年卻有明確的地址的，可以郵寄送達的方式通知其應訴、出庭。

三、財產的處理認定

公告離婚案件由于只有一方當事人到場，對于財產的認定一般不易區分，由此帶來財產分割的困難，財產無法分割又帶來對第三人（一般為債權人或債務人）、子女的侵害。審判實踐中，對財產的處理有二種做法：一種是將財產全部判給原告方；一種是按原告方的舉證責任以作劃分。筆者認為，二種做法均有不妥。第一種做法侵犯了被告的財產所有權；第二種做法夸大了原告方的誠信度，也違背了訴訟證明材料只有經雙方質證后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的原則。結合以上兩種做法，筆者認為，對于財產的認定及處理，可暫時不予考慮，即暫不分割，可指定由原告方代管，同時配以財產登記制度，限制原告方對財產處理的濫用權利，以避免事后糾紛的發生。

四、子女的撫養

失敗的婚姻，導致了子女直接撫養人的單一。由于被告下落不明，直接撫養人原則上應當然歸于原告，但在現實中，常出現被告方的直系親屬要求撫養并且私藏、隱匿子女的現象。法院審判時，大多根據原告方的意愿作出處理。這就強調了原告的權益，而沒有注意到保護子女的合法權益。筆者以為，對于子女的撫養，如果子女已滿10周歲，下落不明方的直系親屬堅決要求撫養的，又無法達成協議的，可根據親密關系，生活時間等具體情況，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為原則作出由被告方撫養、被告方直系親屬監護的判決。當然，雙方無法達成協議，被告方直系親屬又不具備撫養條件的，法院可采取強制措施對私藏、隱匿子女的被告方直系親屬作出處理，以避免人身的不可執行性。談到這里，不妨建議擴大探望權的主體，即建議探望權的主體不應僅僅為父或母，也可擴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被告方的直系親屬上；在訴訟程序上允許擴大的探望權主體單獨提出訴訟，也可列為第三人。

子女的撫養，必定帶來撫養費的問題。對于撫養費的問題，處理方法不一，有人認為應處理，有人認為不應處理。筆者認為，撫養費處理與否不能一概而論，要統籌兼顧，即要考慮被告方下落不明的事實狀態，又要考慮子女的撫養、財產認定、分割、當地社會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能處理的就處理，不能處理的可暫不處理。

五、過錯賠償的補充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條及司法解釋第三十條規定了損害賠償的條件及實現可能，它對保護無過錯方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在公告離婚案件中，如何體現這一法規的精神有點困難。其

一、原告作為無過錯方舉證困難，即使搜集有材料，但因無法質證或法院難以查證而不易認定；其二，無過錯方的原告假使打贏了官司，因無法執行，而使判決成為一紙空文。所以，在審判實踐中，對無過錯方的訴求只能有兩種

結局：要么被駁回訴求；要么被勸撤回訴求。法院對此也無奈。針對以上情況，筆者認為，為更好地保護無過錯方，不妨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三十條第（一）項略作修改，修改為：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無過錯方作為原告基于該條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必須在離婚訴訟的同時提出。但公告離婚案件除外，公告離婚

案件中，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無過錯方作為原告可在離婚后，知道或應當知道過錯方下落后的一年內單獨提起訴訟。

第五篇：論審理離婚案件中婦女責任田權益的法律保護問題

在當前審理的農村離婚案件中，普遍存在著分割男女雙方責任田承包經營權的問題，責任田承包經營權的分割和離婚的財產問題一樣，同是離婚的連帶之訴，是每個離婚案件審理中不可回避的問題。盡管有了這方面的法律規定，但事實上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長期以來形成了不分割所涉及的責任田承包經營權的習慣，這一方面有法律規定過于原則、因而不利于操作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離婚的婦女在取得和實現其責任田權益的道路上存在著重重障礙，使離婚婦女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村民對集體土地的承包權是本集體成員人人有份，具有成員權性質，在農村沒有城市那樣的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這種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福利性質，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由于農業收入是農村婦女的主要生活來源之一，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分割問題解決不好，間接影響了婦女在離婚中的財產權益，使婦女在行使離婚自由權利時產生后顧之憂，造成男女雙方在離婚訴訟中財產處理事實上的不平等。由于婦女是弱勢群體，更需要有法律作為其堅強后盾，從法律上保護離婚婦女責任田方面的合法權益具有現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需要探索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離婚中責任田承包經營權的分割問題。

要解決離婚中婦女責任田承包經營權的分割問題，存在著法律上和事實上兩方面的障礙。從法律上講，盡管保護婦女合法權益的法律規定俯拾皆是，從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有這方面的內容，但以都是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在審判實踐中情況千變萬化，過于原則的規定使審判人員在審判中無所適從，加上分割責任田涉及土地管理、農業承包合同、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等法律問題，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往往在實際操作中顧此失彼，涉及的法律和政策問題難以協調，處理下來難度很大。

另外，黨中央三令五申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各地也基本上是在原來承包合同的基礎上再順延三十年，這些政策并已得到法律上確認，這樣就失去了在土地調整中實現離婚婦女責任田權益的機會。由于婦女離婚后不再是婆家所在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有的戶口也要遷走，而一般農村都是以戶口為依據分配責任田的，分給離婚婦女責任田可能與村規民約產生沖突，這也與土地管理法發包給本集體組織以外人責任田的規定發生沖突（土地管理法規定須經本集體組織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

離婚婦女在取得并實現其責任田權益的過程中在事實上也存在著重重障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當前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不屬于純粹意義上的民事合同，至今學術界對其合同性質說法不一。以前這類問題主要是由政策來調整，各地都有分配責任田的土政策，有關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雖制定了有關婦女分配責任田的規定，因實施承包責任制規定中不能適應農村狀況難以落實，全國各地和情況各不相同，不可能制定統一的標準，實際工作中給婦女分割的方法難以確定。我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處理離婚案件中責任田承包經營權分割的原則規定，各省高級人民法院據此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以解決這一法律空白。

其次，是離婚婦女在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取得后的經營上存在困難，一是農村家族勢力很盛，在排外的心理作用下必然阻礙已離婚婦女在婆家取得責任田，離婚婦女原在家庭也會百般阻撓，從而形成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難，造成婦女責任田權益不能實現或實現成本過高，最終使已離婚婦女放棄此項權利，或在此問題上作言不由衷的讓步。

再次，就是我國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權是村委會和村內其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原生產小隊）的雙層所有權形式，一般都以小隊為單位分配責任田，小隊又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分配地塊。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近二十年來村民小組在這一地塊的灌溉設施、電力設施等生產資料已形成共有關系（類似于合伙），離婚婦女在這個小組分得土地后不可能再去花費大量資金去重置這些農業設施，必然要加入這一共有關系中去，這個小組礙于已離婚婦女原家庭的面子，是否允許其加入共有組織還是個未知數。這里還有村委會的土政策是否允許離婚婦女在此村另立戶頭也是個問題，即使法院判給了女方責任田，沒有村委會的配合，最終也很難落實。

正因為存在以上種種障礙，造成離婚婦女在責任田方面的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迫切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中正確適用有關法律規定，采取靈活多變的方法解決這一難題。首先人民法院應排除各種阻力，理直氣壯地去為婦女分割責任田承包經營權，為離婚婦女爭取應得的權益，畢竟人民法院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理應發揮審判職能為離婚婦女提供法律保護，這方面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據，這里不妨將有關規定列舉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條規定，承包期內婦女離婚或者喪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三十條規定，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準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

婦女結婚、離婚后，責任田、口糧田、宅基地等，應當受到保障。

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間解除婚姻關系時，就其承包經營的權利義務未達成協議，且雙方均具有承包經營主體資格的，人民法院在處理其離婚案件時，應當按照家庭人口、老人贍養、未成年子女撫養等具體情況，對其承包經營權進行分割。

有了以上規定，我們在審理離婚糾紛中要注意大膽引用、大力宣傳，提高當事人的法制意識，在提高當事人認識的基礎上根據個案具體情況進行調解，制定切實的解決方案，引導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以便雙方達成協議和以后順利執行。在這方面著重調解原則同樣也是適用的。

在調解達不成協議時，應參照有關法律規定，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根據保證離婚婦女有責任田又不取得雙份的原則，采取以下方法處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生活的原則，在原承包地塊內為離婚婦女分配適量的責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時一要考慮方便雙方當事人管理，二要兼顧土地的優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雙方當事人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礎上合理搭配，不搞數字上的絕對平均。同時加強法制宣傳，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識，以方便離婚婦女以后對所分責任田的管理。但這樣的分配也是有條件的，即當該婦女在其它組織取得責任田后，此項權利即行終止。另外，已離婚的婦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方法，將所分責任田轉包他人管理，從取得轉承包費中實現其責任田權益。

二、采取全家責任田輪耕的方法解決，直到離婚婦女另行取得責任田止。具體方法是按照離婚時男方的家庭人口數量，規定每隔幾年讓已離婚的婦女輪耕一年，為離婚婦女確定合理的輪耕，法院在判決中應注明男方將其全家責任田交付已離婚婦女的時間和女方將責任田交還男方的時間，同時在判決中寫明雙方均不得進行取土等掠奪性生產的條款，保證判決的順利執行。

三、離婚婦女不再在男方的家庭取得責任田，讓男方用管理女方責任田份額的純收益為女方提供經濟補償。具體補償數額按當地責任田的平均毛收入扣去勞動成本和資金投入后的差額計算。這筆補償由男方按定期支付給已離婚婦女，或用于折抵應付的撫養費，直到已離婚婦女另行取得責任田止。

這是比較容易操作又切實可行的辦法。

不管采取以上哪種方法，都應加強法制宣傳，協調好人民法院與當地鄉鎮政府及村委會等基層組織的關系，取得他們對我們這項工作的支持，并為已離婚婦女以后的經營提供寬松的外部環境。

鑒于當前農村婦女法律水平不高的現實，法官在審理中要注意運用釋明權的幫助離婚婦女實現其合法權益。釋明是指訴訟中當事人的主張或陳述不明確、不充分，或有不當的訴訟主張和陳述等情形時，法院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啟發當事人把不明確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補充，把不當的予以排除、修正。這種釋明從法院職權的角度來說稱之為釋明權，法院也有釋明義務。采取這一方法對婦女這一弱勢群體進行救濟，更能全面保護婦女的責任田權益。

總之，離婚婦女責任田分配問題涉及復雜的法律問題，需要我們結合案件實際情況妥善處理，既要合法，又要合情合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護婦女地合法權益，實現司法公正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