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趙健律師：黨員不參與拆遷處罰之評論（范文模版）

運用法律手段拆遷維權的探討

——簡評廣東多地出臺黨員不配合拆遷被除名之規定

看到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講廣東多地將黨員參與上訪和黨員本人以及親屬不配合拆遷作為除名“不合格黨員”的標準，毫無疑問，黨章中當然沒有這樣的規定，那么，作為基層黨組織有這樣擅自增加處罰規定處理所謂“不合格黨員”的資格，抑或是說權力么？黨員就沒有合法上訪的權利嗎？黨員的正當權利、財產利益就可以被隨意侵害嗎？

今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加強新形勢下黨員發展和管理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會議上提出，要強化黨員管理，嚴格黨內組織生活，嚴明黨的紀律，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并且要對黨員規模實施總量控制。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中華民族的領導核心，不斷凈化黨員隊伍，這是無可厚非的，但這卻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濫用權力的擋箭牌。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一個公民都有言論自由，并且賦予了公民監督權，在這樣的規定下，黨員豈不是被排除在公民之列？正如青年報文章中所引中央黨校洪向華教授語，“設立信訪機構的初衷就是保證下情上達，黨員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有權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此前也有信訪局長自己上訪的案例。”這樣的規定明顯是違反了信訪機構設立的初衷的，最近幾年，各地方政府每年都在維穩上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但各地群體性事件反而有增無減，維穩壓力越來越大。

筆者認為，這就好比大禹治水，只能用疏導的方法，各地方政府要轉變執政理念，真真切切的保證基層言論渠道的暢通，相反，縱觀各地競相出臺的相關規定卻好比大禹的父親鯀，總是在千方百計的堵，這不是長久之計，也和黨中央的領導理念相悖。

作為一名專職的拆遷維權律師，我經手了無數拆遷案件，這其中當然不乏無事生非的“難纏戶”，但是，絕大部分拆遷案件都是由于地方政府違法拆遷，或是拆遷補償費用過低等原因引起的。現在，廣州市的一些地方政府順手牽羊，以響應黨中央凈化黨員隊伍之名，行濫用私權為違法拆遷保駕護航之實，真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近幾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建設規劃中由拆遷引發的血案，群體性案件正呈現逐年遞增之勢，地方政府不思出臺相關規制拆遷行為、補償方法的相關規章制度，反而把黨員的維權權利給切掉了，難道黨員就不會是違法拆遷的受害者么？難道黨員的正當權利、財產利益就可以被隨意侵害嗎？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群體性事件研究專家單光鼐所言：“這些規定的設計者仍停留在‘敵對思維’。”“他們認為，凡是參與了群體性事件的，都是壞人，都應該被懲罰。我們一直呼吁，這種思維急需改變，要看上訪事件中的具體矛盾，不能‘一鬧就抓人’，不能簡單歸納為上訪就是有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不僅限制了黨員的合法維權行為，也把基層黨員發揮熱量，協助政府部門開展工作的作用給一刀切了。

筆者不支持那種動輒煽動打砸政府部門、自焚、報復社會的極端行為，那樣于己于人都沒有半分好處，現在是法治社會，無論是黨員還是公民，都應該具有法律維權意識，尤其是黨員，不應該作為一個事態的擴大者而存在，應該發揮自己的先進性，用法律手段規制地方政府的拆遷行為，引領人民群眾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趙健律師 ***

第二篇：趙健律師解讀最高院通報征收拆遷典型案例

趙健律師解讀最高院通報征收拆遷典型案例

——司法公正是法律救濟中權利保障的根本

2014年8月29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全國法院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表示，征收拆遷案件一直都在行政訴訟受案排行榜的前三位。近三年，國有土地征收拆遷案件平均在7000到8000件左右，2013年增長較大，達到8600件，未來此類案件態勢也基本穩定在高位。最高人民法院此次通報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記者就此采訪了專業代理征地拆遷案件的北京京平律師事務所主任——趙健律師。

記者：趙律師您好，我們知道您在征地拆遷領域可謂是資深首席顧問了，是我國業內最早的專業代理征地拆遷案件的律師之一，很多的被拆遷人都稱您為“拆遷維權第一律師 ”。那么作為一名資深專業拆遷維權律師，您是如何評價這次最高人民法院通報全國法院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這一事件的?

趙健律師：在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通報的十個典型案例中，有關于對被征收人給予公平補償原則，應貫穿于房屋征收與補償全過程的;有關于保障被征收人可以選擇貨幣補償，也可以選擇房屋產權調換的自主選擇權的;有關于評估報告未及時送達導致被征收人申請復估和申請鑒定的法定權利無法行使，進而使得補償決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礎的;有指出補償決定必須滿足程序合法性、實體合法性兩個方面的;還有關于違建拆除之前應當先通知相對人自行拆除，在當地張貼公告且不得在夜間拆除等等具有很大審判實踐指導意義的案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通報的這十大經典案例，大多數都更加偏向于保護被征收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這無疑為那些依然漂浮在維權苦海的人們設立了新的燈塔，也為那些面對眾多指向官方違法行為的行政案件而糾結的審判人員指明了方向。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通報，是我國法治進步的重要體現，對廣大被征收被拆遷人而言無疑是具有很強的積極意義的，這將開啟廣大被征收被拆遷人法律維權的新里程。

記者：一般提起拆遷，很多人都會聯想到“強拆”，到底發生強拆的原因是什么呢? 趙健律師：縱觀我國征收拆遷歷程，可謂是一部充斥著暴力與血淚的史書，自2011年《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頒布實施后，備受指責的行政強拆退出歷史舞臺，然而網絡與媒體上時不時還是會出現與暴力野蠻甚至血腥捆綁在一起的“強拆”新聞，這些還只是被曝光的，還有不少非法強拆事件是大眾所沒有目睹的。這些現實存在的問題充分說明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在實施過程中并沒有被完美演繹，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法律規定的模糊以及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了各地隨意操作的空間。比如說，《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應當對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以下稱被征收人)給予公平補償。然而，究竟什么才算是公共利益呢?地方政府為了修建一個帶有盈利性的娛樂休閑廣場而征收房屋是公共利益嗎?公平補償又是什么樣的補償?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那么可以高多少呢?這些缺乏明確界定的概念無疑給《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實施帶來障礙，再加上各地方政府對政績和GDP的狂熱追逐，在征收過程中確實存在一些違法操作，尤其是在征收程序上的違法行為，使官與民爭利的矛盾不斷激化最后演變成一幕幕隆重上演的強拆新聞。

記者：據我了解，新的拆遷條例出臺后國家取消了行政強拆制度，那是不是說只要被拆遷戶不簽協議，政府就不能強拆其房屋? 趙健律師：不能這樣理解，自2011年《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實施以后，確實取消了行政強拆，但是也制定了相應的補償決定程序。在房屋征收部門與被征收人在征收補償方案確定的簽約期限內沒有達成補償協議，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不明確的，由房屋征收部門報請作出房屋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照該條例的規定，按照征收補償方案作出補償決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圍內予以公告。而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不提起行政訴訟，在補償決定規定的期限內又不搬遷的，由作出房屋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因此，不代表你不簽協議，政府就不能拆你的房子了，依據相應的法律程序是可以申請法院進行司法強拆的。當然，如果是非法的暴力強拆，更不需要經過被拆遷人的同意了，而且在實踐當中，這樣的違法強拆屢見不鮮。

記者：在您之前從事的征地拆遷維權工作中，被征收被拆遷人法律維權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呢? 趙健律師：對被征收被拆遷人而言，征收方違法還不算最壞的，更加惡劣的是被征收人在權益受損害時沒有暢通的法律救濟途徑，雖然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可以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權利，然而在實踐中，復議機關作出維持決定的居多，而各地法院在面對民告官案件的審理中，基于行政管轄的原因，很難做到真正的獨立公正審判。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征地拆遷案件通報出的經典案例，在一定意義上，無疑給審理征地拆遷行政案件的各級人民法院吃了一顆定心丸，相信在今后的類似案件審理中，法官定會參考最高人民法院通報的這些案例，必然會有更多的被拆遷人因此而受益。

記者：那是不是意味著這次最高人民法院通報全國法院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后，在今后征地拆遷案件的審判中，各級法院都可以有案例作為參照了。趙健律師：恐怕事情還不能這么樂觀，我們也觀察到，此次通報的十大經典案例，都是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案例，那么集體土地征收而導致的拆遷案件又該何去何從呢?事實上，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的土地開發建設已經放慢了腳步，而隨之不斷增多的恰恰是城市周邊的集體土地上的建設活動，那么自然，今后一定時期內，關于集體土地征收而導致的訴訟案件必然上升。而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拆遷，目前并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據，主要是根據《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中土地征收的相關規定來執行的。關于房屋拆遷補償，也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集體土地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就集體土地上房屋補償適用問題的規定，“征收集體土地上房屋的補償不能直接適用《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但可以參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補償標準予以補償”。可是參照一詞留給了當地征收部門自由發揮的空間，可以想象，在明確的法律依據缺失的一定時期內，集體土地上的拆遷注定是混亂的。我們也期待著因集體土地征收而導致房屋拆遷的補償早日有相關的法律規定出臺，至少，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通報或者發布一批具有參考價值的案例，使眾多被征地被拆遷人受益。

記者：我們總是提“依法行政”，那么在征地拆遷過程中，作為征收方的官方到底應該如何作為? 趙健律師：按照我國目前的法治原則，對于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來說，凡是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就不能做;凡是法律沒有明確授權的，就是其不得隨意涉足的領域。一些地方出現的違法征收、暴力拆遷、非法罰沒、暗箱許可等違法現象，無不是以維護權力為目標的權力本位在作祟，不僅超出了公權力的邊界，而且對公民正當權益造成損害，反而影響了政府公信力和權威性。現實中，有的領導干部對法治的理解十分片面，一談到法治，就是用法律來管理社會、約束公民，對于自身守法，只字不提。在我代理征地拆遷案件多年的實踐中，很多作為被告的官方部門在庭審中竟然會說“你所說的法律程序都是理想狀態，什么都按照法律的條條框框來做，那就什么都別做了”，這樣的辯駁簡直讓律師瞠目結舌，這無疑暴露出地方執法者依法行政法律意識的嚴重缺失。事實上，法治的核心是限制國家權力的任意行使，法治首先體現為“治官”，而不僅僅是“治民”。依法行政不僅要求官方對行政相對人依法管理，還要求官方自身守法，依法管理并接受監督。記者：人民法院在征地拆遷的“民告官”案件中發揮的作用是什么呢? 趙健律師：拆遷補償自古以來就是拆遷方和被拆遷方之間矛盾的根源，當拆遷方提供的安置補償方案不能使被拆遷方滿意的時候，問題也就出現了，一個想多要，一個想少給。當然，現實中確實存在個別老百姓，指望著以拆遷致富，要求的補償是不切實際的非分要求，但是，大部分拆遷維權案件，都是拆遷補償確實不合理所致。那么不管是依法行政的底線被打破，還是被拆遷人漫天要價，兩者的矛盾產生后，司法救濟便是被拆遷人可以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最后一個手段。司法程序若是還事實以公正，則可以消弭拆遷雙方的矛盾，可是如果不能做到公正審判，那么走投無路的被拆遷人很有可能會喪失對法律的信仰轉而變為以暴制暴，如此下去不利于社會穩定。

記者：很多人都說“民告官”案件百姓很難贏，真是這樣的嗎?人民法院要如何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呢? 趙健律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法院審判的角度來講，應當嚴格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作出公平、公正的審判。可是從目前的情況看，在大多數的征地拆遷案件中，因為法院與政府的管轄關系，使被拆遷人狀告官方違法的案件中存在一些不公正的審判現象，也有一些法院因為不愿意審理民告官案件，就以各種借口和理由不予立案，這就形成了被拆遷人維權難的現實。因此我認為，在引導被拆遷者樹立正確觀念，合理要求賠償，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同時，還要進一步提升司法在拆遷工作中的保障水平和公信力。司法介入拆遷能否為被拆遷者權益提供有效保障，關鍵在于司法要對與拆遷有關的行政行為進行嚴格審查，這就要求司法機關的工作和決定不受地方行政或其他外力的干預，從而能在兼顧和平衡各方利益基礎之上公正裁決、合法執行，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被征收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我相信，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專門通報全國法院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也是想給各級法院樹立標榜，主旨就在于使各級人民法院在征地拆遷案件中更好地保護被征收被拆遷人的利益。

記者：好的，非常感謝趙健律師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采訪，通過您的訪談，我們對此次最高人民法院通報征收拆遷十大典型案例的積極意義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相信廣大的被拆遷人對今后拆遷法律維權也會懷有更多的信心和希望。我們也預祝趙健律師的事業越做越大，可以幫助更多的被拆遷人依法維護權益。

第三篇：趙健律師--湖北拆遷系列之二：從“土炮”衛士到理性維權

【事實概要】

馬季泯（化名）是湖北省武漢市東西湖區金銀湖辦事處汪湖咀村村民，于1984年開始承包大隊共25畝的土地和池塘，并在1985年元月1日獲取土地使用證，有效期截止到2029年。土地承包經營開始之后，馬季泯在其土地上以耕種稻谷、養魚、種蓮藕和養奶牛為生。

2006年4月，武漢市金銀湖生態保護區管理處金泰公司以治理排污管道為由，與馬季泯簽訂協議。協議中金泰公司以2480元/畝的價格征用馬季泯11.8畝土地。2009年底，金泰公司欲以一萬元的價格征用馬季泯剩余的土地，遭到馬季泯拒絕。

2010年2月6日，30多個拆遷人員到馬季泯田地里準備挖莊稼，遭到馬季泯用禮花炮抵抗后放棄，當聲稱第二日會再來。當天，馬季民在親友幫助下搭建了“土炮樓”。同年5月25日下午，又有一支一百多人的拆遷隊，戴著鋼盔拿著盾牌，在推土機和挖掘機的掩護下再次來到馬季泯的地里。后者發現后立即爬上“炮樓”放了幾炮進行反抗。后警方出動將強拆隊伍驅散離開。

馬季泯“土炮”維權在國內外引起不同程度的轟動以后，著名律師團盛廷征地拆遷律師團向這名勇猛的維權漢子伸出了理性維權的援手，委派王優銀律師與趙健律師作為馬季泯的代理律師。王、趙歷經20余天的韜略維權后，以馬季泯獲得的簽約結果在這場公益的法律之戰中功成身退。

【辦案掠影】 辦案第一輯：薪火相傳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

由于馬季泯一案的核心問題在于“土地”，王優銀律師與趙健律師介入后隨即向武漢市東西湖區國土資源局申請公開關于馬季泯承包土地是否已被征為國有的政府信息。同年6月21日，東西湖區國土資源局作出《關于信息公開的答復函》，稱：東西湖區轄區內的土地全部屬于國家所有，2005年12月5日經湖北省人民政府批準，湖北省國土資源廳以鄂土資函[2005]379號、380號文件同意使用國有土地639.6畝，馬季泯承包的25畝土地全部在上述批準用地范圍內。

這第一炮政府信息公開打得極為穩健，據其戰績，王律師與趙律師又分別提交了7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向湖北省國土資源廳、武漢市國土資源局申請公開地批準文件鄂土資函[2005]379號、380號文件及附紅線圖；向武漢市發改委、東西湖區發改委申請公開恒大怡清雅筑項目（馬季泯案所涉拆遷項目）的立項批準文件及予以立項批準的相關依據性文件；向湖北省建設廳、武漢市規劃局、東西湖區規劃局申請公開恒大怡清雅筑項目的規劃許可文件。同年6月30日，湖北省國土資源廳作出《關于政府信息公開申請書的答復意見》，告知馬季泯：

一、2005年12月5，經省人民政府批準，該廳以鄂土資函[2005]379號、380號文件同意武漢市東西湖區使用國有土地共639.6畝。

二、建設占用需要使用國有土地的，只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不涉及辦理征收審批手續。

三、用地批文及紅線圖可去該廳查閱。辦案第二輯：順逢時宜的法律建議書

在連環而出的8個政府信息公開策略依案而施之后，王優銀律師與趙健律師又迅速向主管恒大怡清雅筑項目拆遷事宜的東西湖區人民政府金銀湖街道辦事處遞交了法律建議書，建議雙方能夠在合法的前提下平等協商，爭取達成一致以使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從而消除自制“火炮”事件已經造成的負面影響，這樣既有利于維護政府形象，也有利于解決被拆遷人的實際問題。

2010年7月2日和3日，武漢市東西湖區一位副區長和一位局長先后來到馬季泯家與之進行了交流，希望能協調解決此事。后在區政府的介入下，東西湖區人民政府金銀湖街道辦與拆遷人金泰公司開始積極與馬季泯協商。7月6日，雙方在拆遷補償上達成了一致，簽訂了書面協議。

【律師說法】

這是一個彰顯“變”字的時代，有自上而下的變，也有民間由點至面的變；有新銳高深的變，也有亦步亦趨的變。不過，傾聽國民之心聲，一個普天同注的話題則是權威中國向權利中國的變。這是一個玉汝于成的過程，也是一個規模龐大的過程，因為它要走出政治的迷信時代，也要走出金錢的迷信時代，而步入民權至上的理性時代。于是乎，這樣的一個時代也就成為一個充滿了各色話題的多面時代。

一行人說一行話。因此在這篇小文里，筆者僅僅談論拆遷這個話題，再確切地說是談論拆遷中的公權、私權博弈關系這個問題。這個話題可以說是眾多拆遷話題中的話題之王，因為它關乎國家進步，也關乎民生保障，所以無論是旁觀者還是親歷者總是忍不住對其側目。

就像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所認為的，拆遷沖突是公權與私權的矛盾。房子的擁有人是私權的主人，而拆遷中則無處不體現公權力的身影——土地性質的轉換、項目立項許可、國有用地使用許可、建設用地規劃許可、拆遷許可等諸多行政權力的運作環節。但私權與公權之間卻并非水乳交融，反倒有些涇渭分明。我們能看到三六九等的拆遷命運：漫天要價的被拆遷人、搭棚搭帳、居無定所的被拆遷人、走上無盡上訪路的被拆遷人、獲得理想補償的被拆遷人。我們也能看到強力執法、聯合執法、政府信任危機這些詞藻所蘊涵的另一番景象。公權與私權的兩權相爭的極端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挑戰社會道德的底線，一次又一次地掀起社會輿論的高峰??

但是，中華文化甚至人類文化都在久遠的歷史時期認可了和諧在社會生活中的舉足輕重。那么，拆遷中的兩權博弈是否也能走向這個美好的基調？筆者以為是可以的。因為法制與法治為它奠定了一座富有生命力的溫床，只要公權部門從權力本位的強勢地位退步到司法權的中庸地位，再有律之師者將法律精神動態發揮，使強者不至于太強，弱者不至于太弱，兩權雙贏格局的出現便有了很高的現實可能性！

第四篇：趙健律師經典拆遷案例之：蘇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和改革局被確認行政不作為違法

趙健律師經典拆遷案例之：蘇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和改革局被確認行政不作為違法

【事實概要】

被拆遷人馬某的兩處合法房產(一處位于蘇州市滸墅關鎮永安村、另一處位于蘇州市滸墅關鎮楊安村)，分別于2006年和2009年被實施了強制拆遷且沒有得到補償。馬某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想討個公道的說法，要求政府信息公開化。在事發后的兩年中馬某通過多種途徑多次信訪當地政府，每天除了要養家糊口外還要擠出時間去政府機關討說法。然而信訪的路上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每一次去或被推脫或無人問津，結果總是不了了之。途中的艱辛無人能體會。身為受害人的馬某，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拿起法律武器才能捍衛自己的利益，于是馬某找到了北京京平律師事務所王炳峰、谷美玲律師并委托他們為自己維權。

【辦案掠影】

團隊王炳峰、谷美玲律師接手后，立刻展開了法律調查程序，以書面形式向政府各個機關、部門申請了信息公開，要求公開房屋所在地拆遷建設項目的所有信息。然而，蘇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和改革局在收到申請人寄達的申請后，沒有出具任何法律意義上的文件。

面對這種嚴重的行政不作為行為，王炳峰、谷美玲律師于2013年7月21日以委托人的名義向蘇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起申請行政復議，請求確認被申請人不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職責違法，并責令被申請人依法答復。蘇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于2013年7月25日決定受理。經過書面審理查明，蘇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和改革局在收到申請人的申請以后沒有在法定期限內予以答復，確認被申請人的行為違法。

【律師說法】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信息重要性在戰爭中的體現，在拆遷過程中往往被拆遷人處于一個信息不對稱的被動局面，這勢必造成了拆遷維權的被動，而本案中律師利用其豐富的經驗對于政府故意不予公開的不作為進行復議后獲得了需要的信息，不僅僅對這種官僚的行政作風予以了糾正，更重要的是為以后維權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第五篇：趙健律師--湖南拆遷系列之六：百戰經典—征地補償增長三倍中的法律玄機

湖南常德市徐子文（化名）先生等12戶農民同屬一個村小組，承包的土地于2024年12月31日才到期，截至目前尚有14年經營權，2009年年初開始，當地國土資源局及村委會就以縣重點工程的名義要求收回徐子文先生等農民的土地承包權，補償每畝3萬元。

徐子文先生等人認為補償明顯偏低，開始漫長的上訪之路，各部門走了一圈后，非但沒有解決問題，等來的卻是縣國土資源局作出的《責令限期交出土地通知書》要求徐子文先生等限期交出土地，否則將依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此時開發商已經將施工機器開到農田周邊，并試圖強制占地施工，被徐子文先生等人集體阻止。

形勢已經是弩拔弓張，一觸即發。而徐子文先生等12戶農民卻一籌莫展，如何才能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經過大家認真研究后，選擇了北京市盛廷律師事務所王優銀與趙健律師。王優銀與趙健律師在當地代理過數起征地拆遷案件，戰果不俗，而且正義感非常強，不被收買，承諾只為被拆遷人維權。

經過討論大家一致選擇后與律師事務所簽訂了聘請律師協議，王優銀、趙健律師和團隊中陳延軍律師三人組成了維權專案小組介入此案。面對復雜的形勢，專案小組研究認為，征地案件的根本就是征地批文，打就打其根本，釜底抽薪，動其根本，即可有逆轉的可能。

經過快速準備，在接受代理24小時內，專案小組即代為提起了關于批準征地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復議。立案后，專案小組又針對《責令限期交出土地通知書》在法定的復議期限內提起行政復議，并同時向人民法院遞交了行政起訴書。經過數番較量，專案小組得到一個結論即該縣國土資源局占地行為屬于超征收范圍用地，即典型的少批多占形式。

此時已經勝券在握，縣國土資源局違法已成定局，在省政府的干預下，徐子文先生等人在補償增長近三倍的情況下與縣國土資源局簽訂了一份補償協議，其中律師費、差旅費一項就超額補償了被征地農民10萬元。

律師釋法：在征地維權案件中，盲目的上訪一般很難解決問題，因為抓不住重點與違法點，除了消耗大家的維權決心與毅志外，也很容易被以“違法上訪”打擊。找到最合適的專業律師，才是最佳的選擇，也是補償增長的背后玄機。

本案中王優銀、趙健、陳延軍律師組成的維權專案小組，只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幫助大家實現了近兩年來自發維權沒有實現的補償目標，就是充分運用了王優銀律師創建的征地拆遷“組合訴訟”維權理論，從不同的違法點，層層深入打擊，最終逼其就范。

當然此案的完美解決也給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一個示范，在依法治國大環境下，一定要關注民生，維穩需要一種政治智慧，在法律與地方經濟沖突的情況下，給老百姓一個滿意的補償，多方共贏，體現“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也是最佳的一條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