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婚內借款也要清償（最終版）

寧夏君元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合伙人律師任立華

婚內借款也要清償

（刊發于中衛日報法制版 2009.08.04）

案件速遞：

葉某與王某于1993年5月26日登記結婚，2006年1月經人民法院判決離婚。雙方離婚后不久，葉某訴至法院，稱在其與王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王某先后3次向其借款人民幣共計12萬元用于償還賭債，有借條為據，至今未歸還，其要求王某立即歸還借款本金。王某辯稱，3張借條均為自己出具，但該借款也是夫妻共同生活期間形成的債務。同時，葉某稱借款的錢是自己的父母在她婚前贈與她個人的。那么，本案被告王某是否承擔還款責任？

律師說法：

婚內借款合同的效力應予肯定，但是要認定婚內借款關系是否成立，取決于兩點：第一，要有借款憑據。第二，要看是否實際發生過夫或妻一方將自己個人所有的款項出借給另一方的事實。第三，借款方沒有將該款項或基于該款項而產生的收益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的情況下。

就本案而言，由于王某向葉某借款并出具了借條，同時，該借款用于王某個人事務。如果王某不能證明葉某的借款數額系用夫妻共同財產出借，而且不能反駁其用于償還賭債的事實，就必須承擔償還借款的責任。

第二篇：夫妻婚內借款協議

夫妻婚內借款協議

男方（借款人）：王某，男，****年**月**日出生，漢族，住址：

市

區

小區

號樓

單元

室。

身份證號：。

女方（出借人）：李某，女，****年**月**日出生，漢族，住址：

市

區

小區

號樓

單元

室。

身份證號：。

男、女雙方于

****年**月**日在市

區民政局辦理結婚登記手續，茲就婚內男方向女方借款事宜，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訂立協議如下，以期雙方共同遵守：

一、借款資金來源

女方用婚前的個人房產（具體位置：

市

區

小區×

號樓×單元602室，房產證號：）向

銀行作抵押，共計借款2000000元（大寫：貳佰萬元），由

銀行將相應款項匯入下列賬戶：

開戶行：

銀行

支行

戶名：李某

賬戶：

二、借款金額

男方向女方借款金額共計借款2000000元（大寫：貳佰萬

元），由男方持有女方的銀行卡將相應款項轉出。

三、借款用途

男方所借款項用于個人經營活動或其他個人事務，收益明確表示不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由此產生的債務系男方個人債務，女方所享有的債權為其個人債權。

四、借款期限

借款期限為不固定期限，女方有權隨時主張債權。

五、還款方式

男方按月歸還

銀行的貸款，女方向男方主張相應權利時，從借款總額中扣除男方歸還的貸款部分。

六、借款利息

男方按照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向女方支付利息。

七、特別約定條款

7.1

無論是何種原因（含：男女任何一方過錯），導致男女雙方解除婚姻關系，男方必須在離婚前（含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一次性將借款的所有余款還清；

7.2

本合同僅為婚內借款合同，如將來涉及男、女雙方離婚，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子女撫養費，且債務與撫養費不存在任何抵頂；

7.3

本協議系男、女雙方自愿簽訂，不存在違背公序良俗、欺詐、脅迫、重大誤解等使合同無效或撤銷之情形；

7.4

男、女雙方在簽字之前已充分閱讀本協議的全部內容，均能完全理解本協議內容之含義及法律后果。

八、合同爭議的解決方式

8.1本合同履行過程中發生的爭議，由當事人雙方協商解決；

8.2

雙方當事人不愿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雙方均可向合同簽訂地

市

區人民法院起訴，市

區人民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

九、合同文本及效力

9.1本合同一式兩份，雙方各持一份，每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2

本合同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

十、未盡事宜之約定

本合同未做約定的，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執行。

男方：

女方：

****年**月**日

****年**月**日

第三篇：婚內借款的效力認定

——浙江高院再審判決葉海英訴王鴻飛民間借貸糾紛案 發布時間：2009-02-20 08:09:32 裁判要旨 要認定婚內借款關系是否成立，不能僅僅依據夫或妻出具的一紙“借條”，還要看是否實際發生過夫或妻一方將自己個人所有的款項出借給另一方的事實，婚內借款的效力認定。案情葉海英與王鴻飛于1996年5月6日登記結婚，2006年1月經縣人民法院判決離婚。雙方離婚后不久，葉海英又訴至法院，稱在其與王鴻飛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王鴻飛先后三次向其借款人民幣共計160萬元，有借條為據，至今未歸還。其要求王鴻飛立即歸還借款本金160萬元，并支付借款利息130 萬元。王鴻飛辯稱，三份借條均為自己出具，但自己實際并未向葉海英借款、出具借條的行為是葉海英與王鴻飛夫妻之間游戲的結果，在先前雙方的離婚訴訟中葉海英也并未提到雙方之間存在借款關系的事實。退一步講，即使借款關系成立，該借款也是夫妻共同財產。葉海英提出該借款的資金來源是向他人所借，但未提供相應的證據。裁判浙江省寧海縣人民法院經庭審質證認定以下事實：葉海英、王鴻飛原系夫妻關系。雙方于1996年5月6日登記結婚，于2006年1月離婚。1997年5月28日，王鴻飛向葉海英借款40萬元和50萬元，出具借條兩份，并在兩張借條上分別約定利息計算方式。2002年4月30日王鴻飛又向葉海英借款70萬元，并出具借條一份，約定利息一分。借款后王鴻飛未還本付息。葉海英于2006年7月3日訴至法院。浙江省寧海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葉海英與王鴻飛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王鴻飛向葉海英出具借條的行為應視為雙方對個人財產的一種約定，王鴻飛主張該借款是夫妻共同財產的辯稱不予采納。判決王鴻飛應當歸還葉海英借款本金160萬元，支付利息130萬元。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對于婚內借款，僅是夫妻雙方管理共同財產的一種方法，而非夫妻雙方對個人財產的一種約定，因此不能僅僅依據借條直接確認借條所載的款項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借條格式《婚內借款的效力認定》。二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葉海英的訴訟請求。對此判決，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抗訴及葉海英申訴認為，婚內借款系合法民事行為，葉海英與王鴻飛之間的借款關系成立并有效，應受法律保護，本案中婚內所借款項應認定為葉海英個人財產，在王鴻飛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將該款項或基于該款項而產生的收益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的情況下，王鴻飛應全額償還該借款。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婚內借款合同的效力應予肯定，但是要認定婚內借款關系是否成立，不能僅僅依據夫或妻出具的一紙“借條”還要看是否實際發生過夫或妻一方將自己個人所有的款項出借給另一方的事實。在本案中，葉海英所述其借款系向親戚朋友借得，但卻又以保密為由拒絕進一步陳述，而葉海英本人又無如此巨額財產的可能，葉海英也未就此進行舉證。因而，認定葉海英未向王鴻飛提供真實借款。再審判決維持二審判決。解析本案爭議焦點有婚內夫妻互借合同的效力、葉海英與王鴻飛之間是否發生真實借款關系、以及款項的性質和舉證責任的分配四個問題。

一、婚內夫妻互借合同的效力關于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能否產生個人之間的借款關系，即婚內借款合同的效力問題。再審法院認為，婚內借款其實質仍是借貸關系，夫妻在婚內的借款合同并不違背合同法關于形式和主體的規定。筆者認為，正如再審法院判決所述，合同法并不禁止有夫妻身份的自然人作為借款合同的主體，并且婚姻法也明確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可以實行財產分別制，可以擁有個人專屬的財產，這就為婚內借款合同可以成立并生效提供了前提，因而婚內借款合同的效力應予肯定。

第四篇：婚內的借款應當償還？

婚內的借款應當償還？

【案情】

原告藍某與被告黃某于2002年4月22日登記結婚。2010年6月8日，原告書寫內容為“今借到藍某兩萬元整，兩年后歸還”的借條，由被告簽名確認。2010年7月1日，原告、被告登記離婚。原告、被告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沒有對夫妻財產所有制作出特別約定。在離婚協議書中，雙方已對夫妻共有財產的分割、債權和債務的處理作出約定，但未提及本案所訴的借款。現原告持被告于2010年6月8日簽名確認的借條，要求被告償還借款未果，要求判令被告黃某向原告藍某償還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

【評析】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向對方出具欠條，借款是否應該償還，有以下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向另一方出具欠條不能視為對夫妻財產的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負債務，除能證明是一方個人債務外，均為夫妻共同債務，那么一方擁有債權，另一方擁有債務，兩者相互抵消，不必償還。

第二種意見認為，作為民事主體，夫妻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從夫妻共同財產中借款，應屬于民事借款行為，在雙方之間形成了明確的債的權利義務關系，借款應予償還。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婚姻法司法解釋

（三）第16條規定：“夫妻之間訂立借款協議，以夫妻共同財產出借給一方從事個人經營活動或用于其他個人事務的，應視為雙方約定處分夫妻共同財產的行為，離婚時可按照借款協議的約定處理。”本條是關于離婚時夫妻之間婚內借款如何處理問題的規定。

從本條規定的夫妻之間的借款行為的性質來看，作為民事主體，夫妻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從夫妻共同財產中借款，除作為借款來源的夫妻共同財產屬于雙方共同共有而與普通自然人之間的借貸不同外，在本質上并無同，應屬于民事借貸行為。而我國關于民間借貸的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對夫妻之間借貸的禁止性規定，故夫妻一方從夫妻共同財產中的借款行為符合法律規定，應適用法律關于自然人之間借款合同的民事法律規定。

考慮到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夫妻之間借款可能僅有口頭約定，并未有書面協議，對于如何還款、何時還款、償還金額等可能均無具體約定，在離婚訴訟中，人民法院可根據案件情況，判令借款方按照協議給予另一方實際借款數額一半的補償。這樣的處理也是對夫妻雙方借款協議訂立時真實意思表示的尊重。至于歸還的金額是“借款數額的一半”，是基于借款的來源是夫妻共同財產，而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

（筆者：廣西君桂律師事務所 秦婧律師）

第五篇：關于婚內借款行為的法律效力分析

關于婚內借款行為的法律效力分析

夫妻之間在婚內也會發生借款行為，我們也經常聽說夫妻之間打借條的事例。對于此類借條的效力問題，一直存在爭議，筆者現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夫妻之間打的借條是否有效？如果夫妻之間對債務的承擔并沒有異議，借條的效力也就不成其為一個問題了。如果存在異議，因雙方之間有著特殊的人身關系，筆者認為應從所借的資金的權屬，資金的用途等方面分幾種情況來分析。比如丈夫向妻子借了5萬元錢，情況一：如果妻子是用自己個人的5萬元錢借給丈夫，丈夫將錢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之外，則這筆借款丈夫有義務全部償還。情況二：如果妻子用自己個人的5萬元借給丈夫，丈夫將錢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因共同生活所負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所以這筆債務由雙方均擔為宜，即丈夫有一半清償義務。情況三：如果妻子用自己所占有的夫妻共同財產借給丈夫，丈夫將錢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之外，這時丈夫實際上充當了債務人與共同債權人的雙重角色，承擔一半清償義務為宜。情況四：如果妻子用自己所占有的夫妻共同財產借給丈夫，丈夫將錢用于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這種情況下，雙方的錢款用于共同生活，不宜認定債務關系成立，否則會有失公平。

筆者認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能狹隘的去理解，一方將錢款用于自身合理的開支也應視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對債務的處理時間問題，筆者認為，情況一應與離婚問題是分開的，不離婚的情況下可單獨主張，離婚時或離婚后也都可以提出。后3種情況涉及到共同債權、共同債務問題，應在離婚訴訟中一并處理。

【案情】

馬某與李某本是夫妻。2001年3月，李某向妻子馬某借現金32000元。2002年5月23日，在馬某的催促下，李某向妻子馬某出具借條一張，其內容是：“2001年3月本人李某借馬某現金叁萬兩千元整（32000元），定于2004年3月歸還，如到期后未如數歸還，愿承擔法律責任。特立此字據為證。”

2003年5月，馬某與李某協議離婚。離婚協議上沒有涉及該筆借款的任何內容。

2006年3月，馬某向平頂山市衛東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李某償還本金及逾期利息。

在審理過程中，李某辯解：

一、出具的借條是夫妻之間感情尚好時所作的一個游戲，實際上不存在借貸的事實；

二、所謂的“借款”款項也來自于夫妻共同財產；

三、所謂的“借款”款項完全用于家庭的共同開支。

【分歧】

在審理該案時，存在三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夫妻婚姻存續期間出具的借條其內容不具備真實性，應當駁回馬某的訴訟請求；第二種看法認為借款是真實的，但是所借款項來源于夫妻共同財產，也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支出，因此，不應當支持馬某的訴訟請求；第三種看法認為被告沒有足夠的證據推翻“借條”，應當支持馬某的訴訟請求。

【案件評析】

筆者同意第三種看法。原因有：

第一、李某所謂的“借條是夫妻游戲”的說法是無稽之談。李某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其知道也應當知道出具借條的法律后果。在開庭審理過程中，李某舉出的證據也沒有證明其“游戲”說法的真實性。再者，李某在庭審中也承認其從馬某處拿走32000元現金是事實。因此，第一種說法是錯誤的。

第二、所謂的“款項來源于共同財產，用于家庭支出”的說法也沒有事實根據。在庭審中，雖然李某舉出一些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的證據，但這些證據不足以證明“32000元款項”來源于這些收入，也不足以證明“32000元款項”用于這些家庭支出。因此，第二種說法也是錯誤的。1

第三、借條足以證明李某與馬某之間的借貸關系。即使借條中的“32000元”的款項來源于家庭收入，但從借條內容上，也應當認定李某出具的“借條”是李某和馬某對該筆款項歸屬的約定，即約定為馬某所有。李某與馬某的借貸關系仍然成立。

依據《民法通則》第108條、《合同法》第207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等有關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判決結果】

一審法院完全支持了筆者的意見。李某不服，上訴也被二審法院駁回。

案例：原被告原為夫妻，家庭存款當時由原告保管，在雙方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被告提出購買一舊艘拖輪用于經營，原告不同意，后又提出如被告堅持要買，須由被告出具借條給原告，被告于是書寫了借到被告35000元的借條給原告。原告持該35000元將拖輪買回，投入經營后效益良好，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一年后，原被告由于其他原因協議離婚，離婚協議中約定夫妻共同財產中住房及全部家具、電器、儲蓄存款等歸原告，拖輪一艘、摩托車一輛歸被告。三月后，原告持借條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歸還借款35000元。

本案例提出的問題是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雙方沒有明確約定夫妻共同財產歸屬的情況下，由于種種原因，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出具了借條，雙方的此種行為會產生怎樣的法律后果。

一、夫妻婚內借條的形式效力

借條屬于借款合同的一種記載形式，而借款合同是我國合同法中明確的列名合同，合同法對合同主體的規定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也就是說夫妻間婚內訂立借款合同并不違背合同法的關于形式和主體的規定，問題在于：第一，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對于借款性質的認定，即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如果沒有對夫妻共同財產作出明確約定的情況下，借條所約定的借款是否屬于夫妻間其中一方的財產，從而使其有權出借給另一方。第二，對于借款的使用是否會使這種特殊的借貸關系的法律后果發生變化。第三，對用借條確定的借款購置的財產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時，該借條是否有效。

我國婚姻法第十九條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并同時規定“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從借條本身的性質看，借條應當是一方將其所有的款項出借給另一方時由對方出具的憑證，也就是說所借款項應當是屬于一方所有的。本案中，夫妻雙方并沒有事先對夫妻共同財產的歸屬作出任何約定，那么，這種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出具的借條本身是否可以認定為隱含了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的處分約定呢？依據借款關系的性質，筆者認為單純從出具借條的行為看，可以認定這種隱含的含義的存在，否則就沒有出具借條的前提。借條既然是以書面形式確定了的憑證，它顯然也滿足了婚姻法第十九條規定的對處置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財產歸屬的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的要求。因此，從形式上來說，對夫妻婚內借條效力應當認定是有效的，并且應當認定借條本身包含著兩種含義：一是明確的借條本身的效力，二是隱含的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的處分約定。

但是，婚姻法第十九條同時還規定了“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

條的規定”，即視為沒有約定，而隱含的含義往往是不明確的或者可以作出多種解釋，而且這種所謂的隱含的含義往往還不能僅依據夫妻雙方當時的行為作出定論，也有可能會由雙方事后的行為而推論出其他不同的解釋，因而完全一概而論地認定這種借條包含著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約定，而不加區別地否認夫妻間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出具這種借條也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復雜因素，這些因素實際上又有可能形成對隱含含義的其他解釋，也會出現對事實認定的偏差，使案件本身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決。

夫妻關系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身份關系，在夫妻間往往存在著夫妻共同財產部分或全部交由一方保管的情況，夫妻間對于家庭共同財產的支配雖然從法律上說享有平等的支配權，但在實際生活中往往存在著一方利用保管財產的便利而出現實際上在使用或支配家庭財產時的不平等，或者說不方便，因而出現千差萬別的復雜情況，法律在認定這些復雜情況時應當注意必然的公平性和邏輯性，從而使我們對案件的事實得到更為合理的認定。

因此，筆者認為認定夫妻婚內借條的形式有效并不是沒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對隱含含義的確定本身必須是明確的、毫無爭議的，如果存在對隱含含義確定的其他因素，那么對借條本身的效力也當然會產生本質性的影響，這就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二、影響夫妻婚內借條效力的因素

從本案來說，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條，從原告保管的共有財產中拿了35000元購買了拖輪，拖輪買回后的經營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雙方離婚時拖輪被當作夫妻共同財產處置，也就是說被告取得借條確定的款項后實際上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而沒有將該款項用于個人用途，原告并且從該款項所購置財產的使用中獲取了與被告同等的共同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應當繼續認定該借條隱含了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約定呢？答案應當是否定的。這就是所說的隱含的含義出現了明顯不明確或者說隱含的含義可以作出多種解釋的情況。

本案中原告確實要求被告出具了借條才肯從其保管的共有財產中拿出35000元讓被告購買拖輪，對其當時的本意我們已經難以查清，也許是出于擔心風險，也許是其他原因，但其后來收取了拖輪的經營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離婚時又同意將拖輪作為夫妻共同財產處置，顯然是認同了該35000元實際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排除原告當時要求被告出具借條的行為含有對夫妻共同財產歸屬的約定，否則難以理解原告后來收取經營收入和將拖輪作為共同財產處分的行為。既然這時借條并沒有前面所說的含有隱含對夫妻共同財產歸屬的約定，借款行為就失去了本質意義上的依據，借條應當是沒有效力的。這就是說，在借條確定的款項作為對價購置的財產由夫妻共同經營或使用并且收益由夫妻共同的情況下，應當認定購置的財產為夫妻共同財產，因為這時如果繼續認定借條的效力，讓出具借條的一方獨自承擔借款責任，顯然已經違背了婚姻法第十三條“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的規定，同時也顯失公平。換句話說，如果借條確實可能隱含著夫妻雙方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約定，那么，原告后來收取拖輪經營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行為和原被告離婚時將拖輪作為夫妻共同財產處理的行為實際上恰是否定這種可能的行為。

這里存在著反對意見，其理由是借條是一種平等民事主體間依據借款合同出具的憑證，它

一旦成立生效后，不能因為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的以后行為而否定它的效力，除非這種行為是明確表示否定借條的效力。

反對者的意見顯然是沒有弄清該借條生效的前提條件。該借條有效的前提條件是借條本身隱含著對夫妻共同財產處分約定，并且這種約定是明確的、沒有爭議的。本案中縱觀原告的行為實際上已經否定了其當時的行為含有約定夫妻共同財產歸屬的含義，或者說原告后來的行為也有一種隱含的含義，那就是否定雙方間存在對財產歸屬的約定。原告當時要求被告出具借條的目的也許是擔心存在經營風險，也許有其他難以查明的原因，但原告規避經營風險卻又共享經營利益的做法顯然是不應受到法律保護的。而被告實際上只是為了進行一種家庭經營，出具借條的目的只是為了使這種家庭經營行為能夠順利實施，借貸不是出于原告的本意，被告在出具借條時根本不可能含有所謂的隱含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約定的含義，因而該借條的效力就從開始時就不能產生，而不是反對者認為的借條先產生了效力，后我們又根據雙方事后的行為來否定借條的效力。

三、關于本案相關的法律思考

第一點思考是夫妻一方用屬于自己的財產作為對價購置了夫妻共同財產，該方因此應承擔的債務是否應為夫妻共同債務。對本案而言，假定原被告雙方在借條出具前已經約定了相關財產的歸屬，或者甚至被告在原告表示反對的情況下仍堅持以自己單方的名義向第三人借貸了款項，所借款項仍用于購買了拖輪，拖輪后用于夫妻共同經營，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拖輪也被當作了夫妻共同財產，被告是否還應獨自承擔相應的還款義務。筆者認為由于拖輪無論是在原被告的實際共同經營、共同收益的意義上就應當被認定為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還是在原被告離婚時將拖輪當做夫妻共同財產處分的約定，實際上拖輪被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雙方無異議，那么原告對購買該拖輪形成的債務就應承擔共同債務人的責任。對此，婚姻法已有明確的規定。但有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原告事先并不同意該購買行為，只能認定被告的行為是贈與行為，即認為是被告自己購買了拖輪而后贈與了家庭，因而債務應由被告一人承擔。筆者以為此種說法有失偏頗。首先，贈與是一種明確的單務行為，而在夫妻關系中很難認定這種行為有明確性；其次，這種贈與行為的成立從邏輯上說是難以讓人理解和接受的；第三，顯失公平。因此筆者認為此種債務應當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第二種思考是夫妻間的相互債務在沒有明確約定的情況下是否可以由于混同而歸于消滅。我們以前的民法原理在論述債的消滅時曾有債可以因雙方當事人結婚而混同，從而債因混同而歸于消滅的說法，因而在本案中，原被告原本就為夫妻，在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相互之債。筆者以為隨著婚姻法的修訂，婚姻法實際上已否定了債可以因結婚而混同從而歸于消滅的說法，因為修訂后的婚姻法已經明確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歸該方所有，這意味著一方的婚前債務也應由該方承擔。既然婚姻法已經明確否定了這種債可以由于結婚而混同從而歸于消滅的說法，那么也就不能否認夫妻間可以發生債的關系，混同說或不能發生說是不能成立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夫妻婚內借條的效力在一般意義或者說形式意義上應當認定其是有效的，但對其的認定存在許多影響因素。其一，借條的出具是否出于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這里由于夫妻關系這種特別的身份關系，對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認定存在許多復雜的因素，需要結合具體情況認真分析才能進行認定。其二，借條出具后如果借條所確定的款項所購置的財產完

全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其使用、經營收益完全歸夫妻共同享有，本著我國婚姻法第十三條關于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的規定和避免顯失公平，應當認定借條無效。其三，借條確定的款項所購置的財產如果由可以確認為夫妻共同財產，那么，該借條應當自始就沒有效力，因為它沒有實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