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和先進事跡材料

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和先進事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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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國共產黨云南省保山地委書記

楊善洲（1927—2010），男，漢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參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楊善洲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屆省委委員，云南省第五、第六屆人大代表，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1988年6月離休。中國共產黨黨員。

楊善洲同志1951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區、縣主要領導，擔任地委領導近20年，工作35年來，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廉潔奉公、全心為民，勤奮工作，為保山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6年6月，楊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動放棄進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施甸縣大亮山興辦林場，一干便是20個春秋，帶領大家植樹造林7萬多畝，林場林木覆蓋率達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禿嶺變成了生機勃勃的綠色天地，使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設了4公里多的輸電線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農戶，通電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99年8月被全國綠化委員會授予“全國十大綠化標兵”提名獎；2000年12月被全國環保總局授予“全國環境保護杰出貢獻者”；2002年被評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2004年10月被評為全國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

2010年5月5日，楊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為他頒發的20萬元特別貢獻獎中的10萬元捐贈給保山第一中學，另外10萬元將捐贈給大亮山林場。

楊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時8分因病醫治無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3歲。

（來源：人民網云南頻道）

堅守信念綠染大亮山

——記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

人們真正體會到楊善洲造林之舉的功德無量是在這場百年一遇的旱災中。

2010年春天，已持續半年的干旱讓云南很多地方群眾的飲水變得異常困難，施甸縣大亮山附近群眾家里的水管卻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們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場。近些年，隨著大亮山植被狀況明顯改善，山林的水源涵養功效得以很好發揮，附近村委會架起水管，將泉水從林場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戶，村民再也不用為吃水犯愁。受曠日持久的干旱影響，水管里的流水較之以往細小了很多，但足以讓附近的村民心滿意足，也讓他們對楊善洲的功勞更加念念不忘：“多虧了老書記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現在會是什么樣子。”

1988年3月，61歲的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休，婉拒了時任省委書記普朝柱勸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請，執意選擇回到家鄉施甸縣種樹。20多年過去了，曾經山禿水枯的大亮山完全變了模樣：森林郁郁蔥蔥，溪流四季不斷；林下山珍遍地，枝頭鶯鳴燕歌……

一位地委書記，為何退休后選擇到異常艱苦的地方去種樹？植樹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難和挑戰？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撐著他讓夕陽人生散發出炫目的光彩？

“給鄉親的承諾總得兌現”

“擔任地委領導期間，有鄉親不止一次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是保山地區的書記，哪能光想著自己的家鄉，但畢竟心里過意不去呀，是家鄉養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們承諾，等退休后，一定幫家鄉辦點實事。”關于種樹，年逾八旬的楊善洲這樣解釋。

為了實現“幫家鄉辦點實事”的承諾，楊善洲把目光鎖定在施甸縣城東南44公里處的大亮山。楊善洲的家鄉就在大亮山腳下的姚關鎮陡坡村，兒時，母親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原來這里林木參天，當年大煉鋼鐵時大量砍伐樹木，后來當地貧困農民又大規模毀林開荒，原本翠綠的大亮山變得山禿水枯，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周邊十幾個村寨陷入了“一人種一畝，三畝吃不飽”的困難境地。“再這么下去，子孫后代的日子可怎么過？”楊善洲憂心忡忡。

退休前，楊善洲到大亮山實地考察，家鄉的人聽說他要回來種樹就勸他：“你到別處去種吧，這地方連野櫻桃樹和杞木樹都不長。”然而，他還是來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帶著一顆赤子之心回來了。退休當天，楊善洲背起鋪蓋，趕到了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翌日，大亮山國社聯營林場正式掛牌成立，那天，他們人挑馬馱把糧食、行李搬到離公路14公里遠的打水桿坪子，臨時搭建了一個簡易棚安營扎寨。深夜，狂風四起，棚子被掀翻，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幾個人只好鉆到馬鞍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楊善洲帶著縣里抽調的幾個同志開始了艱苦創業。

很多年之后，人們都還記得楊善洲初上大亮山時的情景。那時他住在用樹杈搭起的窩棚里，腳上穿著草鞋，儼然是一個放牧的老人。后來，得益于省里的資金支持，林場終于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楊善洲和工人們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當他們用磚瓦平房取代油毛氈房時，破敗不堪的油毛氈房已被四周的綠蔭所掩蓋。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給樹修枝時，楊善洲不幸踩著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執意爬上了大亮山。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拐杖了。

2009年4月，楊善洲把自己用20年時間辛苦創辦的大亮山林場的經營管理權，正式無償移交給施甸縣林業局。有人算過一筆賬：大亮山林場共占地7.2萬畝，其中5.8萬畝華山松中有

記者姜潔

編者的話：在一般人眼里，領導干部下鄉吃飯忘記付賬，是件再小不過的事了，可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不欠群眾一分錢”的觀念，牢牢貫穿了楊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領導干部絕對不能搞特殊化，不僅要算飯費那幾塊錢的小賬，更需要算的是共產黨員的作風賬。

關于楊善洲花路費結飯費的故事，一直在云南保山廣泛流傳。

那是1984年的夏天，楊善洲帶著駕駛員和秘書蘇加祥一起到龍陵下鄉，晚上縣委書記汪金耀在縣委機關招待他們吃飯，吃的是一碗蘿卜燉排骨、一碗蒜苗炒蘿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飯，蘇加祥去結賬時，汪金耀說：“不用結了，我請客。”看到汪金耀一臉誠意，蘇加祥就再沒堅持。

第二天，三人坐車翻過高黎貢山，驅車60多公里，來到潞江壩的惠通橋。天氣炎熱，三人下車找水喝。楊善洲拿著杯子，順口問道：“小蘇，昨天的伙食費多少錢？”蘇加祥說：“6塊5毛錢。”

楊善洲從兜里掏出6塊5毛錢給蘇加祥。蘇加祥說：“汪書記堅持要結賬，所以我沒付錢。”

楊善洲聽了沒吭聲。過了一會兒，他對駕駛員說：“徐師傅，給小蘇買張去龍陵的公共汽車票，讓他回去把伙食費交了。”

天色已晚，蘇加祥坐上回龍陵的車已經是晚上7點鐘，到龍陵縣城已經晚上10點了。他連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塊5毛錢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著錢，感嘆地說：“這個楊書記，做事情真是太頂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楊善洲見到了付賬歸來的蘇加祥。“賬結了吧？”蘇加祥有點想不通地說：“結了。書記，伙食費才6塊5毛錢，可來回的路費就花了22塊錢，住宿又花了10塊錢，是伙食費的好幾倍，多不劃算啊！”

楊善洲語重心長地說：“小蘇，賬不能這樣算！我們下鄉，這里吃一頓、那里吃一頓，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這些賬還不是攤到老百姓的頭上？這個風氣千萬不能開頭啊！”

多次采訪楊善洲先進事跡的云南日報社記者程三娟說起了楊善洲早年的一段經歷。那是1952年，楊善洲在保山縣六區（施甸）區委工作，任土改小組長。他在西南鄉石頭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當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訓的頭天晚上，楊善洲從衣服口袋里掏出皺巴巴的一堆毛票遞給老安：“安大爹，這是這個月的飯錢，1天兩角，30天就是6塊錢。”

老安從中拿出兩角錢又遞回給他：“楊組長，今天的飯錢就不收了，就當我們為你餞行。”

“這怎么行，黨教導我們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楊善洲堅決推辭。

第二天一早送行時，老安遞過來一個紙包。“這紙包里是兩個煮熟的紅薯，給你路上吃。”

半路，楊善洲掏出紙包，打開卻發現紅薯下面壓了兩張一角的鈔票。

這兩毛的飯錢一直讓楊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楊善洲到保山培訓期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主動向組織上匯報了這件事，組織上嚴厲批評了他，要他作檢討并送回這兩毛錢的飯錢。培訓結束后，楊善洲被調到了第五區席子公社（今甸陽沙壩腳村委會）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石頭寨去給老安家送兩毛錢的飯錢。

席子公社距離石頭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楊善洲一大早出發，趕到石頭寨時已經是深夜。為了不打擾已經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縮在安家門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楊組長！你咋個會在這睡覺？趕緊進家！”老安的驚呼讓楊善洲醒了過來。楊善洲趕緊從包里拿出兩毛錢：“這飯錢你們一定要收下，不然組織上就要處分我、開除我！”

因為擔心楊善洲同志受處分、被開除，老安收下了這兩毛錢。

從那以后，楊善洲一直堅持不欠群眾一分錢，每當有人認為結飯錢是件小事的時候，他總是堅定地回答：“共產黨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當白吃干部，那樣做會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幾毛錢、幾塊錢的小賬，守住的卻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風；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幾件小事，卻讓楊善洲在群眾心中樹立起了兩袖清風、清正廉潔的高大形象。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評論員：重要的是堅守一輩子

——一論向楊善洲同志學習

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事業，是崇高的事業。在這樣的事業中堅守一生，無論身居什么崗位，都會成就偉大；無論歷程怎樣艱辛，終將書寫傳奇。

云南省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1951年參加工作以來，一心想著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帶領百姓在貧瘠的家園播撒幸福的種子。他以一生的忠誠和執著，守衛一名優秀黨員大公無私、艱苦奮斗的精神高地，演繹一位領導干部清正廉潔、淡泊名利的公仆情懷。他兩手空空離開那片他奮斗了一輩子的土地，留下一名共產黨員的卓然風范和浩然正氣，留下身后悠長的思念和由衷的敬佩。

“我們奮斗一輩子，不就是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有一個幸福的家園嗎？”這是楊善洲堅守一輩子的理由，也是他奮斗一輩子的寫照。

堅守一輩子，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前半輩子，楊善洲身在其位，手中有權，權只為老百姓所用。幾十年里，楊善洲不知為多少群眾“散過錢財”，幫多少百姓解過憂困，自己一家卻始終過著清苦的生活。妻兒戶口留在農村，二三十年無力蓋起一棟新房，三個女兒靠不上他一點關系，因為“他當官是為國家當，又不是為我們家當”。

無情未必真豪杰。幾十年里，楊善洲自感愧對早年守寡的年邁母親，愧對含辛茹苦勤儉持家的老伴，愧對每天上山種地、喂牛、打豬草的女兒女婿，愧對開著農用車跑運輸的孫子們。為此他傷過心，流過淚，但在公私之間、家國之間，作為“人民的干部”，他深知自己必須擔負比常人更大的責任，經受比常人更多的考驗。

奮斗一輩子，需要堅忍，更需要激情。后半輩子，楊善洲離開領導崗位，發揮余熱，全心為群眾織就一片綠蔭。從不為家人辦事、不為家鄉辦事的楊善洲，信守“退休后給家鄉辦一兩件事”的諾言，白手起家，撿果核做樹種，在荒涼的大亮山上營造起幾萬畝林木，為鄉親開辟致富的道路，把價值數億元的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交給國家。在他日漸衰老的身體里，始終燃燒著盡黨員職守、為群眾謀利的火熱情懷。

干部總是要退休的，但作為共產黨員永遠不退休。楊善洲常常憶起滇西抗戰時與他一起抬擔架的老鄉，正是這樣的人民，托舉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走到今天。回報人民的犧牲奉獻，滿足人民的幸福期待，是楊善洲“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的不盡動力。這是比任何功德更崇高的使命，更值得一個人終其一生、忘我追求。

在歷史的長河中，一輩子很短，用它來求取物質的享受和個人的利益，生命如隨水而逝的落花，留不下一絲痕跡。把個人的奮斗融入人民的利益，一輩子很長，會以他人的幸福滋養追求，在后人的追憶中延續生命，在歲月深處寫下崇高。

“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鉆山溝溝；二十多年綠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場，創造資產幾個億，分文不取樂悠悠……”楊善洲用他的一生，自覺實踐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和道德追求，為每一位黨員干部樹立起光輝的楷模。

學習楊善洲，一輩子忠于黨的事業，踐行黨的宗旨，黨的生命力必定更加旺盛。

學習楊善洲，一輩子全心全意為群眾謀利益，我們將在信念的堅守中收獲更燦爛的人生。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評論員：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二論向楊善洲同志學習

清貧一輩子，奮斗一輩子，奉獻一輩子。當官不擺譜，有權不濫用，民情不忘懷。楊善洲的一生，展現了一個優秀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為黨和人民掌好權、用好權，是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義不容辭的責任。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工作才能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我們的事業才會經得起任何風浪、任何風險的考驗。

權力是一柄雙刃劍。領導干部的品德、修養、本領，不會因職位的提升而自動提升。反而可能因為權力大了，需要經受更多的考驗。只有不斷加強黨性修養，自覺實踐黨的宗旨，不為權力、地位、名利、私情所累，才能經受住這些考驗。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為人民謀福祉”，“共產黨員不要躲在機關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眾中去當雪松”。楊善洲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從政幾十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跑，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始終保持著“草鞋書記”、“泥腿書記”的本色。解民憂、濟民困、保民富，楊善洲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把身邊的干部群眾擰成一股繩。心里永遠裝著群眾，卻從來沒有自己，楊善洲無聲的人格魅力穿越時空，燭照世人。

領導干部也有親情、友情、愛情，但決不能用手中的權力去照顧親戚朋友。楊善洲深深懂得，濫用職權對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傷害最大，最容易傷到老百姓的心。“我手中是有權，但它是黨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實實用來辦公事，不能用來辦私事”，這是他始終堅守的信條。每年買一包補藥煨給母親吃幾天，每次回家把要做的農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滿，給女兒們幾塊糖、幫她們梳梳小辮……履行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義務，楊善洲盡己所能，但他更知道，作為一名領導干部，什么底線應該守住，什么事情絕對“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楊善洲的一生，在公與私之間為領導干部畫出了一條分明的界線。

職務的高低，權力的大小，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職位是暫時的，事業是永久的。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需要我們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奮斗一輩子。從地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楊善洲沒有為自己攢“資源”、留“退路”，而是以更大的熱忱，投入到帶領群眾致富的事業中。他沒有給家人留下什么“關系”和遺產，卻給子孫后代留下了自立自強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百姓心中樹起不朽的豐碑。

一輩子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楊善洲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黨的事業，獻給了共產黨人的崇高追求，獻給了對群眾的無私承諾。學習楊善洲，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應該在他樹起的鏡子前，對照自己應該如何為政、如何干事、如何做人。學習楊善洲，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應該以他為榜樣，用一生的努力去回答入黨為了什么、當干部干些什么、身后給人民和后代留下什么。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評論員：自覺實踐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

——三論向楊善洲同志學習

連日來，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跡報告團所到之處，人們滿噙熱淚，充滿感動，深受震撼。報告團樸實無華的敘說，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共產黨員所達到的精神境界，走進了一位領導干部用畢生守護的精神家園。

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中。“草鞋書記”、“泥腿書記”、“糧食書記”、“種樹書記”……每一個特殊稱謂，都在訴說著楊善洲的感人事跡，表達著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從當地委書記到上山種樹，楊善洲用自己的一生，踐行著一個共產黨員的莊嚴承諾，恪守著人民公仆的精神高地，詮釋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先進和優秀。他是老干部的優秀代表，創先爭優的突出典型，廣大黨員干部的學習楷模。開展創先爭優活動，楊善洲就是最現實、最生動、看得見、摸得著的榜樣；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楊善洲就是一本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科書。

在面向黨旗莊嚴舉起右手的那一刻，每一名共產黨員都許下了終身誓言。一個共產黨員一時一地為人民群眾辦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忠于黨的事業，一輩子全心全意為群眾謀利益。當前，全黨正在深入開展以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服務人民群眾為主題的創先爭優活動。在創先爭優中學習楊善洲，就要學習他始終如一地堅守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始終如一地踐行執政為民的根本宗旨，始終如一地秉持深入一線、深入實際的群眾路線。我們的黨員干部，都要經常用楊善洲這面鏡子照一照：對照他堅定信念、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自己是否理想堅定？對照他牢記宗旨、一心為民的公仆情懷，自己是否保持本色？對照他鞠躬盡瘁、不懈奮斗的崇高境界，自己是否始終如一？對照他大公無私、淡泊名利的奉獻精神，自己是否廉潔自律？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時代印記和歷史使命。今天，面對不斷發

第二篇：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

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

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書記

楊善洲（1927—2010），男，漢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參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楊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屆省委委員，云南省第五、第六屆人大代表，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1988年6月離休。中國共產黨黨員。

楊善洲同志1951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區、縣主要領導，擔任地委領導近20年，工作35年來，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廉潔奉公、全心為民，勤奮工作，為保山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6年6月，楊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動放棄進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施甸縣大亮山興辦林場，一干便是20個春秋，帶領大家植樹造林7萬多畝，林場林木覆蓋率達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禿嶺變成了生機勃勃的綠色天地，使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設了4公里多的輸電線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農戶，通電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99年8月被全國綠化委員會授予“全國十大綠化標兵”提名獎；2000年12月被全國環保總局授予“全國環境保護杰出貢獻者”；2002年被評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2004年10月被評為全國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

2010年5月5日，楊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為他頒發的20萬元特別貢獻獎中的10萬元捐贈給保山第一中學，另外10萬元將捐贈給大亮山林場。

楊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時8分因病醫治無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3歲。

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跡材料

堅守信念綠染大亮山

——記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上）云南日報記者 程三娟

人們真正體會到楊善洲造林之舉的功德無量是在這場百年一遇的旱災中。

2010年春天，已持續半年的干旱讓云南很多地方群眾的飲水變得異常困難，施甸縣大亮山附近群眾家里的水管卻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們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場。近些年，隨著大亮山植被狀況明顯改善，山林的水源涵養功效得以很好發揮，附近村委會架起水管，將泉水從林場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戶，村民再也不用為吃水犯愁。受曠日持久的干旱影響，水管里的流水較之以往細小了很多，但足以讓附近的村民心滿意足，也讓他們對楊善洲的功勞更加念念不忘：“多虧了老書記啊，要不是他，不知道現在會是什么樣子。”

1988年3月，61歲的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休，婉拒了時任省委書記普朝柱勸其搬至昆明安度晚年的邀請，執意選擇回到家鄉施甸縣種樹。20多年過去了，曾經山禿水枯的大亮山完全變了模樣：森林郁郁蔥蔥，溪流四季不斷；林下山珍遍地，枝頭鶯鳴燕歌??

一位地委書記，為何退休后選擇到異常艱苦的地方去種樹？植樹造林20余年，他都遇到了哪些困難和挑戰？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撐著他讓夕陽人生散發出炫目的光彩？

“給鄉親的承諾總得兌現”

“擔任地委領導期間，有鄉親不止一次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是保山地區的書記，哪能光想著自己的家鄉，但畢竟心里過意不去呀，是家鄉養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們承諾，等退休后，一定幫家鄉辦點實事。”關于種樹，年逾八旬的楊善洲這樣解釋。

為了實現“幫家鄉辦點實事”的承諾，楊善洲把目光鎖定在施甸縣城東南44公里處的大亮山。楊善洲的家鄉就在大亮山腳下的姚關鎮陡坡村，兒時，母親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原來這里林木參天，當年大煉鋼鐵時大量砍伐樹木，后來當地貧困農民又大規模毀林開荒，原本翠綠的大亮山變得山禿水枯，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周邊十幾個村寨陷入了“一人種一畝，三畝吃不飽”的困難境地。“再這么下去，子孫后代的日子可怎么過？”楊善洲憂心忡忡。

退休前，楊善洲到大亮山實地考察，家鄉的人聽說他要回來種樹就勸他：“你到別處去種吧，這地方連野櫻桃樹和杞木樹都不長。”然而，他還是來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帶著一顆赤子之心回來了。退休當天，楊善洲背起鋪蓋，趕到了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翌日，大亮山國社聯營林場正式掛牌成立，那天，他們人挑馬馱把糧食、行李搬到離公路14公里遠的打水桿坪子，臨時搭建了一個簡易棚安營扎寨。深夜，狂風四起，棚子被掀翻，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幾個人只好鉆到馬鞍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楊善洲帶著縣里抽調的幾個同志開始了艱苦創業。

很多年之后，人們都還記得楊善洲初上大亮山時的情景。那時他住在用樹杈搭起的窩棚里，腳上穿著草鞋，儼然是一個放牧的老人。后來，得益于省里的資金支持，林場終于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楊善洲和工人們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當他們用磚瓦平房取代油毛氈房時，破敗不堪的油毛氈房已被四周的綠蔭所掩蓋。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給樹修枝時，楊善洲不幸踩著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執意爬上了大亮山。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拐杖了。

2009年4月，楊善洲把自己用20年時間辛苦創辦的大亮山林場的經營管理權，正式無償移交給施甸縣林業局。有人算過一筆賬：大亮山林場共占地7.2萬畝，其中5.8萬畝華山松中有3萬畝已郁閉成林，按1畝地種200棵樹，一棵樹按最低價30元計算，大亮山林場的活立木蓄積量價值已經超過3億元。

這就是一位老地委書記幫家鄉辦的實事。

“沒錢買苗木，只好去街上撿果核”

在楊善洲最早種樹的山坡上，我們看到了一些造型優美的大樹，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長這么大就好了。”我和當地宣傳部的同志開玩笑說。“算你說對了，這些樹還真是盆景移栽過來的。”他們應道。啊？我驚訝地張大了嘴巴。

要把大亮山變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樹苗，可沒有資金去哪弄樹苗呢？楊善洲可謂絞盡了腦汁。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和林工們帶上工具，到處尋找樹苗。樹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時種下的幾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種到大亮山上。這些原來擺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銀杏，從此在山上盡情地汲取雨露和養分，自由自在地生長，如今這些庭院花木都已經成為挺拔的大樹，成為裝點大亮山的一抹別致的色彩。

最讓人震撼的還不是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楊善洲從街上撿回來的果核，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大片繁茂的樹林。

“當時沒錢買苗木，怎么辦呢，只好去街上撿果核。”拄著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種樹的地方，楊善洲指著一大片林子說。在資金極其短缺的創業之初，撿果核育苗栽種成為楊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徑。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馬路上撿別人隨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裝好，積少成多后便用馬馱到山上。

原地委書記到大街上撿別人扔掉的果核，這在當時成為轟動保山地區的新聞。可是楊善洲不在乎，林場資金緊，省一個是一個。“可你是地委書記啊，在大街上撿別人吃剩的果核，大家會怎么想？”有人開導他。“那是他們的事，不花錢就能弄到種子，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好。”他說。

一次在街上撿果核時，楊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小伙子的自行車上，小伙子大發雷霆，沖著老人破口大罵。旁邊有人趕緊過來把小伙子拉到一邊，告訴他那位老人就是原來的地委書記。小伙子頓時傻了，他怎么都不會想到這個毫不起眼的在他看來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會當過那么大的官。楊善洲卻絲毫不理會旁邊發生的一切，依然低著頭自顧自地撿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陽花市是保山的傳統節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節。每每這個時候，楊善洲就會發動全場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撿果核。如今一個個小小的果核，都已在歲月輪回中演變成為一棵棵枝繁葉茂的果樹。

“正是因為有老書記帶著干，我們才能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中一步步挺了過來。”林場的工人說。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楊善洲頭發只是灰黑，如今卻已滿頭飄雪??

“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場帶給當地群眾的好處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顯現和顯著起來。

創辦林場之初，省林業廳、財政廳給大亮山林場撥付了100多萬元，對楊善洲造林之舉給予支持。當時，需要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慎重考慮后，楊善洲用這筆錢在大亮山修了一條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起了5公里長的高壓線，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并擠出7萬元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電。通路、通電為植樹造林奠定了基礎，也大大推動了當地群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場最顯著的社會效益表現在有效解決了當地群眾的人畜飲水難題。場長董繼軍告訴我們：“林場現在承擔著3個鄉鎮11個村委會70個村民小組2.5萬人的飲水供給任務和兩個糖廠的蔗區灌溉任務。”

我們來到了距離大亮山林場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就出生在這里。“新中國成立前，因為飲水太困難，這里的村民婚喪嫁娶，用水都要納入人情簿子。”老書記說。可是，走家串戶后，我實在難以相信這個地方曾經飲水困難到那種程度，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各家各戶都通了自來水管，擰開開關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場采取的是“國社合作”營運模式，即由村社集體為單位出林地，由國家進行植樹造林，產生的經濟利潤按一定比例雙方分成。“這些年，大亮山林場都只是進行撫育型間伐，帶給當地老百姓的經濟效益不是很明顯。2006年到2008年，林場共支付給村集體4萬多元的分紅。”董繼軍說。2006年，林場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廠，加工撫育間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間，林場共支付給當地村民間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勞務費超過了36萬元。

不久前，施甸縣政府用大亮山林場做抵押，貸款1.7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其中1億元已經支付到位。

發端于大亮山林場的植樹造林熱情還波及到了更廣的范圍：“這些年，感覺整個施甸縣的植樹造林熱情都在上漲。”穿行在林海中，縣委宣傳部的同志感慨地說。我們從林業部門了解到這樣一組數據：1988年施甸縣的森林覆蓋率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擔任大亮山林場義務承包人的20年間，楊善洲接受的唯一報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補助，1996年，隨著物價上漲，林場將補助標準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為楊善洲頒發特別貢獻獎，并給予一次性獎勵20萬元。今年5月，楊善洲將其中的10萬元捐給了保山一中，6萬元捐給了林場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設。

“我只是在盡一名黨員的職責，只要活著，我就有義務和責任幫群眾辦實事。”楊善洲說，“實在干不動了，只好把林場交還給國家，但這不是說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還是要接著幫老百姓辦，共產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窮盡一生書寫為民情

——記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下）云南日報記者

程三娟

采訪期間，記者聽說了一件事：楊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進門以后，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沒有時間去過妻子家。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關去趕街，看到一輛汽車從街上過時聽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見面的女婿打個招呼，可一晃車子就直奔鄉下去了。直到臨終前，老人都沒再見過自己的女婿楊善洲??

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會“無情”和忘我到這種地步？從1955年任施甸區區委書記到1988年從保山地委書記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時間，他都在忙些什么？

與楊善洲謀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著一件灰色的舊卡基布中山裝，坐在一張棗紅色的老式木沙發上。那一刻，讓人感覺像是穿越時空，回到那久遠的年代??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

1965年的一天，一個頭戴竹葉帽、腳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現在施甸縣某人民公社，打聽公社領導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來了個老農，而領導正準備接待縣委書記，就隨口打發說領導不在。來人一聽沒作聲，轉身就去村子里面轉悠了。過了約定好的時間，公社領導仍然沒見到縣委書記，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是接待員把縣委書記當成老農給打發走了。這位縣委書記就是楊善洲。

做過9年石匠、工農干部出身的楊善洲，當了保山地委書記，依然保持著淳樸的農民本色。他臉色黝黑，雙手老繭，和農民一起鋤田、栽秧，走家串戶體察農民的困苦，給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給困難戶力所能及的幫助，下鄉不給農民添負擔，從來都自掏飯錢??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給楊善洲擔任秘書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楊善洲時常和農民群眾一起下地干活。“那時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基層，每天天不亮，我們就出了地委大門，天黑之后才回來。地委開會都在晚上。”祝正光說，“書記一直認為，與農民

群眾一起勞動是了解基層、了解農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農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況最真實。”

1980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總書記提前抵達，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橋公社去通知地委書記楊善洲，到了公社才發現，他正在田里頭和農民一起插秧，褲腿挽到了膝蓋上，貓著腰只顧忙碌，聽到工作人員的喊聲，他才回過神來，趕緊拔腿往回跑。“楊書記是換了衣服才去見胡耀邦總書記的，可他和農民一起插秧的事還是傳到了總書記的耳朵里。總書記感嘆說像楊善洲這么樸實的地委書記還真不多見。”祝正光說。

在楊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馬虎不得。1988年，當時駐板橋漢莊的地委工作組接到板橋鎮宗家山村楊春蘭老人的申訴。老人去賣豬，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豬，并扯著老人來到了地委工作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組負責處理此事的人輕信了對方的話，責令楊春蘭立即將豬送還給對方，并罰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組。楊善洲得知此事后，馬上責成工作組與地委信訪辦公室的干部進行調查核實，并要求將處理結果報告他本人。經過認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來楊春蘭所賣的豬是別人偷了轉賣給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們處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馬虎行事，不能傷了群眾的心。”事后，工作組專門派人當面向楊春蘭道歉，并賠還所收的罰款。

“老書記12歲失去父親，陪著母親艱難度日，從小就深深地體味到身為一個農民的諸多難處。因此他處處從農民的角度去理解農民，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民’，并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官’，這使他與父老鄉親始終保持著一種水乳交融的緊密聯系。”在楊善洲身邊工作過8年的保山日報記者蘇加祥這樣解讀這位“農民式”的地委書記。

“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

我們來到了施甸縣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的老家。這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較之于周圍的院落，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為了事業和理想顧不了家60多年的歲月里，這位叫張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擔起了家庭的全部責任。

楊老家現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兒、孫子、重孫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孫子攢夠錢新建蓋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楊善洲常年顧不得回家的歲月里，這家人曾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處漏雨，全家老小實在無法在屋里居住。張玉珍沒辦法，專程跑去找楊善洲，叫他無論如何想辦法拿點錢給家里修房子。楊善洲聽了，久久無語，掏出身上僅有的30元錢交給妻子說：“你先拿這30元錢回去，買幾個瓦盆接一下漏雨，暫時艱苦一下。”張玉珍接過30元錢，含著淚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訴孩子們：你們的父親確實沒辦法，他很窮，我們以后再也不能去給他添麻煩了，家里的日子我們先湊合著過吧。

1995年，楊善洲已經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種樹。出于楊善洲進城給林場辦事住宿方便的考慮，全家想方設法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的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了一間房子。房子是蓋起來了，但這5萬元的債怎么還？張玉珍專門找到楊善洲：能不能湊點錢還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拿出了9600元，“你一輩子就攢了這么點錢？”老伴問。楊善洲擺了擺手：“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看著老伴無奈的神色，張玉珍只好又一次含著淚水回到老家，把剛剛蓋起還沒來得及住的房子賣了。

楊善洲的大女兒楊會菊向我們講述了另一件更讓人心酸的事。她3歲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燒昏迷，奶奶和媽媽急得頂著暴雨爬山路連夜趕往施甸縣城。山路崎嶇不平，路過一個山崖的時候，奶奶因走路慌亂而失腳，身子往山崖下傾倒，母親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掛在了一蓬枯藤上??回憶起昔日的艱難，年近花甲的楊會菊含著淚水，輕輕地撫摸著母親的手說：“父親不容易，我媽更不容易啊！”

楊善洲的小女兒楊會芹回憶說：“我8歲時，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當時因為奶奶病重，父親趕回家來送藥。母親對我說，這是你爸爸，趕快叫啊，我卻害怕地躲開了。”

楊善洲退休后，組織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萬分，以為終于可以與在外忙了幾十年的父親共享天倫之樂了，不曾料想，他卻一頭扎進了家鄉的荒山??

“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一個老地委書記的妻子和家人怎么會在農村？從大柳水村出來后，這個疑問一直在我心頭縈繞。

“是老書記自己不讓辦‘農轉非’。”熟悉情況的人解釋。1964年，楊善洲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時，組織上提出把他愛人轉為城鎮戶口，他謝絕了；1978年，上級組織部門有個通知，地、師級干部，家在農村的妻子、母親、不滿16歲的子女可以轉為城市戶口。當時，楊善洲家除大女兒外，都符合進城的條件。當組織部門將他家“農轉非農業人口”的報告打上去時，他堅決要求撤銷報告。他說：“身為領導干部，我應該帶個好頭。我相信我們的農村能建設好，我們全家都樂意和8億農民同甘共苦建設家鄉。”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許范圍內的照顧也不給家人享受，楊善洲做過的類似事情數不勝數。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區中專生招考張榜處，有個18歲的姑娘眼睛睜得大大的在榜上尋找了無數遍，還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楊善洲過來拍拍自己小女兒楊會芹的肩頭說：“別難過，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還考不上你能給我安排個工作嗎？”女兒可憐巴巴地問。楊善洲緊鎖眉頭，嚴肅地看著女兒：“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1986年，姚關鄉的一位副鄉長在楊善洲家看到老書記的老伴和女兒們正在吃包谷飯，得知老書記家里的糧食不夠吃只好用包谷摻在飯里時，這位副鄉長流淚了，當即讓鄉民政給老書記家里拉去了兩袋救 濟糧。楊善洲知道后，批評了他：“好多人家連包谷飯都吃不上呢，接濟要接濟比我們更困難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將送來的糧食退了回去。這一類的故事至今仍在當地群眾中廣為流傳。

隆陽區芒寬鄉現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鄉，全鄉的咖啡連片種植面積超過萬畝。可在30年前，這里的咖啡樹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種植產業的長足發展是在楊善洲走進芒寬田間地頭，鼓勵群眾大力發展咖啡種植之后發生的。1980年10月，楊善洲到了潞江壩的芒寬公社。他聽說新光大隊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員，種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戶，曾因種咖啡挨過批斗，便想讓朱自祥帶頭發展咖啡種植。楊善洲踏進朱自祥的家園，摸著咖啡樹說：“過去，我也沒頂住‘左’的妖風??我看這咖啡樹是搖錢樹。”

朱自祥一顆懸著的心落了地。楊善洲又說：“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這一項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經濟收入，已提前達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這個典型應該快快推廣。”就在那一年，全國咖啡生產會議現場會在芒寬新光大隊召開。從此，咖啡種植在芒寬得以迅速發展。

“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都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要多為老百姓辦實事。”這位84歲的老黨員說。

楊善洲的故事：讓農民在知識上翻身

記者

姜

潔

編者的話：楊善洲一直非常重視教育，他在任期間帶頭捐資辦小學，還創辦了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開展掃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們還吃不飽的情況下就作出決定，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退休后，他還專門拿出了市里獎勵的10萬元錢捐給保山市一中，資助貧困學生的學業。

走上云南保山街頭，隨便打上一輛出租車，問司機：“您知道楊善洲嗎？”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們原來的老書記，退休以后去施甸種樹，市里獎給他的錢都不要，捐了10萬元給保山一中。我女兒就在保山一中讀書，我是從學校的宣傳欄里看到的！”

走進保山一中，宣傳欄里的海報已經有點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萬元，用于資助高中部貧困學生完成學業。”旁邊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邊飛快地跑過幾個中學生，記者隨口叫住一個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楊善洲嗎？”

“知道呀，他是我們的老書記，種了好多樹，還給我們學校捐了好多的錢！”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欽佩和仰慕。

施甸縣原政協副主席計盈告訴記者，楊善洲捐資助學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視教育事業：“過去，姚關陡坡村的孩子讀書要到十幾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學。孩子們夜里四五點鐘就起床，帶一包冷飯，走兩個小時的山路去上學，下午3點多又趕著回家，每次上學都要走四五個小時。特別是冬天，伸手不見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學校很危險，這個問題怎么辦？1960年，我在施甸區姚關清平洞小學任校長，時任保山縣委副書記的楊善洲專程找到我，研究解決陡坡村學生的入學難問題。我建議在村上辦一所民辦學校，他立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帶頭捐資，鄉親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簡陋的民辦小學。”

上世紀60年代初，在實際教學中過分強調勞動教學，教學任務無法完成，學生成績急劇下降，整個教育處于混亂之中。1963年，施甸縣人民吃不飽，生活十分困難，在工作人員紛紛走出機關、大規模支農之時，楊善洲作出了一個決定：要求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已經75歲高齡的保山農校退休教師線東華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說：“楊書記這么重視教育，令我們非常感動。大家都暗自下決心，一定要教好書、育好人，才對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當時，許多貧困家庭都存在這樣的思想：“我們連飯都吃不飽，還讀什么書？”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他從十分有限的財政中拿出經費設立了助學金，幫助貧困子女讀書，每人每年補助2元，很多學生靠這筆助學金完成了學業。當年接受學校資助的學生，現在已是白發蒼蒼的老爺爺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楊善洲，他們都滿懷感動地說：“要不是老書記設立的助學金，我們的書早就讀不下去了！”據統計，他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期間，施甸縣的小學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職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畢業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紀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眾都是文盲。楊善洲打定主意：“要讓農民在知識上翻身！”他積極創辦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還開辦了16所農業學校，并大規模開展掃盲運動。他專門走到田間地頭，向群眾宣傳文化知識的重要性，激發群眾的學習熱情：“舊社會，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讀書。新社會，共產黨讓群眾讀書，就是為了掌握好槍桿子、印把子、錢柜子，真正當家作主。”許多參加過掃盲學習班的群眾深有感觸地說：“一開始，我連斗大的字也不認得。參加了掃盲班，學會寫名字、查字典、讀報和記簡單賬簿，收獲不小呢！”據統計，共有1400名群眾通過掃盲學習班脫盲。

時光荏苒，但楊善洲對教育的支持和關心卻絲毫未減。2010年，當他決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獎勵給他的20萬元獎金中的一半捐給保山一中時，消息震動了整個保山城。他把錢捐出來，讓更多的孩子可以讀上書、讀好書；他把愛的種子撒向下一代，種下桃李收獲一片芬芳。

楊善洲 常算民心大賬

記者 姜潔

編者的話：在一般人眼里，領導干部下鄉吃飯忘記付賬，是件再小不過的事了，可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不欠群眾一分錢”的觀念，牢牢貫穿了楊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領導干部絕對不能搞特殊化，不僅要算飯費那幾塊錢的小賬，更需要算的是共產黨員的作風賬。

關于楊善洲花路費結飯費的故事，一直在云南保山廣泛流傳。

那是1984年的夏天，楊善洲帶著駕駛員和秘書蘇加祥一起到龍陵下鄉，晚上縣委書記汪金耀在縣委機關招待他們吃飯，吃的是一碗蘿卜燉排骨、一碗蒜苗炒蘿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飯，蘇加祥去結賬時，汪金耀說：“不用結了，我請客。”看到汪金耀一臉誠意，蘇加祥就再沒堅持。

第二天，三人坐車翻過高黎貢山，驅車60多公里，來到潞江壩的惠通橋。天氣炎熱，三人下車找水喝。楊善洲拿著杯子，順口問道：“小蘇，昨天的伙食費多少錢？”蘇加祥說：“6塊5毛錢。”

楊善洲從兜里掏出6塊5毛錢給蘇加祥。蘇加祥說：“汪書記堅持要結賬，所以我沒付錢。”

楊善洲聽了沒吭聲。過了一會兒，他對駕駛員說：“徐師傅，給小蘇買張去龍陵的公共汽車票，讓他回去把伙食費交了。”

天色已晚，蘇加祥坐上回龍陵的車已經是晚上7點鐘，到龍陵縣城已經晚上10點了。他連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塊5毛錢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著錢，感嘆地說：“這個楊書記，做事情真是太頂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楊善洲見到了付賬歸來的蘇加祥。“賬結了吧？”蘇加祥有點想不通地說：“結了。書記，伙食費才6塊5毛錢，可來回的路費就花了22塊錢，住宿又花了10塊錢，是伙食費的好幾倍，多不劃算啊！”

楊善洲語重心長地說：“小蘇，賬不能這樣算！我們下鄉，這里吃一頓、那里吃一頓，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這些賬還不是攤到老百姓的頭上？這個風氣千萬不能開頭啊！”

多次采訪楊善洲先進事跡的云南日報社記者程三娟說起了楊善洲早年的一段經歷。那是1952年，楊善洲在保山縣六區（施甸）區委工作，任土改小組長。他在西南鄉石頭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當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訓的頭天晚上，楊善洲從衣服口袋里掏出皺巴巴的一堆毛票遞給老安：“安大爹，這是這個月的飯錢，1天兩角，30天就是6塊錢。”

老安從中拿出兩角錢又遞回給他：“楊組長，今天的飯錢就不收了，就當我們為你餞行。”

“這怎么行，黨教導我們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楊善洲堅決推辭。

第二天一早送行時，老安遞過來一個紙包。“這紙包里是兩個煮熟的紅薯，給你路上吃。”

半路，楊善洲掏出紙包，打開卻發現紅薯下面壓了兩張一角的鈔票。

這兩毛的飯錢一直讓楊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楊善洲到保山培訓期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主動向組織上匯報了這件事，組織上嚴厲批評了他，要他作檢討并送回這兩毛錢的飯錢。培訓結束后，楊善洲被調到了第五區席子公社（今甸陽沙壩腳村委會）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石頭寨去給老安家送兩毛錢的飯錢。

席子公社距離石頭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楊善洲一大早出發，趕到石頭寨時已經是深夜。為了不打擾已經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縮在安家門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楊組長！你咋個會在這睡覺？趕緊進家！”老安的驚呼讓楊善洲醒了過來。楊善洲趕緊從包里拿出兩毛錢：“這飯錢你們一定要收下，不然組織上就要處分我、開除我！”

因為擔心楊善洲同志受處分、被開除，老安收下了這兩毛錢。

從那以后，楊善洲一直堅持不欠群眾一分錢，每當有人認為結飯錢是件小事的時候，他總是堅定地回答：“共產黨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當白吃干部，那樣做會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幾毛錢、幾塊錢的小賬，守住的卻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風；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幾件小事，卻讓楊善洲在群眾心中樹立起了兩袖清風、清正廉潔的高大形象。

人民日報評論員：重要的是堅守一輩子

——一論向楊善洲同志學習

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事業，是崇高的事業。在這樣的事業中堅守一生，無論身居什么崗位，都會成就偉大；無論歷程怎樣艱辛，終將書寫傳奇。

云南省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1951年參加工作以來，一心想著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帶領百姓在貧瘠的家園播撒幸福的種子。他以一生的忠誠和執著，守衛一名優秀黨員大公無私、艱苦奮斗的精神高地，演繹一位領導干部清正廉潔、淡泊名利的公仆情懷。他兩手空空離開那片他奮斗了一輩子的土地，留下一名共產黨員的卓然風范和浩然正氣，留下身后悠長的思念和由衷的敬佩。

“我們奮斗一輩子，不就是為了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有一個幸福的家園嗎？”這是楊善洲堅守一輩子的理由，也是他奮斗一輩子的寫照。

堅守一輩子，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前半輩子，楊善洲身在其位，手中有權，權只為老百姓所用。幾十年里，楊善洲不知為多少群眾“散過錢財”，幫多少百姓解過憂困，自己一家卻始終過著清苦的生活。妻兒戶口留在農村，二三十年無力蓋起一棟新房，三個女兒靠不上他一點關系，因為“他當官是為國家當，又不是為我們家當”。

無情未必真豪杰。幾十年里，楊善洲自感愧對早年守寡的年邁母親，愧對含辛茹苦勤儉持家的老伴，愧對每天上山種地、喂牛、打豬草的女兒女婿，愧對開著農用車跑運輸的孫子們。為此他傷過心，流過淚，但在公私之間、家國之間，作為“人民的干部”，他深知自己必須擔負比常人更大的責任，經受比常人更多的考驗。

奮斗一輩子，需要堅忍，更需要激情。后半輩子，楊善洲離開領導崗位，發揮余熱，全心為群眾織就一片綠蔭。從不為家人辦事、不為家鄉辦事的楊善洲，信守“退休后給家鄉辦一兩件事”的諾言，白手起家，撿果核做樹種，在荒涼的大亮山上營造起幾萬畝林木，為鄉親開辟致富的道路，把價值數億元的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交給國家。在他日漸衰老的身體里，始終燃燒著盡黨員職守、為群眾謀利的火熱情懷。

干部總是要退休的，但作為共產黨員永遠不退休。楊善洲常常憶起滇西抗戰時與他一起抬擔架的老鄉，正是這樣的人民，托舉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走到今天。回報人民的犧牲奉獻，滿足人民的幸福期待，是楊善洲“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的不盡動力。這是比任何功德更崇高的使命，更值得一個人終其一生、忘我追求。

在歷史的長河中，一輩子很短，用它來求取物質的享受和個人的利益，生命如隨水而逝的落花，留不下一絲痕跡。把個人的奮斗融入人民的利益，一輩子很長，會以他人的幸福滋養追求，在后人的追憶中延續生命，在歲月深處寫下崇高。

“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鉆山溝溝；二十多年綠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場，創造資產幾個億，分文不取樂悠悠??”楊善洲用他的一生，自覺實踐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和道德追求，為每一位黨員干部樹立起光輝的楷模。

學習楊善洲，一輩子忠于黨的事業，踐行黨的宗旨，黨的生命力必定更加旺盛。

學習楊善洲，一輩子全心全意為群眾謀利益，我們將在信念的堅守中收獲更燦爛的人生。

人民日報評論員：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二論向楊善洲同志學習

清貧一輩子，奮斗一輩子，奉獻一輩子。當官不擺譜，有權不濫用，民情不忘懷。楊善洲的一生，展現了一個優秀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為黨和人民掌好權、用好權，是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義不容辭的責任。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的工作才能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我們的事業才會經得起任何風浪、任何風險的考驗。

權力是一柄雙刃劍。領導干部的品德、修養、本領，不會因職位的提升而自動提升。反而可能因為權力大了，需要經受更多的考驗。只有不斷加強黨性修養，自覺實踐黨的宗旨，不為權力、地位、名利、私情所累，才能經受住這些考驗。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為人民謀福祉”，“共產黨員不要躲在機關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眾中去當雪松”。楊善洲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從政幾十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跑，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始終保持著“草鞋書記”、“泥腿書記”的本色。解民憂、濟民困、保民富，楊善洲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把身邊的干部群眾擰成一股繩。心里永遠裝著群眾，卻從來沒有自己，楊善洲無聲的人格魅力穿越時空，燭照世人。

領導干部也有親情、友情、愛情，但決不能用手中的權力去照顧親戚朋友。楊善洲深深懂得，濫用職權對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傷害最大，最容易傷到老百姓的心。“我手中是有權，但它是黨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實實用來辦公事，不能用來辦私事”，這是他始終堅守的信條。每年買一包補藥煨給母親吃幾天，每次回家把要做的農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滿，給女兒們幾塊糖、幫她們梳梳小辮??履行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義務，楊善洲盡己所能，但他更知道，作為一名領導干部，什么底線應該守住，什么事情絕對“不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楊善洲的一生，在公與私之間為領導干部畫出了一條分明的界線。

職務的高低，權力的大小，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職位是暫時的，事業是永久的。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需要我們學習一輩子，改造一輩子，奮斗一輩子。從地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楊善洲沒有為自己攢“資源”、留“退路”，而是以更大的熱忱，投入到帶領群眾致富的事業中。他沒有給家人留下什么“關系”和遺產，卻給子孫后代留下了自立自強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百姓心中樹起不朽的豐碑。

一輩子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楊善洲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黨的事業，獻給了共產黨人的崇高追求，獻給了對群眾的無私承諾。學習楊善洲，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應該在他樹起的鏡子前，對照自己應該如何為政、如何干事、如何做人。學習楊善洲，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應該以他為榜樣，用一生的努力去回答入黨為了什么、當干部干些什么、身后給人民和后代留下什么。

有限的生命投入無限的事業 ——領悟楊善洲的事業觀 記者 姜 潔

在很多人看來，退休了就該好好休息了。可楊善洲卻在退休后繼續為事業奮斗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還惦記著林場的一草一木，惦記著林場群眾的林權證。是怎樣的一種事業觀，支撐著楊善洲六十年如一日地勤懇工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事業中去，視工作如生命？

楊善洲的答案很簡單：“共產黨員就應該為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都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要多為老百姓辦事。”

“喊啞嗓子不如做出樣子”

許多和楊善洲共事過的干部都有一個深刻的體會：楊善洲干什么工作都喜歡親力親為，沖在第一線。他在1975年1月的工作筆記里這樣寫道：“凡是農田建設上得快的單位，都有一條重要經驗：領導上前線，親自帶著干。這是最有效的指揮。正如有的干部說：‘一天講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啞嗓子不如做出樣子’，這個體會很實在。不然的話，指標再先進，口號再好聽，領導不下去，也是老和尚念經，自己念給自己聽，群眾是不感興趣的。”

保山地區紀委原副書記吳發啟至今還記得楊善洲買草鞋視察災情的故事：那是1981年7、8月間，昌寧某鄉一座水泥大橋被洪水沖垮。時任地委書記的楊善洲得知消息后，迅速趕到受災現場。吳發啟當時任保山地委辦副主任，也跟隨楊善洲書記一起到了現場。

“到現場察看災情后，楊善洲轉身去了供銷社買了雙草鞋。鄉上的陪同人員和我都很納悶，他買草鞋干什么？”吳發啟告訴記者，“沒等我們張口問清楚，書記已經從供銷社走了出來，向災情事發現場趕去。到了現場，他換上草鞋，沿著被洪水沖垮的莊稼地察看農田受災情況。看著書記在漫過膝蓋的水里走，我和鄉上的工作人員不敢再在一旁站著，趕緊跟著他一起趟著洪水察看災情。足足走了兩公里，他才停下來，而此時，我們這些穿著膠鞋的隨行人員的腳早已經被沙石硌得苦不堪言。”

曾任楊善洲秘書的楊兆華想起和楊善洲在35年前那場地震里一起救災的故事，至今還有點后怕：“1976年龍陵地震以后，楊書記到騰沖指導抗震救災和恢復重建工作。一天，剛到一個村委會，水還沒來得及喝，幾個農民就跑來報告說出事啦，上面有一個小塘壩潰壩了，有母女倆在山坡下種玉米，被泥石流卷走了。聽說這個消息以后，老書記拔腿就往出事地點跑，我們也跟在他后面跑。到了一個地方，下面是懸崖，他一腳踩空差點掉下去。我當時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皮帶。但是他顧不上危險，還是繼續往上走，趕著去看災情。后來我跟他開玩笑說那次要不是我拉你一把，你就成‘烈士’了。”

人們都說，越窮的地方越能看到楊善洲，越險的地方越能看到楊善洲，他這輩子一直“不要命地在做事”，身先士卒，永遠沖在最前面。因為楊善洲相信，只有這樣干工作，群眾才能信任你，群眾才會擁護你。

“干工作不是做給上級看的”

保山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張培光至今還記得楊善洲對他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干工作，不是做給上級看的，而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幸福。”

他給記者講了自己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1985年，中央領導同志來保山視察，提出“增百致富”，楊善洲及時召開會議貫徹落實，成立五個工作組，分別到五縣區進行調研，研究如何實現“增百致富”。張培光被派到騰沖組，為了完成增百致富的任務，他把往年沒有列入農民收入的那部分列入了增百致富的收入里面。楊善洲知道后，嚴厲批評了這種做法。他說：“不要湊數字，要實事求是跟老百姓算賬，要真正給老百姓帶來富裕，要幫助老百姓找到一個致富項目，幫助老百姓發展產業，工作作風要扎實，不要圖虛名。”張培光說，這件事對他后來的工作作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保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習超曾與楊善洲共事多年。在他的眼里，楊善洲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共產黨人，不圖虛名，不要表揚，最關心的是人民群眾的切實利益。在1987年地委召開的地縣鄉三級干部會上，楊善洲說：“領導干部看問題、想問題、做事情都要全面，不要只盯著萬元戶，也要看到貧困戶。我們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不能讓困難戶掉隊，要幫助這些群眾。”后來，地委就出臺了《保山地區關于加快貧困地區發展的意見》。

楊善洲特別注重機關作風建設，反對公文旅行。楊習超記得：“他有一次開會說，最近有些歪風不能繼續下去了，地委行署就在一個院子里，門挨著門的，一步路的事情，文件從這里到那里送一下就可以了。但我們的部門之間卻老死不相往來，文件都要送到收發室，在那里擺幾天，再送到郵電局，在那里又擺幾天，最后又回到機關大院。這是衙門作風、官僚主義，必須要改！”在他印象里，那是楊善洲用極少有的嚴厲口氣批評大家，后來這種現象果然得到了有效地遏制。

“干任何事首先要贏得民心”

熟悉楊善洲工作風格的人都知道，他在保山地委工作期間，推廣新技術都喜歡先辦樣板、樹典型，找一個地方搞試驗，等成功了再推廣，而不是搞大呼隆、一哄而上，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施甸縣委宣傳部原部長孫中惠告訴記者：“楊善洲書記對我和我們這一代人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工作方法。我1964年畢業后曾在施甸縣委宣傳組工作。由于50年代末期浮夸風盛行，群眾對各級干部指導生產的能力不信任，加上三年困難時期的自然災害，群眾的生產生活比較困難。楊書記在1964年的三級干部會議上說，他要以辦樣板樹典型的工作方法來指導群眾、帶動群眾、影響群眾。”

孫中惠記得，當時縣委在甸陽鎮羅街建起了40畝的樣板田，引進了“稻麥雜交”和“西南175”兩個高產品種。由于試驗田靠近城郊的大路邊，從栽插一直到收割都做給群眾看，現種現割現收現脫粒現場計算產量，甚至架起鍋現場煮給農民吃。群眾直接感受到這兩個新品種在產量、口感上的優越性。通過典型示范，群眾打消了疑慮，之后的幾年，在保場、董家村、迎將村這兩個品種推廣種植達上萬畝。

“這則事深深教育和影響了我后來的工作方法，就是做群眾工作首先要贏得民心，要用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事例來教育和影響群眾，千萬不能亂干硬上、違背民意。幾十年來我照著楊書記的這種工作方法去指導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孫中惠說。

云南省原副省長黃炳生曾與楊善洲共事多年，他說：“楊善洲跟我講過一件事，保山要發展蠶桑，但那時候糧食比較困難，盡管補了錢，農民還是不想種，還是把苗丟了，所以首先要讓農民接受，不要先補這個補那個，效果不大。這對我之后制定政策有很大的啟發。”

楊善洲曾說：“群眾的任何小事都是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馬虎。”正因如此，他堅持把為人民服務當成自己的畢生事業，用實實在在的行動贏得了人民的尊重、愛戴和擁護。

共產黨員身份永不退休 ——探尋楊善洲的人生觀 記者 姜 潔

“是什么支撐著楊善洲以畢生精力堅守共產黨員的精神家園？”云南省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的感人事跡在大江南北傳頌的同時，人們禁不住要問。

再次探訪楊善洲生前的親朋好友，聽他們細數老人生前的一個個故事，不難發現：楊善洲有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堅持共產主義人生觀，一直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從未改變。

“共產黨員說話算數，不能糊弄群眾”

時隔60年之后，施甸縣的許多群眾依然對當年楊善洲“重病赴會不失約”的故事津津樂道。

1951年9月，楊善洲在原保山縣西南鄉搞土改。一次，他與籬笆寨、甘蔗地的群眾約定開會，可到了約定時間，天卻下起了大雨，楊善洲又感染了瘧疾，高燒不退。同事們勸他讓其他同志代為開會。但楊善洲不同意：“我和當地群眾已經約好了，不能失信于民！”他叫同事們扶他走了6公里泥爛濕滑的崎嶇山路，來到籬笆寨、甘蔗地。

“老書記經常說，共產黨人說話算數，不能糊弄群眾。他這輩子，向來是說到做到！”曾與楊善洲共事多年的施甸縣原縣委書記楊嘉賓感慨地說。

把信守承諾作為共產黨員的一個起碼標準來要求自己，是楊善洲的人生信條。退休后上大亮山種樹，也一樣是為了履行諾言。楊善洲曾這么解釋自己種樹的原因：“在黨政機關工作多年，因工作關系沒有時間去照顧家鄉父老，他們找過多次我也沒給他們辦一件事。但我答應退休后幫鄉親們辦一兩件有益的事，許下的承諾就要兌現。至于具體做什么，考察來考察去還是為后代人造林綠化荒山比較現實。”

為了這句承諾，楊善洲把自己退休后的22個春秋獻給了大亮山，每天起早貪黑，把荒山建成了蒼翠的綠洲，不求一分錢的回報。他無怨無悔，因為他早就把“說話算數”四個字深深地刻進了自己的心里，并心甘情愿一輩子奉獻不止。

“共產黨員不要躲在機關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眾中去當雪松”

楊善洲有句口頭禪：“共產黨員不要躲在機關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眾中去當雪松。”給楊善洲當過11年秘書的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楊善洲時常和農民群眾一起下地干活，“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那時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基層，他常說，與農民群眾一起勞動是了解基層、了解農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農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況最真實。”

施甸縣委宣傳部退休干部孫中惠給記者講了當地流傳很廣的“縣委書記被當成老農”的故事。1965年的一個早晨，天麻麻亮，一個頭戴竹葉帽、腳穿草鞋的矮個子出現在施甸縣某人民公社：“請問你們公社的領導在哪里？”

見來人一身農民裝扮，接待員答：“領導不在！”來人聽了沒作聲，轉身下了村子。過了約好的時間，公社領導仍然沒見到縣委書記。一打聽，原來接待員把縣委書記當成老農給打發走了！

這位縣委書記就是楊善洲。因為一直保持著淳樸的農民本色，楊善洲被百姓親切地喚作“草鞋書記”。保山當時下轄5個縣，每個鄉、村都留下楊善洲的足跡。

“作為共產黨員，不能光想自己，要時刻牢記使命”

在許多人看來，楊善洲似乎不愛錢，甚至以“貧窮”為榮——

從1951年工作到去世前，楊善洲攢下的錢還不足1萬元；他拒絕了綠化大亮山應得的高額提成和獎勵，還把市里給他的20萬獎金捐出了16萬，僅留下4萬元給老伴養老；一直到2006年前，楊善洲才在老家新蓋了一棟磚瓦房。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楊善洲認為自己的使命首先是為人民群眾服務，其次才是自己。于是，他在退休后毅然拒絕了搬至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請，執意回到家鄉義務植樹造林，每月僅領取70元的生活補助。20多年之后，大亮山80個大山頭、180個小山頭全部被郁郁蔥蔥的森林覆蓋；大亮山周邊共有4個行政村解決了人畜飲水問題，6個行政村解決了公路交通問題，8個行政村解決了生產生活用電問題。在楊善洲的不懈努力下，大亮山的群眾們終于過上了致富的好日子！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楊善洲依然對自己的使命念念不忘：“我只是在盡一名黨員的職責，只要活著，我就有義務。”

權力屬于黨和人民

——解讀楊善洲的權力觀 記者 姜 潔

在楊善洲的觀念里，領導干部不論在什么崗位，都應該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都應當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常說：“我手中是有權，但它是黨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實實用來辦公事，不能用來辦私事。”

正因為楊善洲有這樣的權力觀，他一直謹慎用權、廉潔用權、秉公用權，把權力全部用到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上去。

“濫用職權最容易傷到老百姓的心”

從保山到楊善洲的老家施甸縣姚關鎮大柳水村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在任期間探親，楊善洲一直堅持自己買公共汽車票坐到施甸縣城，然后再徒步回家，從來沒有用過一次公車。

“老書記總是說，濫用職權對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傷害最大，最容易傷到老百姓的心。”曾任楊善洲秘書的徐德武特地翻出了老人生前的工作筆記，上面赫然寫著這么一段話：“共產黨人什么困難也不怕，就怕脫離群眾、失掉民心。”正因此，楊善洲對自己和親屬的要求特別嚴格，生怕用錯了手中的權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搭順風車。楊善洲經常會讓人搭他的順風車，唯獨自己的親人例外。在他看來，讓外人搭車是為人民服務，讓親人搭車就是‘濫用職權’。”保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習超給記者講了兩個對比鮮明的故事——

1987年7月的一天，楊善洲帶著時任地委農村工作部科長的楊習超去騰沖調研林業、茶業發展情況。天正下著瓢潑大雨，當車開始爬高黎貢山時，看見不遠處一個被大雨澆透的老農正挑著擔子吃力地上坡。楊善洲趕緊示意司機停車，讓楊習超問問老農要去哪里。得知老農剛從潞江壩買糧食回來，要到騰沖上營鄉，楊善洲趕緊讓楊習超幫老鄉把糧食搬上車，一路和老農聊起了農活家常。該下車了，楊習超問老農：“老倌兒，你可知道給你搭車的人是誰？”老農一臉茫然，得知是楊善洲，才恍然大悟：“哦，你就是‘草鞋書記’！真不像個當官的！謝謝啊！”

另一個故事是楊善洲的二女兒楊惠蘭在保山一中讀書時，有個星期天，也是下大雨，父女倆走路到施甸搭車回保山，衣服全淋濕了，就到姚關鎮政府躲雨。躲了一陣見雨不停，楊善洲打著雨傘繼續往縣里走。鎮黨委書記就給施甸縣委辦打電話，當時的副主任寸發瑜知情后吩咐駕駛員，先開著車超過父女倆一段路程，然后調轉車頭開到他倆面前說：“老書記，去施甸嗎，正好順路，上車吧！”楊善洲疑惑地說：“怎么這么巧？”父女倆到了施甸縣城，謝絕了司機要繼續送他們去保山的好意，堅持乘公共汽車回保山。“一分錢的東西也不能要，這是原則問題”

楊善洲認為，貪污腐敗是從占便宜、收東西開始的。他給自己定了一條鐵律：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收任何人的禮。

“一分錢的東西也不能要，這是原則問題。”楊善洲的三女兒楊惠琴至今還記得父親的話。小時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時，被父親看見了，當得知是別人送的，楊善洲發火了：“趕快送回去，別人的東西一分錢都不能要！”楊惠琴只好哭著把甘蔗送了回去。

知道楊善洲脾氣的人都不敢給他送東西。給他送禮的人，總是被他毫不留情地罵回去。一次，一位和他關系很好的老部下來看他，帶了一小袋玉米面，買了一斤蛋糕和一些香蕉，這些東西在當時不超過10元錢。為了不傷感情，楊善洲沒說什么。事后，他托人給老部下捎去了10元錢。

不收禮這個規矩，楊善洲一直堅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后，家屬在訃告上寫道：“家父遺言概不收禮，望各位來賓給予諒解。”他用清清白白的一生，生動地詮釋了從不以權謀私的堅定原則。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為人民謀福祉”

認識楊善洲的人都知道，他從來不開“后門”。1981年的一天，一位轉業干部找到楊善洲，想借著倆人是老相識的情分，請他幫忙分配到城里工作。楊善洲當場就毫不留情地回絕了：“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個人的私利！”

“老書記‘后門’上的那把鎖是沒有鑰匙的，但是他幫助干部群眾解決困難的鑰匙卻揣了一大串！”保山農科所農藝師畢景亮怎么也忘不了，當年他的愛人和兩個孩子都在農村，家中比較困難。楊善洲主動過問，在地委常委會議上提出：“像畢景亮這樣的科技干部我們要主動關心，盡快解決他的困難。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決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顧之憂。”

曾經多次采訪楊善洲先進事跡的云南日報社記者程三娟感慨地說：“從采訪中聽說的無數個故事里，我發現了好多鮮明的對比：林場先后有三個職工生病，他都毫不吝嗇地送他們到大醫院去治病，甚至不惜四處借錢給他們做手術，但自己摔傷后卻只找了個赤腳醫生；他不肯幫自己的家人農轉非，卻幫好幾個山溝里的教師家屬辦理了農轉非??通過這種對比，老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一下子凸現在我的面前。”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為人民謀福祉。”這句話是楊善洲在日記中的心聲，更是他為官幾十載對自己權力觀的最好注解。從他在黨旗下莊嚴宣誓的那一刻開始，他就樹立了堅定的信念，認定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他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運用手中權力的唯一準則，把一切奉獻給了別人，唯獨忘了自己。

第三篇：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以及先進事跡材1

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以及先進事跡材料

楊善洲同志生平簡介

原中共云南省保山地委書記

楊善洲（1927—2010），男，漢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參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楊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屆省委委員，云南省第五、第六屆人大代表，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1988年6月離休。中國共產黨黨員。

楊善洲同志1951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區、縣主要領導，擔任地委領導近20年，工作35年來，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廉潔奉公、全心為民，勤奮工作，為保山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6年6月，楊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動放棄進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施甸縣大亮山興辦林場，一干便是20個春秋，帶領大家植樹造林7萬多畝，林場林木覆蓋率達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禿嶺變成了生機勃勃的綠色天地，使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設了4公里多的輸電線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農戶，通電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99年8月被全國綠化委員會授予“全國十大綠化標兵”提名獎；2000年12月被全國環保總局授予“全國環境保護杰出貢獻者”；2002年被評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2004年10月被評為全國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

2010年5月5日，楊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為他頒發的20萬元特別貢獻獎中的10萬元捐贈給保山第一中學，另外10萬元將捐贈給大亮山林場。

楊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時8分因病醫治無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3歲。

“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場帶給當地群眾的好處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顯現和顯著起來。

創辦林場之初，省林業廳、財政廳給大亮山林場撥付了100多萬元，對楊善洲造林之舉給予支持。當時，需要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慎重考慮后，楊善洲用這筆錢在大亮山修了一條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起了5公里長的高壓線，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并擠出7萬元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電。通路、通電為植樹造林奠定了基礎，也大大推動了當地群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場最顯著的社會效益表現在有效解決了當地群眾的人畜飲水難題。場長董繼軍告訴我們：“林場現在承擔著3個鄉鎮11個村委會70個村民小組2.5萬人的飲水供給任務和兩個糖廠的蔗區灌溉任務。”

我們來到了距離大亮山林場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就出生在這里。“新中國成立前，因為飲水太困難，這里的村民婚喪嫁娶，用水都要納入人情簿子。”老書記說。可是，走家串戶后，我實在難以相信這個地方曾經飲水困難到那種程度，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各家各戶都通了自來水管，擰開開關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場采取的是“國社合作”營運模式，即由村社集體為單位出林地，由國家進行植樹造林，產生的經濟利潤按一定比例雙方分成。“這些年，大亮山林場都只是進行撫育型間伐，帶給當地老百姓的經濟效益不是很明顯。2006年到2008年，林場共支付給村集體4萬多元的分紅。”董繼軍說。2006年，林場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廠，加工撫育間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間，林場共支付給當地村民間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勞務費超過了36萬元。

不久前，施甸縣政府用大亮山林場做抵押，貸款1.7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其中1億元已經支付到位。

發端于大亮山林場的植樹造林熱情還波及到了更廣的范圍：“這些年，感覺整個施甸縣的植樹造林熱情都在上漲。”穿行在林海中，縣委宣傳部的同志感慨地說。我們從林業部門了解到這樣一組數據：1988年施甸縣的森林覆蓋率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擔任大亮山林場義務承包人的20年間，楊善洲接受的唯一報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補助，1996年，隨著物價上漲，林場將補助標準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為楊善洲頒發特別貢獻獎，并給予一次性獎勵20萬元。今年5月，楊善洲將其中的10萬元捐給了保山一中，6萬元捐給了林場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設。

“我只是在盡一名黨員的職責，只要活著，我就有義務和責任幫群眾辦實事。”楊善洲說，“實在干不動了，只好把林場交還給國家，但這不是說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還是要接著幫老百姓辦，共產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給鄉親的承諾總得兌現”

“擔任地委領導期間，有鄉親不止一次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是保山地區的書記，哪能光想著自己的家鄉，但畢竟心里過意不去呀，是家鄉養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們承諾，等退休后，一定幫家鄉辦點實事。”關于種樹，年逾八旬的楊善洲這樣解釋。

為了實現“幫家鄉辦點實事”的承諾，楊善洲把目光鎖定在施甸縣城東南44公里處的大亮山。楊善洲的家鄉就在大亮山腳下的姚關鎮陡坡村，兒時，母親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原來這里林木參天，當年大煉鋼鐵時大量砍伐樹木，后來當地貧困農民又大規模毀林開荒，原本翠綠的大亮山變得山禿水枯，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周邊十幾個村寨陷入了“一人種一畝，三畝吃不飽”的困難境地。“再這么下去，子孫后代的日子可怎么過？”楊善洲憂心忡忡。

退休前，楊善洲到大亮山實地考察，家鄉的人聽說他要回來種樹就勸他：“你到別處去種吧，這地方連野櫻桃樹和杞木樹都不長。”然而，他還是來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帶著一顆赤子之心回來了。退休當天，楊善洲背起鋪蓋，趕到了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翌日，大亮山國社聯營林場正式掛牌成立，那天，他們人挑馬馱把糧食、行李搬到離公路14公里遠的打水桿坪子，臨時搭建了一個簡易棚安營扎寨。深夜，狂風四起，棚子被掀翻，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幾個人只好鉆到馬鞍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楊善洲帶著縣里抽調的幾個同志開始了艱苦創業。

很多年之后，人們都還記得楊善洲初上大亮山時的情景。那時他住在用樹杈搭起的窩棚里，腳上穿著草鞋，儼然是一個放牧的老人。后來，得益于省里的資金支持，林場終于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楊善洲和工人們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當他們用磚瓦平房取代油毛氈房時，破敗不堪的油毛氈房已被四周的綠蔭所掩蓋。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給樹修枝時，楊善洲不幸踩著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執意爬上了大亮山。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拐杖了。

2009年4月，楊善洲把自己用20年時間辛苦創辦的大亮山林場的經營管理權，正式無償移交給施甸縣林業局。有人算過一筆賬：大亮山林場共占地7.2萬畝，其中5.8萬畝華山松中有3萬畝已郁閉成林，按1畝地種200棵樹，一棵樹按最低價30元計算，大亮山林場的活立木蓄積量價值已經超過3億元。

這就是一位老地委書記幫家鄉辦的實事。

第四篇：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跡簡介[推薦]

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跡簡介

楊善洲，男，漢族，1927年1月生，中共黨員，生前系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書記。

楊善洲同志幾十年如一日，無論是在職期間還是退休以后，他始終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把黨和群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面，淡泊名利，始終公而忘私、廉潔奉公，永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本色。

從擔任縣領導到地委書記，楊善洲從20多歲起就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眾之中。他一年里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跑，很少呆在地委機關。保山有5個縣，99個鄉，每一個鄉都留下了楊善洲的腳印。龍陵縣木城鄉不通公路，是最遠的一個鄉。他上任不久，便徒步4天進入木城鄉。為提高畝產解決群眾溫飽，他親自試驗“三岔九壟”插秧法。直到現在，保山當地群眾插秧還沿用這個方法。他還推動了“坡地改梯田”、“改條田”、改秈稻為粳稻等各種試驗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單產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國農業會議在保山召開，保山獲得“滇西糧倉”的美譽，楊善洲則被人們稱作“糧書記”。

工作35年來，楊善洲始終艱苦樸素，兩袖清風，常年住在辦公室旁一間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從不占公家一點便宜。他下鄉，總像一個三人戰斗小組，司機、秘書，一輛212吉普，其他隨員一個不要。上路，直奔田頭。碰上飯點，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結賬，絕無例外。走到哪里，看到困難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個群眾買種子、買牲口少錢，他就從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勸他不必，他說：“我是這里的書記，老百姓有困難，我能看著不管嗎？”

1988年6月，楊善洲從保山地委書記崗位上退休，為實踐“幫家鄉辦點實事”和“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的諾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請，執意回到家鄉施甸縣義務植樹造林。他把建林場與造福群眾結合起來，每年無償為村民提供林柴，為6個自然村修通了公路，為8個自然村架通了生產生活用電，促進了當地群眾脫貧致富。他常常替困難群眾買糧食、種子、衣被，先后向省外災區和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捐款20多萬元。艱苦創業20余年，使7.2萬畝昔日山禿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綠裝，活立木蓄積量經濟價值超過了3億元，同時極大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2009年4月，82歲的楊善洲將大亮山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移交給國家，并且謝絕當地政府的獎勵。

楊善洲同志的先進事跡贏得了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胡錦濤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楊善洲同志是黨員干部的學習楷模，是離退休老同志的優秀代表。他一輩子忠于黨的事業，一輩子全心全意為群眾謀利益。他的模范事跡和崇高精神感人至深。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要向他學習，自覺加強黨性修養，自覺實踐黨的宗旨，努力做人民滿意的好黨員、好干部。”他獲得全國綠化獎章、首屆中華環境獎提名獎，榮獲全國綠化十大標兵、全國環境保護杰出貢獻者、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稱號。

第五篇：楊善洲同志簡介及若干先進事跡

楊善洲簡介及先進事跡若干

楊善洲（1927—2010），男，漢族，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人，1927年1月生，1951年5月參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楊善洲同志是中共云南省委第二、第三、第四屆省委委員，云南省第五、第六屆人大代表，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委員，1988年6月離休。中國共產黨黨員。

楊善洲同志1951年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區、縣主要領導，擔任地委領導近20年，工作35年來，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廉潔奉公、全心為民，勤奮工作，為保山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6年6月，楊善洲同志退休以后，主動放棄進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施甸縣大亮山興辦林場，一干便是20個春秋，帶領大家植樹造林7萬多畝，林場林木覆蓋率達87%以上，把昔日的荒山禿嶺變成了生機勃勃的綠色天地，使當地惡劣的自然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修建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設了4公里多的輸電線路，使深居大亮山附近的村寨農戶，通電通路。

1991年6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1999年8月被全國綠化委員會授予“全國十大綠化標兵”提名獎；2000年12月被全國環保總局授予“全國環境保護杰出貢獻者”；2002年被評為全省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2004年10月被評為全國老干部“老有所為”先進個人。

2010年5月5日，楊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為他頒發的20萬元特別貢獻獎中的10萬元捐贈給保山第一中學，另外10萬元將捐贈給大亮山林場。

楊善洲同志于2010年10月10日15時8分因病醫治無效，在云南省保山市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3歲。

一、“給鄉親的承諾總得兌現”

“擔任地委領導期間，有鄉親不止一次找上門，讓我為家鄉辦點事情。我是保山地區的書記，哪能光想著自己的家鄉，但畢竟心里過意不去呀，是家鄉養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們承諾，等退休后，一定幫家鄉辦點實事。”關于種樹，年逾八旬的楊善洲這樣解釋。

為了實現“幫家鄉辦點實事”的承諾，楊善洲把目光鎖定在施甸縣城東南44公里處的大亮山。楊善洲的家鄉就在大亮山腳下的姚關鎮陡坡村，兒時，母親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原來這里林木參天，當年大煉鋼鐵時大量砍伐樹木，后來當地貧困農民又大規模毀林開荒，原本翠綠的大亮山變得山禿水枯，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周邊十幾個村寨陷入了“一人種一畝，三畝吃不飽”的困難境地。“再這么下去，子孫后代的日子可怎么過？”楊善洲憂心忡忡。

退休前，楊善洲到大亮山實地考察，家鄉的人聽說他要回來種樹就勸他：“你到別處去種吧，這地方連野櫻桃樹和杞木樹都不長。”然而，他還是來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帶著一顆赤子之心回來了。退休當天，楊善洲背起鋪蓋，趕到了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翌日，大亮山國社聯營林場正式掛牌成立，那天，他們人挑馬馱把糧食、行李搬到離公路14公里遠的打水桿坪子，臨時搭建了一個簡易棚安營扎寨。深夜，狂風四起，棚子被掀翻，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幾個人只好鉆到馬鞍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楊善洲帶著縣里抽調的幾個同志開始了艱苦創業。

很多年之后，人們都還記得楊善洲初上大亮山時的情景。那時他住在用樹

杈搭起的窩棚里，腳上穿著草鞋，儼然是一個放牧的老人。后來，得益于省里的資金支持，林場終于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楊善洲和工人們在里面一住就是近10年。10年后，當他們用磚瓦平房取代油毛氈房時，破敗不堪的油毛氈房已被四周的綠蔭所掩蓋。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給樹修枝時，楊善洲不幸踩著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執意爬上了大亮山。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拐杖了。

2009年4月，楊善洲把自己用20年時間辛苦創辦的大亮山林場的經營管理權，正式無償移交給施甸縣林業局。有人算過一筆賬：大亮山林場共占地7.2萬畝，其中5.8萬畝華山松中有3萬畝已郁閉成林，按1畝地種200棵樹，一棵樹按最低價30元計算，大亮山林場的活立木蓄積量價值已經超過3億元。這就是一位老地委書記幫家鄉辦的實事。

二、“沒錢買苗木，只好去街上撿果核”

在楊善洲最早種樹的山坡上，我們看到了一些造型優美的大樹，很像巨型盆景。“盆景要是能長這么大就好了。”我和當地宣傳部的同志開玩笑說。“算你說對了，這些樹還真是盆景移栽過來的。”他們應道。啊？我驚訝地張大了嘴巴。要把大亮山變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樹苗，可沒有資金去哪弄樹苗呢？楊善洲可謂絞盡了腦汁。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和林工們帶上工具，到處尋找樹苗。樹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時種下的幾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種到大亮山上。這些原來擺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銀杏，從此在山上盡情地汲取雨露和養分，自由自在地生長，如今這些庭院花木都已經成為挺拔的大樹，成為裝點大亮山的一抹別致的色彩。

最讓人震撼的還不是這些巨型盆景，而是20年前楊善洲從街上撿回來的果核，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大片繁茂的樹林。“當時沒錢買苗木，怎么辦呢，只好去街上撿果核。”拄著拐杖站在大亮山上最初種樹的地方，楊善洲指著一大片林子說。在資金極其短缺的創業之初，撿果核育苗栽種成為楊善洲破解苗木困局的主要途徑。每次回到城里，他就到馬路上撿別人隨意扔掉的果核，然后放到家里用麻袋裝好，積少成多后便用馬馱到山上。

原地委書記到大街上撿別人扔掉的果核，這在當時成為轟動保山地區的新聞。可是楊善洲不在乎，林場資金緊，省一個是一個。“可你是地委書記啊，在大街上撿別人吃剩的果核，大家會怎么想？”有人開導他。“那是他們的事，不花錢就能弄到種子，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好。”他說。

一次在街上撿果核時，楊善洲不小心撞到了一個小伙子的自行車上，小伙子大發雷霆，沖著老人破口大罵。旁邊有人趕緊過來把小伙子拉到一邊，告訴他那位老人就是原來的地委書記。小伙子頓時傻了，他怎么都不會想到這個毫不起眼的在他看來甚至有些卑微的老人會當過那么大的官。楊善洲卻絲毫不理會旁邊發生的一切，依然低著頭自顧自地撿他的果核。每年的端陽花市是保山的傳統節日，也是果核最多的季節。每每這個時候，楊善洲就會發動全場林工，一起到街上去撿果核。如今一個個小小的果核，都已在歲月輪回中演變成為一棵棵枝繁葉茂的果樹。

“正是因為有老書記帶著干，我們才能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中一步步挺了過來。”林場的工人說。

20多年前，初上大亮山的楊善洲頭發只是灰黑，如今卻已滿頭飄雪??

三、“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大亮山林場帶給當地群眾的好處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顯現和顯著起來。

創辦林場之初，省林業廳、財政廳給大亮山林場撥付了100多萬元，對楊善洲造林之舉給予支持。當時，需要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慎重考慮后，楊善洲用這筆錢在大亮山修了一條18公里的林區公路，架起了5公里長的高壓線，蓋了一排簡易的油毛氈房，并擠出7萬元為附近的四平寨通了電。通路、通電為植樹造林奠定了基礎，也大大推動了當地群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

大亮山林場最顯著的社會效益表現在有效解決了當地群眾的人畜飲水難題。場長董繼軍告訴我們：“林場現在承擔著3個鄉鎮11個村委會70個村民小組2.5萬人的飲水供給任務和兩個糖廠的蔗區灌溉任務。”

我們來到了距離大亮山林場20多公里的陡坡村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就出生在這里。“新中國成立前，因為飲水太困難，這里的村民婚喪嫁娶，用水都要納入人情簿子。”老書記說。可是，走家串戶后，我實在難以相信這個地方曾經飲水困難到那種程度，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各家各戶都通了自來水管，擰開開關就有清泉汩汩流出。

大亮山林場采取的是“國社合作”營運模式，即由村社集體為單位出林地，由國家進行植樹造林，產生的經濟利潤按一定比例雙方分成。“這些年，大亮山林場都只是進行撫育型間伐，帶給當地老百姓的經濟效益不是很明顯。2006年到2008年，林場共支付給村集體4萬多元的分紅。”董繼軍說。2006年，林場建起了一所木材加工廠，加工撫育間伐的林材。到2008年3年間，林場共支付給當地村民間伐林木、加工林材的勞務費超過了36萬元。

不久前，施甸縣政府用大亮山林場做抵押，貸款1.7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其中1億元已經支付到位。

發端于大亮山林場的植樹造林熱情還波及到了更廣的范圍：“這些年，感覺整個施甸縣的植樹造林熱情都在上漲。”穿行在林海中，縣委宣傳部的同志感慨地說。我們從林業部門了解到這樣一組數據：1988年施甸縣的森林覆蓋率為17.1%，2009年提高到了44.8%。

在擔任大亮山林場義務承包人的20年間，楊善洲接受的唯一報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補助，1996年，隨著物價上漲，林場將補助標準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為楊善洲頒發特別貢獻獎，并給予一次性獎勵20萬元。今年5月，楊善洲將其中的10萬元捐給了保山一中，6萬元捐給了林場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設。

“我只是在盡一名黨員的職責，只要活著，我就有義務和責任幫群眾辦實事。”楊善洲說，“實在干不動了，只好把林場交還給國家，但這不是說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還是要接著幫老百姓辦，共產黨員的身份永不退休”。

楊善洲同志的先進事跡若干：

一、在楊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馬虎不得。1988年，當時駐板橋漢莊的地委工作組接到板橋鎮宗家山村楊春蘭老人的申訴。老人去賣豬，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豬，并扯著老人來到了地委工作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組負責處理此事的人輕信了對方的話，責令楊春蘭立即將豬送還給對方，并罰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組。楊善洲得知此事后，馬上責成工作組與地委信訪辦公室的干部進行調查核實，并要求將處理結果報告他本人。經過認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來楊春蘭所賣的豬是別人偷了轉賣給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們處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馬虎行事，不能傷了群眾的心。”事后，工作組專門派人當面向楊春

蘭道歉，并賠還所收的罰款。

“老書記12歲失去父親，陪著母親艱難度日，從小就深深地體味到身為一個農民的諸多難處。因此他處處從農民的角度去理解農民，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民’，并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官’，這使他與父老鄉親始終保持著一種水乳交融的緊密聯系。”在楊善洲身邊工作過8年的保山日報記者蘇加祥這樣解讀這位“農民式”的地委書記。

二、“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

我們來到了施甸縣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的老家。這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較之于周圍的院落，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為了事業和理想顧不了家60多年的歲月里，這位叫張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擔起了家庭的全部責任。

楊老家現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兒、孫子、重孫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孫子攢夠錢新建蓋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楊善洲常年顧不得回家的歲月里，這家人曾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處漏雨，全家老小實在無法在屋里居住。張玉珍沒辦法，專程跑去找楊善洲，叫他無論如何想辦法拿點錢給家里修房子。楊善洲聽了，久久無語，掏出身上僅有的30元錢交給妻子說：“你先拿這30元錢回去，買幾個瓦盆接一下漏雨，暫時艱苦一下。”張玉珍接過30元錢，含著淚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訴孩子們：你們的父親確實沒辦法，他很窮，我們以后再也不能去給他添麻煩了，家里的日子我們先湊合著過吧。

1995年，楊善洲已經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種樹。出于楊善洲進城給林場辦事住宿方便的考慮，全家想方設法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的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了一間房子。房子是蓋起來了，但這5萬元的債怎么還？張玉珍專門找到楊善洲：能不能湊點錢還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拿出了9600元，“你一輩子就攢了這么點錢？”老伴問。楊善洲擺了擺手：“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看著老伴無奈的神色，張玉珍只好又一次含著淚水回到老家，把剛剛蓋起還沒來得及住的房子賣了。

楊善洲的大女兒楊會菊向我們講述了另一件更讓人心酸的事。她3歲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燒昏迷，奶奶和媽媽急得頂著暴雨爬山路連夜趕往施甸縣城。山路崎嶇不平，路過一個山崖的時候，奶奶因走路慌亂而失腳，身子往山崖下傾倒，母親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掛在了一蓬枯藤上??回憶起昔日的艱難，年近花甲的楊會菊含著淚水，輕輕地撫摸著母親的手說：“父親不容易，我媽更不容易啊！”

楊善洲的小女兒楊會芹回憶說：“我8歲時，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當時因為奶奶病重，父親趕回家來送藥。母親對我說，這是你爸爸，趕快叫啊，我卻害怕地躲開了。”

楊善洲退休后，組織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萬分，以為終于可以與在外忙了幾十年的父親共享天倫之樂了，不曾料想，他卻一頭扎進了家鄉的荒山??

三、“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一個老地委書記的妻子和家人怎么會在農村？從大柳水村出來后，這個疑問一直在我心頭縈繞。

“是老書記自己不讓辦‘農轉非’。”熟悉情況的人解釋。1964年，楊善洲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時，組織上提出把他愛人轉為城鎮戶口，他謝絕了；1978年，上級組織部門有個通知，地、師級干部，家在農村的妻子、母親、不滿16歲的子女可以轉為城市戶口。當時，楊善洲家除大女兒外，都符合進城的條件。當組織部門將他家“農轉非農業人口”的報告打上去時，他堅決要求撤銷報告。他說：“身為領導干部，我應該帶個好頭。我相信我們的農村能建設好，我們全家都樂意和8億農民同甘共苦建設家鄉。”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許范圍內的照顧也不給家人享受，楊善洲做過的類似事情數不勝數。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區中專生招考張榜處，有個18歲的姑娘眼睛睜得大大的在榜上尋找了無數遍，還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楊善洲過來拍拍自己小女兒楊會芹的肩頭說：“別難過，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還考不上你能給我安排個工作嗎？”女兒可憐巴巴地問。楊善洲緊鎖眉頭，嚴肅地看著女兒：“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1986年，姚關鄉的一位副鄉長在楊善洲家看到老書記的老伴和女兒們正在吃包谷飯，得知老書記家里的糧食不夠吃只好用包谷摻在飯里時，這位副鄉長流淚了，當即讓鄉民政給老書記家里拉去了兩袋救 濟糧。楊善洲知道后，批評了他：“好多人家連包谷飯都吃不上呢，接濟要接濟比我們更困難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將送來的糧食退了回去。這一類的故事至今仍在當地群眾中廣為流傳。

隆陽區芒寬鄉現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鄉，全鄉的咖啡連片種植面積超過萬畝。可在30年前，這里的咖啡樹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種植產業的長足發展是在楊善洲走進芒寬田間地頭，鼓勵群眾大力發展咖啡種植之后發生的。1980年10月，楊善洲到了潞江壩的芒寬公社。他聽說新光大隊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員，種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戶，曾因種咖啡挨過批斗，便想讓朱自祥帶頭發展咖啡種植。楊善洲踏進朱自祥的家園，摸著咖啡樹說：“過去，我也沒頂住‘左’的妖風??我看這咖啡樹是搖錢樹。”

朱自祥一顆懸著的心落了地。楊善洲又說：“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這一項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經濟收入，已提前達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這個典型應該快快推廣。”就在那一年，全國咖啡生產會議現場會在芒寬新光大隊召開。從此，咖啡種植在芒寬得以迅速發展。

“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都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要多為老百姓辦實事。”這位84歲的老黨員說。

四、楊善洲一直非常重視教育

他在任期間帶頭捐資辦小學，還創辦了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開展掃盲工作。他在1963年人們還吃不飽的情況下就作出決定，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退休后，他還專門拿出了市里獎勵的10萬元錢捐給保山市一中，資助貧困學生的學業。

走上云南保山街頭，隨便打上一輛出租車，問司機：“您知道楊善洲嗎？”

“怎么不知道，他是我們原來的老書記，退休以后去施甸種樹，市里獎給他的錢都不要，捐了10萬元給保山一中。我女兒就在保山一中讀書，我是從學校的宣傳欄里看到的！”

走進保山一中，宣傳欄里的海報已經有點褪色：“2010年5月5日，原中共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同志向保山一中捐款10萬元，用于資助高中部貧困學生完成學業。”旁邊是瘦削矮小的老人手捧巨大捐款牌的照片。

身邊飛快地跑過幾個中學生，記者隨口叫住一個名叫李佳璇的女孩：“你知道楊善洲嗎？”

“知道呀，他是我們的老書記，種了好多樹，還給我們學校捐了好多的錢！”清澈的眼眸中流露的是欽佩和仰慕。

施甸縣原政協副主席計盈告訴記者，楊善洲捐資助學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就一直十分重視教育事業：“過去，姚關陡坡村的孩子讀書要到十幾公里外的清平洞小學。孩子們夜里四五點鐘就起床，帶一包冷飯，走兩個小時的山路去上學，下午3點多又趕著回家，每次上學都要走四五個小時。特別是冬天，伸手不見五指的，一路摸黑到學校很危險，這個問題怎么辦？1960年，我在施甸區姚關清平洞小學任校長，時任保山縣委副書記的楊善洲專程找到我，研究解決陡坡村學生的入學難問題。我建議在村上辦一所民辦學校，他立馬拍板同意，回到陡坡村后帶頭捐資，鄉親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建成了一所簡陋的民辦小學。”

上世紀60年代初，在實際教學中過分強調勞動教學，教學任務無法完成，學生成績急劇下降，整個教育處于混亂之中。1963年，施甸縣人民吃不飽，生活十分困難，在工作人員紛紛走出機關、大規模支農之時，楊善洲作出了一個決定：要求全縣教師要以教書育人為重點，不參與支農活動。已經75歲高齡的保山農校退休教師線東華回憶起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幕，感慨地說：“楊書記這么重視教育，令我們非常感動。大家都暗自下決心，一定要教好書、育好人，才對得起他的良苦用心！”

當時，許多貧困家庭都存在這樣的思想：“我們連飯都吃不飽，還讀什么書？”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他從十分有限的財政中拿出經費設立了助學金，幫助貧困子女讀書，每人每年補助2元，很多學生靠這筆助學金完成了學業。當年接受學校資助的學生，現在已是白發蒼蒼的老爺爺和老奶奶了。一提到楊善洲，他們都滿懷感動地說：“要不是老書記設立的助學金，我們的書早就讀不下去了！”據統計，他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期間，施甸縣的小學由191所增至1132所，教職工由420人增至1169人，畢業生由360人增至1123人。

上世紀60年代，施甸有80％的群眾都是文盲。楊善洲打定主意：“要讓農民在知識上翻身！”他積極創辦半工半讀的簡易學校，還開辦了16所農業學校，并大規模開展掃盲運動。他專門走到田間地頭，向群眾宣傳文化知識的重要性，激發群眾的學習熱情：“舊社會，只有富人家的子女才能讀書。新社會，共產黨讓群眾讀書，就是為了掌握好槍桿子、印把子、錢柜子，真正當家作主。”許多參加過掃盲學習班的群眾深有感觸地說：“一開始，我連斗大的字也不認得。參加了掃盲班，學會寫名字、查字典、讀報和記簡單賬簿，收獲不小呢！”據統計，共有1400名群眾通過掃盲學習班脫盲。

時光荏苒，但楊善洲對教育的支持和關心卻絲毫未減。2010年，當他決定把保山市委、市政府獎勵給他的20萬元獎金中的一半捐給保山一中時，消息震動了整個保山城。他把錢捐出來，讓更多的孩子可以讀上書、讀好書；他把愛的種子撒向下一代，種下桃李收獲一片芬芳。

五、楊善洲花路費結飯費的故事

在一般人眼里，領導干部下鄉吃飯忘記付賬，是件再小不過的事了，可楊善洲卻不這么認為。“不欠群眾一分錢”的觀念，牢牢貫穿了楊善洲的一生。在他心目中，領導干部絕對不能搞特殊化，不僅要算飯費那幾塊錢的小賬，更需要算的是共產黨員的作風賬。

那是1984年的夏天，楊善洲帶著駕駛員和秘書蘇加祥一起到龍陵下鄉，晚上縣委書記汪金耀在縣委機關招待他們吃飯，吃的是一碗蘿卜燉排骨、一碗蒜苗

炒蘿卜和一碗白菜。吃完飯，蘇加祥去結賬時，汪金耀說：“不用結了，我請客。”看到汪金耀一臉誠意，蘇加祥就再沒堅持。

第二天，三人坐車翻過高黎貢山，驅車60多公里，來到潞江壩的惠通橋。天氣炎熱，三人下車找水喝。楊善洲拿著杯子，順口問道：“小蘇，昨天的伙食費多少錢？”蘇加祥說：“6塊5毛錢。”

楊善洲從兜里掏出6塊5毛錢給蘇加祥。蘇加祥說：“汪書記堅持要結賬，所以我沒付錢。”

楊善洲聽了沒吭聲。過了一會兒，他對駕駛員說：“徐師傅，給小蘇買張去龍陵的公共汽車票，讓他回去把伙食費交了。”

天色已晚，蘇加祥坐上回龍陵的車已經是晚上7點鐘，到龍陵縣城已經晚上10點了。他連夜找到了汪金耀，把6塊5毛錢交到他手上。汪金耀拿著錢，感嘆地說：“這個楊書記，做事情真是太頂真了，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第二天中午，楊善洲見到了付賬歸來的蘇加祥。“賬結了吧？”蘇加祥有點想不通地說：“結了。書記，伙食費才6塊5毛錢，可來回的路費就花了22塊錢，住宿又花了10塊錢，是伙食費的好幾倍，多不劃算啊！”

楊善洲語重心長地說：“小蘇，賬不能這樣算！我們下鄉，這里吃一頓、那里吃一頓，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最后這些賬還不是攤到老百姓的頭上？這個風氣千萬不能開頭啊！”

多次采訪楊善洲先進事跡的云南日報社記者程三娟說起了楊善洲早年的一段經歷。那是1952年，楊善洲在保山縣六區（施甸）區委工作，任土改小組長。他在西南鄉石頭寨住了半年多，吃住在當地的安家和李家。就在回保山培訓的頭天晚上，楊善洲從衣服口袋里掏出皺巴巴的一堆毛票遞給老安：“安大爹，這是這個月的飯錢，1天兩角，30天就是6塊錢。”

老安從中拿出兩角錢又遞回給他：“楊組長，今天的飯錢就不收了，就當我們為你餞行。”

“這怎么行，黨教導我們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楊善洲堅決推辭。

第二天一早送行時，老安遞過來一個紙包。“這紙包里是兩個煮熟的紅薯，給你路上吃。”

半路，楊善洲掏出紙包，打開卻發現紅薯下面壓了兩張一角的鈔票。

這兩毛的飯錢一直讓楊善洲惴惴不安。不久，楊善洲到保山培訓期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主動向組織上匯報了這件事，組織上嚴厲批評了他，要他作檢討并送回這兩毛錢的飯錢。培訓結束后，楊善洲被調到了第五區席子公社（今甸陽沙壩腳村委會）工作。到席子公社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石頭寨去給老安家送兩毛錢的飯錢。

席子公社距離石頭寨有近百里的山路。楊善洲一大早出發，趕到石頭寨時已經是深夜。為了不打擾已經入睡的老安一家，他蜷縮在安家門口的草垛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楊組長！你咋個會在這睡覺？趕緊進家！”老安的驚呼讓楊善洲醒了過來。楊善洲趕緊從包里拿出兩毛錢：“這飯錢你們一定要收下，不然組織上就要處分我、開除我！”

因為擔心楊善洲同志受處分、被開除，老安收下了這兩毛錢。

從那以后，楊善洲一直堅持不欠群眾一分錢，每當有人認為結飯錢是件小事的時候，他總是堅定地回答：“共產黨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當白吃干部，那樣做會失掉民心！”

看上去付的是不起眼的幾毛錢、幾塊錢的小賬，守住的卻是共產黨人最基本的工作作風；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幾件小事，卻讓楊善洲在群眾心中樹立起了兩袖清風、清正廉潔的高大形象。

六、不濫用職權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搭順風車。楊善洲經常會讓人搭他的順風車，唯獨自己的親人例外。在他看來，讓外人搭車是為人民服務，讓親人搭車就是‘濫用職權’。”保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習超給記者講了兩個對比鮮明的故事——

1987年7月的一天，楊善洲帶著時任地委農村工作部科長的楊習超去騰沖調研林業、茶業發展情況。天正下著瓢潑大雨，當車開始爬高黎貢山時，看見不遠處一個被大雨澆透的老農正挑著擔子吃力地上坡。楊善洲趕緊示意司機停車，讓楊習超問問老農要去哪里。得知老農剛從潞江壩買糧食回來，要到騰沖上營鄉，楊善洲趕緊讓楊習超幫老鄉把糧食搬上車，一路和老農聊起了農活家常。該下車了，楊習超問老農：“老倌兒，你可知道給你搭車的人是誰？”老農一臉茫然，得知是楊善洲，才恍然大悟：“哦，你就是‘草鞋書記’！真不像個當官的！謝謝啊！”

另一個故事是楊善洲的二女兒楊惠蘭在保山一中讀書時，有個星期天，也是下大雨，父女倆走路到施甸搭車回保山，衣服全淋濕了，就到姚關鎮政府躲雨。躲了一陣見雨不停，楊善洲打著雨傘繼續往縣里走。鎮黨委書記就給施甸縣委辦打電話，當時的副主任寸發瑜知情后吩咐駕駛員，先開著車超過父女倆一段路程，然后調轉車頭開到他倆面前說：“老書記，去施甸嗎，正好順路，上車吧！”楊善洲疑惑地說：“怎么這么巧？”父女倆到了施甸縣城，謝絕了司機要繼續送他們去保山的好意，堅持乘公共汽車回保山。

七、“一分錢的東西也不能要，這是原則問題”

楊善洲認為，貪污腐敗是從占便宜、收東西開始的。他給自己定了一條鐵律：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收任何人的禮。

“一分錢的東西也不能要，這是原則問題。”楊善洲的三女兒楊惠琴至今還記得父親的話。小時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時，被父親看見了，當得知是別人送的，楊善洲發火了：“趕快送回去，別人的東西一分錢都不能要！”楊惠琴只好哭著把甘蔗送了回去。

知道楊善洲脾氣的人都不敢給他送東西。給他送禮的人，總是被他毫不留情地罵回去。一次，一位和他關系很好的老部下來看他，帶了一小袋玉米面，買了一斤蛋糕和一些香蕉，這些東西在當時不超過10元錢。為了不傷感情，楊善洲沒說什么。事后，他托人給老部下捎去了10元錢。

不收禮這個規矩，楊善洲一直堅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后，家屬在訃告上寫道：“家父遺言概不收禮，望各位來賓給予諒解。”他用清清白白的一生，生動地詮釋了從不以權謀私的堅定原則。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為人民謀福祉”

認識楊善洲的人都知道，他從來不開“后門”。1981年的一天，一位轉業干部找到楊善洲，想借著倆人是老相識的情分，請他幫忙分配到城里工作。楊善洲當場就毫不留情地回絕了：“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個人的私利！”

“老書記‘后門’上的那把鎖是沒有鑰匙的，但是他幫助干部群眾解決困難的鑰匙卻揣了一大串！”保山農科所農藝師畢景亮怎么也忘不了，當年他的愛人和兩個孩子都在農村，家中比較困難。楊善洲主動過問，在地委常委會議上提出：“像畢景亮這樣的科技干部我們要主動關心，盡快解決他的困難。不光是他，也

要注意解決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顧之憂。”

曾經多次采訪楊善洲先進事跡的云南日報社記者程三娟感慨地說：“從采訪中聽說的無數個故事里，我發現了好多鮮明的對比：林場先后有三個職工生病，他都毫不吝嗇地送他們到大醫院去治病，甚至不惜四處借錢給他們做手術，但自己摔傷后卻只找了個赤腳醫生；他不肯幫自己的家人農轉非，卻幫好幾個山溝里的教師家屬辦理了農轉非??通過這種對比，老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一下子凸現在我的面前。”

“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為人民謀福祉。”這句話是楊善洲在日記中的心聲，更是他為官幾十載對自己權力觀的最好注解。從他在黨旗下莊嚴宣誓的那一刻開始，他就樹立了堅定的信念，認定只要生命不結束，服務人民不停止。他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運用手中權力的唯一準則，把一切奉獻給了別人，唯獨忘了自己。

時刻謹記一心為民誓言

—— —易門縣委書記方志鳴學習楊善洲先進事跡心得體會

在省委號召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向楊善洲同志學習之際，我認真學習了楊善洲同志的先進事跡，并深受感動。楊老書記不圖名、不求利、不謀私，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把畢生獻給黨和人民事業的孺子牛精神生動地展現了共產黨員的奉獻精神和光輝本色。作為一名基層縣委書記，我最深的體會是：要學習楊善洲同志永葆本色、矢志不移堅定信念和無私奉獻、淡泊名利、一心為公的高貴品質，時刻謹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永遠保持一顆忠于黨、忠于人民的心，做一名無愧于黨和人民的好干部。

時刻謹記自己是一名共產主義先鋒戰士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特別是一名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求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之真，務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之實，決不能淺嘗輒止，三心二意。楊善洲同志入黨六十年來，正是因為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牢記“隨時為黨和人民事業犧牲一切”的錚錚誓言，時時處處以共產黨員標準來衡量和要求自己，所以，他能夠20余年堅持植樹，給一座5.6萬畝的荒山披上了綠裝。一位80高齡的老黨員，沒有留戀安逸的退休生活，在艱苦的偏僻山溝，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詮釋著一名共產黨員心中不變的信念和追求，就這樣默默奉獻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立場何等堅定！這意志何等堅強！現在，我們有的黨員一遇到困難，消極悲觀意識就抬頭；取得丁點成績，盲目樂觀意識就滋長；對待大局工作，逍遙樂觀意識還存在。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說到底，是這些人理想信念發生了動搖，沒有真正成為崇高理想信念的堅定者。還有一些黨員沒有把學習先進理論作為自己一生一世的大事，沒有做到常學常思、常學常新。我們學習楊善洲，就是要學習楊老書記堅信共產主義、牢記黨的宗旨、以對黨和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展示共產黨員的風采的高貴品質。要看到，我們當前建設社會主義的每一項工作，都是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目標的一部分，就是要把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與堅定實現我們新階段奮斗目標的信心結合起來，自覺發揚堅韌不拔、持續奮斗的精神，努力推動易門縣奮斗目標的實現，不斷為加快實現崇高理想添磚加瓦，在加快發展中不斷堅定自己的理想信念。

時刻謹記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這是《黨章》對共產黨員的根本要求。毛澤東同志說：“共產黨人就是為人民，唯一的宗旨就是為老百姓辦事，不為人民我們黨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楊善洲老書記就是這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淡泊名利的典范。在楊善洲的心里，對人民群眾永遠懷著一種謙卑與敬重，他認為人民群眾是主人，他是公仆。他擔任保山地、縣主要領導長達三十余年，從未為妻子孩子撈上一冊“農轉非”戶口本、沒給家里蓋上一間像樣房子；他把價值3億元的林場無償移交給施甸縣政府，縣里要獎勵他10萬元他堅決不要，市委、市政府獎勵他20萬元他又把大部分作為捐資助學等捐獻了出去；出于對他幾十年卓著成績褒獎，省委曾讓他到昆明居住并到省人大常委會工作，但他婉言謝絕……楊善洲老書記退休后把植樹造林作為為黨為人民服務又一新起點，把“我要回家鄉施甸種樹，為家鄉百姓造一片綠”一句話說得鏗鏘有力，他那活到老學到老、拼搏到老、奉獻到老的畢生實踐，鏗鏘有力地印證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畢生獻給黨和人民事業的公仆情懷。楊老書記不圖名、不求利、不謀私，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一塵不染，堅持以德立身、以公處事、以廉樹威，永葆共產黨人浩然正氣的精神難能可貴！我們要時時自問“入黨為什么、當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像楊老書記那樣飽含著感情去工作，凡事先替群眾想，保持同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要像楊老書記那樣樹立長期吃苦、長期流汗的思想，把為人民服務落實到行動上，增強事業心和責任感；像楊老書記那樣弘揚黨的優良傳統，以一團火的激情，腳踏實地撲下身子，生命不息、奮斗不止。

時刻謹記自己永遠是勞動人民中的普通一員

楊老書記是黨員干部的好榜樣。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就是要拋棄“當官做老爺”的私心雜念，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正確對待個人得失，不計名利、不圖虛名。且看楊老書記無論身居領導崗位，還是退休還鄉之時，始終克己奉公、心系群眾，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一點一滴的積累和堅持，人生路上處處留下了他閃光的足跡。沒有豪言壯語，只有俯首勤為，時刻牢記一名黨員干部肩負的責任和使命，他不愧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不愧為黨的好干部。早在1964年，楊善洲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時，組織上就提出把他的妻子、孩子轉成城鎮戶口，他謝絕了；他下鄉碰上飯點，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結賬，絕無例外；他常年住在辦公室旁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張木桌，一張木板床，床上一個草墊子和草席；穿的總是一身發了白的灰色中山裝，夏天草鞋，冬天膠鞋；喜歡抽煙，卻舍不得抽紙煙，天天一包煙葉和一支煙斗帶在身邊；他走到哪里，誰也看不出他是個大干部，曾經鬧出幾次去賓館開會被服務員擋在門外的笑話，這些，全因為他一直把自己當做普通勞動人民中的一員。我們該以楊善洲老書記為鏡，以身作則，艱苦樸素，公而忘私，堅持做到在物質利益和個人待遇方面保持普通性，在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方面體現先進性，始終保持普通勞動者的本色，以自身的示范作用去帶領群眾，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去服務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