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汽車保險公司競合的博弈分析論文

汽車保險公司競合的博弈分析論文

□作者：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張華李健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影響汽車保險公司提高代理人傭金的行為因素，并指出通過一定的監督機制可以保證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合作協議得以有效執行。

關鍵詞：汽車保險博

弈模型

在我國，汽車保險業務也占有重要地位，已成為非壽險領域的第一險種。盡管我國已實行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但汽車保險2003年實行的費率自由化政策，使得保險公司間的競爭越發激烈，隨著我國汽車保有量的持續增長，汽車保險業務必將成為各保險公司競爭最為激烈的險種之一。

保險公司間的激烈競爭導致汽車保險代理人大量涌現，這一方面促進了汽車保險業務的銷售，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眾多問題，尤其是高回扣與高傭金現象日益嚴重，加劇了保險公司間的惡性競爭，甚至汽車保險行業一度出現了全面虧損狀態，如何規范汽車保險市場的發展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本文通過建立保險公司與代理人及保險公司間的博弈模型，對保險公司提高代理傭金的行為進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監督檢查機制以促進保險公司間的合作，避免惡性競爭。

汽車保險公司與代理人博弈分析

為簡化分析，現假定保險市場上有兩家銷售汽車保險的公司a和b提供同質化產品，代理人可獲取的業務總量不因代理兩家保險公司業務而有所改變。

現考慮b汽車保險公司與已經為a汽車保險公司代理業務的代理人進行談判。a保險公司提供的傭金比例為α1，代理人總收益為υ0。

代理人同意為b汽車保險公司代理情況下，若b保險公司提供傭金比例也為α1，代理人總收益為υ2(由于產生新的成本，所以υ2μ0。綜上，建立如表1博弈模型。

在表1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納什均衡結果，即保險公司提供傭金比例不小于α2，代理人為b保險公司代理業務。因此，追求收益最大化的b保險公司與已經代理a保險公司業務的代理人進行談判時，具有提高代理傭金比例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汽車保險公司與代理人的博弈模型表明，若汽車保險公司與已經代理其它汽車保險公司業務的代理人簽約時，為了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及收益，具有提高代理傭金比例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下面將建立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博弈模型，分析討論當汽車保險公司與尚未代理其它汽車保險公司業務的代理人簽約時，是否也具有提高傭金比例的主動性及積極性。

汽車保險公司間博弈分析

設現有某代理人同時為兩家銷售汽車保險的公司c和d代理業務，c和d分別選擇提供代理人低或高兩種類型的傭金比例，但當向兩家保險公司均可投保的業務出現時，代理人會優先為提供高傭金比例的保險公司爭取業務，從而代理人與保險公司都獲取更多的收益。

當兩家汽車保險公司均提供低傭金比例時，兩者分別獲取收益5；當兩家保險公司提供不同的傭金比例時，提供傭金比例較高的一方將獲得全部收益，不失一般性可設其總收益為8(小于10即可)；當兩家汽車保險公司均提供高傭金比例時，兩者的收益分別為4。綜上，建立如表2博弈模型。

表2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的納什均衡（高傭金比例，高傭金比例），即兩家保險公司均提供高的傭金比例，獲得的收益都為4。同時不難發現，若兩家保險公司都提供低的傭金比例，則與都提供高傭金比例相比會獲得更大的收益5，這是一個共贏的局面，但雙方卻沒有做此選擇。原因在于，一方面若自己選擇提供低傭金比例，對方卻選擇了提供高傭金比例，自己的收益會下降為零；另一方面，若對方選擇提供低傭金比例，自己選擇提供高傭金比例會取得更多的收益。總之，不管對方選擇提供任何類型的傭金比例，自己選擇提供高傭金比例總是最優的戰略選擇。因此，做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兩家保險公司將同時選擇提供高傭金比例，即出現兩者均提供高傭金比例的均衡結果，帕累托最優不會實現。

從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博弈模型可以看出，一方面當兩家以上汽車保險公司為獲取更多的收益及市場占有率，具有提高代理傭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另一方面汽車保險公司間能夠長期相互合作，對給予代理人的傭金水平加以規定與限制，則可以達到共贏局面。好范文版權所有，全國文秘工作者的114!

有效監督機制的建立

前文建立的2個博弈模型表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汽車保險公司在與代理人及其它汽車保險公司的博弈過程中，均具有提高代理傭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此外，從上文建立的汽車保險公司間博弈模型可以看出，若兩家保險公司相互合作，給予代理人相同適當的傭金比例，便可避免惡性競爭、達到共贏的局面。但由于保險公司具有打破合作協議、提高傭金的積極性，因此若想合作協議真正發揮作用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督檢查機制。

現假定成立行業自律組織負責檢查保險公司是否遵守

第二篇：汽車保險公司競合的博弈分析論文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了影響汽車保險公司提高代理人傭金的行為因素，并指出通過一定的監督機制可以保證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合作協議得以有效執行。

關鍵詞：汽車保險 博弈模型

在我國，汽車保險業務也占有重要地位，已成為非壽險領域的第一險種。盡管我國已實行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但汽車保險2003年實行的費率自由化政策，使得保險公司間的競爭越發激烈，隨著我國汽車保有量的持續增長，汽車保險業務必將成為各保險公司競爭最為激烈的險種之一。

保險公司間的激烈競爭導致汽車保險代理人大量涌現，這一方面促進了汽車保險業務的銷售，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眾多問題，尤其是高回扣與高傭金現象日益嚴重，加劇了保險公司間的惡性競爭，甚至汽車保險行業一度出現了全面虧損狀態，如何規范汽車保險市場的發展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本文通過建立保險公司與代理人及保險公司間的博弈模型，對保險公司提高代理傭金的行為進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監督檢查機制以促進保險公司間的合作，避免惡性競爭。

汽車保險公司與代理人博弈分析

為簡化分析，現假定保險市場上有兩家銷售汽車保險的公司a和b提供同質化產品，代理人可獲取的業務總量不因代理兩家保險公司業務而有所改變。

現考慮b汽車保險公司與已經為a汽車保險公司代理業務的代理人進行談判。a保險公司提供的傭金比例為α1，代理人總收益為υ0。

代理人同意為b汽車保險公司代理情況下，若b保險公司提供傭金比例也為α1，代理人總收益為υ2(由于產生新的成本，所以υ2<υ0)，b保險公司的收益為μ0；若保險公司將傭金比例提高至α2，其中α2滿足代理人所獲收益增量大于代理人新增成本，則代理人的總收益為υ1(必有υ1>υ0)，b保險公司的收益為μ1。由于代理人為獲取更多的傭金收入，會為b保險公司爭取更多的業務，因而有μ1>μ0。綜上，建立如表1博弈模型。

在表1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納什均衡結果，即保險公司提供傭金比例不小于α2，代理人為b保險公司代理業務。因此，追求收益最大化的b保險公司與已經代理a保險公司業務的代理人進行談判時，具有提高代理傭金比例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汽車保險公司與代理人的博弈模型表明，若汽車保險公司與已經代理其它汽車保險公司業務的代理人簽約時，為了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及收益，具有提高代理傭金比例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下面將建立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博弈模型，分析討論當汽車保險公司與尚未代理其它汽車保險公司業務的代理人簽約時，是否也具有提高傭金比例的主動性及積極性。

汽車保險公司間博弈分析

設現有某代理人同時為兩家銷售汽車保險的公司c和d代理業務，c和d分別選擇提供代理人低或高兩種類型的傭金比例，但當向兩家保險公司均可投保的業務出現時，代理人會優先為提供高傭金比例的保險公司爭取業務，從而代理人與保險公司都獲取更多的收益。

當兩家汽車保險公司均提供低傭金比例時，兩者分別獲取收益5；當兩家保險公司提供不同的傭金比例時，提供傭金比例較高的一方將獲得全部收益，不失一般性可設其總收益為8(小于10即可)；當兩家汽車保險公司均提供高傭金比例時，兩者的收益分別為4。綜上，建立如表2博弈模型。

表2博弈模型中有唯一的納什均衡（高傭金比例，高傭金比例），即兩家保險公司均提供高的傭金比例，獲得的收益都為4。同時不難發現，若兩家保險公司都提供低的傭金比例，則與都提供高傭金比例相比會獲得更大的收益5，這是一個共贏的局面，但雙方卻沒有做此選擇。原因在于，一方面若自己選擇提供低傭金比例，對方卻選擇了提供高傭金比例，自己的收益會下降為零；另一方面，若對方選擇提供低傭金比例，自己選擇提供高傭金比例會取得更多的收益。總之，不管對方選擇提供任何類型的傭金比例，自己選擇提供高傭金比例總是最優的戰略選擇。因此，做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兩家保險公司將同時選擇提供高傭金比例，即出現兩者均提供高傭金比例的均衡結果，帕累托最優不會實現。

從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博弈模型可以看出，一方面當兩家以上汽車保險公司為獲取更多的收益及市場占有率，具有提高代理傭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另一方面汽車保險公司間能夠長期相互合作，對給予代理人的傭金水平加以規定與限制，則可以達到共贏局面。

有效監督機制的建立

前文建立的2個博弈模型表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汽車保險公司在與代理人及其它汽車保險公司的博弈過程中，均具有提高代理傭金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此外，從上文建立的汽車保險公司間博弈模型可以看出，若兩家保險公司相互合作，給予代理人相同適當的傭金比例，便可避免惡性競爭、達到共贏的局面。但由于保險公司具有打破合作協議、提高傭金的積極性，因此若想合作協議真正發揮作用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督檢查機制。

現假定成立行業自律組織負責檢查保險公司是否遵守協議。當該組織不進行檢查時(其自身收益為零)，若保險公司沒有提高傭金比例其收益為v，若保險公司提高傭金比例會產生額外收益a；當該組織進行檢查時(檢查成本為c)，若保險公司沒有提高傭金比例，則其收益仍為v，若保險公司提高了傭金比例，則對其實施懲罰，罰金額度為p。綜上，建立如表3博弈模型。

從表3可以看出，一方面只有當p>c時，即當罰金大于檢查成本時自律組織才會進行檢查；另一方面只有當p>a時，即當罰金大于提高傭金帶來的額外收益時，保險公司才有積極性遵守協議。

所建立的博弈模型不存在純戰略納什均衡，下面求解該模型的混合戰略納什均衡。設為保險公司違反協議的概率，為自律組織進行檢查的概率，則保險公司和自律組織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1)、(2)兩式分別對λ和θ求微分，得到混合戰略納什均衡點，即保險公司違反協議的概率大于時，自律組織的最優選擇是進行檢查，自律組織檢查概率大于時，保險公司的最優選擇是遵守協議。

因此，為有效遏制汽車保險公司肆意提高傭金比例的惡性競爭行為，應加大自律組織的檢查力度，檢查的概率應大于保險公司從提高傭金中獲取的額外收益與收取罰金的比值。

本文建立了汽車保險公司與代理人、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博弈模型，分析指出，汽車保險公司具有提高代理人傭金的積極性，但提高傭金卻不是汽車保險公司的最優選擇，合作可以帶來更多收益。建立的監督模型表明，當自律組織以一定概率進行檢查時，可以使汽車保險公司間的合作協議得到有效地執行，達到帕累托最優解，避免惡性競爭，利于汽車保險市場的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1.袁沁.我國保險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研究—一種信息經濟學角度的分析[d].湖南大學, 2003

2.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第三篇：Cyygdia_a大國博弈：中美新能源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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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一個人總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風景，聽陌生的歌，然后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你會發現，原本費盡心機想要忘記的事情真的就這么忘記了..大國博弈：中美新能源競合

導讀: 而美國的新能源戰略，最終將在那些進軍中國市場的美國新能源企業身上現實地逐一體現。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將拉開之前，從已經深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光伏巨頭First Solar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中國市場的野心和困頓。

? 2011年1月，在中國貿易代表團訪美之行中，中美在新能源領域達成的一系列合作，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此間，中美兩國政府與企業簽署了多項協議，總額逾230億美元，其中僅清潔能源領域就超過200億美元，范圍涉及核電、風電、太陽能、水電、智能電網等多個領域。

“中美新能源合作空間巨大，并且在推動各自經濟發展和改善環境方面都有極大好處。”近日，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趙玉文表示，新興可再生能源是世界關注的焦點，也是社會轉型的關鍵，中美雙方應當共同促進這一市場的發展。趙玉文參加了第二屆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這也是此次中國貿易代表團訪美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新能源領域，中美雙方的合作，已經開始從框架性協議進入到具體項目。”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表示，一系列具體項目的簽訂，標志著中美新能源合作開始正式進入實質性領域。

不過，在看好中美在新能源領域合作前景的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戰略領域，中美亦是直接的競爭對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能源消費國，在全球新能源市場謀求話語權，對于中美兩國來說，均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近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于宏源撰文稱，“我們仍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隨著美國政府把中國看成最強勁的經濟競爭對手，隨著中國在新能源領域日益領跑世界，中美新能源領域的合作潛力可能有限，新能源可能成為未來雙方競爭和沖突的新領域”，“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在新能源革命中領跑世界，它勢必從戰略、貿易和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的新能源發展進行遏制。”

而美國的新能源戰略，最終將在那些進軍中國市場的美國新能源企業身上現實地逐一體現。在中美新能源合作大幕即將拉開之前，從已經深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光伏巨頭First Solar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中國市場的野心和困頓。

新能源大單背后

中美簽訂新能源合作大單，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是，2010年10月，美國政府曾發動了一場針對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的301貿易反壟斷調查。

當時，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稱，中國政府為其風能、太陽能、電池及節能汽車等產品提供了不公平的支持，導致美國相關企業的利益受到損害、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大、美國在此類行業的就業機會減少。

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列舉的中國“違規”罪狀包括“出口限制、歧視外國公司”，以及“商品進口要求技術轉讓、補貼國內公司”等等。美方還稱，中國政府自2007年起對光伏產業實施了多個扶持政策，中國政府還給電池生產企業提供了很廣泛的支持，包括津貼、減稅、優惠貸款、土地及其他補貼。

顯然，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一個副作用便是貿易爭端日益增加。商務部副部長鐘山在近期召開的2011年全國貿促工作會議上表示，2010年全年中國遭遇貿易摩擦64起，涉案金額約70億美元。

而大規模商業采購，或許被視為國際貿易爭端的緩沖劑。此前兩個月，中國簽署的經貿大單就已經近千億美元。

2010年12月15日至19日，中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約簽署了45項總價值超過200億美元的協議，涉及電力和醫藥等領域。2011年1月4日至12日，中國與西班牙、德國、英國分別簽署了75億美元、87億美元、47億美元的經貿協議。

在趙玉文看來，在某種意義上，中美新能源合作，亦可視為緩解中美貿易爭端的重要手段，“在第二屆中美清潔能源務實合作戰略論壇上，簽訂的主要是對美國新能源的投資協議。”公開資料顯示，在中國貿易代表團訪美期間，中美簽訂了超過200億美元的新能源合作協議。

“新能源雖然總體量不大，但卻是引起廣泛關注并且可以實現雙贏的合作領域。”林伯強稱，對于美國而言，中國有世界最大風能市場，而且太陽能市場也極具潛力，因此，中美合作能給美國新能源廠商帶來大量的訂單和利潤，而對于

中國而言，美國有世界最先進的新能源技術，因此，中美合作能快速提升中國新能源產業的技術水平。

奧巴馬的“國策”

早在2009年9月，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之初，其便將“新能源戰略”提升至了美國國策的高度。

奧巴馬上任后，在國會發表首次演講時，就呼吁加強對清潔能源的投資，并重申將在3年內使美國的新能源產量翻一番。當時，奧巴馬稱，要想使美國的經濟真正轉型、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并使地球免遭氣候變化之苦，生產清潔的可再生能源勢在必行，掌握新能源的國家將領導21世紀。

而在奧巴馬政府公布的預算中，風能、太陽能、生物燃料以及清潔煤技術等每年將從中獲得150億美元的投資，10年共計1500億美元。

當時，奧巴馬的新能源戰略更多的被視為美國政府振興經濟、低于全球金融危機之舉。但在于宏源看來，美國政府寄望于通過新能源戰略，“維持其全球經濟領袖的地位”，“發展低碳核心競爭力、新能源和低碳經濟，對美國未來經濟競爭力和國際地位影響重大。美國推動氣候變化和綠色壁壘可以保護其競爭力，同時削弱中國等競爭對手的競爭力”。

于宏源指出，“奧巴馬政府通過綠色新政建設清潔能源結構和減少石油依賴，強調將技術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途徑，采取‘限額與交易’等減緩行動，加強低碳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強化包括生物燃料、風能、太陽能、氫能、碳捕集和封存等新能源及核能利用帶來的長期機遇和競爭力。”

在他看來，美國之所以在2010年10月對中國的清潔能源行業進行301貿易反壟斷調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2010年，美國對太陽能的需求增長了41%，但美國本土產量只增加7%，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太陽能電池卻實現了翻番”，并且，“4家美國主要生產商損失了580個就業崗位”，“正因如此，奧巴馬政府開始推動邊界碳關稅協調，刻意把中國出口與美國的失業率聯系起來，對包括中國清潔能源行業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

? 全方位進軍中國

目前，中國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費國。2010年，中國有10%的能源消耗來自可再生能源，而2020年，這一比例可能將達到15%。對于試圖

主導全球能源新秩序的美國來說，中國市場顯然是最重要的海外市場。更何況，中國還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新能源競爭對手。

“在新能源領域，美國什么都想賣給中國。”林伯強稱，美國極其渴望在中國新能源市場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合作方式上，“美國最希望通過做項目來賣產品和技術”。

公開資料顯示，目前，美國已經是中國最主要的新能源設備供應商，以美國太陽能設備供應商GTsolart應用材料為例，其絕大部分訂單來自中國，而且，中國也是美國太陽能級多晶硅的主要采購商。

而在風電領域，美國通用電氣2005年向中國出口的風機達8萬千瓦，2009年，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向中國出口的風機達34萬千瓦，增加了四倍。在這5年間，美國累計向中國出口113萬千瓦風機，而中國僅向美國出口了3臺風機，不到1萬千瓦。

不過，在新能源產品領域，中國企業正在迅速追趕。目前，風電設備的國產化已基本完成，并開始大舉出口，而在太陽能領域，趙玉文稱，中國現已基本可提供全套太陽能生產設備，制約中國太陽能產業發展的太陽能電池原材料多晶硅，也實現從無到有，現已占據中國市場的半壁江山。

“只要掌握了技術，中國企業就能快速打敗國外企業，占領市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能源產業人士稱，中國新能源產業與中國其它產業類似，“模仿復制能力特別強，中國需要的是技術”。

雖然海外企業嚴控技術外流，但中國新能源技術的快速發展，已讓它們的國際競爭對手不得不改變策略。林伯強看來，隨著中國新能源企業的快速崛起，國外企業比較現實的方式是把技術賣一個好價錢，“單純的技術轉讓，收益不佳，比較好的方式是，以技術入股合資企業，組建合資企業，然后從中國市場的快速發展中獲得持續的高收益”。

事實上，這種模式目前正在日益成為主流。比如，全球最大風能電機生產商之一Vestas、GE等，都在中國設立了合資企業。

First Solar的野心

“當然，美國新能源企業最希望的，還是能直接接觸終端市場，做項目，即建設新能源項目，但現在，這樣做基本賺不到錢。”林伯強稱。

通過直接興建太陽能發電站，美國新能源企業將能夠將其整條產業鏈引入中國市場。不過，這種項目，也最能反映美國新能源廠商在中國的機遇與困頓。

談到大型新能源項目，最為著名的莫過于美國太陽能廠商First Solar準備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建設的全球最大的光伏電站項目。公開資料顯示，鄂爾多斯日照時間非常長，每年平均有3000到3200小時之多，年照射量也高達140至160千瓦/平方米，被稱為中國太陽能的“新金三角”。

2009年9月，世界按產能計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商First Solar宣布，將在鄂爾多斯沙漠中建設2GW級(200萬千瓦)大型太陽能發電廠，并與中方簽訂了相關備忘錄。

據First Solar提供的資料顯示，整個項目分為四期進行，其中第一期30MW，于2010年6月1日開始建設，并在條件許可的條件下盡快完成，二期、三期分別是100MW和870MW，計劃于2014年建成，并將于2019年建成第四期1GW。

據趙玉文統計，2009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的產量為4GW左右，這個電站所需的太陽能電池，將相當于2009年中國太陽能電池產量的一半。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目前雖然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產地，但與其相比，國內的太陽能發電能力，卻微乎其微。2010年，國內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容量僅為70萬千瓦，而2011年的目標也不過120萬千瓦。也就是說，如果First Solar最終完成這一項目，其發電能力將相當于2010年中國已有發電能力的接近3倍。

不過，中國國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商，可能并不會從鄂爾多斯項目中獲得多少機會。因為，First Solar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池生產商之一。

在與中國政府簽訂的備忘錄中，First Solar還承諾將在項目建設過程中考查在鄂爾多斯投資設廠生產太陽能電池的可行性。First Solar首席執行官邁克·埃亨(Mike Ahearn)稱，“公司興建這一項目，在于看到中國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能源政策，此外公司也對太陽能發電成本控制有信心，并計劃在中國拓展供應鏈，以滿足薄膜太陽能光伏模塊的生產和回收利用”。

更為重要的是，First Solar還有望通過這一項目在中國確立一個全新的技術標準。與國內太陽能電池生產商普遍生產的“多晶硅電池”不同，First Solar的核心技術是“碲化鎘薄膜電池”。目前，它是全球最重要的碲化鎘薄膜光伏模

塊制造商，與傳統的晶硅技術相比，使用碲化鎘專利技術的太陽能電池發電量更大，并擁有更低廉的生產成本。

顯而易見，First Solar的目標是，將整個“光伏產業鏈”引入中國市場。在該項目公布后，First Solar的股價從9月8日的134.64美元上漲到了10月20日的156美元。

? 令人艷羨的機會？

至少在當時，First Solar能夠在中國興建全球最大的太陽能電站，曾經被外界視為是一個令人艷羨的機會。

從這一項目最初的設想來看，First Solar似乎找到了一個中美新能源電站項目合作的多贏共同點。“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First Solar，都可以從這個項目中獲得極大收益。”一位接近這一項目的人士稱，據測算，這一項目的總投資額將達到40億到60億美元，內蒙古及鄂爾多斯政府可以從項目建設中獲得可觀的GDP，更何況，First Solar還準備在鄂爾多斯新建一個太陽能電池生產基地。

而對于First Solar自身來說，其將提供該電站所需的電池片，也就是為它自己在中國第一家的工廠找到一個穩定的客戶。并且，“這也是一個極好的廣告，在中國這個極有前景的太陽能市場建了一個世界最大的太陽能電站”，將幫助它“緊緊抓住中國這個新能源發展最為迅速的市場”。

事實上，在當時看來，First Solar的機會是如此令人艷慕。2009年8月，中國剛剛結束第一次敦煌市10MW(1萬千瓦)太陽能項目的招標，當時，新建太陽能電站項目還處在嚴控階段，而規模高達2GW(200萬千瓦)的項目，更是前所未有。當時，甚至有知情人士稱，“這一項目不是通過公開招標，而是通過特殊渠道進入中國的”。

2009年11月，First Solar與鄂爾多斯政府正式舉行合作框架協議簽字儀式，并再次確認，鄂爾多斯電站第一階段30MW項目將于2010年6月1日開建。

中國市場的門檻

但時至今日，First Solar的鄂爾多斯2GW項目，進展得并不順利。至2010年9月，鄂爾多斯項目的第一期才獲得前期可行性研究的許可，而按First Solar公布的計劃，2010年6月1日應開始建設。

知情人士稱，阻礙鄂爾多斯2GW項目的關鍵是上網電價，“First Solar一直無法獲得滿意的上網電價”。

在電站建設運營中，出售電力給電網是電站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而所謂的“上網電價”是指，太陽能發電站以一個特定價格，將電力出售給電網，對于電站來說，較高的上網電價是項目取得經濟效益的關鍵。不過，與傳統的火力、水力和核能發電相比，目前，太陽能發電的成本要高出許多，在市場上并無競爭力，其間的差價需要政府進行補貼。所以，能夠獲得多少補貼，是國內光伏電站項目能否盈利的關鍵。

政府補貼方式有多種，如建設補貼、產品補貼、電價補貼等，但在全世界較為主流的是電價補貼，即規定一個太陽能、風能電力上網電價，政府補貼水力發電、火力發電與太陽能、風能發電之差的差價。

比如一個地區主要的火電上網價格為0.5元/千瓦時，而太陽能電力上網電價為1.5元/千瓦時，即太陽能電站每發一千瓦時電力，國家向它補貼1元，電網支付0.5元。

在2009年8月的新聞稿件中，First Solar即稱，鄂爾多斯的2GW項目將獲得政府補貼的上網電價。邁克·埃亨也稱，政府電價補貼是打開光伏電站市場并與傳統電源競爭的必要手段。

不過，“First Solar原來以為，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解決這個美國新能源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最大問題，但現在看來還是很難。”上述知情人士稱。

目前，與風力發電已經明確上網電價不同，中國太陽能發電的上網電價的確定，還在探索過程之中，具體方式為，通過對太陽能電站項目進行公開招標競價，希望通過市場公開競價確定太陽能電站上網電價。

2009年7月，發改委主持的第一次太陽能電站甘肅省敦煌市10MW太陽能項目招標落下帷幕，由江蘇百世德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中廣核能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廣核”)以及比利時太陽能開發商Enfinity聯合中標，中標的上網電價為1.09元/千瓦時。

不過，在First Solar看來，這個價格是不可接受的。上述知情人士稱，鄂爾多斯項目要求1.8-2元/千瓦時的上網電價，但國家發改委認為，只能按此前敦煌太陽能項目招標電價1.09元/千瓦時給予批準。

事實上，在敦煌項目招標價公布后，國內不少光伏企業人士均認為“招標價格太低”，中國太陽能電池按產量計最大的生產商無錫尚德電力CEO施正榮就認為，中國太陽能電站項目沒法做，“起碼民營企業做不了”。

當上述知情人士稱，發改委認為，如果敦煌項目1.09元/千瓦時可以做，那鄂爾多斯項目也應該可以做，而First Solar要求的與敦煌項目近一倍差距的上網電價，令鄂爾多斯項目陷入困境。

并且，可能讓First Solar更為驚異的是，2010年9月，發改委公布的第二輪總共280MW的多個光伏電站特許權項目招標結果顯示，內蒙古國電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分別以0.8847元/千瓦時和0.8444元/千瓦時的上網電價，中標了內蒙古阿拉善和巴彥淖爾項目。

這位知情人士稱，在第二輪招標之后，發改委認為，鄂爾多斯的項目也只能給予接近阿拉善和巴彥淖爾項目的上網電價，而且，“未來的招標上網電價可能更低”。

? 與國企的合作

“First Solar看懂了一些地方，但它沒想到中國市場如此復雜。”上述知情人士認為，而2011年First Solar與中廣核的合作，或許意味著它開始真正摸懂中國市場的門道。

當這家美國光伏巨頭試圖將整個產業鏈引入中國市場，并在中國直接運營太陽能電站時，它遭遇了來自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國國有企業的有力競爭。最終，它轉向了與中國國企合作。

2011年1月5日，就鄂爾多斯項目第一階段的30MW項目，First Solar與中廣核旗下中廣核太陽能開發有限公司簽訂諒解備忘錄，中廣核成為鄂爾多斯項目第一階段30MW項目的建設者、擁有者和運營方。而First Solar則退居二線，成為中廣核的供應商，主要提供太陽能電池組件。

First Solar總裁宋博思(Bruce Sohn)改口稱，其在歐洲和北美的類似項目，也都是由其它的公司進行建設和運營，而與中廣核的合作，實際上是其在世界其他地方典型做法的延伸。

“與國有企業合作，將是國外新能源企業進入中國的主要方式。”林伯強稱，此前出于保護自有技術等考慮，國外新能源企業希望在中國獨立開展業務，但

“這種模式風險很大，往往非常容易失敗，在現實運作中也是越來越少了。選擇有實力的國有企業進行合作、合資，將是主要潮流”。

“上網電價太低，國有企業擁有特殊的資源可以做(電站)，但民營企業不行。”此前，施正榮公開稱，低價競標光伏項目的國有企業，表面是虧的，但深層次可能是獲利的，而“民營企業沒有這樣的獲利能力”。

而對于中國的國有能源企業來說，進軍新能源，賬面收益并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事實上，對它們來說，擁有一定比例的新能源資產，是一個剛性需求。

根據2007年發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10年和2020年，對權益發電裝機總容量超過500萬千瓦的投資者，所擁有的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權益裝機總容量應分別達到其權益發電裝機總容量的3%和8%以上。

由于達不到目標將會受到處罰，所以，國有電力企業作為國內主要電力投資者紛紛投資非水電可再生能源，而這一定程度上，造成國有電力企業低價圍獵新能源項目。

“目前，無論是國內的風能電站還是太陽能電站，中標的主要還是國有企業。”林伯強稱，在現行中國電力市場定價體系里，民企和外企，尚無法從新能源電站的定價中獲得足夠的收益。

而在洞悉了中國新能源市場的這一玄機之后，First Solar 或許將找到一條新的道路。“國外新能源企業通過與國有企業進行合作合資，在國企中標后，利用中標企業的合作關系向中標項目出售設備，從而賺取穩定的收益。”

雖然，這與First Solar最初的期待尚有差距，不過，這家美國新能源企業仍有望實現其最為重要的目標：從中國的新能源扶持政策中分一杯羹，在保證穩定收益的前提下，擴大市場份額，并逐步推廣其技術標準。

電力體制困擾

“中美應共同促進，各自啟動光伏市場。”趙玉文稱，中國光伏市場已成為制約中國光伏產業發展的最大阻礙。據能源局的數據，雖然我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組件生產國，但其80%以上的市場均在國外。

中國為推動光伏市場的發展，正在進行兩方面的努力，一直是補貼上網電價，比如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項目招標，另一是一次性補貼光伏系統建設，比如，金太陽及建筑一體化工程。

在上海市太陽能學會理事長崔容強看來，國內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招標，并不是解決國內光伏市場的辦法，關鍵還是要樹立“標桿并網電價”，國內可以參照國外光伏并網的成熟標準，“更復雜的風電都能出臺標桿電價，光伏應該更容易”。

不過，即使在設立標桿電價的風能領域，雖然據國家能源局統計風電裝機量當年新增1600萬千瓦，風電裝機總容量達4182.7萬千瓦，躍居全球第一，但棄風現象卻時有發生，最著名的莫過于，“風電三峽”之一的內蒙古，據報道，在夜晚用電低谷期，因電力無法消化，約80%的風機不得不棄風停轉。

而相對于傳統電力，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受環境因素影響較大，比如，太陽能必須在白天有陽光時才能發電，風能則需要風力才能發電，并且發電強度受光照、風力強度影響。

前述了解鄂爾多斯項目的人士還稱，電網調配能力的限制，也阻礙了中國新能源的發展。在他看來，國外新能源發展較好的國家，如德國，無論是誰都可以安裝新能源發電設備，并就近上網。

但在中國，新能源并網一直是一個難題，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遭遇的“雙向收費”問題，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趙春江在自家屋頂上安裝3kW的光伏發電裝置，但當其將富余電力向其家庭所連接的電網輸電時，其所裝電表卻顯示正在用電，即無論是用電還是輸電，電表均看做用電。

前述知情人士稱，目前，新能源發電采取“集中發電、遠距離輸電”的傳統電力模式，這反而增加了其不穩定性——“電力強弱差被放大”，“新能源應是分布式能源，通過強大的電網減少甚至消除新能源的不穩定性，從而實現大規模部署，并最終快速降低產品制造與應用成本，實現平價上網”，但是，“現在的電力體系中，電網的單位資產輸電量并不是核心指標，因此，電網也就沒有動力去推動分布式能源的發展”。

并且，根據《可再生能源法》，“建設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項目，應當依照法律和國務院的規定取得行政許可或者報送備案”。而上網電價均由國家確定，在此情況下，或許正如林伯強所言，“在現有電力市場體系下，美國新能源企業與國有電力企業合作將是最好的方式”。

2011-02-17 17:50:00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第四篇：股改支付博弈分析論文

股權分制改革的實質

股權分置改革既是證券市場一次深刻的制度變革，也是證券市場利益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調整。股權分置改革，其核心是“對價”。所謂對價，其基本內涵是一方為換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諾而向另一方支付的貨幣代價或得到該代價的承諾。對價從法律上看是一種等價有償的允諾關系，而從經濟學的角度說，對價就是利益沖突的雙方處于各自利益最優狀況的要約而又互不被對方接受時，通過兩個或兩個以上平等主體之間的妥協關系來解決這一沖突。把這一概念引入股權分置改革，其基本含義是未來非流通股轉為可流通時，由于股票供給增加導致流通股股價下跌，因此，流通股股東同意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同時，非流通股股東也要對這一行為發生時將充分保護流通股股東的利益不受損作出相應承諾。股權分置改革的博弈論基礎

從經濟學角度看，股權分置改革中的對價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博弈過程。公正的對價博弈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1)力量均衡。即參與對價博弈的雙方或者多方在力量結構上具有勢均力敵的相對均衡性。(2)動力均衡。即參與對價博弈各方都可以從過去的博弈結果中導出新一輪博弈的“好”的預期，為博弈的各方博取新的利益提供參與的動力。在這兩個前提假設中，力量均衡內在的規定了博弈起點；動力均衡內在的規定了預期博弈結果。股權分置改革制度設計的核心思想是非流通股股東獲得流通權應當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支付對價的方案由非流通股股東提出，流通股股東有權贊成或否決方案。在信息角度，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每一個局中人對于自己以及其他局中人的策略空間、盈利函數等有基本了解。雖然局中人均不知道對手的底線及表決意向，但根據市場平均對價水平可以做出大致的估算，博弈的結局是明確的，即方案不是通過就是不通過；從局中人行動的先后次序來看，非流通股股東先提出股改方案，相關股東再分類投票表決，局中人的行動有先后順序，后行動者可以觀察到先行動者的行動，并在此基礎上采取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股權分置改革可以看作是一個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股權分置改革博弈模型

(1)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①參與博弈的雙方都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②博弈過程中的結構均衡與動力均衡。雖然國有股及其他代表者在這一博弈中處于強勢地位，流通股通過10多年的市場博弈，實踐利益受到損害，但在此模型中，為使問題簡化，假設局中人的結構均衡與動力均衡；③A為非流通股股東，對A而言，對價的最好結果是在給流通股股東對價盡可能低的情況下獲得股權分置改革方案的通過；④B為流通股股東，對B而言，對價的最好結果是非流通股股東給出盡可能多的對價以使流通股股東獲得將來股票溢價的收益；⑤流通股股東接受不合理對價的概率為p1，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為p2，其中不合理對價包括高對價（設為p3）和低對價（設為p4）。

(2)模型的建立：非流通股股東以越高的對價獲取流通權，收益越小（最小值為-2），反之越大；流通股股東以越高的對價通過股改，收益函數就越大（最大值為5），反之越小；集合各種事件出現的概率，兩類股東的收益矩陣如表1.

設在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概率為p2）時流通股股東通過的收益為E1，不通過時的收益為E2，根據上表得出：

E1=p1{p2［-2p3+4（1-p3）］+3（1-p2）}；

E2=（1-p1）{p2［2p3-1（1-p3）］}；

當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流通股股東通過和不通過的收益相等時，我們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優概率，即E1=E2，合并移項得出解：

p2=3p1/［3p3+3p1p3-1］；

反之，在流通股通過對價（概率為p1）的情況下，非流通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收益為E3，提出合理對價的收益為E4，根據上表得出：E3=p1{p2［5p3+（1-p3）］+（1-p1）［-p3-3（1-p3）］}；

E4=p1{3（1-p2）-2（1-p1）（1-p2）}；

當流通股股東通過，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和合理對價的收益相等時，我們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優概率，即E3=E4，合并移項得出解：

p1=（1+2p2-2p3）/（6p2+4p2p3-2p3-2）；

p1，p2即為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3）模型的均衡解分析：從均衡解p2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與流通股股東投票通過的概率（p2與p1）成正比，也就是說，只要流通股股東投反對票的概率越大，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就會越低。因為他們都是理性的參與人，都不希望股權分置改革宣告流產，收益為零。同樣從均衡解p1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概率越大，4p2p3+6p2-2p3-2的值越大，將直接導致p1的值越小。說明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越大，對價方案將不被流通股股東認可，流通股股東將投反對票，在利益的驅使下，博弈的均衡解為：非流通股股東將提出合理對價，流通股股東將通過對價方案。合理對價水平

通過股權分置改革實施以來股東間的有效博弈，市場對股改方案形成了10送3這一平均對價預期，表2的統計數據顯示，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都在10送3附近，流通股股東獲送2.5～3.5的公司占70%以上，非流通股股東送出率也在15%左右，說明非流通股股東都選擇了最佳策略，即提出合理對價的股改方案。

以中國石化作為代表，作為央企它也實施了10送2.8股的對價方案，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資委對央企對價的立場，而各地區國有企業的平均對價，可以間接反映當地國資委的態度。當然，不同行業、不同質地的公司還應該有合理的對價差異。

簡單地講，當與10送3股的平均值偏離達到25%以上，即10送2.25股以下或10送3.75股以上，就可以說是差距明顯的方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流通股比例已經相當高的情況下，沒有送股的對價方案也是正常的，比如萬科A。

外資已經控股和即將控股的企業，已經成為對價洼地，而其他國有企業對價過低，除了可以反映國資委“不能流失國資”的立場，還有一種正常的解釋，就是即將鋪開的股權激勵計劃。留下的基數越大，才有可能留給相關激勵對象更多。股權分置改革中應關注的問題及建議

雖然我國的股權分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正如以上模型所給出的假設條件一樣，在制度上流通股仍處于弱勢地位。為解決這一問題，股權分置改革中應使用好分類表決機制，這一機制為保障流通股權益提供了制度基礎，是一個重大進步。但問題是，在流通股股東已經嚴重虧損，市場信心幾乎喪失殆盡的情況下，還有多大熱情利用這一機制來保護自己所剩無幾的利益呢?何況，對于流通股股東而言，用腳投票比用手投票要便利得多。退一步講，即使流通股股東參與了投票表決，即使上市公司對價方案獲得通過，流通股利益是否真正能夠得到保證，也還需要未來的市場進行檢驗。

首先，要有一個超越市場的力量存在，為處于絕對弱勢狀態下的流通股提供一個相對公正的博弈起點和博弈過程。從經濟學角度，政府的行為目標具有雙重性：作為社會管理者，以“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其行為目標，以維護市場穩定；但作為國有股的實際代表者，政府與國有上市公司以股權為紐帶血脈相連，決定著它又有自身“特殊利益”即國有資產的最大化的目標。當上述兩個行為目標糾纏在-起時，這取決于政府的目標偏好：當政府偏好于市場公共利益目標時，則選擇市場認同度較高的對價補償方案，國企與市場同時走向繁榮；當政府偏好國企的特殊利益目標時，國有上市公司的當前利益擺在凸顯位置，國有上市公司推出吝嗇方案，市場投資者信心受到打擊，結果是市場陷入新的危局。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作為監管者，從自身特殊利益中走出來，擺脫國企利益的束縛，真正處于“超然”地位，為市場健康有序運行提供公正、公平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國企和政府作為10多年證券市場最大的得利者，在股改中應遵從市場經濟倫理原則，放棄與民爭利的價值取向，尊重流通股權益，適當還利于民，真正與流通股公平博弈。其次，應設置流通股股東投票率最低限制，以保證博弈的有效性。流通股股東不僅有網絡投票的權利，也有投票的義務。但從目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流通股股東雖然享有了權利，但其自身對權利的認知和行使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目前中國中小散戶占很大比例的情況下，還需要通過更多的投資者教育使中小投資者認識并行使自已的權利，以確保投票率達到最低限制，確保股權分置改革結果的可信度、有效性。對流通股股東的表決率規定最低要求，對投票沒能達到最低表決率要求的，制定相關的處理、解決辦法，如延長相關股東會議網絡投票時間等使博弈過程更加合理與公正。

第五篇：博弈論文

11工本1班

方建達

11305513506

博弈的理性認識和運用

博弈論是二人或多人在平等的對局中各自利用對方的策略變換自己的對抗策略，達到取勝目標的理論。博弈論是研究互動決策的理論。博弈可以分析自己與對手的利弊關系，從而確立自己在博弈中的優勢，因此有不少博弈理論，可以幫助對弈者分析局勢，從而采取相應策略，最終達到取勝的目的。

學習博弈的精髓

古往今來的成功人士，無不在生活中運用博弈的智慧。學習博弈的精髓，讓你懂得在激烈的競爭中如何變通求勝；在權利的爭奪里如何進退自如；在感情的煩惱中如何理清頭緒??什么是博弈論？古語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個人如同棋手，其每一個行為如同在一張看不見的棋盤上布一個子，精明慎重的棋手們相互揣摩、相互牽制，人人爭贏，下出諸多精彩紛呈、變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論是研究棋手們 “出棋” 著數中理性化、邏輯化的部分，并將其系統化為一門科學。換句話說，就是研究個體如何在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實上，博弈論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戲或曰博弈如象棋、撲克等。數學家們將具體的問題抽象化，通過建立自完備的邏輯框架、體系研究其規律及變化。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最簡單的二人對弈為例，稍想一下便知此中大有玄妙：若假設雙方都精確地記得自己和對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 的棋手，甲出子的時候，為了贏棋，得仔細考慮乙的想法，而乙出子時也得考慮甲的想法，所以甲還得想到乙在想他的想法，乙當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

博弈與生活結合

如果將博弈論與生活結合起來，那么生活中每個人都如同棋手，其每一種行為如同在一張看不見的棋盤上布一個子。精明慎重的棋手們相互揣摩、相互牽制，人人爭贏，下出諸多精彩紛呈、變化多端的棋局。而博弈論正是研究棋手們的招數與技巧，并將其系統化為一門科學。換句話說，就是研究個體如何在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中找到最合理的策略。

博弈論的各種應用

面對如許重重迷霧，博弈論怎樣著手分析解決問題，怎樣對作為現實歸納的抽象數學問題求出最優解、從而為在理論上指導實踐提供可能性呢？現代博弈理論由匈牙利大數學家馮·諾伊曼于20世紀20年代開始創立，1944年他與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標志著現代系統博弈理論的初步形成。對于非合作、純競爭型博弈，諾伊曼所解決的只有二人零和博弈--好比兩個人下棋、或是打乒乓球，一個人贏一著則另一個人必輸一著，凈獲利為零。在這里抽象化后的博弈問題是，已知參與者集合(兩方)，策略集合(所有棋著)，和盈利集合(贏子輸子)，能否且如何找到一個理論上的“解” 或“平衡”，也就是對參與雙方來說都最“合理”、最優的具體策略？怎樣才是“合理” ？應用傳統決定論中的“最小最大” 準則，即博弈的每一方都假設對方的所有功略的根本目的是使自己最大程度地失利，并據此最優化自己的對策，諾伊曼從數學上證明，通過一定的線性運算，對於每一個二人零和博弈，都能夠找到一個“最小最大解”。通過一定的線性運算，競爭雙方以概率分布的形式隨機使用某套最優策略中的各個步驟，就可以最終達到彼此盈利最大且相當。當然，其隱含的意義在於，這套最優策略并不依賴于對手在博弈中的操作。用通俗的話說，這個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所體現的基本“理性” 思想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打算”。

博弈論畢竟是數學，更確切地說是運籌學的一個分支，談經論道自然少不了數學語言，外行人看來只是一大堆數學公式。好在博弈論關心的是日常經濟生活問題，所以不能不食人間煙火。其實這一理論是從棋弈、撲克和戰爭等帶有競賽、對抗和決策性質的問題中借用的術語，聽上去有點玄奧，實際上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博弈論大師看經濟社會問題猶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戲之中。所以，多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入手，以我們身邊的故事做例子，娓娓道來，并不乏味。

經濟學里的博弈

在現實的經濟學里，商業行為中，也同樣存在著博弈。有兩家電器銷售供應商面對眾多的消費者，分別是國美和蘇寧。他們的價格策略有幾種選擇。國美和蘇寧同樣的價格體系，而且維持比較高利潤，各分一半的市場銷售額。國美降價蘇寧不變，國美拿到該市場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銷售額。或者蘇寧降價國美不變，蘇寧拿到大部分或全部銷售額。而由于競爭的激烈，肯定會有其他的供應商大中或一商家電參與進來。因此，保持第一種狀態是不可能的。所以此時，對于任何一家供應商來說，最佳策略都是降價，以期望獲得更大的營業額。

博弈中的納什均衡

從博弈的角度來分析，價格戰永遠是在所難免，也就是說，在一個競爭的市場，我們永遠都要陷入“囚徒困境”。不過，這都是講的純市場因素，人際關系以及其他的非“理性”因素都排除掉。要從“囚徒困境”解脫，最好的辦法卻是最不可行的辦法，就是供應商形成聯盟。因為供應商之間的信任幾乎為零，而且即使有了聯盟，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偷著降價會給自己帶來好處。因此，最終的結果是，聯盟的作用并不大，大家還是降價降價。直到最后大家都覺得降不動了，或者覺得降價對自己最終沒有好處了。這時就會形成一個平衡狀態，也就是納什均衡。

博弈的技巧

誘餌做足、信息充足這是基準，信息不足可以用誘餌彌補。當完成這兩大基準的時候，要怎么下這盤棋，要怎么贏這盤棋？迷惑：這屬于布局之前隱秘保護，一個人只要不透露真實想法，對方也就只能被自己思維混亂。為你贏得很多時間做鋪墊；設陷：這要運用策劃學把風險降到最小化，使迷惑最大化。這時間會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漏洞；布局：介于贏得時間完善的信息，棋局才會掌握在你手里。利用人性表現出來的好勝心理和辯才優劣，找到界點，迷惑打亂，讓她們覺得乘勝追擊，這時候你就贏了一大半；而這盤棋，大局在你手里，短暫的攻擊并不影響博弈的結局。

當你了解他的步法，烘托他的好勝心，示弱效果反增，心理是本能反射，從局勢反射心理。正常邏輯下，他會乘勝追擊，也有可能和你一樣試探性摸底～當你覺得棋逢敵手，心理素質想差不多的情況，重點來了：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反手主動，不給喘息。輸贏并不是變幻莫測，全方位觀察和心理素質勝于棋藝。

怎么去贏？贏別人那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曖昧。既然是曖昧的話，可否把他想象成自己，把自己想象成他？做到仿佛：一個人打兩副牌？那就變成了：怎么贏自己。這樣就很好理解。可是，盡管你贏自己會比較復雜，但當打出第一張，就無比簡單了。

接下來的事，就強調處變不靜。最高境界是怎么去贏自己的話。讓他也變成你的一顆棋。你和同企業對手或朋友同事交流經驗的時候，你還在同步的完成自己的目的。即使他們的結論足夠推翻你，可事實上，你為自己爭取的時間贏得的金錢，恰恰對從事同行業的這位是諷刺。

成功的博弈需要經驗

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論述過知識與成功的關系：人類的知識可分為經驗、技術和智慧，但個人的成功必須依賴經驗；有經驗的人可以比有技術而無經驗的人更成功；不過，有經驗之人只知事物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有技術之人則兼知其所以然，所以有技術的人更聰明。

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技術”，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理論”。而從其論述我們甚至還可以推論：成功與聰明無關。掌握理論者確實更聰明，但他們不如有經驗者更容易成功。譬如一個從不練球的物理學家，他比一個乒乓球選手更聰明，更懂得擊球的力學原理，但是他卻幾乎注定在乒乓球項目上會輸給長期訓練有素的乒乓球選手；乒乓球選手要獲得成功也并不需要大量學習力學原理，只需積累經驗足矣。理論的功用在于，通曉力學原理的乒乓球選手可能更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從而更快地提煉經驗并創造性地悟出新的打法，形成新的有效經驗。

所以，成功以及成功的博弈，需要經驗支撐。然而經驗卻是需要在人生的漫長旅途中逐漸積累的。只有經歷過的人生，才給我們以經驗；未曾經歷的人生，就沒有經驗。年長者比年少者在處理競爭與合作問題時往往更能舉重若輕、游刃有余，倒不在于他們掌握了更多的博弈理論，而在于他們有著更豐富的經驗，更加深刻地領會了策略的藝術。

是的，博弈論本來就是科學的理論和行為的藝術。它不應該是沉悶的，而應該是生動的；它不應該只是乏味公式，而應該擁有豐富的情感；它不應該只局限于競爭，更應著眼于通過競爭展開合作。博弈論不應該被理解為陰謀詭計，不應該被理解為小聰明，不應該被理解為厚黑學，不應該被理解為你死我活的權謀術。

正確看待博弈之道

如果只想著把博弈論用于人際斗爭，那只是博弈之術；只有理性地融入社會，才是博弈之道。“術”的博弈只是嵌入在“道”的博弈中的一個小博弈，關注于“術”而忘卻于“道”，無異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可一時得利，卻可能對個人的長期利益和更大的成功產生至為糟糕的影響。正如兩位作者在本書中屢屢提到：人生中總是存在更大的博弈，因此個人的決策不應該只著眼于一個小博弈的勝負。能夠看到多大、多遠的博弈，取決于個人的胸襟和眼光。從某種意義而言，他們所謂的小博弈與更大的博弈之分，正是博弈的“術”與“道”之分。

得與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對的博弈，什么事該做，什么事不該做，什么利益必須爭取，什么利益敬而遠之，這些都需要我們深思熟慮后做出正確的選擇。人生就是在得失之間走過的，金錢、榮譽、權勢、愛情，我們得到后欣喜若狂，但失去后又愁眉不展。其實，不以得喜，不以失悲，坦然地面對得失才是處世的最高境界，就像佛教中的這首禪偈一樣：“富貴貧窮各有由，夙緣分時莫強求。未曾下得春時種，坐守荒田望有秋。”事物的得失都存在一定的因果聯系，有付出才會有回報，如果有時盡力了也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你可能會深感上天的不公，但反過來想想，其實你更應該坦然地面對，因為盡力去做的你已經無怨無悔，得不到不是因為你沒有去珍惜和努力，而是因為對方本不屬于你，所以在人生中我們有時更要學會放棄，學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