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銀行職員騙取巨額貸款購買彩票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

銀行職員騙取巨額貸款購買彩票的行為構

成職務侵占罪

[案情]

被告人龔某2006年3月至2010年1月任信用社農貸會計。其職責有：負責貸款審查，配合信貸人員落實資產保全措施；管理借據，嚴把信貸投放關；負責綜合信貸管理系統數據的管理、監督，貸款審批信息的錄入。2006年以來，龔某利用其擔任農村信用社農貸會計的職務之便，采取冒用借款人、擔保人的手段，偽造信用社貸款借據66筆，從本單位騙取貸款共計767萬元用于購買彩票。案發前歸還了本金97.5萬元，余669.5萬元無法償還。后龔某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分歧]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就被告人龔某的行為構成何罪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龔某利用職務之便騙取貸款用于購買彩票，是一種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的行為，應以挪用資金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龔某雖然為本單位信貸會計，但其僅憑其本人職務權限不能獲取本單位貸款，其只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條件，并非利用職務之便，應以貸款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第三種意見認為，龔某身為信用社農貸會計，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

為己有，且數額巨大，應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評析]

筆者傾向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1．龔某騙取本單位貸款利用了職務之便。“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職務侵占罪的構成要件，通說認為，職務侵占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職務范圍內的職權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條件，即經手、管理財物的便利條件，或指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經手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一個單位的每一項具體行為，從制定、決策、管理到執行有多個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有具體的實施者，每一個實施者都具有一定的職權。只要行為人在單位中具有行使某種公務的職權，且在實施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的過程中利用了該職權，即使僅憑個人的職權尚不足以對單位財物進行非法控制，還需要借助于其他人的職權，也不影響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的認定。

結合本案，龔某作為信用社農貸會計，雖然不具有貸款發放的決定權和經手權，但具有貸款審查和貸款審批信息錄入的職權，正是這兩項職權才給其偽造貸款借據創造了便利條件，雖然在其職權之外還需要貸款審批人的簽字和出納的交付才能取得貸款，但由于其偽造的借據已具備取得貸款形式要件，仍應認定其騙取貸款是利用了職務之便。

2.騙取本單位巨額資金用于風險性消費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為目的是侵犯財產型案件的主觀構成要件。對于欺詐型侵財案件，由于行為人實施非法占有財物的客觀手段不具有直接

性，往往需借助于其他載體達到非法占有目的，如借用合同、冒用他人名義等，因此僅通過行為人某一方面的客觀表現往往難以準確判定其主觀目的。筆者認為，判斷此類案件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關鍵是要把握好行為人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所謂認識因素，是指行為人在實施欺詐行為時對自己行為及其后果的社會危害性的認識狀態。所謂意志因素，是指行為人基于對自己行為及其后果的認識而選擇是實施或不實施這種行為的心理狀態。如果行為人已經認識到自己實施欺詐的行為會給他人造成經濟損失，仍追求這種結果的發生，就可以確認行為人具有詐騙的主觀故意。

就本案而言，龔某騙取巨額貸款用于購買彩票，首先，作為一個智力正常的人，從其認識能力上來講，應該認識到彩票是一種風險性極高的消費行為，一旦將資金投入就很難收回，因此其對騙取本單位貸款購買彩票會給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后果是明知的。其次，龔某在明知其行為的危害性的情況下，連續數年堅持不懈地實施這種危害行為，說明其主觀上具有追求危害后果發生的心態。因此，龔某騙取本單位巨額資金用于風險性消費應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綜上，龔某明知將貸款用于購買彩票后無能力償還仍利用職務之便冒用他人名義騙取巨額貸款，給本單位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應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因此，法院以職務侵占罪作出判決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作者單位：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遂平縣人民法院）來源：人民法院報

冀天福 王滿良

第二篇：快遞職工竊取快遞物品的行為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推薦）

快遞職工竊取快遞物品的行為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

【基本案情】

2013年8月至9月期間，被告人宋某、郭某受河南省某快遞公司輝縣市代理站點負責人雇傭駕駛廂式貨車，該二人沿107國道從鄭州市往某縣運輸該公司快遞貨物，在運輸途中，將車內裝有手機的貨運箱劃開，竊取他人手機五部，價值20000元。

【分歧意見】

快遞公司配送點職工被告人宋某、郭某竊取快遞件中的物品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存在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宋某、郭某實際從事河南省某快遞公司快遞業務的運輸，應視為該公司的工作人員。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其在運輸貨物過程中保管貨物的職務便利，將貨物占為己有，數額較大，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0條之規定，構成職務侵占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宋某、郭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伙采取秘密手段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4條之規定，構成盜竊罪。理由如下：托運人對交付托運的貨物仍享有控制權；如果貨物缺損時，快遞公司不會向托運人進行全額賠償；快遞公司的司機無權打開封箱，盜竊封箱中的物品屬于超越職權的行為，并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僅是利用了工作便利；因刑法第253條第二款已有規定，應比照郵政人員以盜竊罪從重處罰。

【律師評析】

深圳知名刑辯律師馬成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1、作為犯罪侵犯對象的五部手機屬于某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的財物。該案涉及的5部手機，是某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新鄉市站點在代理業務關系中丟失的手機，是某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在為客戶辦理托運過程中丟失的。因公司保管、使用、運輸中的他人財產是在公司的合法占有之下，所有權雖然屬于托運人，但承運公司員工占有該財產后，公司往往要對財產所有承擔民事責任，故公司財產權利實際受到了侵害，因此公司保管、使用或者運輸中的他人財產應視為公司財產。參照刑法第91條第二款的規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該款體現出在單位實際合法掌控中的他人財產以單位財產論的立法精神。故被告人占有的手機為該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的單位財產，而非該快遞公司輝縣市代理點負責人的個人財物或新鄉市站點負責人的個人財物。

2、二被告人的主體身份：二被告人屬于特殊身份還是一般身份。二被告人臨時受雇于某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快遞物品的運輸，事實上形成二被告人受雇于該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屬于該公司的臨時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有關規定，固定工、合同工、臨時工均為單位職工。二被告人從事該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快遞物品的運輸，與該快遞公司河南分公司雖未簽訂勞動合同，但實際從事了運輸，兩者之間存在“事實勞動關系”，依法應認定為單位工作人員。

3、二被告人實施侵占財物是利用了職務便利還是秘密竊取。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職務上的便利，不能以其是正式職工還是臨時工為劃分標準，應當從其所在的崗位和所擔負的工作上看其有無主管、管理或者經手單位財物的職責，是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的單位所有或管理、使用、運輸中的財物。刑法第271條第一款關于職務侵占罪的規定，并沒有對單位工作人員種類作出限制，并未將臨時工排除在職務侵占罪的犯罪主體之外。也就是說，只要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就符合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要件。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可理解為利用主管、管理、經手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所謂主管：一般是指對單位財物有調撥、安排、使用、決定的權力。所謂的管理：是指具有決定、辦理、處置某一事務的權力，并由此權力而對人事、財物產生一定的制約和影響。所謂的經手：是指因工作需要在一定時間內控制單位的財物，包括因工作需要合法持有單位財物的便利，不包括因工作關系熟悉作案環境、容易接近單位財物等便利條件。綜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基于行為人的職責而產生的。是刑法對特定主體實施侵犯單位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單獨評價的基本依據，認定行為人是否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主要看該便利條件是否直接為工作職責內容所包括。本案中，被告人作為運輸中的司機和跟車人，在鄭州負責對貨物的清單、并辦理交接手續，在運輸貨物過程中，對貨物有一定的管理權和經手權。被告人對快遞運輸中的貨物，利用其管理、經手貨物，實施掏芯手段將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完全可以認定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而竊取單位財物，從而構成職務侵占罪。

4、關于刑法第253條第二款是專門針對具有特殊主體身份的郵政工作人員的立法，屬于特別規定，而非一般提示性規定。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定罪的法律條款不可進行類推解釋。該款明確針對郵政工作人員竊取財物的行為，二被告人非郵政工作人員，絕不可類推適用該條款。

【相關法條】

第二百五十三條【私自開拆、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罪；盜竊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

郵政工作人員私自開拆或者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而竊取財物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

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 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 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第二百七十一條【職務侵占罪】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第三篇：本案被告張某所犯職務侵占罪的行為是否構成余罪自首

本案被告張某所犯職務侵占罪的行為是否

構成余罪自首？

被告人張某職務侵占罪自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在代表南通丸宏農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丸宏公司”)辦理有關化工品的報關業務過程中，為獲取非法利益，先后三次分別伙同他人采用偽造報關單證降低貨物價格等方法，瞞關走私，偷逃應繳稅款，其中張某參與偷逃應繳稅款計人民幣138370．40元。

被告人張某于2000年底，利用其擔任丸宏公司報關員的職務便利，在與他人采用低報價格的方法，共同走私16200公斤“MO－CAP”農用殺蟲劑偷逃應繳國家稅款過程中，又將2美元／公斤的真實單價虛增為4美元／公斤后，向本公司虛支進口費用人民幣74065.22元，連同應繳的進口稅款合計人民幣148130.44元一并匯入代理報關公司賬戶，進而從中分得贓款6200美元和20000元人民幣。

被告人張某于1999年上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辦理丸宏公司進出口貨物委托運輸業務過程中，故意抬高運價，套取公司資金合計人民幣33000元，非法占為已有。

被告人張某利用擔任丸宏公司業務員職務上的便利，在辦理本公司向溧陽化工廠購買氯嘧黃隆農藥的過程中，于2000年10月收受對方業務員黃某所送的人民幣15000元。

另查明：本案系被害單位丸宏公司發現被告人張某經辦本案三筆進口業務過程中，涉嫌利用職務之便，侵占本公司29萬多元資金等問題，向南通市公安局開發區分局舉報而案發。[爭議]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張某的行為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職務侵占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沒有異議。但對被告人所犯職務侵占罪是否應以自首論，即是否構成余罪自首，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南通市公安局開發區分局是以張某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罪移送南通海關走私犯罪偵查支局立案偵查，張某在被留置訊問時主動供述其在走私“MO—CAP”農用殺蟲劑過程中，又將2美元/公斤的真實單價虛增為4美元/公斤后向丸宏公司虛支進口費用、套取公司資金的事實和在辦理公司進出口貨物委托運輸業務過程中，采取抬高運價的方法，套取公司資金的事實，此二節事實在其主動供述前司法機關并不掌握，丸宏公司舉報張某涉嫌“侵占罪”并不能等同于刑法意義上的“職務侵占罪”，故被告人張某所犯職務侵占罪應以自首論。

第二種意見認為，丸宏公司舉報張某“侵占”本單位公款人民幣29萬余元當中，既有其“低報”貨值，將本單位應繳稅款偷逃后予以侵吞的“走私”犯罪所得，又有其利用職務之便“高開”貨值，侵吞虛支的本單位稅款的“職務侵占”犯罪所得，故在犯罪嫌疑人張某

主動交代前司法機關已掌握其走私及職務侵占的犯罪線索，故被告人張某所犯職務侵占罪不應以自首論。[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刑法理論上通常將此款規定的情形稱之為“余罪自首”。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第二條將“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含義，界定為“與司法機關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這一解釋，進一步確定了“余罪自首”中所謂的“余罪”只能是與已掌握罪行不同的異種罪行。從中可以看出，“如實供述”、“尚未掌握”和“不同種罪行”是成立余罪自首的三個必要要件，缺一不可。

具體分析本案：

（一）被告人職務侵占罪行已由被害單位丸宏公司舉報

本案被告人于2001年4月在實施了本案認定的第三起走私普通貨物犯罪后，即離開其所在單位丸宏公司，該公司在多次要求其交付稅單等單據結帳、辦理交接手續未果的情況下，初步查明由張某經手從公司以稅款方式匯出的29萬余元實際并未全部向海關納稅，張某對該資金有侵占嫌疑，遂向南通市公安局開發區分局舉報，分局在對

案情初查后認為被舉報人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犯罪，將案件移送南通海關走私犯罪偵查支局。從南通丸宏公司的角度，其認為張某未將經手的本公司應繳稅款去繳納關稅，就是“侵占”了公司的資金。實際上分析本案被告人張某的主觀故意，其目的是將本單位應繳稅款偷逃后非法占為己有，而其實施的方法是偽造報關單證，低報進口貨物價格、數量，從而瞞關走私，偷逃應繳稅款，違反了海關法規，侵犯了國家對外貿易管制中關于普通貨物、物品進出口的監管制度和征收關稅制度，構成走私罪。至于在第二起中，被告人張某伙同他人將貨值降低報關后，又將貨值提高，向公司虛報應繳稅款，從丸宏公司的角度，其意志還是將此款去繳納關稅，但實際上其不應承擔此納稅義務，此款的所有權還是屬于丸宏公司，被告人張某利用職務之便將此款侵吞，數額較大，構成的是職務侵占罪。總之，被舉報的29萬余元中既有張某與他人的走私犯罪所得，又有張某職務侵占的犯罪所得。雖然丸宏公司舉報張某涉嫌的罪名是“侵占罪”，與司法機關最終確定的罪名“走私罪”、“職務侵占罪”不同，但根據《解釋》第二條的規定，余罪自首成立的要件之一是與司法機關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罪名”上的差異并不能改變張某走私及職務侵占的“罪行”已被丸宏公司舉報后浮出水面的客觀事實。

（二）被告人職務侵占罪行已被司法機關掌握

南通海關走私犯罪偵查支局以張某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犯罪立案后，至丸宏公司調查并調取了相關書證，隨即對犯罪嫌疑人張某留置審查。張某在被動地到案后，交代了其三次伙同他人采用低報貨值，偽造發票、合同等報關單證的手段繳納稅款，卻以進口貨物原貨值向本單位申領應繳稅款，而將其中差價私分，達到非法謀利目的的走私犯罪事實；同時交代了第二起將貨值降低報關后，又將貨值提高，向公司虛報應繳稅款74065.22元，連同該筆進口貨物應繳稅款合計148130.44元一次從公司匯出，將虛報的7萬余元本公司財產占為己有的職務侵占事實。盡管偵查支局辦案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張某之前，主觀上一直認為其涉嫌的是走私普通貨物犯罪，但即使張某不主動交代，偵查人員完全可以通過先前調查所得材料掌握張某走私及職務侵占的基本犯罪線索，不能因為偵查人員認識上的誤區并由此導致罪名的先后出現來否認罪行已被“司法機關掌握”，且“掌握”并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的具體過程、具體手段、方法的詳細了解。

綜之，張某所犯職務侵占的罪行已被司法機關掌握，不符合成立余罪自首的法定要件，不應以自首論。同樣，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張某被采取強制措施后，主動供述其所犯職務侵占罪的第二起在代理本公司運輸業務過程中，故意抬高運價，侵占公司資金的事實，因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第一起其在代理本公司報關業務過程中，故意提高貨值，侵吞虛報的稅款的事實，二者在性質上屬“同種罪行”，故也不成立余罪自首。但根據《解釋》第四條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同種罪行的，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相反，被告人張某因涉嫌職務侵占、走私普通貨物犯

罪，被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后，主動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的犯罪事實，是“不同種罪行”，符合成立余罪自首的法定要件，故其所犯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應以自首論，并鑒于該犯罪情節較輕，一、二審均免予刑事處罰。（作者單位：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