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稅收法律意識研究論文

摘 要：本文在對依法治稅理論進行簡要述評的基礎上提出了筆者對依法治稅概念的界定和對其內涵的理解，并進一步指出依法治稅的觀念基礎在于“稅收法律意識之重構”。稅收法律意識應在現代法治觀念總的指導下，以國家分配論和社會契約論中的合理因素——權利義務對等觀念的有機結合為理論基礎，從確立和開始培養“征稅意識”以及重新培養“納稅意識”并明確二者的結構關系和邏輯關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構。

關鍵詞：依法治稅 稅收法律意識 重構 征稅意識

一、依法治稅理論的歷史回顧

（一）第一階段

依法治稅理論的歷史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國務院于1988年在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稅”的口號開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學分校法律系和經濟法研究所主辦的“全國首屆‘以法治稅’研討班”在京舉行[1]，可謂是掀起了學習和貫徹“ 以法治稅”的第一個高潮。

這一階段中，以法治稅主要是針對治理整頓稅收秩序而提出來的；雖然也有學者使用“依法治稅”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對“以”和“依”作出本質區別的基礎上來使用的，往往是將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所體現的“人治”觀念和法律工具主義優位的特點。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嘗試和真知灼見。有學者就指出“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戰略方針的組成部分”[2]；有學者還指出：“‘以法治稅’……也就是說要在稅收工作中貫徹法治原則”[3]。這是對依法治稅和依法治國或法治之間關系的較早論述。又有學者將“以法治稅”作為稅法的基本原則之一[4]；或是將“稅收法治（或制）”作為基本原則，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針”對其進行了詮釋[5]。還有的學者富有卓見地強調稅務人員稅法意識的培養尤重于納稅人或廣大民眾，稅務人員應當“將目前嚴重存在的權力意識和自我優越感轉化為義務意識，自我中心意識轉化為人民公仆和對國家與社會的責任意識。”[6]該學者在當時能夠提出這一間接地體現了以權利義務觀念來糾正稅務人員意識觀念偏差的思想，實屬難能可貴。

（二）第二階段

隨著“依法治國”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屆全國人大（1996年3月）和黨的十五大（1997年9月）認可和確定，特別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屆國務院成立伊始就發布了《關于加強依法治稅嚴格稅收管理權限的通知》，對依法治稅的理論探討進入了全新的第二階段。有學者對依法治稅的概念和內涵予以了界定：“所謂依法治稅，就是在稅權集中、稅法統一的前提下，單位和公民要依法納稅，政府（稅務機關）要依法征稅，社會各方面要協同配合和監督依法納稅和征稅，從而使我國的稅收工作、稅收秩序沿著法制化、制度化的軌道前進”[7]，“依法治稅其全部含義就是稅收法制建設”[8]。需要指出的是，從“以法治稅”和“依法治稅”無區別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確定真正含義上的依法治稅，這一字之差，其意義如同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從“法制”到“法治”的一字變化的意義一樣深刻、重大，反映了從“人治”到“法治”、從法律工具主義到法律價值理性的根本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在稅收和稅法領域中的深入體現。

依法治稅理論探討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中興起的。有學者對依法治國與依法治稅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依法治國是依法治稅的前提和條件，……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的參與，投入和結果”；并提出有關如何“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稅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辦法[9]。又有的學者指出，“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國的依法治稅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拓展稅收的作為空間，消除稅收‘缺位’；抓好稅制的完善，減少稅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稅法基本理論與依法治國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相結合的產物，是時代要求的體現。還有的學者從稅法基本原則的層面對稅收法治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稅收法定主義（原則）是法治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還是現代法治主義的發端和源泉之一，對法治主義的確立‘起到了先導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學者對“依法治稅”進行了批評。他們從以社會契約論為理論基礎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論和交換學說出發，分析了長期支配我國“依法治稅”思想的理論根源——國家分配論的不足和傳統的“法治”、實則仍是“人治”的觀念對“依法治稅”思想的必然負面影響；主張用社會契約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權利義務對等的思想來加以彌補。當然，這些學者并非否認依法治稅；只是在他們看來，以國家分配論為理論根源、受傳統“法治”觀念影響的此“依法治稅”不同于以權利義務對等觀念為思想基礎且在現代法治觀念指導下的彼依法治稅[13]。這一深入的理論研究，觸及了依法治稅理論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為依法治稅理論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對傳統理論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稅的概念和內涵

筆者認為，所謂依法治稅，作為依法治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指通過稅收法制建設，使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從而達到稅收法治的狀態。

這一概念包含著以下豐富的內涵：

1.明確了依法治稅與依法治國之間的部分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的關系。依法治稅只有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并作為依法治國整體系統工程中的一個子系統工程，在與其他包括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等諸方面在內的法治子系統工程相互有機聯系、互相促進的過程中才能切實開展并深入進行。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法律事務部專家小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個超越稅收的概念。……依法治稅取決于整個法律制度的發展，但稅收這一領域足以顯示法治的優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稅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手段，即稅收法制建設。稅收法制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包括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監督等在內的統一體，其內容亦極其廣泛和豐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樣，“稅收法制”也不同于“稅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稅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和根本目標——“稅收法治”。根本目標包含基本目標，但不限于此，還包括良好的稅收法制建設等。

4.將“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置于“納稅主體依法納稅”之前，突破了二者的傳統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稅的重點在于前者。其實早在1989年，就有學者提出“稅收工作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國家向人民（包括企業）征稅，一方面是人民向國家納稅。要把法治原則貫徹到這兩方面，就是國家要依法征稅，人民要依法納稅。只強調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學家、稅法學家研究稅法時就特別注重政府依法征稅一方面，至少是同時注重兩方面。”[15]所以，我們過去片面強調“人民依法納稅”是有偏誤的，從依法治國的實質即依法治權和依法治吏來看，依法治稅首先也應當是指“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

5.表明了依法治稅和稅收法治二者間的關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過程，后者是狀態。當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過程和狀態，本身都是在不斷的變化運動中的，都是隨著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門法中的深入貫徹和體現。

三、依法治稅的觀念基礎——稅收法律意識之重構

（一）法治的觀念基礎在依法治稅中的體現

“支撐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則與價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歷史和現實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的現代化。科學全面的法律觀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盡管我們在形式上已經將“法治”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但歷史上“人治”的傳統觀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國后“法律虛無主義”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義”的長期盛行，使得“法治”從口號到行動之歷程舉步維艱；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曾經說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為全體公民所贊同，要是公民們的情操尚未經習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體的基本精神（宗旨）……這終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動與觀念之轉變必須同時發動，同步進行，以觀念導行動，以行動促觀念，二者互促互動互補式發展，方有中國法治之真正實現。

依法治稅作為依法治國或法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在觀念上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法治觀念既進入部門法的稅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門法中的具體體現。1997年4月，著名稅收學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給國務院領導作稅法講座時，提出要“下大氣力，培育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收觀’”[18]；將其引入法學領域，即為“稅收法律意識”。

“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從發生上看，法律意識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條件。在法的創制和法的實施的過程中，都不可能脫離法律意識的作用。”[19]稅收法律意識無疑當屬法律意識的一種，其對依法治稅之意義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筆者以為，現今欲行依法治稅，必須以重構之稅收法律意識為觀念基礎；否則，依法治稅仍然只會是“空中樓閣”。

（二）重構稅收法律意識之理論基礎——國家分配論與社會契約思想的有機結合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起源于階級斗爭，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階級專政的工具。“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20]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分配論則認為，稅法的本質是通過法律體現的統治階級參與社會產品分配的國家意志；稅收作為分配范疇與國家密不可分，國家稅收是憑借國家權力對社會產品進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會契約論的觀點來看，國家起源于處于自然狀態的人們向社會狀態過渡時所締結的契約；人們向國家納稅——讓渡其自然的財產權利的一部分——是為了能夠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權利以及在其自然權利一旦受到侵犯時可以尋求國家的公力救濟；國家征稅，也正是為了能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滿足上述人們對國家的權利要求。納稅和征稅二者的邏輯關系應當是人民先同意納稅，然后國家才能征稅，國家征稅的意志以人民納稅的意志為前提，“因為如果任何人憑著自己的權勢，主張向人民征課賦稅而無需取得人民的那種同意（指“他們自己或他們所選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數的同意”——筆者注），他們就侵犯了有關財產權的基本規定，破壞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國家取得財政收入時為止，稅法只是保證了契約的一方當事人履行了義務，即人民繳納了稅款，而另一方當事人義務之履行，即國家將其財政收入用以維持政府運轉從而執行其各項職能，則有賴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機關制定其他財政法以及相關法律來加以保證。我們必須將“稅款”或稱“利益”從人民的手中轉讓給國家成為其財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國家運用其財政收入為人民提供公共服務——“用之于民”這兩個渠道結合起來，才能看出權利和義務在其間的雙 向流動。否則，稅法就只能是國家為保證自己取得財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從納稅人到國家的單向流動，也就沒有“權利義務對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稅收學說主要有交換說和公共需要論。交換說認為國家征稅和公民納稅是一種權利義務的相互交換；稅收是國家保護公民利益時所應獲得的代價。這種交換是自愿進行的，通過交換，不僅社會資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換雙方都認為其利益會因為交換而得到滿足，從而在對方的價值判斷中得到較高的評價[22]。而且在這種交換活動中，從數量關系上看，相互交換的權利總量和義務總量總是等值或等額的[23]。公共需要論與交換說則有所不同。經濟分析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納認為：“稅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業費用的。一種有效的財政稅收應該要求公用事業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機會成本的稅收”[24]。“由其銷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計量性所決定的”[25]公用事業或稱公共物品，無法依靠“私人”生產或者依靠民間來滿足需求，會引起需求與供給無法自動通過市場機制相互適應的問題。因此，便只能由國家或政府代表整個社會的利益來承擔公共事業的費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給者的責任；而國家要承擔這一責任，就必須尋找收益來源，即稅收。

對以上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國家分配論過分強調稅收的強制性和無償性的特征，并且始終是從“國家本位”、即國家需要的角度來闡明稅收的緣由；對納稅人而言，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社會契約論者則從“人民的同意”和“國家的需要”兩個方面、且以前者為主來闡明稅收的本質，體現了人民和國家間權利義務對等的理性思想。在國家分配論思想支配下，納稅人認為納稅僅僅是其未以權利獲得為代價回報的、被強加的義務，并不如孟德斯鳩所說：“因為國民相信賦稅是繳納給自己的，因此愿意納稅。”[26]

所以，筆者認為，應當以來源于社會契約思想的交換說和公共需要論的合理因素——權利義務對等觀念來修正國家分配論的偏誤，彌補其缺陷，使之有機結合；并以此為理論基礎，來指導重構稅收法律意識。

（三）稅收法律意識之重構

“社會法律意識往往是一個國家法制狀況的總的反映。一個國家法制狀況如何直接決定了社會法律意識的水平。”[27]在稅收法律意識和稅收法治狀況中，我們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而在對稅收法治狀況不良好的原因進行分析時，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所謂“納稅人的納稅意識淡薄”，所以必須“增強納稅意識”；然而同時對征稅主體的稅收法律意識卻不置一詞。

筆者認為，以上有關納稅意識的觀點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觀念根深蒂固的體現，遠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依法治吏；為何到了與其一脈相承的依法治稅中，就變成了簡單的“依法治民（從最廣義和集合的角度解釋納稅人——筆者注）”呢？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依法治稅’這一口號則明確地將納稅人推到法的對立面，成為被‘治’的對象”[28]。在傳統的依法治稅理論中，法治的主體與對象顛倒了，納稅人——人民成了對象，稅吏仍然是主體。而實際上在實踐中稅吏的職業法律意識并不強，取而代之的是“權力意識”和“自我優越感”。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認為過多的稅吏“冗員”的薪俸支出以及“稅吏頻繁的訪問及可厭的稽查”是違反其賦稅之“經濟原則”的原因之一[29]。其二，“納稅意識”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觀念及“不對等”因素在內。高培勇教授在論及“稅收觀”時說：“這里所說的‘稅收觀’，包括老百姓的‘納稅觀’和政府的‘征稅觀’兩個方面。”[30]同理，稅收法律意識也應包括“征稅法律意識”和“納稅法律意識”兩個方面；不應該片面地只批評“納稅意識”而不對“征稅意識”是否良好的問題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

所以，筆者主張用權利義務對等的觀念來重構稅收法律意識。這里的權利和義務并不是簡單的、所謂的納稅主體要求征稅主體退還其多納稅款或咨詢等權利或征稅主體負有的為納稅主體的納稅信息保密等義務，而是指納稅主體通過轉讓自己的部分利益而從國家處應獲得的相應的交換利益；盡管這種交換利益往往并不是顯而易見的。但實際上人們在因這種利益轉讓而使國家以其財政收入執行各項職能從而保障社會穩定、有序的過程中獲得了比其轉讓給國家的利益更多的“回報”，并為人們創造更多的利益、爭取更廣泛的權利提供了前提條件。——稅收的交換說就很能夠說明這種權利和義務在人民和國家之間的雙向流動。同樣，以公共需要論觀之，“政府的征稅權是與其提供公共物品的義務相對稱的，老百姓的納稅義務是與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權利相對稱的。”[31]

重構稅收法律意識首先是要以“稅收法律意識”來統領“征稅法律意識”和“納稅法律意識”。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結構關系上將征稅意識置于比納稅意識更為重要的地位，回復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稅中的“依法治（稅）權，依法治（稅）吏”的真正含義。再次是要開始培養征稅主體之征稅意識和重新培養納稅主體之納稅意識。征稅意識應當建立在征納雙方權利和義務對等的思想基礎之上，徹底改變征稅主體的“權力意識”和“自我優越感”；納稅意識之重新培養，不是“增強”原本偏誤的所謂“納稅意識”，而是使納稅人確認自己作為依法治稅的主體地位，認識到自己在征、納稅活動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廣泛、更重要的權利。否則，“不知權利只知義務，只能產生子民意識、臣民意識，……在只有臣民意識的‘公民’身上能產生具有現代公民特征的自覺納稅意識豈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確征稅意識和納稅意識二者之間不可割裂、協調一致的關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對應和必然結果。我們難以想象由納稅主體首先來完成這種觀念意識的轉變而征稅主體依然維持原樣；同樣，只要征稅主體樹立起了正確的征稅意識，并以此指導作用于實踐，同時相應修正稅法教育和宣傳的內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償還性”取 代稅收的“無償性”特征的表述[33]，納稅人的納稅意識也必然會隨之改變而與征稅意識協調一致。

注 釋：

[1]參見劉隆亨主編：《以法治稅簡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頁。

[2]王革：《論依法治稅 整治稅收秩序》，《政法論壇》1991年第6期，第53頁。

[3][15]謝懷拭：《西方國家稅法中的幾個基本原則》，載《以法治稅簡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頁。

[4]參見劉隆亨：《中國稅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修訂版，第73頁；1995年第三版，第74頁；孫樹明主編：《稅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頁。

[5]參見嚴振生：《稅法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頁。

[6]劉玫：《依法治稅淺探》，《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第36—39頁。

[7]劉隆亨：《堅持依法治稅是實現我國稅收任務的重要保障》，《稅法論文匯編》

（二），北京大學稅法研究中心主辦，第116頁。

[8]劉隆亨：《關于依法治國與加強財稅法治研究》，《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第10頁。

[9]參見上注引文，第11—12頁。

[10]高培勇：《市場經濟與依法治稅（上）》，《涉外稅務》1998年第10期，第4頁。

[11]（日）金子宏：《日本稅法原理》，劉多田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頁。——原注。

[12]饒方：《論稅收法定主義原則》，《稅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頁；參見張守文：《論稅收法定主義》，《法學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頁。

[13]參見宋德安、邢西唯：《論“依法治稅”——從契約論角度看國家分配論之不足》，《人文雜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頁。

[14]《中國稅收與法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考察報告（1993）》，王裕康等譯，載許善達等：《中國稅收法制論》，中國稅務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頁。

[16]夏錦文、蔡道通：《論中國法治化的觀念基礎》，《中國法學》1997年第5期，第43頁。

[17][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75頁。

[18][30][31]高培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稅收與稅制》，《中國稅務報》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靈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頁；第240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336頁。

[21][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8頁。

[22]參見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頁。

[23]參見張文顯：《法學基本范疇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下），蔣兆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頁。

[26][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21頁。

[28][32]注[13]引文，第65頁。

[29]參見[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385—386頁。

[33]參見楊秀琴主編：《國家稅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

第二篇：大學生法律意識論文

大學生法律意識論文

摘要：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進行客觀、準確的研究及分析，是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律教育，提高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遵守法律內在自覺性的基礎。從年齡上講，大學生是一個橫跨青年和成年的群體，由于尚未形成成熟、科學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其法律意識帶有明顯的易變性和不成熟性。加之歷史原因、外部環境以及大學生自身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個別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和行為與社會要求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準確地了解和掌握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現狀和法律需求，對于提高法律教育的針對性，切實提高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大學生遵守法律內在自覺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關鍵詞：大學生、法律、意識

顧名思義，法律意識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于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大學生法律意識是大學生群體對法、法律或其現象的反應形式，即心理、知識、觀點和思想，包括對法律的情感、認知、評價和信仰等的內心體驗。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也是未來社會的支撐主體，其法律意識如何，直接影響到公民的法律素質和整個社會法治文明的程度。

從年齡上講，大學生是一個橫跨青年和成年的群體，由于尚未形成成熟、科學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其法律意識帶有明顯的易變性和不成熟性。加之歷史原因、外部環境以及大學生自身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個別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和行為與社會要求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準確地了解和掌握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現狀和法律需求，對于提高法律教育的針對性，切實提高大學生法律意識，培養大學生遵守法律內在自覺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培養和提高大學生現代法律意識，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長遠方針，是國家法制建設的百年大計，是促進培養現代化合格人才的需要。1997年，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我國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的目標，而社會主義法制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于公民法律意識，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決定法律本身的命運。

有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生的違法犯罪現象呈現出逐年上升趨勢，占社會刑事犯罪的比例也持續上升。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康樹華曾主持過一項調查，1965年，青少年犯罪在整個社會刑事犯罪中約占33％，其中大學生犯罪約占1％；“文革”期間，青少年犯罪開始增多，占到了整個刑事犯罪的60％，其中大學生犯罪占2.5％；而近幾年，青少年犯罪占到了社會刑事犯罪的70％至80％，其中大學生犯罪約為17％，而且犯罪類型向智能化、多樣化發展。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也必然使大學生思想受到一定沖擊，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大學生生活環境的復雜性，也必然會造成大學生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復雜性，加之大學生本身的價值觀、人生觀都正處于確立時期，極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而產生波動，因此極易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當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法制觀念著實令人勘憂，如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的“潑熊事件”和馬嘉爵的“殺人事件”，浙江大學學生周一超因落聘而刺殺招聘人，除了暴力犯罪以外，校園盜竊案都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令人扼腕痛惜，痛定思痛。周濟部長在第二次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會議上講話中指出：“未來社會需要全面發展的人，需要德才兼備的人才。要處理好“‘成人’與‘成才’的關系，就必須把既‘成人’又‘成才’作為高等學校人才培養質量的基本標準；注重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的全面提高。”

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不強，法制觀念淡薄。高校的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世界觀的確立時期，思想都處于不穩定狀態，雖然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但并沒有真正地把法律知識內化為法律意識，沒有真

正挖掘法的精神、法的價值，缺少公平、正義的理念，對法的信仰程度很低，有人曾對某高校學生對“法律的公正性”確信程度做過調查，表示有信心的占41%，而54%的大學生表示信心不足，有5%的學生表示完全沒有信心。并從上圖來看，大學生法律意識高的只有7.3%，而低的就占了24.46%。從上述調查數據的結果看，法律并沒有在大學生心目中占據崇高的地位，而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則處于一種岌岌可危的境地，提升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已經迫在眉睫。

我從調查問卷中挑出來一些特別明顯的問題并作了分析： 第四題：以下渠道中你獲得法律知識量最多的是（）A.學校學習B.電視節目C.廣播節目D.報紙雜志E.其它

分析：這一題主要考慮從哪里獲得的法律知識，有超過一半數的大學生都選擇了B.電視節目這一選項，可見電視給大學生帶來了許多益處，而在大學生在學校幾乎很少學到什么，可見我們需要增多法制宣傳力度、提供講座等等。

第八題：你認為自身法律意識如何（）A.有很強烈的法律意識B.有一定的法律意識C.法律意識一般D.法律意識淡薄

分析：這題更明顯的是，選B的為多數。大學生有一定的法律知識是不夠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劉海洋和馬家爵的事件，我們需要豐富的法律知識來做基礎，來防止我們的過失。所以我們更應該在課堂上多學習，在課外多了解一下法律，還有多看看東方110等法制節目。

綜上所述，法律意識對大學生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為了提高大學生的法制觀念，高校應該重視法律基礎課。據《法律基礎》解釋，“法律基礎”課是一門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法制教育的公共課，幫助大學生掌握馬克思法學的基本觀點，了解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的基本精神和規定，增強大學生的社會主義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通過這門課程使大學生充分了解必要的法律基礎知識和法學基礎理論知識。

由于大學生法律意識是一個多要素、多層次的復雜系統，要精確全面地概括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的現狀并非易事，所以在這里我只能結合調查結果，對當前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所存在的問題作一個粗淺的概括。

第三篇：稅收優惠導向研究論文

摘要稅收優惠是各國常用的減輕稅收負擔的措施，它具有引導資源合理配置，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給企業提供寬松發展空間等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定了多項稅收優惠政策，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如單純強調優惠而忽略了整體投資環境，減免期限不科學，優惠手段單一等。本文在分析了我國稅收優惠存在問題之后，提出了改進的原則和對策。

稅收優惠是指稅收主權國為實現一定的社會、政治或經濟目的，通過制定傾斜性的稅收政策法規來豁免或減少經濟行為或經濟結果的稅收負擔措施。

稅收優惠政策的實質改變了三種稅收關系。一是稅收優惠導致了雙方財產利益的增減變化，即國家將部分稅款根據有關的稅法（或稅收政策）的規定返還給受惠方（納稅人）。二是稅收優惠政策使得受惠方可以不繳或少繳稅款，但國家為其提供的服務并未因此減少，這些費用便轉移到其他納稅人身上，增加了其他納稅人的負擔。三是稅收優惠使受惠方得到了經濟援助，在受惠方資金實力、管理水平、技術能力、員工素質等方面并不一定高于一般企業的情況下，競爭力得到加強。

具體而言，稅收優惠在實現稅收調控功能中的作用體現為：

第一，稅收減免措施，大大減輕了企業的負擔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設在經濟特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在經濟特區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營的外國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同時該條第三款對設在特定區域內的屬于能源、交通、港口、碼頭或者國家鼓勵的其他項目的可以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外商投資興辦的先進技術企業，在稅法規定的減免期滿后，仍為先進技術企業的，可延長三年減半征收所得稅。這些優惠政策的實施，大大緩解了高科技企業資金困難，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

第二，引導資源合理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合理調整

我國現在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型期，即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提倡靠市場調節經濟，但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企業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的反應始終表現的比較遲緩。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通過合理的稅收政策，對需要下大力、急需發展的產業予以稅收優惠，而對限制的行業不予以優惠或者實施高稅負，就可以給所有市場行為主體一個比較明確的產業信號，從而引導社會資源合理流動，實現產業結構優化。

第三，加速落后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區間的差距。

二十世紀初，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城市化已達到70%-80%，城鄉之間生產力水平沒有太大的差別，全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均衡。而我國則不同，到目前為此，我國城市化水平只能達到20%左右，且城鄉之間生產力水平相差比較大；遼闊的國土內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北部與南部地區的生產力水平相差也比較大，因此，適當地對老、少、邊地區、工農業基礎薄弱、生產力水平低下、商品經濟不發達、科技文化落后、交通閉塞、資源開發利用率低地區采取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可以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逐步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

稅收優惠對促進國民經濟全面、健康、持續、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下面我們就共同來探討一下我國現階段稅收優惠政策：存在的弊端及如何加以完善。

一、我國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

我國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針對外資企業；另一部分是針對內資企業。針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主要是根據1991年4月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設在稅法規定區域內的外資企業可減按15%或24%的稅率征收，另外經營期在10年以上的生產性外資企業，從獲利年起可獲得免2減3的優惠。針對內資企業，1993年12月13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八條有對“民族自治地方的企業，需要照顧和鼓勵的，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可以實行定期減稅或免稅”的比較原則性的規定。1994年3月29日財稅字第01號文件下發了《關于企業所得稅若干優惠政策的通知》，對高新技術企業、第三產業、老、少、邊窮地區新辦的企業、遭遇自然災害等地區、企業共142項稅收優惠的具體規定。1994年6月29日，國家稅務總局又下發了“關于高新技術企業如何適用稅收優惠政策問題”的具體通知。1994年、1995年、1996年又陸續下發了關于出口貨物免、抵、退等有關稅收優惠的規定。

我國的稅收優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稅方面，且主要是針對外資企業而設立的，目的是吸引外資，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則存在以下問題。

二、我國現階段稅收優惠政策存在的問題單純強調稅收優惠的作用而忽視了整體投資環境

投資環境是指東道國影響外國投資者在該國投資的各種主客觀條件的總和，包括政局穩定程度、法律健全程度、市場潛力、資源條件、勞動力成本、財稅政策、基礎設施狀況等多種因素。外國投資者選擇在東道國投資，一般都是在對該國的整體投資環境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作出決策的。國外研究資料表明，在吸引投資的諸要素中，稅收優惠并不在前十列。因此說，吸收外來投資，稅收優惠并不是決定因素。整體投資環境良好國家，即使沒有什么稅收優惠，甚至對外商投資課以重稅，外商也會來投資。如采用特定最大負擔原則的沙特阿拉伯，盡管它對外國石油公司按85%的特定稅率課所得稅，但因沙特阿拉伯地區的石油資源儲量大、油質好、易開采、運輸條件便利，外國投資者在被課以重稅的條件下，仍有利可圖，因此，仍有許多外國公司在沙特投資。一個政局相當不穩定的國家，不管以多高昂的代價提供稅收優惠都難以吸引外商的投資。

同樣，我國吸引外商勢頭最好的時期，不是我國出臺稅收優惠政策最多時期，而是1992年10月我國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1992年吸引外資的增長率是1991年的6倍。吸引外商投資，適當的稅收優惠政策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是非常必要的，但我們更應清醒地認識到：安定的政治環境、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巨大的國內市場以及其他有利條件更是不可缺的。夸大了本國的稅收優惠的作用而忽視了居住國的稅收政策

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稅的優惠上，實際稅收優惠的效果是否明顯應考慮到采取什么樣的稅收管轄權，是否采取稅收饒讓抵免。事實上東道國采取稅收優惠政策，只有在居住國只實行來源地管轄權時，涉外稅收優惠才能真正起到減輕外國投資者的稅收負擔，鼓勵外商投資的作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同時采取的來源地和居民稅收雙重稅收管轄權，若居住國的稅率高于被投資國，則本國居民在被投資國得到的稅收優惠，在居住國仍要補足。事實上對稅收饒讓抵免持反對態度的國家也有不少，典型的如美國，它就反對對“影子稅收”予以抵免。如果居住國不采用稅收饒讓

抵免，對本國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國外所得也不免稅，外國投資者就不能直接從東道國的稅收優惠中得到實惠，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的作用也就無從談起。內資企業減免期限計算不科學

1994年3月29日下發的《關于企業所得稅若干。9.優惠政策的通知》規定，國務院批準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新辦的高新技術企業自投產起免征所得稅兩年。高科技產品的生產要經過研究、試驗、投產等階段，產品的開發時間長，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不可預測的因素多，投產初期，獲利可能性小，或者是獲微利甚至虧損，此時的投產時起減免兩年的稅收優惠意義并不是很大。現行增值稅制的鼓勵科技進步方面存在著制約因素

一方面，我國目前實行“生產型”增值稅制，由于高新技術有機構成高，企業購進的固定資產不能抵扣進項稅款，實質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影響了企業對科技的投入，妨礙了技術設備的更新。如福建日立電視機有限公司，1996年上交增值稅1499 82萬元，1997年上交增值稅3850 46萬元，但企業購進用于技術更新的固定資產其增值稅進項稅額卻不能抵扣。

另一方面，由于現代科研投入的增量大，“無形資產”、“特許權使用費”、“技術開發費”中直接材料的投入、損耗占了相當的比重，而這一部分的稅額不能抵扣，在一定程度上又影響著企業對新技術的開發和引進。對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其高增值產品的增值稅負重，對于企業科技開發擴大生產亦將直接受到影響。

三、結合國外研究的情況，確立我國稅收優惠的導向

（一）涉外稅收優惠的原則公平、效率的原則

公平原則，即對處于同等環境下條件相同的人應當同等對待；相反，對條件不同的人，則應區別對待。公平原則是要通過公平稅負，創造一個公平的外部稅收環境，以促進公平競爭，進而促進收入公平分配的實現。

稅收和效率原則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稅制設置應當不干預市場經濟的運行，應當避免對市場經濟行為的扭曲，從而使市場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其二，由于絕大多數稅制本身就是一種市場變形，因而政府在設置稅制時應確定稅收所可能帶來的效率損失的大小與來源，從而盡可能地使這些效率損失達到最小。

涉外稅收優惠符合或者說并不違背稅收的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從經濟效率來看，涉外稅收優惠雖然有違稅收的中性特征，但其設置往往是出于一國經濟發展目標的需要，通過給予外國商品和外國投資者一定的稅收優惠，吸引一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生產要求的流入，促進本國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因此，在世界市場處于不安全競爭狀態時，發展中國家實行涉外稅收優惠，從而動態地把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接近，可以真正促使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實現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高效配置，即符合國家效率。從經濟公平來看，由于一些客觀因素存在，使得國內外投資者往往處在并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在這種特定情況下，給予外資一定稅收優惠，并不違背涉外稅收的公平原則。稅收國民待遇原則

稅收國民待遇原則就是在稅收上締約國雙方相互給予對方國民（包括自然人、法人）與本國國民同等的對待。所謂“同等”，并非絕對相同，毫無差異，而是要求對外國國民實行非歧視的待遇，主要強調對外國產品及貿易相關的措施不能給予低于本國產品、企業的稅收待遇。國民待遇原則不排斥給予外國投資者高于內資企業的待遇。國民待遇原則是為了在國際經濟、貿易交往中防止對外國人實行差別待遇（歧視待遇），促進國際經濟交往的順暢而提出，并為許多國家所接受并遵從的慣例，國民待遇原則與涉外優惠政策并不矛盾。主權和協調的原則

稅收主權與稅收協調是一國涉外稅制設置必須遵循的兩個原則。

涉外稅收主權原則一般指一國所擁有的稅收管轄權，即國家行便主權課稅擁有的管轄權力。它是一個主權國家所擁有和行使的不受任何國際組織約束的正當權利。涉外稅收協調原則一般指一國在處理同他國的稅收權益關系時，充分尊重和依循有約束力的那些稅收國際慣例，參考他國稅收政策的具體內容，對本國的涉外稅收權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以滿足發展本國經濟與對外經濟交往的需要。

（二）我國稅收優惠政策的完善

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存在稅收優惠，各國政府也認為這是鼓勵投資的方法。但資本的流入，是受各方面因素影響的，其中包括該國（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能源、交通、信息、勞動力素質結合本國的優勢與劣勢，善用政策性優惠，方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國目前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關鍵的時期，面對人口壓力與環境問題，要想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穩定、高速增長，實現我國在21世紀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利用稅收這一重要的客觀調控杠桿。因此稅收優惠政策也應結合政策目標，重新進行調整。對稅收優惠單獨立法、適時調整

目前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分散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等中，這主要也是因為我國稅收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此，在不斷調整稅收優惠政策的同時，適時地立法，以法的形式將稅收優惠固定下來，給外商企業以穩定性的感覺，并隨著經濟的發展，適時進行調整，既顯示出其穩定性、特定性的特點，又不失其靈活性和有效性。優惠方式應多樣化

我國目前的稅收優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稅上，采取的措施一般是直接優惠，方式比如前面所述的，對外資企業在規定的地區設置的降低稅率，直接減稅負等。也可以采取間接優惠的方式。間接優惠方式有多種，第一種：費用扣除的方式。比如：科技開發費用，是具有資本性質的投資，同時具有回收期長、風險大的特點、為促進科技投入的增加，許多國家都是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的經費投入作為費用從所得稅中扣除。第二種：加速折舊：許多國家和地區廣泛采用加速折舊的方法，以促進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加快企業的技術更新和產品的更新換代，提高企業的工作效率和效益。第三種：投資減免。許多國家允許將用于科技研究與發的收入按一定比例來抵扣應繳稅額，它相當于提取雙重的折舊。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配合使用、揚長避短，更有利于發揮稅收的促進作用，并逐漸從目前的以直接減免稅收為主轉為以間接引導為主。消除稅收的資本差別，強化稅收的產業導向和科技導向功能，同時注意政策的普遍性與平等性。

企業所得稅應適應國家產業政策或區域產業導向的要求，對投資基礎設施、大規模投資以及出口創匯企業等提供一定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同時輔之以對部分地區實行的特殊稅收優惠，從而形成以產業導向為主體、區域性稅收優惠相輔助的產業，導向型的稅收優惠體系。變以所得稅為主所

得稅與流轉稅優惠并重

目前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一些難以取得利潤或微利的行業、企業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可采取流轉稅和所得稅相結合的方式對有需要鼓勵的產業和行業進行稅收優惠，以刺激這類企業的發展和促進資金流向這類企業。對于外資企業來說，如所在國與我國沒有簽定稅收饒讓協定，給予減免稅優惠，外商在我國投資的所得即使在我國沒有課稅，回國后還是要進行課稅。我國給予外商投等，因此，稅收優惠政策不可當做萬能藥，而是要資者稅收優惠利益，外商實際上沒有得到的，這不僅削約了稅收優惠對外資的吸引力，而且損害了國家經濟權益，對跨國納稅人而言，流轉稅優惠更加實惠。因此，應擴大流轉稅優惠范圍，采取流轉稅和所得稅優惠相結合的形式，更好地實現稅收優惠應有的作用。

第四篇：財政學論文-中國稅收負擔研究

中國稅收負擔研究

------中國稅負重不重？

一、原理闡述：

稅負是指實際計繳的稅款占相對應的應稅銷售收入的比例。稅負可以單指增值稅稅負、所得稅稅負、營業稅稅負等。也可以把所有本上交的所有稅款加總計算一個總體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稅負總水平，通常以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的稅收總量占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收入（NI)的比例來表示。生產力發展水平、政府職能的范圍以及政府非稅收入規模等是決定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宏觀稅負問題始終是稅收政策的核心，宏觀稅負水平合理與否對于保證政府履行其職能所需的財力，發揮稅收的經濟杠桿作用有著重要意義。

稅負痛苦指數：即Tax Misery Index，也叫稅收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富人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稅收負擔效應是指國家課稅多少對經濟產生的不同反應及效果,它調節國家與納稅人的利益關系,主要通過稅收的職能來實現。

二、文獻綜述：

查閱網上的資料發現，對于稅收負擔，很多專家學者認為我國稅負并未如外界報道的那么高，不像福布斯的稅收痛苦指數榜中顯示的，中國的稅收痛苦指數排名第二。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認為，“這些年來我國一直處于全球稅負排名最高的前幾個國家之列。然而就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稅負不可能高到這種程度，顯然是被夸大了。從目前我國稅收收入負擔來看，我國的稅負并不是處于很高的水平。”

不過，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玉棟也強調，雖然“稅收痛苦指數”這一指標不盡準確，但是對我國當期的稅制改革還是存在一些 借鑒意義的。他認為：縱向地看，我們的宏觀稅負還是有些高，主要表現在我國主體稅種的最高邊際稅率相對較高，法定稅率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相應稅種的稅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英國是40%，日本是37%，美國是35%，俄羅斯則實行13%的比例稅率。而且除主體稅種以外，我國還有消費稅和其他地方稅等，使稅收負擔的名義水平較高。

楊濤分析，之所以現在公民感到稅收負擔重，是因為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之外，其它政府性稅收收入的影響，比如，土地出讓金、國有 企業的資本性收入等政府性稅收比重較高。同時，財政性支出在社會福利、轉化為居民服務的社會性保障設施增長還不夠，所以導致了對我國稅負水平的誤解。

肖捷：比較分析宏觀稅負水平，不能脫離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政府職能范圍，宏觀稅負水平沒有放之四海皆適用的統一標準；中國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處于快速上升階段，宏觀稅負水平隨著經濟發展相應提升；由財政預算安排增加對居民的各種補助性支出，同樣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是實現的途徑不同；宏觀稅負水平的上升應隨著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必須把握好節奏和

力度。而且，適度提高宏觀稅負水平要與深化稅制改革和規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結合起來，使整體稅負結構更加趨向合理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全面考量財政收入負擔水平的最重要指標，不是財政收入的絕對數，而是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宏觀稅負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它是衡量政府收入規模的重要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程度，直接關系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

三、中國稅收負擔現狀

（一）中國稅收負擔到底重不重？

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給的答案是“重”。

表格 12009年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排行榜

（二）國外的稅負情況：

著名咨詢公司益普索集團和巴黎工商會日前發布的歐洲企業稅負調查顯示，2009年在接受調查的歐盟10國中有55%的企業主認為國內稅務負擔非常高。荷蘭、波蘭和英國被認為稅負環境有利吸引外資，而法國、意大利與比利時被認為稅負壓力很大，對外資吸引力較小。

這份調查的對象是波蘭、荷蘭、英國、瑞典、匈牙利、西班牙、德國、比利時、意大利和法國在內的歐盟10國的1013名企業主，涵蓋工業企業（雇傭人員50人以上）、商貿、服務及運輸建設業企業（雇傭人員10人以上）。調查顯示多數企業高管認為本國稅負壓力不僅高而且是非常高，并且認為本國稅負壓力要比在歐洲其他國家感覺更重。

1表格1數據來自《福布斯》雜志

調查顯示，認為本國稅負環境有利吸引外資的企業主比例最高的是荷蘭，高達76%，接下來是波蘭67%、英國61%，排名末3位的則是比利時23%、意大利14%、法國13%。同時，企業主認為稅負水平與公共服務質量相符的比例，同樣是荷蘭拔得頭籌達84%，接下來是瑞典77%，法國61%，排名末3位的則是意大利30%、匈牙利26%、波蘭20%。歐盟10國2009年企業名義稅率最高的是法國達到33．3%，而德國最低，為15%。

（三）合理的稅負計算方法

如果這個榜單不正確，那我們應該拿什么指標來衡量中國的稅收負擔到底高不高呢？ 目前普遍被專家和學者接受的，是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預算收入外，還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讓收入）、社會保險基金繳費收入、納入財政專戶管理的預算外資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等。根據公開發布的統計數據計算，2009年，中國政府后四項收入分別為18,335.04億元、12,780億元、6,414.65億元、988.7億元（包括電信企業重組專項資本收益600億元），加上財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計約為107036.7億元，大口徑宏觀稅負不低于31.4%。

IMF出版的《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8）對2007年全部有數據的53個國家的宏觀稅負進行了計算。這53個國家宏觀稅負平均為39.9%，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5.3%，29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5%。按這一口徑計算，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4%、24.7%和25.4%，不僅遠低于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從可用財力上看，我國可用于統籌安排的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明顯偏低。在現行管理體制下，除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對社會保險基金實行專款專用外，我國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等也都具有特定用途，實行專款專用，只有公共財政收入可以統籌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2007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19.3%，2008年為19.5%，2009年為20.1%，明顯低于國外平均水平。

從人均指標上看，我國人均財政收入與國外相比差距更大。2009年我國人均公共財政收入5130元，按當年匯率折算僅為751美元，大大低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1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表格2數據來自國家稅務總局、《中國統計年鑒》（2011）

四、個人對中國稅負的建議

（一）、福布斯稅負指數的偏失

1、稅負痛苦指數沒有區別平均稅負與邊際稅負的差異。平均稅負反映的是每單位的稅基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邊際稅負是最后一單位稅基所承擔的稅收數量,是經濟學邊際分析在研究稅負問題上的應用。

2、不考慮稅基比重和稅制結構。《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沒有考慮稅基比重和稅制結構,將不同稅種的法定稅率作簡單加總,忽視了主體稅種比重差異和各稅在總體稅負形成中的分量。

3、入選稅種的標準不確定。稅種主要選擇了主體稅種,但稅種入選并無確切的標準。是按稅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還是其他什么沒有明確。

（二）正確認識宏觀稅負

我國宏觀稅負到底處于什么樣的水平?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分析、必須予以澄清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須選定衡量標準。衡量標準不一樣,勢必會導致結果大相徑庭。

比較分析宏觀稅負水平，不能脫離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政府職能范圍，宏觀稅負水平沒有放之四海皆適用的統一標準；中國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處于快速上升階段，宏觀稅負水平隨著經濟發展相應提升；由財政預算安排增加對居民的各種補助性支出，同樣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是實現的途徑不同；宏觀稅負水平的上升應隨著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必須把握好節奏和力度。而且，適度提高宏觀稅負水平要與深化稅制改革和規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結合起來，使整體稅負結構更加趨向合理。

宏觀稅負是廣受多項條件影響的矛盾體，需要辯證地認識和把握，不能簡單地評論稅負水平孰高孰低。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宏觀稅負不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間。如果政府收入不能滿足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所必需的支出，或者稅收收入增長無法保證公共財政政策的連續性，政府只能要么通過發債等方式籌措資金，要么削減預算開支。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宏觀稅負水平的上升應伴隨著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必須把握好節奏和力度。如果稅負水平上升過快、過高，不僅容易產生超額稅收負擔，挫傷納稅人的積極性，也會降低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給整個經濟運行帶來負面影響。而且，適度提高宏觀稅負水平要與深化稅制改革和規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結合起來。通過優化稅制安排，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合理增加高收入者的稅收貢獻，以此體現收入能力強的群體關心和幫助收入能力弱的群體。

（三）如何改善我國稅收負擔

針對近幾年政府非稅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較快的局面，要統籌考慮稅收負擔與非稅收入負擔的關系問題，通過實行費改稅等措施，進一步理順政府收入分配渠道，規范非稅收入秩序，在宏觀稅負水平隨著經濟發展穩步合理上升的同時，使整體稅負結構更加趨向合理。

因此，如何改善我國的稅收負擔，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

1、減少稅外收入負擔,從根本上杜絕亂收費

政府巨大的收費是抑制宏觀稅負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只有加強打擊亂收費的力度,避免重復收費,才能優化經濟環境,消除民眾的抵觸情緒,使征稅工作順利進行,從而降低廣義稅負水平,有得于緩解社會矛盾。可以擴大稅基增設新稅種，繼續保留部分收費，取消亂收費來改善稅收負擔。

2、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

進一步優化稅制結構,應該降低流轉稅也就是商品和勞務稅的比重，而增加直接稅也就是所得稅和財產稅收的比重，從而實現富人多納稅，窮人少納稅的稅收公平目標，不僅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也有利于擴大內需和消費，促進經濟增長轉向內生動力，實現經濟轉型。此外,還應強化增值稅改革,實現增值稅從生產型向消費型過渡。同時,改革個人所得稅,扭轉目前個人所得稅主要由工薪階層承擔的尷尬局面。

3、建立稅務司法保障系統，加強稅收征管,隨著我國稅收法制的不斷健全,隨著稅收工作經驗的不斷積累,我國稅收征管水平正在不斷提高,這有利于減少稅收征收過程中的損耗,保證稅收收入,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水平。稅款使用的透明度應該提高，給民眾以信心。

4、適當降低稅率

我國現行稅制中主體稅種的法定稅率偏高,已經超過拉弗曲線的警戒區,所以可以通過適當降低稅率,以增加政府稅收收入。同樣,降低稅率,一方面可以降低我國法定的宏觀稅負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實際宏觀稅負水平,使兩者的差距逐步縮小,并最終接近一致。此外,降低稅率,可以減少征稅阻力,提高稅收效率,從而增加稅收。

參考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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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召朋，“我國宏觀稅收負擔研究——基于國際比較的角度”《市場論壇》，2010年08期 潘石，王文匯，“稅收負擔效應分析”《稅務與經濟》，2010年05期 白曉榮，“試析中國的宏觀稅收負擔”《經濟論壇》，2009年19期

張屹，“我國宏觀稅收負擔現狀分析級合理化建議”《時代金融》，2008年02期

張昆，鄒曉宇，“衡量我國宏觀稅收負擔的新視野”《商業文化》（學術版），2008年07期王大樹，楊長涌，“關于中國稅收負擔的思考”《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2008年10期

第五篇：稅收論文

加強稅源精細化管理的幾點思考

稅收征管工作作為一項政策性、業務性很強的管理活動，要提高其質量和效率，必然要實行精細化管理。強化稅源管理是做好稅收工作的基礎，也是進一步深化征管改革，提高稅收征管質量的客觀需要。實現稅收管理的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對全市地稅系統全面完成各項工作任務和落實省局提出的“兩提兩抓”工作思路都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一、對當前我局稅收管理現狀的認識

2010-2011年是西安市地稅系統的“深化改革年”，征收管理是稅務工作的中心，為了加強征管，堵塞漏洞，減少和杜絕管理分局之間及管理人員之間推諉扯皮、淡化責任、疏于管理的問題，達到不斷完善征管體制、夯實管理基礎，實施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全面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的目標。市局2010年以強化為民收稅為中心思想，樹立稅收風險管理理念，深入推進依法治稅，大力組織稅費收入，全面深化地稅機構和稅收征管“兩項改革”，著力提升信息管稅、納稅服務、基層建設、隊伍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水平，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不斷更新管理理念，為提高征管質量和全面實施精細化管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經過近幾年的不懈努力，西安地稅征管質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綜觀全局，稅收管理現狀仍不容樂觀，具體表現為：一是個人所得稅、營業稅起征點和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等造成了較多的減稅因素，但挖潛補漏的勁頭不強、而稅收漏洞仍然存在，如：土地增值稅清算、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不到位的問題；個別出租房屋的行政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不申報或申報不實；商場出租房屋也普遍存在漏洞，商場在和商戶簽訂房屋租賃合同時，降低租金比例，提高物業管理費，以躲避房產稅的繳納，而管理員對這種情況也沒有完善的操作方法，安于現狀，不愿踫硬，造成征管漏洞。二是在稅源管理上以靜態管理方式為主，對稅源監控力度不夠。由于現階段專管員普遍管戶較多，對重點稅源的監控和分析只是停留在報表和數據上，深入企業去了解和掌握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帳務核算情況以及稅源變動情況不夠。如納稅申報環節只是就表審表，就票審票，不能自動收集納稅人的生產經營和稅源變動情況，對零申報、異常申報戶檢查管理不到位。三是在稅收管理上偏重以稅收計劃任務為中心的管理方式，為納稅人服務，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服務做的不深、不細。四是納稅服務的質量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個別專管員辦稅效率不高，稅收政策宣傳不到位，納稅人兩頭跑、多次跑的現象還沒有徹底解決；有的責任區責任人和企業溝通不夠，在稅收服務上還是被動式服務，主動性不強，稅收服務還比較粗糙。五是征管系統的應用權限設置過死，影響征管質量和工作效率。六是臨時性工作布置太多，不同程度影響基層工作的整體安排。在日常稅源管理工作中，上級布置的臨時性工作占了很大比重。臨時性工作太多，基層部門疲于應付上級布置的各項突發性工作，稅收管理員經常充當“救火隊員”的角色，配合做好各類企業的檢查、核查、統計、調研和管理工作，這種工作方式，成效雖然不大，但工作量卻很大。平時市局各科室要求報送的表格多，統計資料多，基層經常要應付科室部門要求報送的各種表格和統計資料，而這些資料上報完全可以通過成熟的征管軟件完成，而讓基層部門統計，大大降低了征管系統的應用效率，機關為基層服務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體現。

二、稅收精細化管理的內涵及原則

稅收精細化管理是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創新，是“以計算機管理為依托，以過程控制為手段，以全面提高征管質量和執法水平為目標，融崗責體系、操作規程、業務考核、責任追究為一體，實現管理、控制、預防三者有機結合”的管理體系。

實踐稅收精細化管理是一項創新工作。做好這項工作，應當遵循以下四項工作原則。

（一）依法行政原則。依法治稅是稅收工作的靈魂，稅收管理創新必須遵循依法治稅的原則。實踐稅收精細化管理，一方面應當在堅持依法治稅的前提下開展工作，體現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稅的要求，嚴格遵循現行各項稅收法律法規，尤其是現行的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和《行政許可法》等行政管理法規的規定。另一方面，稅收精細化管理本身也是為了進一步規范稅收執法，提高稅收執法水平，提高稅務部門依法行政的能力，不斷提高稅收執法質量和依法行政的管理效能，促進稅務部門依法治稅水平的提升，同時也規避了稅收管理員在執法過程中的風險。

（二）科學管理原則。推行稅收精細化管理不僅僅是對現有規章制度的補充修訂，應當體現科學管理的特征，要借鑒、吸收當代管理科學先進的管理理念、原理和方法，結合地稅工作實際進行創新，整合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稅收精細化管理應當體現工作流程精簡、業務標準精細、績效考核精確、管理體系精湛，實現稅收管理的科學化。

（三）注重實效原則。推行稅收精細化管理應當求真務實，立足于提高稅收管理的質量和效率的核心和精髓，解決傳統稅務管理方法的薄弱環節，要注重制定工作標準，實行過程控制，強化績效考核。通過制定和實施稅收精細化管理標準，不斷提高稅收管理質量和效率，減少征納雙方的辦稅成本。

（四）簡便易行原則。推行稅收精細化管理應當做到指標科學明晰、標準規范統一、操作簡便可行。同時，稅收精細化管理的實施應當以信息技術為支撐，以計算機自動考核為主，設置預警提示，實施全程控制。

三、稅收精細化管理的目標

精細化管理是以精細操作為特征的科學管理。精就是要精確，要精益求精；細就是要重視細節，特別是關鍵細節。實施精細化管理必須摒棄“粗放式”管理，實行標準化管理、程序化管理、數據化管理，進行動態管理、分類管理，全面透徹地掌握涉稅信息，實施細密有效的控制，實現深度管理。最終達到三個轉變：即一是從“稅收征收為中心”向“以全心全意為納稅人服務為中心”轉變。二是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稅收任務型管理”向“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法治稅的稅源管理”轉變。三是從“手工勞動為主的粗放型工作模式”向“依托信息化技術為支撐的集約化工作模式和提高干部素質”轉變。

四、實現稅收管理精細化應抓住的工作重點

稅收工作要實現精細化管理，必須著力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重點稅源管理，把握組織收入工作的主動權。牢牢把握轄區重點稅源狀況，進行綜合控管。結合經濟狀況、市場發展趨勢、政策變化等因素，按月對重點稅源分行業、分稅種進行收入預測，定期到重點稅源企業實地調查，不斷完善稅源管理措施，促進地方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二）進一步明確稅收管理員工作標準及相關職責。稅收管理員既要負責日常檢查、納稅服務等日常管理工作，也要負責核實稅務登記和納稅申報等信息，提高基礎數據的質量，更為重要的是，稅收管理員還要負責所管稅源戶的調查與了解，采集和獲取相關的涉稅信息（采集活信息），并將信息傳遞到下一環節。稅收管理員制度的實施可以充實和加強征管部門的力量，優化稅收管理業務流程。一方面通過對紙質資料與電子信息進行比對，以確認電子信息的準確可靠，夯實稅源監控管理的基礎。另一方面根據從不同渠道獲取的相關信息，開展納稅評估，針對評估結果，提出采取具體監控措施的建議，進而提高稅源監控水平。

（三）加強對稅收管理員的管理，建立健全稅收管理員制約機制。稅收管理員由管理分局或稅務所按管理要求按月提出下戶計劃，實行雙人下戶制度，并接受行政執法和行政監察的監督。

（四）稅源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稅源管理科學化、信息化依靠的是大量系統、準確、齊全的數據信息。信息可分為內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內部信息包括登記認定信息、納稅申報信息、稅款征收信息、企業財務信息等，外部信息包括企業的生產經營信息、財務核算信息、資金流轉信息等。當前我局結合征管系統的更新，按照統籌規劃、統一標準、突出重點、分步實施、整合資源、講究實效、加強管理、保證安全的原則加快信息化建設步伐。努力實現數據集中，大力整合信息資源，提高信息共享和運用水平。同時，還必須建立科學的信息化管理體系，逐步建立健全各項信息化管理制度。

（五）繼續抓好干部的學習，提高整體素質和管理水平。要求全局干部既要熟悉稅收征管系統，又要精通和熟練操作本職的業務。其次進一步規范和拓寬計算機使用質量和范圍，在使用征管信息系統的各類軟件時把好四關：把好數據的采集關，保證數據的完整；把好數據錄入關，保證數據的準確；把好數據審核關，保證數據真實；把好數據在新系統中的檢測關，保證數據一致性，可用性。通過加強稅收信息化建設，不斷提高稅收征管的效率。

五、對稅收精細化管理的幾點思考

（一）實踐稅收精細化管理，在稅收管理思路上實現新的轉變

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是深度管理，也是細節管理。科學化管理就是要從實際出發，探索和掌握征管規律，運用現代管理方法和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的實效性。精細化管理就是要按照精確、細致、深入的要求，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抓住稅收征管薄弱環節，不斷提高管理效能。

1、稅收管理思路要由粗放式向精細化轉變。要克服稅收預測準確率不高、稅收管理相對滯后等問題。

2、建立與落實國家稅收優惠政策相適應的稅收管理制度，為完善稅收執法提供制度保障。針對國家扶持經營規模小、營業額小的弱勢群體，實現共同富裕、建設和諧社會的精神，轉變管理思路，根據“抓大、控中、放小”的原則制定相關措施，明確管理側重點，提升稅收管理效率。

3、在制度建設方面，要有效地避免“效率陷阱”和“執行泥潭”。既要把握好細化的度，避免出現精細化導致效率降低的極端現象，又要充分考慮執行人的反應，注重制度的實際可操作性，精細并不等于抓住芝麻、漏掉西瓜，并且要嚴格落實國家稅收政策，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嚴防搞形式主義，切忌變通執行或死板教條、勞民傷財、不求實效的現象。

（二）加快信息化步伐，提高管理層次，實現監控管理的信息化

1、激活信息資源，夯實管理基礎。以業務重組為主線，實現優化整合，當前稅務機關應切實將以業務重組流程再造做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按照簡化辦稅程序、優化資源配置、下放審批權限、提高辦事效率的要求，進一步推進稅收業務整合再造，變以職能劃分的結構設置為以流程為導向的業務結構設置，窗口部門的業務職責要靈活，不必過于死板。

2、要依托科技手段，整合、優化監控管理工作流程和監控分析方法，逐步提升監控管理工作層次；建立社會化的稅源監控網絡，要主動爭取各級政府的支持，加強與財政、工商、銀行、技術監督等部門的溝通和聯系；推進信息化稅收服務，借助現代科技成果改進征管手段，將稅收服務通過網絡與信息技術進行集成，為納稅人提供優質、規范、透明的服務。

（三）健全崗責考評機制，促進評價考核精細化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以“管理責任區”為單位的工作業績綜合考評辦法，按照難易程度、責任大小進行量化，對管理人員的日常工作進行嚴格考核，考核重點不僅包括工作目標考核，同時包括服務質量考核。服務質量不僅包括根據崗責體系作為管理員日常工作應該做到的一些工作規程和質量目標，納稅人辦稅滿意度、稅收政策宣傳、咨詢和輔導程度等，還應包括管理責任區范圍內的納稅人違法違紀行為情況。對納稅人發生的違法違紀行為，如屬管理員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按照過錯責任追究制的規定進行責任追究，從而促進和提高管理員的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提高稅務機關的管理質量，達到日常監控和管理的目的。

（四）以稅源監控機制為基礎，促進管理方法精細化

通過戶籍管理實現對納稅人全方位靜態和動態的監控，并定期對轄區內的漏征漏管戶進行清理檢查。要采取適合于管理對象的管理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監控納稅人的生產經營、基礎稅源和納稅情況。對重點稅源企業強化對物流、資金的監控分析，綜合評價企業的生產經營能力；對中小企業建立稅負預警體系，對納稅人申報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進行綜合評定；對個體納稅戶，實行“三位一體、源泉監控”，即把個體稅收劃分為起征點以上、臨界線和起征點以下三個區位，區別不同特點實行不同的管理方法，從源頭上提高個體稅收的監控和管理水平。其二，加強日常檢查。制定《稅收日常檢查管理辦法》，充分運用日常檢查了解的情況，加強對納稅戶生產經營情況和納稅申報真實性的分析評估，發現問題及時提出處理意見，或及時提供咨詢服務。但日常檢查要有計劃、有記錄，并及時提出報告。要做好對各類信息的接收、錄入、儲存工作，并經常進行清理，實行動態管理。充分運用“一戶式”檔案信息，加強稅源分析和納稅評估，切實提高稅收征管水平。

(五)強化服務，誠信辦稅，實現稅收服務精細化

稅收管理員應加強和企業之間的聯系，為稅收服務精細化提供有利條件。一是要誠信辦稅，在為納稅人辦理各類涉稅事務時，政策明文規定的，要不折不扣執行，政策允許范圍內的事，抓緊時間及時辦理，做到納稅事項一次性告知，避免納稅人來回跑，在稅法允許的前提下，盡量滿足納稅人的實際需要。二是推行稅前告知，稅前及時將每時期的稅收政策及各種涉稅要求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告訴納稅人，不斷提高稅收執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在源頭上減少或避免納稅人由于對稅收政策及有關規定了解不及時或理解不透徹而引起的稅收違規違法行為。三是開展稅中輔導，合理安排時間，定期上門了解納稅人的涉稅狀況，掌握納稅人的納稅信息，適時地進行納稅輔導和財務輔導，指明其存在問題的原因和所違反稅收政策的具體問題，消除企業發展中的稅收隱患。四是稅后回訪，對納稅人的政策理解情況和稅收輔導情況定期回訪，對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當期稅收政策的納稅人重開“小灶”，對稅收輔導中出現的問題調帳不及時或者糾正不到位，要實行“二次提醒”，督促企業糾改到位。通過精細化服務建立一種責任區管理人員積極主動地為納稅人提供優質高效服務，納稅人更加自覺、主動、積極地誠信納稅的新型稅收征納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