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促銷宣傳單中看出城市垃圾箱的短缺

對商家們來說，“雙節”雙喜的假期是一個銷售良機，各種促銷手段讓人眼花繚亂，而其中最為“肆虐”的莫過于“發傳單”。大眾網記者調查發現，這些發出的傳單被人們隨意扔在地上，把大街弄得又臟又亂。

對商家們來說，“雙節”雙喜的假期是一個銷售良機，各種促銷手段讓人眼花繚亂，而其中最為“肆虐”的莫過于“發傳單”。大眾網記者調查發現，這些發出的傳單被人們隨意扔在地上，把大街弄得又臟又亂。

上午11時，記者在東方紅大街注意到，僅步行街南端就有3名正在發放宣傳單的工作人員，他們左手抱著厚厚一疊傳單，右手一張接著一張“塞”給路過群眾，多數人順手就會接住，也有少數人“避開”不要。

這些傳單的內容，無非是一些商家的宣傳廣告，類似“打折、甩貨、新品”等，多數人拿到傳單后瞄上幾眼，走不出幾步就隨手扔掉，甚至有人看都不看就丟到地上。

整條東方紅大街上有十幾個發傳單的人，人們隨意丟棄，導致地上鋪滿了傳單，有的沾上糖水、飲料等液體，粘在地上。傳單像是小學生玩的貼貼紙，粘在城市的“臉”上，讓城市成了花臉。

不過，發傳單的人并不在意這些，仍然無動于衷。“這是老板交代的任務，完不成肯定挨罵。”一名發傳單的工作人員說，“把大街弄臟了我們也沒辦法，只好辛苦環衛工人了。”有名女學生，走過半條街時手里已“攢”了十幾張傳單，覺得“礙手”的她四處尋找垃圾桶，卻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只好把傳單扔在路邊。

對此，一位市民建議說，商家宣傳歸宣傳，但像這種“給自己臉上貼了金，卻給城市臉上抹了黑”的行徑還是應該制止。同時，既然每逢節假日都會出現這種情況，何不專門設幾個“廣告垃圾箱”呢？

第二篇：從人口視角看城市公共資源的結構性短缺與供給側改革

從人口視角看城市公共資源的結構性短缺與供給側改革

摘要：人口作為體育等公共資源的使用者和消費者，是公共體育資源有效配置的主要基點。隨著我國人口的不斷發展變化，人口和公共體育資源配置之間的矛盾也逐漸顯現，當前廣場舞之爭現象便是這種矛盾的集中體現。研究認為，城市公共體育空間的不足只是廣場舞之爭的導火索，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才是這種矛盾產生的深層次根源，即人口規模增加導致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數量不足，人口結構變化引發公共體育資源供需結構的不匹配，人口分布變動造成公共體育資源供給的結構性短缺，是導致廣場舞引發矛盾沖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從供給側改革的思路盤活現有資源，對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給予協調性發展的提升策略。

關鍵詞：人口變動；城市公共資源；配置失衡；廣場舞之爭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3.012

人口的基礎數據是體育等公共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正因如此，公共體育資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脫離人口這一基點，掌握人口變動數據對于優化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至關重要。根據國家體育總局2013年針對20～69歲人群的體育健身活動和體質狀況調查，中國居民健身需求日益旺盛，體育人口數量日益增加，但是，現有的公共體育資源的供給（包含公共體育場館、廣場、公園、住宅小區空地等），卻難以滿足民眾的健身需求，由此產生了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數量與公共體育資源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并引發了諸如廣場舞之爭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鑒于此，本文以廣場舞之爭為例，對人口與城市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現象進行分析，并提出二者協調發展的對策，以期進一步改善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滿足居民正常合理的健身需求。

一、人口變動對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影響的理論分析

人口變動是一個復雜多維的過程，不但包括人口規模的變動，還包括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的變動。人口規模、結構、分布、遷移變動等均會對社會公共資源的配置產生重要的影響，[1]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口規模是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

按照公共經濟學原理，公共體育資源與交通道路等資源相同，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具有非排他性和資源的稀缺性特征，隨著消費者人數的增加也會產生“擁擠效應”。因此，人口規模越大，公共體育場地、設施的數量和規模要求越多，而且在體育場地、設施規模一定的情況下，人均公共體育資源的擁有量就相對越少，從而影響人們對體育資源的利用率和享受度。此外，人口規模還與支撐公共體育資源的經濟基礎直接相關，人口規模越大，用于建設公共體育資源的經費投入與支出也越大。因此，人口規模對公共體育資源總量、人均公共體育資源擁有量和享受度、公共體育資源的經費投入等產生了直接影響，從而成為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主要依據。

（二）人口構成多元化要求公共體育資源供給多樣化

人口構成的內容比較豐富，既涉及人口自然屬性構成，如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等，又包括人口社會屬性構成，如收入結構、受教育程度結構等。人口構成多元化要求公共體育資源供給多樣化，因為不同人口群體的體育參與意愿、體育參與時間以及體育服務的需求點等都有差異，例如，許多研究證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對公共體育資源需求有所不同，文化程度與體育健身需求成正相關。[2]這就要求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與人口的需求相匹配，充分考慮不同人口群體特征的體育參與需求，采取差異化、具有針對性的供給策略。

（三）人口分布對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據現代步行空間理論，空間可達性是公共服務設施利用的基本決定因素，[3]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必須要有適當的服務半徑，才能使居民方便享有公共服務。如果公共體育資源布點不均，人口分布與公共體育資源分布之間存在空間錯位，那么就會影響居民需求的可獲得性。例如，相關研究表明，可達性、可入性、適停性越高，居民參加體育活動的頻率越高，每次體育活動的持續時間越長。[4]因此，在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中，需遵循空間區位理論，以一定空間尺度的人口分布情況作為單位，從而使居民方便、公平享有公共體育資源，最大限度增加社會福利。

二、城市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的實證分析――廣場舞之爭現象的人口學解讀

如前所述，公共體育資源最終的服務對象是“人”。因此，人口的規模、結構、分布等因素就成為合理配置公共體育資源的主要依據。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人口狀況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人口城鎮化規模不斷增加，人口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空間結構不斷重構。與人口的快速轉變相比，城市公共體育資源的回應速度則顯得相對滯后，人口和公共體育資源之間的矛盾也逐漸顯現。當前，廣場舞之爭現象就是這一矛盾的典型示例。因為從人口學視角看，廣場舞之爭現象實際上反映了人口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體現了城市公共空間治理不能有效應對人口因素的變動。由此，本文以廣場舞之爭現象為例，對廣場舞之爭背后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現象進行人口學解讀，具體如下：

（一）人口規模增加導致公共體育資源供給的數量不足

眾所周知，廣場舞之爭的焦點在于廣場舞“噪音擾民”和“爭搶場地”，[5]在這背后，則是反映了人口快速城鎮化所帶來的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數量的不足。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3年末我國城鎮人口數量達到7.31億人，相比2003年，城鎮人口數量增加了2.07億人，鄉村人口數量減少了1.39億人，人口城鎮化率增長了13.2%。從城鎮的體育場地面積看，2013年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顯示，全國體育場地中，分布在城鎮的體育場地96.27萬個，場地面積13.37億平方米。以2013年末城鎮人口73 111萬人計算，全國城鎮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13.17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1.83平方米，相比2003年，二者增幅均在40%以上。雖然公共體育資源增長的絕對速度快于人口增長的速度，但這僅是全國平均水平，在不同的地區，由于人口基數、人口增速等都不一樣，使得人口規模對公共體育資源的擠壓程度也不一樣。例如，在上海（據上海市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雖然2003～2013年間上海體育場地面積有了42%的增長，但是常住人口的增長率也達到了44%，使得人均擁有的體育場地面積不增反降（由1.75平方米降至1.72平方米）。再以武漢為例，武漢三鎮的人均健身場地面積僅為1.29平方米，也大大低于全國1.8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6]也就是說，在北京、上海、武漢、溫州等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其就業收入、教育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涌入，人口增速加快，使得人口規模更為龐大，從而加劇了對城市公共體育活動空間的擠壓。因此，在這些人口眾多的大中城市，城市公共體育資源和活動空間更為緊張，“武漢廣場舞被潑糞”等廣場舞新聞事件也是發生最多的地方。而反觀寶雞、張掖等人口較少的西部城市，雖然也有廣場舞，但公共體育空間相對充裕，廣場舞擾民現象的發生也就更少。[7]

不僅如此，當前體育公共資源存在按“戶籍人口規模”為口徑進行配置的傾向，并未嚴格按照常住人口規模進行規劃，也進一步加劇了公共體育資源數量的供給不足。例如，以上海為例，按照2013年末上海市戶籍人口（1 432.34萬人）為口徑來分析，上海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26.88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90平方米。然而，若以常住人口（2 415.15萬人）為口徑來分析，則上海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僅有15.94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為1.72平方米，比戶籍人口的口徑分別少了10.94個、1.18平方米，減幅將近70%。這說明，雖然上海市公共體育場地數量和面積等不斷增加，但是，在以“戶籍人口規模”為口徑配置的路徑依賴下，公共體育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卻大幅下降，城市缺少足夠的體育場地為廣場舞等健身活動服務，也就容易引起搶奪公共空間資源的現象與糾紛。

（二）人口結構變化引發公共體育資源供需的結構不匹配

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遷移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城市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是城鎮老年人口數量大量增加。“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城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為0.78億，2000年為0.44億，十年間增長了0.34億人口。另據學者預測，到2025年，城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1億人，并會超過農村老年人口數量，從而將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8]二是城鎮女性人口的數量和比重大幅增加。“六普”數據顯示，我國鄉村女性人口的比重從1990年的74.1%下降到2010年的49.7%。與之相對應，2010年，我國城鎮女性人口的比重為50.3%，在歷史上首次超過了鄉村女性人口的比重。

因此，我國城市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城市中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比重在不斷增加，而這也是廣場舞興起的一個重要的人口學原因。因為廣場舞的參與者主要由中老年、女性人口群體構成，俗稱“大媽”。首先，對于中老年人口而言，隨著年齡的增長，常常會受到高血壓、腦中風等各種老年疾病的威脅，一旦疾病來臨，則不僅給自己帶來了病痛的煩擾，同時也給家庭造成很大的經濟和生活照料負擔，因此，兩方面因素的疊加使中老年群體意識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從而在體育參與意愿、體育參與頻率等方面也表現得更為主動和積極。全國群眾體育現狀調查數據（1996年、2000年、2007年）及相關研究表明，60～69歲年齡段人口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者比例最高。[9]其次，對于女性人口而言，由于我國女性退休時間比較早，50～55歲就退休了，而平均預期壽命能達到77歲，因此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空閑時間，并很快轉換成體育休閑空間。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情感交流的需求更為突出，因此，更加需要通過這種集體活動的形式來獲得快樂感、歸屬感等情感滿足。

可見，中老年女性人口群體是廣場舞等城市公共體育活動的最大需求人群。而按照供需結構匹配的原理，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應根據人口結構的變化，考慮和協調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等人口群體的需求類型和數量。比如，未來我們都會變老，一些社區老齡化程度會比較高，同時女性老年人比較多，那么，有助于情感交流的養老設施就會要求多一點，這不僅包括室內的文化體育活動中心，還包括室外的健身場地設施建設等，從而滿足中老年人疏通筋骨、強身健體，以及社會參與、愉悅身心的養老需求。然而，當前我國體育等公共資源的投放、公共空間的配置標準等主要根據以年輕人的特點或經濟收益為主要考慮因素來加以確立，比如，一般的體育場館都是為中青年服務的，和老年人跳舞的關系不大，而一般的廣場和城市空地則主要用于房地產開發商的商業利益、商業設施的需要，也未充分考慮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因此，這種忽視人口結構變化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便難以滿足龐大的中老年群體對體育健身的正常需求，無奈之下她們在小區等公共場所跳舞，擾亂了居民的休息權和安居權，從而引起廣場舞者與居民之間的矛盾與糾紛。

（三）人口分布變動造成公共體育資源供給的結構性短缺

廣場舞之爭的例子也是人口分布與公共體育資源分布空間錯位的直觀體現。也就是說，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忽視了人口的空間分布差異，使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可達性下降，成為誘發廣場舞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廣場舞案例來看，“大媽們”選擇小區、公園、廣場甚至是馬路等各種公共區域和體育場地跳舞，主要是因為“大媽們”活動半徑有限，這些地方離家近、可達性、可及性好，而公共體育場館一般分布在學校、機關或者企事業單位中，不僅遠離人口居住區，同時也由于場館開放率低、收費不合理等原因，具有“單位化”性質，使得“大媽們”往往望而卻步。因此，這實際上反映了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與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公共體育場館遠離人口集聚區，由此形成公共體育資源的結構性短缺，即社區公共體育資源供給不足與單位公共體育場館利用不足同時并存。

以上海為例，“六普”數據顯示，上海常住人口的空間分布呈現由中心城區向郊區轉移的趨勢，2000～2010年間，中心城區（原黃浦區、原盧灣區、原靜安區、長寧區和虹口區）常住人口減少14.08%，近郊區、遠郊區常住人口增幅較大，分別達到69.91%、67.65%。然而，城市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卻未跟上人口空間再分布的步伐，甚至與人口分布呈相反趨勢。據相關研究資料，上海市公共體育的空間結構總體上呈現出“核心―邊緣”的特征，即城市核心區體育空間供給密度高、規模大，而外圍邊緣地帶的體育場地則極為匱乏。[10]可見，上海市中心城區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好于郊區，與人口分布存在空間錯位，居住地與體育場地距離在500米以上，影響了“500m健身圈”目標的完成。

三、結論與建議――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協調性發展

以往文獻普遍從公共空間角度對廣場舞擾民現象進行研究，認為廣場舞困境的本質是城市體育休閑公共空間的缺失，凸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公共空間管理乏力的現狀。[11-14]然而，城市公共體育空間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這就要考慮人口因素的影響。由此，本文從人口學的視角出發，通過對廣場舞之爭背后的人口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現象進行解讀，認為公共體育空間不足只是廣場舞之爭的導火索，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失衡才是這種矛盾產生的深層次根源，即人口規模增加導致公共體育資源的供給不足，人口結構變化以及人口的空間移動則進一步加劇了公共體育資源的供需矛盾。

（一）按照區域人口的變動趨勢，合理配置公共資源

廣場舞之爭的本質并不是城市社區公共體育空間不足，而是城市社區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沒有充分應對人口的變動，包括數量、結構和分布等變動。廣場舞之爭所衍生的問題，只是人口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失衡的一個縮影。面對這一失衡現象，相關部門就應當按照區域的人口狀況及變動趨勢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使人口變動與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協調發展。

第一，構建以人口變動為導向的公共體育資源配置機制。人口變動有其自身的規律，首先，人口變動具有連貫性，今天的人口狀況是由過去的人口變動決定的，同時也是未來人口變動的基礎，其次，人口變動具有關聯性，人口在數量、規模等方面的變化會引發人口結構等方面的變化。因此，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應以人口變動規律為導向，采取“全面掌握、瞻前顧后”的變動機制，[15]即建立人口數據平臺，全面掌握和整合公安部、體育局等各個部門的人口信息，既要考慮當前人口總量、結構和分布等的影響，也要著眼長遠，預測未來人口發展的趨勢，從而調整各區域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構建以常住人口為基數的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模式。長期以來，受戶籍制度阻隔和財政分權機制等的影響，各個省、市、區縣等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體育資源僅考慮了本區的戶籍人口規模，而很少考慮實際居住人口，特別是將外來人口排斥在外。然而，與教育、低保等公共資源具有一定的分割性與封閉性不同，公共體育設施的受益范圍更加具有公共性與開放性特征，原則上可供任何居住人口使用，但如果按戶籍人口作為基數配置公共體育資源，便難以滿足常住人口的體育參與需求。因此，政府須根據屬地化管理、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以常住人口為基數，增加公共體育資源的供給數量，從而減少人口規模增加與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數量不足之間的矛盾。

第三，按人口結構差異提供針對性的公共資源配置，同時向廣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傾斜。公共體育資源的配置不僅要以人口總量作為依據，同時還應根據社區內群體構成及其需求的不同，構建多元化、多層次、差異化的公共體育資源服務模式，滿足不同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等居民對公共體育資源的消費需要。特別是對于老齡人口、學齡人口等體育參與需求較大的特定群體，需要制定專門的特殊群體健身計劃，加強社區體育場地、體育組織等建設，確保公共體育資源配置向廣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傾斜。

第四，優化公共體育資源的空間布局，盤活現有資源。當前，城市在公共空間建設和治理過程中，已經開始關注公共體育資源空間布局與市民的體育文化需求的匹配，但總體而言，其更加追求公共空間總量以及人均公共空間的平衡，沒有考慮具體的人口分布狀況，導致體育資源空間布局與市民需求的不相適應問題。例如，許多城市寧愿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大型體育場地與場館建設、大型群眾體育活動組織上，卻不愿花資金建設更加貼近人口集聚區的社區公共體育空間。

（二）從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出發，盤活現有資源

作為城市管理者，在“十三五”期間，需要從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出發，盤活現有資源，提高現有資源的供給質量，使公共體育資源空間設計更加適應市民需求。

一是要改變公共體育資源投向大型體育場地（館）、大型群眾體育活動的政績化、功利化的模式，加大社區公共空間建設投入，以“最佳服務半徑”為原則，在資金和規劃上優先保證提供“群眾身邊的體育場所”，使得市民能夠方便、就近參與體育健身。

二是協調好體育場、體育館、文化館、活動中心、學校操場等城市現有公共體育資源，強化公共體育場館的公益屬性、社會屬性。

三是探尋將學校或單位體育資源調動起來的合理路徑。例如，上海目前有市民卡，市民可以使用這張卡在每天及周末規定的時間里進入社區里的中小學進行各種形式的鍛煉。但是，學校體育場館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由于面臨場地保養費、場地維護費、衛生清潔費、水費、電費、安保費、管理人員工資等，學校難以承擔；另外，體育場館值班制度、現場管理制度、出入制度、活動記錄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缺位，也使學校面臨更大安全壓力。經費和安全等問題給學校帶來較大壓力，使得市民卡的這項功能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因此，對有條件開放的學校體育場地，還需要提供安全、資金、人員方面的保障，解決好學校體育場地（館）不想開、不敢開的后顧之憂，從而真正將市民身邊的體育資源調動起來。

四是積極營造更多的體育休閑方式，統籌兼顧好市民休息、鍛煉等諸多方面的關系，倡導市民以散步、納涼、“樂跑”等相對安靜的戶外體育鍛煉方式為主。與此同時，也可以借鑒“新加坡鄰里中心”的模式，為社區居民的休閑、體育鍛煉提供戶內的公共活動空間，以緩解戶外人口與公共空間的矛盾。

說明：本文系湖南師范大學青年基金項目“以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更高質量的城鎮化研究”（14XQN07）、博士啟動項目“以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人口城鎮化質量提升的路徑研究”（2014BQ05）、公共管理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基金項目（2014GGY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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