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7新形勢下國有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

國企領導干部腐敗的新特點及對策初探

近年來，國有企業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國有企業以懲防體系建設為主線，深入推進黨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不斷完善體制機制，深化內部改革，加強過程監督，規范權力運行，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反腐敗斗爭的不斷深入，國有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新的特點，國有企業的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研究這些新情況、新特點，剖析其原因，探討遏制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對策，對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進一步加強企業黨風廉政建設，促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

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腐敗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在不同的領域、行業有著不同的特點。從近期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看，近幾年國有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有以下幾個新特點：

（一）犯罪成員呈現高端化趨勢，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所謂高端化，是指高管（CEO）。從近年懲處的腐敗案件看，有的是國有超大型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有的是全國被賦予“免檢產品”榮譽稱號的超大型企業的創始人，有的獲得過全國勞模、五一勞動獎章，是改革開放開拓者和功臣。而且無論是貪污、受賄，還是索要回扣，金額都非常巨大且有節節攀升之勢。建國初期，劉青山、張子善揮霍2億元（舊幣，約合現幣2萬元）就是新中國第一大案了。改革開放之初，檢察機關對貪污受賄立案標準是三千元，后來一再加碼，而今，貪污 1

受賄數百萬、上千萬也并不再驚人。首都機場原董事長李培英貪污資金8250萬元人民幣。無獨有偶，中石化原總經理陳同海涉案的巨額受賄金額高達1.95億，最大的一筆單筆受賄額即達1.6億元。

（二）“窩案”量大突出。輕騎集團腐敗窩案、云銅集團腐敗窩案、古井集團腐敗窩案……紹興、重慶、福建等省市都連續爆發“地產窩案”，折射出了當前國有企業腐敗案子發展的一個新動向——違紀違法呈現群體性、團伙性，給企業發展造成了嚴重危機。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呈現一案多人、群體違紀違法的特征，團伙性案件明顯增多，往往查處一案帶出一片。

“窩案”的情況各不相同。有的是橫向型的（塊塊的）；有的是縱向型的（條條的）；有的是縱向兼橫向型的（條條和塊塊互相交叉）；有的是同類產品的行業群體型的（如往蛋白粉或飼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就成了奶粉行業的潛規則）；有的是官商勾結型的（有的商人竟和政府有關管理部門人員事先勾結在競標中抬高工程預算價格，預留行賄資金）；有的是在公安司法界尋求代理人的；也有的是家族式的（夫婦、子女、女婿、司機以及遠房親戚、朋友、關系戶）。如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中，縱向的方面來說，涉及國家質檢總局、國家工商總局、農業部、衛生部、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有關部司長、副司長等多人，橫向的方面來說，涉及到石家莊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人，至于本單位就更不用說了，有包括5名廳局級干部在內的44名干部。

（三）國企高管人員腐敗隱蔽性強。主要特征就是打法紀“擦邊球”，采取隱蔽、間接的手段，為自己、配偶、子女、親友謀利，如以搞同業經營、投資入股關聯企業、“相互幫忙”等方式獲取不當利益，企圖逃避法紀的制裁。因為他們直接控制資源，可以提前布臵很多防范措施，反監控執法能力很強。他們的資產有的在國內，有的在國外，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海外做手腳，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二、原因剖析

（一）思想防線的崩潰是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的主觀原因。思想是行為的先導。英國評論家斯麥爾芬有句名言：“構成罪惡根源的東西并非金錢，而是對金錢的追求。”任何違紀違法行為首先是有其動機，然后才有違紀違法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市場經濟大潮的不斷沖擊，一部分企業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出現了混亂。主要原因是：少數企業領導人員放松個人世界觀改造、放松道德修養，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反腐倡廉的教育還不夠深入扎實，一些企業領導人員對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視程度還不夠，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還有差距。

（二）監督不到位是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問題難以遏制的客觀原因。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逐漸建立和反腐敗斗爭的逐步深入，企業形成了一套相對比較健全的監督約束機制。但是，應該清醒地看到對權力的監督制約還遠遠沒有到位。監督不到位是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問題難以遏制的客觀原因。目前國企高管對國有資產往往具有相當的支配權，而且往往集企業的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于一身，這就使監督制約容易出現缺位或流于形式的現象，導致出現腐敗機會。

（三）高度集權是國企發生腐敗案件的原因之一。從被查處的國企高管落馬案例中可以看出，“一把手”專斷這種“集權管理”在一些國有企業管理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首先，治理結構中無縱向授權，事實上很多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國企負責人事實上均只是對上級政府主管部門負責。其次，雖然形式上，國企一般也設臵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營者、監事會，并界定了各自的權利，但在執行層面上往往是四權合一。在實際運行中，在國有企業里，行政權力和黨權是一體的，很多國企的董事長兼任黨委書記，董事會、監事會都歸他領導，這就決定了腐敗是必然的。

（四）職務消費制度缺陷成企業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問題發生的溫床。盡管一些企業在領導人員職務消費方面，對通信費、交通費、業務招待費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目前國有企業設計薪酬體系時，職務消費往往不列入其中，這一塊收入彈性比較大、標準不細致、缺少透明度。在涉及領導人員履行職務時相關開支與消費的管理上，許多企業仍然沿襲過去的老辦法，吃的是“大鍋飯”，用多少報多少，缺乏必要的制度約束。有的企業對領導人員履行職務時，哪些可以開支，哪些不能開支，沒有明確的界定；有的是開支標準不確定，完全靠領導人員個人掌握，隨意性大；有的企業對領導人員職務消費的范圍、標準等，沒有經過職工代表大會審議，而是少數人說了算；有的]沒有明確具體部門來規范、管理、操作和監督，從而導致領導干部職務消費行為的失控。職務消費的漏洞，也容易導致一些經營管理人員從中漁利。

三、對策思考

（一）加強“軟力量”。“軟力量”就是企業廉政文化建設。廉政文化是要形成企業上下共識的制度、安排、習慣。企業經過廉政文化的教育后，經過實踐不斷培養，能夠形成腐敗就是恥辱的文化氛圍。一旦這種文化建設起來，就不是一天兩天一個人能改變的。文化建設是個長效建設，這個建設的關鍵是要經過文化宣傳、教育、制度安排，形成一種文化，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局面。

（二）繼續推進“一把手”體制改革。筆者認為，國資委李榮融主任把央企“一把手”腐敗，歸因于“一把手”體制，指出，很多企業還是“一把手”體制，這是發生腐敗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很有見地的。國企改革要深入到政治體制改革領域，才能保障國企高管人員不腐敗。現在一些企業老總之所以腐敗，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上級委派。他們自認為上級給了尚方寶劍，就可以“代天巡狩”，為所欲為。

實踐證明，只要嚴格按照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進行規范運作，企業發生腐敗的機率就會降至最低，這是被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管理實踐所證明了的、比較科學的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因此要用法律規范董事長和黨委書記的權力以及董事會的權力。如果用票決制選出董事長,高管就不敢腐敗，因為員工會虎視眈眈地盯著他。要嚴格規范，保障票決制，防止獨斷專行。

（三）進一步完善監管機制。國企雖有監督機制，對領導人員包括下屬企業負責人的監督還不到位，有效監督的制度、方法、措施和途徑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監督的靈敏性、有效性還有待提高。比如紀委書記是國企黨組成員，接受國企黨委書記的領導，與董事長同樣拿企業的工資，成為企業的一員，決定了這種監督是同體監督，所以，國企內部的紀檢監察工作面臨著監督體制不順、監督手段軟弱等問題。因此，要改變這種局面，黨和董事長必須要分離。黨委書記由另一個人來做，給董事長多大權力，就應該給黨委書記多大權力，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同級、有效監督。

（四）進一步規范職務消費行為。規范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職務消費，一是對企業領導人員履行職務時相關的消費與開支項目的范圍、標準、程序等，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規定，并嚴格監督執行。目前條件下，應對國企領導人員在通信費用、交通工具費用、差旅費用、有關接待應酬費用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職務消費的標準，應由企業依據有關政策規定，根據企業的業務需要和效益狀況，結合自身實際來確定。職務消費的內容、標準、對象確定后，必須提交職代會或董事會、股東大會討論通過，才能付諸實施。二是要明確職務消費模式。以前那種企業領導人員花多少報多少的“據實報銷型”模式存在較多的漏洞。根據目前形勢，建議采取總量包干型模式。所謂總量包干型模式，是指對確定的消費項目，根據歷年來的開支水平狀況，測算出年平均

消費或開支總量，據此包干給領導人員掌握，實行“總量包干、超支不補、余額下轉”的辦法。三是為了防止總量包干后，領導人員超標準、超范圍以及將應由領導人員職務消費范圍內的開支，轉移到下屬單位開支等違規問題的發生，領導人員消費的憑據要留存并交財務部門核銷，定期接受財務、審計部門的審核和監督。

總之，搞好國有企業的反腐倡廉建設，必須堅持在國有資產監管和企業改革發展大局中整體推進反腐倡廉建設，堅持把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同強化權力制約結合起來，把加強企業管理同健全反腐倡廉機制結合起來，把提高企業科學發展能力同增強懲治和預防腐敗能力結合起來，真正做到不想腐敗、不能腐敗、不敢腐敗。

第二篇：當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原因及預防對策

領導的腐敗犯罪是領導者利用權力進行違法活動而構成的犯罪。領導的腐敗犯罪是政治腐敗的主要組成部分。領導的腐敗犯罪是社會諸多腐敗現象中，破壞性最大、負面影響最廣、人民群眾最氣憤的行為。一請就到，一喝就高，一捧就傲，一求就敲，一給就撈，一脫就要，一累就叫，一批就跳，一查就倒！這些都是民間歸納的特征。

一、當前領導干

部腐敗問題的表現及特點

當前反腐敗面臨的情況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利益格局和人們道德觀念出現了多樣化，資產階級國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政治觀念對我們的沖擊，誘發導致腐敗的因素增多，腐敗現象的表現形式也較過去大不相同了。高級領導干部嚴重違紀違法問題時有發生。近幾年查處的涉及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的案件中，包括省長、部長，省級黨委的組織部長、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甚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如原湖北省省長張國光、原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等。

1、涉案金額巨大。一些領導干部涉案數額之巨、犯罪危害之大、情節之嚴重，令人觸目驚心。如成克杰涉案金額4000多萬元，余振東涉案金額20億元，湛江走私案涉案總金額為114億元，廈門走私案涉案總金額超過800億元，陳良宇案涉案金額37億元。

2、涉案人數眾多。違紀違法案件的集團性、關聯性、群體性日趨突出。腐敗分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廣泛的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特征。往往查出一個帶出一幫，抓住一個牽出一伙，案件牽涉面廣，串案窩案較多。同時，領導干部與配偶、子女等特定關系人共同作案所占比重較大，家族共同犯罪特征明顯。如鄭筱萸案就涉及國家藥監局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藥監局原藥品注冊司司長曹文莊等200多名干部，其妻兒也涉案落馬。

3、涉案領域廣泛。從近年查處的案件看，涉案領域從金融、行政執法、司法領域向一般領域蔓延，從掌握錢、財、物等關鍵崗位向一般崗位滲透，從領導干部向一般干部延伸，過去被視為清水衙門的教育、醫療、統計等部門也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從涉案干部級別看，從鄉科級、縣處級、省部級一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各個層級都有。從涉案干部崗位看，人大、政協、黨委、政府各個部門都有。從涉案人員身份看，法官、檢察官、紀委書記等執紀執法部門的官員也頻頻出現腐敗問題，影響很壞。其中，黨政領導干部腐敗問題突出。沈陽市慕綏新、馬向東等違紀違法案件的23名主要領導干部中，有17人是黨政領導干部，占涉案人員的74％。

4、案件性質惡劣。一是資本積累型腐敗特征顯露。腐敗分子從對生活資料的占有發展到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從享樂型的財富積累發展到資本的積累，從經濟腐敗向政治腐敗和司法腐敗發展，危害甚大。二是案件性質惡劣。一些黨員干部喪失黨性原則，拉幫結派，循私枉法，膽大妄為。有的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有的甚至雇兇殺人，直接淪為罪犯。三是權錢交易嚴重。近些年來，幾乎每個被查處的高官背后，都有大款和商人的影子，都有權錢交易的勾當。四是生活作風腐化墮落。一些貪官往往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于一身，惡劣行徑令人發指。

5、作案手段隱蔽。有的利用法律法規和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健全不完善之處鉆空子，借機獲取好處；有的利用法律政策的便利，直接制定合乎自己需要的規章制度，為自己的腐敗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有的在干部提拔或工程招投標等方面，表面上嚴格按照程序進行，合理合法，看不出任何破綻，實際上卻暗箱操作，行權錢交易之實。還有的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有的訂立攻守同盟，有的在作案之前就想好了應對之策，反調查能力極強，給后來的查處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6、外向型腐敗問題嚴重。有的利用資本跨地域、跨行業、跨國境流動的機會，與地區外、行業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結，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國際間法律的差異，將在國內的非法所得轉移到境外；有的與境外不法商人合作，在境外進行交易，贓款贓物滯存境外；有的實行有計劃的撤退，以“合理”名目將妻子兒女弄到境外，將巨額不法資產轉移出境，一有風吹草動，貪官自己便迅即抽身外逃，溜之大吉。據有關部門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0多億元在逃。

以上說的是腐敗現象的特征，腐敗分子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認為腐敗分子有以下四大特點：

1、心黑。大凡貪污分子，必然是心黑心狠，也就是說良心大大的壞了的，一有機會就會抓住有利時機，千方百計往腰包里裝，而且欲豁難平，多多益善，毫不心慈手軟。如“重慶第一貪”的晏大彬從底擔任巫山縣交通局局長到底，在巫山長江大橋及該縣各公路建設項目中層層撈錢，多達63次，共接受賄賂2226萬元。被稱為“中國第一貪紀委書記”的湖南郴州市原紀委書記曾錦春涉案金額為6800萬元；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受賄則高達1億多元人民幣。

2、膽大。膽大，并不一定都是壞事，搞工作、創業都要有一定的魄力，要有開拓精神，前怕龍后怕虎不行，就是說膽大要用在正確的地方。但是貪污分子卻把膽大用在邪惡路上，為了滿足個人私欲，他們什么都敢干，什么買官賣官，索賄受賄，生活

糜爛，包養情婦，挪用公款豪賭………..都不在他們話下。中央一再三令五申，不管你官有多大，職位高低，絕不讓一個腐敗分子逍遙法外，中央決心不可謂不大，事實上多年來已查處不少貪官，小至村官，大至省部級，甚至人大副委員長，哪一級的都有，坐牢的殺頭的，已不在少數，中央警示，前車之鑒不可謂不多，但是他們卻當成耳邊風，仍舊我行我素，照貪不誤。，可見其膽大包天，達到瘋狂的程度。

3、臉厚。貪污分子一般都掌握一定的實權，能量很大，辦起壞事來，危害性也很大，在沒被揭發以前，往往以正人君子表現出來的，外表看起來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好壞難辨，人們也不能隨便懷疑的，因而有一定的欺騙性。貪官貪污所得，都是人民的血汗錢，人們對貪官是深惡痛絕的，難免會背地里搗脊梁，甚至罵的狗血淋頭，由于地位不同，他們可能聽不到，就是聽到了，也可能裝著沒聽到，把它當成耳邊風，不會在乎的，他們的臉是特別厚的，罵歸罵，罵又能值幾多錢，你再罵，還是把錢罵不回去。你就是罵他的祖宗三代，八輩老祖宗，他也不在乎。只有撈到錢才是硬道理。

4、手長。貪官們心里明白，要想發財，必需把手伸得長長的，要買官就舍得投資，投資就是為了賺大錢，有幾個順口溜：“不撈白不撈”“不送不動，送少無用”，“理想是遠的，政治是空的，只有權力是硬的，撈取利益是實的”。因此伸手撈權，不擇手段，搞表面工程，虛報政績，添加水分，……等等。他們對老百姓和下級，作威作福，官架十足，儼然是人民的老爺，然而對上級卻是另一個面孔，極盡阿諛奉承，拍馬溜須之能事，他們不是真正的尊重、愛護領導，把手伸得長長的，討好領導，以求得高升，才是真正的目的。“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目的就是撈取更大的權力，可以搞權錢交易，以發大財。

二、當前領導干部腐敗問題形成的原因

總的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國際國內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一是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我們仍將長期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仍將長期面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嚴峻斗爭。受其影響，一些黨員干部在政治上產生迷茫，理想信念發生動搖，有的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二是我國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我國已進入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關鍵時期。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和公共資源分配不公，造成一些黨員干部心理失衡，引發了大量不規范的甚至是腐敗的行為；同時社會價值觀念日趨多樣，為腐敗的發生提供了豐厚的土壤。三是我們黨面臨著長期執政的嚴峻考驗。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黨的執政環境和執政地位、黨員干部的地位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黨正面臨著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長期執政的考驗。

2、反腐敗體制機制不夠完善。一是對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不夠。有的地方和部門的黨組織治黨不嚴甚至軟弱渙散，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和紀律建設受到削弱；一些基層黨組織工作薄弱，黨員教育管理的內容和方式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和黨員思想變化的實際，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有的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干部對反腐敗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工作力度不夠，反腐敗任務沒有真正落實。二是制度建設存在不足。一些領域腐敗現象頻發多發，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管理體制不健全不完善有關。據統計，1996年以來，全國有13個省交通廳（局）的28名廳局級干部因經濟問題被查處，有的甚至前“腐”后繼，連續幾任廳長出問題，就跟投融資體制、招投標制度、行政審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和制度執行不力有關。三是監督機制不暢。監督的缺失和不到位，使得一些人有恃無恐。有的賣官鬻爵、收受賄賂長達數年，卻長期未能發現。特別是領導干部權力過大，存在上級監督不到，下級監督不了，同級監督不好，群眾無法監督的現狀。四是懲處不力。有些腐敗問題得不到有效懲治，使腐敗分子逍遙法外，造成一些人的僥幸心理。

3、領導干部自身的原因和問題。一是理想信念動搖。一些干部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受社會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的影響，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經受不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熱衷于吃喝玩樂，流連于燈紅酒綠，沉湎于聲色犬馬，最終跌入腐敗的深淵。二是傳統貪瀆文化的影響。我國封建社會時間長，傳統行政文化中諸如官本位、人身依附、賄賂風行等積習源遠流長，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等觀念深入人心，其價值追求和判斷標準對人們的影響根深蒂固，為一些人的貪污腐化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心理依據。三是西方個人主義思潮影響。近年來，西方追求個性解放、張揚個人利益的文化理念滲入我國，與我國傳統小農經濟的褊狹自私意識相混合，變異出現代版的極端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一些領導干部宗旨意識淡薄，為一己私利不惜放棄、破壞乃至侵害他人、集體和國家利益，走上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腐敗歧途。

三、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犯罪的對策

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犯罪，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發展變化離不開內因和外因，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條件，內因決定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只有從領導干部腐敗犯罪產生的內因和外因找準切入點和突破口，多管齊下，標本兼治，徹底鏟除領導干部腐敗犯罪滋生蔓延的一切主客觀條件，使其主觀上不想腐敗，不敢腐敗，客觀上不能腐敗，不讓腐敗，才能有效地控制和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犯罪。

（一）內因預防，強化素質教育，從思想上筑牢拒腐防變的根基

1、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防治腐敗，教育是基礎。古人云：“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因此要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愛國主義、共產主義和黨風廉政教育，并對其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監督，使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牢記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勤政廉政，務實清廉，無私奉獻，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自覺抵制各種腐敗思想和文化的侵蝕，消除導致領導干部腐敗犯罪(來源：公務員在線 http://www.tmdps.cn）的內因，永做人民的公仆。

2、加強法制教育。深入普及有關職務犯罪的法律知識，增強領導干部的法律意識，使之自覺遵守各種法律規范，運用法律來約束自已的行為，維護法律尊嚴，切實做到學法、知法、護法、守法，防止領導干部思想上的蛻變，構筑一道法律“高壓線”。

3、認真開展民主生活會。民主生活會是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加強班子內部監督，特別是對領導干部進行監督的重要形式。領導干部要深刻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時要積極爭取班子成員對自已的批評意見，鼓勵班子成員有話講到當面，有問題擺上桌面，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每個班子成員都要按照上級關于開好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的要求，把幫助領導干部和其它班子成員改正缺點，作為自已的政治責任，運用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武器，通過開展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分清是非，統一思想，修正錯誤，最終達到增進團結，促進工作，共同提高的目的。

4、開展警示教育。通過典型案例以案說法、讓犯罪分子現身說法以及建立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切實做到警鐘長鳴，促使領導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勵，過好權力關、金錢關、人情關、美色關，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筑牢心理防線。

（二）外因預防，多策并舉，全面鏟除領導干部腐敗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

1、進行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實現權力集中與分解的合理平衡，形成良性權力運行機制

領導干部腐敗犯罪無一不是公共權力的異化，可以說，無權力，則無腐敗犯罪；無權力的異化和濫用，則無腐敗犯罪。因此，針對那些容易產生腐敗、導致職務犯罪的環節，加快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防止權力的異化和濫用，是遏制和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犯罪的重要舉措。加強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重要內容和目的之一就是對權力的合理配置，并保證其依法有效地運作，核心是解決好權力集中和權力分解之間的關系，最佳的最有效地控制和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犯罪。那么，如何合理地配置權力、解決權力集中與權力分解之間的矛盾呢？當然，權力過分集中，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監督，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權力的腐敗，產生職務犯罪。然而，權力分解必然會減少職務犯罪嗎？在權力分解的情況下，無疑會增加領導干部腐敗犯罪實施的難度，提高承擔制裁后果的風險，從而減少其犯罪所得，由此阻遏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動機的產生，或者動搖、打消犯罪分子實施職務犯罪的念頭，遏制、防范職務犯罪的實施。但是由于領導干部腐敗犯罪是涉及公共權力的犯罪，涉及廉政勤政優政，因此，其危害后果并不能簡單地用數量來衡量，有時還必須考慮犯罪分子犯罪所涉及的職權的性質、職位，實現權力集中與分解的合理平衡，將腐敗犯罪的發生率和危害結果控制在人們可以容忍的限度內，將工作效率保持在人們期望的可以接受的水平上。這樣建立起來的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才能對權力運行全過程進行有效制約和監督，真正做到權力運行到哪里，監督就延伸到哪里。

2、建立和完善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犯罪的制度體系

（1）建立健全科學的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機制。要以建立健全科學的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和管理機制為重點，遵循公開、民主、競爭、公正原則，認真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進一步深化領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制定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監督制度和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避免人事管理中的跑官、要官、買官。同時，要完善干部考察、評價制度，推進干部能上能下。此外，要增加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透明度，落實黨員和群眾對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

（2）建立健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和集體研究決定制度。任何單位或部門的重大事項都要向上一級組織和領導及時報告，自覺接受上級組織和領導的監督檢查。在班子內部，重大事項堅持集體討論決定，是減少和防止領導干部一個人說了算的重要途徑。凡是重大決策、干部任免、重要建設項目安排等必須經過班子成員集體討論決定，不搞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確保決策的規范化、科學化。

（3）建立健全公開透明制度。對領導干部的監督，最為有效的方式就是讓其行為特別是權力運作的過程、結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公開，避免暗箱操作，接受人民群眾監督。要大力推行政務公開、事務公開、財務公開，除不宜公開需要保密的決策外，凡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以及領導者個人廉潔自律的有關情況，都要公開，增加透明度，減少隨意性，把權力運作過程呈現于人民群眾面前，消除權力暗箱操作產生領導干部腐敗的條件。

（4）堅持和完善“三關審計”制度和述職述廉制度。“三關審計”制度即對領導干部實行任前審計、任中審計、離任審計。任前審計，把好用人關，嚴格干部推薦考察任用責任追究制，做到誰推薦誰負責，誰考察誰負責，誰決策誰負責，把那些政治業務素質高、清正廉潔、忠于職守的人選拔出來擔任領導干部，將有劣跡和不良行為的人堅決排斥在外，嚴防“任人唯親”，近親繁殖。任中審計，把好用權關，防止領導干部權力的濫用和異化，確保權力的健康運行。離任審計，把好退崗關，既要防止領導干部借離任之際大肆撈錢財，非法轉移贓款贓物，又要防止領導干部挪用公款跑官買官，要確保審計結果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及有效應用，堅決避免經濟上有問題的干部異地做官，甚至升官。同時要進一步堅持和完善述職述廉制度，領導干部每年要定期報告本人及領導班子廉潔從政情況，自覺接受人大評議和監督。

（5）規范領導干部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這一制度已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是抑制腐敗的基本方法而普遍采用。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這種制度，但在具體執行中，對申報主體缺乏有效的監督，存在隨意申報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使財產申報成為走過場，流于形式。收入和財產申報制度的核心是使領導干部在任職期間的財產公開化，接受公眾監督。如果領導干部在任職期間財產明顯增加與其正常的收入不相稱，那就要向公眾說明這些財產的來源，否則就要受追究。這樣既可對領導干部的腐敗起到早期的警報作用，又可為檢察機關依法查辦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提供必要的法律手段。

（6）建立健全巡視制度和誡勉談話制度。一些領導同志在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干部考核和選拔問題上，往往只重視下級領導干部的意見，不注意聽取副職和群眾的意見。這種狀況不僅容易造成領導干部高傲自大，獨斷專行，而且往往導致在一個單位或部門內群眾唯領導干部意見是從。故設立專門的巡視機構，建立健全巡視制度和誡勉談話制度，加快實現這兩種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經常化，把下級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干部、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廉政勤政等情況作為重要內容進行監督檢查，彌補同級紀委監督不力的問題。同時通過明查暗訪，廣泛聽取班子其他成員和群眾的意見，針對在廉政勤政方面出現的苗頭性問題，該提醒的提醒，該批評的批評，起到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作用，對領導干部進行切實有效的監督。

（7）建立完善調整不勝任現職領導干部制度和引咎辭職制度。對領導水平和素質能力不能勝任現職的領導干部，經有關部門考核認定，進行降職使用；對基本素質好、有潛力、擔任現職經驗不足、履行職責難度較大的領導干部進行崗位培訓；對政治素質差、作風不好、群眾威信低、民意測評不稱職票超過三分之一的領導干部，免去領導職務；領導干部在任職期間，由于未嚴格履行領導職責，導致本地區、本單位發生嚴重性事件，造成重大損失和惡劣影響的，尚不構成犯罪的，應引咎辭職；已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3、完善制約領導干部腐敗犯罪的監督體系

(1)權力機關的監督。我國的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它不僅代表人民群眾制定憲法和各種法律、法規，而且負責監督其他國家機關的活動，有權任免政府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最高領導人，這本身也是一種有力的監督措施。由于有了權力機關這一最強有力的監督，領導干部利用自己的職權進行職務犯罪就要受到抑制。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權力機關的監督作用目前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所以一個最重要任務，就是要使權力機關的監督作用充分得以發揮，并顯示這種監督作用在對領導干部利用職權進行各種職務犯罪的抑制和預防威力。

(2)專門監督機構的監督。專門監督機構的監督在我國監督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監督手段和監督技術是專業化的。我國的專門監督機構有兩個：監察部門和審計部門。其中紀檢監察部門是專門負責對黨政機關及國家工作人員腐敗犯罪行為進行調查處理；審計部門主要是對國有企事業單位干部職務犯罪進行調查處理。目前我國的專門監督機構的監督作用同樣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主要表現為這些監督機構的權力在行政權力的結構中比較弱，不僅很難制約上級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發生的職務犯罪，而且由于“關系網”的干擾，也很難對同級和下級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實行徹底有效的監督。所以，要想充分發揮我國專門監督機構的監督作用，有效制止領導干部腐敗犯罪的發生，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要逐步加強專門監督機構的權力，提高其地位，從體制上保證其具有獨立行使監察和審計的權力，不受任何機關和個人的干擾。

(3)檢察監督。治標和治本，是反腐敗斗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兩個方面。治標，嚴懲各種腐敗行為，把腐敗分子的猖獗活動抑制下去，才能為反腐敗治本創造前提條件。對于日益呈現嚴重趨勢的領導干部腐敗犯罪，檢察機關必須堅持以嚴厲打擊和懲處為前提和支點，繼續加大打擊和懲治力度，對所有領導干部違法違紀案件，尤其是重大案件要一查到底，敢于碰硬；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對瞞案不報、壓案不查、干擾辦案的，堅決按有關規定追究責任。通過查辦領導干部腐敗犯罪案件，發現領導干部在職務活動中有違法行為又構不成犯罪的，可行使彈劾權，向有關部門提請對其罷免或懲戒。對于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樣一方面可以對罪犯進行有效地懲罰，剝奪其生命或限制人身自由，使其喪失繼續犯罪的條件；另一方面對絕大多數的罪犯要進行教育、挽救和改造，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同時，通過打擊犯罪還可以起到打一儆百，教育一般公民遵紀守法的作用，以取得較好的社會效果。

(4)社會監督。社會監督即人民群眾的監督，指廣大人民群眾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的一種監督。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因此人民享有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進行充分監督的權力。他們可以對領導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自己的影響為他們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進行檢舉和揭露，從而使領導干部在實施職務犯罪行為時有所畏懼，甚至直接受到人民群眾的阻止。所以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監督對于預防領導干部腐敗犯罪非常重要。為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應進一步完善舉報制度，切實保障舉報人不受打擊報復，建立允許并鼓勵廣大人民參與行政決策的機制等，對領導干部腐敗犯罪進行檢舉揭發，為實施社會監督創造良好的條件。

(5)新聞輿論監督。新聞監督是預防某些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利用職權進行各種職務犯罪的手段之一。新聞部門可以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輿論工具，把領導干部利用職權實施的犯罪向社會曝光，使那些企圖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或者進行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領導干部有所戒備，不敢肆無忌憚地實施職務犯罪。否則，他們將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直至名聲掃地。

當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原因及預防對策

第三篇：新形勢下違紀違法案件的新情況新特點及防范對策

新形勢下違紀違法案件的新情況新特點及防范對策

[ 2010-7-15 ]

一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部署，實施了堅強有力的領導，經過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斷深入，取得了新進展新成效，特別是在嚴肅黨紀政紀、治理商業賄賂、深挖腐敗分子、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方面取得了較好效果。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任務仍然艱巨，一些黨員干部作風不正問題依然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繼續呈多發態勢，極少數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影響惡劣，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這對紀檢監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黨員干部、尤其是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情況、趨勢、特點及其成因，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防范于未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近幾年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新情況及新特點

近年來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和紀檢監督力度的加強，被查處的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呈增多趨勢。以我區為例，2005年至2008年，被查處的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

（一）是經濟類案件，共32宗54人，分別占案件總量和總人數的16％和18%。

（二）是涉土類案件，共62宗110人，分別占案件總量和總人數的31％和37%。

（三）是違反計劃生育政策類案件，共25宗26人，占案件總人數的12.6%和9％。

（四）是瀆職失職類案件，共22宗45人，分別占案件總量和總人數的11％和15%。

從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分析，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發案率高

一些村干部利用職務之便濫用職權，有的在土地轉讓、處理糾紛和審批宅基地等工作中索拿卡要，有的在計劃生育工作或者殯葬改革中違反有關政策，撈取好處，有的以各種名義揮霍浪費集體資金，侵占集體財產，滿足私欲。從2005年以來查處的159名違紀違法人員中，涉及村（居）黨員干部就有84人，占涉案總人數的52.8％。如原銅盂鎮銅缽盂書記郭××在任職期間違反會計法規有關規定，以慰問為名，揮霍浪費集體資金102500元，嚴重侵害了集體利益；又如原貴嶼鎮南安居委主任楊××在任職期間，違反土地管理法規共放地面積多達170多畝，本人在購買樓地時又少繳地皮款42000元，且接受包工頭楊某好處費共11000元等違紀行為，兩人均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二）經濟方面違紀違法的人數多，違紀金額較大

在159名違紀違法的村級黨員干部中，因經濟方面違紀違法的有79人，接近一半。而在經濟方面的違紀違法行為中，又以貪污、挪用、受禮、侵占集體資金人數居多，共有34人，占經濟方面違紀違法人數的43%。其次為違反財經紀律行為，共有29人，占經濟方面違紀違法人數的37%。在查處的經濟案件中，違紀違法總金額1萬元以上的案件有36人，10萬元以上的案件有9人。如原棉北街道辦事處計生辦主任張××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采取侵吞

手段，貪污辦事處下撥給各居委的計生專干經費共16多萬元，作為其家庭日常支出，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又如和平鎮勞動保障所所長蔡某等4人在任職期間將上級回撥的辦證費以及向企業違規收費共11多萬元沒有進帳作收入，私自分發給全所人員，蔡某等4人分別受到嚴重警告以及留黨察看等處分。

（三）共同違紀人數多，涉及范圍廣

近幾年來，潮陽區不斷加大責任追究力度，嚴查瀆職、失職案件，共有26名黨員干部因瀆職、失職受到責任追究，占案件總量的16.3%。隨著形勢的發展，黨員干部違紀違法的手段復雜多樣，隱蔽性、反調查性都有了增強，但有一個共同特征，即一案多人共同違紀。在159名違紀違法的黨員干部中，屬共同違紀違法的人數達67人，占42%。如在2005年12月交通局棉城運輸管理所副所長林某帶領該所人員在城區道路上雙向攔住來往車輛，向車主征收摩托車養路費和年票通行費，涉及人數4人，如西臚鎮波美社區違法建設2座水閘該鎮因解決措施不力，致使后來發生嚴重的群眾事件,該鎮原書記、鎮長、分管副鎮長、水利所負責人等4人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以及行政記大過等處分。在農村基層，由于村級黨員干部工作、生活經常在一起，彼此的情況都比較了解，單獨實施違紀違法行為很難隱瞞，被舉報查處的風險較大，因此，一些村干部就形成利益共同體，“好處大家有份”，“誰也不會說出去”，致使違紀違法行為逐漸由“單干型”向“互助組型”轉化。如谷饒鎮官田村黨支部書記張××、村委主任賴××及片干部謝××、賴××、邱××5人違反《土地管理法》私自規劃、亂放土地，以及將違規收取提成上繳給村的治安管理費作為獎金發給村干部，邱某等5人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和警告的處分。

（四）違反土地管理、計生政策的案件占相當比例

可以這么說，在農村基層，干部違紀違法的問題主要還是土地問題，2005年以來，我區共查處違反土地管理案件14宗20人。如谷饒鎮東明村黨支部書記翁某和居委主任翁某在任職期間，違反《土地管理法》有關規定，擅自規劃發放土地面積給村民建設，分別受到留黨察看以及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另外，黨員干部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現象在我區個別地方和單位時有發生，如區自來水公司城東供水所所長陳某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育二胎，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在所有違紀黨員干部中，有22人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受到處理的22名干部中，農村基層就有13人，占59％。

從以上的情況和特點看，近幾年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有以下的趨勢：

一是一些農村干部法紀觀念淡薄，違法違紀現象時有發生。在農村基層，一些村干部濫用職權，在土地轉讓、處理糾紛、審批宅基地和計劃生育指標等工作中索拿卡要，撈取好處；有的在換屆選舉中，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弄虛作假，采取不正當的手段競爭甚至賄選；有的村干部參與賭博、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如棉北街道棉田社區原支部書記莊××利用擔任職務之便，擅自使用居委集體資金并借給他人8萬多元，且至今未歸還，該社區原黨支部書記陳××在任職期間挪用公款10萬多元，以及擅自規劃發放非農建設用地面積13多畝，收取地皮款28萬多元，兩人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

二是農村“第一把手”違紀人數越來越多。在84名違紀違法的村居黨員干部中，原擔任黨支部書記的21人，占25%；村主任的9人，黨支部副書記的8人，財會人員的8人。從數字上

可以看出，擔任黨支部書記的所占比例特別高。從目前我區村級組織的現狀看，村黨支部書記是村里的“第一把手”。由于監督不到位，致使一些黨支部書記膽大妄為，公然違犯黨紀國法，在政治上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在經濟上嚴重侵犯了集體利益，在組織上造成了嚴重的干群對立，往往引起干群矛盾激化，群眾頻頻集訪。如貴嶼鎮南安村群眾多次集體上訪反映該村支部書記楊昭隆有嚴重違紀行為，經調查楊在任職期間違反《國土法》有關規定，擅自規劃用地面積60多畝，收取地皮款722萬元，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判處有期徒刑1年并罰金8000元；2005年以來，立案查處的農村“第一把手”中共有15人受到開除黨籍以及嚴重警告等不同處分。

三是從違紀人員所處的地域上看，經濟發達地區違紀人數多，違紀金額大。村級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有著明顯的區域性，違紀違法人數與各地的經濟富裕程度成正比，三年內查處的村級黨員干部中，全區5個經濟相對發達的鎮（街道），違紀違法的村級黨員干部共45人，占了全區13個鎮（街道）84人的近一半。經濟富裕地區村級黨員干部除違紀違法人數多外，違紀違法金額較大，往往是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與經濟相對欠發達鎮區違紀違法金額幾百元到幾千元相比，數額之差非常大。

四是違紀違法案件有較明顯的時代特征。前幾年鄉村集體企業比較發達時，村級黨員干部違紀違法行為大多表現為“吃企業”，或侵占企業財物，或用企業利潤亂發獎金、補貼，或用企業資金購買通訊、交通工具，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近幾年農村基層案件大多數是在征用土地過程和審批宅基地等工作中出現違法違紀行為。

二、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從近幾年來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進行分析，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原因：

一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扭曲，黨紀國法觀念淡薄。村級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的發生，大都是他們沒有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受到官本位等封建殘余思想影響。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隨著市場經濟的沖擊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一些黨員干部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不嚴格要求自己，經不住物質享受的誘惑，私欲膨脹以至鋌而走險，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最終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二是自身素質較低，心態嚴重失衡。黨員干部發生違紀違法問題，還因為他們思想政治覺悟不高，組織紀律性不強，文化素質較低。？名違紀違法村級黨員干部中，初中以下文化的占？%。他們在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形勢下，抗不住誘惑，耐不住寂寞。一些村級黨員干部上任伊始，曾經帶領群眾艱苦創業，取得過輝煌，但自覺“功成名就”后，心態嚴重失衡，甚至要求回報和補償，講排場，比闊氣，大肆貪污受賄，從而走上了違紀違法的道路。

三是思想教育跟不上，拒腐防線松懈。黨員干部除了為集體工作外，還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往往對學習沒時間、沒精力、沒興趣。有的基層組織忽視了對村級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地強調發展經濟，對思想政治工作重視不夠，從而造成一些村級黨員干部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權力觀扭曲，走上了違紀違法的歧途。

四是作風不民主，村務公開流于形式。從查處的情況看，部分村居干部對村務公開消極應付，有的村居公開內容不規范，公開的數據不是真實數據，設帳中帳，內外有別。有的公開重點不突出，避重就輕，涉及本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以及財務收支、土地的規劃與發放等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不公開，公開的只是一些芝麻大的事，以此應付檢查，胡弄蒙騙群眾；有的村居干部隨意性強，想怎么公開就怎么公開，公開的內容不經監督小組審核，監督小組形同虛設。有的借口工作忙，事務多，將公開的內容拖到事中、事后公開，使群眾無從監督。有的根本不公開，即使有設公開欄，也只是貼宣傳資料、辦事程序、辦事須知、制度規定等。

五是監督管理乏力，監督制度形同虛設。“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的發生，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機制來規范他們的行為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從當前監督管理的現狀看，我們雖建立了黨內監督、人大監督、輿論監督、社會監督等多層面監督體系，但實際上對權力者實施監督的效果還不夠明顯，尤其是對農村第一把手的監督還有待進一步加大，少數基層對村級黨員干部存在的問題，基層黨委平時也有所察覺，但考慮到“村干部后繼乏人”、“平時工作有成績、有力度”等因素，不及時查處，期待自身修正，名為保護干部，實際是對下級失于管理。一些農村黨支部黨的生活不健全，不能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黨內監督無力；一些村財務管理混亂，村務公開和財務監督形同虛設，等等。這些漏洞給違紀違法者提供了條件，使一些人心存僥幸，膽敢以身試法。由于各項監督工作未能真正到位，所以導致有些人違紀違法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三、防范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發生的對策

預防和解決少數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必須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著力構建懲防體系基本框架，從嚴治黨，標本兼治。黨員干部特別是基層黨員干部，是發展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根本利益的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事實證明，干部素質高、班子強的地方，民心則順，發展則快。干部違紀違法嚴重的地方，情況則相反。因此，切實加強對黨員干部的黨性教育、隊伍建設，使之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刻不容緩。我們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嚴把用人關。要堅持德才兼備的標準，創新用人機制，讓那些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方針路線、廉潔奉公、公道正派、群眾擁護、有文化、有本領、誠心誠意為群眾辦事的人進領導班子，當干部。堅決不配不廉、不公、保守、平庸、內耗、惹事的班子和干部。尤其是要選配好村黨支部書記，還要注重培養村級后備干部。過去，我們常常有這方面的困惑，有的村書記犯了錯誤，如撤換后一時找不到能勝任這一工作的人，不撤換又缺乏執紀的嚴肅性，肘制了黨委和紀檢部門對案件的處理。另外還要適當擴大選舉干部過程中實行民主的范圍，提高群眾的公認程度。加大宣傳力度，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破除宗族觀念，通過選舉真正把那些有能力、有水平、素質高的黨員選進班子。注意聽取黨員群眾對領導干部的意見，對群眾不滿意的，要及時調整，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堅決處理，決不能避重就輕，包庇袒護。鎮（街道）黨委、政府要建立激勵機制，開“前門”堵“后門”，對村干部的工作成績要給予獎勵，關心他們的生活，解決他們的困難，其工資待遇要相對穩定、制度化，并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工作實績掛鉤，穩定、適度地提高，這樣既可以使村干部安心工作，留住人才。

二是抓好教育關。對新任干部，要認真組織培訓，端正他們的任職思想，增強他們的廉潔意識和服務觀念。注重思想政治和法制教育，警鐘經常敲，招呼提前打，有針對性地解決一些干部自身存在的信念滑坡、為政不廉、作風不實、群眾觀念淡薄等問題，使他們增強在是非面前的辨別能力、誘惑面前的自制能力、警示面前的悔過能力，幫助他們牢記“兩個務必”，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遵紀守法、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對干部中顯現的違紀違法苗頭，要及時進行戒勉談話，防止錯誤行為的發生。當前，要結合學習《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和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有計劃地組織對黨員干部進行輪訓，使他們增強法制觀念和紀律觀念，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怎樣管理別人，怎樣約束自己，真正做到為民、務實、清廉。

三是筑牢監督關。著重圍繞“人、財、物”和“責、權、利”，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建立健全與本地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預防、懲處兩手抓，克服將查辦案件與經濟建設對立的模糊認識，對違紀違法行為的堅決查處，既可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對其他黨員干部也是一個很好的警示教育。特別是在農村黨支部內部，要堅持民主集中制，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重大事項集體研究決定，杜絕暗箱操作。擴大群眾監督，充分發揮黨員代表、村民代表和群眾理財小組的作用，切實搞好以農村財務公開為主的村務公開，以公開促公正，以公正促公信。農村各項公益工程建設要用好資金，公開招標，擴大透明度。繼續完善以村賬鎮管為主的農村財務管理制度，加大對村級財務的審計力度，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根據有關法規和政策，建立和完善農村各項規章制度，使農村各項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第四篇：淺談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查處對策

淺談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

查處對策

淺談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查處對策2007-12-15 23:12:01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淺談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查處對策淺談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查處對策(2)黨的十六大對紀檢監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分析近幾年的辦案實踐，結合實際，筆者認為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作案主體多元化。一些違法違紀案件由單體向群體發展，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且呈現出多發性、交叉性、團伙性和關聯性等特點。從實施形式上看，“集體腐敗”雖然是以“集體”名義進行，甚至打著為集體謀利

益，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旗號，但目的卻是為了損公肥私。違紀人員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邊緣找空子鉆；有的身居要害部門，在體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著合法的外衣，打“擦邊球”。如查處某單位預算外收入作為福利發給全體干部案和學校班子集體以發電話費的名義得回扣案就說明了此問題。

二是違法違紀行為侵犯的客體趨向財產化。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有所為，有所不為”、“國（國有資本）退民（民間資本）進”等戰略指導思想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將面臨著改制。改制過程中，許多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管理層，受利益的驅使，將國有企業視作“唐僧肉”，將改制當成“最后的晚餐”，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一些不法民間資本持有者，為能低價收購國有資本，也千方百計地與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勾結，實現自有資本的低成本擴充。隨著國有企業改制進程的

推進，侵吞國有資產類案件將大幅度上升，成為主要案發區域。據查資料，2005年上半年，某縣查處的各類違法違紀案件中，侵犯國有資產類案件占30。

三是違法違紀案件的高發領域向多部門滲透。黨政機關招待費、小車費、領導干部外出學習考察費，開支總額較大，開支較亂。主要表現：賒賬、挪用現象嚴重，在餐館、酒家的招待費仍有百萬元未予結付并列記當年會計支出；舉債消費突出，由于費用開支大，入不敷出，為維持正常運轉，常常是借錢過日，拆東墻補西壁；有些單位發生的送禮、釣魚、洗頭按摩開支及該由個人負擔的費用都開作虛假的招待費、燃料維修費發票報銷。這些開支，成了一些黨政機關財務支付的“黑洞”和滋生不正之風的溫床。一年下來，一個縣吃掉上千萬，小車跑掉幾百萬，考察學習幾十萬，導致了地方建設性資金投入不足，影響經濟的發展。

四是法人的違法違紀案件的發案

率仍呈上升趨勢。近年，反映村級組織法人違法亂紀的信件增多。如去年檢舉控告信件71件，其中反映村級組織的就有21件，占。村級組織違法違紀案件主要表現：公款大吃大喝、搭車收費、財務暗箱操作、作風家長化等。

在辦案過程中，紀檢監察部門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案件線索難尋。由于違法違紀的行為越來越隱蔽，通過常規的審計、檢查很難查出線索；作為舉報主體的群眾，也因違法違紀行為的秘密化，難識“廬山真面目”，而無法舉報；許多的違法違紀行為涉外性增強，外商常年在外，在他們給予黨員領導干部賄賂后，除非被賄賂者未能按其意愿行事，一般是不會向紀檢監察機關舉報。

2、調查取證艱難。隨著涉外違法違紀行為越來越多，即使發現了被調查人有違法違紀行為，因大量的證據在“境外”，人難找，即便調查人員費盡周折，找到有關當事人，對方不愿配合，辦案人員往往無功而返。《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提供證據的義務。有關組織和個人必須如實提供證據，不得拒絕和阻撓”。《行政監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然而，取證難歷來是困擾執法執紀機關辦案的難題。

3、紀檢監察對象的身份確定會變得復雜。如非黨員的村委會主任，如果在管理社會事務、從事公務中違法違紀，還可以以監察對象的身份予以處分，否則不屬于紀檢監察對象，在處理上形成“真空”，而現有的黨紀政紀條規中對此類問題尚無專門的規定。

4、查處手段和業務知識不足。隨著入世后新類型的違法違紀行為的不斷發生，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辦案人員將面臨著查辦方式和手段的考驗。違法違紀人員的高智能化要求我們必須重視外圍調查、證據的取得。然而在大部分地

區，基層辦案人員只能采取一張紙、一支筆的辦案方式，辦案的設備陳舊，手段單一。電子監督、網絡跟蹤等先進的辦案手段受種種條件的限制而無法采用。辦案人員的知識面窄，業務能力不全面，使我們的辦案人員在辦理普通的違法違紀案件時，得心應手，一旦遇到偷稅騙稅、走私等涉外的新類型案件時，不借助專業部門的力量就寸步難行；查閱傳統的會計賬本時，目標明確，很快找準切入點，而面對著電腦，查看電子單證時就無從下手。至于對國際貿易方面的協定、慣例則掌握得更少，將會影響案件查辦的效率。

查辦案件應從以下幾個重點領域入手：

一是經濟管理部門及其負責人。經濟管理部門違法違紀案件呈高發態勢，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且呈現出多發性、交叉性、團伙性和關聯性等特點，因此要把經濟管理部門及

淺談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查處對

策

第五篇：淺談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及查處對策

黨的十六大對紀檢監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分析近幾年的辦案實踐，結合實際，筆者認為當前違紀違法案件的新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作案主體多元化。一些違法違紀案件由單體向群體發展，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且呈現出多發性、交叉性、團伙性和關聯性等特點。從實施形式上看，“集體腐敗”雖然是以“集體”名義進

行，甚至打著為集體謀利益，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旗號，但目的卻是為了損公肥私。違紀人員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邊緣找空子鉆；有的身居要害部門，在體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著合法的外衣，打“擦邊球”。如查處某單位預算外收入作為福利發給全體干部案和學校班子集體以發電話費的名義得回扣案就說明了此問題。

二是違法違紀行為侵犯的客體趨向財產化。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有所為，有所不為”、“國（國有資本）退民（民間資本）進”等戰略指導思想的指引下，大批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將面臨著改制。改制過程中，許多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管理層，受利益的驅使，將國有企業視作“唐僧肉”，將改制當成“最后的晚餐”，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一些不法民間資本持有者，為能低價收購國有資本，也千方百計地與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勾結，實現自有資本的低成本擴充。隨著國有企業改制進程的推進，侵吞國有資產類案件將大幅度上升，成為主要案發區域。據查資料，2005年上半年，某縣查處的各類違法違紀案件中，侵犯國有資產類案件占30。三是違法違紀案件的高發領域向多部門滲透。黨政機關招待費、小車費、領導干部外出學習考察費，開支總額較大，開支較亂。主要表現：賒賬、挪用現象嚴重，在餐館、酒家的招待費仍有百萬元未予結付并列記當年會計支出；舉債消費突出，由于費用開支大，入不敷出，為維持正常運轉，常常是借錢過日，拆東墻補西壁；有些單位發生的送禮、釣魚、洗頭按摩開支及該由個人負擔的費用都開作虛假的招待費、燃料維修費發票報銷。這些開支，成了一些黨政機關財務支付的“黑洞”和滋生不正之風的溫床。一年下來，一個縣吃掉上千萬，小車跑掉幾百萬，考察學習幾十萬，導致了地方建設性資金投入不足，影響經濟的發展。

四是法人的違法違紀案件的發案率仍呈上升趨勢。近年，反映村級組織法人違法亂紀的信件增多。如去年檢舉控告信件71件，其中反映村級組織的就有21件，占29.57。村級組織違法違紀案件主要表現：公款大吃大喝、搭車收費、財務暗箱操作、作風家長化等。

在辦案過程中，紀檢監察部門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案件線索難尋。由于違法違紀的行為越來越隱蔽，通過常規的審計、檢查很難查出線索；作為舉報主體的群眾，也因違法違紀行為的秘密化，難識“廬山真面目”，而無法舉報；許多的違法違紀行為涉外性增強，外商常年在外，在他們給予黨員領導干部賄賂后，除非被賄賂者未能按其意愿行事，一般是不會向紀檢監察機關舉報。

2、調查取證艱難。隨著涉外違法違紀行為越來越多，即使發現了被調查人有違法違紀行為，因大量的證據在“境外”，人難找，即便調查人員費盡周折，找到有關當事人，對方不愿配合，辦案人員往往無功而返。《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組織和個人都有提供證據的義務。有關組織和個人必須如實提供證據，不得拒絕和阻撓”。《行政監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然而，取證難歷來是困擾執法執紀機關辦案的難題。

3、紀檢監察對象的身份確定會變得復雜。如非黨員的村委會主任，如果在管理社會事務、從事公務中違法違紀，還可以以監察對象的身份予以處分，否則不屬于紀檢監察對象，在處理上形成“真空”，而現有的黨紀政紀條規中對此類問題尚無專門的規定。

4、查處手段和業務知識不足。隨著入世后新類型的違法違紀行為的不斷發生，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辦案人員將面臨著查辦方式和手段的考驗。違法違紀人員的高智能化要求我們必須重視外圍調查、證據的取得。然而在大部分地區，基層辦案人員只能采取一張紙、一支筆的辦案方式，辦案的設備陳舊，手段單一。電子監督、網絡跟蹤等先進的辦案手段受種種條件的限制而無法采用。辦案人員的知識面窄，業務能力不全面，使我們的辦案人員在辦理普通的違法違紀案件時，得心應手，一旦遇到偷稅騙稅、走私等涉外的新類型案件時，不借助專業部門的力量就寸步難行；查閱傳統的會計賬本時，目標明確，很快找準切入點，而面對著電腦，查看電子單證時就無從下手。至于對國際貿易方面的協定、慣例則掌握得更少，將會影響案件查辦的效率。

查辦案件應從以下幾個重點領域入手：

一是經濟管理部門及其負責人。經濟管理部門違法違紀案件呈高發態勢，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且呈現出多發性、交叉性、團伙性和關聯性等特點，因此要把經濟管理部門及其

負責人作為重點對象。

二是國有企業改制中出現的腐敗行為。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改制過程中，許多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管理層，受利益的驅使，將國有企業視作“唐僧肉”，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一些不法民間資本持有者，為能低價收購國有資本，也千方百計地與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勾結。隨著國有企業改制進程的推進，侵吞國有資產類案件將

大幅度上升，成為主要案發區域。

三是侵害群眾利益的案件。有的基層干部在為群眾辦事中，利用手中權力，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或者為了“小集體”和個人的利益，鉆政策空子，損害群眾的利益。有的在工作中，作風拖拉、方法簡單、語言粗魯，傷害群眾感情，甚至引發沖突。這類案件，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是基層辦案的重點區域之一。

四是高科技犯罪。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腐敗分子的作案手段更加隱蔽化、智能化。他們利用信用卡、電腦、網絡等科技工具作案，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無洞不鉆，盜取國家財產。即使是一些普通案件，其作案的手段也非常高明，更加狡猾和復雜。

針對辦案中遇到的這些難點問題，在加強組織協調、發揮辦案的治本功能方面，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提高：

一、講究方法策略，提高辦案成效。要成功地突破案件，必須加強領導、周密安排，講究策略。否則，因一個環節上出了問題，就會影響到整個案件查辦工作。因此，在案件查辦過程中，應重點抓好以下三個環節：一是組織實施上要突出全面性。對于大案要案，紀委書記要做到親自安排、調度和協調，副書記要親自帶隊組織辦案，形成主要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其他領導配合抓的工作格局。同時，要實行“四定一包責任制”，即定領導、定人員、定時間、定任務，一包到底。二是方案制定上要體現周密性。在掌握了案件的線索之后，如何組織案件的具體查處工作，必須有一個明晰而周密的方案。要針對案件線索中涉及的問題，擬好調查提綱，并要把可能遇到的問題盡量考慮周全，做到有備無患，以適應突發情況的需要。配備辦案人員，應根據案件的類型、涉及的專業知識、以及復雜與簡單的程序來配備。要找準查辦案件的突破口，對需要查清哪些問題、應采取哪些措施、可能遇到哪些問題都要制定一個詳細的預案，確保辦一個，成一個。三是方法運用上要講究策略性。一個案件能否最終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查辦工作的方法策略。只有方法策略對路，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二、充分發揮紀委在案件查處工作的組織協調作用，建立多部門、大兵團作戰的“大紀檢”格局。針對當前違法違紀行為的涉外性和隱蔽性，給案件查處中調查程序適用和取證手段的運用等各方面帶來了新的難題。完全依靠紀委一家的辦案力量單打獨斗，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反腐敗局面。紀檢監察機關應當發揮反腐敗中協調作用，組織檢察、公安、審計、稅務、海關等各部門聯合辦案，協同作戰。充分體現各部門在查辦案件中的程序優勢和專業優勢，發揮各部門的辦案合力，構筑嚴密的反腐敗網絡，著力扭轉辦案中取證難和辦案手段不足的被動局面，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大紀檢”、“大監察”格局。

三、引入信用監察制度。針對當前違法違紀行為呈現出手段上的隱蔽性和方式上的多樣化，要想將每一個腐敗分子的每一個違法違紀行為都查處出來是不現實的。為了最大限度的打擊違法違紀行為，引入信用監察制度相當重要。在每年年未對黨員干部進行考評時，要求被考評人就一年來有無違法違紀行為進行申報，對申報沒有違法違紀行為的黨員干部，今后如查出其有一件違法違紀行為，就宣布對其進行干部信用否決，記入干部檔案，并將此作為對干部任免的重要考核標準。

四、充分發揮辦案的震懾作用，消除為辦案而辦案的“單純辦案”現象。違法案件的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個人素質的內在因素，也有管理制度層面的外在因素，還有管理體制的深層次因素。要實行“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整改”制度，通過剖析案發原因，找到思想觀念上的誤區，管理中的漏洞，監督體制上的弱點，查缺堵漏，有效整改。通過剖析案件，達到查處一個，教育一片的目的。

五、充分發揮群眾監督的力量，加強對國有企業和重要經濟管理部門的監督和檢查。國有企業未改制前，群眾對企業黨員領導干部存在的違法違紀問題，出于自我保護的考慮，往往不敢檢舉揭發。在企業決定改制后，職工將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此時，有正義感的職工會勇敢的站出來檢舉問題。我們要充分抓住這一契機，深挖廣查，嚴懲一批國企蛀蟲。重點經濟管理部門的管理相對人多數為人民群眾，他們在接受管理過程中，最有可能掌握經濟管理部門在管理活動中的違法違紀行為，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舉報獎勵機制和舉報保護制度，使群眾敢舉報、能舉報。我們要高度重視舉報線索，加大查案力度，提高成案率，在人民群眾中樹立紀檢監察機關的良好的反腐敗形象，增強人民群眾對我們辦案機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