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影評(南翔)一種反視歷史的詩意棲居(定稿)
返 視 歷 史 的 詩 意 棲 居
文/南翔
《仙人壩的紅衣兜》(以下簡稱《紅衣兜》),是一部帶有散文詩一般品質的電影。電影敘述了發生在蘇皖交界小山村的一個愛情故事,隨著抗戰畫面的展開,切入點很是新穎:國民政府軍隊在潰敗之中,有兩個軍醫劉大春和王虎彪和老百姓一道撤退,因是軍人,自然帶有掩護的色彩;又因為是醫生,一則在軍人的身份之外,加重了責任的擔當;二則為以后村民遭遇瘟疫而毅然出手埋設了伏筆。事實上,任何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主人公的身份或職業,不能不為全篇(劇)做一個恰當與吃重的預設。
影片在開篇之后,亦即撤離之中,設計了一個很有分量的細節:一個軍中敗類企圖趁亂強奸民女,大春怒不可遏,舉槍欲擊。一則是“戰友”情分,二則是國難當頭,終于給此人留了一條生路。此人后來當了漢奸,返回挾私報復,劇情于是多了懸念,也多了故事輾轉騰挪的可能性與豐富性。
電影故事十分緊湊,接下來的畫面切換,也很是干凈利落:大春和虎彪二人從此化繁為簡、化軍人為布衣,棲居在仙人壩這個山清水秀的江南村落。雖是兵荒馬亂、鼙鼓之聲可聞,仙人壩畢竟不是主戰場,亦非日寇眈眈虎視之地,換得一時的“茍且”之安。“春晚綠野秀,巖高白云屯”,這種編創設想,并非冀望在國難當頭遁世,更非對戰爭的美化,而是為故事和人性的展開,另辟一種審美通道,編劇要的便是一份安寧,一份安寧之下的情感演繹。
早已定了娃娃親的女主角宋曉蕓,父親故世,與母親楊臘梅相依為命。曉蕓的“對象”是沾親帶故的結巴——狗子。狗子性情粗魯莽撞,卻也不乏真誠坦蕩,他眷愛曉蕓確是發乎內心。愛情并非單純的時間發酵,所謂一見鐘情也好,倏忽來去也罷,其源頭并非不可捉摸。比較狗子,這個外來戶的大春,有軍人的英武,有醫生的仁慈,還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濡養和精神魅力,這不能不讓曉蕓一見傾心。與其說大春無意中窺見曉蕓沐浴、隨后拾到姑娘的褻衣——紅肚兜,引發了一個年輕人的內心渴望,不如說,這是兩顆異性戀心在淙淙山澗、青蔥地頭的砉然撞擊,這種靈與肉結合的恰切無間,奔放恣肆,注定了任何世俗、亂局和恫嚇都無法遏阻,都是徒勞。
狗子的氣急敗壞和拼命對峙,自然都在情理之中。更具威懾力的是“壩上”長老們的一致譴責、攔阻與懲罰。中華底層文化及習
俗綿延深厚,曉蕓的不婚而孕與“私奔”,豈止大逆不道,簡直觸犯天條——包含鄉紳們的權威。于是沉潭的一幕,即將展開。這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著名作家沈從文的一個小說《蕭蕭》。這個小說最初寫于1929年,刊于《小說月報》21卷1號。小說描寫了湘西社會和少女命運,主人公蕭蕭從小失去父母,在她12歲時,沒有坐花轎穿紅著綠的體面,便不明不白的做了媳婦——丈夫小她多矣!斷奶不久,不滿三歲。蕭蕭在“夫”家長大,發育,就在她情竇初開時,不免遭人誘奸,也是面臨沉潭厄運,后因長者忽發同情,又因為生了個兒子,才幸免于死,沒有被囚籠沉潭。她兒子長到12歲,便娶了個比他大6歲的媳婦,蕭蕭做了婆婆。作品在哀婉的同時,也蕩漾而出一股子田園牧歌般的情調。著名評論家夏志清很看好作家給予蕭蕭的結局,認為這種詩意的翻轉,恰恰呈現了人性可喜可憐的一面。
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榮格把集體無意識的內容稱為“原型”,根據他的解釋,原型是“自從遠古時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在人類最原始階段形成的。原型作為一種“種族的記憶”被保留下來,使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先天就獲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對比《蕭蕭》和《紅肚兜》,我們不難發現,一方面,湘西和皖南有著幾乎相似的祠堂懲罰原型:沉潭;另一方面,作品的編創既有承接關系,又有創新關系。如果說前者的被釋,主要基于長者的憫恤(生男亦是充分的理由);后者則是軍醫的角色,面對一體陳情(包括狗子的大慟),更主要的是瘟疫當頭,大春、虎彪懸壺濟世,拯救鄉民與水火,凡此種種,長老固然不可能一下子拋棄因襲駭人的舊俗,但也不能棄眾人生死于不顧——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是良莠雜處、好壞兼蓄、利鈍相生——于是終令放人。尤令人深味的是,被人“橫刀奪愛”的狗子,自覺無臉且無趣在仙人壩繼續盤桓,亦然遠走,輾轉當了新四軍。大春和曉蕓的愛戀令人欣羨,在那個年代,卻不能沒有嘆惋的結局——軍人的天職,最終只能體現在保家衛國之中,大春戰死在與日寇廝殺肉搏的戰場,空留下又一對孤兒寡母的無窮憾恨與眷念。
綜觀《仙人壩》,其
一、選取了一個較好的角度進行戰爭年代的愛情敘述,有嘆息與沉重,亦有放歌與輕盈;有陰謀與奸詐,亦有率真與曠達;有國難與家仇,亦有舒緩與閑適??質其實,戰爭是背景,人性才是登堂入室的主角。以小說《受戒》等作品名世的汪曾祺曾經表示過,他想書寫民國時代一些美麗的記憶。亦即在戰亂時代,美好人性的書寫或更其珍貴。其
二、《仙人壩》線條簡勁而溫婉。一部一兩個鐘頭的鏡頭敘事,不能摻雜太多的故事元素和人物命運。《仙人壩》雖然有大春師徒、曉蕓母女、茶館母女、保
長(順便說一句,這個保長也很有特色,一反以往作品中保長的負面形象)、狗子、奸佞以及幾個長老等等。但主角始終是大春和曉蕓,主線始終是兩人的愛情鋪陳。世上親情、愛情、友情,演繹波瀾壯闊,呈現萬千斑斕,究其實,最揪心、最悲催亦最痛苦的或許還是愛情。“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晏殊:《浣溪沙》)其
三、《仙人壩》在返視歷史中書寫了善良與率真。著名評論家劉再復把中國文化分為“原型文化”和“偽型文化”兩種,前者如《山海經》、《南華經》、《道德經》、《金剛經》、《六祖壇經》和《紅樓夢》等,后者如《水滸》、《三國演義》。確實,我們的先秦諸子等大都真氣灌注,精神昂沛,到后來積習積弊,官場厚黑、爾虞我詐、以鄰為壑、直到“寧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終至流氓當道,陰險塞途,人心人性殆也!《仙人壩》著眼人心和情感的至真至性,一無矯飾與涂抹,如一卷徐徐展開、筆墨清淡的山水畫軸,沁人心脾,裨益世道,是當下浮躁與虛熱的清涼劑、滋補膏。
如果作品能夠在人物性格的開掘和細節的撰構中,更多一些思考或許更好,譬如,作為軍醫的大春,棲居山鄉而成貨郎擔,不如讓他一直巡回問診更恰切。他和曉蕓的愛戀固然是一見鐘情,如果能夠在曉蕓母女之中妙手回春,是否為愛情的“編織”有了更順理成章、因之也更水到渠成的安排?
還有,起始,讓大春多有幾分理性的避讓和曉蕓多有幾分野性的進攻,是否多一些情感的波瀾和層次?大春和虎彪兩個曾經“留洋”的文化人,是否還可以展開更多一些智慧與文化的書寫?再考量多一些,是否讓兩個放洋歸來的醫生,做的是為鄉民懷疑的西醫而非中醫,會更多一些文化的碰撞和矛盾的起伏(譬如讓狗子們有反對和驅趕的由頭)?如然,在一個充滿宗教般敬畏的鄉村風俗的角落里,或許會留下更多貫穿歷史、文化和人性的輝光。
(作者系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一級作家,副院長,深圳市文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