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歷史的腳步與背影——《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讀書筆記

魯紅杰：歷史的腳步與背影

——《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讀書筆記

魯紅杰

一.《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簡短筆記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如是描述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而我看了這本書后更愿意這樣來描述我們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最好的時代！”讀了這本書之后突然之間感覺有些愧疚——對我們這個時代，我的認識一直存在很大的偏差。正如祝東力所說，正是由于世界近代以來政治、經貿路線在東亞大陸的交匯，正是由于古典中國向現在中國的急劇轉型，以及正是中國在當代曲曲曲折折的成長，使歷史和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全部的重大問題，最尖銳、最密集地出現在中國的思想空間。我們所公認的一點是，當下中國的思想界，“是沒有大師的”。然而，種種“中國問題”期待著“中國理論”與“中國社會科學”。就“中國問題”而言，國內也不缺乏頂尖高手，但即使是這些高手，也沒有能力單獨為快速變化、高度復雜的中國社會開出完整的藥方。他們往往是個子從不同的視角、不同著眼點對中國的癥狀的拿捏與把脈，往往受到同行的猛烈抨擊。中國思想界因此而呈現出百花齊放、爭奇斗妍的熱鬧情形。

中國思想界的分歧是從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現的，從那時起，越來越多的根植與中國本土的聲音出現。可能它們的理論或許稍顯粗糙與稚嫩，但是卻開始直面“中國問題”。我之前從來沒有看到過其它的書，能夠像《戰略高度》一樣，網羅如此之多的各個領域的頂尖高手，并且能讓他們縱情表達，演繹其縱深的思想內涵。這本書所關注的，是一個個足以影響國家民族前途與命運的重大現實問題：從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方向路徑到國家的產業戰略、從中共執政能力到民主與政治建設、從地緣環境與外交戰略到中美關系、從社會核心價值觀到中國文化大國形象，以及三農問題、中華民族主義??面對著種種繁蕪的“中國問題”，王紹光、溫鐵軍、曹錦清、徐勇、張文木、黃紀宇、房寧、王小東、王長江、徐友漁、祝東力這些在在各個領域的頂尖高手們，嘗試著從與西方經典理論不同的角度進行新的解讀。而他們的這種理論探索，直接影響了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實踐，也影響了下一代中國人的精神成長，更將會孕育了未來新的突破。

作為各領域的頂尖學者，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與方向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具體問題上，不同流派之間的觀念分歧淡化了，對解決問題的方案形成的共識也若隱若現，這不是因為妥協，而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問題”上，始終堅持的是“中國立場”。對“中國問題”的答案的執著、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探求，是這些站在中國思想界之巔的學者們共同特點。正是基于這種共同的追求，這些觀點迥異、立場不同的頂尖學者們齊聚一本書之中，在不同觀點、不同視角的直接碰撞中，讓我們整合不同的思想資源，千錘百煉出可供社會賴以前行的精神食糧。

二.《戰略高度》引發的思考：歷史的腳步與背影

上次寫讀書報告的時候，因為篇幅的限制以及涉及不夠深入，淺嘗輒止，李老師告訴我說，要對文化這方面的問題繼續關注。本書的最后潘維與祝東力兩位老師就“重構我們民族的精神脊梁”以及“文化大國的興衰與重構”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闡釋。我將結合書中這兩篇訪談繼續談相關問題。

雖然在經濟上崛起為繼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為舉世所矚目，但中國的現代化并未完成，尤其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結構仍未定型，政治社會的急劇轉型導致的價值流失以及道德秩序的崩潰和瓦解，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可能還將是一種常態。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產生的價值觀念要經過近三百年的歷史才在歐洲社會扎根，成為歐洲社會價值結構的主要骨架。潘維說，文化核心價值觀是我們民族的骨架，沒有文化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就沒有了主心骨。沒有主心骨，沒有精神，我們的民族又哪來的未來？中國的知識人如何擔綱起中華民族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關于主流價值結構重建的歷史責任，可能是思想界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重要的任務。

一個世紀前，德國從一個長期積弱的經濟落后國家迅速崛起為一個歐洲經濟大國，韋伯對此深感憂慮，因為他認為，“一個長期積弱的落后民族在經濟上突然崛起必然隱含一個致命的內在危險，即它將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不成熟（immatuarity），這種經濟快速發展與政治、文化難以成熟之間的強烈反差不但最終將使民族振興的愿望付諸流水，甚至會造成災難性的結局即民族本身的解體”。

在韋伯看來，所謂的“文化成熟”問題，也就是價值認同和文化主體性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特別是它的精英階層，必須有意愿和能力，在最高價值的層面上為自己文明的存在辯護，說明它的正當性，保持和增強它的理想色彩，在種種并存的、相互競爭的價值世界中，闡明自己的“存在必然性”，在關鍵時刻，有勇氣肯定自己的價值體系，并擔當起捍衛自己文明的責任，那么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這個國家的實現了“文化成熟”。

現在，我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是大國”的標準已經發生了變化，正如祝東力所說：“在當代，除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力量外，衡量真正的大國，還有一個標志性尺度——文化實力。一國無論多么強大，少了文化實力這個“軟實力”就不是真正的大國。

無論是目前社會價值觀的構建以及建設文化大國（其本質就是重構符合現代社會進程的新文化。）進而建設真正的大國，都離不開一個重要基礎，那就是是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文化的發展具有繼承性、延續性，傳統文化是新文化誕生的搖籃和基礎；新文化是傳統文化的延伸和發展。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與傳統文化全盤決裂，不僅是不應該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人們在創造、構建新文化時，只有首先正視傳統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遺產基礎上繼續開拓，使傳統文化的精華成為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才有新文化的創造。同時，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屬性之一，而文化的民族性來源于文化的繼承性，另起爐灶，憑空重建，將難以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個性。只有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才能保持文化的民族個性，最終保持本民族的傳承與延續。然而，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我們長期以來都存在一個很大的誤區。我們從小學開始就學習魯迅對以“阿Q精神”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批判，似乎傳統文化都是壞的，不可取的；再與西方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一比較，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更加一無是處了。于是，拋棄與批判傳統文化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種認知的后果是災難性的，今天的中國，從國家憲政制度到國民思想觀念，從國家經濟管理到民眾日常生活，西方的影響無處不在。民國時代的中國還采用王朝時代的紀念方式，而新中國從建立起就改用了西式公元紀年；中國國民深受西方的只有、民主、平等、人權、主權等思想影響，議會政治、政黨政治、選票選舉等，都是西方民主思想基礎上的中國化設計；中國政府的國家化管理，也基本照搬了西方模式；中國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哈佛、MBA的流行表明，中國的教育理念也越來越西方化，圣誕節、情人節、西餐、歌星影星球星、流行音樂、影視選秀，中國年輕人總是撇開大眾眼光而特立獨行，前衛程度與西方青年沒什么兩樣；甚至于中國高樓的樣式、婚嫁習俗也都在向西方看齊。

回歸歷史，或許我們能夠找到這種思潮的根源所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打破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天朝上國”的保守思想，而且隨之而來的各帝國主義對華戰爭不禁用他們的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同時也打碎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誰都沒有想到，在與西方列強的交鋒中，中華文明竟然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慘，如此之不堪，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由最初的驚奇到驚愕，由驚訝到驚駭，六神無主，方寸大亂，以至于發出了“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的驚呼。隨后一些知識分子進行了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嘗試，但最終都沒有能夠挽救國家民族的命運。1919年，《凡爾賽條約》中對中國的不公平對待給了中國人長期積聚的矛盾一個宣泄口，于是五四運動應運爆發。在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廣大知識分子利用西方“民主”與“科學”兩桿大旗，對國民進行啟蒙。事實上，五四運動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一點毋庸置疑。

然而，如果現在我們從文化層面對五四運動進行一個簡單的梳理的話，就不難發現事情是這樣的：當時一些思想比較激進的青年學生，由于國內外形勢的刺激，在救亡圖存需求的精神感召下，片面地接受了當時西方、日本等國流行的科學、民主思想，（現代科學精神，并非只是科學、民主兩項，還應該包括宗教、人權、自由、平等、人文關懷、終極關懷等）同時又缺乏對傳統文化的全面了解與必要的敬畏精神，更沒有認真思考。

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傳統文化批判的思潮中，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一批知識精英幾乎全部聲氣相投。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競相發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民性的弱點。甚至連一直擁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順應世俗，總結出中國文化和國民性的十幾條弱點。在那個精神崩潰的時代，各路中國精英達成一個共識，即國民劣根性以及傳統文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障礙。

那一代人對中西文化關系所作的判斷，對中國文化前途以及民族前途所做的設計都是非常不合理的。甚至有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對立，放棄了中西融匯、兼收并蓄的思想，完全放棄本土文化而對西方文化頂禮膜拜。

陳獨秀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中認為：“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遷就的。我敢說，守舊或革新的國是，倘不早早決定，政治社會上的矛盾、紊亂、退化，終久不可挽回！”陳的想法堵住了中西兼容的發展之路，將中華民族的文化選擇逼到了一個非此即彼的境地。而他的真實意思顯然只是對西方文化的選

擇。像陳獨秀一樣，胡適也把是否能夠復制西方的道路，看做關系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說：“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五四運動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把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否定樹立為一個不言自明的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運動的主題和基調，從而使得反傳統主義成了所有知識分子共同的精神遺產。從民初的“倫理革命”，到七十年代的“批孔批儒”，乃至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學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都無可懷疑地顯示出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運動是受激進主義所主導的。在二十世紀百年的時間里，進步、革命、科學、啟蒙一直是最具魅力的口號。屏棄傳統成為先進知識分子之所以先進的表征，所有對傳統文化內在弊病的可能性批判都被充分挖掘并高揚起來，健康合理的剖析與蠻橫荒誕的斥罵互相交叉。傳統文化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秩序中傷痕累累地從中心退到了邊緣。這不僅是西方文化的侵逼和現代化的擴張所致，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覺自愿的選擇。

五四運動是一次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層。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向世人宣傳西方以科學（真理）和民主為核心的民主思想。而它的敵人就是被視為腐朽、落后、封建、專制的中國傳統文化。五四運動對一種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全盤否定，把中華民族的沒落，全歸結在傳統文化文化頭上，有些粗魯。不能平心靜氣地判斷傳統核心價值的優質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樣殘酷。這直接導致了國人長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偏差，至今影響不去。

三.何去何從與取舍之道

藝衡在新近出版的《文化主權與國家文化軟實力》一書中指出，民族意識的養成需要文化主權的鍛造。在這一場全球化時代新的文化價值秩序領導權的爭奪中，如果我們不能從主權角度來思考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不能以文化主權來構造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恐怕我們中華文明的復興就會落空。文化主權關乎中華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命運。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成功創造出根植于本民族傳統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中國文化，遑論中華民族的復興，中華民族甚至都有被別的民族同化的危險。

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經濟已經崛起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逐步加深，使得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中國應當對世界文明有所貢獻”問題的現實性凸顯出來；其次是中國的崛起還只是經濟再崛起，因為直到19世紀70年代，中國的經濟總量都大于美國，是世界上第一號經濟大國。中國在歷史上最強盛的時代不僅僅是給世界提供最多的產品，而是同時為人類提供多種多樣的軟實力要素，這些軟實力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體系乃至科學、文化、藝術和語言。例如唐代的時候，在西方比較歷史學大師們看來，它“建成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等的制度；它們不僅成了唐代的標記，在許多方面繼續深深地影響到了直至20世紀的中國的文明，并且還為受中國深刻影響的東亞新興諸國——日本、朝鮮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樣板”，“在中國的東北、西南和南部，是一些仿效唐代中國的穩定的獨立國，它們具有深受中國影響的相當發達的文化，以中國占支配地位的東亞文化在那時已經形成”。丁學良認為，從近代直到今天的中國，無論在經濟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都還遠遠沒有達到中國歷史上整體文明所達到的高度，不具有那一時代的文化投射力。文化主權的提出，就是要給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潛力尋找到一個可以起跳的制度平臺，從而把文明潛力轉化為文化投射力。

要想建設中國的“新文化”，我們首先要有對本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自信心。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文化自信心，那么它就是無力的、無氣的、無力的，一個沒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能從西方學習到真正有意義東西的可能性太小了，最有可能的就是該民族被同化。我們曾經以為要把傳統文化徹底消除，才能進入現代文明。其實，傳統文化是塑造現代文明的基石，是背景。如果德國沒有強烈的日爾曼民族主義，或英國沒有一種漸進的對宗教重視的過程，他們可能也就不存在現在各自的市民社會了。一個民族要發展，尤其是在危難中自救，除了政治、經濟、制度建構方面的改變，還需要非常深刻的文化乃至文化心理的建設。

中國傳統文化在探討人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基本問題時，提出了一些富有方法意義的思想，這些思想能教會我們處理問題的方法，解決問題的途徑，因而可稱之為傳統文化的方法價值。比如“中庸”，要求不偏于對立雙方的任何一方，使雙方保持均衡狀態，“過”與“不及”都應避免。“中庸”顯然是以方法見長的傳統文化。又如“天人合一”告訴我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息息相通，人的生命活動與生命狀況直接與自然狀況有關。因此，人應像愛惜自身一樣善待自然，不能破壞自然，人應與自然保持一種協調關系。無疑，“天人合一”也是一種以方法價值作用于我們的傳統文化。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提倡德治，崇尚操守，注重修身，五千年的文史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公正無私嫉惡如仇、誠實篤信、不尚空談、戒奢節儉、防微杜漸、三省吾身、豁達大度、溫良恭儉讓等立身之道；敬業樂群、公而忘私的奉獻精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愛國情操??這些傳統美德和道德理想，對于我們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培養健康向上的道德品質，提升道德修養境界，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啟迪作用。

同時，由于中國幾千年封閉的小農經濟、宗法制度、專制的官僚制度，使中國傳統文化里不可避免地有其落后、消極的一面。盡管今天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方式較之古代社會發生了根本變化，但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影響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說是根深蒂固。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古代雖然取得了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科學技術成就，但歷代封建統治者，實際上都把科學技術當作雕蟲小技、奇技淫巧，認為“小人能之”，君子是不屑去做的。

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呢？

我們常說傳統文化是財富也是包袱，這里所說的財富，主要是指傳統文化的精華；這里所說的包袱，主要是指傳統文化的糟粕。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我們要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傳統文化的精華是新文化誕生的基礎和文化民族性的根基。文化的發展具有繼承性、延續性，傳統文化是新文化誕生的搖籃和基礎；新文化是傳統文化的延伸和發展。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與傳統文化全盤決裂，不僅是不應該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人們在創造、構建新文化時，只有首先正視傳統文化的存在，在前人的文化遺產基礎上繼續開拓，使傳統文化的精華成為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才有新文化的創造。同時，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屬性之一，而文化的民族性來源于文化的繼承性，另起爐灶，憑空重建，將難以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個性。只有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才能保持文化的民族個性。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是社會進步、人類發展的障礙。傳統文化的糟粕，與時代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相背離、相沖突，阻礙社會的進步。同時，傳統文化的糟粕是一種惰性的力量，它鉗制人們的思想，妨礙人們的行動，不利于人們的觀念變革和實踐創新，阻礙人的全面發展。否認傳統文化的價值，不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抱殘守缺，不拋棄傳統文化的糟粕，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做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呢? 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來進行精華與糟粕的取舍。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或批判，不能簡單地照搬和否定，而必須經過時代的過濾，將傳統文化置于時代的坐標之下，來進行我們的分辨、判斷和選擇。符合時代發展要求、適合時代發展需要的傳統文化，便應當繼承；違背時代發展要求、與時代發展潮流相背離的傳統文化，便應當拋棄。根據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來進行精華與糟粕的取舍。傳統文化的取舍，不能單憑主觀判斷，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必須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讓實踐來選擇。將傳統文化融人社會實踐之中，通過社會實踐證明是精華的內容，毫無疑問應當繼承下來，通過社會實踐證明屬于糟粕的內容，則應果斷拋棄。

上次由于篇幅的限制，更是由于個人水平有限，只能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個簡單的討論，太過膚淺。在評語中，李老師讓我繼續關注傳統文化方面的話題。這些天來，我一直在關注相關方面的資料，有了一些心得。沒想到這次我所選的書也有與文化方面有關的章節，完善了我在這方面的一些想法，于是便決意寫出心里的一些想法，算是給李老師、給自己的一個交代吧。

1.陳寅恪，《金明館業稿二編》，上梅古籍出版社，1980

2.錢鐘書為鐘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所撰序言，中華書局，1

985

3.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學衡》1931年第4期

4.5.錢穆，《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上海，三聯書店，19888王曉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準確把握》，《理論學刊》，2009年1月，總第179期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全集》第l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

6.柳詒徵，《中國文化史》，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

7.梁啟超，《孔子》，《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六》，中華書局

8.洪峻峰，《思想啟蒙與文化復興》，人民出版社，2006

摩羅，《中國站起來》，長江文藝出版

12.藝衡，《文化主權與國家文化軟實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第二篇：中國環境保護戰略政策70年歷史變遷與改革方向

中國環境保護戰略政策70年歷史變遷與改革方向

戰略政策發展演變歷程

1.1

非理性戰略探索階段(1949—1971年)

建國伊始，國家主要任務是盡快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加上當時人口相對較少，生產規模不大，環境容量較大，整體上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尚不突出，所產生的環境問題大多是局部個別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尚屬局部性的可控問題，未引起重視，沒有形成對環境問題的理性認識，也沒有提出環境戰略和政策目標。盡管政府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的方針，倡導了“愛國衛生”和“除四害”等運動，但主要是針對當時物質匱乏、環境污染威脅到人的生存時的本能反應，并不是有目的地解決環境污染問題[1]。該階段只是在水土保持、森林和野生生物保護等一些相關法規中提出了有關環境保護的職責和內容[2-3]，包含了一些原始性的環境保護要求[4]。這一時期的國民經濟建設中開始出現一些環境保護萌芽，但總體上是一個非理性的戰略探索階段。“一五”時期，工業建設布局將工業區和生活區分離，建設以樹林為屏障的隔離帶，減輕工業污染物對居民的直接危害[5];大躍進期間，“大煉鋼鐵”導致“三廢”放任自流，污染迅速蔓延;從1966年5月開始的“文革”──“十年**”，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也迅速地由發生期上升到爆發期[3]。

1.2

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建立三大政策和八項管理制度(1972—1992年)

該階段是我國環保意識從啟蒙期逐步進入初步發展的階段，最后提出“環境保護是基本國策”。

從“十年**”以階級斗爭為綱到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期，鄉鎮企業不斷發展壯大，環境保護工作沒有及時跟上經濟發展形勢，對鄉鎮企業的環境污染監管處于失控狀態，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十分嚴重。1972年發生的大連灣污染事件、薊運河污染事件、北京官廳水庫污染死魚事件，以及松花江出現類似日本水俁病的征兆，表明我國的環境問題已經到了危急關頭;同年6月5日，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推動下，我國派代表團參加了會議，自此政府開始認識到我國也存在嚴重的環境問題，并且環境問題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拉開了環境保護工作的序幕[6]。之后一段時期內，環境保護在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1982年，國家設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內設環境保護局，結束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10年的臨時狀態[7]。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明確提出了“環境保護是一項基本國策”。1988年建立了直屬國務院的原國家環境保護局，自此環境管理機構成為國家的一個獨立工作部門開始運行。

該階段主要推進“三廢”綜合治理，環境管理基礎制度逐步確立[8]。1979年9月，我國第一部環境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標志著我國環境保護開始步入依法管理的軌道，其中明確規定了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和排污收費等基本法律制度，并于1989年對其進行了修訂，為實現環境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81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提出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1982年頒布《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排污收費制度正式建立。1989年4月底，在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系統地確定了環境保護三大政策和八項管理制度，即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和強化環境管理的三大政策，以及“三同時”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排污收費制度、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環境目標責任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和排污許可證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這些政策和制度，先以國務院政令頒發，后進入各項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在全國實施，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三大政策八項管理制度”體系，有效遏制了環境狀況更趨惡化的形勢[9]，一些政策直到今日仍還在發揮作用。

1.3

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強化重點流域、區域污染治理(1992—2000年)

1992年，聯合國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21世紀議程》，大會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1994年3月，國務院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將可持續發展總體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進一步提升了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地位.最具代表意義的是，1998年原副部級的國家環境保護局被提升為正部級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但由于這一階段我國工業化進程開始進入第一輪重化工時代，城市化進程加快，伴隨粗放式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問題全面爆發，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總體呈加劇趨勢，流域性、區域性污染開始出現，各級政府越來越重視污染防治工作，環保投入不斷增大，污染防治工作開始由工業領域逐漸轉向流域和城市污染綜合治理。

1994年淮河再次爆發污染事故，標志著我國因歷史上污染累積帶來的環境事故已進入高發期。同年6月，由原國家環境保護局、原水利部和河南、安徽、江蘇、山東沿淮四省共同頒布《關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發性污染事故的決定(試行)》。這是我國大江大河水污染預防的第一個規章制度。1995年8月，國務院簽發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規──《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明確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標[10]。1996年，《中國跨世紀綠色工程規劃》作為《國家環境保護“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按照突出重點、技術經濟可行和發揮綜合效益的基本原則，提出對流域性水污染、區域性大氣污染實施分期綜合治理。流域層面啟動實施“33211”工程，即“三河”(淮河、遼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兩控區”(二氧化硫控制區和酸雨控制區)、“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重點集中力量解決危及人民生活、危害身體健康、嚴重影響景觀、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問題[11]。

該階段開始啟動重點城市環境治理。1998年我國政府批準劃定了酸雨控制區和二氧化硫控制區，涉及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75個城市/地區，總面積約為109×104km2，推進“兩控區”大氣污染防治。其間，大部分城市實施燃煤鍋爐改造，推廣清潔能源的使用，建立高污染燃料禁燃區，并開始規模建設城市污水治理設施，采取大氣污染治理措施，大大改善了城市環境質量。這一時期，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和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開始實施，初步建立了以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創建環境保護模范城市為主要內容的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環境管理模式。

1.4

環境友好型戰略：控制污染物排放總量，推進生態環境示范創建(2001—2012年)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新思想、新戰略、新舉措。2005年3月12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并首次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2006年4月召開的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了“三個轉變”的戰略思想。2011年12月召開的第七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了“積極探索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環境保護新道路”。

這一時期，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重化工業加快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中共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著力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12]。總量控制制度最早是在1996年8月印發的《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其中明確要求“要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建立總量控制指標體系和定期公布制度”。“九五”期間實施的《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明確提出了“一控雙達標”的環保工作思路。“十五”期間雖然制定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減少10%~20%的目標，但五項總量控制指標并未完成，基本上是“有總量無控制”，總量控制目標“基本落空”。“十一五”期間總量控制提升到國家環境保護戰略高度，環境保護規劃實現了由軟約束向硬約束的轉變，其中將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作為兩項“剛性約束”指標。這一時期在總量控制制度設計、管理模式和落實方式上進行了大量創新，突破了“有總量、有控制、重考核”的制度關鍵，實施結構減排、工程減排、管理減排“三大減排”戰略，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雙雙超額完成減排任務。“十二五”期間，總量控制進一步拓展優化，在“十一五”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的基礎上，將氨氮和氮氧化物納入約束性控制指標;同時，將農業源和機動車納入控制領域。“十二五”末，四項污染物的總量控制計劃圓滿完成[13]。在總量減排推進過程中，環保投入大大增加，“十五”期間較“九五”翻了一番，占GDP的比例首次超過1%;“十一五”期間進一步加大，相當于過去20多年對環保的總投入[7]，有效提升了當時欠賬較大的環境基礎設施能力建設，全國設市城市污水處理率由2005年的52%升至72%，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由52%升至78%，火電脫硫裝機比重由12%升至82.6%。

這一時期，生態環境保護示范創建工作蓬勃開展，在全國初步形成了生態省(市、縣)、環境優美鄉鎮、生態村的生態示范系列創建體系。海南、浙江、福建等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了生態省(區)建設，近500個縣(市)開展了生態縣(市)創建工作。全國有389個縣(市)被命名為國家級生態示范區，629個鎮(鄉)被命名為全國環境優美鄉鎮。各地在生態示范創建過程中，大力發展生態產業，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推進生態人居建設，培育生態文化，促進了所轄區域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圍繞環境保護的重點城市，啟動了大規模城市環境綜合整治，相繼評選出70多個“環境保護模范城市”[8]。大力開展節約型機關、綠色學校創建、綠色社區創建等社會環保示范創建活動。

同時，在環境友好型戰略驅動下，這一時期的環境監管和政策管理整體能力進一步提升。2008年成立環境保護部，組建華東、華南、西北、西南、東北、華北六大區域環境保護督察中心;并且，在實行總量控制、定量考核、嚴格問責的同時，多種政策綜合調控開始受到重視，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14]，政策體系基本成型。《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適應新形勢再次進行修改，《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相繼出臺;2006年中央財政預算賬戶首次設立“211環境保護”科目，在財政預算賬戶里開始有了環保戶頭，為以后深化環保財政改革打下了基礎;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等環境經濟政策試點啟動并逐步落地實施;2008年，國家衛星環境應用中心建設開始啟動，環境與災害監測小衛星成功發射，標志著環境監測預警體系進入了從“平面”向“立體”發展的新階段。2005年2月16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簽訂的《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出臺，中國積極參加多邊環境談判，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和務實合作的精神參與全球環境治理。

1.5

生態文明戰略：推進環境質量改善和“美麗中國”建設(2013年至今)

自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黨的十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寫入《黨章》，這是國際上第一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一個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行動綱領中。中央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政治文明、經濟文明、社會文明、文化文明、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中統籌考慮，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和主戰場，環境質量改善逐漸成為環境保護的核心目標和主線任務，環境戰略政策改革進入加速期[15]。2015年4月，《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全面部署;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到2020年構建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寫入《憲法》，這就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國家根本大法遵循。特別是在2018年5月召開的全國第八次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正式確立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這是在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理論成果，為環境戰略政策改革與創新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實踐指南[16]。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已經成為指導全國生態文明、綠色發展和“美麗中國”建設的指導思想，在國際層面也提升了世界可持續發展戰略思想。

這一階段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建設，改善環境質量成為環境保護工作的核心，也是響應社會的迫切需求，環境政策改革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進展[17]：①環境法治體系向系統化和縱深化發展。2014年4月我國修訂完成了《環境保護法》，這是對1989年版本25年后的新修，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環保法;隨后，《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繼完成修訂;新出臺的《環境保護稅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也開始實施。②環境監管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15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省級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這有望大幅度提升我國生態環境監管能力。2018年3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準《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組建生態環境部，統一實行生態環境保護執法。③推進建立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隨著污染治理進入攻堅階段，中央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部署污染防治攻堅戰，建立并實施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制度，以中央名義對地方黨委政府進行督察，如此高規格、高強度的環境執法史無前例。④環境經濟政策改革加速。明確了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改革方向，補償范圍由單領域補償延伸至綜合補償，跨界水質生態補償機制基本建立;全國共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出臺了國際上第一個專門以環境保護為主要政策目標的環境保護稅，也意味著自1982年開始在全國實施的排污收費政策退出歷史舞臺;加快推進建設綠色金融體系，由我國主導完成的《2018年G20可持續金融綜合報告》得到了世界各國的認同[18]。

環境戰略政策體系構建

經過新中國成立70年的變遷和發展，我國基本形成了符合國情的、較為完善的環境戰略政策體系，對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支撐作用，為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實現“美麗中國”偉大目標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這一體系主要包括生態文明和環境保護的法律、體制、責任制、政策、共治等五大領域和方面。

2.1

生態文明和環境保護法律體系

從1978年《憲法》首次將環境保護列入，1979年我國第一部環境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2014年完成新一輪《環境保護法》重大修訂，到2018年3月生態文明進入《憲法》，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隨著環保工作的不斷推進，經歷了一個逐步建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其中，依法治國為環境保護提供了強大動力，對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建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國不僅在《憲法》《民法通則》《刑法》等基本法律中明確了有關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規范要求，而且在《城鄉規劃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社會經濟發展和資源開發利用等相關法律中也明確了環境保護的立法目標;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水、氣、土、固廢等各要素污染防治法以及環境影響評價、野生動植物保護等專項法或單行法已經出臺實施并不斷完善，共制定環保法律13部，資源保護與管理法律20余部，生態環保行政法規30余部，基本形成了以《環境保護法》為龍頭的法律法規體系，特別是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為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增設了查封、扣押執法權限，并在處罰方式上增加了行政拘留、按日計罰等硬手段，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開啟了系統的環境司法專門化改革，加上實施最嚴格的環境執法，長期以來“環境違法是常態”的局面正在扭轉。2018年全國實施行政處罰案件18.6×104件，罰款數額152.8×108元，同比增長32%，是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前(2014年)的4.8倍。

2.2

生態文明和生態環境保護體制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環境行政機構歷經五次重大跨越，環保機構不斷升格，生態環保職能逐步健全，環保機構和能力不斷增強，環境監管不斷提升。“三廢”污染催生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的成立。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持續加劇，環保工作日益成為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臨時性的環保機構已不適應時代的需要，國家環境保護局、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保護部在各個環保歷史階段的需要下相繼設立。隨著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需要整體性考慮，生態環境保護職責分散交叉、所有者與監管者職責不清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實施生態環境統一監管，增強生態環境監管執法的統一性、權威性、有效性就進入了改革議程，2018年成立生態環境部。新成立的生態環境部的基本職責定位統一行使生態環境監管，重點強化生態環境制度制定、監測評估、監督執法和督察問責四大職能，堅持所有者與監管者分離，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實施統一監管執法，污染治理實施城鄉統一監管。為了解決現行以塊為主的地方環保管理體制存在的難以落實對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監督責任、地方保護主義對環境監測監察執法的干預等突出問題，省級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改革啟動并逐步推進。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松遼、太湖七大流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局設立，作為生態環境部設在七大流域的派出機構，主責流域生態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相關工作，海河、珠江、太湖流域還統籌了相關海域生態環境監管，太湖統籌了東海海域的監管職能，統一為生態環境部太湖流域東海海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局。日益完善的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改革為我國新時代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打下了扎實的體制基礎。

2.3

符合國情的生態環境目標責任制

我國在通過行政性管制政策來推進落實黨委政府和企業的環境責任方面開展了許多創新性探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目標責任體系和問責機制：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確立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制;“十一五”開始實施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責任考核;“十二五”增加了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減排目標責任體系注重約束性指標完成情況，開始關注政府相關部門常態化的環境保護分工機制;“十三五”期間，環境目標考核從強調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調整到以環境質量為核心，特別是污染防治攻堅戰和藍天保衛戰的考核體系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強調建立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相關部門常態化的分工機制。2016年以后，我國的環境保護目標責任體系建構進入了新階段，引入了生態文明建設綜合評價考核和中央環保督察制度，通過建立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終身追責制度和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來落實“黨政同責、一崗雙責”[19]，目前完成了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中央環保督察和“回頭看”，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生態環境保護責任通過制度得到了落實。在企業生態環境責任方面，推動從以環境影響評價為主向環境影響評價、排污許可、企業環境信息公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共抓轉變，正在建立以排污許可證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監管制度。目前，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不斷健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進入全國試行階段，全國已經核發完成24個重點行業約4×104張排污許可證，管控大氣污染物主要排放口48 556個、水污染物主要排放口33 083個。

2.4

生態環境市場經濟政策體系

環境經濟政策在我國環境政策體系中的地位總體上是一個上升發展趨勢。我國環境政策改革創新的歷史進程就是由過去單一命令控制型環境政策向多種環境政策手段綜合并用轉變的一個過程，在環境保護工作中越來越廣泛地運用環境經濟政策，手段越來越多，調控范圍也從生產環節擴展到整個經濟過程，作用方式也從過去的懲罰性為主向懲罰和激勵雙向調控轉變。目前已經形成了環保投資、環境稅費價格、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綠色金融等在內的政策體系，在籌集環保資金、激勵企業環境行為、提供環保動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國家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體呈現增加趨勢，2017年達9 539×108元，占GDP的1.15%;已經建立綠色稅制，環境稅費改革已基本完成，資源稅、消費稅等環境相關稅收也在為適應生態文明建設要求進行調整;綠色金融成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要力量，我國成為全球綠色金融的積極倡議者，目前已經構建形成綠色金融體系，2018年全國綠色信貸余額近90 000×108元，發行綠色債券1 963×108元，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市場;全國有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試點，2017年為16 000多家企業提供的風險保障金額約300×108元。積極創新探索運用市場機制與模式，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等相關部門積極推進在污水、垃圾處理領域探索實施PPP、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截至2018年8月，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地方試點一級市場征收排污權有償使用費累計118×108元，在二級市場累計交易金額72×108元，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像我國政府這樣大范圍探索排污交易試點，反映了我國政府對利用市場機制推進污染治理的強烈意愿。生態補償制度不斷完善，補償范圍基本覆蓋重點生態功能區與流域以及大氣、森林、草原、海洋等重點領域，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生態補償格局。

2.5

多元有效的生態環境治理格局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的環保發展史也是一個不斷強化治理主體責任、保護相關環境權益、推進環境共同治理的過程，實現了從初始的政府直控型治理轉向社會制衡型治理、從單維治理到多元共治的根本轉變，充分發揮各個治理主體的功能，逐步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市場推動、企業實施、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隨著環境影響評價、環境保護行政許可聽證、環境信息公開等系列立法政策的實施，到2018年《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的出臺，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制度的法制化、規范化程度不斷提高，從注重對公眾環境實體權益的保障，向同時重視公眾的環境程序權益方向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政府治理為主導、社會各方積極參與的治理模式。政府通過多渠道、多方式公開環境信息，各級政府的網絡信息平臺成為公眾參與的重要平臺，包括專題聽證、投訴電話、信訪體系等多種方式，成為公眾參與的重要途徑。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已成為社會各方參與和監督政府環境行為的一種重要手段，基本建立了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建設，特別是上市公司環境信息公開制度，通過向社會各方提供便利渠道發揮社會公眾的監督功能。民間環保團體在環境教育、倡議和利益表達上所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環境法律實施執法檢查，發揮了重要的監督作用。2018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了《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執法檢查，為污染防治攻堅戰貢獻了“人大力量”。環境司法制度在不斷加強，加強環境司法能力建設、完善司法救濟功能越來越發揮重要作用，通過環境資源審判來落實最嚴格的源頭保護、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制度。

新時期環境戰略政策改革方向

我國目前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環境戰略政策體系，為環境質量改善提供了堅實保障和支撐，但是依然面臨一系列挑戰。特別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變化對環境政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與更多優質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依然突出。環境戰略政策改革需要回應社會基本矛盾變化產生的改革要求，通過繼續深化改革提供優質生態產品，為發展轉型階段提供新的動力。另外，環境政策無法滿足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新需要。當前的環境政策體系還存在對行政管制型、市場經濟政策和社會治理政策的邊界和分工不清、認識不到位等問題，各個治理主體發揮的作用不平衡，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關系沒有完全理順，環境政策體系尚未充分體現對各類治理主體的有效激勵和約束，社會各方主體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尚未充分調動起來。因此，生態環境保護戰略、法規和標準體系仍需要順應環境質量轉型、環境健康維護、生態系統安全保障和生態環境保護統一監管的需要，適應“山水林田湖草”這一“生命共同體”統一保護、統一監管需求等做出不斷的改革和創新。

3.1

生態環境保護戰略基本走向

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藍圖和實現“美麗中國”目標的戰略安排，2035年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這需要保持和增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到2035年之前，環境質量改善仍然是環境保護工作的主線，要繼續穩步推進水、大氣環境質量達標和土壤污染安全管控;協同推進氣候變化和大氣污染減排，促進實現2030年碳減排達峰目標和同期環境空氣質量改善目標。歷史性原因造成的結構性、布局性問題導致環境風險事故進入高發期，環境風險管控成為常態性工作，需要加快提升環境風險管控水平;隨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深入實踐，自然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以及城市生態系統的保護和增值，已越來越受到廣泛關注;推進落實生態環境空間評價和分區分類管控，加強生態環境空間監管，成為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礎性工作;形成黨委、政府、市場、社會等各方互相監督、互相促進的現代化治理格局，協調推進流域、區域、地方的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提供更多的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3.2

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改革目標

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改革的目標是實現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和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需要推進建立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市場實施、企業落責、社會參與的生態環境治理大格局，也要重視統籌發揮好人大、政協、法院和檢察院的作用，形成各司其職、互相監督、互相協作、互相促進、均衡有效的治理架構。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政治建設，提升各級黨委生態環境治理的能力水平，落實各級黨委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的領導責任;要落實政府的生態保護投入責任和生態環境質量目標達標要求，充分調動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積極性和能動性;要運用市場機制實現生態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優質生態產品供給的效率水平;要實施最嚴格的環境管理和監管執法，落實企業污染治理的主體責任;要充分保障社會公眾環境權益，形成綠色生活和綠色消費的社會環境，發揮社會公眾的治理力量。

3.3

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改革方向

新時期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對生態環境政策改革創新提出了新的歷史要求，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創新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緊緊圍繞實現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和環境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政策改革[19-20]。

a

深化生態環境管理體制改革。環境管理體制改革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關鍵和核心，基于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強調環境與發展的綜合決策和“山水林田湖草”的綜合管理，強調流域綜合治理和區域生態環境關聯性，強調所有者和監管者分離。研究成立中央生態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強化對資源管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統籌決策協調;繼續完善國家、區域、流域、地方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和能力建設，整合涉及土壤、農田、漁業水域、森林、草原、濕地、荒漠、野生動植物等所有生態保護和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內容，進一步突出生態環境的獨立性監督和生態環境統一監管;明確規范各相關部門的生態環境保護權責，加強跨部門、跨地區的統籌協調和陸海統籌協作;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重點完善自然保護地體系監管;推進中央機構改革后地方機構的職責鞏固和能力提高，強化基層生態環境監管執法能力，將農村生態環境監管工作納入統一監管體系，探索不同鄉鎮農村生態環境監管體制與模式。促進建立多元化、社會化生態環境監管，引入第三方機構參與企業環境行為的監管，彌補政府能力有限和監管不足的缺陷。

b

構建生態文明和環境保護法治體系。開展相關法律法規的生態化“改造”，對不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進行修訂。推進長江流域、京津冀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等立法。加快修訂《土地管理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礦產資源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制定和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國土空間規劃和保護、國家公園、海洋、應對氣候變化、排污許可、生態補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生態保護紅線、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推進綠色生產消費、生態環境教育等方面的相關立法，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加強流域、區域和地方環境標準制定和實施的引導和規范，積極支持和推動地方制定地方環保法規或者規章。健全環境行政執法和環境司法銜接機制以及環境案件審理制度，強化公民環境訴訟權的司法保障，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的法律程序。積極參與國際環境法合作，推動“一帶一路”環境標準建設。

c

建立生態環境空間管控制度。國土空間的資源屬性和優化配置利用越來越受到重視，需要強化生態環境空間管控的前置引導作用，建立生態、大氣、水、土壤、海洋等要素環境管控分區，明確各要素空間差異化的生態環境功能屬性和管控要求，形成以“三線一單”為基礎的生態環境分區管控體系，作為生態環境參與國土空間規劃、政策和標準等的主要平臺，同時強調空間管控在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中的基礎性作用。強化生態環境空間管控要求的落地性，把“三線一單”作為環境綜合決策的手段，作為國土空間“雙評價”的前提或基礎，服務高質量發展，為區域開發、資源利用、城鄉建設、空間規劃和產業準入提供依據，為地方制定出臺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土地、產業、投資等細化配套政策提供支撐，作為規劃環評、建設項目環評論證的基礎依據之一，為“放管服”改革提供支撐。推動生態環境空間管控的基礎數據規范化、技術方法科學化、管理制度完善化，形成基本完善的“三線一單”數據標準、技術規范、配套規整和管理政策。

d

完善生態環境市場經濟機制。改革節能環保財政賬戶，健全生態環境財政預算制度，建立生態環境保護投入穩步增長機制，實現中央和地方生態環境財權和事權相匹配。探索建立生態產品核算和評價體系，建立政府主動購買生態產品的機制，在“綠水青山”優化“金山銀山”方面做好“加法”，增加生態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研究將揮發性有機物等特征污染物納入環境保護稅征收范圍，繼續推進資源稅、消費稅、所得稅、增值稅等環境保護相關稅種的綠色化。全面建立自然資源有償、生態環境補償、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特別是要建立充分體現地方發展權保障和生態產品貢獻的生態補償政策，加大對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的補償力度，深入調整生態環境資源生產關系，從根本上理順經濟關系和生態環境資源關系，促進各方全面建立生態環境資源資產價值理念。推進生態環境權益交易，全面建立環境權益交易的MRV(監測-報告-核查)能力，完善交易平臺和市場，在全國范圍內推進碳交易市場，推進碳交易機制成為碳排放2030年達峰的重要手段。在國家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探索的基礎上，針對生態環境產品的市場化屬性，創新推廣不同的綠色金融產品，引導和鼓勵長江等重點流域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等重點區域探索設立綠色發展基金;繼續推進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環境污染責任險等，不斷完善建立綠色金融體系。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和綠色貿易，從國內外統籌考慮生態環境質量改善。

24日下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活動新聞中心舉辦第一場專題集體采訪活動，介紹有關閱兵活動安排。

e

建設公眾廣泛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和新聞媒體，依法履行生態環境保護宣傳教育責任，把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作為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內容;實施全民環境保護宣傳教育行動計劃，提高公眾環境行為自律意識，加快衣食住行向綠色消費轉變。建立生態環境監測信息統一發布機制，通過各種媒體手段公開大氣、水、土壤等生態環境信息，全面落實排污單位、監管部門、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的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環境信息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表達權;健全環境立法、規劃、重大政策和項目環評等聽證和評價制度，在基層推進網格化監管和人民環保監督員制度，引導公眾和社會組織對政府環境管理與企業環境行為進行監督和深入參與;理順環境公益訴訟體制機制，及時化解群眾糾紛;建立健全環境輿論監測制度，提高環境社會輿情分析、研判和引導能力。

f

夯實績效評估和責任機制。完善黨政綠色發展監測、統計、評價、考核、責任和獎勵體系，建立充分體現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地區特征和績效導向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和獎懲機制。建立盡職免責的環境監管制度，完善環保督察巡視、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生態環境審計、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損害責任追究等制度，落實地方黨委政府生態環境保護責任。進一步推進生態環境督察制度化、規范化、精簡化，形成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部門生態環境保護專項督察、省級政府環境監察體系合理分工、高效協作的督察制度，發揮對生態環境違法違規行為的震懾和“靶向”監管落責功能，強化對地方黨委政府履責的監督力度，通過督察，強化落實“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推進以排污許可、環境司法、損害賠償等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建立基于地方環境質量目標管理的排污許可證“一證式”管理制度，積極推動建立企業排污許可信息耦合企業環境信用評價，通過打破信息不對稱壁障，強化社會各方對企業環境行為的監管和激勵。

第三篇：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中國應對戰略的歷史演變

【內容提要】從歷史階段看，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19世紀及其以前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二是20世紀上半期的帝國主義階段；三是20世紀下半期的后帝國主義階段。與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相對應，中國的發展戰略也經歷了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清末）——全盤西化，但資本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民國）——走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1949-1978）——改革開放與融入世界（1979-2004）。從中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是發展變化的，社會主義也應該是發展變化的，并且可以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去。【關鍵詞】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改革開放 如果從世界近代歷史看，從17世紀資本主義產生到今天，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內涵發展的同時，還是一個在外延和空間上全球化的過程。資本主義的發展，到目前為止，也可以說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早期資本主義階段（17-19世紀），帝國主義階段（20世紀前半期：1900-1945），后帝國主義階段（戰后至今）。從對內和對外看，資本主義制度也在發展和成熟，在第一階段，是資本主義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擴張和建立殖民地階段，是“我為刀俎、人為魚肉”階段；第二階段，是殖民地瓜分完畢，資本主義列強依靠戰爭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場并失敗階段，兩次世界大戰之慘烈教訓了世界人民，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第三階段，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起與對抗、民族國家的獨立和發展要求，都對資本主義列強構成了強大的挑戰和威脅，迫使資本主義列強在對外方面，不敢再單純以戰爭來欺壓和掠奪其它國家（只敢進行有限的局部戰爭），對內，為生存和發展而被迫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則加強了民主化進程和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這些都使資本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中國從1840年開始與資本主義列強正面接觸到今天的164年里，其經歷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為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在后帝國主義的第三階段，則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由對抗轉變為合作，找到了一條可以與資本主義世界并行發展、吸取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侵略與中國的應對戰略 從17世紀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在英國誕生到19世紀末，是資本主義國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擴張和建立殖民地階段。對于這些少數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也是“我為刀俎、人為魚肉”階段。在歐洲18世紀工業革命前，受生產工具和交通條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紀中期，由于科技的發展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蠻的民族卷到文明中來了。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資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發展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前提，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為加速積累，只有廣闊的國外市場，才能使資本家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和消費而又不至于導致生產過剩的危機，因此開拓海外市場和尋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導向”，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普遍特點。在19世紀上半期之前，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數幾個國家處于主導地位，廣大的世界其他地區還可以為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市場空間，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供給大于需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世界市場和資源）的矛盾還不突出。但是到19世紀下半期，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和資本主義擴張，世界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而此時崛起的德國、日本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和資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1900年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辛丑和約》中的表現以及隨后爆發的日俄戰爭，即標志著資本主義自由發展時代的結束。[!--empirenews.page--] 在整個19世紀，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沖突，那末隨后的60年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政府對資本主義采取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戰略，無奈這種移植技術、不變制度的戰略卻導致了國家不斷衰落和解體，陷入困境。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前的50多年間，中國面內憂外患，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下，試圖將發展近代工商業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體制之內，采取了“官辦”、“官督商辦”、限制民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對于政府經濟職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維持整體的政策，其標志就是“洋務運動”。中國為什么會在50多年的時間里，在屢戰屢敗的情況下，依然執迷不悟，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僅學習西方的技術，而不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呢？這是與1840年以前傳統社會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觀念分不開的。1840年以前的中國，是一個建立在農業文明高度發達基礎上的封建社會。直到1840年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以前，中國社會仍然按照自身的農業文明發展規律向前發展，并達到較高水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社會經濟高度發達，農業進入精耕細作階段，農田的單位面積產量較高，農業的剩余可以養活大量人口，維持龐大的城市和國家機構；與農業高度發達相一致的是手工業、商業和金融業也很發達，明中葉以后大量白銀內流即是一例。這種傳統農業文明高度發達的另一個表現，是經濟體制表現出的高級形式，即土地可以作為商品自由買賣，地主經濟和大量自耕農并存，租佃制和雇傭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財產繼承在諸子間的相對平均；國家稅制的相對統一和完善。(2)政治體制從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約角度看，表現出較高級的形態。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經過夏商周以來三千余年的發展，就傳統的農業文明社會而言，到清代已經相當完備。第一，形成了統一而龐大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其特點是條塊結合、分級管理，實行對皇帝負責的三權分立、互相制約(行政、監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較強的經濟職能，即除了承擔國防和維護經濟秩序，承擔了“治河”、“救災”、“市政建設”等公共工程和社會事業外，還通過官營工商業和專賣制度，將工商業納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選拔、考評和調任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不僅打破了貴族和豪強壟斷政府機構，而且將教育納入了官僚選拔，“學而優則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會的優秀人材進入政府管理階層。在上述基礎上建立的政府機構極其官僚，不可能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國由于農業文明高度發達而導致的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包括政府的強大有力)和大國特點，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卻保持了強大的排斥力。這種排斥主要來自于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政府和統治階級觀念(任何上層建筑都必然要維護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堅炮利”的教訓下被迫推行工業化的時候，封建統治階級的觀念自然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當然，近代中國對外部工業文明沖擊的反應遲緩，也與清王朝經過200年統治走向腐敗有關（中國農業文明存在著明顯的以朝代更替為標志的政治周期）。[!--empirenews.page--]

二、帝國主義階段中國對發展道路的選擇 從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國力大增，資本主義開始進入由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瓜分完畢并不斷重新瓜分的階段。這種以戰爭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為掠奪對象的重新瓜分，導致由局部戰爭演化為世界大戰，而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不到20年（如果從1919年巴黎和會算一戰結[1][2][3][4][5]下一頁 束，從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作為二戰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時間和死亡人數都大大超過了一戰。其間還爆發了嚴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經濟危機。這些都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病，“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的結論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當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既依靠武力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的時候，社會主義作為制約這種資本主義災難的一種新生力量應運而生。如果從世界范圍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在少數國家取得勝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化只是在少數幾個國家得以實現，而大多數國家仍然處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和奴役下，國內的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處于主導地位，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統治地位，一句話，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還沒有在這些落后國家建立起來。在這種狀況下，當帝國主義國家發動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的世界大戰后，因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又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代表，因此，無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其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對和否定資本主義的因素，這也是列寧為什么將帝國主義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將帝國主義時代的民主革命納入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范疇的基本原因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這一點也被歷史事實所證明。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就自然被社會主義革命者所利用，從而掀起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誕生，就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利用俄國戰爭期間國內矛盾的激化和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后的社會動蕩和人民不滿，迅速進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雖然內部條件是人民對沙皇的封建軍事帝國主義的拋棄，但是從整個大背景來看，卻是廣大人民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失去了信心，認為這是一個“惡”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這種制度。同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新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來的國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被侵略、被壓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其說是因為資本主義充分發達基礎上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如說是因為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受害者，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選擇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說，50年代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形成浪潮，即反映了這種現象。[!--empirenews.page--]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既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向更高層次的演進，也不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選擇，而是那些作為帝國主義受害者的國家和人民的另一種選擇，即在許多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對另外一種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因此，除了選擇時的預期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看，20世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優越，相反，卻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果說以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作為這個階段的結束，那么中國在這個階段則是處于倍受欺凌、社會動蕩的危亡時期。“甲午戰爭”的中國慘敗，宣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和政策的破產，日本成功的經驗證明了中國不僅需要在技術上學習西方，還需要從制度上學習西方。隨后掀起的“戊戌變法”及其失敗，則反映出封建頑固勢力仍然把持著政權和不愿意全面徹底學習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隨后出現的“庚子拳亂”和八國聯軍入侵的雙重危機壓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瓦解封建政權基礎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在“戊戌變法”失敗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雖然在資產階級中對改變現有政治體制上始終存在著“革命”與“改良”的爭論，但無論在政治上主張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在中國應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卻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國名義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個政權卻把持在帶有封建性質的軍閥手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軟弱，必然也導致政治上的軟弱。政府的頻繁更替和政治動蕩，固然削弱了政府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鉗制，但是也無力維持社會的安定和秩序，無力制止軍閥的橫征暴斂，無力抵御外國列強的欺壓，換句話說，政府無力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而后者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則更為緊迫。于是，以“巴黎和會”中國“喪權辱國”為標志，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比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和資產階級“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這種背景下，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也最終促成了孫中山建立強大政府、節制私人資本觀念的確立。孫中山“以俄為師”，改組了國民黨。并發動了由共產黨積極參與的“國民革命”，但是這場革命由于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排斥激進的共產黨而中途與舊勢力妥協，雖然國民黨于1928年形式上實現了大陸的統一。由于南京國民黨政府是建立于蔣介石背叛革命，鎮壓共產黨和工農運動基礎上的，因此，就政權的基礎來說，它排斥了工、農、小資產階級，甚至部分主張自由民主的資產階級左翼，為了對抗共產黨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南京國民黨政府就不得不依靠舊有的地主豪紳、軍閥甚至地痞流氓和黑社會組織。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變革政治，實行民主，因為這樣會危及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又會搭政府的“便車”來撈取自己的經濟利益，并為了撈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而進一步擴張權力。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大小官吏以權謀私、國家資本實際上變為“官僚資本”，就說明政府權力的擴張還有官吏自身的原因。[!--empirenews.page--]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正是帝國主義列強發動戰爭、宰割世界的時代，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則加劇了中國的衰落，渙散了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國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更嚴重的侵略和蹂躪。就南京國民黨政府來說，其目的還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種目標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擠壓：一是來自大地主、權貴資產階級等舊勢力的擠壓，他們反對真正意義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來自以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數眾多的工農擠壓，他們因貧困或破產、甚至沒有活路而對現政權嚴重不滿，要求進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實行“耕者有其田”。三是來自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歐美綏靖政策的擠壓，使得大多數人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強烈反感和敵視態度。而這三個方面的力量和影響都很大。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其弊病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此也使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和自由競爭產生了批判態度，孫中山思想的變化可以說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思想即反映出對西方古典經濟學將政府視為“守夜人”理論的根本修正，應該說這種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思想，對后來的南京國民黨政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南京國民黨政府統一后不久，1929年就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此后，以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為代表，強調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在西方流行起來，在這個背景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則走上了法西斯主義（又稱“國家社會主義”）道路，對國民經濟實行“統制”。至于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則走的更遠，到1935年則建立了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體制。國家干預經濟成為世界的主流。拋開國民黨和共產黨不說，就是在知上一頁[1][2][3][4][5]下一頁 識分子中，受西方和蘇聯的影響，絕大多數也主張中國應該實行政府主導型經濟。1933年《申報》就中國現代化問題向社會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論和專論中，絕大多數主張走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道路。大體統計，主張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僅1篇，傾向于社會主義方式的5篇，主張采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之長，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確回答。[2]在30年代和40年代關于中國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討論中，絕大部分的學者，也都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強調通過政府實施有計劃的經濟，強調發展國營經濟。[3]即使對國民黨政府采取批判態度的馬寅初也認為：“我們不完全采用英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蘇聯社會主義一切國營的制度，乃提出一種混合經濟的制度，官營企業與民營企業同時并進，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設，是不合時代的需求，完全用蘇俄式的建設，是非中國所能辦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4] 上述思想可以說是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的延續和發展。當時，無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中立的學者，在強調政府主導作用和發展國營經濟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點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個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潔有效的政府，正是在這一點，才是陣線分明的。[!--empirenews.page--]因此，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上三大政策：沒收官僚資本、耕者有其田和保護民族工商業；政治上反對獨裁和實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為戰后（1945-1949）中國人民的最終選擇。

三、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建立及戰略選擇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蘇聯的誕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則是導致了一個強大的歐亞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以及眾多國家的獨立。對于戰后這種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戰”和局部“熱戰”以遏制“共產主義”蔓延；另一方面，則不得不在國內推行改革。對于中國來說，在戰后，美國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采取了支持腐敗的國民黨政策。隨后又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派軍隊進駐臺灣，明確表示阻止新中國政府解放臺灣。在建國初期，基于過去的歷史經驗和蘇聯的成功，我國也是毫不猶豫地站在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而朝鮮戰爭則加劇了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這種敵對，使得本來就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務完成以后，迅速選擇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從政治上看，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的強大，不僅表現在沒有任何政黨或組織能夠在政治上獨立或制約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和權力；還表現在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具有堅實的基礎。就社會各階層來說，人數最多的農民，經過徹底的土地改革，不僅過去在政治上可以與基層政府抗衡的士紳階層已經消失，甚至連可能對中國共產黨不滿的小地主和富農實際上也被消滅了。農村中不僅形成了清一色的個體農民，而且基層組織的領導者（鄉村干部和農會領袖）也是革命的獲益者，不僅其財富，其權力和地位也來自中國共產黨。他們是中國共產黨最忠實的支持者。從城市看，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在就業、工資和勞動保護和保險方面確實大大改善了他們的處境，他們自然要擁護這個從農村來的、自稱是他們階級的政黨。至于所謂的資產階級，經過日寇和國民黨政府的摧殘和戰爭的破壞，到解放時已經衰落，又經過新中國政府整頓市場、限制政策以及“五反”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僅政治上沒有了表達自己意見的地位，在已經上也遠不能與國家抗衡。從經濟上看，舊中國強大的“官僚資本”為新中國建立強大的國家資本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政府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敵產，控制了金融、重工業、現代交通通訊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另外，在建國初期，受戰爭和國民黨長期通貨膨脹的影響，市場混亂，為了保證供給和穩定市場，國營貿易企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并控制了主要工農業產品的流通；在對外貿易方面，西方的封鎖和貿易重心轉向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是國營外貿企業在“統制外貿”后形成壟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投資方面，政府也成為現代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主要投資者，這一方面是因為可能成為投資主體的農民太窮、資產階級元氣大傷、外資不能進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發行“公債”、控制信貸和限制資產階級的結果。至于當時在國民經濟中占很高比重的小農經濟（約有一億多戶），不僅因為規模小、經營分散，無力與市場和國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實行的無償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動搖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來中國傳統社會這個觀念就很薄弱），已經將國家的權力和意志鑄入了農民的私有土地。特別是人數眾多的、在農村掌握基層政權的貧下中農，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者，在統購統銷和合作化面前，不僅無力、也不愿意反抗。[!--empirenews.page--]從發展預期看，迅速改變中國經濟落后的面貌，實際上是實現中國強大的根本。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的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貧困、資金極為短缺的現實，要趕上歐美和周邊的日本和蘇聯，必須要加快發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須加快重工業的發展。此時，對于中國這個大國來說，依靠對外擴張來獲取資源和市場顯然不可能，蘇聯的援助也很有限。實際上新中國面臨著與“十月革命”后的俄國所面臨的幾乎完全一樣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1922年，列寧針對蘇聯需要迅速發展重工業的情況說：“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那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采取了堅決的步驟。”[5] 1953年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后，資金和物資立即捉襟見肘，要么放慢工業發展速度，按照市場化配置資源，這在今天看也未嘗不可，甚至可能從長期看經濟發展速度并不慢，但是當時根據歷史經驗和理論（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卻擔心戰爭隨時可能爆發，中國再次成為“魚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業化速度；要么盡可能地將剩余拿到國家手里，壓低消費，并采取行政辦法配置資源，使投資向重工業傾斜，加快工業化步伐；而后者這就是蘇聯的辦法。因此中國在50年代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和發展道路。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無論斯大林還是毛澤東所設想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都要比資本主義制度表現出更高的效益、更快的發展速度。因為計劃經濟避免了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和生產過剩危機，使資源得到最佳利用；而公有制則避免了資本主義階級壓迫和剝削所造成的勞資對立和勞動者的缺乏積極性。但是，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無論是哪個行業，都沒有出現預期的效果，相反，據統計，在1978年以前的五年計劃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最好的是“一五”時期，而“一五”時期又不如恢復時期。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本來計劃經濟是為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降低經濟運行成本，避免企業和個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造成資源配置不當和浪費。但是，由于計劃經濟在決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滯后甚至扭曲，執行過程中的不可遇見因素多，以及官僚主義的阻礙，失誤頻繁，“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年計劃，計劃一年”成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開放前最好的“一五”計劃，也是在執行了兩年半后才正式確定和公布，其間還出現了兩次波動。至于1958年以后的計劃，更是缺乏科學性，經濟運行幾乎不是按照計劃，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領袖的隨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費和低效幾乎成為1978年以前體制的代名詞。在微觀經濟運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樣沒有起到調動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預期作用。在農村，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和平均分配，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一點與當時上一頁[1][2][3][4][5]下一頁 以及1978年后普遍實行的“包產到戶”相比，結果是很清楚的，無須贅述。在城市，“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壓抑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empirenews.page--]由于上述生產和分配制度，職工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自然不高，不僅與原來所預期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相去甚遠，甚至不如過去的私有制和“單干”，因此“懷舊”和商品經濟暗潮總是時起時伏，威脅到“社會主義”；同時，官僚主義、浪費和低效愈演愈烈，于是“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就成為不可缺少的督促機制，“增產節約”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幾乎沒有停頓過，并且間隔越來越短，聲勢越來越大，論調越來越高，直至爆發打倒‘走資派’的“文化大革命”。

四、1978年后中國應對戰略的根本轉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由于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使得原來的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再依靠原來的對外擴張和重新以武力劃分世界市場來推進本國的發展，不得不將其發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國內和依靠技術進步來占有世界市場。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一方面使得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將擴大內需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從而也能夠緩解國內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興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戰后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經濟上推行凱恩斯主義和擴大社會保障和福利，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保證了社會的基本穩定。另一方面，由于對外受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抗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制約，原來依靠武力來任意壓迫和剝削落后國家的條件已經喪失（甚至在50-60年代資本輸出的風險也大大增加），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去依靠技術進步和優化經營管理來從經濟上進行競爭，以保持和擴大在世界市場和資源方面的份額。這種經濟發展路徑的變化，導致了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改革加速，而國內經濟運行機制的改善、政治體制的進步和政府經濟職能的調整，又反過來促進了科技發展和社會穩定。特別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戰的結束、科技的迅速發展以及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中國的經濟轉軌，以資本跨國流動和打破貿易壁壘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迅速推進，使得資本主義全球化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戰后，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改革和世界環境的變化，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現在，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依靠戰爭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條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是這種變化畢竟是逐步的、漸變的過程，因此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認識也自然是一個基于列寧帝國主義論上逐步隨著世界變化而發生變化的過程。其次，社會主義制度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即它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戰爭和民族壓迫的結果。因此當外部環境和條件發生變化后，它也必須隨著經濟發展和外部環境變化而與時俱進，作相應的制度變革。由于社會主義僅僅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糾偏浪潮，社會主義制度和陣營的產生，不僅是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步進行的，也是相互制約的，從全球來看，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而是與資本主義制度并行發展、相互競爭的，它們之間不是替代的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來講，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發展的結果，但是在實際上，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誕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資本主義發展受到阻礙，而不能順利發展國家的產物（當然，這種阻礙有的來自國內，有的來自國外，俄國、中國都是如此）；也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帝國主義階段的糾偏和制約。而一旦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同時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依靠高度集權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和產業，那種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因替代市場而取得的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高積累優勢，就完全被計劃經濟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改革和放棄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成為必然，問題只是改革的目標和步驟怎樣確定，這種變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順利進行。[!--empirenews.page--]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來說，一開始是對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弊病的糾正。這種糾正是由于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和誘導：一是開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壓力；二是人民生活貧困的壓力；三是建國以來自己的經驗教訓和整個世界市場化趨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中國文化傳統將失誤歸結到政權的好壞（中國共產黨將其概括為政權的性質），那么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人則不能夠利用這個說法來解釋這20年的失誤，否則將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只能從另外的角度，即經濟體制的缺陷來解釋問題。這也為正確認識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弊病開了方便之門。1978年以后的對外開放是建立在兩個重要認識轉變基礎之上的。沒有這兩個重新認識和判斷，就不可能有對外開放。一是對社會主義的判斷：社會主義的實質從根本上說是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可以比資本主義創造出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毛澤東在５０年代末就曾經說：我就不相信，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結論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請蔣介石回來。[6]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期間“四人幫”的破壞，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1977年1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聽取吉林省委匯報工作時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8] 1980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又說：“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9]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礙改革開放的論點都失去了合理性。當然，這也得益于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文革”錯誤的反思這個大背景。二是對戰爭問題的認識。僅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認識，對開放來說還是不夠的。還有一個如何認識國際形勢的問題。從列寧1917年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起，戰爭的陰霾就籠罩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也面臨著戰爭的威脅，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印邊界戰爭、中蘇邊界戰爭，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國長期處于戰爭的威脅下，50—60年代威脅主要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脅則主要來自蘇聯。當然，這也與我們自己的某些“左”的錯誤政策有關系。實際上，從6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運動的興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以歐洲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來越大，世界性的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破了西方長達20多年的封鎖敵視，1975年越南戰爭的結束，都說明中國的國際環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轉變。能否正確認識這種國際形勢的變化，改變從列寧、斯大[!--empirenews.page--]上一頁[1][2][3][4][5]下一頁 林時期就形成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結論，積極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來加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能否與時俱進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決斷，提出了和平和發展是世界主流的觀點。1985年鄧小平回憶說：“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對外政策也有變化，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10] 正是根據上述兩個重要認識和判斷，認識到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認識到平和發展是世界主流，認識到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共同發展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才使得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實現了經濟轉型與和平崛起。主要參考文獻：

1、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2、魯振祥：《探索的軌跡——新民主主義和向社會主義過渡思想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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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趙德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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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程永林：《全球化進程中制度變革的歷史路徑》，《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4期。

10、成保良：《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劃分依據的理論述評》，《教學與研究》2003年第10期。[1]請參見嚴仲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夏東元：《洋務運動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丁偉志：《“中體西用”論在洋務運動時期的形成與發展》，《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2]轉引自：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第14-1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3]參見趙曉雷：《中國工業化思想及發展戰略研究》，第82-88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4]《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上冊，第34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5]《俄國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13日），《列寧論新經濟政策》，第200頁，人民出版社，1992。[6]轉引自《李富春同志在各協作區辦公廳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1959年6月10日。[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5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8]《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28頁，人民出版社，1994。[9]《鄧小平文選》第二卷，312-314頁，人民出版社，1994。[10]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6月4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26—127頁，人民出版社，1993。

第四篇：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于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歷史解釋

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于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歷史解釋

標簽： 國際制度

● 門洪華

【內容提要】本文選取壓力、認知和國際形象三個變量，從歷史角度剖析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作者概述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將1949年以來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歷程劃分為相對孤立、消極參與、部分參與、全面參與四個歷史階段，并具體剖析每一個階段中國的國際制度參與戰略。作者指出，近代以來的中國盡管在融入國際社會還是閉關自守幾經搖擺，但沒有停止深化與國際制度接軌的腳步，中國選擇全面、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戰略是一個歷史性的結論。

【關 鍵 詞】壓力 認知 國際形象 國際制度 中國戰略

自19世紀中葉中國被炮艦外交強行納入世界體系以來，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充滿戲劇性波折，經歷了從拒絕到承認、從觀望到參與、從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爭重要發言權的過程。這個過程伴隨著兩個尚未最終完成的轉變，即從“中國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國”的轉變、從世界體系的“局外者”到“局內者”的轉變。中國崛起成為這兩個轉變的重要促動因素，而這兩個轉變過程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視為中國崛起的一般性標尺。

本文選取壓力、認知、國際形象三個變量，從歷史角度剖析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任何國家在制定戰略時，通常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的影響或壓力，一是國內各種較顯要的“壓力集團”和輿論的要求。這種狀況有時對執政者的決心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二是來自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戰爭與和平的交替轉折，一個新格局的形成，一個突發的國際事件都會迫使一個國家改變其戰略思路。[1]根據筆者的理解，鑒于中國的歷史積淀和歷史記憶，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過程中充滿了客觀壓力與對客觀壓力的主觀認知，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戰略與二者有著本質性的聯系。中國所經歷的從主導大國到任人凌辱的歷史屈辱、從封建農業國家到現代工業國家的巨大轉變，決定了民族復興、祖國崛起一直是仁人志士的宏大夢想，而國內壓力與國際壓力交相呼應構成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特定條件。建國以來，中國一直在壓力下成長，首先是獲得國際承認的壓力，其次是經濟發展的壓力，最近是讓國際社會放心的壓力，這些壓力造就了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潛臺詞。面對壓力，不同的國家組織形式和不同的領導人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也做出了不同的戰略反應，從而凸現了認知在戰略決策中的重要地位。一般來說，對于同樣的客觀世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會帶來不同的決策，因而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極端重要。所謂認知，即人們對感覺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據自己的理解做出反應。在戰略決策的認知過程中，對國家面臨的內外壓力的認識至為重要，它是做出戰略反應的基礎條件。伴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步伐的，是中國的社會化學習和規則內化過程，以及由此引致的自我認知變化及其對自身國際形象的關注。所謂國際形象，即一個國家在國際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諸方面相互交往過程中給其他國家及其公眾留下的綜合印象。在當今國際社會中，國際形象作為一種可信度的標志，對于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逐步將國際形象納入其戰略框架，視之為制定大戰略尤其是國際制度參與戰略的重要因素。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三個變量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互遞進關系，構成了剖析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一條主線。

歷史的積淀：1949年之前的中國與國際制度

19世紀之前，中國一直在東亞相對孤立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發展，與世界其他部分相對隔絕。19世紀中期，歐洲列強用堅船利炮將中國強行納入其主導的國際制度，從此開始了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曲折歷程。

歷史上，中國科技曾領千余年風氣之先，其國民生產總值在19世紀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且早就確立了自成一體的帝國體系。但是，傳統的中國社會固步自封，缺乏創新精神和擴張意識。相形之下，擺脫中世紀束縛的歐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對外擴張的步伐。17世紀，歐洲列強就把殖民觸角伸到中國東南沿海。19世紀中期，在運用外交手段與清帝國建立更廣泛、更直接聯系的努力接連受挫后，西方列強訴諸武力，發動一系列對華戰爭，用堅船利炮砸碎了中國天下一統的格局思想，肢解了中國的朝貢體系，將中國本土強行納入國際制度體系。中國經歷了從天下一統格局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轉變，即從“中國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國”的轉變。由于被強迫納入國際制度，中國長期受到列強的欺凌，領土被肆意瓜分，更談不上主權的維護了。幾經掙扎、幾經失敗塑造著中國對待國際制度的心態：時而強烈期望全面參與國際制度，時而期望回復到閉關自守。

進入20世紀，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姿態已經從以天朝上國自居變為爭取平等地位。隨著國際制度由區域性擴展到全球，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自近代以來第一次成為戰勝國。但是，在安排未來國際制度的巴黎和會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不僅無權參與戰后的制度安排，其自身利益也無法得到維護，中國第一次親身體驗了國際制度的實質。加入國際聯盟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重要步驟。然而，日本于1931年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中國一度對國聯爭端解決機制寄予厚望。中國向國聯提出申訴，要求它主持正義，根據盟約規定制裁侵略。國聯雖然派出調查團并發表了調查報告，但該報告偏袒日本，拒絕宣布日本為侵略者。中國試圖搭國聯便車未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承擔了遠東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軍主力的任務，為打敗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作為主要大國參與了聯合國的成立過程，并成為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其大國地位在聯合國機制中得到肯定。中國第一次成為國際制度的積極參與者，參與國際制度的建立并體味了實力對國際制度的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大致如此。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全球性的現代國際體系從萌芽到基本成熟，全球性國際制度在逐漸確立，與此發展相對照，中國經歷的卻是百年屈辱，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和“城頭變換大王旗”的運命，加上以被拋到谷底的方式被強行納入國際體系的尷尬，中國始終將國際社會的既有秩序視為不公正、不合理的產物，并形成一種被凌辱的受害者心態。西方列強任意宰割這塊沃土和國際聯盟的外交失敗對中國的震撼之大，時至今日尚有余音。如此，中華民族復興作為國家的一個遠景目標被歷史鎖定，成為中國崛起的本原性動力。同時，歷史經驗和教訓往往成為戰略決策的重要參照，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或許不過是中國歷史長河的一段激流，但就其影響力而言，卻堪稱一瞬造就的永恒。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戰略，均可從中找到歷史蹤跡。

相對孤立（1949-1970年）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后，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承認盤踞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而且支持國民黨政府繼續竊據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席位，中國大陸被排除在國際制度之外。中國領導人在權衡之后做出了“一邊倒”的外交決策，正式成為國際制度的局外者和挑戰者。20世紀60-70年代，國際力量呈現大分化、大組合：中蘇盟友關系破裂，社會主義陣營宣告瓦解；資本主義陣營則呈現美歐日三足鼎立的趨勢；發展中國家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臺。中國改變了“一邊倒”的外交戰略，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要求“兩條線作戰”甚至“四面出擊”，進一步挑戰霸權及其主導的國際制度。

20世紀50-70年代，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壓力未有緩解。從國內角度看，經過數十年的戰亂洗禮，社會經濟百廢待興；蔣介石政權退居臺灣，但仍時常給新生政權制造威脅。從國際角度看，冷戰格局確立了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和戰略態勢上的針鋒相對，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不僅面臨著美國組織的包圍和遏制圈，而且受到蘇聯的擠兌和利益要挾，而且后者的威脅愈演愈烈，終于成為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作為新生事物的社會主義建設更是一波三折，國內建設的全面政治化無限放大了內部壓力，并將之與國際壓力結合起來，構成中國認識國際環境和制定國際戰略的基本依據。源于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需要，中國曾積極尋求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地位——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氣象組織、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也曾積極參與新獨立國家組織的國際會議（尤以1955年的萬隆會議為代表），但這些努力大多未果，并未從根本上緩解中國的國際壓力。吉爾伯特·羅茲曼指出，“1949年以來，國際環境變化無常而且常常對中國是不利的。和蘇聯的關系影響深遠，并有某些積極的成果，但她最后給中國帶來的是失望，并導致幾乎完全的閉關自守”。[2]接連不斷的國內政治革命和“一邊倒”、“反兩霸”等國際戰略，實際上決定了這一階段中國對待國際制度的基本戰略，即局外者和挑戰者，這既是客觀因素導致的，也與主觀認知有著極大的關系。面對多變然而不確定的國際形勢，中國領導人的判斷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偏差。受意識形態、政治斗爭經驗等因素的影響，這種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壓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國內部日趨發展的左傾思想造成的，這種思潮部分來源于教條，部分來源于對以往經驗的迷戀。[3]鑒于此，中國深為自己的革命者形象和挑戰者地位自豪。

中國試圖與各種國際組織建立聯系，主要目標是獲得國際承認，鑒于意識形態的追求，中國不可能認可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的合法性。在努力恢復聯合國的席位失敗之后，中國進一步強調國際制度的局限性，宣稱聯合國是政治交易的骯臟舞臺，呼吁建立一個“革命的聯合國”。在國際關系的處理上，中國不甘于蘇聯小伙伴和忠誠盟友的角色，追求“獨立盟友”的地位，[4]強調對民族解放的熱情支持和對帝國主義的堅決反對。在這個意識形態的時代，中國體現出充足的革命性，其革命者、挑戰者的國際形象甚為鮮明。在國際制度方面，中國也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將改變國際制度本身作為追求目標。[5]

消極參與（1971-1978年）

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國調整國際戰略，提出“三個世界”理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重大突破。中國也隨之淡化了挑戰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標志著中國贏得了更廣闊的國際空間。但這個時候的中國仍然搖擺于國際制度局外者與局內者之間，被動、消極參與者的國際形象甚為突出。

在這個階段，中國首先為了打破國際孤立和敵對大國的包圍而努力。1969年發生的中蘇珍寶島事件成為中國調整國際制度戰略的轉折性事件。中蘇武裝沖突的升級和蘇聯的核威脅使得中國深感國家安全問題的嚴重性，蘇聯威脅也成為中美開始相互倚重的戰略基礎。中國意識到通過某種建立國家聯盟加強國際地位的必要性，開始淡化自己的國際體系挑戰者的角色。中國不再孤立于世界，逐步淡化世界革命與社會主義堡壘的角色，而強化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對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這個時候的中國依舊充滿了革命性因素，只是戰略上更有明確對象罷了。以上因素構成中國改變其國際制度戰略的基本條件，換言之，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基本目的仍然是政治承認和外交需要，由于對國際制度規則的不熟悉，中國在國際制度內的活動多是被動、消極的，實際上是以局外者的心態處理相關國際事務。一位聯合國代表指出，中國人在聯合國的行為是“他們來了，他們笑了，他們走了。” [6]這一幕堪稱中國在國際制度內之形象的經典寫照。

中國在這個時期著重發展對外政治關系，以加入政治性國際制度為重點。以恢復聯合國席位為標志，中國逐步加入了聯合國專門組織和附屬組織，如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并與國際奧委會、歐共體等建立合作關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參加國際環境機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周恩來總理1972年率團參加了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并促動中國在國際環境機制的發展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總體而言，中國在這一期間參與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數量并不多（僅僅從1個增加到了21個），但畢竟成為了國際制度的真正參與者，盡管參與程度不夠、參與態度也不積極。中國的國際戰略空間因之而擴大了，中國追求的獨立國際形象和大國地位得到了初步實現。

部分參與（1979-1991年）

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國際制度的步伐。中國終于放棄了“局外者”的身份，成為多數全球性國際制度的參與者。中國開始采取建設性的態度，表明了推進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愿望。中國已經放棄了挑戰者的角色，但由于歷史因素和現實景況的制約，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步伐還有些搖擺。鑒于中國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總體戰略目標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這一時期中國的戰略尤以參與國際經濟制度為核心，充分體現出目標導向和經濟利益導向的特征。

這個時期，中國參與國際制度迅速增加與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和國內進步基礎之上的外交戰略調整相關。斯時，中國再次面臨百廢待興的艱巨任務，而提高執政黨的威信、合法性和人民生活水平迫在眉睫。國內壓力的增加與國際壓力（尤其是本土安全壓力）的部分減緩構成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條件。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了資本、經濟、技術進步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方針，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認為世界大戰可能避免，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發展是可能的，決定把國家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中國開始實行不結盟、不針對第三方的外交政策，更加強調獨立自主、與所有國家發展正常關系的原則，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界限發展與各國的關系，對外盡力爭取相對穩定、有利的國際環境，努力保障國內的經濟建設和各項改革事業。概言之，鄧小平以其雄才偉略造就了中國歷史的新轉折。鄧小平時代的來臨是以推動中國對外開放的角色作為基點的。中國開始強調與國際潮流接軌，完全放棄了國際制度挑戰者的身份，并著力塑造積極參與者和嚴格執行者的角色。中國開始進入大規模社會學習階段，即新加入者將國際社會的規則和價值觀念內在化的過程。[7]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關于國際社會的觀念發生了變化，遵循國際社會的規則，參與主要的全球性國際制度，不再把革命當作變革國際社會的途徑，而把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作為現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徑。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和階級劃線，而是將國家視為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并從國家利益角度理解和認識國際社會，處理國家間關系，逐步但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并開始關注本國的國際形象。從這個階段開始，中國與國際制度的關系開始出現良性互動。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了自己的國家角色，從一個堅持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國際經濟組織援助的迫切尋求者。據統計，從1979年1983年，中國從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人口基金等接受了2.3億美元的援助。促進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成為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核心目標，因而中國的行動是從國際經濟組織開始的，凸現了將國際制度視為國家利益促進工具的意識。中國1980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理事國，此后逐步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條約、國際農業開發基金、亞洲開發銀行等，為恢復關貿總協定的締約國地位做出了積極努力。中國從國際經濟組織獲得了大量的技術、知識和資金。中國開始學會利用國際規則維護和拓展自己的利益。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行為表現也是令人滿意的，中國代表在國際制度內堅持討價還價，然而一旦達成協議，中國的執行可謂無懈可擊。[8]

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活動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它不僅引進了新的觀念，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決策模式，還促進了中國對其他國際制度的參與。即使在極其敏感的政治領域，中國對國際制度的參與也是引人注目的。自1979年起，中國就參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會議，并于1982年成為其理事國。1978年，中國決定參加聯合國裁軍特別會議的活動。自1980年起，中國開始參與聯合國裁軍談判會議，并逐步簽署了一系列裁軍、軍控文件與協議。參加裁軍會議大致上與鄧小平重新評估戰爭不可避免論調相適應，這種修正又與中國需要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和平國際環境相關。中國參與裁軍會議與期望被視為負責任大國相關聯，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強調負責任大國形象。

這個階段，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數量有了顯著增加，但總體而言，中國在國際制度內的行為是被動的，中國很少提出建設性的解決辦法，更多的是發表原則性聲明，中國并不是議程的制定者，缺乏參與及議程創設意識。

全面參與（1992年—）

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戰略以1989年“六·四**”和1991年的冷戰結束為界點，這是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壓力變化以及應對這些壓力的戰略認知所導致的，其目標不僅是打破當時的外交孤立，更重要的是透過國際制度找到與各國重大利益的契合點，尋求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模式。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是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推動力，而且成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先兆。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關注促成了中國與國際制度良性互動的自邏輯。鑒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基本經歷和全國性思想觀念進步，中國走向強大的歷程也伴隨著走向法治、民主和國際主流，國內政治條件、社會條件的逐步優化反過來成為促進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制度的推動力。在改革、轉型、進步相約而行的時代，各種壓力和要求不期而至，成為中國社會全面進步的推動力。還需要提及的是，冷戰結束以來，臺獨成為中國主權安全的最大威脅，也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制度、防止臺獨勢力利用國際制度達到分裂祖國圖謀的推動力之一。

20世紀90年代是全球化浪潮洶涌的時代。全球化既是動力也是壓力，成為中國戰略決策必須思考的重要外部變量。冷戰結束以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之下，國際社會也開始步入轉型時期，國際關系的內涵大大豐富，國際政治讓位于世界政治，國際關系中的相互依賴加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觀念深入人心，國際關系的主旋律由國際沖突轉向國際合作。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之下，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可想而知。國際社會進入轉型時期，各國將著眼點放在未來的綜合競爭上，中國的特殊性益發凸現。打破外交孤立只是問題的第一步，而如何成為被國際社會接受、讓國際社會放心的大國才是中國戰略的重點，惟有如此，中國才可能確保實現國家發展基本目標的國際環境。在這樣的情勢下，確保獨立自主與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構成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基本思考點。由于美國將中國納入西方主導世界體系的接觸政策和“織網”戰略（Enmeshment）明顯體現出經濟接觸與戰略遏制的兩面，[9]昔日中國自身需求所致的國際制度參與開始構成中國的外在壓力因素。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步伐的加快，中國的戰略空間在擴展，但中國遭受外部沖擊的脆弱性在增加。非傳統安全問題往往根植于各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的深層土壤中，具有相當強的慣性，短期內難以化解，也非靠少數國家的努力能夠解決，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因而凸顯。此外，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發展，“中國威脅論”在特定時段形成對中國的國際壓力。歐美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對中國所在的東亞經濟合作其產生了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發展機遇，成為中國促動東亞一體化的外在動力。

壓力往往就是進步的動力。國際風云變幻是戰略謀劃的背景，更擴展了戰略思維的空間。以上壓力堪為中國實現向“世界之中國”和世界體系“局內者”轉變最為強大的動力，促使中國的認知發生重大變革。中國對自己所處的國際環境有了更為準確的判斷，對自己的國家實力有了更加客觀的認識，所設定的國家發展目標也更具有可操作性。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開始自視為崛起大國，在外交上開始大打經濟牌，進一步確立了以經濟主義促進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的戰略。進入21世紀，中國領導人對國際環境的認知更加客觀，更加強調以提高中國的亞洲地位為戰略基礎，將區域主義視為實現戰略目標的核心手段。

中國對自身脆弱性的認識因“****”、蘇東巨變、海灣戰爭、臺獨日益猖獗、亞洲區域和多邊論壇的增加、美日加強同盟等事件而加強，失去了冷戰期間的戰略杠桿的中國將國際制度視為加強自身戰略地位的重要途徑，國際制度在中國大戰略的地位進一步上升。這些年來，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穩健而積極，經歷了一個隨著國內發展及需要而逐漸適應、逐步深化的過程，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隨著中國對國際制度認識的逐步深刻，參與欲望也進一步上升。中國已經基本認可了當今國際體系中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制度。中國對國際人權制度的參與堪為例證，中國參與了國際人權領域的所有重大活動，多次發表人權白皮書宣告自己的人權主張，中國的政策與國際標準越來越一致。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繼續駛入快車道，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有所加快，并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角色。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更是一個明確的戰略宣示。它意味著，中國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主權為中心的、獨立自主大國的傳統認同與負責任大國的新認同相關聯，后者與融入國際制度有著直接的關聯，而國家行為越來越受到國際制度的調節，中國愈加期望自己被視為國際制度的積極而負責任的參與者，而對被視為孤立、頑固的角色分外敏感。建設性、負責任的國際形象目標就這樣在中國與國際制度的互動過程中建構起來。

在這個時期，中國參與國際制度以全面性、戰略性、長遠性為基本特征。中國明確意識到加入國際制度是打破包圍、贏得負責任聲譽的重要條件。在國際社會里或重大全球問題上，中國越來越融入國際制度，變得更加合作。例如，中國簽署了《生化武器公約》、《全面核禁試條約》等，主動接受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戰略武器的限制。《全面核禁試條約》的簽署表明，中國愿意付出代價，爭取負責任大國的地位，促進自己的國際形象。[10]中國接受苛刻條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并積極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制定相關實施細則，保持了遵守國際制度規則的一貫良好記錄。江憶恩指出，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一貫支持全球自由貿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迄今為止支持現有自由貿易體系的最明確行動。[11]2002年9月3日，并非《京都議定書》簽字國、沒有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指標和義務的中國宣布批準該條約，中國因之獲得巨大政治聲望。此外，中國不僅擴大對國際制度的參與，在國際制度中的行為也越來越積極，開始體現積極參與者的特征，其議程創設能力也有所提高。

總體而言，當前國際制度基本滿足中國的利益訴求，因而中國不是國際制度的挑戰者（美國有時甚至將中國視為現狀維持者），而是全球性國際制度積極的和建設性的參與者、區域性國際制度的建設者乃至主導者。以區域國際制度的建設為例，1994年4月，中俄等簽署了在亞太地區建立信任的第一個多邊條約，確保周邊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開始發揮建設性作用。兩國推動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把莫斯科尋求控制其邊陲的努力與北京建立多極世界的抱負結合到了一起，為中亞局勢穩定提供了基礎條件。中國積極支持和參加東盟地區論壇（ARF）、亞信會議（CICA）、朝鮮六方會談等多邊安全對話，推動建立多層次的亞太多邊安全制度。中國在經濟領域區域多邊制度的建設上的積極作用更是功不可沒。中國為自身形象計，在亞洲金融危機之際宣布人民幣不貶值，承受出口競爭力被削弱的壓力，博得周邊國家乃至整個國家社會的喝彩，開始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倡議，積極促動東盟與中日韓的全面合作，將東亞一體化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

簡短的結論

近代以來的中國盡管在融入國際社會還是閉關自守幾經搖擺，但沒有停止深化與國際制度接軌的腳步，中國選擇全面、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戰略是一個歷史性的結論。從主要因素角度看，國內發展與進步的壓力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最主要的推動力，而國際壓力作用亦不可忽視，同時國際制度的約束力、國際制度內的互動改變了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認知，成為中國戰略調整的重要推動力。隨著中國進一步參與國際制度，國際制度的規則和規范逐漸融入中國的認知和政治結構之中，規范認同開始成為中國與國際制度之間良性互動的基礎條件。中國認識到，參與國際制度，可以為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更為廣闊的戰略空間，同時也有助于改善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而輕視或抵制國際制度會損害國家作為合作者的聲譽和作為高度責任感國家的形象，損害國家利益，中國對國際制度的積極作用愈加肯定。與此同時，國際制度越來越打上中國的印記，中國塑造國際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1] 陳樂民主編：《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頁。

[2] 吉爾伯特·羅茲曼主編：《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頁。

[3] 章百家：“改變自己 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4-18頁。

[4]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4, pp.180-184.[5]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4, p.2.[6] Mich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 “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1998.[7]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4.[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16.[9] Gideon Rachman,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9, No.1, pp.129-139;James Shinn,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etc.[10] Samuel S.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4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75.[1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56.本文責編：linguanbao

發信站：愛思想網（http:// 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