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中商會：中國急需提高創新人才培養

美中商會：中國急需提高創新人才培養

劇烈的國際競爭以及創新的作用使得人才對于國家和公司一樣都顯得額外重要。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過去的十年里人才訓練、培養以及留用會在世界范圍內受到這么多的關注。

21世紀初中國政府意識到以往的經濟發展戰略不僅嚴重依賴自然資源、石油，而且出口和資本投資以犧牲廉價勞動力為代價，這一套已經完全行不通了。出于應付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環境以及維持國內穩定的需要，人才問題的重要性凸顯。中國領導人想推動中國成為知識經濟體，而在這種模式下，創新和人才是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主要推動力。中國領導人也知道知識經濟需要包含高級科學家、工程師和有競爭力的專業人士的人才庫。

聚焦人才

1999年起，數百萬的中國學生得到了科學、工程和管理學位，在那時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量擴招。政府官員試圖升級現有的科技勞動力，同時通過派遣人才赴海外留學接受高等教育和增加研究經驗。這一舉措將使他們接觸國際最頂尖標準的科技知識。

幾大發展因素正推動對人才的需求。接觸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教育和現代科技方面，似乎已經激發了海歸們的創業活動，他們試圖把最新的科技知識轉化為新的、可以投入商用的產品和服務。在政府的鼓勵下，跨國公司正通過升級制造能力并且向中國區增加大量研發能力來進一步升級產業鏈。同時中國商企和各級官員都在尋找最強的中國人才。事實上，如今中國商務和研究領域中對于人才的競爭日益激烈。

這種新的積極的人才和高端知識導向正在起效。國家近來的發展和未來的潛力也可以歸因于新興人才的生產力和業績表現。但是問題仍舊困擾著我們：到底有沒有充足的稱職的富有經驗的人才量在研究環境中擔當領導角色，從而加強研發能力并且提高新知識商業化的前景？

人才流失的挑戰

盡管對于科技人才的大量需求，過去三年里接近三分之一的中國畢業生無法找到滿意的工作。坊間證據顯示這些畢業生的素質遠遠不能滿足雇主需求。在民營企業和外資公司以及政府研究官員中關于人才缺陷的怨聲四起。通過2006-08年對60多家公司和官員的采訪調查發現中國人才短缺由四個因素所致。

第一，和對外開放政策的緊密相關的大量海外留學和研發措施造成了令人扼腕的人才流失。人才的流失造成了國內用人單位的瓶頸，阻礙了中國的科技進步。這些人才沒有在中國大學或主要企業中工作，相反，很多中國頂尖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留在了西方。

第二，文革留下的教育錯位余波未平。中國的研發機構受限于經驗豐富的專家和管理者短缺的瓶頸。相應的，中國政府出爐了許多政策和活動鼓勵培養人才，其中包括由中共黨中央組織部提出的“千人項目”計劃，試圖召喚能夠在中國科技體系內擔當領導能力的人才回到中國。

第三，科技人才群體中的老齡化趨勢影響到了未來的發展。中國人口開始步入老齡化時代，達到退休年紀的勞動力比例將在2015-2017年超過上大學的人群。

第四，教育質量的改善并沒能使大多數理工科畢業生達到發達經濟體所規定的國際標準。發達經濟體更加需要靈活機動、懂得復雜技術和全球視野的個人，他們可以跨地域、跨文化地有效工作。幾乎有50萬08年畢業于三年制工程學的學生缺少國內外四到五年制的工程學畢業生的技術和知識。和過去的培養目標相比，如今要做的是培養創新人才而不是更多的畢業生。

許多中國大學生的質量問題至少部分來自于就業與專業不對口。這就出現了對教育和知識價值質疑。有趣的是，在中國官員中普遍有一個理想的預期：在人才方面招生量的飛躍會帶來質的巨大改變。事實上中國還沒有經歷那一種黨政最高層視作政經發展方面亟需的科技飛躍。在科技和創新結果所期望的那一種持續共同的進步還有待時間，而當今世界科技創

新在經濟、軍事和政治層面上已成為全球領導者的重要標志，這種現實讓北京非常不安。

有一大批的科技勞動力并不一定能在和科技相關的其他各種矩陣中帶來質量顯著的飛躍。由于人口的巨大數量，中國在人均研發者數量上仍落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從這一方面勞衡量的話，中國要趕上南韓、俄羅斯和新加坡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根據2005年對中國25-64歲的近7億6千萬勞動力的調查顯示，只有6.8%接受過高等教育。在經合發展組織（OECD）中，平均數是26%——幾乎是中國的四倍。而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并沒有和近年來巨大的學生錄取量一致增長。若從教育預算占GDP百分比和人均教育支出來看，中國的教育投資仍然位居世界末位。這使得提高人才質量的任務愈發艱巨。

人口的變遷會影響到未來中國高端科技人才庫以及世界上的科技勞動力。相比于印度擁有的較年輕的人口，中國作為一個老齡化社會將在競爭中出于一個相對弱勢的地位。這可能會演化成科技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潛在優勢。中國必須充分利用這一線生機創造合格的具有高競爭力的人才庫來滿足國家的科技目標。

中國怎么做？

中國應當做到以下措施來確保人才庫在正確的方向上發展：

首先，它必須解決培訓和使用科技人才的體制性障礙。這包括填補課堂教育和工作要求，吸引高端人才進入領導職位，提供在職培訓更新勞動者的知識。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能否解決其科技人才在三大科技中心——北京，上海，深圳——的過度集中。要想改變現狀必須通過提供高薪職位，培養良好的生活氛圍以及提供職業發展機會來加強其他地區的吸引力。盡管政府在西部大開發中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國人才基地在向相反的方向移動——主要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在這幾個地方找到人才反而不是問題。根據中國科技協會2004年的報告，58.6%的國家科技人才都位于東部沿海，23%在中部，僅有18.4%在西部地區。中國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二線省市不一定在科技發展和教育上落后于沿海一線城市。因此，更多的注意力應該放在發展安徽、河北、遼寧、山西、山東和四川的當地人才和基礎建設。最終這些省份會因他們潛在的貿易和投資優勢成為人才需求的重要推動力量。

為了彌補當前的不匹配現狀，國務院、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以及科技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共青團開始大力合作調度人才到有需要的區域并且鼓勵畢業生在中小型企業工作，向中部和西部流動。在2009年2月，國務院宣布三年實習計劃來安置大約一百萬學生在2000家中國公司實習。

其次，中國需要加強研發力量投資來吸收更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以提高其工作的精密性和有效性。由于國內科研機構的低效能以及隨之帶來的心理沮喪，越來越多的年輕科學家和工程師從2004年起選擇為外資公司和合資企業工作。這種內部人才流失極大地阻礙了自主創新能力。國內人才正尋求更好的更有名氣的就業機會和工作經驗，這也為跨國公司外包業務打開了大門。盡管中國的科技人才從跨國公司的工作經驗中接觸并獲得了國際標準和先進的科技方面的知識，但他們是否會成為下一波科技的弄潮兒讓人拭目以待。對于如今科技、工程以及管理人力資本的留用和有效使用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依舊重要。

第三，中國需要更深更廣地向學生、科技工作者和整個教育研發環境注入創新文化。枯燥的學習造成了中國人普遍缺少創造力。不允許學生質疑老師，有別出心裁的思考，冒險或失敗。中國教育不僅需要重置教材來適應變化的社會，更重要的是引進促進發明性和創新性的教學方法。盡管中國意識到了改變教育系統來提升創造性思維的必要性，在這方面的改革仍然進度緩慢，阻礙連連。

中國在人才方面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其科技勞動力的專業水平。這個高度的戰略目標需要長期的投資并且中國領導人必須一步一個腳印來實現自主創新的目標。說服在國外生活工作的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返華來促成這項轉變。中國各省市都派出了代表團去說服中國籍專家離開海外大學和公司崗位，回到中國擔任待遇豐厚的、有吸引力的職位。除此以外，中國

公司如阿里巴巴正開始解決公司內部的人才需要。在08年12月，阿里巴巴獲得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批準建立自己的博士后科研中心并且聘請了15名博士后研究者。

未來的前景是什么？

只要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在培養有效科技人才庫問題上需要解決的各種挑戰，中國的科技和管理基礎明顯在經濟和科技層面構成了優勢的來源。無論中國人才庫有多原始和不成熟，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正以預想的一致的方式解決這些不足。對于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不在于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來源，而在于何時、何種條件下。勞動力的匯聚表明全球科技群體都不應該忽視中國作為創造和發明的重要源頭。

然而中國創新拼圖缺少的重要一塊在于如何更好的調度和使用成長的人才庫。那些必須跨越的障礙不僅有工作環境和績效預期，還有和宏觀戰略相關的問題如設置科技發展的優先事務以及提供充足的資金以確保成功的高概率。

一些觀察者認為，中國深層的文化障礙依舊阻擾著創新性氛圍的建立。很明顯，文化某種程度上在塑造代表中國社會形象和內部機制的執行氛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更顯著的深層缺陷來自于科技體系中的交替性改革和不徹底的體制變革。實際上，中國還沒有充分實現績效導向的規定和數額來充分定義績效、補償、獎勵和激勵制度。許多中國組織也沒能向他們的工作環境中充分注入所必需的個人責任和信譽，而這兩點是和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進步緊密相關的。這些限制抵消了來自北京的許多新政策和金融投資的有效作用。

中國高端人才仍舊是一塊吸鐵石，它會把中國帶入世界科技活動和知識體系的主流。在很多情況下，這個人才庫會成為中國科技智囊形成的源動力。這些智囊的形成不同于龐大的科技體制，而是具有執行特征和原則的群體。這個人才群體的成員，大部分人會呆在國外，他們代表著中國科技領軍人物的最新動態，同時他們會通過引進許多與西方成功創新有關的關鍵因素，從而有助于重新定義中國知識創造和創新的業務環境。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高端人才的群體會發揮引入外國合作的重要作用。因此，對中國科技發展有興趣的觀察家必須能夠辨別出這群智囊的獨特性并且懂得他們會在何種情況下如何產生。智囊中存在的人才競爭會成為西方在下一個十年內和中國互動的重要特征，不僅如此，它還會成為確保中國在全球科技事務中作為主要玩家的重要工具。

第二篇：中國創新人才培養

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委員會第二十次全體會議日前在遼寧大連召開。此次高校咨詢會的主題是，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教育規劃綱要，推進高校改革創新、科學發展。

咨詢委員們圍繞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升大學學術水平、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加強高校隊伍建設等重點問題，特別就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進行了交流和研討。咨詢委員普遍反映，這次會議緊扣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教育規劃綱要，主題鮮明，內容豐富，使大家進一步認清了當前形勢和任務，更感責任重大、使命神圣。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提高培養質量

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改革課程體系和教學方法

結合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任務，此次高校咨詢會安排了“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升大學學術水平”、“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加強高校隊伍建設”四個專題論壇。

“推進人才培養理念和模式創新，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專題論壇由吉林大學校長展濤擔任主持。專題論壇上，南京大學校長陳駿作主旨發言，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王次炤、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等校長參與討論。

“當前，我國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陳駿說：“我們的問題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耶魯大學校長萊文今年年初在英國皇家學會發表的講話，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有足夠的資源去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的夢想，但前提是，在人才培養上必須要強調批判性思維。在今年5月份南京舉辦的第四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一些國外著名大學的校長也指出了中國大學人才培養存在的不足。斯坦福大學校長漢尼斯認為，中國大學課程設置以講座式為主，小組討論的方式很少，學生不敢提問、不敢質疑。” 陳駿坦言，從以上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出，缺少創新思維和批判性思維的教育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瓶頸。

我國怎樣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陳駿介紹，南京大學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南京大學于2009年9月在一年級新生中開始啟用新的教學模式。這個新模式被簡稱為“三三制”模式，即實行“三個培養階段”和“三條發展路徑”。“三個培養階段”是指本科生在四年當中要經過大類培養、專業培養和多元培養三個階段；“三條路徑”是指學生在完成專業教育階段規定的學分之后，可以在“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學術類、就業創業類”三條發展路徑中自由選擇其中的一條，執行個性化的課程計劃。陳駿說，“三三制”模式背后的原理，概括來講，就是“通識教育與個性化培養融通”的教育思想。

當前改革課程體系迫在眉睫。在陳駿看來，應通過新生研討課計劃、通識教育課程計劃，以及增加學生的選擇機會等舉措，來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質疑權威、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力。

在改革課程體系的同時，還要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在天津大學校長龔克眼中，要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應該進一步創新產學研合作模式，使之成為高校教學改革的關鍵點、人才培養的著力點、學科拓展的增長點。而政府部門給予政策支持也十分重要，例如對現有教學評價標準進行調整和完善，對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專業設置給予更靈活的支持，對產學研合作教學基地建設給予更多的改革空間，這些政策投入無疑將會促進產學研合作教育達到新的高度。

以中青年教師和創新團隊為重點，建設高素質的高校教師隊伍

實施教師崗位分類管理，為青年教師成長搭建平臺

教育大計，教師為本。以中青年教師和創新團隊為重點，建設高素質的高校教師隊伍，是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要求。

教育改革實施主體是教師。華東師范大學校長俞立中認為：“教師能力跟不上，不僅是理念問題，還是教育的專業能力和組織能力問題。大學教師對教育的理解有多深，決定了人才培養的質量。”

“過去我們的改革取得的進步是實施了較多的量化式管理和考核激勵措施，雖然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教師的活力，但并沒有充分體現出人盡其才的原則，常常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教師。”楊衛介紹，根據學校總體發展目標，浙大將現有教師崗位分為教學科研并重崗、教學為主崗、研究為主崗、社會服務與技術推廣崗及團隊科研/教學崗等不同類型崗位。此外，浙大還為教師提供不同的職業發展平臺與通道，實行不同的考核評價方式，通過“分類引導、科學評估、強化激勵、動態調整”，積極引導和激勵教師圍繞學校總體發展要求，根據自身特長、特點和潛能，合理定位，明確職業發展目標和努力方向，充分發揮廣大教師的主動性、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

楊衛介紹，近年來，學校還積極探索青年教師培養工作的新機制新途徑，先后出臺了新教師職業導師制、青年教師擇優資助計劃、青年教師交叉學習計劃、學術帶頭人后備人才培養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此基礎上，學校對原有培養措施進行整合發展，努力把青年教師更快地推向學術前沿。

為青年教師提供學術研究條件的同時，怎樣解決青年教師生活上的困擾，促進他們潛心研究，成為華南理工大學黨委書記王迎軍一直思考的問題。王書記如今最發愁的一件事，就是青年教師的住房問題。與王書記有同樣感受的，還有北京理工大學黨委書記郭大成。他在討論時建議：“政府部門應推進解決青年教師住房問題。”

除了青年教師住房，教師總量不足和教師隊伍的結構性矛盾，也引起咨詢會上書記、校長的關注。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校長喬建永認為，當前教授很多都集中在40歲到50歲，學術資源過少，競爭激烈，導致急功近利情緒。如何優化教師隊伍的結構，成為書記校長必須直面的問題。

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深化校內管理體制改革

黨委領導是核心，校長負責是關鍵，教授治學是根本

對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教育規劃綱要突出了建立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制度的要求，并把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深化校內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重要任務提了出來。

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認為，完善大學治理結構，要正確理解和把握三個基本前提。這三個前提，一是對大學治理結構內涵的理解，二是對大學治理結構的制度和體制前提的理解，三是對完善大學治理結構旨意的理解。

完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必須堅持和完善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明確大學治理結構的基本指向。顧海良認為，“黨委領導是核心”，就是說黨委負有對事關學校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作出決策的重大職責。黨委書記作為黨委的“班長”，重要的是要擺正書記個人與黨委集體之間的關系、善于處理好書記個人在黨委決策過程中的作用與校長在行政實施過程中的職權之間的關系。理順黨委集體領導和校長個人負責之間的關系，把黨委領導和校長負責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高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根本要求。

如何理解“校長負責是關鍵”？顧海良分析，加強和改進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關鍵是要發揮校長的行政領導作用，使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行政管理職權。“校長負責是關鍵”，重要的就是體現在對學校黨委的負責上。對學校黨委負責，才能維護黨委的領導核心地位，促進黨委領導職責與校長職權之間關系的和諧協調，更好地維護和實現社會、學校和師生員工的根本利益。這是完善大學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

“教授治學是根本”。顧海良認為，黨委的政治領導、校長的行政職權和教授的學術權力，構成高校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的基本方面，構成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的基本要素。黨委領導、校長負責和教授治學這三個方面，也涉及高校基本資源即政治資源、行政資源和學術資源的優化配置問題。顯然，能否實現高校資源的最優配置，是大學內部治理結構質量與效率的衡量標準。

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說，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受到很多傳統因素制約，需要認真加以研究和探索。

兩天的發言討論，是一場思想的碰撞。作為我國教育領域的“高端智庫”，20年來，高校咨詢會見證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今，高校咨詢會成為高校交流辦學成果和經驗的重要平臺，成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的重要機制，成為政府部門與高校加強溝通的重要橋梁。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的一番話，代表了很多大學書記、校長的心聲。“一所優秀的大學必定具備強烈的責任感。我認為，當代中國大學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國家源源不斷地輸送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引領社會發展、擔當國家重任的優秀青年。能否使我們的青年承擔起與國家地位相稱的責任，肩負起全球視野下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使命，這恰恰是由今天我們在人才培養方面付出的努力所決定的。”（中國教育報 唐景莉）

第三篇：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

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

黃進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強有力的組織和人才保障。法學教育與法治人才培養是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基礎性工作。創新法學人才培養機制，培養造就一批熟悉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法治人才和后備力量，是法學教育肩負的重要歷史使命。

優化法學師資隊伍。建設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知識、有仁愛之心”的高水平法學師資隊伍，是提高法治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保障。為此，首先要堅定法學專業教師的理想信念，讓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和模范踐行者。其次要優化法學師資隊伍結構，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建設需求，從學科建設龍頭地位和教學工作中心地位出發，建設結構合理、專兼職結合的高水平教師隊伍和學術創新團隊，推動法學理論研究發展與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創新。第三是鼓勵支持政法部門有較高理論水平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專家到高校任教，鼓勵支持高校教師到政法部門掛職，實現高校與法治實務部門人員雙向交流，提高法學師資隊伍素質。

優化法治人才培養模式。法治人才培養模式優化要與法

治隊伍建設現實需求充分對接，在法律職業教育總體目標與規格統一基礎上，實現法治人才培養模式類型化。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三個類型人才培養基地為依托，以法治工作隊伍建設需求為導向，夯實基礎、強化重點、突出特色。進一步強化應用型、復合型法律職業人才培養實踐教學，重點加強與法治實務部門在聯合培養人才過程中的常態化、規范化體制機制建設。

優化法學課程體系。逐步建立與高素質法治人才培養目標相適應，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完整知識結構、適度學分要求、豐富選擇空間的法學課程體系。首先，法學課程體系要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學科體系相銜接，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最新研究成果。其次，遵循教育教學基本規律，壓縮必修課程學分要求，形成精煉的核心必修課程體系，保證法學專業知識結構的完整性。第三，形成豐富的選修課程模塊，為法治人才成長創造自主學習與個性發展空間，重點開發建設一批實務技能選修課程模塊供學生修讀。

優化法學實踐教學。法治人才必須具備法律職業技能和法治實施能力，這就要求強化法學實踐教學。一是提高實踐教學學分比例，法治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實訓要求。二是加強實踐教學過程控制，切實增強實踐教學效果。三是創新實踐教學模式，重點將實務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入高校，建立協同育人長效機制，打破學校與社會的體制壁壘，加強校企、校府、校地、校所合作，引入政府、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企業等實務部門力量參與法治人才培養，注重提高實踐能力。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教授）

第四篇：打造“中國華爾街”急需加快金融人才培養 引進與培養雙管齊下（寫寫幫整理）

打造“中國華爾街”急需加快金融人才培養 引進與培養雙管齊

下

本文由高頓ACCA整理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日前，一家人才網站發布了2015年應屆生薪酬報告，數據顯示，在十大高薪行業中位居第一，可見財會金融行業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高薪行業。雖然是高薪行業，但財會金融行業人才匱乏，特別是金融行業的人才緊缺已經被上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

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門類齊全、結構合理、流動自由的金融人力資源體系。上海金融領域“十二五”人才發展規劃計劃是在2015年培養3000名CFA持證人，上海市金融人才總量達到32萬人左右，持有國際通行的金融職業資格認證證書的人才數量達到1.5萬人（含CFA等），而隨著上海自貿區的建設，多數企業表示其自貿區內業務需要更多的金融精算人才。不僅僅是在上海，在北廣深、沿海城市、甚至內地的一些地區，對金融行業的人才需求也很大，有的地區針對金融人才還制定了特別的優惠政策。高頓研究院金融專家張老師表示，“隨著“金融人才將進一步走俏。”

很顯然，中國目前需要大批量的金融專業人才，要想在中國打造一條“華爾街”，必須加快金融人才的引進和培養。

上海總部地址：上海市虹口區花園路171號A3幢高頓教育

電話：400-600-8011 網址：www.tmdps.cn

上海總部地址：上海市虹口區花園路171號A3幢高頓教育

電話：400-600-8011 網址：www.tmdps.cn

第五篇：施一公關于中國創新人才培養的演講（最終版）

施一公關于中國創新人才培養的演講

【編者按】現年48歲的施一公于36歲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40歲拿到終身講席教授；46歲先后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2008年，他放棄美國終身講席教授職位回國，成為中國“千人計劃”的首批成員。他在不同場合下對『中國教育』的直言不諱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們分享的這篇文章便是來自他于2014年9月在“歐美同學會·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第三屆年會”上關于中國的創新人才培養的主旨演講。【我們的大學在科研上的導向，就是指揮師生在西方雜志出版文章。我們的科研成果寫成英文，發表在西方雜志，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西方雜志訂閱費用十分昂貴，國內少有企業訂閱；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實際是在為西方免費勞動，而且有時還付費在西方發表文章，等于倒貼為西方服務，這是我國大學導向的最大問題。】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對這個數 字。我們有14億人口，我們號稱我們勤勞勇敢智慧，我們號稱重視教育、重視科技、重視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還可以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們還是剛剛 起步，“文革”剛剛結束三十多年，但無論怎么樣，我希望大家能有這樣的意識，就是我們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科技質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開外。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么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 開外。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么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請大家別忘 了，1900年我們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九億八千萬白銀的時候，中國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強，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沉重的現實。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 宴的時候，跟一位瑞 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么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 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來。”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么發展，怎么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并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里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里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么能以“就 業”為目的來辦大學。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系。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 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后就想就業，會造成什么結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鉆。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 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 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但這并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大學里根本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么怎么辦？其實很簡單，教育部給大學松綁。大學多樣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長，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 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后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 以轉化的東西。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么基礎的發明，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 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緝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 有意義的發現。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后，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 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 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咨詢的方 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輝瑞，現 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于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 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 拔苗助長。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制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 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么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 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后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地重視教 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 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后嘆 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我們有一千四百萬中小學教師，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希望孩子培養創新、獨立思考的思維，但我們的老師真的希望孩子們多提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嗎?這和我們的部分文化，和師道尊嚴又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路上的確還背負了沉重的文化枷鎖。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并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 到希望。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地開始了。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地 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