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名著讀后感

《儒林外史》名著讀后感1

讀完《儒林外史》，看罷無數明清時期的文人墨客，只覺得基本個個都是反例，個個都體現了孔子的一句“學而不思則罔”。

這首先體現在他們讀書之前缺少思考。在《儒林外史》中倘若隨意問一位進士，十年寒窗為何苦？想必他定會像看世上最呆傻的人望著你，那毋庸置疑的眼神似在重復馬二先生的話：“考科舉難道不是天經地義，是唯一正路嗎？”帶著這樣空白的思想，必然見到官家之富貴，便一心向此，滿腦功名利祿，只會讀八股而棄禮儀了。

學時之不思更是尋常，在建科舉考試中，所取的教材，所規范的范圍，皆是依照很死板的范圍而選取的，片面的忠愚，令人僵化。而儒仕們只想著過關科舉，便只是單純地肯，而造成思想之固化。就且不說統治者的.摧害，也是因學子們的不思，而全部接受了這摧害了。

《儒林外史》中的學士，對八股文之外的雜說也是不思的。如周進在面試考核童生們時，一童生請求面試詩詞歌賦，卻被學道大罵務名而不務實，荒廢正務，粗心浮氣而趕出去了。再如范進、張鄉紳、湯知縣在吃飯時，張靜齋堂而皇之地把劉基劉伯溫說成洪武年的進士，把宋時趙普之事與之混談，而酒桌上一個知縣、一個進士，竟然毫無知覺，大可見經科舉選出來的人才，都是不思死學的學士。

以上種種，都是儒林腐朽之原因了。也再一次告訴我們，學而思是多么重要，若是為了中考、高考而讀死書，將來也未必有所為。

所以，我們青年人應從現在起，應養成理性思考品質，要有批判精神，不要再犯明清時那些儒林之錯了！

《儒林外史》名著讀后感2

假期里，我讀了清朝文學家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這是一部杰出的現實主義的長篇諷刺小說。在書中，他為我們展示了各種人物，他們身份不一致，社會地位不一，有吃祖宗飯的嚴貢生，有被科舉考試逼瘋的范進，也有不與封建社會同流合污的“四大奇人”，如才華橫溢的王冕、寫詩詞的裁縫荊元等。

我最敬佩書中的沈瓊枝。她是一位教書人的女兒，是一個有見識、做事大膽的人。在她被騙做鹽商小妾時，她不卑不亢、沉著冷靜，把他家里的'金銀器皿、珠寶首飾等打成包裹，買通丫環，偷偷逃跑了。她逃到南京，以賣文為生。其實在封建時代，婦女在社會上是很難依靠自己立足的，但沈瓊枝堅信做人貴在自強自立，她不貪戀鹽商的奢華生活，大膽出逃，靠自己的雙手生活，走上了自力更生之路。

在生活中，只有自強自立才能自尊自愛，如果依附于他人而生活，看似占了便宜，無憂無慮，卻是前景堪憂。當今社會上有不少“富二代”“巨嬰”，他們坦然享受著家庭作文的優越生活，一旦“大廈傾”，他們將何去何從。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們現在大多數人的家庭條件較好，但這自強自立的精神一定要傳承下來，它會引導你在社會上站穩腳跟、緊隨社會發展的步伐。現在的社會拒絕“巨嬰”和“富二代”，提倡“少年強，則國強”，需要的是自強自立的青少年，所以我們應該行動起來，從自我做起，為將來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人而努力。

《儒林外史》名著讀后感3

在一篇篇辛辣的諷刺話語中，我仿佛看到了舊時被科舉毒害的懷才不遇的人們對封建頑固禮教的不滿、憤怒的吶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進令我印象很深。剛出場時，周進已經六十多歲的老童生。在汶上縣做了三年西席，學生顧小舍人都進學成了秀才，他再無資格繼續教下去，淪落到薛家集觀音庵私塾中來坐館糊口，飽受秀才梅玖和舉人王進的`嘲弄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當賬房，飄過貢院，觸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祿卻求之不得與所受過的欺辱夾雜著悲憤的情緒一下子全部發泄出來，化作一廂老淚縱橫，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讀到那里，我不禁心感酸楚，周進只是一個代表，世上以前有多少人被封建禮教毒害，又有多少人去鉆令人費解的深奧古經而耽誤青春，使得人性蕩然無存，尊富鄙貧，社會不得安寧！

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可見他已深陷科舉毒害中，不得自拔。這是一種社會“濃厚”的風氣。

自此，周進的人生陡然發生了喜劇性變化。如果說從前沉淪落魄受盡冷眼，此后可謂春風得意一帆風順。中舉人，中進士，做御史，做學道，一路升到國子監司業。他節節高升的仕途更加顯現出世態丑陋，這是對整個士人階層和市民社會的批判。

周進用錢買來了監生，讀一個叫范進的老童生的文章。正因無事可做，便多讀了幾遍，這才領悟到文章玄機多，變化妙，加上遭遇與自己甚是相似，立刻產生共鳴。從字里行間也體現出對考場監生的諷刺：他們囫圇吞棗，漫不經心，不識人才。

其實，從辛辣的諷刺中，我還讀到了欣慰的一點，就是已經有人開始意識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變現狀，這是思想的升華。

名著導讀之《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有著思想家氣質的文化小說，有著高雅品位的藝術精品。它與通俗小說有不同的文體特征，因而其敘事方法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中國乃至世界近代長篇小說傳統的結構方式是由少數主要人物和基本情節為軸心而構成一個首尾連貫的故事格局。《儒林外史》是對百年知識分子厄運進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說，很難設想它還有可能以一個家庭、或幾個主要人物構成首尾連貫的故事，完成作者的審美命題。如果那樣，就有可能把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的種種行為集中在幾個人身上，造成某種箭垛式的笑料集錦。《儒林外史》把幾代知識分子放在長達百年的歷史背景中去描寫，以心理的流動串聯生活經驗，創造了一種“全書無主干，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的獨特形式。它沖破了傳統通俗小說靠緊張的情節互相勾連、前后推進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繪生活，寫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態，寫出隨處可見的日常生活。

作者根據親身經歷和生活經驗，對百年知識分子的厄運進行思考，以此為線索把“片斷的敘述”貫穿在一起，構成了《儒林外史》的整體結構。第一回通過“楔子”以“敷陳大義”，“隱括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首尾呼應，渾然一體。除“楔子”和結尾外，全書主體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寫科舉制度下的文人圖譜，以二進(周進、范進)、二王(王德、王仁)、二嚴(嚴貢生、嚴監生)等人為代表，以鶯ㄕ湖、西子湖、莫愁湖聚會為中心，暴露科舉制度下文士的癡迷、愚昧和攀附權貴、附庸風雅，同時，展現了社會的腐敗和墮落。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作者著重寫三個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凱青楓城，送別三山門。圍繞這三個中心，塑造了杜少卿、遲衡山、莊紹光、虞育德、蕭云仙等真儒名賢的形象。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寫真儒名賢理想的破滅，社會風氣更加惡劣，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陳木南與湯由、湯實二公子在妓院談論科場和名士風流了。但是，作者沒有絕望，仍在探索，寫了“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來展示他對未來的呼喚。

中國古代小說多以傳奇故事為題材，可以說都是“傳奇型”的。到了明代中葉，從《金瓶梅》開始，才以凡人為主角，描寫世俗生活。而真正完成這種轉變的，則是《儒林外史》。它既沒有驚心動魄的傳奇色彩，也沒有情意綿綿的動人故事，而是當時隨處可見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全書寫了二百七十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還把高人隱士、醫卜星相，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推上舞臺，從而展示了一幅幅社會風俗畫，致使有人感到“慎毋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臥閑草堂本第三回末總評)。

《儒林外史》擺脫了傳統小說的傳奇性，淡化故事情節，也不靠激烈的矛盾沖突來刻畫人物，而是尊重客觀再現，用尋常細事，通過精細的白描來再現生活，塑造人物。馬二先生游西湖，沒有驚奇的情節，沒有矛盾沖突，只是按照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線，所見所聞，淡淡地寫去。寫他對湖光山色全無領略;肚子餓了，沒有選擇地“每樣買了幾個錢，不論好歹，吃了一飽”;見到書店就問自己的八股文選本的銷路如何;看到御書樓連忙把扇子當笏板，揚塵舞蹈，拜了五拜;遇到丁仙祠里扶乩，就想問功名富貴;洪憨仙引他抄近路，他以為神仙有縮地騰云之法。這平淡無奇的描寫卻把這個八股選家的愚昧、迂腐的性格寫活了。寫匡超人回家，“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方才放心”。通過這樣平常的細節，把母親對他的愛以“摹神之筆”刻骨銘心地寫了出來。

清代小說。

作者的生平和其他創作《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一字粒民；因其書齋署“文木山房”,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又因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稱秦淮寓客。他的祖上定居安徽全椒縣以前,原居江蘇六合。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與詩人王士□同榜，官至翰林院侍讀，提督順天學政。祖父一輩吳晟是康熙丙辰(1676)進士，吳□是康熙辛未(1691)榜眼。吳敬梓的親祖父吳旦以監生考授州同知。60年間，他們一家有進士、舉人等功名以及出仕的官員十四、五人，貢生、秀才之類還不計在內。吳敬梓的家庭可說是科甲鼎盛的縉紳世家。

吳敬梓的生父名雯延，吳敬梓是他的三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他被過繼給長房吳霖起為嗣。霖起是康熙丙寅(1686)的拔貢，曾任江蘇贛榆縣教諭，就在吳敬梓考取秀才的雍正元年(1723)死去，其時吳敬梓23歲。

吳霖起死后，近房中不少人覬覦遺產，吳敬梓是嗣子，便給了他們以可乘之隙，于是發生了吳敬梓《移家賦》中所說的“兄弟參商，宗族詬誶”的爭產糾紛，乃至發生了親族沖入家中攫奪財產的事件。吳敬梓的堂兄吳檠在《為敏軒三十初度作》一詩中，曾追記其事。這件事不僅刺激了吳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會家族倫理道德的丑惡本質，認識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縉紳人物的虛偽面目，使他和那些倚仗祖業和門第做寄生蟲的庸俗人物分道揚鑣。作為縉紳階級的叛逆,他首先揮霍遺產,30歲以前,就將田產房產都消耗光了。結果“田廬盡賣,鄉里傳為子弟戒”（《減字木蘭花》的注腳）。在家鄉輿論的壓力下，他再也不愿在全椒生活下去，終于在33歲時移家南京，開始了他的賣文生涯。36歲那年，曾被薦應博學鴻詞之試，但只參加了省里的預試，就托病辭去了征辟,甘愿過素約貧困的生活,一直到最后客死在揚州旅次。《儒林外史》的寫作年代難以確定，但至少下半部是在吳敬梓定居南京、辭去征辟以后陸續寫成的。此外,吳敬梓一生還寫了不少詩、詞、文、賦,部分結集在今存的《文木山房集》中。他晚年也曾治經，著有《詩說》7卷,今佚。但那些作品的價值和影響，都遠遠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比。

《儒林外史》的思想意義和藝術成就《儒林外史》表面上寫明代生活，實際上展示了一幅18世紀中國社會的風俗畫。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狀態為中心，從揭露科舉制度以及在這個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惡的靈魂入手，進而諷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聵無能，地主豪紳的貪吝刻薄，附庸風雅的名士的虛偽卑劣，以及整個封建禮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藥，乃至城鄉下層人民都在這種社會秩序下靈魂被歪曲得不成樣子。吳敬梓揭發了這些丑惡的人物和他們的關系，并通過具有說服力的藝術形象揭露了造成這些人物的社會制度，因而他的諷刺就給了封建社會以有力一擊。小說也宣泄了作者對善良人物的誠摯深厚的愛心，表明了藝術家善善惡惡、愛憎分明的態度。

抨擊腐蝕士人靈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會批判的主要方面。小說一開始就給讀者展現了兩個被科舉制度塑捏得既可憐又可笑的人物──周進和范進。周進應考到60歲，胡子已經花白了,還是一個老童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受盡了新進秀才梅玖的奚落和舉人王惠的卑視，最后連個教書的飯碗也保不住了。因此，當他由于偶然的機會，去參觀省城的貢院時，半生蘊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蘇醒后滿地打滾，放聲大哭。可是當他一旦中了舉，聯捷成進士，做了國子監習業以后，曾經奚落過他的梅秀才便冒認自己是他的學生，他早年寫在村塾中的對聯也成了“周大老爺的親筆”，必須揭下來裱好；這個當年受人鄙視的窮老頭子就被用金字寫成的長生牌位供起來了。吳敬梓墨跡

周進的故事側重于寫這個人物發科前后的命運，范進的故事除了描敘他本人的前后遭遇外，更著力于描寫他命運的轉變中圍繞在他周圍的人物的色相。作者在更大的范圍里揭示了科舉制度對社會各色人等的毒害。20歲起應考不舉的范進，垂老才因周進的賞識，考取秀才并中了舉，他的妻子、母親、丈人胡屠戶、鄉紳張靜齋，以及鄰里鄉黨，立刻由憎厭一變而為諂諛。世態炎涼在這里被作家刻畫得淋漓盡致，并且揭露了那些把八股文視為學問的精華、把科舉制度當作道德規范的代表人物的本相。而這些道德家的操守，也只是打秋風、通關節、魚肉人民、武斷鄉曲，而且愈貪酷，也就飛黃騰達得愈快。吳敬梓把那些科舉出身的上層人物刻畫得入木三分，通過對科舉制度的抨擊，揭出了這個烏煙瘴氣的社會的痼疾之所在。

在科舉制度的魔影下，那些科場敗北，撈不到功名，從而也無法進入仕途的人，其所以要作詩，刻詩集，結詩社，擺酒宴，寫斗方，充當名士，目的也無非是想取得和科舉出身相等的社會聲價。書中，頭巾店老板兼做名士的景蘭江，議論醫生兼名士的趙雪齋時，就曾經說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

作品揭示附庸風雅的名士之泛濫，也是這個腐朽的社會制度在士人精神狀態上的一個重要反映。上至冢宰子弟胡三公子，也因“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擠進名士堆中去繃場面；狗屁不通的舉人衛體善、貢生隨岑庵，都要拖著八股腔，去做些“且夫”、“嘗謂”之類的歪詩。下而至于頭巾店老板景蘭江，為做詩把本錢做得精光；鹽務里的巡商支劍峰，也戴著頭巾，吃醉了酒滿街吟詩，被府里二爺一條鏈子鎖了去；乃至于乳臭未干的牛浦郎，也要冒充老名士牛布衣去闖江湖；妓院老板王義安、測字先生卜言志、刻字匠郭鐵筆，上述所有這些各色各樣的人物，他們都要想方設法地混到名士的行列中去。

吳敬梓不是一味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家。他在鞭撻這些社會寄生蟲、揭露這個社會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狀態的底蘊的同時，對社會下層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摯的同情和愛心。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諷刺相輔，作者用酣暢飽滿的抒情詩的筆調，歌頌了許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傾注了對他們深摯的愛，如甘露寺老僧對旅居無依的牛布衣的照料和慰藉，以及為他料理喪事的情景；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兒和親家卜老的相恤相助的情誼；鮑文卿對落魄的倪霜峰的照顧和對倪廷璽的收養,等等,作者都將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樸素無華的白描中，表彰了這些善良的靈魂的美德。這種對下層人民的優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繪，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也不多見。其中更令人感動的是描寫向鼎和鮑文卿這對地位迥異的正直人物的道義之交的數回，這些充滿激情的場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這種對善良人物的熱烈的愛慕，透露了作者對生活的真摯的愛的本性。

《儒林外史》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它既正面控訴了封建禮教和道學的虛偽，也隱隱透露了清代文字獄的殘酷；既刻畫了統治制度的腐朽，也寫出了城鄉風俗的頹敗。吳敬梓比他的同時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認識到這個社會不可容忍的弊害，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革這些弊害的方案。他只能提出要求知識分子講究文行出處,提倡以禮、樂、兵、農來濟世,而在整個社會制度沒有產生革命性的變革的歷史條件下，他的主張顯然是辦不到的。這個致命的弱點,反映在他的小說中,就出現了他所蓄意創造的那些理想人物的軟弱無力。小說后半部的那些正面人物如虞博士、莊征君等，都是形象不豐腴、沒有生命力的人物。小說中祭太伯祠的場面、郭孝子的故事、蕭云仙的故事、湯鎮臺的故事等宣示禮、樂、兵、農的情節，便只能靠傳聞，靠傳統故事，靠缺乏生活的虛構敷衍成篇。這些是小說的敗筆，以至人們懷疑是否是后人竄入的。但小說中主要的篇幅，那些吳敬梓有豐富生活基礎和卓越的藝術認識的部分，特別是諷刺藝術的成就，使《儒林外史》成為中國古典諷刺文學的杰作。

吳敬梓是刻畫人物性格的巨匠，只消三言兩語，人物形象便勾勒出來了，他們內心的隱秘全部揭開了。作家在描畫他們片刻活動時，已經將人物的歷史、他們生活的全部本質攝取在內了。臥閑草堂本所附的評語說：“慎勿讀《儒林外史》，讀竟乃覺日用酬酢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關于書中的人物，據吳敬梓的姻戚晚輩金和的跋文說，大都是當時實有的人物，“或象形諧聲，或庾詞隱語，全書載筆，言皆有物，絕無鑿空而談者。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細繹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金和指出杜少卿即作者的自況，馬純上即馮萃中,遲衡山即樊南仲,牛布衣即朱草衣等20多個例子。這當然不是毫無根據的，藝術家肯定要從現實中擷取素材，以他所熟悉的真實人物為模特兒的；但吳敬梓絕不是單純地記錄真人真事，他將自己的生活經驗所凝成的藝術認識熔鑄在人物身上，使他們具有獨創的個性，成了能概括廣泛社會關系的形象；并通過人物的交際，呈現出整個社會生活的圖景，并對所呈現的生活作出評價。在中國古典小說作家中，象吳敬梓這樣帶著高度自覺的目的性，用藝術創作來“指摘時弊”的也罕有其匹。《儒林外史》的藝術效果，是吳敬梓的理想、他的創作動機的直接的實現。

《儒林外史》并沒有一個或幾個貫穿全書的主角，也沒有起訖完整的情節。“全書無主干，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很近于當代文學理論所說的“生活流”式的作品。小說開頭用“楔子”標舉了一個不慕榮利、不隨俗俱流的理想人物王冕，接著使“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同前），最后以四個市井奇人的故事作結，其規制也如中國古代史書中的列傳的擴大化。由于吳敬梓塑造人物性格的卓越能力，他通過人物之間的輻射，前后人物和事件的呼應，呈現了紛沓的生活的本源狀態，揭示了社會關系的本質，從而使《儒林外史》成為一部現實主義的杰作。

《儒林外史》的影響和版本《儒林外史》是中國敘事文學中諷刺藝術的高峰，它開創了一個以小說直接評價現實生活的范例。它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處于崩潰期的19世紀后半葉尤其顯著。晚清的長篇小說，凡稍能吸引讀者注意的，沒有一種不受它的影響。清末的小說，如《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等文學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品，縱使所反映的現實生活的角度和藝術成就不同，都可以視為它的余脈。《儒林外史》和比它稍晚的《紅樓夢》，標志了中國長篇小說從內容到形式的成熟。《儒林外史》擺脫了傳統小說才子佳人的香艷俗套，全書沒有一個愛情故事，只依靠對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真實的藝術塑造，取得巨大的生命力。

《儒林外史》歷來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說。吳敬梓的友人程晉芳的《文木先生傳》中說,原稿50回,金和的跋文中說它本來是55回，并說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乾隆間任揚州教授時所刻。但金刻本至今未見，是否55回,沒有實證可以斷定。現存最早刻本是嘉慶八年(1803)臥閑草堂本，刻書已在作者逝世后50年，為56回本。此后比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1874)的齊省堂本和同年的《申報》館活字本，都出于臥閑草堂本的56回本。迄今可據的材料，還不能證實原作為50回或55回，只能根據現存最早的版本認為全書應為56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