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利益相關者之間“借款”行為證據審查及性質認定

利益相關者之間“借款”行為證據審查及性質認定

2015-08-14 類別：判例研究 瀏覽次數: 101

一、據以研究的案例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9年3、4月份，被告人李某在擔任環境保護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以下簡稱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辦公室主任兼人事處處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考察該中心選調人員劉某的過程中，通過他人收受及向劉某本人索要人民幣共計人民幣18萬余元。贓款未收繳。

2011年1月間，被告人李某在擔任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督查三處處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參加環保部組織的對河南省新鄉市、安陽市污染物總量減排核查工作的過程中，以給檢查組成員購買化妝品為名，收受當地環保部門共計人民幣16.6萬余元，并匯入其指定戶名為劉曉慶及李艷的銀行賬戶內。贓款未收繳。

2011年1月間，被告人李某在擔任環保部華北督查中心督查三處處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參加環保部組織的對河南省鶴壁市污染物總量減排核查工作過程中，通過他人收受及向淇縣污水處理廠索要茶具、紀念幣各四套。贓物未收繳。

2012年1月4日，被告人李某被查獲歸案。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人李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以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已構成受賄罪，依法應予懲處。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受賄罪成立，但起訴書中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職務便利，先后從河南省新鄉市新亞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宋某處收受或索要現金共計人民幣190萬元及三星W799型手機五部的事實，因在案證據無法確定款項性質，故該筆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認定；另，起訴書中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職務便利，向河南省鶴壁市淇縣有關環保部門索賄人民幣二萬元的事實與在案證據不符，指控亦不成立。鑒于被告人李某部分犯罪事實系索賄，依法予以從重處罰。故依法判決：

一、被告人李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二、尚未追繳之贓款、贓物繼續予以追繳，追繳后予以沒收。

一審判決后，公訴機關及李某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分別提出抗訴、上訴。

上訴人（原審被告）訴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稱：

一、李某與同事劉某經濟往來是借款關系，一審法院將李某與劉某之間的借款關系認定為李某索取劉某巨額賄賂，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定性錯誤。

二、一審法院推定案外人劉曉慶收取化妝品費用，歸責于李某索賄屬于事實不清、定性不準、適用法律錯誤。李某充其量是利用了職務便利促成雙方之間的民事交易，且沒有證據證明涉案款項的去向與李某有關聯。

三、一審法院對李某通過他人收受及向淇縣污水廠索要茶具、紀念幣各四套的性質認定不準確，李某沒有收到任何紀念幣，茶具已按送禮人的要求轉給了相關領導，該行為不是犯罪，是違紀行為。李某的辯護人還提出了如下辯護意見：

一、對于檢察院抗訴、一審法院判決未認定的涉及190萬元錢款及5部手機的事實，已經查清，李某系履行檢查職責，依法查處了涉案企業的問題，上述款物已轉化為他人借款，有借款書在案證明屬宋某與劉曉慶之間的借款，希望二審駁回抗訴。

二、檢察機關抗訴指控李某上交2萬元請托款的行為 構成犯罪不能成立，希望二審駁回抗訴。綜上，一審法院認定李某犯受賄罪認定事實不清、定性不準，李某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希望二審法院改判李某無罪。

抗訴機關（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抗訴稱：

一、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職務便利，收受或索要宋某現金人民幣190萬元及三星W799型手機五部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李某提供的借款協議來源不明，不符合證據形式要求，不應作為證據使用，故其對上述財物系借款的辯解無證據支持。在案的證據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證明李某所獲取的錢款性質為賄賂款，其事后退款亦是為掩蓋犯罪的行為，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

二、指控被告人李某利用職務便利，向河南省鶴壁市淇縣污水處理廠索賄人民幣二萬元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李某在返回單位后，將上述二萬元上交單位，但拒絕向單位說明錢款來源，使單位無法將上述錢款退還相關人員，后在單位要求其自行退還時，其仍拒不退還，在知曉被調查后才將錢款退回，其上述行為構成受賄罪。

三、一審判決書對證明上述事實的證據材料雖經當庭質證，但未在判決書中予以表述和分析，且未將上述兩筆犯罪事實不予認定的事實及理由進行說明，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關于實施法院刑事訴訟文書樣式若干問題的解答》關于“控辯雙方有爭議的事實無論是控辯意見還是經審理查明的事實部分，都應當詳細敘述并對有爭議的事實證據進行具體分析認證，寫明采信證據的理由”的規定。

檢察機關的檢察意見稱：原審判決書認定的李某利用職務便利向干部劉某、河南省安陽市和新鄉市環保部門索要賄賂的事實，認定事實正確，證據確實充分，李某以其未收取賄賂款項，沒有收受賄賂的主觀故意的上訴理由，無相關證據予以支持，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審判決對一審檢察機關指控的李某收受和索要新亞紙業集團宋某190萬元款物及淇縣污水處理廠郭金良2萬元錢款的事實未予認定，系采信證據違法，認定事實有誤。李某對上述兩筆事實的辯解理由不成立。證明李某收受宋某190萬元人民幣及5部三星手機的證據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證明上述款物為受賄款物，且李某取得該款物后由其自行處分，證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受賄款物的故意，劉曉慶與宋某之間是否存在借貸關系，不影響李某構成受賄罪的認定。李某收受郭金良給予2萬元的事實證據確實充分，其系在被查處后為掩飾犯罪而退還錢款，其關于之前無法聯絡行賄人、未再到河南出差導致無法退款的辯解無證據支持。本案一審刑事判決書書寫不符合法律規定，建議二審法院在二審判決中一并予以糾正。綜上，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抗訴理由成立，支持抗訴，建議二審法院查清事實后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李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依法應予懲處。原審人民法院所作判決，定罪準確，但對起訴書指控李某利用職務便利，收受或索要宋某現金人民幣190萬元及三星W799型手機五部的事實不予認定有誤，應予改判。上訴人李某部分犯罪事實系索賄，依法予以從重處罰。故依法判決：

1、撤銷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2012）西刑初字第994號刑事判決。

2、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李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3、尚未追繳之贓款、贓物繼續予以追繳，追繳后予以沒收。

二、相關法律問題分析

本案中，爭議焦點為李某先后收受或索要新亞紙業董事長宋某給予的現金人民幣190萬元及三星牌手機五部的行為性質認定。李某對接受現金及手機的事實予以認可，但辯稱這種行為屬于借款的性質。李某在案發后提供了拓印的“借款書”以證明所接受的現金及手機均已轉化為宋某與李某前妹夫劉曉慶之間的“借款”，但由于“借款書”系拓印本無法進行筆跡鑒定，宋某本人否認曾簽署“借款書”，劉曉慶不在案，故借款關系是否真實存在成為本案定性的焦點問題，如借款關系不存在，李某所謂的“借款”就構成受賄罪，反之，則不構罪。

對案件曾有幾種不同的觀點，觀點一是不應認定為受賄。本案中，李某曾提交 “借款書”證明借款關系，且檢察機關出具的工作說明證明“借款書”不具備鑒定條件，無法鑒定真偽，一審法院因公訴方沒有證據對“借款書”予以否定，且劉曉慶下落不明，無法核實案件相關事實，導致證據鏈中斷，而未予認定該起事實，二審階段檢察員沒有提供新的證據，案件原有的缺陷依然存在，該筆款項的性質，是借款、受賄款還是以借款為名的受賄，不明確，還待于完善證據，查清事實，故李某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觀點二是構成受賄罪。本案中，由于李某所謂的“借款”關系的產生的理由不合常理，“借款”關系中的三方之間存在著利害、親屬關系，出借人對于 “借款書”予以否認；涉案款項及手機由李某使用或處分；案發后雖有歸還行為，但系為逃避查處的掩飾行為，故李某的行為不構成借款關系，應構成受賄罪。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李某收受或索要宋某給予的現金及手機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處理意見正確。理由如下：根據刑法、相關司法解釋對受賄罪的規定以及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第六條之規定，“以借款為名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具體認定時，不能僅看是否有書面借款手續，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綜合判定：（1）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項的去向；（3）雙方平時關系如何、有無經濟往來；（4）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6）是否有歸還的能力；（7）未歸還的原因等等。”

本案中，李某收受或索要宋某錢款及手機的行為性質，需要依據借款事由、款項去向、雙方關系等因素綜合考量，才能確定無法鑒定的拓印版“借款書”的存在是否影響受賄罪的認定。

第一，李某與宋某之間的借款事由不能成立。

首先，李某所謂的與宋某之間“借款”關系的產生，是基于歸還之前宋某送給他的人民幣40萬元和五部手機，由于宋某堅決不同意，才轉化成宋某與李某前妹夫劉曉慶之間的借款，三人間還有一份借款人為宋某、欠款人為劉曉慶、保證人為李某簽字的“借款書”。所謂歸還款物不成而轉化成為借款的事由于理不合。其次，拓印版 “借款書”所載內容并非僅是借款問題，還有很大部分的李某與宋某之間涉及督查工作的問題，雖在字面上有撇清受賄的意思，但恰恰反映了李某對與宋某之間不該有“借款”關系的主觀明知。再次，借款關系的三方關系因李某而關聯起來，出借方宋某與借款方劉曉慶素不相識，如非李某與宋某因督查問題產生往來，宋某并無任何理由將幾百萬的款項借給李某的前妹夫劉曉慶。綜上，李某、宋某、劉曉慶三方的借款事由無法成立，不能認定。

第二，涉案款物的走向與李某關系緊密。

根據在案證據，涉案款項的資金走向均與李某關系緊密。李某在收受或索要宋某給予的款物后，分別在相應時間段存入李某的虛假身份“李學才”的賬戶，其中，存、取款的時間、數額與李某收受、退回宋某錢款的情況基本相符，證據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在案發后，李某的前妹夫劉曉慶亦是持“李學才”身份證從李學才賬戶支取人民幣通過郵政匯款退還宋某。分析上述錢款走向，可以判斷本案存在李某在收受宋某錢款后，將錢存入其虛假身份“李學才”賬戶內的可能性，且劉曉慶辦理的郵政匯款憑證最終也是在李某辦公室內起獲的。雖無直接證據證實上述款項就是李某收受宋某所送錢款，且李某曾辯稱上述錢款系其銷售郵幣所得，并有筆記本證實，但根據記載，李某買賣郵幣共計收入人民幣112萬余元，且筆記本并無其他證據予以佐證，故無充分證據證明李某存入李學才帳戶的錢款是買賣郵幣所得。

第三，李某存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宋某謀取利益的行為。

李某系在2011年1月初在河南開展核查工作期間與宋某產生工作關系，根據在案的證人證言、書證材料等證據均能證實，宋某給付李某錢款的目的是為了讓李某幫忙解決該公司存在的問題。李某不僅具有督查宋某的企業的權力，同時也查出了該企業相關的問題，為了保證企業的發展，宋某給予李某款物，要求李某利用職務便利為其企業謀取利益。利益關系的客觀存在，使得李某與宋某之間所謂的“借款”關系實屬掩耳盜鈴。

第四，退還款項系為逃避查處的掩飾行為。

李某在收受宋某款物后，除了將款項存入相應賬戶外，對于涉案的五部三星牌手機也在帶回北京后，將其中四部手機以每部人民幣4000元的價格予以變賣，另一部手機于案發后在李某辦公室起獲。如果說錢款還有歸還的可能，此種對物品的私自處分，足見李某意圖占有變現款項，不想歸還手機的主觀心理。后，李某在明知被他人舉報受賄并被單位調查后才要求劉曉慶歸還宋某錢款，并非自愿歸還，是為了掩飾犯罪而退還。

李某收受或索要宋某錢款及手機的行為綜合各方面因素，無法構成借款關系，且無論“借款書”是否真實存在，都無法否定李某收受宋某款物構成受賄的事實，故應當依法將李某的此部分行為認定為構成受賄罪。

作者：陳丹

第二篇：對黑社會性質犯罪證據認定的經驗材料

“涉黑”案件的偵破工作不僅難度大，涉及范圍和領域也廣，各地公安機關均把該類案件作為大要案來偵破，參加偵查干警必然很多，形成的證據材料也就多而龐雜。對這些證據的審查和認定較其它普通刑事案件證據的審查認定的難度也就大的多。我在主審陳某某等七名被告人“涉黑”一案時，首先通過閱卷把龐雜的證據材料進行了分類歸納，為庭審后綜合認證奠定了

基礎。庭審后，合議庭結合庭審質證的情況對相關證據逐一進行分析并嚴格依照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要求均作出了是否采信的綜合認定。使七名被告人均得到了應有懲處，判決作出后盡管七被告均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但由于我們認定的事實有充分證據支持，二審均全部維持了我們的一審判決。我們認定證據的主要作法是：

一是對每一份證據材料進行程序性審查，看取證主體、程序是否合法，方法、方式是否得當，如調取證人證言時，必須有兩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員調取，辯護律師向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必須征得人民法院準許，司法人員制作書證的副本、復印件、拍攝物的照片、錄像以及有關證據錄音時，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詢問證人可以到證人的所在單位、住處或者司法機關進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點，向單位收集、調取的書面證據材料，必須由提供人簽名并加蓋單位印章，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如果違反上述規定和規則要求，該份證據材料就應當排除。主審法官在查閱卷宗材料時如發現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材料如果違反上述規定和規則，可在約見公訴人時提出建議，該類證據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以免影響庭審效果。

二是綜合運用證據認證規則，對法庭上出示的證據進行綜合認定。主要方法包括，直接認證、推定和綜合認證。直接認證一般是指控方提供的證據辯方認可，控方提供的證據辯方不反駁或反駁沒有實質內容，辯方提供的由單位或個人出具的證明文書控方不反駁或無反駁證據，已生效判決、裁定、仲裁、公正等法律文書所確定的事實，無需舉證證明，上述這些證據如與案件事實有關聯并能證實案件中的某項事實的可直接認證。推定就是依據法律或者已證明的事實推論待證事實的存在與否的一種假設，如我國刑法規定的故意犯罪，以被告人主觀上“明知”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但主觀“明知”是人的意識活動，無法用證據來直接證明，只能依據被告人的客觀行為來推定其是否“明知”或“應當明知”。就“涉黑”案件而言，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這個罪名的確定主要就是利用推定規則。如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中的組織特征的認定，對組織成員、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以及組織內部的邦規、紀律等的認定因組織內部大多沒有書面的規定和章程，能不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就要依照組織成員人數是否眾多，關系是否相對穩定，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是否基本固定，有無成員認可或約定俗成的邦規、紀律等這些客觀表現來推定。證據的綜合認定是指將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明內容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的證據進行綜合分析，解決證據間存在的矛盾，提煉出能夠真實地反映案件事實的證據并以此來認定案件的事實認證方法，主要作法：

一、認真審查證人與被告人、被害人之間有無利害關系，確立證人證言證明力的大小，二、認真審查證人提供證言的背景和條件，看證人提供證言時，雙方當事人是否對其有賄賂、威脅和利誘。

三、認真審查證言的內容，看證人提供的前后證言間有無矛盾；

四、運用證據的分類方法判斷各類證據證明力的大小，如原始證據的證明力大于傳來證據，直接證據的可靠性大于間接證據；

五、將不同證明方向的證據進行歸類，看各類證據的多寡，按多證的證明力大于孤證的原則，將孤證排除；

六、尋找不同證據的共同點，允許各類證據在證實案件的主要事實上的差異，但在證實案件的某個情節或細節上只要證明方向一致，就可部分地采信；

七、認真分析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并與全案的其它證據進行對照，對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得到其它證據的充分印證，應予采信；對前后不一致的供述和辯解應全面審查，被告人當庭翻供的，辯方應提供足以推翻控方提供的有罪證據的證據，否則應采信其原來的有罪供述，但是，被告人當庭作無罪陳述，控方必須提供證據進行反駁，否則應采信被告人當庭陳述；多名共同被告人口供不一致的，應通過比較進行鑒別，并通過其它證據判斷真偽，對其中證明方向一致、形成證據合力的內容應予采信，但即使多名同案被告人口供完全一致也還需其它證據進行補強才可采信；，無其它補強證據印證的，不能采信，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不夠明確但有默認傾向或含有默認的意思，如有其它證據佐證的，可以用來認定案件事實；

八、對書證、物證的審查判斷應著重于對其來源和與案件事實關聯性兩個方面來進行審查和判斷；

九、對鑒定結論的審查應著重審查鑒定人是否有鑒定資格，鑒定程序是否合法，鑒定所依據的材料是否充分和可靠。

十、對孤證一般是采用疑罪從無原則，這里的孤證包括只有一份

第三篇：談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的證據認定問題

“涉黑”案件的偵破工作不僅難度大，涉及范圍和領域也廣，各地公安機關均把該類案件作為大要案來偵破，參加偵查干警必然很多，形成的證據材料也就多而龐雜。對這些證據的審查和認定較其它普通刑事案件證據的審查認定的難度也就大的多。我在主審陳某某等七名被告人“涉黑”一案時，首先通過閱卷把龐雜的證據材料進行了分類歸納，為庭審后綜合認證奠定了

基礎。庭審后，合議庭結合庭審質證的情況對相關證據逐一進行分析并嚴格依照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要求均作出了是否采信的綜合認定。使七名被告人均得到了應有懲處，判決作出后盡管七被告均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但由于我們認定的事實有充分證據支持，二審均全部維持了我們的一審判決。我們認定證據的主要作法是：

一是對每一份證據材料進行程序性審查，看取證主體、程序是否合法，方法、方式是否得當，如調取證人證言時，必須有兩名以上司法工作人員調取，辯護律師向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必須征得人民法院準許，司法人員制作書證的副本、復印件、拍攝物的照片、錄像以及有關證據錄音時，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詢問證人可以到證人的所在單位、住處或者司法機關進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點，向單位收集、調取的書面證據材料，必須由提供人簽名并加蓋單位印章，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如果違反上述規定和規則要求，該份證據材料就應當排除。主審法官在查閱卷宗材料時如發現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材料如果違反上述規定和規則，可在約見公訴人時提出建議，該類證據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以免影響庭審效果。

二是綜合運用證據認證規則，對法庭上出示的證據進行綜合認定。主要方法包括，直接認證、推定和綜合認證。直接認證一般是指控方提供的證據辯方認可，控方提供的證據辯方不反駁或反駁沒有實質內容，辯方提供的由單位或個人出具的證明文書控方不反駁或無反駁證據，已生效判決、裁定、仲裁、公正等法律文書所確定的事實，無需舉證證明，上述這些證據如與案件事實有關聯并能證實案件中的某項事實的可直接認證。推定就是依據法律或者已證明的事實推論待證事實的存在與否的一種假設，如我國刑法規定的故意犯罪，以被告人主觀上“明知”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但主觀“明知”是人的意識活動，無法用證據來直接證明，只能依據被告人的客觀行為來推定其是否“明知”或“應當明知”。就“涉黑”案件而言，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這個罪名的確定主要就是利用推定規則。如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四個特征中的組織特征的認定，對組織成員、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以及組織內部的邦規、紀律等的認定因組織內部大多沒有書面的規定和章程，能不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就要依照組織成員人數是否眾多，關系是否相對穩定，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是否基本固定，有無成員認可或約定俗成的邦規、紀律等這些客觀表現來推定。證據的綜合認定是指將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明內容和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的證據進行綜合分析，解決證據間存在的矛盾，提煉出能夠真實地反映案件事實的證據并以此來認定案件的事實認證方法，主要作法：

一、認真審查證人與被告人、被害人之間有無利害關系，確立證人證言證明力的大小，二、認真審查證人提供證言的背景和條件，看證人提供證言時，雙方當事人是否對其有賄賂、威脅和利誘。

三、認真審查證言的內容，看證人提供的前后證言間有無矛盾；

四、運用證據的分類方法判斷各類證據證明力的大小，如原始證據的證明力大于傳來證據，直接證據的可靠性大于間接證據；

五、將不同證明方向的證據進行歸類，看各類證據的多寡，按多證的證明力大于孤證的原則，將孤證排除；

六、尋找不同證據的共同點，允許各類證據在證實案件的主要事實上的差異，但在證實案件的某個情節或細節上只要證明方向一致，就可部分地采信；

七、認真分析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并與全案的其它證據進行對照，對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得到其它證據的充分印證，應予采信；對前后不一致的供述和辯解應全面審查，被告人當庭翻供的，辯方應提供足以推翻控方提供的有罪證據的證據，否則應采信其原來的有罪供述，但是，被告人當庭作無罪陳述，控方必須提供證據進行反駁，否則應采信被告人當庭陳述；多名共同被告人口供不一致的，應通過比較進行鑒別，并通過其它證據判斷真偽，對其中證明方向一致、形成證據合力的內容應予采信，但即使多名同案被告人口供完全一致也還需其它證據進行補強才可采信；，無其它補強證據印證的，不能采信，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不夠明確但有默認傾向或含有默認的意思，如有其它證據佐證的，可以用來認定案件事實；

八、對書證、物證的審查判斷應著重于對其來源和與案件事實關聯性兩個方面來進行審查和判斷；

九、對鑒定結論的審查應著重審查鑒定人是否有鑒定資格，鑒定程序是否合法，鑒定所依據的材料是否充分和可靠。

十、對孤證一般是采用疑罪從無原則，這里的孤證包括只有一份證據，也包括多份同屬一類的證據；

十一、一對一證據的認定應綜合案件性質、案發時間、地點、周圍環境等情況全面審查，有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有的則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如強奸案件在一對一證據情況下，應綜合考查案發是否自然，報案是否及時，案發時間、地點及其周圍環境，被告人與被害人平時關系以及被害人平時生活作風等綜合判斷被告人供述與被害人陳述的真實

性。

利用以上方法確立下來的證據，能否充分認定案件事實還需要法官正確認識并運用邏輯思維方法進行判斷。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應當符合下列標準：一是證據必須確實充分，即證據必須客觀真實，證明力要強，這是對證據質的要求，同時還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量，這是對證據量的要求，質和量的統一才能揭示案件的本來面目。二是據以定案的每一個證據均已查證屬實。三是每個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有實質的關聯性。四是各個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必須得到合理的解釋。五是綜合認證后得出的結論必須是唯一的。但有些案件事實由于種種原因，可能收集不到直接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依靠間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且其查明案件事實的過程比較復雜。一般應遵循以下原則：一是間接證據必須要查證屬實。二是間接證據必須與案件事實存在客觀聯系。三是間接證據必須能形成一個完整的不能中斷的證據鏈。四是運用間接證據得出的結論必須是唯一的、排他的。

第四篇：務范圍 擔保公司與公民之間借款合同的效力認定

擔保公司業務范圍 擔保公司與公民之間借款合同的效力認定

某擔保公司與袁某簽署某《公民幣資金借款合同》，商定由擔保公司向袁某供給借款1000000元，月利率為1%，借款時分為6個月。事后袁某未按合同商定償還借款本息，擔保公司起訴至法院，苦求袁某按照合同商定償還借款本息。訴訟中，袁某辯稱擔保公司不十全發放貸款的資歷，借款合同無效。

本案中，對擔保公司與公民之間的借款合同效率的認定，在處置中有兩種見解。

起初種見解：借款合同有效。理由是：合同是當事人樂趣表現的滿足，是當事人通過解放酌量，揀選相互間權柄義務干系的孤傲協定。鼓舞生意和合同解放是合同法的底子擇要，即便合同違抗了法定的奏效要件，法律上還對其進行了可吊銷、效率待定、無效合同的分手，而且，合同合伙無效不影響其他合伙的效率。

第二種見解：借款合同無效。理由是：向社會眾人發放貸款是屬于國度特許經營的規模，惟獨馳過中國公民銀行容許哺育的金融機構才能經營這項業務，某擔保公司與袁某之間的借款合同露骨違抗了國度特許經營的準則。

筆者同意第二種見解。

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要從兩個方面來剖析：一是擔保公司向袁某供給借款的行動是否屬于向社會眾人發放貸款，二是關于擔保公司與袁某之間借款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據。

一、擔保公司向袁某供給借款這一行動內容的判決

依據《最高公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準則》第七條“在法律沒有實在準則，嚴守本準則及其他司法講授無法判決舉證任務接續時，公民法院不妨依據平允擇要和竭誠信譽擇要，歸納當事人舉證才能等因素判決舉證任務的接續”之準則，某擔保公司向袁某供給借款的行動內容，舉證任務應分配給擔保公司。對于擔保公司向袁某供給貸款這一行動內容的舉證才能顯明優于袁某，因為擔保公司才持有這方面的證據，如某《公民幣資金借款合同》的前后相應字號的合同以及公司賬本等均是判決借貸行動內容的有力證據，假設某擔保公司不供給證據，則要接續舉證不行的法律成果。某擔保公司未能向法庭供給相干證據來證實其與袁某之間的借貸行動不屬于向社會眾人發放貸款行動，則可認定某擔保公司向社會眾人供給借款的行動是向社會眾人發放貸款。

二、擔保公司與袁某之間借貸合同效率的法律依據

1、《中華公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三條準則：“商業銀行不妨經營下列合伙大抵所有業務：

（一）授與眾人存款；

（二）發放短期、中期、歷久貸款；...經營規模由商業銀行章程準則,報國務院銀行業監視治理機構容許。”；《中華公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十一條準則：“哺育商業銀行，理當經國務院銀行業監視治理機構審查容許。未經國務院銀行業監視治理機構容許，任何單位和本人不得從事授與眾人存款等商業銀行業務...”。前述法律準則表明，向社會眾人發放貸款是屬于國度特許經營的項目。《中華公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準則：“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合同無效...(四)侵吞社會公共好處;(五)違抗法律、行政法規的被迫性準則...”《最高公民法院關于實用〈中華公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講授

（一）》第十條準則“當事人凌駕經營規模訂立合同，公民法院不因此認定合同無效。但違抗國度搜刮經營、特許經營以及法律、法規阻擋經營的準則以外。”本案中某擔保公司向袁某供給借款的行動違抗了國度特許經營的準則，搗亂了國度金融按次，侵吞了社會公共好處，故某擔保公司與袁某之間的借貸合同無效。

2、《最高公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的借貸行動效率問題的批復》“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以下簡稱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樂趣表現深切即可認定有效。然則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合同無效，...(三)企業以借貸編造向社會眾人發放貸款的;...”前哨已論述某擔保公司向袁某供給借款的行動屬于向社會眾人發放貸款，故借款合同無效。

第五篇：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認定——以借款合同形式進行詐騙的行為如何定性

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認定——以借款合同形式進行詐騙的行為如何定性 ◆經濟與法

作者簡介：葉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陳某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陳某和他人共同成立某有限責任公司,被告人陳某系實際出資人并擔任法定代表人.2009 年9 月30日,被告人陳某用本人2007 年已經出賣的房子和四十萬元的空頭支票作抵押, 通過中間人,與被害人牟某某簽訂借款協議,騙取牟某某人民幣三十萬元,還款日期為2010 年3 月30 日.陳某在借款協議上簽字并加蓋了公司的公章.牟某某將三十萬元于當天匯入陳某公司的賬戶,陳某當天就通過網銀方式支出299969.14 元,其中十萬元用于個人支出,其他去向無法查明.后陳某不予還款,下落不明,直至2010 年7 月6 日被中間人發現后扭送至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以陳某構成合同詐騙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判決 陳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二個月,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判決理由是：被告人陳某在詐騙牟某某錢財過程中,雖然與牟某某簽訂了借款合同,但該合同并未體現市場交易行為,亦非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范圍,被告人陳某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詐騙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偽造的房產證做抵押與被害人張某簽訂借款協議書.騙取張某人民幣18萬元.后張某到朝陽區房管局核實房屋產權時被告知房產證系偽造的,發覺被騙遂報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獲歸案.檢察機關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詐騙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訴,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

上述兩個案例的基本事實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決結果卻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實踐中困擾司法實務部門的一個問題: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該如何定性.二、分歧觀點

實踐中,對以借款合同形式實施詐騙的行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定詐騙罪.理由是借款合同雖有合同形式,但是與普通民間借貸中借條的性質一樣,公民個人之間進行類似借款協議,不能體現市場交易性質,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合同”,應當認定為個人之間的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理由是通過借款合同形式進行的詐騙,是雙方當事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的行為,同時伴有抵押,質押等特殊的擔保形式,此類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間借貸中的“借條”,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交易特征,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是自然人實施的行為,應當定詐騙.理由基本同第一種意見;如果是單位實施的行為.應當定合同詐騙罪,因為單位的參與使得整個借款合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就具有了市場交易的性質,體現市場經濟秩序.而且詐騙罪沒有單位犯罪.三、評析意見

我們在實踐中同意第二種意見,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不應當以犯罪主體是否單位或個人來判斷合同詐騙或者詐騙.第三種意見認為,如果簽訂合同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單位的,就能夠體現市場交易性質.如陳某合同詐騙案中,法院在審查時就認為,如果陳某是以單位名義簽訂合同并將借款直接用于單位經營,那么其借款的行為就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性質, 就應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事實上陳某并未將借款用于單位經營,而是用于個人支配使用,故無法認定為單位犯罪,也就無法體現市場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筆者認為, 這種觀點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并未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須是單位,這不是合同詐騙罪的必要條件.通過對合同的主體進行界定,即將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之外的自然人之間訂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詐騙罪之外來,同一個行為,如果單位實施是合同詐騙罪.而自然人實施就變成了詐騙罪,顯然違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現行的法律規定.其次,不應當以合同內容是否系原《經濟合同法》(已作廢)規定的“經濟合同”來判斷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理由如下:雖然從合同詐騙罪的立法淵源看,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似乎僅指原《經濟合同法》規定的“經濟合同”,因為1997 年的《刑法》頒布前,有關的司法解釋曾有這樣的表述.但是應當注意到,修訂后的《刑法》第224 條在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罪狀時,并沒有繼續沿用上述司法解釋的說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詞.而原有的《經濟合同法》已經廢止,現行的《合同法》已經不再出現經濟合同一詞,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體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此.對利用身份合同實施詐騙犯罪的.只能以詐騙罪處理.通過對合同的內容進行界定即將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界定為在市場經濟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學.因為按照《合同法》的有關立法解釋, “社會經濟”指的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顧昂然在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草案)》的說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由此一來,對合同詐騙罪作出的司法解釋如要將《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為市場交易與非市場交易兩種類型,恐怕不但實踐中難以操作,而且也有違背立法原意之嫌.顯然,司法實踐部門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法院系統的指導意見和實務操作指導書中,也有如下表述.關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結合本罪的侵犯客體和立法目的進行具體理解和把握.合同詐騙罪規定于刑法分則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之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不僅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而且侵犯國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因而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以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為宗旨的現行合同法基本涵蓋了絕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對各種民商事合同行為進行了規范和調整,其對于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不應再以典型的“經濟合同”為限,同時,不能認為凡是行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規定的合同進行詐騙罪的,均將構成合同詐騙罪,與市場秩序無關以及主要不受市場調整的各種“合同”,“協議”,如不具有交易性質的贈予合同,以及婚姻,監護,收養,扶養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主要受勞動法,行政法調整的勞務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應視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構成犯罪的,應以詐騙罪處理.但是.由于這一掌握標準確實仍有難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實踐中難免出現分歧.陳某案中,法院認為,此類民間借款合同的性質與借條一樣,雖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場交易行為,不能體現市場經濟秩序,故不是合同詐騙罪.筆者也認為,一般利用生活消費民事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虛構事由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借條方式騙取借款后不還的行為,一般應認定為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但陳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現,顯然不能等同于一個簡單的借條,合同規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約定了擔保形式,顯然這一借款形式已經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費領域的民事行為而是一種商事經營領域的商事行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過在擔保形式作假來虛構償還能力騙取借款,其行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這一特定的形式來進行詐騙,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條第(二)項合同詐騙罪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 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特征.最后,我們在實踐中也應當避免另一個極端,即見合同就定合同詐騙罪.我們也要審查合同在該犯罪行為中是否起到了關鍵作用.實踐中,司法機關也認為合同詐騙罪的本質特征是“利用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雖然與被害人簽訂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而是虛構其他事實或隱瞞其他真相獲得被害人財物的,應定性為普通詐騙.而非合同詐騙..如在很多詐騙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虛構了開礦,辦事等各種虛假事由已經騙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間簽訂了各種協議,但是這些協議只是對某一階段事實的一個證明,并非取財的關鍵,我們認為這種情形下就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如我院辦理的丁某某詐騙案中,丁某某虛構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轉資金的事由與被害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后取得房產,雖然有房屋買賣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該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該合同來進行詐騙,因此該案應當定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