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任文利等故意殺人、幫助毀滅證據案—法院對涉案財物的處理不能超出起訴書指控的事實范圍

任文利等故意殺人、幫助毀滅證據案—法院對涉案財物的處理不能超出起訴書指控的事實范圍

【裁判要旨】訴審同一作為現代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在我國刑事訴訟中得到了貫徹，法院對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認定基本上不會超越檢察院起訴書指控的范圍。對于在審理中發現被告人犯罪后非法處置了被害人的財產，法院不應該固守不告不理原則，不應該對該事實視而不見，而應該踐行能動司法理念，在程序上建議公訴機關補充起訴，之后對涉案財產進行裁判，方能真正化解社會矛盾。此外，判斷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是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關鍵，在于其犯罪行為與原告人的物質損失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案號】（2009）一中刑初字第1073號二審：（2009）高刑終字第503號復核審：（2009）刑三復08290091號

【案情】

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任文利、焦某某。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任文利犯故意殺人罪、焦某某犯幫助毀滅證據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起訴書指控：被告人任文某某前妻劉某某1（歿年40歲）因離婚后分割財產等問題產生矛盾。2008年3月5日7時許，任文利在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內，采取扼、勒劉某某1頸部等手段將劉殺死并分尸，后任文利將尸塊砌埋于其所購置的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陽臺水泥臺下。被告人焦某某在明知任文利犯罪的情況下，仍積極幫助其購買水泥、沙石砌埋尸塊，并將帶有血跡的被罩拋棄。被告人任文利、焦某某作案后分別被查獲歸案。

在訴訟過程中，被害人的父母及女兒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要求被告人任文利及焦某某對被害人的死亡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同時請求法院將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買賣合同予以撤銷，確認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為被害人遺產。

被告人任文利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未提出異議，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訴訟請求，表示愿用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賠償。

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是：被害人劉某某1在案件的起因上負有一定責任；被告人任文利愿意用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賠償被害人親屬的經濟損失，有悔罪表現；被告人任文利歸案后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希望法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被告人焦某某在法庭審理中否認了犯罪事實。

其辯護人暨訴訟代理人對其作無罪辯護。關于民事部分，認為焦某某沒有故意和直接對劉某某1實施殺害行為，沒有指使任文利實施殺人行為，沒有與劉某某1發生過任何沖突和矛盾，不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對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出的確認房屋權屬、賠償被害人父母生病住院損失的訴求，認為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

關于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權屬問題，合議庭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發現，根據被告人任文某某被害人劉某某1提交給北京市石景山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的離婚協議書，房屋屬于被害人劉某某1所有。但任文利在殺害劉某某1后將該處房產變賣，并以被告人焦某某的名義購買了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

在法院的建議下，公訴機關基于更好地保護被害人親屬的合法權益，尤其是被害人劉某某1與被告人任文利共同生育的女兒的合法權益，向法院提交了變更起訴書，在原起訴事實的基礎上，增加了“任文利殺害劉某某1后，將按照離婚協議應歸屬劉某某1所有的房屋（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變賣，用賣房款以被告人焦某某的名義購買了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的事實。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被告人任文某某前妻劉某某1于2008年2月29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辦理了離婚登記并簽訂了離婚協議書。被告人任文利于2008年3月5日7時許，在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內，采取扼、勒劉某某1頸部等手段將劉殺死并分尸，后任文利將上述按照離婚協議應歸屬劉某某1所有的房屋變賣，用賣房款以被告人焦某某的名義購買了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并將尸塊砌埋于該房屋陽臺水泥臺下。被告人焦某某在明知任文利犯罪的情況下，仍積極幫助任文利購買水泥、沙石砌埋尸塊。

【審判】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任文利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并碎尸，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且犯罪性質極其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被告人焦某某明知被告人任文利犯罪，仍幫助任文利毀滅證據，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二被告人的行為均應依法懲處。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任文利犯故意殺人罪、焦某某犯幫助毀滅證據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唯指控被告人焦某某幫助任文利將帶有血跡的被罩拋棄的事實證據不足，不予認定。被告人任文利的犯罪行為致使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遭受的經濟損失，依法應予賠償。對于原告人要求焦某某與任文利共同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經查，根據現有的在案證據，焦某某不應對任文利故意殺人的行為承擔附帶民事賠償責任，故此項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對于被害人父母要求賠償醫療費、護理費及請求法院將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買賣合同予以撤銷，確認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為被害人遺產的訴訟請求，經查，該項訴訟請求不屬于法律規定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本院不予支持。對于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訴訟請求中要求賠償數額過高的部分，亦不予支持。對于被告人任文利、焦某某非法處置被害人劉某某1所有的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違法所得，在案證據證明該款已全部轉入焦某某賬戶，依法應予追繳。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條第3款、第22條、第27條、第28條、第29條、第35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任文利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被告人焦某某犯幫助毀滅證據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三、被告人暨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任文利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其女兒）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280053.30元，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被害人父母）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413377.20元。

四、駁回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其他訴訟請求。

五、追繳被告人任文利、焦某某非法處置被害人劉某某1所有的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違法所得人民幣63萬元，發還被害人劉某某1的女兒。（用被告人焦某某名下的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折抵追繳款，不足部分繼續追繳。）

六、隨案移送尖刀一把予以沒收。

一審宣判后，檢察機關未提出抗訴，被告人任文利未提出上訴，但被告人焦某某提出上訴。其上訴理由是，證人劉某某存在智力障礙，其證言不具有可采性，因而認定其犯罪的事實缺乏足夠充分的證據。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在案證據是偵查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對證人進行合法取證，且證人在偵查機關的證言與在案的其他經過質證屬實的證據能相互印證。在案證據足以證明，焦某某是在明知任文利犯罪的情況下，幫助任文利購買水泥、沙石砌埋被害人的尸體。該事實有焦某某、任文利在偵查機關的供述和證人被害人之女、劉某某的證言在案證明，并與本案的其他證據相互印證，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終審裁定駁回焦某某的上訴，維持一審刑事部分判決，并依照死刑復核程序，將該裁定維持一審法院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任文利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部分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最高人民法院核準該裁定，被告人任文利已被執行死刑。

【評析】

公訴機關在第一次起訴時僅僅起訴了被告人任文利殺人分尸及焦某某幫助毀滅證據的犯罪事實，對于任文利殺死劉某某1后變賣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并用變賣上述房產款項以焦某某名義購買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的事實，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并未涉及。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當庭要求法院撤銷任文利變賣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買賣合同，并確認任文利用變賣上述房產款項購買的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為被害人劉某某1的遺產。但被告人任文利當庭認為，該房產屬于其所有，并表示愿意將該處房產賠償給原告人，于是，對于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產權歸屬及任文利變賣該處房產的行為定性問題逐漸成為庭審中的矛盾焦點，而該問題的認定直接關系到法院對該處房產的處理。另外，由于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將任文利和焦某某同時列為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要求焦某某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從而為該案的處理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任文利變賣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行為如何定性？在公訴機關對該事實未加起訴的情況下，法院在實體裁判及訴訟程序上如何處理涉案財物？第二，被告人焦某某應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如何確定被告人？

一、法院對涉案財物的處理不能超出檢察院起訴書指控的事實范圍。

準確定性任文利變賣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行為的前提是確定該房屋的產權。合議庭經過庭后調查及閱卷，發現關于該房屋的產權歸屬存在內容相互沖突的兩份證據，一份為偵查機關從石景山區檔案館調取的任文某某劉某某1協議離婚時提交給婚姻登記機關的離婚協議書，其主要內容為雙方協議在離婚后雙方的共同子女由劉某某1撫養，同時房產、現金與存款歸屬劉某某1所有，且將來該房產由雙方共同的子女繼承。另一份證據為任文利本人向偵查機關提交的離婚協議書，其內容為離婚后子女歸任文利撫養，上述房產歸任文利所有。對這兩份內容相沖突的書證而言，從石景山區檔案館調取的離婚協議書屬于檔案，而任文利本人提交的離婚協議書則屬于一般書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7條之規定：“人民法院就數個證據對同一事實的證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則認定：??（2）物證、檔案、鑒定結論、勘驗筆錄或者經過公證、登記的書證，其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因此，盡管任文利個人提供的離婚協議書上有任文某某劉某某1的簽字，但檔案的證明力要高于一般書證；此外，任文利個人提交的離婚協議，無第三方在場證實，且現劉某某1已被任文利殺害，即使鑒定劉某某1的簽名和手印屬實，也不能排除受任文利脅迫等因素，據此合議庭認為，應認定從檔案館調取的離婚協議書真實有效，從而應該認定該處房產屬于劉某某1所有，因而任文利無權處分該房產，從而其當庭表示愿意用變賣該處房產所得款項購買的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賠償原告人的請求無效。

但如何處理該處房產？合議庭成員之間存在爭議。一種意見認為，雖然經庭后閱卷及調查能確認該處房產的產權歸屬劉某某1，任文利無權處分該房產，但對于任文利無權處分了被害人財產的事實，公訴機關并未起訴，依據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應對此進行審理；同時對于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請求法院撤銷任文利變賣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買賣合同及確認用變賣上述房產款項購買的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為被害人遺產的訴訟請求，鑒于該訴訟請求涉及合同的撤銷、房產權屬的確認及遺產繼承等問題，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1條的規定，該問題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因此，應該駁回原告人的上述訴訟請求。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根據現有證據可以確認該處房產不屬于任文利所有，則任文利的變賣行為即屬于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5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對于該處房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并依照離婚協議書的內容，發還給被害人的女兒。此時不應固守司法被動性的教條，而應該踐行能動司法之理念，以妥善處理案件。最終合議庭多數人支持第二種意見，但任文利非法處置為被害人劉某某1所有的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事實畢竟為合議庭在案件審理中新發現的事實，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并未起訴該犯罪事實，且判斷房屋產權歸屬的證據并未經過庭審質證，法院對此不宜直接裁判。

1.在訴訟程序上，法院對涉案財物的處理不能超出公訴機關起訴書指控的事實范圍。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9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發現新的事實，可能影響定罪的，應當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或者變更起訴；人民檢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應當就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依照本解釋第178條的規定依法作出裁判。”因此，在審判過程中，如果法院發現了公訴機關未經起訴的新的事實，可能影響定罪的，則審判機關不能自行擴大審理范圍，對未經起訴的事實進行審判，而應該建議公訴機關補充或者變更起訴。但在本案中，法院發現的事實是被告人任文利殺人之后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雖然該事實并不影響對被告人犯故意殺人罪的認定，但基于訴訟法理及對被告人辯護權的有效保護，法院同樣不宜直接審判，而應該建議公訴機關以追加起訴的方式擴大控訴的對象與范圍。法院只能在公訴機關對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事實進行追加起訴之后，方可進行審理。

從訴訟法理上來看，現代刑事訴訟拋棄了糾問式訴訟模式，放棄了“法官從公正的仲裁人變為一個積極的審判官，他可以自由地收集證據，決定審判的性質和對象”的審判方式，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均普遍實行控訴原則。在具體的訴訟程序中，控訴原則具有三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審檢分立。“在控訴原則之下，偵查起訴與審理裁判分別由兩個不同機關擔任。審檢分立，彼此獨立，各有所司，不能混同。”審檢分立的前提是將公訴權與審判權在結構和功能上加以分化，因而公訴權被界定為“檢察機關運用公權力對違反刑事法律構成犯罪的人訴請國家審判機關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的權力。”而審判權被則界定為審判機關對公訴機關提請審理的刑事案件做出法律評價并依法決定實質審理結果的權力。這兩種權力相互分立，由不同的機關行使。第二，不告不理。審判程序啟動的前提在于公訴機關的起訴，未經起訴，法院不得自行啟動審判程序，即在審判程序是否開啟之問題上，法院是完全被動的。第三，訴審同一。起訴之效力，不及于起訴書狀所列被告人以外之人及所載犯罪事實以外之行為，同時，“判決之范圍，應以起訴之范圍及審理之范圍為準。故未經起訴之被告人或行為，當然不得判決。”換言之，起訴為審判機關設定了審理的對象范圍，即審判范圍必須與指控范圍保持一致，審判的功能在于判斷公訴機關指控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是否成立。對于未經指控的人和事，審判機關不能自行擴大審理的對象與范圍，不能在公訴機關未加起訴的情形下進行審判。因此，就本案而言，雖然法院經審理發現的被告人任文利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并不影響對被告人犯罪性質的認定，但若法院未經公訴機關對該事實進行補充起訴而逕行審判，則同樣違背了審檢分立、不告不理及訴審同一之訴訟法理。

從被告人辯護權的有效保護來看，從理想的控辯審三角結構來看，相對于公訴權與審判權而言，辯護權的行使無國家機器的支持，無國家資源的保障，天然弱于公訴權與審判權，因此，在刑事訴訟中，能否從制度上保障辯護權的有效行使，對于刑事訴訟活動能否科學進行極為關鍵。起訴書所指控的人及事實在范圍上不僅限定了法院審理的區域，同樣構成被告人進行防御的對象范圍。在公訴機關沒有就其指控的事實進行補充、撤回或變更之前，被告人辯護的對象即為公訴機關的指控。但如果審判機關在未經公訴機關變更起訴的情形下，直接審理了未經起訴的事實并進行判決，則對于被告人而言，無疑是控訴突襲，被告人也無從進行辯護。因此，即便法院在審理中新發現的事實不影響定罪，但只要涉及被告人的權益，均不能不訴而審。就本案而言，第一次起訴時，公訴機關并未起訴被告人任文利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事實，因此，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辯護的對象即為起訴書所指控的事實，即任文利殺人分尸的行為，而不包括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如果法院在未經補充起訴的情形下，直接裁判被告人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則對于該犯罪事實的認定，沒有給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辯護的時間與機會，實質上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而這是背離現代訴訟精神的。

事實上，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對該問題也作了相應規定，其規定變更起訴的限制條件要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9條所規定的要寬。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51條將變更起訴的條件限定為“被告人的真實身份或者犯罪事實與起訴書中敘述的身份或者指控犯罪事實不符”，并不要求“可能影響定罪”。就本案而言，雖然任文利在殺死被害人劉某某1后，非法將應該屬于劉某某1所有的房產變賣，并不影響對任文利的故意殺人罪的認定，但其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行為關系到對其犯罪后態度的評價、關系到對其用變賣該房產所得價款以另一被告人焦某某名義購買的門頭溝房產的妥善處理、關系到如何處理原告人當庭請求法庭確認門頭溝房產為被害人遺產的訴訟請求，特別是確認被告人任文利變賣該房產的行為屬于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行為的證據未經法庭質證，因此，法院不宜在檢察機關未經正式補充起訴該事實，并對相應證據開庭質證的前提下確認該事實，并作出相應裁判。

綜合訴訟法理及司法實踐，合議庭最終與檢察院進行溝通，建議檢察院就審理中新發現的事實補充起訴。檢察院經過研究，最終向法院提交書面的變更起訴書。為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法院向被告人及辯護人重新送達變更后的起訴書，以告知變更起訴的事實。為便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準備辯護，為其準備足夠的辯護時間，法庭在送達變更起訴書10日之后再次開庭，對公訴機關補充出示的證據進行質證。

2.在實體裁判上，被告人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不屬于附帶民事訴訟的審理范圍，而應該通過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方式來處理。

經過公訴機關的補充起訴，法庭經過開庭審理，查明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屬于被害人劉某某1所有，而非被告人任文利所有，因此，任文利當庭表達的愿用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賠償給三原告人的意思表示無效。

對于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當庭表達要求法院將北京市石景山區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買賣合同予以撤銷，確認北京市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為被害人遺產的訴訟請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該訴訟請求涉及合同的撤銷、房屋產權的確認等，顯然超出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審理的范圍，故對該訴訟請求，法院應予駁回。

既然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屬于被害人劉某某1所有，故法院依法認定被告人任文利變賣該房產，并用賣房款以被告人焦某某的名義購買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的行為屬于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對于被告人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是否屬于附帶民事訴訟審理范圍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對此進行了明確，“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應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行為侵犯和財物被犯罪行為損毀而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對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應當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處理，即應通過追繳贓款贓物、責令退賠的途徑解決。”因此，既然依據法定的程序判定被告人任文利變賣楊莊北區18棟2門502號房屋的行為屬于非法處置被害人財產的行為，而依據現有證據能認定該房屋已由第三人善意取得，則應該對任文利非法處置劉某某1房產的違法所得予以追繳，從而依據真實有效的離婚協議書，發還被害人女兒。鑒于任文利變賣劉某某1房產后大部分錢款購買了門頭溝區增產路32棟1門504號房屋，而在審判期間對該處房產進行評估變賣并不現實，因此，最終法院判決將該處房產折抵追繳款，不足部分繼續追繳，將該房產的評估處置留待將來的執行程序去解決，是非常妥當的裁判方式。

二、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是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關鍵在于其犯罪行為與原告人的物質損失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關于焦某某能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審理過程中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根據審理查明的事實，在任文某某被害人劉某某1離婚之前，焦某某即與任文利保持著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尤其是焦某某的部分言語、行為，對任文利的離婚及殺人行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焦某某的行為與任文利的殺人行為之間具有一定的關系，其應當對劉某某1的死亡承擔責任，因此，應當對被害人的親屬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從在案證據看，焦某某并未參與任文利的殺人行為，且事前也未與任文利就殺死被害人進行過預謀，只是在任文利殺人后幫助其毀滅犯罪證據，這種事后的幫助毀滅證據行為并未對原告人造成物質損失，因此，焦某某不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本案中，焦某某應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關鍵之處在于其犯罪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幫助毀滅證據犯罪雖然常常作為從屬犯罪與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主要犯罪同時存在，但現代刑法已經放棄視其與主要犯罪屬于共犯的觀念，一般將它作為獨立的犯罪處理。因此，幫助毀滅證據犯罪屬于主要犯罪之后的從屬犯罪，其所侵犯的客體只是司法機關的正常訴訟活動，而非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等，故如果被指控犯有幫助毀滅證據罪的被告人沒有其他犯罪行為，一般不應對主要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就本案而言，雖然有證據顯示，在被告人任文某某被害人劉某某1離婚之前，被告人焦某某即與任文利長期保持不正當男女關系，但這種關系的存在與任文利的殺人行為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在案證據無法證實焦某某參與了任文利的殺人行為，也無法證實焦某某對任文利的殺人行為存在合謀、指使的行為。根據審理查明的事實，焦某某僅僅在任文利殺人后，根據任文利的種種行為推測劉某某1已經被任文利殺死，并幫助任文利和水泥、砌埋尸塊來毀滅任文利的犯罪證據，其行為的實質是在被害人已死亡之后的妨害司法機關工作的犯罪行為，焦某某與任文利在本案中并非共同犯罪。換言之，焦某某的犯罪行為與劉某某1的死亡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系，其犯罪行為沒有給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造成物質損失，因此，焦某某不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文/周維平

（作者單位：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