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金融40人論壇-新金融發展對金融監管政策的挑戰

新金融發展對金融監管政策的挑戰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 閻慶民）

上海金融創新日新月異，蓬勃發展的新金融業態已經成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活力的重要體現。以下我就新金融發展對金融監管政策的挑戰談兩點看法。

新金融正在蓬勃發展

所謂新金融，是相對傳統銀行而言的，是繼合作金融、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之后發展起來的、不吸收公眾存款的集合型金融交易形態，主要包括為彌補傳統金融服務局限性而日益興起的、具備金融或準金融功能的子市場、組織、工具、模式等新興金融業態。隨著我國實體經濟金融需求不斷多元化，以及金融市場化改革逐步深化，新金融展現出旺盛的創新動力和極強的發展活力，已經呈現出“五大一興”發展格局。

非銀行金融機構迅速發展壯大。隨著企業集團化、產融結合化、融資多元化等的不斷推進，包括信托、金融租賃、汽車金融、貨幣經紀、消費金融以及財務公司在內的六類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相當迅猛，到2012年末，六類機構數總資產達12.29萬億元，同比增長47.24%。目前，這一趨勢仍遠未結束。

證券基金市場空間明顯放大。當前，我們正在步入一個大資管時代。證券投資基金法、證券公司債務融資工具管理規定、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為證券基金創新創造了制度性機遇，可能對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在內的整個金融體系和格局產生長期而深遠的影響。

保險資金運用范圍顯著擴大。這幾年，保險資金投資限制已大大放寬，投資操作自主權正越來越大。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等均已納入保險資金投資范圍，境外投資范圍已進一步擴大，而且投資門檻正不斷降低。今年2月，重新啟動保險業資產管理產品試點之后，銀行、證券、保險同臺競爭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互聯網金融發展前途遠大。以信息科技為基礎的互聯網金融，因為具有受空間和時間約束小、交互性和便利性強等比較優勢，正深刻地改變著金融業態。傳統金融機構正利用互聯網金融，形成新的營銷渠道、新的業務整合平臺、新的產品服務開發基地。運營商、銀行、第三方支付機構、電子商務企業、設備制造商、清算機構等，正爭相擠入互聯網金融生態圈，已逐步形成一個引人矚目的產業集群。依托于互聯網的新資金平臺，如人人貸（Peer-to-Peer）、眾籌融資（Crowd Financing）等的發展，也非常迅速。

類金融服務范圍越發廣大。截至2012年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6080家，貸款余額5921億元；融資性擔保公司數量達 8590家，擔保余額為1.46萬億元；私募股權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公司估計達1萬家，資產余額約1萬億元；預付卡等類金融產品發展十分迅速。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化，金融服務的外延將進一步擴展，類金融服務的多元化發展空間值得預期。

此外，民間金融發展也呈現出興盛勢頭。近年來，江浙沿海一帶以及內地部分地區民間借貸活躍，出現了一些新的金融組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對正規金融體系的補充作用。

新金融發展對金融監管的四大挑戰

新金融的發展，一方面對于建立功能齊全、結構合理、服務高效、安全穩健的現代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對于引導社會資金更加方便快捷地對接實體經濟，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帶來了風險產生源頭、衍變路徑、傳染速度、波及范圍、影響大小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可能對現有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機制帶來“四大挑戰”。

新金融發展對監管統一性的挑戰。傳統上，金融風險主要呈現出離散的“點狀”分布。與之相對應，金融監管也注重單個機構或者同類機構的“單點”管理。隨著新金融的發展，風險跨機構、跨市場、跨時空關聯和傳染的可能性顯著上升，逐漸呈現出“網狀”分布特征。這對監管的統一性提出了“三個更高”的要求。一是對跨種類金融機構統一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證券、保險業的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渠道不斷拓寬，各類金融機構之間業務交叉和關聯程度不斷提高，導致聯系更為密切，依賴程度上升。對那些機構種類不同，但是從事相同性質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統一監管標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二是對跨市場金融活動統一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金融機構積極嘗試參與綜合經營，可能促使跨業產品的進一步發展，跨市場金融活動進一步活躍。這不僅是對既有分業經營市場格局的突破，也越來越需要加強對同一金融業務跨市場發展的統一監管力度。三是對跨時空交易統一監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互聯網金融橫跨諸多領域，現代科技支撐的金融交易超越時空限制，僅在數秒甚至更短的時間內變更交易對手、改變市場走勢，已經絕非天方夜譚。這很可能輕易將原本屬于不同領域、不同地域、不同時空范圍的機構和市場相連通。6月份我國出現的流動性短期突然緊張形勢，已經敲響了警鐘。這就要求監管當局在客觀準確評估其潛在風險的基礎上，不僅在同一領域、同一地域相應延伸監管范圍和方式，還需要高度關注跨國界范圍內統一監管標準問題。這方面，巴塞爾委員會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新金融發展對監管協調性的挑戰。銀行、證券、保險業各自具有不同的經營和風險特征，監管標準自然會有所區分，但新金融在這其中造成的監管套利和監管成本問題不容忽視，對提高監管協調性方面提出了“兩個更重”的責任。一是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責任更重。當前備受關注的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的集合理財計劃、證券投資基金等業務，從法律上都是資金的集合，從業務性質上都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財，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分別具有不同的市場準入條件和持續監管要求。如何對這些業務加強監管協調，避免監管規則、監管行動、監管力度不一致引發監管套利問題，已經成為一項較為緊迫的任務。另外，還有一些第三方理財未受到監管。例如，銀行理財產品投資金額起點為5萬元，保險投連險新單躉交保費最低為3萬元且沒有投資人數限制，保險公司的集合產品、信托產品和基金管理公司專戶產品投資者人數不超過200人。這些均易引起監管套利并影響市場秩序，需要切實引起高度重視，增強這些方面的監管協調性。二是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協調責任更重。如在融資擔保、小額貸款、民間融資等類金融快速發展的同時，部分地方對這些類金融活動的監管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部分地區民間金融活動失范，加劇了資金鏈斷裂風險，有的甚至引發非法集資問題，而且往往涉及多個地區、多種作案形式。這就需要根據新金融發展的最新動態，及時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監管事權與責任，加強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間的監管協調。

新金融發展對監管前瞻性的挑戰。近年來，新金融的快速發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銀行以存貸款為主的金融交易模式，金融交易中的投資和投機屬性大大增強，這也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途徑之一。但是廣大金融消費者在獲取相對更高收益的同時，風險承擔意愿和能力并沒有相應提升，國家的隱性擔保責任被進一步放大，對監管的前瞻性帶來了“兩個更大”的壓力。一是前瞻發現風險的壓力更大。當前城投債、信托計劃等金融產品普遍實行“剛性兌付”原則，承諾保本保收益，金融消費者也已經習慣了此類隱性保證的存在。而非法集資參與者，也以“綁架”社會穩定相要挾，倒逼政府提供類似隱性擔保。這種局面之下，金融交易各方都很難有主動暴露風險的壓力，明顯加大了監管方面識別、監測風險的困難。二是前瞻釋放風險的壓力更大。當前，相關隱性保證的存在，以及其他多種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涉眾性金融交易的參與者很難樹立“買者自負”意識，風險防范和處置的意愿不足，能力也可能不夠，導致小的風險難以釋放，風險不斷積累進而加大金融體系的固有脆弱性。一旦宏微觀環境發生變化，個體流動性不足，可能觸發兌付風險并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近年來，部分地區處置非法集資遭到很多參與者的抵制，事后處理起來很難，就是一個明顯例證。對此，應當未雨綢繆，只有在看似無事時深憂，才能做到真正有事時不懼。

新金融發展對監管平衡性的挑戰。新金融具有創新能力強、風險偏好高的特性，給監管平衡性帶來了“兩個更難”的挑戰。一是維護創新活力與管控風險壓力更難平衡。新金融是在傳統金融服務細分領域或空白領域成長起來的，要注意積極鼓勵創新，預留產業發展空間，促使新金融的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但是，由于其風險更具結構上的復雜性、觸發上的敏感性、爆發上的系統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行業秩序混亂、對整個行業造成打擊。例如，部分游離于金融監管之外的互聯網金融活動，如不審慎監管，不排除部分業務蛻變為非法集資的可能。因此，在新金融領域把握好這個平衡，比傳統金融領域要難的多。二是監管力度的把握更難平衡。新金融業務很多是新事物，既有創新活力強大的一面，也有行業發展整體脆弱的一面，監管對新金融整個業態的發展影響非常大。例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人人貸的監管，明顯推高該平臺的法律成本，就導致了大量小型人人貸公司關閉。這就對新金融的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藝術性要求。

新金融本身是快速“動態”發展的，金融監管也要積極適應這種發展趨勢。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金融能夠蓬勃發展，為實體經濟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也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二篇：中國金融40人論壇-當前中國政府應采取怎樣的金融政策組合

當前中國政府應采取怎樣的金融政策組合

當前，中國政府在金融政策的選擇上面臨諸多兩難。

兩難之一，體現在影子銀行體系擠泡沫、去杠桿與防范金融危機爆發之間的取舍。誰都知道，當前中國影子銀行體系（包括中國特色的銀行同業業務在內）隱藏著較大的風險，且影子銀行體系的風險，與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等問題交織在一起，可謂錯綜復雜。如果不能及時地對影子銀行體系進行治理，使其透明化并降低商業銀行的高杠桿率的話，隨著風險的繼續累積，未來爆發的危機可能更為嚴重。但如果現在就開始擠泡沫的話，一旦個別影子銀行產品違約，其可能引發大規模震蕩的不確定性，又困擾著監管當局。

更為具體的問題是，究竟應由誰來負責擠出影子銀行體系的泡沫，央行還是銀監會？這兩家機構之間是否應該有恰當的政策配合？迄今為止，筆者并未看到兩家機構之間在此方面有令人贊賞的合作。為促進商業銀行約束影子銀行業務，央行從2013年年中起，開始維持銀行間流動性市場上的較高利率水平。同樣，為促進商業銀行規范其影子銀行業務與同業行為，銀監會在2013年出臺了8號文，并且市場一直傳聞銀監會將會出臺更嚴厲的9號文。如果央行與銀監會各掃門前雪，都用霹靂手段來敦促商業銀行去杠桿，那么兩股力量的疊加是否會導致影子銀行泡沫的無序崩潰？至少，市場上一直流行著這一擔憂。

兩難之二，在于央行維持較高利率水平，與更高利差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入之間的政策沖突。如前所述，為促使商業銀行主動降低杠桿率，央行可以在流動性市場上維持較高的利率水平。然而，由于目前央行仍持續干預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導致非抵補利率平價在中國并不成立，這為國內外主體的跨境套利行為大開方便之門。較高的國內利率水平導致大量境外資金流入，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央行維持高利率水平的努力，或者說，讓央行維持高利率水平的舉動變得更為困難，或效果更為疲弱。

換句話說，央行正面臨維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穩定與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的矛盾。正如筆者去年在FT中文網發表的兩篇文章所指出的（“人民幣不宜強行升值”，2013年6月26日；“人民幣單邊升值周期行將結束”，2013年12月23日），2013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彈性，與之前比甚至有所下降。央行過去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恐懼癥，似乎正在轉變為對人民幣匯率貶值的恐懼癥。由于央行仍在設法維持人民幣兌匯率的相對穩定，這就必然會以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損失為代價。例如，目前央行在人民幣基準利率問題的決定上，除了要考慮國內通脹水平變化外，還必須考慮基準利率變動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這就導致人民幣基準利率在2014年變化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左右均有所掣肘。兩難之三，在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與國內影子銀行體系去杠桿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與效應疊加。假定央行目前放松對人民幣匯率的干預，隨著國內影子銀行體系的風險逐漸暴露，以及美聯儲逐漸退出量化寬松，短期資本流入的下降可能導致人民幣升值預期逆轉為貶值預期，而匯率運動預期的轉變將會加大短期資本流出的規模，這又會導致銀行間流動性市場的利率水平進一步飆升，從而使得商業銀行面臨更大的去杠桿壓力。如果處理不好，這可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筆者的擔心是，當前央行是否能夠應對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沖擊。央行在2012、2013年表態要加快資本賬戶開放，尤其是放松對外投資的管制。在國內影子銀行體系風險上升、美聯儲逐漸退出量化寬松的背景下，一旦放開對資本流出的管制，中國很可能面臨較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出。短期資本流出導致人民幣升值預期逆轉，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出，這又可能加劇國內銀行間利率水平上升，從而加快影子銀行體系的調整。央行有勇氣在2014年顯著加大資本賬戶的開放嗎？央行有能力應對資本賬戶加快開放之后的不確定性嗎？2014年上海自貿區會給現有的資本賬戶管理體系開一個怎樣的口子？市場正拭目以待。

綜上所述，目前中國政府無論實施哪一項政策，都會面臨較大的風險與阻力。正如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所言，有多少政策目標，就必須有多少政策工具。因此，當前中國政府必須實施一整套相互配合的宏觀與金融政策組合，以達到既加快國內影子銀行調整、又避免爆發大規模金融震蕩、同時避免短期資本大進大出的目的。筆者建議，當前中國政府應采取如下金融政策組合：

第一，在擠出影子銀行體系泡沫方面，央行與銀監會應該加強配合。銀監會應適時推出9號文，而央行應該通過適當降低銀行間市場利率水平的方式來配合。不難判斷，9號文的推出將會顯著加大商業銀行的調整壓力。如果與此同時銀行間市場利率處于過高水平，這可能引發商業銀行的過度調整行為。因此，為配合9號文出臺，央行可以適當地通過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或者加大逆回購力度的方式，將銀行間市場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上。通過如上政策配合，央行與銀監會既可以實現降低影子銀行體系風險的目的，又將商業銀行調整行為對市場的沖擊降低至可容忍的程度。

第二，央行應該盡快降低對人民幣匯率的日常干預，與此同時應顯著增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理。過去幾年來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快速升值，使得中國過去三年來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率均低于3%，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水平已經相當接近于均衡匯率水平。因此，當前是中國央行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全市場化的絕佳時間窗口。如果央行不這樣做，而是繼續堅持干預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中間價格，這很可能導致人民幣匯率由過去的低估轉為未來的高估，而一旦人民幣匯率水平高估，就會為將來的人民幣升值預期逆轉、短期資本大量流出、國內銀行間市場利率飆升埋下伏筆。

不過，一旦當前央行降低對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干預，在目前的國內外宏觀金融形勢下，短期資本可能出現首先大規模流入、隨后大規模流出的局面，這既可能導致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也會造成銀行間市場利率發生異動、加大央行進行沖銷的壓力。為避免發生這一局面，央行應該收緊對短期資本異常流動的監測與管制。盡管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政府開放資本賬戶是大勢所趨，但在目前國內外均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國內金融市場上影子銀行體系調整會加大金融風險的前提下，暫時性收緊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其利遠大于其弊。

中國政府是否應在當前加快資本賬戶開放，曾是2013年國內最火熱的政策辯論之一。作為反方，我們很欣慰地看到，在經過反復、客觀、理性的辯論之后，正反兩方的意見越來越趨同。雙方均認同應在中國資本賬戶逐漸開放的過程中，仍應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事實上，這也是目前全球范圍內的趨勢所向。總之，下一階段中國政府的政策重點應該加快消除價格扭曲與加快應對金融脆弱性，在這一過程完成之前，維持資本賬戶的適當管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第三篇：對新媒體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的評論

對新媒體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的評論

中圖分類號：G3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5）43-0212-01

二十一世紀是以“媒體”為核心的時代，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加快了傳播信息的多元化，伴隨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本文主要通過對新媒體發展以及新媒體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進行分析。

媒體從誕生到現在，它的發展和成長過程，是具有歷史性的，在當今中國新時代發展下，新媒體扮演著至關重要的地位，我國媒體行業的規模目前處于全球領先的地位，是世界上媒體產業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我國使用電視以及應用互聯網的用戶占據全球排名的第一位，由此可見，我國未來發展前景必定廣闊，定會成為世界媒體強國，因此，我國新媒體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無疑是重要的。

一、新媒體的發展

新媒體（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CBS）技術研究所所長戈爾德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1]，“新”媒體是伴隨著“舊”媒體的發生和發展而不斷變化，是相對應的，新媒體形態多種多樣，在傳統媒體和新技術的支持下，新媒體主要包括：數字電視、移動電視、網絡媒體、手機電視、無線通訊，衛星、數字雜志以及數字廣播等。新媒體的傳播速度快，覆蓋面積也比較廣，而且很容易被大眾接受，所以我國新媒體的發展就目前來說已經相對成熟。計算機是媒體傳播的主要途徑，如圖中所示，2010-2014年互聯網上網人數數據統計，中國網民占人口總數的一半，2014年底，網民人數已達到64875萬人，新媒體的發展已經覆蓋半個中國。

新媒體改變了人們接受訊息的方式，它可以隨時讓人們關注新聞熱點。改變了傳統模式下固定看電視或者聽廣播的形式，同時，新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形成與發展也起著關鍵的作用，人們可借助這些輿論，找到自己的社會價值，新媒體時代已經全面到來。

要知道，新媒體并不是新型的媒體形式[2]，而是其準確的將技術、形式、理念進行統一革新，新媒體作為媒體而存在，必定有一定的生命力，具有其一定價值，視頻媒體貫穿著我們的生活，因此，新媒體這個時代的寵兒，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

二、新媒體發展所帶來的挑戰

在新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和傳播者上傳信息的真實度以及不良信息的發布給新媒體帶來了嚴重的挑戰，使得個人隱私以及一系列問題出現，給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新媒體開辟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也帶來了困難和挑戰。

新媒體傳播的“無障礙性”是其在發展過程中首要面對的[3]，一些腐朽的文化思想、違反社會公德的訊息以及色情傳播內容給新媒體帶來了負面影響，加大了人們道德教育輿論導向的難度，減弱了傳統思想道德教育效果，給人們的道德進步增加了難度。沖擊和諧社會的建設，對人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有很多人會很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響，尤其是青少年，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尚未形成之時，容易受到消極輿論的指引而走向極端。

在媒體空間里，新媒體的真實性沒有辦法保證，那么長時間在這種虛擬性的狀態下生活，人際信任危機勢必會影響到現實的交往，導致現實交往中對他人真實性產生質疑，進而影響到自己與他人人際關系的建立。面對新媒體挑戰，特別是在道德教育方面，要進行理論和實踐研究，對新媒體工作得到更多的認知。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新媒體主要增強了人們的好奇心以及對新鮮事物的探索，這才使得新媒體能夠廣泛地被使用和推廣，實際上，我國新媒體技術的創新和發展還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網絡水平差、媒體技術意識淡薄，觀念更新不強等眾多不足之處。因此，提高媒體素養，更新、熟悉媒體才是迎接新媒體時代挑戰的重要措施。

三、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帶來的機遇

新媒體是通過數字技術將訊息傳遞給廣大人民[4]，人們可借助新媒體來發現、挖掘大量的信息，搜索人類在世界中做出的一切顯著事跡，傳播他們正確的思想以及理論，從而獲得改善，搭建人們遼闊的理論和實踐平臺。同時，新媒體的靈活性也豐富了人們的道德教育，在新媒體時代，手機、微博、網絡論壇、貼吧都是以其靈活性的特點來顯示其獨特優勢。新媒體能夠在相對比較簡短的時間里，通過文字信息，圖片信息或者相互交流的方式，把內容傳遞給外界，使其傳播方式更直接、深入。新媒體的信息傳播把傳統媒體打破，改變為自由提升的狀態，在網絡新媒體上，不同層次的人們可以在輕松的環境下，自主的瀏覽消息，在主動探索新內容的過程中使得道德教育提升。

新媒體的傳播技術打破了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界限，從本質上改變了交往方式，那么在交往中一些重要的社會特征，例如相貌、年齡、身份等都被掩蓋。這種虛擬性可以將人們內心的苦悶等都傾訴出來，降低人們的心理防御能力，能夠無所顧忌的進行交流，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

面對日益進化的新媒體信息潮流，加快新媒體信息的生產，加強對新媒體信息監控，增強其實效性，新媒體的出現拉近了人們的心理距離，消除了戒備和隔閡，給人們平等的感覺，構造了相對輕松的氛圍，深入人們的心靈世界，達到了良好效果。

結語：

在新媒體產業的快速發展下，在我們傳播方式多樣化的今天，我們依然面臨許多新問題以及新挑戰，因此，必須補充所需的知識，增強思維，把握新趨勢，實現全新發展。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里，經過技術轉變，社會民主推進，媒體必然會進入一個反客為主的新時代。成為中國媒體產業發展的引擎。

參考文獻：

[1]徐振祥.新媒體：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機遇與挑戰[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6）：64-66.[2]周文華.大學生馬克思主義信仰教育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基于新媒體環境[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97-99.[3]何國強.新媒體背景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挑戰與機遇[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326（9）：10-11.[4]劉貝貝，方偉華.傳統主持人在新媒體環境中的挑戰與機遇[J].大眾文藝，2015（5）：172.作者簡介：李云生，男，籍貫：河北省邯鄲市，出生年月：1957.11.25.學歷：大學本科

第四篇：新媒體的發展對傳統媒體新聞傳播形式的挑戰

新媒體的發展對傳統媒體新聞傳播形式的挑戰

進入21世紀，互聯網等新技術的蓬勃發展和各種新媒體的日益壯大發展，已對傳統媒體形成了持續和強烈的沖擊，傳統媒體新聞報道的話語權也受到嚴峻考驗。新聞傳播是傳統媒體第一責任，也是賴于生存的根基，在新的媒體環境下，傳統媒體的新聞運作該如何順應潮流，正是目前存在的普遍問題和困惑是解決問題的前提。

目前，傳統媒體在新聞運作中普遍遭遇的矛盾：

一、新聞消費習慣改變與傳統新聞理念的矛盾

信息傳播手段的變化必然帶來接受方式的改變，讀報看電視聽廣播，這是過去人們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徑，如果把新聞信息看為一種產品的話，那么它的消費方式就是買報紙雜志或在特定的時間、區域看電視聽廣播。然而，當互聯網迅猛發展起來之后，這一切開始悄然發生了變化。“美國著名的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網絡新聞比報紙在美國更受人歡迎。最受歡迎的新聞形式首先是社區新聞和全國性電視臺的新聞節目，接下來排在第三位的就是互聯網上登載的新聞??調查顯示美國人的獲取新聞的習慣已經發生了變化[1]。

在中國也出現同樣的情況。新的傳播載體有它自身的傳播特點，它的迅猛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迎合了人們某種心理需求。就微博而言，140字的限制，短平快；不求深入，只求大概；不求過程，只求結果。這與社會浮躁心理的契合度極高。新聞也成為一種快速的消費品，像只為趕時間填飽肚子的快餐，不求精致。

喜歡從微博上獲取新聞信息的年輕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趨同性，在眼下信息過剩的時代，新聞信息的大小、重要與否其實跟自己沒什么關系，他們關心的往往是自己關注的人都在關心什么新聞信息，這才是最重要的、與自己有關系的。他們只是通過別人的關注，借助別人的眼光來篩選新聞，這當然也是有效率最省力的方法。

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載體，它的信息傳播主要以個體為單位，所以，有一種說法叫：“人人都是新聞的發布者和接收者”。與專業媒體的新聞產品其實存在很大的區別。

專業媒體有新聞的專業性要求，也有新聞傳播的價值預期判斷和理念的追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到新華社調研就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新聞理念，用心走基層，用情寫群眾，深化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把火熱實踐作為報道的主題，把普通百姓作為報道的主角，真正做到為人民采寫、為時代放歌。要堅持不懈地改進文風，寫短文、講實話、發有用的報道，以文風的有效改進，促進新聞報道水平的提高。[2]”

可是，當許多受眾都習慣了只接受140字的簡短信息之后，專業媒體的專業報道往往變成轉發者斷章取義的資料來源，變成新媒體信息傳播的第一手材料。這是目前傳統媒體面臨的最大困惑之一。我們會奇怪地發現，在微博微信中，往往被廣泛傳播的新聞信息，基本上都是語焉不詳的。新聞的要素，即五W+H都是殘缺不全（What何事？ 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y何故？How怎么樣？），但就是這樣的產品卻依然會大受關注，被廣為轉發。對于傳統媒體而言，如何適應受眾新的消費特點，是個待解的課題。“寫短文、講實話、發有用的報道”或許是不二的選擇。

二、信息傳播全面提速與傳統運作模式的矛盾

2009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的改版被業界認為是新聞提速的成功范例：“新聞可以不斷被刷新，不斷被改寫”已經成為“中國之聲”的治臺方略。30分鐘為一個播報輪盤，在這30分鐘里，當天的新聞要盡可能地涉及。對于一個新聞事件，記者捕捉到一個信息點就播報一個信息點，再捕捉到新的信息點，納入下一個播報輪盤。沒有新料，就把之前的信息點合并播出??“中國之聲”按欄目設置的編制完全打散，強化大編輯部、大采訪部、大策劃部，全“中國之聲”共用同一個400人規模的采編后臺[3]。

作為一個傳統媒體，這已經是最成功的運作模式的改革，它付出的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自稱的“不計成本”的代價。而對于其它基本上靠自負盈虧、靠市場經營養活自己的傳統媒體來說，只能望其項背，誰也干不了“不計成本”的事！

即使如此，相對于新媒體，這樣的運作速度還是落后的。新媒體的特點在于隨時隨地可以發布新聞信息，以微博為例，它由個體操作，以個體的眼光和角度，不必通過層層把關，只需用手機拍一張照片就可以發送出去，與傳統媒體相對復雜的運作模式大不相同。除了嚴格的稿件審查制度外，技術的要求也遠比新媒體復雜，而且傳統媒體的新聞還是以定時定版面的方式發布為主，例如報紙有出版的時間、版面，廣播電視也是通過固定時間的新聞節目來發布信息。即使是廣播電視的直播活動，它也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這使得真正的新聞事件的直播無法成為常態，許多大規模的直播活動不僅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往往是那些已經多次排練的活動類事件，并非突發的未知結果的事件，其對受眾的吸引力有限。

對于隨時隨地想通過媒體了解最新信息的受眾來說，傳統媒體顯然難以滿足要求。而且，由于新聞的管理部門大多未能適應新的輿論環境，在管理方式上觀念落后，對于突發事件多采用封堵傳統媒體的做法，而對于新媒體，例如微博、微信等卻無能為力，這在客觀上造成了“燈下黑”的狀況，傳統媒體經常出現對于本地突發事件的報道“失聲”、“失位”的現象。“本地媒體對本地發生的重大事件裝聾作啞，是本地媒體的恥辱，也嚴重妨礙了媒體業的發展。媒體不管怎樣發展，它的本職仍然是傳播新聞事件，行使社會監督功能。只有立足于這種最基本的職能發揮，媒體才能贏得讀者的信任，并進而贏得市場”[4]。

由于個人發布平臺時常缺乏客觀性和全面性，傳播的信息又在轉發中不斷地出現信息的偏離，但卻在第一時間滿足了群眾的信息需求，所以傳播力很強，極容易造成社會輿論對主流方向的偏離。而這個時候，主流的傳統媒體無論是出來“以正視聽”收拾殘局還是繼續保持沉默，都難以獲得受眾的信任，由此，傳統媒體的公信力會不斷地受損，直接威脅傳統媒體的生命力。

三、新聞評論個體表達與客觀公正立場的矛盾

新聞評論歷來被看作媒介的聲音，社論、評論員評論、評論類節目等重型評論文體甚至被稱為媒介的旗幟和靈魂，也是判斷媒體的政治面貌和衡量媒體實力和視野的主要標尺之一，更是媒體在當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的有力武器。《南方日報》就打出了“高度決定影響力”的口號；《南方都市報》更是以評論作為自己的新聞拳頭產品，每天推出“社論”和“個論”兩個專版。

20年來，各種媒體在新聞評論方面的大量投入促進了新聞評論的繁榮發展成為我國媒體的一個顯著特點。已形成一個橫跨平面媒體、電子媒體及網絡媒體的意見表達和傳播系統，跨媒體合作和傳播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趨勢，新聞評論的影響面和影響力正在不斷增強。

新聞評論的發展與民主社會的建設具有同步性，現代社會需要各種聲音的爭鳴、辯論，同時也給人們更多話語表達空間。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問題凸現，也需要媒體傳遞更多的意見性信息來解疑、釋惑。伴隨著媒體評論的競爭，有一些媒體依靠優質言論從激烈的媒體競爭中脫穎而出，配備自己的隊伍和運作模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評論風格。比如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都建立了自己的評論員隊伍，擁有一批名牌評論類節目和欄目。

同時，我們注意到，一些網絡的意見也紛紛被傳統媒體所引用，而傳統媒體的聲音更是網絡傳播的重要依托，這種相互的融合和互動有力地推動了新聞評論的發展，甚至一些原本在網絡上傳播的個人評論節目也被搬到傳統媒體上來，例如：高曉松的《曉說》2013年在東方衛視播出；2013年**的《老梁據說》在浙江衛視、《老梁有話說》在陜西衛視播出。

新聞評論的興起和受歡迎無疑滿足了受眾某些方面的信息需要。網絡時代的傳播媒體多了，傳播的速度快了，傳播的范圍廣了，信息量的爆炸性增長對于受眾來說也是一種負擔——選擇的負擔、甄別的負擔、深入思考的負擔。在信息龐雜、各種媒體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受眾也需要媒體能夠幫助他們對眾多紛繁復雜的信息進行選擇和處理，以提高受眾接受和利用信息進行決策時的效率。而新聞評論是通過了整合加工后的精致新聞產品，通過對龐雜信息的提煉加工再生出新的信息，新聞評論受歡迎往往還在于它的原創性和獨創性，有助于滿足受眾對原創和獨家信息的閱讀需求。

而為了滿足受眾對獨創性的需求，評論的“個性化”正成為不少媒體的追求。我們并不否認獨立思考的積極作用，但為了“個性”而“個性”，只追求與眾不同，往往又極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背離客觀公正的立場。

在不少網絡的重大輿論事件中，我們看到許多評論會被大量轉發，而最受關注的往往是那些偏激、極端，甚至斷章取義的評論，容易吸引眼球，有的甚至為了表達某種情緒或意見，不惜編造捏造事實，這種不良傾向有蔓延之勢。而傳統媒體也深受其影響，有的傳統媒體會不自覺的采信、引用網絡不當的評論；有的本身向網絡媒體“學習”，“語不驚人誓不休”，常出現驚人之語；有的失去立場，成為個人情緒宣泄的渠道。

或許，一時的痛快表達能換來眼球，但缺失客觀公正的基礎，媒體的生命力如何得以維持？在個性的張揚和客觀公正立場之間，媒體正遭遇困惑。或許答案很簡單，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有不少媒體會表現出急功近利的浮躁，深陷選擇的泥沼不能自拔，這也正是傳統媒體常常出現評論導向問題的癥結所在。

四、信息碎片化故事化與社會普遍意義的矛盾

新聞的“碎片化”和“故事化”是近年來新聞發展呈現出來的最顯著的特點。“碎片化”既基于受眾對“短平快”信息的需求，同時也契合了新媒體的傳輸特點。無論是面對什么媒體，如今的受眾很難集中精力在特定的時段專注地接收信息，而是隨意性很強，這種隨意性包括時間的隨意性、接收的隨意性、選擇的隨意性等，有時間看一下、聽一下，邊干別的事情邊接收信息，只有感興趣的信息才會予以特別的關注，受眾接收信息的方式變得碎片化，這就迫使媒體的信息傳播也要“碎片化”。

例如對于廣播，節目形態越來越“碎片化”，在一個相對獨立的板塊內盡量分出小板塊，小片段，各個片段能相對完整獨立，在各小片段中還要頻繁地營造興奮點以刺激聽眾的收聽興趣。中央電臺以前的節目不少是完整一個內容的專題節目，而2009年12月改版后的創新點之一就體現在碎片化播出形態上，即采取“間隔性原則”，分散信息重點，每五六分鐘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片段，每個片段都會努力安排一個關鍵的重要的信息點，也就是節目的興奮點。并通過不停的新聞提要的穿插進行內容切換，打破原來整體感很強的“一體化”形式，代之以“碎片化”節目形態，使聽眾任何時候打開收音機都能夠聽進去，而沒有“不知前面說什么”的突兀之感，能無障礙順利地進入收聽狀態，從而最大程度地吸引聽眾的注意力。

而無論是廣播電視還是報紙，這種碎片化的形態還有利于在新媒體上的二次傳播。因為篇幅短又獨立成章，信手拈來就可以粘貼的網絡上，也適合網絡的傳播特點。

與“新聞的碎片化”相伴而行的還有“新聞故事化”，即采用文學的表現手法，將新聞事實以講故事的方式展現給受眾的一種新聞表現形式。新聞故事化在新聞敘述中更加注重細節的描寫、人物的刻畫、場景的再現以及背景的交代等，將新聞事實當作一個故事敘述出來。

傳統的倒金字塔結構報道強調的是信息發布和傳達，相對而言不太講究表達的藝術性，而將新聞事實以講故事的方式展現出來的形式則更有吸引力。新聞故事化主要表現在它所產生的生動、曲折、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上，而要把新聞當故事講要講究技巧，要本著一波三折的原則來推動故事的整個講述過程，要有故事的“沖突”。這種沖突，可以是人物與外界的沖突，也可以是來自人物內心的沖突。然而，新聞故事化作為一種新聞傳播模式，也普遍存在一些傳播上的毛病。比如，為追求故事化而使新聞主題流于表面，難以深化主題；為追求曲折情節容易引發人為安排、不客觀等現象。在影響重大的社會事件面前，對曲折情節的挖掘容易偏離新聞事件的本質，變成“舍本逐末”——“2002年的莫斯科人質危機事件中，不少報紙幾乎都充斥著大量側重于事件過程和細節描述的新聞故事：《莫斯科上演‘倩女幽魂’女人質手機傳情蕩氣回腸》《‘女肉彈’幾乎全被殲滅 她們更殘酷、更富進攻性》《我離死亡只有3米》等等，讀者在看得驚心動魄、痛快淋漓的同時卻容易忽略國際恐怖事件背后蘊藏的社會政治危機，淪為系列故事的新聞報道對事件本質的揭示容易停留在某一階段而難以深入。”2001年12月，武漢森林野生動物園老總怒砸奔馳車事件接連數天上了江城各大都市報的頭版，《車主不滿售后服務 老牛拉奔馳‘游街’》到《奔馳車真的砸了》，這一事件倍受各報青睞，也的確吸引了許多讀者。先不論車主是否有借此炒作其公司的嫌疑，各媒體對這一極端事件近乎狂熱的追蹤報道實際上是相中了它所包含的離奇故事情節，報道真正給汽車消費者帶來了多大實惠還是個疑問。而更讓人擔憂的是，同時發生在武漢的“全球最大冰毒案在漢偵破”等影響百姓生活的重大社會事件卻少人問津，媒體在新聞故事化傾向影響下所進行的“厚此薄彼”的關注對社會議題的設置進行了不恰當的引導[5]。

在“走基層”的新聞實踐活動中，傳統媒體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欄目，到基層去，反映基層百姓生活的現狀，于是媒體不約而同地在表現形式上更趨碎片化、故事化，選擇報道的也絕大多數是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但由于這樣的新聞作品不太具有新聞性，時效性不強，同時其社會價值也不高——不是重要人物、不是重大事件、不是普遍現象。所以早期的不少欄目實際上傳播效果并不是太好，也缺乏新聞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與碎片化、故事化的形態相伴而來的就是新聞主題不明確，分散且隱蔽，容易造成傳播方和接收方的不一致，甚至偏離。這與傳統新聞傳播強調的主題鮮明、立場鮮明不相適應。

普通人的故事要引起關注就必須尋找主人公故事的獨特性，追求故事的曲折性，而與之相伴的必然是事件的個別性和偶發性，往往并不具備社會的普遍意義，甚至作品的主題極易偏離社會普遍價值，走向故事的獵奇。

我們要追求新聞報道形式的創新和多樣化，但對于某種形式的追求應該保持在一種理想性、適度的基礎上，它永遠只是新聞報道模式的一種，形式最終也永遠是要服務于內容的，對適合的題材有針對性地運用相應的報道形式才能相得益彰，而絕不能把形式當成終極的追求。

第五篇：新國十條頒布對保險業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新國十條頒布對保險業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新國十條的頒布拉開了保險業新發展的大門。此次新國十條的指導有五個方面：

1、推動醫療養老保險的市場化;2.發展責任保險模式，關注食品安全、校園安全等與民生相關的保險;3.建立巨災救助保險機制，最大限度分散自然災害;4.增加保險資金利用效率，發揮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5.發展三農保險，創新農業保險產品。常識網為大家整理此次新國十條的主題內容詳情如下：

一、推動醫療養老險市場化

充分推進商業保險對養老、醫療的補充服務。以商業市場對現有的保障程度較低的養老、醫療社保提供強有力補充。

在養老上，促進保險服務業與養老服務業的綜合發展，創新養老產品服務。推動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發展，開展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

所謂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是指是一種將住房抵押與終身年金相結合的商業養老險。即擁有房屋完全產權的老年人，將其房產抵押給保險公司，繼續擁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經抵押權人同意的處臵權，并按照約定條件領取養老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險公司獲得抵押房屋處臵權，處臵所得將優先用于償付養老保險相關費用。

在醫療上，鼓勵推出各種醫療、疾病有關的商業保險產品，發展商業性長期護理保險。

二、發展責任保險模式

政府通過向商業保險公司購買服務等方式，在公共服務領域充分運用市場化機制，積極探索推進具有資質的商業保險機構開展各類養老、醫療保險經辦服務，提升社會管理效率。把與公眾利益關系密切的環境污染、食品安全、醫療責任、醫療意外、實習安全、校園安全等領域作為責任保險發展重點，探索開展強制責任保險試點。

比如之前上海福喜事件曝光所帶來的食品安全風險，以責任保險模式強制保障食品安全等。

三、巨災救助保險機制

政府將保險納入災害事故防范救助體系。提升企業和居民利用商業保險等市場化手段應對災害事故風險的意識和水平。同時建立巨災保險制度，鼓勵各地根據風險特點，探索對臺風、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森林火災等災害的有效保障模式。比如魯甸地震，將巨災納入救助保險機制后，類似地震巨災就能更全面的分散風險。

發揮保險在整個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將保險納入整體市場經濟發展的格局，充分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的獨特優勢。

在保證安全性、收益性前提下，創新保險資金運用方式，提高保險資金配臵效率。鼓勵保險資金利用債權投資計劃、股權投資計劃等方式，支持重大基礎設施、棚戶區改造、城鎮化建設等民生工程和國家重大工程。促進保險市場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協調發展。進一步發揮保險公司的機構投資者作用，為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四、發揮保險在整個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將保險納入整體市場經濟發展的格局，充分發揮保險資金長期投資的獨特優勢。

在保證安全性、收益性前提下，創新保險資金運用方式，提高保險資金配臵效率。鼓勵保險資金利用債權投資計劃、股權投資計劃等方式，支持重大基礎設施、棚戶區改造、城鎮化建設等民生工程和國家重大工程。促進保險市場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協調發展。進一步發揮保險公司的機構投資者作用，為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五、推動三農保險發展

開展農產品目標價格保險試點，探索天氣指數保險等新興產品和服務，豐富農業保險風險管理工具。落實農業保險大災風險準備金制度。積極發展農村小額信貸保險、農房保險、農機保險、農業基礎設施保險、森林保險，以及農民養老健康保險、農村小額人身保險等普惠保險業務。.保監會主席項俊波8月21日在學習貫徹《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培訓班上表示，國務院已制定貫徹落實《意見》的時間表，接下來要嚴格按照時間表的要求完成任務。當前，保險業面臨償付能力、公司治理、保險資金運用、高現金價值業務、滿期給付和退保等五方面的風險，需要保險公司加以防范。

項俊波表示，在《意見》提出的各類政策措施中，對以往政策重申的有21項，結合行業自身發展需要新提出的政策有31項。現在外部環境的問題解決了，舞臺已搭好，關鍵要看保險公司能不能把這臺戲唱好。從保險行業負債端看，一些多年來花了很大力氣一直想突破但收效不明顯的領域，在《意見》中有了突破性進展。從資產端看，保險資金運用的政策更加靈活，服務的重點更加突出。《意見》為保險資金運用營造了多維度的投資空間，保險資產管理將面臨更多新機遇。

同時，經濟形勢變化對保險資金產生影響，大大提高了保險業資產負債管理的難度，保險業風險復雜性不斷提升，隱蔽性持續增強，傳染性迅速提高。要高度關注保險市場的主要風險點。保險行業面臨償付能力風險、公司治理風險、保險資金運用、高現金價值業務、滿期給付和退保等五方面的風險。

一是償付能力風險。目前行業總體償付能力保持充足，但部分公司持續虧損，加上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因素，存在償付能力降至100%以下的風險。最近保監會發現部分公司投資性房地產評估增值不合理，存在潛在償付能力風險。少數公司濫用房地產評估增值，虛增償付能力，掩蓋了真實的償付能力風險。目前共有33家保險公司持有投資性房地產，15家公司采取公允價值計量方式，其中財險公司3家，壽險公司12家。15家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的投資成本合計244.1億元，一季度末賬面價值合計493.4億元，增值額達249.3億元。

二是公司治理的風險，包括保險資產安全的風險、公司治理僵局的風險、公司管控薄弱的風險、高管人員舞弊風險等。

三是保險資金運用風險，包括信托和企業債務等信用風險、地方融資平臺風險、房地產投資風險、資金錯配和流動性風險等風險。

四是高現金價值業務風險。保單獲取成本高，部分保險公司存在資金運用風險較大，短錢長用的現象，甚至擴大新業務，導致資金成本攀升。為覆蓋這些成本，保險公司將大量資金配臵于不動產、基礎設施債權、未上市企業股權、信托等非標資產上，投資風格激進，甚至出現違規投資。

五是滿期給付和退保風險。保險業已出現金額大、增長快和公司、通道、產品集中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