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省公務員面試資料 - 對庸政懶政要“動刀子”“出重拳”（最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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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李克強總理在吉林長春主持召開東北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再次強調要對為官不為的“庸政”、“懶政”堅決問責。

“我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干部精神面貌要有新狀態’。”總理說，“對于忽視民生、為官不為的‘庸政’‘懶政’，要‘動刀子’、‘出重拳’、公開曝光，堅決追責!”

老百姓一直在勤勞奮斗，當干部的決不能為官不為!

去年6月，李克強總理曾在幾次會議上直斥一些地方官員的“不作為”現象。他說，一些人抱著“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甚至“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的態度，敷衍了事。“說得難聽點，這不就是尸位素餐嗎?”

他在北京、河北、山西、黑龍江等8省市經濟工作座談會上再次強調，以往的成功經驗表明，中國經濟是干出來的。“老百姓一直在勤勞奮斗，當干部的決不能為官不為!”

而在4月8日召開的東北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上，總理對參會的東北三省負責人可謂“耳提面命”。他說：“各位一定要主動作為、狠抓落實。要把新一輪東北振興的責任扛在肩上，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

政策千條萬條，不干就等于“白條”!

李克強說，去年8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干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謂不大。對于東北三省面臨的“確需幫助的困難”，要求有關部門也要出臺具體措施予以支持。

“但現在的問題是，去年批給的土地，70%仍然處于閑置狀態!”講到這里，總理的語氣明顯加重了，“土地給了，一直閑著;錢下撥了，仍然‘趴’在賬上;項目批了，遲遲未見開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條萬條，不干就等于‘白條’!”

他強調，國務院今年將進一步加大督察力度，堅決用鐵腕懲“懶”治“庸”。

“振興東北不能‘等靠要’，而要靠‘闖改創’，要抓住關鍵問題，主動作為。”李克強說，“對于不干事不作為的，要抓一些典型案例，堅決問責，從嚴治理!”

堅決拆除阻礙改革發展的各種“路障”

李克強說，現在各地對“發展是第一要務”已經形成了共識，要進一步讓干部放手搞改革、專注抓發展，堅決拆除阻礙改革發展的各種“路障”。

他說：“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

總理指出，實現東北新一輪振興，關鍵是要“打破體制機制束縛”。國家推進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每一項舉措，務請各地、各部門都要對號入座、細化實化，要讓每一項政策真正落地、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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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各級干部要層層‘放權’、而不是層層‘推責’。不能讓政策總是‘懸著’、措施一再‘落空’!”

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盤算點個人得失

座談會上，東北三省負責人在發言中均表示“對未來發展有信心”，李克強對此予以肯定。他同時強調，增強信心不僅要鼓舞士氣，更要靠真抓實干。

總理說：“我們的領導干部一定要有最起碼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觀念。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盤算點個人得失;工作中少點空話套話，多點真抓實干的勁頭，實實在在給老百姓干點事!”

此前一天，李克強在長春南部新城綜合交通樞紐工程考察時，一位農民工告訴總理，他不遠千里從重慶老家來到長春打工，只為了每天能“多掙30塊錢”。在長春打了兩年工，他天天干完活累得倒頭就睡，只有到了春節才能回家，“連長春市是什么樣子都不知道”。

“我們國家還有許許多多只為一天多掙30多塊、拋家別子的農民工兄弟。這個龐大的群體不僅西部有，東部也有。”總理說，“各地領導干部要時刻牢記人民群眾的愿望，主動作為、真抓實干，擔負起本地區的發展重任，盡最大努力，讓人民盡早過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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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廣東公務員面試備考：給庸政懶政怠政下三劑“猛藥”

2015廣東公務員面試備考：給庸政懶政怠政下三劑“猛藥”

自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聲音可謂振聾發聵，成績也是碩果累累，反腐高壓已形成常態，“不敢腐”漸成氣候。然而，另一個極端卻出現了：有的地方出現了為官不為，碌碌無為等“庸政懶政怠政”現象。

重拳治理懶政怠政 將升格為常態性舉措

如果說貪污腐敗是黨和國家的“致命傷”，那么，庸官懶官則是黨和國家的“慢性病”。不管是“致命傷”還是“慢性病”，都會危及到黨和國家的健康肌體。庸官懶官不僅極大地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嚴重損害黨的先進性。更重要的是庸官懶官的存在，會不停地制造著群眾與黨和政府的緊張和矛盾。當群眾與黨和政府的矛盾越積越深后，容易形成十分危險的“政治堰塞湖”。>>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治理庸官懶政被首次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一段時間以來，李克強總理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敗，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今年初的中紀委全會公報也旗幟鮮明地提出，對尸位素餐、碌碌無為的干部，該撤換的撤換、該調整的調整。

這一切都表明：為了將反腐推向深入，我國將重拳治理懶政怠政，要亮劍“無為”，對庸政懶政怠政下狠手、出絕招，而且勢必會升格為常態性舉措。

下三劑“猛藥”，拔掉庸、懶、怠的“病根”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安慶市委書記虞愛華總結出為官不為“五型”：“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裝聾作啞；“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動，甚至推而

不動；“太極型”，有問題左躲右閃，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劃型”，用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說唱型”，動口不動手，務虛不務實。>>

湖南省湘潭市委組織部調查發現，部分干部存在三種不良心態苗頭：一是“混”的心態。有的干部禮不收了、飯不吃了、紅包不收了，但該做的事也不做了，該協調的也不協調了，主動服務意識欠缺，以所謂表面“干凈”掩蓋實質“不為”。二是“怕”的情緒。有的干部認為改革有風險，干事難免犯錯，不干事才不會違規，害怕主動作為“攤上事兒”，從而產生了畏懼心理，于是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三是“熬”的苗頭。由于基層“天花板”現象嚴重、短期內提拔晉升無望，有的干部出現了“慢慢熬”的思想苗頭，干脆做起“敲鐘和尚”，坐等論資排輩。>>

如何拔掉庸、懶、怠的“病根”？輿論認為應該下三劑“猛藥”：

藥方一：“素質方”：心病還須心藥醫

通過細致入微的思想工作，引導廣大干部堅定理想信念、提振精神狀態、強化責任擔當，真正“把工作放在心上、把心放在工作上”。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也是“人做”的工作，作為“關鍵少數”的領導干部必須發揮關鍵性作用。堅持“經常講”，多給干部講掏心窩子的話，“只有發自內心，才能打動人心”。堅持“深入談”，更多地通過“一對一”談心方式，真誠聽取干部的看法和想法，“只有將心比心，才能贏得人心”。堅持“帶頭干”，再苦不叫苦、再累不怕累、再煩不嫌煩、再難不畏難，“只有以身作則，才能令出必行”。>>

藥方二：激勵褒揚法，及時提拔任用“實干型”干部

對那些真干實干、奮發有為的干部，要大力表彰獎勵；對那些攻堅克難、敢作敢當的干部，要為其撐腰鼓勁；對那些品行端正、實績突出的干部，要及時提拔使用，切實解決“干與不干一個樣”的狀況。>>

藥方三：明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進一步完善干部考核制度

制度是剛性的約束機制，只有從干部選拔、問責、考評等各個方面，切實構建起相應的制度體系，并落實到位，才能真正形成治理懶政的長效機制，繼而為勤政、務實、清廉、高效的機關作風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否則，崗位競爭“短缺”，則動力不足；工作問責“短路”，則壓力不大；成績考評“短腿”，則活力不強。長此以往，機關工作勢必會陷入“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怪圈，又何談能營造出想干事、能干事、會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良好環境。” >>

全面深化改革大業不應有庸碌無為者的容身之地

面對“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黨員干部干工作做事情固然要遵規守矩、依法行政，但面對繁重而艱巨的改革發展任務，更需要有履職盡責、為民解憂、敢做敢為的擔當精神。如果一味怕擔責而不思進取，只會貽誤發展時機、耽擱改革大業。

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庸官懶政絕跡就應該是新常態之一。改革機遇不會始終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暫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事業里，不應有庸碌無為者的容身之地。

第三篇：浙江省公務員面試資料 - 庸官召回可別異化為另類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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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法定責任和“召回”責任，是“官員召回制”能夠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如果該法辦的卻被“召回”了，該就地撤免職的就被送去學習培訓，這樣的“召回”無異于縱容包庇。

貴州黔西南州開展的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制度，日前引起社會關注。據報道，黔西南州從去年10月開始嘗試推出“不勝任現職干部召回管理辦法”，僅實施兩個多月，全州就有1231名“懶官”被“召回”(含處級干部59名)。這一做法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有可能成為一種推廣的模式。

“庸官召回”的針對性是顯而易見的。自十八大以來，案件查處上有“打虎拍蠅”的凌厲攻勢，制度完善上有各類監督手段不斷得到強化。一些官員由此發出了“為官不易”的感嘆。若官員有感于此而選擇更加謹慎地依法履職，這正是反腐先治標后治本追求的目標。但也有些官員不是轉向勤勉為官，而是選擇以消極怠工等方式來對抗新一輪的反腐行動。所謂“為官難為，那就為官不為”，“主動干是找死，不干是等死，與其找死不如等死”等段子，成為一些庸官、懶官的信條。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做樣子，疲疲沓沓混日子”，這樣的庸官哪怕沒有“吃吃喝喝撈票子”，也有違從政之道，有失為官之責。“法無授權亂作為”是一種腐敗，“法定職責不作為”其實也是一種腐敗。在反貪仍需繼續深入推進的當口，治理官員庸懶散現象同樣應提上日程。反貪與治庸并不是二者擇一的單選題，而是理當成為協同推進的整體戰略。2012年12月，兩高 《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明確，不作為是瀆職犯罪的一種表現形式。

“庸官召回制”在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中，其制度實驗意義應得到認同和鼓勵。官員普遍由“選任”而產生，這是有權選任官員的部門能主導“官員召回制”的制度基礎所在。但由于涉事州單位時間內被召回的官員比率過高，難免引發民眾吐槽：這么高企的“劣品率”，負有選官責任的當地組織部門主要領導人是否也應被“召回”?

“官員召回制”的成敗，還在于召回標準的標準化與科學性。據黔西南州政府網公布，該州興仁縣共為“不勝任現職干部”劃定了12種情形，包括工作不思進取，不作為、怕作為、亂作為，及在單位或領導班子中鬧不團結、拉幫結派搞內耗，辦事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響等等。這些認定標準雖細，有些仍嫌過于主觀和抽象，不夠“標準”。何謂“工作不思進取”?這是民眾反饋導向，還是上級說了算?有的則涉嫌違法違紀，較之“召回”，依法究責才是第一位的。如果該法辦的卻被“召回”了，該就地撤免職的就被送去學習培訓，這樣的“召回”或許就會異化成了對腐敗官員的另類保護。

區分法定責任和“召回”責任，是“官員召回制”能夠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為官不為”應予治理，“官員召回制”是治理“為官不為”的基層嘗試，研究其運作，總結其經驗，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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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教訓，科學評估這一制度的現有成效，是判斷這一制度是否值得完善或推廣的亟須。而無論“官員召回制”的未來命運如何，向懶政者宣戰，遏制為官不為都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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