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真相：2017網絡與新媒體的關鍵概念 盤點學界關于”后真相“的研究成果和相關案例分析

后真相：2017網絡與新媒體的關鍵概念 盤點學界關于”后真相“的研究成果和相關案例分析

現代似乎很流行給普通詞語加個前綴“后”來形容這個詞語在當代發生了較大變化，產生了新的特點，例如，后現代，后冷戰，后真相，后秩序，后西方，后工業化，后殖民等等，今天來討論一下其中一個年齡還很小的詞“后真相”，英文是post-truth.1為什么是”后“真相關于后真相和post-truth本身，夏瑩教授有自己的見解，“后（post）被附加在“現代主義”之前所構筑的“后現代思潮（post-modernism）其本意指一種徹底的思想斷裂，同時也遺憾著面對這一思潮之觀念的迷茫，但這一命名方式讓以此方式命名的思潮都帶上了理論的原罪：即所有附帶post的明明都與“無可命名”的非確定性相關聯。Post的命名方式是我們試圖將新事物納入到舊的解釋系統之內的有效方式，盡管無法忽視這一新事件集合帶來的新的境遇，但這一命名結果讓我們在面對相關新事件時采取否定態度。其次post-truth直譯應為“后真理”，我國學界討論時轉譯為“后真相”其實包含對“真”的訴求層面發生了轉換，真理不是真相。但牛津詞典的解釋形容的是客觀事實被人的主觀情感所干擾，這樣看中文轉譯又很準確。所以命名的錯位來自英文表述，對于特定情景的描述，是真相但是用詞卻是truth真理。這一概念的流行是因為2016年兩個黑天鵝事件，從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客觀事實的消逝。所以與其說我們進入后真相時代post-truth,不如說我們進入了后真實post-facts，后客觀post-objective的時代。2”后真相“文獻”數“讀通過在知網，Taylor ＆ Francis Online，SAGE Journals搜索關鍵詞，發現與“后真相”和“post-truth”相關的文獻大多是發表于2016，2017，2017最多，在此之前幾乎沒有相關文獻。”后真相“的概念雖然是2016年流行起來的，但是在西方它的誕生最早要追溯到1992年Steve Tesekkür在《Nation》上發表的一篇文章《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 What a 25-Year-Old Essay Tells Us about the Current Moment, the Nation》。2016年流行之后才在中國學界有了相關研究。在知網檢索出2016相關文獻5篇，2017有110篇，之前年份沒有相關文獻，最早一篇文獻是來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12.15發表的《美國民主在“后真相時代”能存活嗎？》，本期我們選擇了來源期刊為核心或CSSCI的31篇論文來梳理下中國學者對“后真相”這個詞的研究成果，然后把理論和我們對最近發生的社會事件的相關分析結合。這幾十篇文獻的主題是圍繞“后真相”的產生，發展，影響，內涵等方面進行研究，大致分為以下幾類：1.后真相時代給新聞帶來的挑戰國際新聞報道；新聞專業主義；新聞價值的標準；中國新聞業；真新聞；輿論引導2.后真相時代一些概念發生了變化事實核查；修辭術博弈；謠言；別樣公共性和新秩序；共享視角3.后真相時代媒體的參與社交媒體的乖張；社會抗爭的假新聞；治理假新聞的實踐和創新4.對后真相的研究后真相產生的社會根源和引入中國的意義；后真相政治此外這些文獻中常提到的一些概念：事實核查；新聞專業主義；民粹主義；虛擬公共空間；公共領域；過濾氣泡；群體極化；信息繭房；回聲室；網絡社群；糾偏效應；證實性偏差；訴諸情感；壞的主觀性；反智主義；歷史書寫；受眾心理；事實查驗；后共識文獻中提到的案例：烏克蘭危機，利比亞內戰，美國總統選舉，川普twitter治國，印度入侵中國洞朗地區游客日本旅游偷走酒店馬桶蓋，羅爾借女兒病情營銷，大媽碰瓷，上海姑娘除夕夜逃離江西農村，安徽女大學生扶老人被訛，成都女司機被打

3“后真相”的概念Post-truth首次出現是1992年Steve Tesekkür在《Nation》上發表的一篇文章《Post-truth and Its Consequences: What a 25-Year-Old Essay Tells Us about the Current Moment, the Nation》,文章聯系了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批判海灣戰爭中美國政府操縱媒體，為了國家利益只報道政府希望民眾看到的內容，進而讓美國大眾“作為一個自由人，自由地決定我們要生活在一個后真相的世界”，強調了政府與媒體合作制造共識。之后在2004年，作家Ralph Keyes在他的書《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中使用了后真相時代的概念，他認為人類社會不存在真實與謊言的清晰界限，還有第三種“模糊的陳述”介于真實與謊言之間，并且人類可以通過這種模糊的陳述挑戰新聞報道的準確性，進而迎合民眾的情緒。同時他還揭示了美國政治選舉的新動向是通過網絡輿論影響或操控民意的“后真相政治”。2010年，大衛·羅伯茨將“后真相政治”視作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即“媒體報道，公眾輿論和政策討論完全脫鉤”。雖然“后真相”自出現起一直有學者討論，但是從來沒有哪一年像2016年這樣獲得如此多的關注，因為2016年發生了兩個黑天鵝事件，英國脫歐和川普贏得美國大選，令“后真相”和“后真相政治”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1.牛津詞典（2016）：陳述客觀事實對民意的影響力弱于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的情況。It is defined as an adjective relating to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emotion appeals.2.《紐約時報》（2016）把“后真相”定義為情感及個人信念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客觀情況。3.《經濟學人》（2016）文章《Art of the Lie》認為后真相其實展現了這個新時代的一個核心問題；真相沒有被篡改，也沒有被質疑，只是變得很次要了。4.維基百科沒有post-truth的解釋，可能因為這個詞最開始就是用來描述政治文化的。Post-truth politics is a political culture in which debate is framed largely by appeals to emotion disconnected from the details of policy, and by the repeated assertion of talking points to which factual rebuttals are ignored.Post-truth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contesting and falsifying of truth by rendering it of 'secondary' importance.5.維基百科中文認為后真相政治解釋為一種政治文化，也是當今國際出現的一種新趨勢，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說法，把它當作趨勢而不是問題更加危險。將后真相看作新常態會讓新聞媒體喪失存在價值，值得警惕。6.《后真相政治時代》（2016）中威廉·戴維斯認為事實權威已經衰落了很長時間，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更危險的后真相政治時代，真相不再是被扭曲或者受到爭議的對象，而是它本身已變得不再重要，個人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圍繞自己的觀點和偏見來做出判斷。4”后真相“相關概念和現象A.“后真相”政治1.在形成民意方面，相比情感與個人信念，事實或真相無足輕重。2.倘若需要，可以直接捏造事實或真相。3.謊言敗露卻無政治代價，反而可能大獲政治紅利。后真相政治興起的動因：1.全球化為其興起奠定了經濟基礎，造成國家內部不平等，貧富懸殊，兩級分化。2.民粹主義直接催生了后真相政治。事實必須服務于和服從于立場。3.社交媒體為后真相政治興起提供了便利的技術條件。社交媒體的流行使事實來源多元化，每個用戶都可以就任何問題發聲，不同渠道有不同訴求，不同訴求有不同的利益，事實和真相在眾聲喧嘩中隱而不現。社會文化方面，后現代理論掏空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哲學根基，為后真相的興起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王金林，2017）B.媒體和'后真相'時代的關系是什么呢？

社交媒體亂象是后真相時代的主要推手，其顛覆媒體固有價值觀的行為突出地表現為以下：一是被商業邏輯主宰的社交媒體界面充斥著謊言和假新聞。二是社交媒體沒有社會責任，在虛擬公共空間，人們為換取點擊率不斷降低底線，發布你想知道的內容來迎合原有觀點，加強偏見，導向極化社會，由此導致更嚴重的社會異化。由于社交媒體天然的傳播屬性，比嚴肅的事實報道，以驚懼憤怒或懼怕為情感色彩的消息總能得到更廣泛傳播，中立客觀的報道難得到共鳴。符合既定口味的大量同質化信息將人們包在過濾氣泡中，不明事理的人看到的內容越多，自身越偏執，造成群體非理性情緒不斷蔓延強化。（陳龍，2017）C.“后真相”產生與滯后性

傳統是沒有傳播就沒有事實，事實化的過程必須建立在時間的滯后性基礎上，只有滯后性才能有事實的選擇和核實。后真相就是建立在后事實基礎上的扯淡文化。互聯網時代滯后性消失，所有消息都能實時同步。新媒體的技術賦權使用戶獲得發聲權利，成為‘傳受過渡體’，新聞線索采集者身份構成發生改變，信息數量急劇增多。只有對一個話題進行持之以恒的調查和討論，消息來源才可能持續增多，帶來事實的最終篩選。過去堅持的新聞工作的實質是用核實進行約束的原則在直播壓力下逐漸讓位，新聞核實在時間上壓縮，從新聞生產環節上被取消，專業媒體進行核實的資格動機也受到質疑。（南塬飛雪,胡翼青，2017）

D.'后真相'與'后秩序'后真相成為一個問題，在于后真相作為一種體系外的力量，對既有的秩序體系構成了威脅和挑戰，有可能使艱難建立起來的現有秩序進入一種失序，無序的后秩序狀態。后真相力量自身或假借操縱利用了后真相的某種力量，所直接瓦解和挑戰的是現有體系的知識神圣性，知識合法性，通過質疑現有體系所建構的已有真相的真實性，通過還原所謂的真相背后的真相，通過追求所謂更真實甚至細節真實的背后真相，讓人們對現有體系所建構所尊重的知識，真相道德倫理信仰信念等產生質疑和懷疑。指向的是一種沒有得到反思和確認的未來，其發泄的是對現有秩序的不滿，導向的是對現有秩序的瓦解，而不是新秩序的建立。（陳忠，2017）E.“后真相”給新聞專業主義帶來的危機和新聞價值的改變

新聞專業主義在后真相時代存在的危機就是公眾不再以真相作為自己觀念和行動的起點，代之以體驗誠意和狂歡。受眾不關心真相，甘愿陷在變動不安的情緒和立場的狂歡中不可自拔，在沒有事實依據前提下不負責任地發表意見。今天的受眾不適合被繼續假定為具有足夠信息素養和理性的思想者，而是分散的，懶于自行思考的個體。“新聞游牧者”以自我為中心，在多個平臺間切換，找到需要的新聞。推送感興趣的新聞內容的算法沉浸在輕松愉悅的氛圍，忘記了真相。反轉新聞很少人思考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沒留下教訓。（南塬飛雪,胡翼青，2017）新聞價值之變：1.時新性向實時性轉變。2.顯要性向實用性轉變。3.接近性向親近性轉變。（關注信息和人的關系和算法，回聲室效應）4.趣味性向媚俗性轉變。（易艷剛，2017）

5”后真相“的理論解釋F.如何用傳播學理論解釋“后真相”時代的新聞亂象？

強大影響理論（楊彩·本克勒＆伊桑·扎克曼）：以布萊巴特新聞網為代表的右翼新聞網站在一個相對封閉的信息體系內海量傳播誤導信息，主導了整個大選的議題走向和輿論生態。大選期間美國媒體的傳播生態是嚴重不均衡的。缺乏多樣性平衡性的傳播生態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信息流動性的減弱，右翼媒體變成內部一致，相對隔離的過濾氣泡和回聲室，社群內部的受眾持續受到同質化信息反復出現形成的累積效應、共鳴效應與遍在效應的影響，對議題的認知出現了一致性的偏向，借助于社交媒體平臺被聯接為一個具有強烈歸屬感和排他性的內群體。信息系統是封閉的、單一化的傳播生態，失去了糾偏效應。有限影響理論（雅各·尼爾森、亨特·艾爾科特＆馬修·詹茨科）：假新聞并沒有傳統媒體評判的那樣受到廣泛的關注和閱讀。獲取假新聞的受眾也不會被過濾氣泡阻隔而處于封閉的信息環境中。假新聞的讀者也是真實信息的受眾。但是受眾轉發假新聞的熱情遠遠高于真實信息。它的規模小于真實信息，但在社交媒體上產生的影響很顯著。亨特·艾爾科特和馬修·詹茨科發現社交媒體是假新聞最主要的源頭但不是受眾獲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證實性偏差理論（費爾·門瑟）：在求證不確定的觀念時，人們更傾向于默認其真實性而不是證偽。人們存在認知吝嗇特征，即人們總希望能保存自己認知的能量，減少認知的負擔。傾向于相信能讓自己感到舒服的信息或者說與既往認知相符合的信息。因此受眾在接觸到假新聞的時候首先判斷的不是它的內容是否準確，而是是否與自己既有認知接近。社交媒體的野火效應和回聲室效應的雙重作用下，“自凈”和“糾偏”只是善意的期望。在假新聞反復被轉發的過程中，一種被扭曲的集體記憶在悄然形成，記憶塑造內群體身份，內群體身份再強化證實性偏差，形成惡性循環。（史安斌、王沛楠，2017）新媒體增加了普通受眾個體在信息傳播中的選擇權，即用鼠標投票的權利。信息選擇過程中的兩種心理機制：1.確認偏誤，指人在搜集信息時會受到自己已有信念或假設也就是先驗信念的影響，人們偏向支持自己的成見，猜想，并選擇性的回憶，搜集有利細節，忽略矛盾的資訊，并加以片面詮釋。2.認知捷徑，面對復雜情形時需要作出判斷，絕大多數人不愿意將全部可得的信息納入決策，而依賴于頭腦中現成的框架，背景，利用簡單類比或歸因的方式得出結論。這里的受眾不是一群具備足夠信息素養和認知理性的獨立思想者，而是被視為分散的懶于自行思考的個體。（王舒懷，2017）

6'后真相'與中國網絡輿論就中國的現實來說，因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勃興，傳媒和政治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大眾政治時代就此到來。基于技術和社會的雙重邏輯，大眾政治在我國當下的社會背景中主要以輿論形式發揮影響。（李良榮，2015）也因社交媒體的影響，中國新聞傳播事件也呈現出“后真相”的特征。輿情反轉，指隨著事件的細節，過程逐步明朗，輿論焦點開始轉移，網民質疑，批駁或同情的對象不斷發生變化甚至反轉。中國網絡輿論場的后真相特征：成見在前、事實在后；情緒在前、客觀在后；話語在前、真相在后；態度在前、認知在后。（李良榮、張盛，2012）傳統時代，新聞機構致力于報道事實，雖然無法完全再現事件本身，但以追求真實性和客觀性的職業守則成就了新聞媒體第四權力的地位，隨著行業不斷發展而衍生的行業規范和媒介倫理為每一位新聞人劃定了報道紅線，即報道真實。技術的發展在重塑媒體報道方式的同時也改變了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社交平臺的出現賦予了每一位公眾發布信息的權力，在整個傳播鏈條中，媒體不再是唯一的傳播者，而受眾也不再是固定的接收者。人人能發聲也導致了信息環境的混亂，胡泳教授曾這樣描述道，“描述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感情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的影響”，此為后真相時代。“事實查驗的傳播失靈表現了新聞業職業控制與公眾參與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后真相時代下事實的意義發生了偏移，公眾對情緒化的語言深信不疑，新聞專業主義面臨極大的挑戰。2016年11月8日，共和黨唐納德·特朗普擊敗民主黨希拉里·克林頓出任了美國第58屆總統，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以推特治國，諷刺新聞界制造假新聞的總統。同年6月份，英國在某些政黨和團體的主張下，通過全民公投退出了歐盟，令人費解的是，在成功退出歐盟之后，部分英國公眾在社交媒體表示對這一決定感到后悔，并發出是否可以重回歐盟的疑問。兩件事件擁有部分共同的特點，公眾輿論中鮮見理性客觀的聲音，多為情緒化和強調個人理念的話語，這正對應了后真相時代的部分特質。2004年，作家凱伊斯在提出“后真相時代”一詞時曾闡述道，“人類不只擁有真相和謊言，還有一堆模棱兩可的說辭，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回歸謊言。不過精明的人類已經為篡改真相找到了合理的解釋，不會像從前一樣為此感到有罪、焦慮和羞愧。”

7”后真相“與江歌案信息技術的更新帶來了傳播形態的變化，也參與了后真相語境的形塑。近期“局面”就“江歌案”發布了25個短視頻，重新引發了公眾對該案的關注，江歌因為劉鑫和陳世峰的感情糾紛被殺害，該事件中擊中公眾情緒痛點的是劉鑫及其家人對江歌母親避而不見等反應，江歌因劉鑫而死，作為閨蜜的劉鑫態度惡劣，甚至惡語傷人，說出“再出這種新聞，我就停止協助警察”，“是你閨女命短，跟我有什么關系”等帶有攻擊性的話語更是加劇了公眾的憤怒。在案件尚未調查清楚之前，大量的觀點繞過事實發聲，如咪蒙發布的《劉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誰來制裁人性？》一文將公眾的憤怒推向頂峰，該文字里行間傳遞出“讓人下跪”的情緒，拒絕理性的話語方式，熱衷于情緒化表達，文章探討的重點在于劉鑫到底鎖沒鎖門、劉鑫與陳世峰是否存在不正當關系、劉鑫在江歌遇害后依然快樂生活等，嚴重偏離案情本身。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除了大V在輿論場中扮演著推波助瀾角色以外，社交平臺冗雜的信息量覆蓋了中性的討論，公眾挾正義之名進行道德綁架，諷刺“理中客”實際上冷漠的表現。網友@不要和我搶安琪表示“希望網絡暴力早點逼死她”獲得了20000的點贊量，網民@何玉華mm認為“全國人民判處劉鑫死刑，立即執行”，諸如此類的言論比比皆是，公眾的負面情緒通過技術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模糊了關于該案件的關注焦點，即陳世峰作為兇手本身。社交網絡為普羅大眾提供了平臺，人人都是議題的設置者和推動者，從而加大了主流媒體議程設置的難度，淹沒了理性的聲音，人們只相信與個人理念相契合的話語，而非真實客觀的話語。不僅是媒介賦權，媒體在操作過程中的不當行為也催化了公眾的憤怒情緒。“局面”的25個短視頻為公眾呈現了江歌母親與劉鑫之間的矛盾，采訪中江歌母親講述了在江歌遇害后的痛苦生活，劉鑫避而不見和言語攻擊，并且表達出希望劉鑫能當面道歉等，然而報道中展現的矛盾并非主要矛盾，“閨蜜害死江歌，毫無悔意并且幸福生活”的敘事模式啟動了公眾的道德評價機制，劉鑫是否罪該萬死成為了判定案件審理是否成功的核心標準，“局面”未曾就殺人兇手與受害人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真正的殺人兇手淡出了公眾的視野，公眾將自身代入劉鑫與江歌的閨蜜關系之中，就“閨蜜”的“不講義氣”、“不兩肋插刀”宣泄著自己的不滿，仿佛自己就是江歌本人。對比由南方周末報道后引發公眾討論的“刺死辱母者”案件，公眾的輿論的焦點則在于歡母親在受到此種侮辱時是否致使于歡陷入危險境地，于歡殺人是否屬于正當防衛？該案件引發了公眾關于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之間的界限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法律完善的進程，這得益于媒體在報道的過程中始終堅持新聞專業主義，警惕煽情報道，鐵肩擔道義的同時也努力還原真相，不因所謂的“正義感”而模糊報道焦點，這正是刑事案件報道過程中媒體所應該堅守的原則，在后真相時代到來之際，真相顯得尤為可貴，新聞媒體存在的核心價值是將真相傳播至公眾，激濁揚清，使公眾不被虛假信息和煽情報道所迷惑。“后真相”在中國的研究從2016年才起步，目前成果還不多，基于“后真相”時代的新聞進行研究的也不太多，主要是在“后真相”這個詞基礎上研究假新聞、謠言、輿論等內容，跟現實發生的的一些新聞事件也很少結合起來進行分析。雖然“后真相政治”本身發源于西方，但是現在中國的很多新聞事件報道和大眾的輿論都反映出明顯的訴諸于情感和信念而不是真相和事實的傾向，這到底是不是中國的“后真相”時代來臨的表現現在我們也不能下定論，關于這個詞傳入中國后的內涵是不是有變化我們也不能確定，因為現有研究關于“后真相”的概念界定都還在沿用國外文獻的內容，我們期待學界今后能有更多更成熟的研究成果。參考文獻[1]胡泳.后真相與政治的未來[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24(04):5-13 126.[2]南塬飛雪,胡翼青.后真相時代新聞專業主義的危機[J].青年記者,2017,(16):12-14.[3]陳龍.修辭術博弈:“后真相時代”的政治傳播癥候[J].探索與爭鳴,2017,(04):18-21.[4]陳龍.從美國大選看后真相時代社交媒體的乖張[J].傳媒評論,2017,(01):22-23.[5]張燦燦.“謠言時代”會否否極泰來[J].青年記者,2017,(04):95.[6]劉揚.趨勢或問題：圍繞“后真相”一詞的思考[J].青年記者,2017,(06):20-22.[7]易艷剛.“后真相時代”新聞價值的標準之變——以“羅爾事件”為例[J].青年記者,2017,(04):17-19.[8]史安斌、王沛楠.作為社會抗爭的假新聞——美國大選假新聞現象的闡釋路徑與生成機制[J].新聞記者,2017,(06):4-12.[9]張華.“后真相”時代的中國新聞業[J].新聞大學,2017,(03):28-33 61 147-148.[10]王舒懷.后真相時代：誰動了我的“事實”——基于移動互聯網傳播技術特征的分析[J].青年記者,2017,(06):9-11.[11]夏瑩.“后真相”：一種新的真理形態——兼與吳曉明、汪行福等教授商榷[J].探索與爭鳴,2017,(06):66-69.[12]王秋菊.后真相時代的輿論特點、引導難點及建議[J].青年記者,2017,(06):22-24.[13]李良榮.傳播革命下“新解釋框架”建構[J].人民論壇，2015（7），33-35[14]李良榮、張盛.互聯網與大眾政治的勃興——“新傳播革命”研究之一[J].現代傳播，2012（3），29-31輪流主編：李彥鴿

終審：張小強

第二篇：2018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及就業前景分析

2018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及就業前景分析

網絡與新媒體專業是近幾年就業率比較好的專業，那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有哪些呢？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前景怎么樣呢？以下是高三網小編整理的《2018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及就業前景分析》，僅供參考。1網絡與新媒體專業解析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與新媒體專業作為一種新興傳播形式，具有傳統媒介無法比擬的優勢，體現在傳播多元化、個性化、交互性、快速性、廣泛性和全球性、開放性、豐富性等，這些優勢是基于其自身特性之上，本文通過研究網絡與新媒體專業自身特點及其在我國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認為將網絡新媒體這種傳播優勢轉化為傳播勝勢，將是今后新媒體傳播要應對的一項永恒課題。2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前景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前景如何？網絡與新媒體專業的就業前景是否廣泛？對于現今社會的大學生而言，就業前景和其他專業相比怎么樣吶。網絡與新媒體專業的就業前景很好，畢業生社會需求大，就業面廣，可在各類門戶網站、傳媒商業網站、黨政部門網站、企事業網站等從事信息采集、撰寫、編輯等工作，也能從事與新媒體相關的網站策劃、網絡推廣以及網站建設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在廣播電臺、電視臺從事記者、編輯、以及各類節目的策劃、編導、節目制作等工作;還可以在平面媒體、網絡媒體行業從事商業開發、活動創意、媒體策劃等工作;在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從事文稿寫作、視頻節目策劃、編導、制作工作和整合營銷、媒體公關等工作。小編推薦：更多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前景和就業方向3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有哪些，畢業后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學生會去哪里工作？畢業后學生都找了什么工作？以下是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常見的幾個就業方向，供參考。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學生畢業后可在網絡公司、廣告公司、電視臺、報社、音像電子出版社、雜志社、新聞單位、教育推廣公司、教學軟件開發公司、學校（網校）、遠程教育機構、科研單位、各級企事業的信息化管理宣傳部門、咨詢策劃公司、展示展覽公司、文化傳播公司、各企業的市場部工作。上面高三網小編說的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只是一部分，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有很多，就業前景也比較廣闊，但大家還是要在專業上努力學習，爭取學習地更深入。以上就是高三網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18網絡與新媒體專業就業方向及就業前景分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