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析紅軍長征“湘江防線開放”的前因后果-王熙蘭論文

試析紅軍長征“湘江防線開放”的前因后果

王熙蘭

（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

廣西 桂林 541006）

（上傳者即作者本文正式刊載于《學理論》雜志在2010年第7期）

[摘要]：中央紅軍長征能突破蔣介石精心部署的第四道封鎖線翻越老山界繼續西進，除了紅軍將士浴血奮戰之外，還由于蔣桂之間的復雜矛盾導致桂系主力南移而“開放湘江防線”，一方面，蔣介石欲借聚殲朱毛而“剿紅滅桂”，另一方面，桂系為確保自身利益而陽奉陰違“讓路送客”，其微妙過程揭示了當時軍閥內部明爭暗斗而造成關鍵時刻空出過境走廊的前因后果。

[關鍵詞]：紅軍長征 蔣桂矛盾 湘江防線

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蔣介石部署的第四道封鎖線時，桂系“開放”湘桂邊境，向紅軍“敞開”湘江防線過境走廊，一直是史學界研究探討并有過爭論的歷史之謎。仔細考察研究蔣桂之間歷史上的恩怨過結，就會明顯地發現蔣桂矛盾激化導致桂系軍隊南移敞開湘江防線的前因后果。

一、保護自身利益是桂軍南移向紅軍敞開湘江防線的主要起因

（一）桂系“讓路送客”一舉三得。經過多年軍閥混戰之后，廣西軍政首腦李宗仁、白崇禧的基本方針是確保新桂系利益不受外來侵犯。當中央紅軍從湘南欲過瀟水進入廣西時，新桂系既不愿在道縣與灌陽之間的湘桂邊界硬堵，也不愿在灌、全、興這塊地盤上與紅軍糾纏激戰而耗損軍力。那么，如果找個合適的理由和時機，將全州、興安桂軍主力從這條防堵通道上向南撤至桂林，灌陽永安關文市圩及雷口關、清水關、永安關主力南撤到恭城龍虎關至平樂一線布防，這樣就可一舉三得：一是堵住紅軍無法進入龍虎關到廣西腹地，二是敞開湘江防線讓紅軍盡快過境而減少在桂北的戰事，三是同時防堵蔣軍嫡系借追擊紅軍而大舉入桂。正是基于上述這些考慮，桂系才對由湘入桂的中央紅軍作出“讓路送客”的決策。

多種史料和當事人回憶都證實，左右桂軍行動的決策人是桂軍首領白崇禧，他早在北伐時就曾在蔣身邊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他深知蔣多年來憎恨桂系并覷覦兩廣的種種算計。當時有人判斷朱毛紅軍突圍轉移可能會被蔣軍逼得沿三個月前肖克紅六軍團所走桂北的灌陽-全州-興安線路或由龍虎關經平樂入廣西腹地，白崇禧就把這種態勢比作“前面進狼后面跟虎”，其后果不堪設想。

（二）相關重要情報促使桂系作出“讓路送客”的決斷。紅軍長征初期，蔣介石便給白

崇禧發來電報：“共軍將南竄桂黔，貴部如能盡全力在湘桂邊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軍殲滅之于灌陽、全縣（即全州縣）之間，則功在黨國，所需餉彈，中正不敢吝與。” [1]隨后，蔣派飛機將兩個軍三個月的經費及堵剿計劃、密電本等送到廣西，白崇禧則復電“遵命辦理”。而白的心里則在盤算著另外的計劃。

桂系根據各方面情況分析判斷：紅軍只不過是路過廣西，不會在廣西立足。有不有必要在湘江以東地區拼力堵擊紅軍呢？朱毛紅軍有十萬之眾，來勢兇猛，桂軍只有兩個軍，轄五個師十六個團，總計兩萬余人。白崇禧認為：“歸師勿逼，逃師更不可逼。”如用兩萬人去堵十萬紅軍，不被紅軍吃掉，也會打得兩敗俱傷。無論出現哪種結果，蔣介石都會以追擊紅軍為名乘虛尾隨而進入廣西腹地，最終導致廣西淪為老蔣的天下。這顯然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最擔心的事。

曾在桂系軍隊任兵站部參謀長的湯垚回憶說：“潛伏在上海的王建平（廣西平樂人），與白為保定同期同學，私交甚厚，已混入蔣軍中央參與機要，不斷為白搜集情報，經常住在上海，密電報稱：‘蔣介石采取政學系頭目楊永泰一舉除三害的毒計，即壓迫紅軍由龍虎關兩側地區流竄平樂、昭平、蒼梧，更以主力向東驅逐其進入廣東新會、陽春地區，或者沿羅定、廉江逼入雷州半島，預計兩廣兵力不足應付，自不能抗拒蔣軍的大舉進入。如此則一舉而三害俱除，消滅了蔣的心腹大患。’??一天，白禧找我談話，出示王建平電說：‘好毒辣的計劃，我們幾乎上了大當。我現在就到龍虎關去，你也在今晚趕到平樂，召集民團指揮官蔣如荃和縣長鄉長等到平樂開會??” [1] 桂系既然知道蔣介石要想在消滅紅軍的同時趁機以足夠理由吃掉廣西李、白和廣東陳濟棠，所以就暗中有了自己的對策和行動方略。為確保自身的利益，桂系的高級軍事會議作出了這樣的決定：既要防共，更要防蔣；只能追擊，不能硬堵[2]；同時還不能讓蔣看出破綻。而最佳辦法是：在紅軍入境前，將部隊布防于湘、桂邊境一帶，擺出奮力堵擊紅軍并與之決戰的架勢，用以應付蔣介石；如果紅軍仍按三個月前肖克六軍團故道過境，桂軍則向南后移，在桂北灌陽—全州—興安讓出一條通路，使紅軍盡快渡過湘江過境，而不讓其進入廣西腹地；紅軍通過時，可相機實施側擊或追擊，這樣既可促使紅軍快走，也不會冒紅軍主力回頭打擊的風險。同時，還要想辦法將蔣介石嫡系周渾元李云杰的追擊部隊堵在廣西地盤之外。桂系采用這樣的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存自己的實力和地盤。

（三）桂系識破蔣介石“剿紅滅桂”陰謀，“讓路送客”為紅軍提供了乘虛過江的有利戰機。如前所述，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一舉除三害”，借追擊紅軍而占據兩廣。而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集團則另有打算。他們要擺出一副配合老蔣夾擊朱毛紅軍的架式，并以此向老蔣叫板要價。蔣介石無可奈何，只好答應先撥付一百萬元軍費和物資立即空運到廣西武

鳴，同時向李、白許愿，如果圍殲朱毛成功，將委派二人為黔桂綏靖正副主任。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蔣介石的封官許愿開的是一張空頭支票，他們最務實的就是趁機將老蔣的軍費和物資弄到手，隨后就是保存實力，不讓蔣的“剿紅滅桂”陰謀得逞。

誠然，蔣桂之間的多年爭斗使雙方積怨益深，蔣介石也的確視桂系為眼中釘肉中刺，但基于李、白在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中的較大影響力，蔣也只好等待機會。“朱毛西竄”成了蔣期盼已久的機會。然而，白崇禧利用他安插在南京的內線早就得知了蔣的陰謀計劃，他對兵站參謀長湯垚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還更甚，這計劃是他最理想的計劃。管他呢，有匪有我，無匪無我，我為什么頂著濕鍋蓋為他造機會？不如留著朱毛，我們還有發展的機會。如果夏煦蒼（夏威）擋不住，就開放興安、灌陽、全縣，讓他們過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進入平樂、梧州，犧牲我全省的精華??” [1]新桂系首領李宗仁也在他的回憶錄中揭穿蔣介石“中央軍緩緩南下，迫使共軍入桂。同時，中央宣傳機構在海內外大肆宣傳，捏造截獲我們予共軍電報，說廣西李、白勾結赤匪，期待我和共軍互斗兩敗俱傷之后，中央軍可有借口入占廣西，居心極為陰險。”[9]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點防蔣“藉剿紅而滅桂”的戰略思想和應變方略是非常明顯的。據桂系高參黃啟漢回憶說，白崇禧在湘江戰事前就對桂系第七軍軍長廖磊明確作了交待，必須在湘桂邊境雷口關、清水關、永安關等四關沿線建筑防御工事，對紅軍只宜“追擊”不宜“堵擊”，對蔣軍就必須堵擊[3]。由此可見，白崇禧對蔣介石的陰謀已進行了周密防控，而對朱毛紅軍則決定避其鋒芒，敞開湘江防線通道，以側擊、尾擊方式逼紅軍盡快沿過境走廊穿越桂北，確保既無紅軍進入廣西腹地或滯留桂北，也無蔣軍進入桂境。這就是桂系的兩全之策。1934年11月18日紅軍占領湖南道縣，桂軍接白崇禧電令：“將四關工事星夜挖去，讓紅軍通過”，桂軍的“讓路送客”為紅軍提供了乘虛過江的有利戰機。但遺憾的是，紅軍并沒有充分利用這天賜良機。

綜合多種史料證實，桂系既要逼紅軍快速過境，又要確保蔣軍嫡系不入廣西地盤。桂林區民團指揮部參謀長虞世熙回憶說：“當蔣軍進入廣西邊境時，桂系第七軍覃連芳師的七十團在文市附近繳了中央軍總指揮周渾元的先頭部隊兩連人的槍，經保證不再進入廣西以后才驅逐出境然后發還武器。這就是警告蔣軍不要打廣西的主意。結果，周渾元所率李覺、陶廣等師都不敢沿著紅軍所走的路線尾追紅軍??而由黃沙河侵入的薛岳、陳光中兩師也因此而退回湖南，不敢深入廣西境內。” [2]由此可見，新桂系集團對“防蔣滅桂”是有著周密對策和應急預案的。

白崇禧在“防共”會議上明白地指出：只要紅軍不侵入廣西內地就行了??所以，白崇禧就將手下十多團人擺在紅軍經過路線以南各地區，只作監視的狀態，有些雖然與紅軍側衛

或后衛部隊小有戰斗，但一經接觸，桂軍即行潰退。他們并不是怕紅軍侵占廣西，而是怕蔣介石“明取西川，暗奪荊州”。桂系高參劉斐也有相近的回憶說，白崇禧曾專門交待七軍各師，對朱毛后衛部隊可以側擊和追擊，決不能迎擊，白稱其為“打尾不打頭”，促使紅軍快走。桂系七軍七十團的團副黃炳鈿也有相似的回憶，“李宗仁白崇禧既畏紅軍勇敢善戰，又怕蔣介石中央軍藉追擊紅軍為名，乘機侵占廣西，遂調第七軍及第十五軍，先集中桂林、平樂，進入恭城、興安一帶地方，避開正面戰斗，只占領側面陣地，拒止紅軍進入桂林。”[4]上述情況，既透出了桂系集團防蔣保桂的真實想法，也道出了白崇禧對整個形勢的戰略布局。

二、桂軍南移過程關系微妙，巧妙的時間差為下步行動鋪平道路

（一）多種史料證實桂軍早就作好了南移準備。據筆者對湘江戰前蔣桂關系的考察研究發現，被稱為“小諸葛”的白崇禧實際上是在與老蔣玩電報游戲的過程中巧妙地打了個時間差，既達到了主力南移避敵鋒芒敞開防線保存實力和地盤的目的，又不讓蔣介石抓到把柄。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指示其高參劉斐以李宗仁的名義向蔣介石直接發電稱：“據迭報，匪主力由臨武分經嘉禾、藍山西竄，龍虎關、富川、賀縣同時吃緊。仁部原在龍虎關以北防堵，故擬即將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應富、賀、興、灌。但興安、灌陽以北，僅能留一部，誠恐力量單薄，請轉飭何總司令所部，向江華、賀縣推進，以期周密。”[5]這時，桂軍已作好南移的一切準備，個別部隊已悄悄南行。22日，蔣介石復電同意桂軍調整部署的計劃。一夜之間，桂軍主力全線南撤，僅在全州留兩營干訓隊，灌陽留一個團，興安留一個團，其余皆南移至恭城龍虎關至平樂一線。就這樣，從全州到興安六十多公里的湘江沿岸已無重兵把守，湘江防線實際上已向中央紅軍敞開了一條過境通道。[8]

（二）電報為桂系創造了部隊全線南移的時間差。桂系為何要用電報這種通信方式糊弄蔣介石呢？這是因為，當時最快捷的通信手段就只有電報。紅軍行動的情報也只能依賴電報向蔣匯報，尾追紅軍的“中央軍”屢吃敗戰，根本不知道紅軍的行動方向和戰略目的，也難以得到準確的情報，而當紅軍逼近湘南時，白崇禧就有了自己編撰紅軍行動情報的自由空間，于是他在電報中用了一串模糊語向蔣介石表述“龍虎關、富川、賀縣同時吃緊”的情況，為將灌陽永安關、清水關、雷口關及興安、全州的桂系守軍主力南移備足理由。一向聰明絕頂的蔣介石，居然沒有提防到桂系竟會這樣“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桂軍先做出要在湘桂邊境的灌陽縣永安關、清水關、雷口關和興安、全州湘江沿線“奮力堵擊紅軍”的樣子，那只是為了給蔣的那三個月軍餉作一個回應罷了，而實際上白崇禧早就作好了主力南移的一切準備。那么，他們在行動上為何要邊奏邊南移呢？這是因為，第一，白崇禧的打算是，不管你老蔣是否批準，我都得將主力南移，決不與紅軍正面交鋒兩敗俱傷；

第二，當時通信手段相對落后，桂系一邊電奏，一邊讓主力南移，蔣介石和他的軍事指揮機關也不會準確知道桂系軍事部署調整和行動的具體時間。第三，白崇禧拿準了蔣介石會批準他的軍力部署調整行動，所以膽敢提前南移，即使出啥問題也是老蔣負主要責任。第四，白崇禧在下令桂軍南移之前就跟湘軍何鍵所轄劉建緒軍長直接聯系要求南下全州合擊紅軍于湘江沿岸，如紅軍突破湘江防線快速過境，這也有湘軍的一份責任。

在紅軍剛占道縣尚未進入廣西灌陽四關時，白就有了提前一兩天時間的自由發揮——他把紅八、九軍團進入湘南江華的“敵情”加以放大，說成是紅軍主力向江華、龍虎關壓迫，“龍虎關、富川、賀縣同時吃緊”，就在這一天的時間內，桂系要求調整部署主力南移的報告獲得了蔣介石的首肯，白崇禧正是利用這個時間差換得了一個合理合法地主力南撤。

蔣介石發現桂湘兩軍行動遲緩，以致使紅軍安然過江，便致電白崇禧“何以全州至咸水一線，并無守兵，”斥責桂軍 “任匪從容渡河”，嚴令桂軍按“預定計劃，速以大軍壓迫”，“擊匪半渡，務使后續股匪不得渡河”。[6]白崇禧接電后還是不愿死堵紅軍而消耗自己的軍力，只是命令部隊向界首方向警戒前行，當桂軍緩慢進到塘市光華鋪一帶時，遭到了事先趕到那里搶占高地的紅三軍團四師十團的頑強阻擊而不能前行。紅十團雖然在激戰中犧牲了團長沈述清和參謀長（后代理團長）杜中美，但在政委楊勇和三營長張震等的指揮下英勇抗擊桂軍，保證了中央縱隊在界首渡口的安全搶渡。然而，由于紅軍整體行動遲緩，還是失去了最佳搶渡湘江的戰機，致使后續部隊遭受了重大損失。

三、紅軍三大阻擊戰粉碎了蔣介石將紅軍聚殲于湘江東岸的計劃，桂軍的“側擊”為他們的“開放邊境”敞開湘江防線找到了開脫的理由

（一）蔣介石嚴令“合擊聚殲”，桂系依然“只追不堵”。坐鎮南昌的蔣介石于27日從湘軍一路軍司令劉建緒的報告中得知桂軍南移后湘江防線無兵把守的情況后大為震怒，于28日發電給桂系，嚴斥桂系“放棄堵剿朱毛赤匪之職責”，嚴令湘、桂兩軍對已過河的紅軍部隊進行夾擊，對未過河的部隊進行堵擊，仍企圖將紅軍“全殲于湘江以東地域”。盡管蔣介石嚴令“合擊聚殲”，但桂系還是奉行“只追不堵”原則。

接此嚴令后，“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即下令搶占全州的劉建緒部三個師迅速南下，妄圖封鎖從全州至咸水的湘江沿岸渡口，并要求桂軍負責從咸水到灌陽的防務。狡猾的桂軍卻未按蔣介石和何鍵的旨意沿江北上與湘軍銜接以全面封鎖渡口，而只以一個師馳援興安而防紅軍南下桂林，另以主力從龍虎關北返灌陽新圩向紅軍后續部隊發起側擊。桂系如此行動，還是奉行“只追不堵”的方針。他們在新圩向紅軍發起側擊，既可向蔣介石交差，又能防止“中央軍”借尾追紅軍大舉入桂。

當朱德在11月27日傍晚先后給紅三軍團和紅一軍團下達左右翼阻敵掩護的作戰命令時，左翼灌陽之桂敵和右翼全州之湘敵并未積極主動出擊。敞開的湘江防線約60多公里的可渡可涉江段已被紅一軍團先頭部隊所控制。

與此同時，白崇禧收到諜報：朱毛紅軍之前鋒已渡過湘江，占領了界首至屏山渡約六十里湘江河段及若干渡點。到這時，白崇禧認為對紅軍“讓路”的目的已經達到，現在該是側擊“送客”的時候了。

（二）桂軍做出會攻姿態，從左翼兩處側擊中央紅軍，目的還是做樣子給老蔣看。白崇禧再次調整部署，命令幾天前南撤至恭城一線的十五軍副軍長夏威率本軍王贊斌四十四師和七軍覃連芳二十四師及一個獨立團，立即從恭城北返灌陽，搶占新圩至蘇江一線陣地，然后向北截擊經文市、水車、新圩地域向湘江前進的紅軍后續部隊，并與自興安西來的桂軍部隊在全州的石塘地域形成會攻態勢。

桂軍向新圩的推進遭到李天佑指揮的紅三軍團五師的英勇阻擊，白崇禧做夢也沒想到，將他的一個師加一個獨立團擋在灌陽新圩以南三晝夜的正是他的臨桂縣老鄉——五年前曾在鄧小平麾下紅七軍當過紅七軍特務連長的李天佑。這位21歲的年輕師長率部搶先占領有利山頭阻擊桂軍，掩護中央縱隊趕赴界首搶渡湘江，使桂軍未能實現將紅軍“截腰斷尾”的計劃。

與此同時，在湘江防線北端的全州縣才灣腳山鋪，紅一軍團主力也奮勇阻擊著南下的湘軍；而在興安的光華鋪一帶的紅三軍團四師也將偷襲的桂軍死死擋住，保住了界首渡口的安全。

從湘江戰役的總態勢看，新圩、腳山鋪、光華鋪三處的阻擊戰，粉碎了蔣介石將紅軍聚殲于湘江東岸的計劃，使紅軍在付出慘重代價的情況下有幸保存了三萬多人翻越老山界，然后在湖南通道縣改變前進方向，放棄前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而在貴州黎平會議后決定兵指貴陽，然后才有遵義會議和毛主席正確領導紅軍四渡赤水化險為夷的奇跡，中國革命也才從此得以扭轉危局。

而對于全力維護廣西本土利益的桂系來說，通過在灌陽新圩和興安光華鋪對紅軍的“側擊”，也就為他們精心策劃的主力南移敞開湘江防線、空出桂北過境通道的巧妙行為找到了開脫責任敷衍老蔣的理由。

四、中央紅軍從容西去，蔣桂之間互相指責

1934年12月2日，中央紅軍除三十四師等少數部隊受阻未能渡過湘江之外，軍委縱隊和各軍團將士三萬多人得以突破湘江防線進入越城嶺山區，最后翻越老山界到達龍勝地界，然后進兵湖南通道縣和貴州黎平縣，并在那里調整進軍戰略，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突然

兵指貴陽，直嚇得在貴陽玩“空城計”坐陣指揮的蔣介石心驚肉跳。

紅軍突破湘江后，蔣介石急電責問白崇禧：“共匪勢蹇力竭，行將就殲，貴部違令開放黔川要道，無異縱虎歸山；數年努力，功敗垂成??中正之外，其誰信兄弟與匪無私交耶？”[7]白崇禧復電駁斥道：“職部僅兵力十八九個團，而指定擔任之防線達千余公里，實已超過職等負荷能力??鈞座手握百萬之眾，保持重點于新寧、東安，不趁其疲憊未及喘息之際，一舉而圍殲于寧遠、道縣之間，反遲遲不前，抑又何意？??據中央社露布：某日殲匪數千，某次捕匪盈萬，試加統計，朱毛應無孑遺，何以通過湘桂邊境尚不下二十萬眾，豈朱毛諳妖術，所謂撒豆成兵乎？職實惶惑難解。”[1]白之反唇相譏，諷刺挖苦，弄得老蔣無話可答，只有氣在心里。

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及此事：“京滬一帶的CC系的報紙，更鼓其如簧之舌，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說共軍已和我軍妥協合作云云。”[9][雖然至今尚未發現關于桂系與紅軍暗中妥協與合作的任何證據，但桂軍主力南移空出走廊“讓路送客”的情況則毋容置疑，而事后蔣、白二人互相指責的電文也給歷史留下了笑柄。

五、結語：

中央紅軍反第五次圍剿失敗后，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而西進途中最險惡的就是蔣介石部署的桂北湘江防線——即第四道封鎖線。歷史的結局總是陰差陽錯地被某些人所改寫。因為蔣桂之間的嚴重利益沖突矛盾，而在關鍵時刻出現桂系主力南移空出過境走廊的特別情況，新桂系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沒有按老蔣意圖全力圍堵，而是“讓路送客”，蔣、桂、湘三路敵軍沒有合成“鐵三角”，從而形成“過境走廊”；遺憾的是軍委縱隊和所有紅軍部隊未能輕裝行進抓住空檔機會快速過江，因而造成灌陽新圩、全州腳山鋪、興安光華鋪三處阻擊陣地長時間的浴血苦戰，最后導致紅軍搶渡湘江兵力折損過半的重大損失??我們今天大膽突破禁區，回顧和研究這段關系微妙的史實，有助于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真實全面地了解中國革命史，矯正片面的和錯誤的觀點，從而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參 考 文 獻 ] [1] 湯垚：紅軍長征中白崇禧“開放”湘桂邊境的內幕〔M〕文史集萃 第六集 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3 [2] 虞世熙：阻擊紅軍長征經過桂北〔J〕廣西文史資料 第十七集 1962.7 [3] 黃啟漢：紅軍長征過廣西〔J〕廣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集 1962.7 [4] 黃炳鈿：阻擊紅軍北上親歷記〔J〕廣西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集 1962.7 [5王熙蘭：血染湘江〔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11

[6] ]葉心瑜：放眼看長征〔M〕華文出版社 1996.6 [7] 程思遠：白崇禧傳〔M〕曉園出版社 1989.8 [8] 王熙蘭：腥山血嶺——紅軍長征過桂北〔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10 [9]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M〕廣西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0.6

第二篇：(1004王熙蘭論文-重新認識左右江起義的歷史意義-nn

重新認識左右江起義的歷史意義

王熙蘭

（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專科學校 旅游與休閑管理系，廣西 桂林 541006）

（上傳者即作者本文已刊登在《黑龍江史志》2010年第4期）

【摘要】80年前的廣西左右江起義——即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暨紅七軍紅八軍成立，是中國革命光彩奪目的篇章之一；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求真務實、與王明“左”傾路線作堅決斗爭，使土地革命在廣西及桂黔湘邊少數民族地區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重新認識左右江起義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力，對我黨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理論聯系實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相當的示范和指導作用。

【關鍵詞】左右江起義鄧小平紅七軍 歷史意義

1929年至1930年，中共中央派鄧小平同志前往廣西，先后發動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也稱左右江起義，同時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80年過去了，這兩次起義的重要意義和對中國革命的歷史影響，依然值得我們去重新認識和探研。

這兩次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百色起義、龍州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發動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成功實踐，也是革命低潮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振臂突起的重要武裝行動。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農民是中國人口的主體，所以，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此前，毛澤東為代表的農民革命領袖在湖南、江西等省農村廣泛發動了農民運動，還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廣西壯族農運領導人韋拔群就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聆聽了毛澤東的講課。壯、瑤、苗、侗等廣西少數民族是中國南方邊遠山區最窮困的群體，他們深受國民黨統治者和地方軍閥的殘酷欺壓，而當革命到來時，他們便自覺成為革命的主要力量。左右江蘇維埃政府成立時農民骨干的高比例就足以證明。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之后舉行的兩次規模較大和影響深遠的起義，它與前三次武裝起義一起，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在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時期大大鼓舞了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也經過統戰工作團結了一批廣西軍政高層要人。特別是百色起義選擇在紀念廣州起義兩周年的日子里，更是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大無畏精神和堅決革命到底的堅強決心。這種精神和決心對于當時革命隊伍中某些人的迷茫狀態起到了喚醒作用。在前三次起義紛紛失敗，革命義士慘遭屠殺的白色恐

怖情況下，“中國革命究竟向何處去？”武裝起義在何地何時舉行最為恰當，怎樣創建一支人民軍隊，諸如此類的問題，右右江起義的事實作出了很有啟發意義的回答。

三、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與毛澤東所倡導所實踐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方式不謀而合。

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及地方蘇維埃政府。起義時，紅七軍有兵力只有4000余人，紅八軍只有2000余人，后來兩軍曾發展到近萬人，另有一支脫產的工農赤衛隊約八九千人，幾方面的武裝力量共有兩萬多人，這支武裝力量足以令敵人心驚肉跳。盡管紅八軍在龍州起義不久因遭東山再起的新桂系李、黃、白的軍隊鎮壓而解體，但其一部分后來加入了紅七軍，成為紅七軍的一部分而繼續戰斗。紅七軍在人數最多時擁有約一萬二千多人，這支軍隊在右江地區和桂黔邊界曾屢創敵人。1930年9月其主力離開右江后，在鄧小平帶領下轉戰于桂湘邊境和桂粵邊境，后經粵北地區進人湘贛根據地，于1931年7月與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中央紅軍匯合。從此，紅七軍成為中央紅軍的一部分，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指揮下，轉戰祖國南北，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而留守右江革命根據地由韋拔群率領的紅七軍的一個師，則繼續堅持武裝斗爭，其間曾遭受新桂系軍隊的圍剿而展開殘酷的反圍剿斗爭。1932年10月韋拔群犧牲后，其殘部化整為零、變換名目，繼續與敵人周旋，直至解放戰爭時期配合解放軍解放廣西。此外，當時的左、右江兩塊根據地合計總面積約達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150多萬。在整個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范圍內，大約有二十多萬群眾參加了農會、工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地方赤衛隊發展到數萬人，各根據地各級機關舉辦的干部培訓班、少數民族訓練班、鄉村宣傳隊，以及勞動小學、農會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鎮。可以說，鄧小平組織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已經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顯現燎原之勢，也堪稱當時中國一塊面積較大、人口較多、工農武裝力量相當活躍的根據地。雖然左右江革命根據地建立不久即喪失，但中國共產黨播下的革命火種卻從未熄滅，直至廣西全境解放。上述成果，與當時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理論不謀而合。

四、紅七軍轉戰千里的整個過程，體現了鄧小平為代表的紅七軍領導聯系實際、注重調研、堅持真理、務實求真的基本思想。

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過程中有許多注重調研、務實求真的做法，主要表現在：

1、鄧小平等中共領導對李明瑞、俞作柏等國民黨左派卓有成效的統戰政策，使李明瑞成為紅七軍、紅八軍的總指揮；張云逸、李謙等中共軍人對廣西當局教導隊等國民黨軍隊的成功改造，使

其大部分轉變為百色起義的中堅力量；

2、鄧小平、張云逸在百色起義籌劃時就注意避開敵人統治力量較強的中心城市南寧，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群眾基礎較好的左右江地區發動起義并建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

3、注意正規武裝與工農武裝的結合與協調，無論是張云逸指揮的教導隊還是韋拔群的農民赤衛隊、陳洪濤的農會武裝，最后都成了根據地的革命武裝；

4、在革命根據地內開展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建設等等。上述一系列切實有效的做法，迅速壯大革命力量和擴大了根據地，并及時糾正了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共黨內一些“左”傾錯誤的指導，為保存革命實力和后來轉戰奔赴蘇區打下了基礎，也為中國革命積累了寶貴經驗。

五、鄧小平為代表的黨政領導及時調整革命策略，反對盲動冒險去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有效保存了革命實力。

兩次起義發動時，革命正處于低潮，革命武裝力量非常薄弱，而敵人優勢兵力盤踞在大城市，當地的“左傾”中央沒有把握到這些客觀事實，盲目崇尚共產國際，脫離實際，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錯誤決議，從而使革命蒙受重大損失。鄧小平在部隊轉戰湘黔桂邊之后的全州會議上認真總結分析了紅七軍從百色出發、河池會議到攻堅武岡折回全州的經驗教訓，否定了左傾盲動的錯誤做法，從實際出發，根據敵我雙方力量的實際情況，否決了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錯誤戰略部署，尤其自全州會議撥亂反正力挽危避，率部從湘桂粵邊區迂回前進，大大減少了部隊傷亡，在軍事上挽救了紅七軍。

六、紅七軍在轉戰過程中妥善處理好民族關系，從而博得了少數民族同胞的廣泛擁護。

右江根據地的核心地區在百色、平馬（今平果縣）東蘭、鳳山等壯族地區和田東、巴馬等瑤族地區，這一帶有韋拔群等長期經營農民運動的良好基礎，當鄧小平張云逸等將南寧兵變的隊伍帶到百色發動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時，各族群眾給予了最熱情的擁護和全力的支持。當紅軍轉戰黔桂邊境進駐貴州古州（今榕江縣）時，沿途得到了苗族同胞帶路、供糧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后來從河池整編到奔赴湘桂粵邊途中，經過融水苗族地區、三江侗族地區、龍勝苗瑤侗雜居區以及后來的江華瑤族地區，由于注意協調民族關系，尊重少數民族習俗，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從而得到了沿途各族群眾的廣泛擁護和竭力支持，使部隊度過了最困難的轉戰時期。

七、在根據地首次成功組建農業合作組織并促進了生產發展，成為中國現代史上農業生產模式改革的先驅。

紅七軍紅八軍的總政委鄧小平與右江農運領導人韋拔群專程到韋的家鄉東里屯，去那里了解當地農村現狀及生產情況，在鄧、韋的指導下，由一百二十多戶壯、漢、瑤族人民組成了一個實驗性的農業生產合作組織——共耕社，小平同志親眼看到這樣一個中國早期互助聯營生產組織成員在做為土地主人之后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也看到了農民在承包土地發展生產的顯著效益和農民生活的明顯改善。后來有人曾這樣認為，就是在瑞金蘇區中，也沒有哪個地方能取得這樣的土地革命成果。這是中國土地革命的最早嘗試，這也是鄧小平、韋拔群在廣西右江蘇區農村農業生產模式改革中開創的先例。經查閱，至今還沒有發現資料顯示1930年在中國出現的生產合作組織能收到如此的豐碩成果：

這一年，東里共耕社糧食喜獲大豐收。共耕社內的成年人每人分得糧食800斤，12至15歲少年每人500斤，1 至12歲分300斤，還留有一部分公糧供應紅七軍和來往人員及補助困難戶之用。

曾任英國駐華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在他的《鄧小平傳》中這樣評述1930年鄧小平在右江地區的土地革命：“當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幾乎沒有紅軍存在的地區，鄧小平冒著個人的生命危險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協助他實施這項計劃的是韋拔群和李明瑞。”

八、龍州起義率先在中越邊陲舉起反帝大旗，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贊揚。龍州起義期間，龍州軍民按照鄧小平的指示，曾在龍州召開一萬多人的聲討法國駐龍州領事館破壞中國革命的罪行的聲討大會，并驅逐領事館人員。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斗爭在左右江地區廣泛發動起來，隨即，左江蘇維埃政府發出了反對法帝國主義干涉我國內政的通電，當地革命群眾立即驅逐了法國駐龍州的領事、神父和海關關員，同時也給土司殘余勢力以沉重打擊。這一舉動當時在國內很有震動性。當時，中共中央高度評價和大力支持龍州軍民的英勇反帝斗爭，“號召各級黨委及全體同志，立即開展擁護龍州蘇維埃，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工作”。193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紅旗》雜志第八十六期，為鄧小平領導的龍州起義而專門發表了題為《赤色的龍州》的社論，贊揚龍州軍民的反帝斗爭“已經做了國民黨軍閥政府數十年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實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實現了中國共產黨之反帝國主義政綱，開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在中國革命的發展將有非常偉大的歷史意義。”同年4月20 日，黨中央在給紅七軍前委的信中表揚了鄧小平的出色工作和策略思想，指出：“自小平同志到達后，你們的確相當的執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許多工作，如發動了廣大的群眾斗爭，執行土地革命，龍州的轉變及在龍州驅逐法帝國主義的領事及沒收帝國主義的財產等等，這些的確都是很正確的策略，很偉大的工作。”

九、在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的革命實踐中，鍛煉和培養了一大批出色的革

命人才和紅軍的軍事骨干。

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中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遍及20多個縣，控制面積約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5O萬，正規紅軍近1萬人，成為當時中國境內影響很大的革命根據地之一，為我黨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斗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寶貴經驗。百色起義中培養出來的部分黨員干部，相繼成為我國各級政權的領導者，他們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其中主要領導者鄧小平在紅軍長征遵義會議時當選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后來成為黨和國家第二代領導的核心；1931年，壯族人民的好兒子、時任紅七軍21師師長的韋拔群，曾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當時最年輕的特務連長李天佑則在紅軍長征時已升任紅三軍團五師師長，率部在新圩阻擊戰中苦守三天，成功掩護了中央紅軍搶渡湘江。新中國成立后，原紅七軍、紅八軍官兵中有19人部被授予將軍軍銜，其中大將1名、上將2名、中將4名、少將12名，還有省、部級干部18名。這些軍政骨干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現代化建設中作出突出的貢獻。

結語：紅七軍的革命起義和遠征精神是我們的重要精神財富。

土地革命時期的廣西左右江起義與紅七軍紅八軍的建立，是中國革命史上光彩奪目的篇章之一，史實證明，鄧小平、李明瑞、張云逸等領導左右江起義及紅七軍的廣大干部戰士為中國早期土地革命和人民武裝起義建立了不朽功勛，以鄧小平為首的紅七軍黨政領導戰勝了“左”傾中央的盲動錯誤。紅七軍向江西蘇區“遠征” 萬里的勝利，在中國革命史上劃下濃重一筆。紅七軍的“遠征”絕不僅僅是一支地方紅軍與中央紅軍的會合，它是紅七軍將士反對“左”傾錯誤影響尋求更好的發展的斗爭過程。紅七軍“遠征”的勝利完成，還向中央蘇區輸送了一批久經考驗的黨的優秀指戰員，這些優秀指戰員在后來的反圍剿和長征中成為重要的骨干力量和革命精華。不容質疑，以鄧小平為主要領導的紅七軍的戰斗歷程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影響，紅七軍的革命起義和遠征精神不僅是一份重要的精神財富，也是鼓舞各族人民建設祖國奔向小康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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