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勞動教養的歷史、發展

勞動教養的歷史、發展

1．前言

勞動教養制度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我國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初創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勞教制度成功地教育挽救了380多萬勞動教養人員，在特定的歷史背景條件下，其在鞏固社會主義民主政權、維護社會穩定和減少犯罪等方面發揮了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但由于其歷史的局限性，這項制度從它建立之初便存在著眾多的不合理性，特別是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形勢的快速發展變化，以及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日趨完善，這項制度方方面面的不合理性日益凸現，無論是從政治、理論、法治建設，還是在適應國際人權斗爭方面均要求必須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革。作者認為我們不應單純的去討論勞動教養制度的存廢，而是應把勞動教養立法放在完善我國法律體系的大背景下，充分吸收和借鑒勞動教養制度中的合理成份，以及近年來勞動教養制度改革的成功經驗，從全新的角度重新構建我國的法律制裁體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勞動教養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危機，為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找到真正的出路。2.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發展歷程與歷史作用 2.1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發展歷程

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創建于20世紀50年代。1955年，我國在全國范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完成，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得到有效穩固。但在當時的全國政治形勢、社會形勢仍然非常嚴峻。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明確規定：“對在肅反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分子，除判處死刑的和因為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為立功而應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宜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這是國家提出的第一個關于勞動教養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國家又發布了《關于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2]，對勞動教養的性質、任務、指導原則、審批權限、領導和管理等問題作了原則的規定。從此，勞動教養機構陸續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1957年8月1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于8月3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3]，這一決定被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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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頁 視為我國第一部勞動教養法規，也被視為我國勞動教養作為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正式建立的標志。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勞動教養制度又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國家頒布了一系列關于勞動教養的行政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勞動教養工作逐步恢復并得到迅速發展。1979年11月2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國務院于12月5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1982年1月21日，經國務院批準，公安部發布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勞動教養的具體實施作了詳細規定。此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根據社會公共治安領域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在1986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90年通過《關于禁毒的決定》、1991年通過《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勞動教養的范圍作了擴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規、司法解釋及有關規范性文件也對勞動教養制度的具體適用做了相關補充。特別是，1991年至1993年，司法部先后以部門命令的形式發布了7個與勞動教養制度相關的行政規章，其中包括《勞動教養人員生活衛生管理辦法》、《勞改勞教工作干警行為準則》、《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勞動教養管理工作若干制度》、《勞動教養人員守則》和《勞動教養教育工作規定》[4]，這些規章制度對勞動教養工作的許多方面都做了詳細而具體的規定，使勞動教養工作全面走上了相對規范道路。1994年1月，司法部依據國務院的指示精神，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了創建現代化文明勞教所的奮斗目標。在隨后的十余年中，全國各地勞動教養場所的創建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2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歷史作用

勞動教養制度，是我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的一大創舉，是一項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自1957年正式建立以來，迄今已走過50多年的發展歷程。這50多年來，全國各地勞動教養場所共收容改造了380多萬名勞動教養人員，成功挽救了一大批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勞教人員，教育并成功轉化了一大批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法輪功”癡迷者，并使一大批的毒品受害者成功戒除了毒癮，重新步入社會。這些人員在經過勞動教養場所的教育和轉化后重新回到社會中大多數都能夠遵紀守法，成為了能夠自食其力的新人。[5]勞動教養制度為維護國家政治和社會穩定、預防和減少犯罪等諸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通過組織進行勞教生產，不僅為社會創造了一定的物質財富，也從經濟上減輕了國家執行勞動教養制度過程中的財政負擔，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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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頁 40多年來，勞動教養在以下幾個方面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過程：

（一）勞動教養的性質與宗旨

在勞動教養制度建立之初，勞動教養既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方法。其主旨是為了把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能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維護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會的建設。③至80年代初，勞動教養被確定為“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其主旨也被進一步明確為：“在嚴格管理下，通過深入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鍛煉，把他們改造成為遵紀守法，尊重公德，熱愛祖國，熱愛勞動，具有一定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材。”④與以前相比，主要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不再把勞動教養作為對被勞動教養人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二是將勞動教養明確規定為一種“行政措施”和一種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體規定對勞動教養人員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實行強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國務院又認定：“勞動教養所是國家治安行政處罰的執行機關”。⑥這實際上既重申了勞動教養是一種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確認了勞動教養也是一種治安行政處罰措施。

（二）勞動教養的對象和范圍

最初確定應當加以收容實行勞動教養的人，是以下4種人：

1、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盜竊、詐騙等行為，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

2、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

3、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

4、不服從工作的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勞教的對象被進一步規定為以下六種人：

1、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2、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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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頁 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

3、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

4、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

5、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⑧并規定對精神病人，呆傻人員，盲、聾、啞人，嚴重病患者，懷孕或哺乳未滿一年的婦女，以及喪失勞動能力者，不應收容。⑨后來，又明確規定對賭博，制作、出售或傳播淫穢物品和經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員亦可實行勞動教養，對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賣淫、嫖娼的，應當實行勞動教養。⑩對于勞動教養對象的家居范圍，早期并沒有明確規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將勞動教養收容人員限定為“大中城市需要勞動教養的人”。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對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也可收容勞動教養。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關于勞動教養和注銷勞動教養人員城市戶口問題的通知》中又規定：“鐵路沿線、交通要道的城鎮吃商品糧的人，需要勞動教養的，可由縣公安局整理材料，報經地區（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批準。”近年來。隨著農村社會治安形勢的惡化，一些地方開始把勞動教養的適用面擴大到農村，如山東省就頒布了由省高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檢察院、公安廳、司法廳聯合制定的《關于在集中整治農村社會治安斗爭中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專門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勞動教養的審批

1957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規定，需要實行勞動教養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門，所在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或者家長、監護人提出申請，經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或者它們委托的機關批準。1979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決定》改為規定：對于需要實行勞動教養的人，由省、直轄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批準。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組成。1982年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重申了前述規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關于勞動教養和注銷勞動教養人員城市戶口問題的通知》中，對收容勞動教養具體審批工作作了補充規定：“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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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頁 教養的審批機關設在公安機關，受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委托，審查批準需要勞動教養的人。”

（四）勞動教養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勞動教養，并未規定明確的收容期限。1979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決定》才確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1至3年，必要時得延長1年。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又對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延長和減少勞動教養期限的條件與審批權限作了具體規定：提前解除勞動教養，一般不超過原勞動教養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長勞動教養，累計不得超過1年；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延長和減少勞動教養期限，均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批準。⒁

（五）勞動教養的管理

最初的勞動教養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門共同負責領導和管理。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區和大中城市公安機關相應設立勞動教養工作機構，具體管理這項工作。⒂1983年，勞動教養機關的隸屬發生重大變化，勞教管理機構轉歸司法行政部門領導，對勞教人員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隨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門的勞教機關負責。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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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簡介

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簡介

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是根據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8次會議批準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有關法律、法規建立的，依照法律規定，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罰，而是為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實行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對需要收容勞動教養的人，由省(區、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設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批準。被決定的勞動教養期限大多數為一年，少數為一年半左右，極少數為三年。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對決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訴，請求復議，也可以依據《行政訴訟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提起訴訟的被勞動教養人可以請律師辯護。各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在審查和決定勞動教養時，嚴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由司法行政部門的勞動教養管理所收容并進行教育改造。勞動教養管理所憑《勞動教養決定書》和《勞動教養通知書》等法律文書接收勞動教養人員。對沒有這些法律文書或者文書所載內容與實際不符的，以及勞動教養法規規定不應收容的精神病人、呆傻人、盲、聾、啞人等嚴重殘疾、病患者，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未滿一年的婦女等，不予收容。

勞動教養管理所依法保障勞教人員的合法權益，勞教人員可以依法行使選舉權，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嚴不受侮辱，人身不受體罰和虐待，個人合法財產不受侵犯，通訊自由；家屬可以經常來所探視，勞教所可以提供住處允許勞教人員夫婦同居；家里有特殊情況和有悔改表現的勞教人員，經批準可以回家探視或休假；勞教人員對勞動教養管理所的工作有提出批評、建議的權利，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提出申訴、控告和檢舉的權利等。

中國的勞動教養工作，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立足于教育，著眼于挽救。要求勞教工作干警對勞教人員做到“三像”，即像老師對待學生、父母對待子女、醫生對待病人那樣，耐心地幫助勞教人員改惡從善。勞動教養管理所也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學校(絕大多數已辦成了勞動教養學校)。勞動教養管理所按比例配備專(兼)職教師，對勞教人員開展法律常識、道德、時事和文化知識等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制觀念和文化素質，教育時間平均每天不少于3小時。

為有利于勞教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后就業，勞動教養管理所還對勞教人員進行職業技術教育，不少勞動教養管理所辦有電腦、裁剪、縫紉、電器維修、木工、烹調、理發、汽車駕駛和維修等職業技術培訓班。勞教人員學習文化和職業技術經考試合格的，發給社會承認的文化或技術等級證書。

由于不少勞教人員是因為好逸惡勞、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他人財產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所以勞動教養管理所還組織他們進行習藝性的生產勞動，以轉變勞教人員不勞而獲的惡習，幫助他們學習勞動技能，培養他們自食其力的能力和習慣。勞動時間和強度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在安排勞動時照顧勞教人員的性別、年齡、體力、技術水平等情況，建立安全生產制度，堅持文明生產，嚴防發生工傷事故，按照國營同類企業標準發給勞動保護用品和保健食物，生產所得的收益除發給勞教人員一定報酬外，主要用于改善勞教人員的生活和學習條件。勞動教養管理所依照法律和法規的規定，對勞教人員施以文明、科學、比較寬松的管理。要求綠化美化環境，完善教育、生產、生活設施，使他們在和諧、優美的環境下陶冶情操，矯正惡習。勞動教養管理所對勞教人員實行民主管理，建立“勞教人員民主管理委員會”，協助管理人員進行學習宣傳、生活衛生以及文體活動等方面的事務性工作。勞動教養管理所對表現好并有幫教條件的勞教人員，可以安排到社會上“試工、試農、試學”；對表現較好，符合所外執行條件和身患疾病、符合所外就醫條件的，可以決定所外執行和所外就醫，這兩類

人員約占勞教人員總數的10％左右。對在勞動教養期間確有悔改表現的，可以給予減少勞教期或提前解除勞教的獎勵，受獎勵人數在6O％以上。

勞教人員在勞動教養期間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勞教人員的生活費、醫療費由國家供給。生活標準相當于當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勞教所設立勞教人員食堂，在生活標準內盡量調劑、改善勞教人員伙食，保證他們吃夠標準、吃得衛生。要求食堂按月向勞教人員公布伙食帳目，嚴禁克扣。對少數民族勞教人員在生活習慣上還給予照顧。勞教人員宿舍要求采光、通風良好，有適合當地氣候條件的保暖、降溫設施。勞動教養管理所設置醫院或衛生所，配備必要的醫療設備，有病及時治療。勞教人員病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辦理所外就醫。保證勞教人員有充分的休息時間，節假日休息。勞動教養管理所還設有圖書閱覽室和文體活動場所。勞教人員可以看書看報、看電視、電影，聽廣播，開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藝、體育活動。

為保證勞動教養管理所嚴格執法和做好對勞教人員的教育、挽救工作，國家對勞教工作干警有嚴格的要求和紀律、法律約束。勞教工作干警必須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一定的專業知識，從事勞教工作前要接受崗位培訓，掌握勞教工作法規和有關業務知識，工作期間還要定期進行業務培訓，以適應工作需要。對侵犯勞教人員合法權益及有其它違法違紀行為的干警，依法進行嚴肅處理，對此，《刑法》、《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以及《勞改勞教工作干警行為準則》等法律、法規和規章中均有相應的規定。根據勞動教養的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勞動教養場所設駐所檢察組，對勞動教養管理所的執法活動進行監督。

為有利于勞教人員的罪錯矯治和解教后的安置就業，勞教所還積極與勞教人員的家屬、原工作單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關單位建立聯系，采取“請進來”、“走出去”以及簽訂“聯合幫教協議”等方法，對勞教人員共同進行幫助教育，促進他們改正錯誤，解決他們家庭生活中的困難，幫助他們解決解教后的就業安置問題；勞動教養管理所還邀請社會上的黨政領導、知名人士以及一些改正惡習、做出成績的“回頭浪子”來所里作報告進行規勸或“現身說法”，使勞教人員體會到黨和政府及社會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和要求，增強改正錯誤的信心。對解除勞動教養的人，回原居住地落戶，就業、升學等不受歧視。勞動教養制度建立40多年來，使那些處于犯罪邊緣的人避免了繼續違法和走向犯罪，起到了維護社會治安和預防犯罪的作用，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認識了罪錯，不良行為習慣得到了矯治。據調查統計：經過勞教的人員返回社會后，他們中的90％左右的人能夠遵紀守法、自食其力，有的還成了先進模范，成了國家建設的有用之才。

我國共有300個勞動教養管理所，收容26萬名勞教人員，其中除犯有盜竊、詐騙、賭博、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擾亂社會治安秩序行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復賣淫、嫖娼和重復吸毒等違法行為的人。目前全國勞教系統正在進行創建現代化文明勞教所的跨世紀工程建設，計劃在本世紀初將全國絕大部分勞教所建設成集校園式、花園式、軍營式于一體的棄舊圖新、培養人才的基地。

第三篇：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

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

(2010-08-23 12:00:35)轉載 標簽： 分類： 法律專著

勞動教養 勞教 雜談

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研究

勞動教養，即“勞動”“教育”“培養”，俗稱“勞教”，是國家政法機關對公民違法行為實施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措施，制度設立的初期也是一種安置就業辦法。勞動教養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從前蘇聯引進的，它是前蘇聯針對未成年人的一種刑罰，但在我國形成了世界上中國獨有的非刑罰懲罰措施。勞動教養并非依據法律規定，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公安機關不需法庭庭審定罪，就可以將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并苛以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行政措施。

不可否認，勞教制度從1957年開始在全國普遍實施以來的50多年歷史發展歷程表明，勞教制度對于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促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預防和減少犯罪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勞教制度程序上的不正義性，勞教決定的隨意性，受勞教人員權利的難以救濟性，尤其是《行政處罰法》《立法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先后實施，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入憲，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進程的加快，社會公眾對勞教制度原有規則形態和調控方式的合法性，正當性質疑的聲浪不斷提高，“廢除”勞教制度成為中國法學家的普遍共識，其繼續存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權進步，法治進程的“絆腳石”，社會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不斷高漲。

2004年1月下旬，廣東省政協委員聯署由朱征夫發起要求廢除勞教的提案，要求廣東先行一步廢除勞教制度，得到了深圳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教授、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邱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王衛紅、廣東經濟管理學院法律系教授藍燕霞、中新社廣東分社社長陳佳、《羊城晚報》總編輯潘偉文等六位政協委員的附議。

2007年底69位中國學者和法律界人士聯署發表了公開信，呼吁取消勞動教養制度。建議者以法律學者和律師為主，其中包括經濟學者茅于軾、法學者賀衛方等。此事件還被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評為2007 年中國十大憲法事件。

2008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委員馬克寧正式提交建議，呼吁廢除勞動教養制度。馬認為，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行政法規違反《憲法》、《立法法》的規定，也違反了《行政處罰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應當廢除。

一、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發展歷程。

中國勞動教養制度萌芽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當時，人民政府為了收容、改造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游民、乞丐、妓女等，在各大城市先后成立了教養院，統稱“生產教養院”，幾十萬游民、妓女經過改造成為了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我國的勞教制度是在借鑒“生產教養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951年至1953年，中央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逮捕，拘留了幾百萬犯罪嫌疑人，除了一部分被判處刑罰外，仍有相當一部分人罪行輕微不夠判刑，或短時間內查不清問題，繼續被關在看守所，拘留所。緊接著，1955年至195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全國黨、政、軍、群、企事業單位開展了內部肅反運動，又有幾十萬人走進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數人是由于歷史問題而被羈押，很難判刑。為了處理這一大批關在看守所、拘留所的人，中共中央在1955年8月25日批準下發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下簡稱《8.25指示》），“指示”第六條明確指明：對這次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的和因為罪狀較輕、坦白徹底因為立功而應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給與一定的工資。各省市應即自行籌備，分別建立這種勞動教養的場所。全國性的勞動教養的場所，由內務部、公安部立即籌備設立。務須改變過去一個時期“清而不理”的情況。這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勞動教養的構思。《8.25指示》規定：勞動教養機構應在省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設立一個由公安、民政、司法三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小組進行籌備。勞動教養機構由民政部門出面，實際工作由公安部門負責。此后，中共中央相續頒布和批準了《關于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和《關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進一步明確了勞動教養制度涉及的一些具體問題。

內部肅反運動由于其范圍比較小，而且多是歷史遺留問題，送去勞教的人并不多，全國也就十幾萬。但是1957年發動的反右派斗爭，全國就有55萬多人被打成右派，包括后來的朱镕基總理。如何處理這一批只動口，動筆，沒有現實破壞活動的人，成為當時中央領導不得不考慮的問題。總結勞教制度在“肅反”運動中的成功經驗，勞教成為首選的方法。為了使黨內決定合法化，1957年8月1日，全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78次會議批準了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了勞教制度。

《決定》規定的勞教對象范圍遠遠超過了《8.25指示》，《8.25指示》確立的勞教對象只是全國的黨、政、軍、群、企事業單位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而《決定》將勞教范圍一下子從“內部”擴大到“全社會”，1958年8月召開 的第九次全國公安會議進一步擴大了勞教范圍，從全國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擴大到少數不服管教的“巫婆”“神漢”“二流子”“懶漢”。《決定》沒有規定勞動教養的具體時間，在社會上產生了“勞改有期，勞教無期”的不良反響，雖然1961年4月公安部《關于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規定了勞教期限為二至三年，但在當時濃厚的政治斗爭環境下，該規定根本沒有認真貫徹執行，也沒有誰監督該規定的執行，直到1979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才明確勞教的期限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可以延長一年。《補充規定》首次明確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民政、公安、勞動部門負責人組成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領導和管理勞教工作。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做好勞動教養工作的報告》，對勞動教養的場所、經費、、干部、武裝等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1982年1月21日，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試行辦法》），《試行辦法》是建國以來第一部關于勞教工作全面具體的法規。1983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勞動教養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實際上形成了公安機關決定勞教、司法機關執行勞教的責任分工體系。1984年3月26日，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通知，規定“地區一級需要辦理勞動教養的，可成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又規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公安、司法、民政、勞動等部門負責人組成，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工作。”勞動教養審批機構設在公安機關，受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委托，審批需要勞教的人，實際上將勞動教養審批權交給了公安機關獨家行使，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形同虛設。

2002年6月1日，公安部頒布實施《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進一步明確地級市以上公安部門為勞動教養審批機關，并擴大了勞動教養范圍。

二、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歷史沿襲。

1955年8月，中國中央發布的《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即《8.25指示》規定了內部肅反的勞教對象是黨、政、軍、群、企事業單位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根據中共中央1956年3月10日發布的《關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反革命”分子具體指：特務、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敵偽軍、政、警人員，“壞分子”指：政治騙子、叛變投敵分子、流氓分子、品質極端惡化的退化變質分子。

1957年8月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將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從“執政集團”內部擴大到“全社會”，《決定》中勞動教養的對象包括“四種人”

（１）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盜竊、詐騙等行為，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的；

（２）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

（３）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內，有勞動力，但長期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

（４）不服從工作的分配和就業轉業的安置，或者不接受從事勞動生產的勸導，不斷地無理取鬧、妨害公務、屢教不改的。

1979年12月《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將勞動教養的適用地域規定為“大中城市”。

1982年國務院批準的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將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調整為“六種人”

（一）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二）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

（三）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

（四）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

（五）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

（六）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

同時《試行辦法》將勞動教養適用范圍在“大中城市”的基礎上，增加了“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

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勞動教養和注銷勞動教養人員城市戶口的通知》中又在原規定的適用地域基礎上增加了“交通要道的城鎮”。

199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禁毒的決定》和1991年《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中分別規定對“強制戒毒后有吸食，注射毒品的”和“因賣淫、嫖娼被公安機關處理后有賣淫、嫖娼的”可以實行勞動教養，取消了對兩類行為人在勞動教養適用上的地域限制。

2002年6月1日實施的《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勞動教養的范圍擴大到“十種人”：

(一)危害國家安全情節顯著輕微，尚不夠刑事處罰的；

(二)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綁架、爆炸或者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團伙中，尚不夠刑事處罰的；

(三)有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猥褻兒童，聚眾淫亂，引誘未成年人聚眾淫亂，非法拘禁，盜竊，詐騙，偽造、倒賣發票，倒賣車票、船票，偽造有價票證，倒賣偽造的有價票證，搶奪，聚眾哄搶，敲詐勒索，招搖撞騙，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以及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的違法犯罪行為，被依法判處刑罰執行期滿后五年內又實施前述行為之一，或者被公安機關依法予

以罰款、行政拘留、收容教養、勞動教養執行期滿后三年內又實施前述行為之一，尚不夠刑事處罰的；

(四)制造恐怖氣氛、造成公眾心理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實施，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強買強賣、欺行霸市，或者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群眾、惡習較深、擾亂社會治安秩序，尚不夠刑事處罰的；

(五)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或者生活秩序，且拒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的；

(六)教唆他人違法犯罪，尚不夠刑事處罰的；

(七)介紹、容留他人賣淫、嫖娼，引誘他人賣淫，賭博或者為賭博提供條件，制作、復制、出售、出租或者傳播淫穢物品，情節較重，尚不夠刑事處罰的；

(八)因賣淫、嫖娼被公安機關依法予以警告、罰款或者行政拘留后又賣淫、嫖娼的；

(九)吸食、注射毒品成癮，經過強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

(十)有法律規定的其他應當勞動教養情形的。

對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的人，因犯罪情節輕微人民檢察院不起訴、人民法院免予刑事處罰，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可以依法決定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范圍除比較系統的“四種人”“六種人”“十種人”外，相關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甚至地方性法規、規章不斷增加勞動教養的適用范圍，據不完全統計，現在規范性文件對適用對象的規定已達二十多種。勞動教養成了一個“筐”，幾乎所有的違法行為都可以往里面裝。

三、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原罪”。

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萌芽是改造舊中國的游民、乞丐、妓女的“教養院”，成型于中共中央在1955年肅反過程中安置不夠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8.25指示》，其政策的目的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安排犯過錯誤的“同志”就業，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勞教制度設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無可厚非。然而，在1957年夏季發動的反“右”派運動中，領導者為了處理被羈押的“右派”分子，并為其勞教“右派分子”提供合法性依據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決定》卻缺乏倫理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決定》是在濃厚的政治背景下----“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基礎上產生的，其強烈的意識形態注定這一制度在執行過程中會產生種種問題。《決定》是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的產物，其剛剛頒布實施就沾滿了“右派”分子的鮮血，其鎮壓目的明顯重于教養目的，勞動教養美其名曰：行政措施，行政處罰，然而勞教人員沒有觸犯刑罰，受到的勞動教養改造在實際處遇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沒有任何區別。

反右派運動中的“右派分子”以國務院《決定》中所規定的所謂的“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被送到勞教場所進行勞動改造。全國55萬右派分子中，大約有48萬人被勞動教養，4萬多人被判刑，留在單位的是極少數。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大批不滿“大躍進”的干部群眾被逮捕、拘留，看守所、拘留所、監獄，一時人滿為患，中央不得不在大西北地區廣建勞改、勞教場所，北京、上海、內地一些省將大批勞改、勞教人員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為例，三年內先后有20多萬犯人和2萬5千名勞教人員從全國各地送來，被安置在58個勞改場(廠)。

國務院《決定》沒有規定勞教期限，1961年4月，公安部《關于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的補充規定》對勞動教養期限的規定基本沒人執行，直到1979年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才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為一至三年，必要時可以延長一年。事實上，在“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中被勞教的干部群眾等于被判處了無期徒刑。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有很多不滿當時做法的干部群眾被勞動教養，為了讓這么多勞教人員不至于絕望，中央每年下達一定的勞教人員解除比例，但是中央下達的比例，下面卻沒有認真執行。1959年，中央下達給勞教人員解除勞教比例為3%，而青海省只給45個人解除勞教，占勞教人員總數0。2%：1960年中央規定勞教人員解除勞教比例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勞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謂“多留少放”政策指導下，能夠回家、回原單位的人極少。所以有人說解除勞教留場(廠)就業，是第二次勞教。

青海省地處高寒地區，嚴重缺氧，加上饑餓，還要進行重體力勞動，大批勞教人員被餓死、凍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勞教人員4千多人，其中3千多人是右派分子，他們沒有能活到平反昭雪那一天。在青海的2萬多名勞教人員中，有5千多人是女勞教人員；在死亡的4千多人中，有1千多女勞教人員。沒有死的女勞教人員所受到的屈辱、苦難，常人是難以想象的。

四、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合法性審查。

從法的規范體系看，憲法的位階最高，任何法律法規都不得與憲法沖突，如果勞動教養制度與憲法規范相沖突，就應當予以合憲性審查，并將其廢止或變更。1957年制度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決定》明確規定勞動教養的憲法依據是1954年憲法第一百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但依據該憲法條文，即使公民不熱愛勞動，也不能以此為由作為限制公民自由并強迫其勞動改造的法律依據，因為1954年憲法第八十九條同樣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決定》所規定的勞動教養對象并非都是好逸惡勞、不思進取的“不愛勞動”分子，故《決定》以54憲法第一百條為依據對“四種人”進行限制人身自由并強制勞動是

“錯用”憲法，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從創立伊始就沒有憲法依據，并涉嫌違反憲法，非法限制、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

受政治因素和階級斗爭的影響，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錯誤長期得不到糾正，在國際上產生了惡劣影響，成為國際反華勢力攻擊中國人權的口實。勞動教養制度設立初期，當時的“右派”分子就認為中國勞教制度違反了54憲法，而《人民日報》在《為什么要實行勞動教養》的社論中說：“右派分子攻擊我們實行勞動教養違反憲法，這是最露骨的一種惡意攻擊”，《人民日報》的社論固然鏗鏘有力，但其只有論點沒有論據，更沒有論證勞教制度如何符合憲法，只是一種政治口號，只能鼓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右派”分子認為勞教制度違反憲法的觀點合情合理合法，但在當時那個不講理的時代其觀點卻“沒有市場”。由于我國人權和法治的長期落后，勞動教養制度違反憲法的事實長期沒有得到應該的關注。近年來，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和人權事業的發展，勞教制度對人權和公民人身自由的侵犯才被普遍關注，進而它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尤其是孫志剛事件引起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實施，無疑將同一性質的勞教制度推向了“風口浪尖”，2007年，茅于軾、賀衛方等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及國務院法制辦遞交《關于啟動違憲審查程序，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公民建議書》（以下簡稱《建議書》）更將勞教制度置于“刀刃”之下。《建議書》指出勞動教養制度直接侵犯我國憲法保護的人身自由權;勞動教養制度與立法法、行政處罰法等上位法相沖突;勞動教養制度與我國業已簽署的國際公約無法接軌;從政治管理的角度來講,勞動教養制度堪稱當代中國的一大弊政,如嚴重損害了刑事法律的權威、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學者們最后強烈建議: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違憲審查,或立即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勞動教養制度與我國現行憲法相沖突。現行《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人身自由權作為基本人權只能通過“法”來限制，而憲法文本中的“法”只包括全國人大指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指定的非基本法律。勞動教養制度的依據包括《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等只是行政法規，而不是憲法意義上的“法”，因此，勞教制度并不具有法律依據。我國《立法法》第8條規定,剝奪公民政治權利、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第9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行政處罰法》第九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十條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同時規定的處罰種類中不包括勞動教養，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過15天。中國政府批準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根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的解釋，這里的“法律”，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這里的“程序”，是指經

過合格的法庭審理。從以上分析可知，中國勞教制度違法了憲法與法律，侵犯了公民的自由與權益。

五、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執行中的困境。

（一）勞教對象的廣泛性和不確定性，嚴重背離了“罪刑法定”原則，使公民的人身自由無時無刻不受到威脅。勞教制度的對象從1957年《決定》中的“四種人”調整到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中的“六種人”再發展到2002年《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中的“十種人”，實踐中勞教范圍適用范圍不斷膨脹，相關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甚至地方性法規、規章，不斷擴大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現在規范性文件對適用對象的規定已達二十多種。這些范圍有些純屬道德范疇，如有配偶與他人姘居，情節嚴重的；有些已經失去了現實條件，如非法倒賣各種計劃供應票證，經多次被公安機關抓獲，教育或治安處罰后，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有些規定在程度上十分模糊，公民難以是從，如因犯罪情節輕微而被人民檢察院不起訴，人民法院免予刑事處罰的。最終導致每一個公民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任何違法行為都可以被送去勞教，形成了超強的社會控制局面。

（二）勞教制度程序上存在諸多“不正義”。勞動教養制度是一種較長時間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本應設定較為嚴密的法律程序，但縱觀現行勞教制度，程序規范性受到了不應有的冷落。具體而言，缺乏關于勞教案件的辦理程序如立案，偵查，傳喚，訊問，告知聽證等基本操作規范的規定；缺乏對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的保障程序；對適用程序的許多重要制度和措施，如回避制度，追訴時效，辦案期限，錯案責任追究制以及先行羈押等。

（三）勞動教養違法構成要件與《治安管理處罰法》構成要件有十多處重復，這意味著，同一個違法行為有兩個處罰規則，如依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對群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罰，可予以1年以上3年以下勞動教養，而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一）結伙斗毆的；

（二）追逐、攔截他人的；

（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占用公私財物的；

（四）其他尋釁滋事行為。同一種違法行為，在處罰時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法律法規，處罰結果截然不同，并且法規的懲罰程度遠遠大于法律，這是不符合司法公正原則的。

《刑罰》是解決敵我矛盾，對犯罪分子最嚴厲的懲罰，而勞教制度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式，是對不夠刑事處罰行為的制裁，因此，勞動教養制度對違法行為的懲罰程度應該遠遠輕于《刑法》，然而現實卻并非總是如此。勞教的起點是1年，最高可達4年，而刑法中卻有大量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1個月到6個月的拘役，3個月到2年的管制，在執行中還有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實踐中，一個不夠刑事處罰的違法行為受到的勞教處罰遠遠重于刑法對情節、后果、性質更嚴重的同一性質犯罪行為處罰。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行為人往往作出逆向選擇，使自己可能被勞教的違法行為“升格”為犯罪，從而獲得“從輕處罰”，中國勞教在制度上誘導違法行為人犯罪，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敗筆。北京市房山區檢察院燕山檢察處處長隗永貴介紹說，他們曾抓到過一個外

地人賣黃色光盤，身上裝著30多張，準備對其勞教時，這個人忽然說，他家里還有80張黃色光盤，“因為我們國家法律規定，倒賣黃色光盤100張以下的，勞動教養一年；倒賣200張的，可以判刑六個月。這個人最后判了六個月緩刑。”3 `' d1 x3 V

（四）勞教制度缺乏有效的監督體制。雖然公安部、司法部于1984年3月26日聯合下發通知規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公安、司法、民政、勞動等部門負責人組成，領導和管理勞動教養工作，但勞動教養的審批機構設在公安機關，實際上又將審批權交給了公安機關。2002年6月，公安部頒布《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明確勞動教養審批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由本級公安機關法制部門承擔。勞教作為行政處罰，勞教人員雖然可以根據《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尋求救濟，但復議或訴訟不改變執行使公民“懶于救濟”，實際效果也很不理想。從根源上而言，行政救濟沒有從根本上對勞教制度進程審查，在錯誤的規則上解決個案，結果是很難達到保障被勞教人員合法權益的目的的。具體而言，公安、法院政法“一家人”的國情使勞動教養人員尋求救濟的途徑形同虛設。公安部關于勞動教養范圍有關問題的通知（1998年11月30日）明目張膽的干涉司法，該通知第二條載明：人民法院在受理勞動教養行政訴訟案件時要充分考慮農村的實際情況，慎重對待，不要輕易作出勞動教養審批部門敗訴的決定。1999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勞動教養行政案件是否遵循<刑事訴訟法>確立的基本原則的請示》中指出：《國務院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與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國家以法律形式規范勞動教養制度之前，否定該通知的效力，將會帶來不穩定的因素。因此，從穩定大局的角度出發，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教養行政案件中，仍應將該通知視為有效的規范性文件。2000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于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教養行政案件時就有關實體問題能否進行審查的電話答復》中表示：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教養行政案件時，可暫就被勞教人員實體上是否構成屢教不改的“地痞”、“流氓”、“村霸”進行審查，一般不宜以超出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規定的范圍而判決撤銷。

（五）勞動教養制度導致部分地方領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簡單化、粗魯化。中國現正處于矛盾突發期，各種利益交織、社會矛盾層出不窮，部分地方領導處理不當導致的上訪、靜坐現象比比皆是。中國社會“對上不對下負責”的官場任免體制，導致地方官員不得不為了給上級留下“好印象”而遏制上訪，現實中杜絕上訪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不過于將上訪戶送去勞教，使他們失去自由，沒有機會開口。2004年，河南嵩縣柏坡村村民劉學立因不滿村莊土地被征用，于當年2、3月分別三次到北京上訪；4月，嵩縣公安局及縣政府工作人員將其強制帶回嵩縣。爾后，劉學立被強制勞教一年。山西臨縣府底村原村委會主任曹久勝被所在鄉政府停職后，以要求恢復其民選村委會主任及其他一系列事宜多次到北京上訪。2006年，曹久勝被勞教一年零六個月。據現代快報2010年7月7日報道：重慶市奉節縣紅十鄉大埡村村民唐琳因懷疑自己的兒子死亡與三聚氰胺有關，對主管部門處理不服并多次上訪，2010年5月17日，唐琳在奉節縣興隆鎮三角壩金牛街某理發店上網，通過維權qq發言，被重慶市勞教委員會以制造恐

怖氣氛危害公共安全，被送到重慶萬州勞教，勞教時間是2010年5月20日至2011年5月19日。

六、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前景

“和諧”是中國當前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而勞動教養已明顯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因素之一，因此，要消除勞動教養制度的不合理因素，在立法上就應當對勞動教養實施必要的改革。

關于勞教制度改革存在三種觀點：

（一）勞動教養完全保留說

（二）勞動教養廢除說

（三）勞教制度取代說。

“保留說”認為勞教制度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累計教育改造了300多萬各種違法犯罪分子，對社會治安功不可沒，故勞教制度應當保留，目前勞動教養制度可以維護社會社會治安，符合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這是勞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基本緣由，但是，目前社會治安可以通過《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較為完備的規范予以調整，不能因為歷史上的功勞作為其不退出歷史舞臺的依據，同時，“保留說”認為，在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之間有一塊空白區域，屬于勞教制度調整，認為我國存在“治安管理處罰-勞動教養-刑法”三級違法行為制裁體系，但從我國實際看并不存在所謂的“中間地帶”，從剝奪人身自由期限考慮，行政處罰規定為1-15天，最高不超過20天，刑法規定拘役為1-6個月，最高不超過1年，管制3個月-2年，最高不超過3年，有期徒刑為6個月-15年，最高不超過20年，同時，刑法執行上還包括緩刑，假釋，監外執行，但勞教期限確實1-4年，其懲罰比判處刑法的一半犯罪還重。

筆者比較同意將現在的勞動教養制度廢除，并創立《違法行為教養矯治法》取代勞教制度，通過本文的論述，中國勞教制度是在濃厚的政治背景下產生的，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從制度創立初就沒有法律依據，并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在現階段明顯違反了憲法、立法法、行政處罰法、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治和基本人權，因此，廢除勞教制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也是社會主義法治、民主進程中的必由之路。

中國現行《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都沒預防犯罪，教育矯治違法行為的直接功能，從中國當前的安全形勢和預防犯罪，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人身財產安全角度考慮，中國有必要創立《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預防犯罪。《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針對的對象應該是多次違法行為，范圍的設定上不應與《刑罰》、《治安管理處罰法》交叉，對行為人的執法目的必須以教養為主，并且懲罰的最高程度不應高于刑法的起點刑。《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應堅持以下立法原則：

（一）法治原則。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公民權利和人權保障事業過程中，一種制度實質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是關鍵，《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應該遵循現代法治國家在公法領域的通行三大原則——法定原則，必要性原則，處分均衡原則。

（二）保障人權原則。《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要從根本上防止對公民個體權利的非法粗暴剝奪，強調程序正義，摒棄勞教制度在管理理念，執行方式及場地建設方面的監獄色彩，違法行為矯治法應按照被矯治對象違法的程度，性質，情節極其個人特征予以不同的處遇，把矯治場所辦成進行特殊教育的學校，對絕大多數被矯治人員的管理實行半開放或完全開放模式。

（三）公正合理原則。在合法性前提下，對矯治人員的矯治期限、執行方式等各項處遇都必須嚴格依照預先設定的標準、時序、方式、步驟運作，防止臨近處置，自由裁量，保障矯治人員的權益不至于落入行政權或司法權任意處置的陷阱。隨著中國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和人權的進步，現行勞動教養制度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事實開始得到了中國高層的關注，2004 年全國人大首次將《違法行為矯治法》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十屆全國人大法工委于2005 年4 月首次將《違法行為矯治法》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其后，《違法行為矯治法》又被列入2005 和2007 立法規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2010年的人大報告中提出，要將“研究制定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列入今后一年的工作任務。!2010年% S.N4 a0 N5 ^0 a(?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李飛也表態，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是對原來中國實行的勞動教養制度進行的改革和規范，已列入今年立法計劃，立法速度會加快

雖然《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在制定過程中遭到了某些強勢部門的抵制，但在中國法治和人權進步的大潮中，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和《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的頒布實施卻是不可阻礙的社會發展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90年開始，吸毒型勞動教養人員數量大幅度增加，從全國范圍看，歷史上勞教場所吸毒違法人員超過勞教人員總數的50%，有的省高達80%。2008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頒布實施，規定吸毒人員強制戒毒后予以勞教的“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同時廢止，《禁毒法》第38條明確規定，現有的強制戒毒和勞教戒毒統一為強制隔離戒毒。這意味著勞動教養場所的人員結構將發生巨大的變化，勞教收容人員除去吸毒違法人員以外的違法人員無論在總量上還是比例上都將萎縮，《禁毒法》在現實上更大地沖擊了現有的勞動教養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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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宋爐安.勞動教養應予廢除［J］.行政法研究，1996，(2).[參考法律法規]：

1、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57年8月3日頒布）

2、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1979年11月29日頒布）

3、國務院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1980年2月29日頒布）

4、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做好勞動教養工作的報告的通知（1980年9月14日）

5、勞動教養試行辦法（1982年1月21日頒布）

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1990年12月28日頒布）

7、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1991年9月4日頒布）

8、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國務院令第127號發布）

9、勞動教養戒毒工作規定（2003年5月20日頒布）

10、關于進一步做好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促進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的意見（2004年2月6日頒布）

11、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 公通字〔2002〕21號

第四篇：中國紡織業發展歷史

中國紡織業發展歷史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紡織業在中國既是傳統產業，也是優勢產業，為國民經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之所以紡織業能成為中國經濟的大塊頭之一，和紡織業在中國悠久的歷史是分不開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生產 紡織品的國家之一。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已經采集野生的葛、麻、蠶絲等，并且利用獵獲的鳥獸毛羽,搓、績、編、織成為粗陋的衣服,以取代蔽體的草葉和獸皮。原始社會后期，隨著農、牧業的發展，逐步學會了種麻索縷、養羊取毛和育蠶抽絲等人工生產紡織原料的方法，并且利用了較多的工具。有的工具已是由若干零件組成，有的則是一個零件有幾種用途，使勞動生產率有了較大的提高。那時的紡織品已出現花紋，并施以色彩。但是，所有的工具都由人手直接賦予動作，因此稱作原始手工紡織。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距今約7000年)發現有苘麻的雙股線，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刻劃著4條蠶紋，同時出土了紡車和紡機零件。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6000年）出土了編織的雙股經線的羅（兩經絞、圈繞起菱紋）地葛布，經線密度為10根／厘米，緯線密度地部為13～14根／厘米，紋部為26～28根／厘米，是最早的葛纖維紡織品。河南鄭州青臺遺址（距今約5500年）發現了粘附在紅陶片上的苧麻和大麻布紋、粘在頭蓋骨上的絲帛殘片，以及10余枚紅陶紡輪，這是最早的絲織品實物。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距今5000年左右）出土了精制的絲織品殘片，絲帛的經緯密度各為48根／厘米，絲的拈向為Z拈；絲帶寬5毫米，用16根粗細絲線交編而成；絲繩的投影寬度約為3毫米，用3根絲束合股加拈而成，拈向為S拈，拈度為35個／10厘米。這表明當時的繅絲、合股、加拈等絲織技術已有一定的水平。同時出土的多塊苧麻布殘片，經密24～31根／厘米，緯密16～20根／厘米，比草鞋山葛布的麻紡織技術更進一步。新疆羅布泊遺址出土的古尸身上裹著粗毛織品，新疆哈密五堡遺址(距今3200年)出土了精美的毛織品，組織有平紋和斜紋兩種，且用色線織成彩色條紋的罽，說明毛紡織技術已有進一步發展。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距今3200年）內出土了青灰色棉（聯核木棉）布，經緯密度各為14根／厘米，經緯紗的拈向均為S拈。同時還出土了絲麻織品。上述的以麻、絲、毛、棉的天然纖維為原料的紡織品實物，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紡織工藝技術已相當進步。

夏代以后直到春秋戰國，紡織生產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有很大的發展。原料培育質量進一步提高；紡織組合工具經過長期改進演變成原始的繅車、紡車、織機等手工紡織機器。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有一部分紡織品生產者逐漸專業化，因此，手藝日益精湛，繅、紡、織、染工藝逐步配套。紡織品則大量成為交易物品，有時甚至成為交換的媒介，起貨幣的作用。產品規格也逐步有了從粗陋到細致的標準。商、周兩代，絲織技術突出發展。到春秋戰國，絲織物已經十分精美。多樣化的織紋加上豐富的色彩，使絲織物成為遠近聞名的高貴衣料。這是手工機器紡織從萌芽到形成的階段。

這個時期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宮廷王室對于紡織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周的統治者設立與紡織品有關的官職，掌握紡織品的生產和征收事宜。商周的絲織品品種較多，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粘附在青銅器上的織物，已有平紋的紈、皺紋的縠、絞經的羅、三枚(2/1)的菱紋綺。河南安陽殷墟的婦好墓銅器上所附的絲織品有紗紈（絹）、朱砂涂染的色帛、雙經雙緯的縑、回紋綺等，殷墟還出有絲繩、絲帶等實物。陜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墓出土了緯二重組織的山形紋綺殘片。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絲織品更是豐富多采，湖南長沙楚墓出土了幾何紋錦、對龍對鳳錦和填花燕紋錦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了大批的錦繡品。毛織品則以新疆吐魯番阿拉溝古墓中出土的數量最多，花色品種和紡織技術比哈密五堡遺址出土的更勝一籌。

秦漢到清末，蠶絲一直作為中國的特產聞名于世。大宗紡織原料幾經更迭：從漢到唐，葛逐步為麻所取代；宋至明，麻又為棉所取代。這個時期里，手工紡織機器逐步發展提高，出現了多種形式：如繅車、紡車由手搖單錠式發展到多種復錠(每臺3～5錠)腳踏式；織機形成了素機和花機兩大類。花機又發展出多 綜多 躡（踏板）和束綜（經線個別牽吊）兩種型式。宋代以后紡車出現適應集體化作坊生產的多錠式。在部分地區，還出現利用自然動力的“水轉大紡車”。紡、織、染、整工藝日趨成熟。織品花色繁多，現在所知的主要 織物組織（平紋、斜紋和緞紋）到宋代已經全部出現。絲織物不但一直保持高檔品的地位，而且還不斷出現以供觀賞為主的工藝美術織品。元、明兩代，棉紡織技術發展迅速，人民日常衣著由麻布逐步改用棉布。這是手工機器紡織的發展階段。

明清紡織品以江南三織造（江寧、蘇州、杭州）生產的貢品技藝最高，其中各種花紋圖案的妝花紗、妝花羅、妝花錦、妝花緞等富有特色。富于民族傳統特色的蜀錦、宋錦、織金錦和妝花（云錦）錦合稱為“四大名錦”。1958年北京明定陵出土織錦165卷，袍服衣著200余件。第一次發現了單面絨和雙面絨的實物，其中一塊絨的經緯密度為64根／厘米和36根／厘米，絲絨毛的高度為 0.2毫米。棉織品生產已遍及全國各地。明代末年，僅官府需要的棉布即在1500萬匹至2000萬匹。精湛華貴的絲織品，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遠銷亞歐各國。

18世紀后半葉，西歐在手工紡織的基礎上發展了動力機器紡織，逐步形成了

集體化大生產的紡織工廠體系，并且推廣到了其他行業，使社會生產力有很大的提高。西歐國家把機器生產的“洋紗”、“洋布”大量傾銷到中國來，猛烈地沖擊了中國手工紡織業。中國在鴉片戰爭失敗后，從1870年開始引進歐洲紡織技術，開辦近代大型紡織工廠，從此形成了少數大城市集中性紡織大生產和廣大農村中分散性手工機器紡織生產長期并存的局面。但是工廠化紡織生產發展緩慢，截至1949年，占主導地位的棉紡織生產規模還只有 500萬錠左右。這是大工業化紡織的形成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紡織生產迅速發展。棉紡織規模迅速擴大，毛、麻、絲紡織也有相應的發展。紡織技術也有提高，已能制造全套紡織染整機器設備。化學纖維生產也迅速發展起來。但是人均水平，就數量最大的棉紡織生產能力來說,還不到世界平均數的一半,遠遠低于工業發達的國家。

從1953年起，中國開始進行有計劃、按比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1953～1957年期間,紡織工業建成200多萬棉紡錠新廠，大體上接近原來70余年民族資本建廠的總和。以后，雖然有過一些曲折，但是，經過幾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中國紡織工業無論是規模或是產品的數量和品種花色，都有了很大的發展。1981年中國 棉紡生產能力已由1949年的500萬錠發展到1890萬錠;毛紡生產能力由13萬錠發展到74萬錠。具有悠久歷史的絲綢生產能力1949年 繅絲萎縮到只有 9萬緒，建國后逐步恢復、發展，到1981年桑蠶繭 繅絲已達97萬緒。麻紡生產能力發展到有 黃麻11.6萬錠，苧麻5.7萬錠，亞麻2萬錠。印染布年產能力從十多億米增長到82億米。針棉織品的生產能力，從每年只能加工十多萬件紗發展到可以加工 300多萬件紗。化學纖維工業1949年前基本上是空白，到1981年在建規模100萬噸,生產能力為60多萬噸。1981年 棉織物產量143億米，比

1949年的19億米增長6.5倍，在全國人口增長80％的情況下，使人均消費量從建國初期的12尺增加到30尺以上，不但保證了10億人口的基本需要，而且還能以相當數量的 紡織品出口，發展對外貿易。1981年紡織品出口換取外匯35億美元。

自從1950年以后，國家分別從紡織工業布局的改善，天然纖維品種的改良，紡織機械制造業的形成，紡織機器的革新，科學管理的逐步推行，新型紡織技術的開發研究，紡織專門人才的培養等等方面對紡織業進行了大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和加入WTO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紡織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國家之一。同時，紡織產業也是中國入世后的強勢出口產業。在未來幾年內，我國紡織工業總產值增長率仍將繼續保持在6.3%以上。

據專家預測，今后幾年世界紡織品服裝貿易額年均增長將超過3%，這為我國紡織品出口帶來更多機遇。配額取消后，中國紡織類產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2009年將會達到44%，2010年將達到71%。到2008年，中國紡織品服裝占全球的份額將比2008年提高6～7個百分點，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估計可達1000億～1200億美元，約占全球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的30%左右。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國際市場份額不斷擴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正發起或醞釀對我國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一些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摩擦也進一步加劇，紡織行業擴大出口面臨著嚴峻挑戰。同時，挑戰也是機遇。只要我們好好應對，中國紡織業又將迎來新的發展！

國經101潘俊

學號：201052095129

第五篇：中國百貨商場發展歷史

中國百貨商場發展歷史回顧 革新期1894~1949年中國百貨商場行業發展歷史回顧

中國第一家百貨商店誕生于1900年，到2000年已經有100年的歷史了。在1900~1990年的90年時間里，中國百貨商店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百貨行業的發展速度也非常緩慢。但自1990年起，在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帶動下，國內消費市場逐步繁榮，中國百貨商店歷史性轉變的帷幕慢慢開啟。1990~2000年的十年，是中國百貨商店發展變化最快的時期，也是百貨商店從深陷困境到全面轉型的歷史階段。

根據中國百貨行業發展演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特點，我們將中國百貨商店發展的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1990~1989年，為百貨商店緩慢發展期;1990~1995年，為百貨商店的快速成長期;1996~2000年為百貨商店的快速成熟期。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百貨行業近十年的發展狀況，我們首先對1990~2000年的發展歷史進行簡要回顧。

1976年美國學者提出了零售生命周期理論。他認為，零售商場像生物一樣，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分為明顯不同的革新、發展、成熟和衰落4個階段。西方國家百貨商場革新始于1860年，在大約80年以后的20世紀40年代進入成熟期，現在處于衰落期。中國百貨商場100多年來的發展，也大體經歷了相似的階段，只是還沒有進入衰退期。我們借用零售生命周期理論，對中國百貨商場進行革新、發展和成熟三個階段的歷史回顧。

百貨商場革新期：1894~1949年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是中國百貨商店的萌芽和產生階段，一些較有影響的大型百貨商場都產生于這一時期當時全國各地都有一些小型日雜店，真正意義上的大型百貨商場只在上海、廣州、天津、重慶、哈爾濱等大城市才有，基本處于百貨商場的嘗試和磨合階段。

1900年，俄國資本家在中國哈爾濱開設的秋林公司，是中國境內的第一家百貨商場。隨后若干家百貨商場先后開業。澳洲華僑商人馬應彪于1900年在香港創辦先施公司，1911年在廣州設立了分店，1917年10月20日上海先施公司正式開業，商場面積1萬多平方米，分為40個左右的商品部，品種1萬多種，營業員300多人。1918年9月5日，郭樂先生創辦的樂按公司在先施百貨對面開張，營業面積為6000多平方米，開業初期每天營業額高達1萬余元。隨后，新新公司也1926年1月23日開張，形成了上海南京路上百貨商場三足鼎立的局面。1928年1月1日，天津的中原公司開張，一、二、三層為百貨商店，四、五層為游藝場和戲院，六、七層是露天花園附設酒樓，日銷售額五六萬元。隨后，重慶、武漢、廣州等地的百貨商場都有一定的發展。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初期的百貨商場并沒有“百貨商場”為招牌，第一家使用“百貨”為店名的是1921年開業的上海金陵東路的“組美百貨商店”。在抵制洋貨運動中，一些洋貨店改為“百貨店”，使“百貨商店”作為招牌流行開來。但是，好景不長，由于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和內戰的爆發，從1933年開始的三四年時間內，有六七十家百貨商店倒閉。20世紀40年代中期隨著美

貨的涌人，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如上海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等大型百貨公司的美貨銷售額已經占銷售額的20%~40%，1946年的銷售額比上年增加了14.1倍，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升幅為8.6倍。店鋪數量在這一階段也急劇增加。隨著內戰的爆發，百貨商場的虛假繁榮消失，重新面臨困境，一直持續到1949年也沒有得到根本的好轉。（未完待續，下一篇為百貨商場發展期 1950~1995年）百貨商場發展期 1950~1995年

1950~1995年的45年時間里，中國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發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前40年是傳統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發展的時期，后5年是現代百貨商店(滿足高質量生活需要)發展的時期。在這兩個時期，是中國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生意最好做的時期，它們依靠短缺環境、壟斷政策、中心地段，創造了一個行業幾十年“只賺不賠”的神話。

在1950~1990年的時期，傳統百貨商店得到發展。1950年4月，中國百貨公司成立時，全國國營百貨零售店有48個，門市部87個。當時政府提出一個縣成立一家百貨公司，1956年公私合營后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達到2803個，1986年國營百貨公司零售網點達1.7萬個，但是店鋪規模較小。全國營業面積在1萬平方米以上、職工2000人以上、品種4萬種左右的大型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有25家，其中年銷售額過億元的有15家，營業面積5000平方米左右、職工500~600人、、品種1.5萬種左右、年銷售額5000萬元左右的中型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有20家。但到了1991年，全國銷售額過億元的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已有129家，超過6000萬元的超過200家。

在這一時期，由于絕大多數商品處于短缺的狀態，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基本是滿足居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需求，***證劵供應的肥皂、棉布、火柴、點心、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等，商品數量超過200種，全部證劵直到1993年才全部取消。在這個階段的很長時期內，中高檔化妝品、高跟鞋、西裝裙、金銀首飾等商品屬于“封裝修”類有問題商品，禁止商店經營。“文革”中，北京市百貨大樓停售的上述問題類商品大約有6800多種，占經營品種數的22%，上海第一家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停售的品種更多，達到8000多種。

因此，中國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從生產到20世紀80年代末，沒有本質上的變化。例如在80年代末，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基本上還是30年代的大新、永安、先施和新新(即一百、華聯、時裝和第一食品)。不過，這一時期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的利潤率，由于短缺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一直處于6%~7%的較高水平。

1986年，國營百貨零售商業的經營水平是：銷售額304億元，商品流通費用率4.64%，純利潤率4.32%，全年平均流動資金周轉5.18次，每百元流動資金給國家提供利潤22.35元。

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后期的效益比較分析，反映出百貨商場' >百貨商場效益雖然有所下降，但是仍有較好的利潤回報。我們以國家統計局對全國29家重點百貨零售店的相關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比較，1980年至1988年，毛利率從12.70%上升至14.34%，費用率由2.36%上升至4.65%，利潤率由7.15%下降至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