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數學家楊樂回憶1977年恢復職稱評定舊聞軼事

今年不僅是恢復高考30周年，同時也是恢復職稱評定30周年。此中意義，結合當時學界狀況乃至社會背景，方能進行較準確的評估。本刊特發表學者邢小群對數學家楊樂的專訪，以資讀者諸君思考.當時也就這么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在搞研究邢小群(以下簡稱“邢”)：1977年，中央決定將陳景潤從助理研究員提升為研究員，您和張廣厚從研究實習員提為副研究員。這意味著恢復職稱評定制度，是當時中國進入“科學的春天”的舉措之一。此事到現在已經成為歷史。當時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請您談談這件事的背景情況。楊樂(以下簡稱“楊”)：先談談我們的學歷背景吧。我和張廣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學學習。那時較多大學學習蘇聯，實行五年制。我們本來的學制是五年，應該在1961年夏天畢業，但到了1960年，學校宣布我們再延長一年。理由是因為中蘇關系已經破裂，蘇聯專家都撤走，中國要自己培養有更高水準的人才。這就決定讓北大、清華的學制從五年延長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讓理科延長一年，文科不動。那時對社會科學還不夠重視。這樣，我們就延長到1962年畢業了。1962年畢業也有好處，那時正在“右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學本科學制一般為四年，稍后延長為五年，沒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學進軍，招過一批研究生，數量非常少。1958年大躍進，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開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那時的研究生沒有學位的概念，學歷也不統一。在大學，研究生學三年；在科學院，研究生要學四年。研究生數量也很少。我和張廣厚是1962年通過考試，考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1966年畢業。1966年春天，我們已經把畢業論文作好，裝訂好，送到各處去審查，準備論文答辯時，“文革”開始了。我和張廣厚還是幸運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學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養，學術訓練也較完整。但從另一方面看，剛剛學到一點本領，準備發揮作用了，“文革”開始了。當然，我們在大學時，也參加反右、大躍進、教育革命等各項運動，讀研究生時參加“四清”。我說的完整的學習和訓練是相對于大學沒讀完就被迫參加“文革”的人。邢：“文革”開始以后呢？楊：“文革”開始時，我們還都住集體宿舍。我沒有結婚，張廣厚結了婚，也住集體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學習、寫大字報，要么到北大、清華等周圍院校看大字報，了解所謂的運動情況。那時候，辦公室是完全不能看專業書做研究了。圖書館還開門——我們數學所有自己的圖書館，科學院也有圖書館——但沒有人敢去看書。我們住集體宿舍，6人一個房間，本來條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發現你還在看書，就會受到批判，說你走白專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當時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點空，可以看書，別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陳景潤就有這么點優越條件。他的情況非常特殊，身體太差，內臟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運動一來，他到醫院，能開出全病休的假條。陳景潤這個人也非常怪，與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習慣和常人不一樣。他上世紀80年代才結婚。我們1962年剛到數學所當研究生時，沒有正規的集體宿舍，就把單元房子當做集體宿舍，陳景潤把一處單元房其中沒有用過的衛生間當做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們搬到集體宿舍樓里，這座樓的樓下有個鍋爐房，三層與鍋爐房相同地方有一個很小的房間，他就一人住進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門，他就把門開那么一點點縫兒，說完了兩三句話后趕緊把門關上。他可以全休，這樣一來，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我和張廣厚從1966年到1968年就處在這么一種政治環境和生活環境中。那時，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學畢業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隊農場勞動，包括研究生在內。我和張廣厚從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軍農場勞動。去的時候沒有告訴要多長時間，已經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隊的管理，完全把我們當做十幾歲剛入伍的兵一樣。1970年初回來以后，還不正常。陳伯達還在臺上管著科學院。陳伯達提出科學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廠，面向基層，面向中小學。所以從部隊農場回來后，我還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幾個月的書，又到北京東南郊的有機化工廠工作了幾個月，經過了批判極“左”思潮與清查“5·16”運動，直到林彪垮臺。“文革”初期，科學院的運動，周恩來總理一直是過問的。周總理差不多一兩個星期到科學院來一趟，主持大辯論，辯論科學院黨委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修正主義路線。林彪事件以后，周總理發揮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學院可以恢復研究工作了。科學院在“文革”期間已經變成連排編制，1971年底恢復科室編制。從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國內所有的學術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學院與大學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學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學才可以招工農兵學員。但是，即使科學院可以恢復研究工作，我想，依當時的條件，也只有數學所的極少數人個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別是要依靠試驗室搞研究的，還是不能開展工作。因為那里的課題組還是要組織一些人，立項目。而當時大的背景，仍在指責搞研究就是留戀過去的路線，回到修正主義的老路上去。在這種氣氛下，除了數學所個別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絕大多數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裝收音機，也不愿意恢復研究。多數人認為可能永遠就是這個樣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還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樣。這時，我和張廣厚開始恢復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觀原因。從主觀講，覺得林彪垮臺以后，周總理在過問科學院的工作，研究環境開始好轉了。“文革”前我們一直處在學習階段，學到了一些數學方面的知識，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這時還沒有用上，有點不甘心。我們隱隱約約地感覺這個國家總不能這個樣子，科學還是要發揮作用吧？客觀原因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像陳省身、楊振寧這樣的科學家開始回國訪問，他們看到中國的狀況，曾婉轉地表示基礎理論研究還是有意義的。這時周培源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的就是基礎研究的重要性。有了這個背景，我和張廣厚就從1971年底1972年初開始比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中國科學》和《數學學報》1973年正式復刊。《中國科學》是綜合性的季刊，一期發表兩篇左右的數學文章，一年大約發表8篇數學方面的論文。《數學學報》也是季刊，當時很薄，八九十頁，還登一些批判內容，一本一般發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張廣厚計算過，那時全國每年能發表的數學文章僅三四十篇。那幾年，我們的研究工作比較順利，但我們不希望鋒芒畢露。我們私下說，我們倆一年發表兩篇文章就不錯了，占的份額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發表我和張廣厚文章的《中國科學》，上面的另一篇數學論文是華羅庚、王元搞的多重積分的近似計算。可以看到當時也就這么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在搞研究。這樣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那天引用的毛澤東語錄是“又紅又專”邢：您還能回憶起對您和張廣厚大力宣傳的情況嗎？楊：我想，粉碎“四人幫”以后，多數人已經明白，“文革”期間這樣對待教育、對待科研、對待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問題太大了，就要撥亂反正。撥亂反正比較好做的是，先從正面樹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樹立典型時，困難也不少，因為這個典型總得要做出一些成績來。我們那時與世界隔絕，怎么證明這個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與意義呢？怎么能得到世界的承認呢？1976年5月有一個美國純粹數學與應用數學代表團到中國訪問。數學除了應用部分，我們國內叫基礎數學，國外叫純粹數學。這個代表團包括理論與應用兩方面的學者。我們能接待這樣的代表團，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訪問后，兩國有所接觸，而數學領域能回避敏感問題。中國科學院外事局事前給我們打招呼說，人家是來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們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樣。“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們與世隔絕，使人家對中國的情況根本不了解。對于這個美國數學代表團，中國方面是很認真接待的，想通過他們向外界表明，我們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績，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視，在科學院、北大、復旦等重點大學組織了60多個報告。意思是，拿出點東西給人家看看。還是盲目自大，認為我們自己的水平很不錯，其實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況。這個美國數學代表團來的時間比較長。代表團一共10個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員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數學家，5位是搞純粹數學的，4位搞應用數學，都是有聲望、有判斷力的專家。他們單在我們數學所就聽了十多個演講。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東北的一些院校，聽了很多報告。他們做事很認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頁的訪問中國的書，書中最主要的幾頁還在美國數學會的一個學術期刊上發表。那本書也寄給了我們。該書與期刊上發表的文章認為，中國的數學研究是與外界隔絕的。他們對中國數學的總體評價相當一般，但指出純粹數學有的領域，確實是第一流的。其中幾次特別提到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與楊樂、張廣厚研究的“函數值的分布理論”，用了相當高的形容詞來描述我們的工作和成果水準。1976年7月，中國科學院出了一份內部的簡報，介紹了美國數學代表團在國外對我國數學研究的介紹。但是很快，就是毛澤東去世，粉碎“四人幫”，內部簡報也就擱置了。粉碎“四人幫”后，我和張廣厚受到了重視。到了1977年2月，開始了對我和張廣厚的宣傳。我們也沒有想到宣傳的態勢那么大。新華社國內部記者周長年，采訪了我們好多次，我們原以為也許是在內參上有那么一小塊報道罷了。沒想到1977年2月26日幾個大報都在頭版第二條位置上，報道了楊樂、張廣厚在函數領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貢獻。那天引用的毛澤東語錄是“又紅又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員都畫了圈邢：您當時的研究是否還得依賴國際間的信息交流？楊：實際上現代的數學基礎研究還是要依賴信息交流。但是過去我們做不到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張廣厚就有一個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當年9月份的《中國科學》上發表。1964年英國皇家學院的W.K.Hayman在倫敦舉辦過一個函數論會議，他提出與匯集了在學術界我們這個領域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到了1969年美國一個數學家發表了一篇論文，是在國際頂級的數學雜志上。這篇論文說我和張廣厚在1965年發表的論文解決了W.K.Hayman提出的一個問題。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個什么問題，因為他是在一個學術會議上提出的，而當時，我們不要說去參加這種會議，就連1964年在倫敦舉行這次會議我們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問題，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冊子，1967年出版。中國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沒有進來這本書。1971年底我們開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個美國數學家發表的那篇論文。而這時我們還沒有看到W.K.Hayman的書。直到1975年我才托黃且圓(楊樂夫人)的一個親戚在美國給我買這本書。W.K.Hayman的書1967年出版，發行量很小，買不到，這個親戚就在大學圖書館找到給我復印了一本寄來。我收到的時間是1975年9、10月份，這時我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什么問題。我們在1965年發表的文章確實解決了他的這個問題。在我們做研究的時候與外界完全處在隔絕狀態，這些信息都不知道，只有將國內圖書館擁有的圖書與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現在情況不同了，僅僅從網上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1977年報道的內容，實際上是我們做了能夠做的事情，并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同，但也不一定非要在全國范圍內搞那么大的宣傳。因為我和張廣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礎，研究生階段跟著熊慶來先生學到好多東西，也是比較好的學生。我猜測中央是要改變“文革”期間“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識分子政策，需要樹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們當例子罷了。說到國際同行的認同，一方面有那個美國數學代表團的承認，另一方面1974年還有一個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相當于科學院的院士)與我們的會見。他年紀比較大，是函數論的專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國訪問前，已經在《中國科學》上看到我們的文章，他來之前就說要會見楊樂和張廣厚。他不是作為數學家身份來的，而是以英中了解協會主席身份，受中國對外友好協會邀請，作為半政治、半民間交流來的。但因為他是我們的同行，就要求會見我們。所以1974年10月，他被請到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時，我有一個演講，談了我們已經發表和尚未發表的研究成果。當時，他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說這是驚人的成果，還說回到倫敦要向他的同行報告這項成果。回去以后他也這樣做了。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中還有W.K.Hayman的同行專家，一直保持和我們的聯系。Hayman教授是國際上我們這個領域的權威學者，曾于1954年和1970年兩次在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一小時演講。1975年、1976年他曾經邀請我們到英國訪問。但那時，我國出訪極嚴，輕易出不了國門。一直到1977年，Hayman自費來北京訪問，見到我和張廣厚，回去以后，又運作我們到英國訪問和參加在瑞士舉行的國際函數論會議。這次會議在1978年春天召開。有關記錄表明，我們是中國改革開放后以學者個人身份出國訪問的首例。我們去英國訪問的報告是1977年12月或1978年1月，由科學院外事局上報的。到了春節前夕，外事局把上面的批示復印件給我們看了。政治局委員、科學院院長方毅在報告上有一段話，大意是楊樂、張廣厚的水平不錯，讓他們出去可以發揮在國際上的影響。他傾向支持我們到國外交流。然后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員都畫了圈。可見那時對于出國多么慎重！到了1978年12月以后，鄧小平才決定派比較多的人到美國等國做訪問學者。邢：“文革”前，數學所的專家們能與國際前沿對上口嗎？楊：拿數學所來說，上世紀50年代華羅庚的水平與當時國際前沿的研究沒有什么差距。華老的主要學生的水平在他們各自的研究領域與國際上那個研究領域的水平也很接近，但他們的研究面不如華老那么寬，修養不如華老那么深。比如，陳景潤與王元在解析數論方面，和國際同行的水平差不多。包括我和張廣厚上世紀70年代在函數值分布理論領域，也是國際水平。邢：您和張廣厚做研究生的論文水平，也是比較前沿的嗎？楊：應該說是和國際上很突出的博士論文的水平相當的。1969年那個美國數學家的論文就是博士論文，發在國際上三四種最好的數學期刊之一上。而他的博士論文與我們的研究生論文水平大致相當。邢：您和張廣厚當時的研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條件吧？楊：我們和西方的同事相比，他們比我們更容易成長。他們有好的氛圍，有好的交流，論文出來能得到及時關注。我們只有做得很突出時，人家才能關注。邢：您1973年在《中國科學》上發表論文，編輯如何判斷你們成果的價值？楊：他們請北大的莊圻泰教授審稿。陳景潤論證“哥德巴赫猜想1＋2”的論文是數學所王元與北大閔嗣鶴教授審閱的。閔先生花了三個月時間看陳景潤的文章。他審查完了，說血壓也升高了。邢：你們寫論文用的是什么文字？楊：當時我們在《中國科學》上是法文與中文同時發表。“文革”前的《中國科學》只用外文。1973年復刊時，可能覺得光用外文不好，就決定兩種文字同時用。可以用英文也可以是法、德、俄文中的一種。我們剛開始的幾篇文章用的都是法文。我中學六年學的是英文，但大家都很不重視。大學一二年級必須學俄語，大學四年級學第二外語時，我學了一年法語。念研究生時，我們這個領域的文獻大都是法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法國和德國的數學在世界上領先。我們的導師熊慶來三次訪問法國，在那里居住達十多年。他要求我們用法文寫文章。1976年以后,我們的文章開始用英文寫了。

第二篇：數學家楊樂的故事

數學家楊樂的故事

1981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400名委員中，有一位最年輕的委員，他就是數學家楊樂．

楊樂，江蘇省南通市人，1940年出生，1956年畢業于江蘇省南通中學．他從小愛好數學，在小學和初中讀書時，就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課堂上聚精會神地聽老師講解，課后認真及時做好復習、預習．在學習中，他摸索了一套好的學習方法，對課本上重要的結論不是簡單地看一遍，而是親自推導，總是在弄清了結論的來龍去脈以后，才去演算習題．在高中讀書時，他于課外擠出近1 000個小時的時間，閱讀了許多中外數學書籍，演算了很多習題．據他自己回憶，當時演算的數學習題，在10 000題以上．

楊樂從小立下大志，決心攀登科學高峰．在閱讀中外數學書籍時，他發現書上的結論幾乎全都是用外國數學家的名字命名的，他當時就想：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不能為數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嗎？于是他下決心，一定要把用中國人的名字命名的結論，寫到未來的數學書上去，為祖國爭光．

1956年，楊樂高中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從此，在我國的這所最高學府內，他用更加頑強的拼搏精神在數學的海洋里遨游．對于自己學生時代的生活，楊樂是深有體會的．正如有一次他在回憶自己的成長道路時所說的那樣，“學習就好像萬米賽跑一樣，每一個暫時領先的人，都不能自滿松勁，而比較落后的也不必氣餒，只要經過長年累月始終如一的努力，就能獲得勝利．”

1962年他被錄取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研究生．1978年，他晉升為中科院數學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他談到自己從“紅領巾”到數學家的體會時說，困難是很多的，在每一個困難面前，我們決不能退縮，而是要千方百計去克服它；對于每一個可能克服困難的思路，我們都不要輕易放棄，而要堅持到底．事實上，確有一些困難初看起來似乎無法克服，經過一番研究和嘗試之后，仍然到處碰壁，但這往往是關鍵時刻，如果就此罷休，則基本上一無所獲．要有盯住不放的精神，千方百計克服困難，最后就可能絕處逢生．在這種時候，常常一連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都有點如癡如醉，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在從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就要有這種不畏艱辛、廢寢忘食的精神和入迷的程度． 幾十年來，楊樂在數學王國里辛勤地探索著，終于在數學科學的發展中創造了光輝的業績，為祖國、為人民爭得

第三篇：數學家楊樂等歷陳奧數熱弊端

數學家楊樂等歷陳奧數熱弊端

奧數班、奧校、奧賽……幾年來一股奧數熱席卷全國中小學，令許多學生和家長苦不堪言。奧數熱對中小學教育，甚至對數學教育到底是福是禍？

最近，我國著名數學家楊樂先生等多位國內數學大師們，在接受記者調查采訪時，歷陳奧數熱的種種弊端，大聲呼吁希望教育主管部門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讓奧數熱降溫，讓數學教育健康發展。

熱衷“奧數”是為逐利

“目前，一些學校和教育機構熱衷奧數競賽的真實目的是逐利”。上海市普陀區教育學院數學教師王華對記者說：“一些人打著?奧數?的幌子來達到商業的目的，?奧數?是在背黑鍋。”

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科學學院院長保繼光教授向記者介紹：“由于目前的奧數競賽都與升學掛鉤，許多地方舉辦奧數學校和奧數班，其目的一是學校為了吸引生源、二是為教師創收。這種?奧數?班不僅牽扯家長的大量精力，而且大大加重了學生家庭的經濟負擔。”

保繼光教授對記者說：“我是一位數學工作者，也是一位中學學生的家長，對這方面的感觸更深一些。由于目前?奧數?與升學捆綁在了一起，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不學?奧數?都要受影響！目前，由于有關部門明令禁止，許多學校名義上不再辦?奧數?班了，實際上大都轉入了地下。學校為了生源和收入、家長為了孩子的升學，在這種利益的驅動下，單憑行政命令很難禁止。”

中科院數學所研究員、中國數學會副秘書長任南衡向記者說：“中國數學會明確反對目前這種全民搞?奧數?的做法，因為它的實質是借?應試教育?、升學的余威進行斂財，這與我國義務教育的宗旨是完全背離的！”

“奧數”熱對學生不利

著名數學家楊樂對記者說：“現在?奧數?的發展很不正常，從小學就開始搞，學生年齡很小，本來現在學校里負擔就比較重，加上?奧數?負擔就更重了；?奧數?由少數同學的愛好，變成了所有同學都參加。?奧數?競賽如果得到很高獎牌的，可以免試進入學校或者給予加分，這樣就造成了人人學?奧數?的現象。”

楊樂向記者分析：“?奧數?或者說數學的強化訓練，對數學學習是不是有利呢？我看未必。因為集中一段時間強化訓練，它的目的不是說讓同學進行系統的學習，認真思考，而是強行灌輸給同學的是解決某些偏題的技巧。結果是同學們數學學習能力不僅無法提高，對其他課程的學習也都削弱了，這對同學的全面發展不利。”

楊樂先生介紹：“同時，還有一個情況值得關注，就是?奧數?會引發學生的厭學情緒。本來中小學負擔就很重，再加上?奧數?的課外訓練，同學們的負擔更加加重。本來數學學習是要啟發同學，引起同學的興趣，現在變成沉重的負擔了，這就使許多同學在不同程度上產生厭學情緒，造成了很不好的效果。”

楊樂先生指出：“目前的?奧數?競賽實際上對中小學教育、對同學們在數學方面的能力的提高并不能帶來好的作用。”

“奧數”競賽應回到初衷

楊樂對記者說：“?奧數?本來的目的，是吸引對數學有興趣的高中學生來參加數學競賽。同時，并不是事先進行長時間的統一訓練，更不是像現在從小學就開始。”

保繼光教授對記者說：“?奧數?本身沒有錯，我在中學時代因為對數學的興趣，參加了?數學小組?，幾位有共同愛好的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一起找?數學難題?做。這對我今后從事數學研究影響很大。少數對數學有濃厚興趣的同學參加?奧數?競賽是應當鼓勵的，引導比禁止更現實。?奧數?本身沒有錯，關鍵不應該與升學掛起鉤來！”

任南衡研究員對記者說：“造成?奧數?人人喊打的原因是升學的指揮棒舉偏了，改革應試教育，適度調整升學政策，才能解決這一問題。”

楊樂先生向記者介紹：“教育部門雖然對?奧數?有了限制或停辦措施，實際上變相?奧數?班?奧數?學校還是存在著。我覺得無論是社會，無論是學校、老師和家長，以及教育部門，都應該理性的對待?奧數?，而不應該把它越炒越熱。”

楊樂先生最后對記者說：“我希望?奧數?競賽最好回到原來的初衷。學生到了高中，學習有自覺性了，針對一部分數學確實很有興趣的高中同學，在他們原有的基礎上，然后再進行數學競賽，這樣才能達到?奧數?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