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歷次黨代會以及中央全會總結概

中國共產黨

歷次黨代會以及中央全會總結概括

(1921年中共一大—2017年中共十九大)

(包含歷屆中央全會)

1.中共一大

背景：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把它與中國正在發展的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他們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講解革命道理，組織工人進行斗爭。在這個基礎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黨的早期組織，這些地方分別是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國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也成立了這樣的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則稱共產黨小組或支部，由于它們性質相同，因此，后來統稱它們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后，積極開展工作，推動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成熟。

會議內容：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后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規定了黨的奮斗目標、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通過了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了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

大會選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稱為?三人團?。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擔任組織主任，李達擔任宣傳主任，主編《共產黨》月刊。

黨的?一大?通過的黨綱主要內容有：確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黨的基本任務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各項活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黨的組織方面的規定為，在全黨建立統一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地方組織必須接受中央的監督和指導等。意義：?一大?通過的《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領導工人運動，對黨領導工人運動的任務、方針、政策和方法都提出了規定或要求。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此有了戰斗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2.中共二大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有黨的中央局成員、地方組織的代表等共12人，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鄧中夏、施存統、王盡美、鄧恩銘、項英、向警予、高君宇、張太雷。他們代表著全國195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出席了會議。

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學說和遠東大會的精神，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討論了黨的任務，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宣言 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對象，指出：當前的中國革命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革命的前途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宣言實際上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主要綱領（現階段主要任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這次大會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制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這是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走向社會主義不可超越的一個階段。黨的?二大?這樣明確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中國革命史上是破天荒的舉動。早在十九世紀就開始進行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五四運動，經歷了無數次斗爭。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還沒有哪一個階級或政黨，能夠正面提出這一政治主張，從而找到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鑰匙。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剛剛一年，就解決了這個基本問題，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它說明，只有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的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中共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為中國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3.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妥善解決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共產黨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把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改造成為工、農、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可能性。在討論中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國燾、蔡和森等人反對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樣將混亂無產階級的思想。馬林、陳獨秀等人認為全體黨員、產業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大會著重批評了張國燾等人懷疑國共合作的?左?傾觀點，也不同意馬林、陳獨秀?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主張。經過討論，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黨內合作）的指示，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

黨的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揚民主，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黨的三大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高漲。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黨的?三大?所確定的建立國共合作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使共產黨活動的政治舞臺迅速擴大，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為波瀾壯闊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準備。

4.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運動逐漸恢復，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國共合作建立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國內的革命形勢出現了熱氣騰騰的新局面。二七大罷工失敗后低落的工人運動逐步恢復，廣東的農民運動得到發展，革命軍隊因黃埔軍校的創辦建立起來，國民黨的各級組織不斷擴大。與此同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黨內左右派的分化日趨明顯，統一戰線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也日趨尖銳。在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潛伏著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于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張繼等又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制定新的工作方針和政策，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作準備，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研究和討論中國共產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工人階級如何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以及黨在組織上和群眾工作上如何進行準備的問題。大會還在總結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了黨同國民黨關系的新政策，基本方針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擴大左派。大會強調指出，共產黨要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為適應革命大發展的需要，大會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并決定將原黨章中有５人以上方可組織小組的規定，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黨在當時要解決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了闡述和回答，而最具歷史意義的是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會議通過的文件指出：對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產階級不是以附屬于資產階級的身份，而是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和目的參加的。在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雖還幼稚，但因為它最受壓迫，所以最有革命性，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無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并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取得勝利。大會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提出了工農聯盟問題，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天然的同盟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若不去發動和組織農民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對于農民運動的議決案》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原理，強調了農民在中華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這表明，此時黨已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

黨的?四大?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的闡述，表明黨已經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要點提出來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又前進了一步。黨的四大作出的各項正確決策，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此后，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工人運動風起云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大革命的高潮來臨了。

5.中共五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后，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并采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

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陳獨秀主持大會，并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這個報告整個基調是右傾的，既沒有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也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和政策，還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如說中山艦事件退卻讓步是正確的；無產階級不應搞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只應進行經濟斗爭等。還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義理論。陳獨秀報告之后，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接著，大會對陳獨秀的報告進行了討論。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任弼時、惲代英等許多代表發言，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批評。經過斗爭，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于上年１１月提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并根據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批評了陳獨秀在過去中央領導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否決了陳獨秀?向西北去?的錯誤主張，提出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陳獨秀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由于當時全黨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還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認識，因此，會議沒能改變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大會在陳獨秀的操縱下拒絕討論毛澤東向大會提出的關于加速深入農民斗爭，立即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提案，甚至把毛澤東排斥于大會之外，剝奪他在大會上的表決權。

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對于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大會還發表了《為?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和《為?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眾書》。這些文件把蔣介石的叛變革命當作整個資產階級都叛變了，從而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同時，又把汪精衛、唐生智等人當作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代表，對他們抱有很大的幻想，對他們公開叛變革命的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準備。大會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規定了將土地無條件地轉給農民的原則，但又將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衛集團身上。更為重要的是，大會沒有認真討論如何實現和發展黨直接領導革命軍隊的問題。因此，會議雖然對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批評，卻沒有拿出糾正這些錯誤的任何辦法。

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召開在革命的危急關頭，卻沒有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但周恩來、任弼時等一批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有所認識、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選進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這為后來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提供了組織上的準備。

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后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

6.中共六大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１４２人，代表全國黨員４萬多人。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和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參加了大會。

大會的主要內容：第一，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批評了那種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所謂?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第二，認為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即低潮時期，革命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第三，大會規定了黨的建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等各方面的任務和策略。第四，總結了大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批評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錯誤，指出盲動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

歷史意義：第一，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前途。六大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務是驅逐帝國主義，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政權。第二，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三，指出黨在現階段的總任務是爭取群眾，準備武裝起義，而不是立即舉行全國性的起義。

六大存在的缺點：第一，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之一。第二，大會仍然把城市工人運動的興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繼續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認識。第三，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時期理論?，對于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退卻，特別是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第四，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過分強調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忽視了把有辦事能力的有斗爭經驗的德才兼備的人選進中央委員會。

7.中共六屆二中全會

黨的六大以后的一年時間里，由于貫徹了?六大?基本正確的路線，黨的各項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黨的組織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統一；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有了進一步的擴大。黨在宣傳工作和職工運動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一年來的實踐與經驗證明，六大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特別是右傾危險，仍然嚴重存在著。黨內無原則的派別斗爭傾向，以順直、江蘇兩省最為突出。

為了總結黨在?六大?后一年來的工作，以解決目前黨的許多斗爭策略問題，中國共產黨于1929年6月25日至30日在上海召開了第六屆二中全會。會議聽取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報告，聽取了關于政治、組織、農民、土地問題等方面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于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決議》、《政治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宣傳工作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告紅軍將領士兵同志書》、《關于德國及其他各國黨內右傾派別的決議》、《告柏林無產階級書》、《致在獄同志及死難同志與在獄家屬書》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宣言》等文件。

全會認為，一年來中央政治局?在總的工作路線上確能依照六次大會的精神，正確地應用六次大會所規定的策略?，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有了進一步的鞏固?。這一方面證明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另一方面正因為中央能將大會所規定的原則，在實際斗爭中正確地運用。?但是，全會指出：?中央過去有時對于政治事變的應付遲緩?，對于政治形勢的分析雖然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在有些問題的解釋上?不免有過于機械或過分估量的毛病，致引起一些同志不正確的政治觀念。?全會還認為中央還少工作上的積極指導，反帝運動注意得還不充分。

全會同意中央在黨內政治斗爭中所采取的主要是反對右傾的路線，同時防止?左?傾的情緒。同意中央指出的最近托洛茨基反對派在中國黨內活動，應引起全黨的嚴重注意。全會要求中央?今后需多向全體黨員群眾說明反對派理論上反布爾塞維克的路線，指出反對派分裂黨分裂共產國際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狀?。

全會根據黨的總路線和目前政治局勢，確定了以后斗爭的路線與策略，提出了加強反帝反軍閥斗爭，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建立和擴大紅軍，糾正非無產階級意識，加強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等15項政治任務。為完成上述15項任務，全會提出了黨的主要策略路線是：1．爭取公開活動，同時應使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聯系起來。2．堅決地同黨內右傾思想作斗爭，以防止其發展。3．也要注意防止?左?傾盲動主義與急躁情緒的危險。

全會指出，一年來黨在組織上?已取得了相當的進步，已將黨從渙散的狀態中挽救出來，并已建立了組織上的相當基礎。?同時還指出黨在組織上與工作上存在的弱點與缺點。全會規定了黨在組織上的正確路線。全會堅決反對黨內不正確的組織觀念，并主張消滅反對派在黨內的活動。

全會強調在目前政治形勢下加強宣傳工作的重要性，認為?黨必須加緊宣傳工作，積極與以往的弱點斗爭，方能適應目前革命形勢的需要?，?忽視宣傳工作，是黨在全部工作上一個大的損失。?全會還規定了今后職工運動的中心任務與策略路線。全會還批準了中央政治局開除王藻文中央委員和開除王仲一候補中央委員的決定。補選惲代英等為中央委員。會后不久。7月9日發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號》，向全黨對六屆二中全會的決議與精神作了系統簡要的說明。

六屆二中全會基本上堅持了六大的路線和策略，對于今后的政治策略、組織問題、職工運動的任務與方法，都作了更實際更周密的指示，對于全黨進一步貫徹六大路線，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尤其是黨內工作的轉折，起了重要作用。它的最大缺點是，錯誤地認為右傾是目前黨內特別危險的傾向，從而忽視并助長了黨內?左?傾危險的抬頭。

8.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0年9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開。由瞿秋白主持，全會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會議通過了《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對于中央政治報告的決議》、《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民眾書》、《致蘇聯共產黨中央賀電》、《致德國共產黨賀電》、《告青年團書》、《告同志書》等。會議還宣讀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第三次全會的信》。成立蘇區中央局，補選了中央委員7人，候補中央委員8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改選后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7人。

9.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這次全會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一手策劃的，意在扶植王明（陳紹禹）等人上臺。會議從頭至尾都充滿著激烈的斗爭。王明在會上概述了會前他根據國際文件寫成的題為《兩條路線》（即后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的觀點，指責李立三的錯誤是在?左?的詞句掩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指責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未加以絲毫的揭破和打擊，在主要問題上繼續著立三路線。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過這次全會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對黨的第三次領導，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政策。

全會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中國工農紅軍書》、《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在獄革命戰士書》等文件。

全會撤銷了李維漢、賀昌2人的中央委員職務；補選韓連會、王盡仁等9人為中央委員；撤銷了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出周恩來等9人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等7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3人為政治局常委，向忠發（工人運動領袖）任總書記。

10.中共六屆五中全會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

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三年來，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從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取得了一至三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其他省區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也有很大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出現了全國人民反蔣抗日高潮。同年11月召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形成革命與反革命的兩種政權對立局面。另一方面，1931年9月，因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等組成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繼續推行王明?左?傾錯誤。他們通過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進一步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打擊和排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撤銷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開展所謂?反羅明路線?和?反鄧、毛、謝、古?的斗爭。1933年1月，臨時中央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同年9月，蔣介石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造成對紅軍和根據地的嚴重威脅。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是：

一、關于形勢的分析。全會完全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對于世界形勢和中國形勢的分析。國際十二次全會在對于目前世界形勢的分析中指出：?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終結已經開始，但在最重要的與有決定意義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還沒有直接革命的形勢。目前正處在走向階級與階級間國家與國家間的偉大沖突的新階段--即走向革命與戰爭的新階段的過渡期中。?從這一結論出發，全會不顧當時中國革命運動遭受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挫折和白區工作的巨大破壞等基本事實，盲目地斷言：?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這一斗爭將決定中國的?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這一斗爭的勝利，?將實現一省或數省的蘇維埃革命首先勝利，并奠定蘇維埃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的強固基礎。?

二、規定黨在蘇維埃區域和國民黨區域的各項任務。全會指出黨在蘇區工作有了很大的進步。規定黨在蘇區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一切資源，發揚黨和群眾的積極性到最高限度來擴大和鞏固紅軍。??在盡可能的短時期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口號。?為實現這一中心任務，黨要求：1．健全赤衛軍和少先隊的組織，使他們變成為紅軍的現成的有良好訓練的后備軍與地方部隊。2．加緊與改善蘇維埃工作，使蘇維埃政權更加強與密切自己與千百萬勞苦群眾的聯系。3．繼續實行蘇維埃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4．努力擴大、加強、健全一切蘇區的工人、青年、婦女等群眾組織。5．加強和健全黨的組織，提拔訓練新干部，清除異己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加強兩條戰線的斗爭，以保證完成任務。全會認為黨的白區工作十分薄弱，尤其是中心城市黨的工作狀況很嚴重，工會工作極端不夠。為迅速改變這一狀況，黨規定在白區的工作任務是：1．用最大的力量去準備、組織領導工人的罷工斗爭。?黨的全部力量應放到工廠、工會罷工上面?。2．發動農民群眾反對捐稅和高利貸，反對地租的斗爭，發展分糧搶米，奪取土地的斗爭。在農村中，黨要團結貧農、反對富農，打倒地主豪紳。3．在群眾的反帝斗爭中，黨必須堅決地為著創造反帝的下層統一戰線而斗爭。4．黨必須加強少數民族的工作。為完成上述任務，白區黨的組織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鞏固黨的組織，??創立與加強黨在大的工業中心的工作與組織。?

三、高度評價六屆四中全會，堅持兩條戰線上的斗爭。全會指出：?四中全會后三年來的事變與黨在領導群眾斗爭中所獲得的偉大成績，愈益明顯地顯示了四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全會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兩條戰線的斗爭，認為?奠定了黨內工作全部轉變的基礎?，?完成了黨在布爾塞維克化方面極大的進步?。使黨?最后走上了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全會強調：在新的形勢面前：?只有進行一個堅決的斗爭，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黨才能夠發展布爾塞維克的路線。?

全會增選王稼祥、凱豐為中央委員，增選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候補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陳云、王明、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朱德、關向應、鄧發、凱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負總責。全會還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

六屆五中全會，全面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并且通過了一系列?左?傾錯誤理論和政策，?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給中國革命造成更大的損失，最終導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11.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為了總結抗戰以來的斗爭經驗，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明確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以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

全會由張聞天致開幕詞。選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明、張聞天、項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懷、劉少奇、陳云12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李富春為大會秘書長。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是其中第七部分)的政治報告；張聞天作了《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文件；周恩來作了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朱德作了關于華北戰場的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云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北方局工作的報告；鄧小平作了《關于地方工作》的報告；各地區負責同志分別作了地方工作報告。全會圍繞著毛澤東的報告，對爭取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黨在抗日階段的工作重點和軍事戰略方針問題；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毛澤東代表中央作了總結報告(《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是總結報告中的兩部分)。11月6日，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重要文件。

上述報告、決議和決定，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問題：

一、總結了抗戰以來的基本經驗，強調黨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會議完全贊同毛澤東對15個月抗戰經驗的總結。認為，自遵義會議特別是洛川會議以來，黨中央執行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是馬列主義的。針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思想，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領導地位問題，強調了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重要性。為了實現黨對抗戰的領導，會議確定：1．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不動搖。只要中日矛盾為主，這個方針就始終不能動搖。堅持持久戰，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我們勝利的基本方針。2．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在統一戰線中，就必須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方針。否則，就不能實現黨的領導。3．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既統一，又獨立。?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根本不適合中國的情況。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二、論述了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強調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毛澤東在總結報告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會議決定，黨的工作重點是在戰區和敵后，要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批判了那種把抗戰的勝利寄托于國民黨軍隊，寄托于在國民黨統治下搞合法運動的錯誤。為了提高全黨對抗日游擊戰爭重要性的認識、毛澤東論述了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指出：?游擊戰爭雖在戰爭全體上居于輔助地位，但實占據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抗日而忽視游擊戰爭，無疑是非常錯誤的。會議根據敵后游擊戰爭的發展情況和經驗，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方針。

三、提出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強調馬列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在報告中專門講了理論學習問題。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又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到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許多同志在發言中都講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批評了洋八股和教條主義。

四、制定了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強調了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要發揮模范作用。會議認為，為了實現黨的政治路線，必須制定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指出：?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聯系，有獨立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會議批評了張國燾的?任人唯親?干部路線，批評了在干部問題上宗派主義、自由主義。

會議強調了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要發揮模范作用。指出共產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只有?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為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

會議制定的關于黨規黨紀的一系列文件，分別規定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部工作的任務、職責范圍和紀律。針對王明在長江局工作期間，對抗中央、破壞黨紀的行為，會議重申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重申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

全會對王明的錯誤，只是作了局部的批評。王明在會上沒有檢討錯誤和承認錯誤，并繼續堅持其錯誤觀點。為了保證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從而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錯誤領導，使黨的正確路線得以貫徹執行。

六屆六中全會，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證了黨中央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基本上克服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并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在黨的建設方面，它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六大和古田會議所提出的建黨思想，為加強黨的建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全會確認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為中共領導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精簡版）六屆六中全會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６日，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全會的主要任務是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解決黨內一度出現的右傾錯誤，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此外，張聞天、周恩來等同志也分別向會議報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區的工作情況。最后，由王稼祥致閉幕詞。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它正確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它基 本上克服了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定了 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12.中共六屆七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通過討論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黨的高級干部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或更深刻的認識，黨內思想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基本統一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時間開的最長的一次會議。在歷時11個月的會議期間，先后召開了如下8次全體會議：

1944年5月21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五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會議決定，在全會期間由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政治局和書記處停止行使職權。在開幕式上，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把關于討論黨史中六個重大問題的結論意見，提交中央委員會討論，被會議一致通過，最后正式形成決議。其要點是：(1)中央某些個別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懷疑為有黨外問題，根據所有材料研究，認為他們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錯誤問題。(2)四中全會后的臨時中央及其召集的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因為當時得到國際的批準，但選舉手續不完備，應作歷史的教訓。(3)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應該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結論應力求寬大，以便團結全黨共同奮斗。(4)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不要否認一切。(5)六大雖有其缺點錯誤，但基本路線是正確的。(6)遵義會議以來，作為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已經不存在了，現在黨內應克服山頭主義傾向。通過了黨的七大的議事日程和報告負責人，決定除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由主席團和全會討論外，其他如關于軍事報告、修改黨章、黨的歷史問題等，分別成立4個委員會進行起草。

6月5日，舉行了第二次會議。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1月9日，舉行了第三次會議。會議討論了毛澤東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談判的問題。

12月7日，舉行了第四次會議。周恩來報告了去重慶談判的情況。

12月9日，舉行了第五次會議。會議議論了成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的問題。

1945年2月18日，舉行了第六次會議。會議聽取了周恩來關于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報告。

3月31日，舉行了第七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準備提交到中共七大會上的書面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作了說明。他講了兩個問題：第一，關于聯合政府。他指出：?工農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本質。具體綱領在各個階段是不同的。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它是統一戰線政權的具體形式。?并提出了聯合政府的三種可能性：一是要我們交出軍隊去做官；二是形式是民主，實質是蔣介石獨裁政府；三是以我們為中心。第二，關于算不算舊賬。他強調：?總結經驗也可以說是算賬，但我們的算賬不要含有搞垮誰的意思。??過去的歷史錯誤主要是一個社會現象，由于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以為自己是對的才要在黨內黨外打倒一切。?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政治報告和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

4月20日，舉行了第八次會議。任弼時代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講話指出：決議主要是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的問題，抗戰期間的問題留至以后解決。解決歷史問題的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分析錯誤的內容與根源，而不著重個人的責任。會議通過了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軍事報告》、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過了黨的七大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議日程。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會議通過的主要文件之一。它是在延安整風運動的基礎上形成的。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是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最重要的工作。這次會議一開始，即成立了有任弼時、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康生、彭真、高崗、博古8人參加的專門委員會，任弼時為召集人，負責《決議》的起草、修改。由任弼時先寫出第一個稿子，修改幾稿后，胡喬木以任弼時的稿子為基礎，重新起草一個稿子。任弼時對胡喬木的稿子又進行多次修改。之后，中央又指定張聞天參加修改。最后，毛澤東對張聞天修改過的稿子，作了7次修改。總之，會議期間，作了8次以上的修改，向全會提出了3次草稿。《決議》原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通過，為了使黨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討論抗戰建國方針問題，后來征得準備參加黨的七大的各代表團同意，改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在全會一致通過這個《決議》時，王明因病沒有參加會議，但他寫信給全會表示擁護這一決議。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個重要的馬列主義文件。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黨的斗爭歷史經驗和教訓作了科學總結和概括。

《決議》對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給予高度評價，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不但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也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規定了服從于這一政治路線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我黨終于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決議》對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作了肯定。

《決議》清算了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從政治、軍事、組織和思想各方面深刻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及其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路線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方法。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團結與統一。《決議》指出：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因此，要克服錯誤的?左?傾思想和右傾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提高全黨對于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鑒別能力，并在黨內發揚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教育工作，具體地分析錯誤的內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歷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辦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應有態度。會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全黨整風和黨史學習中所采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正確的方針，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并團結全黨的偉大成就。

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去進行城市與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時宜的。?但?不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不進行群眾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就不能配合軍隊與農村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為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會議通過了《組織城市工作委員會的決議》，確定城市工作委員會由14人組成，彭真為主任。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標志著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了充分準備。

至此，從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經1943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展開的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到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歷時3年8個月，盡管后期出現過包括?搶救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之類的錯誤，但總體上是成功的。

13.中共七大

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他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毛澤東向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并就報告中的一些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作了長篇口頭報告。七大的一個重大歷史功績是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條政治路線闡明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是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闡明了為實現這一奮斗目標，就要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闡明了加強黨的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為加強黨的領導，毛澤東號召全黨要發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區別于其他非無產階級政黨的顯著標志。

黨的七大另一個重大歷史性貢獻是將毛澤東思想寫在了黨的旗幟上，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

七大之后，全黨同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團結一致，為推進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努力奮斗，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史勝利。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它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２０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作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史冊。它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

14.七屆二中全會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會議著重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全會批準了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認為?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全會批準了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的聲明；全會批準了由我黨發起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會議還通過了《關于軍旗的決議》，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應為紅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最后，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對全會作了結論報告。結論報告總結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12條經驗，強調要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集體領導，改進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號召各級干部要學好馬列的12本書。會議決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確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會議認為，今后解決國民黨殘余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天津方式?，即用戰斗去消滅敵軍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編國民黨軍隊的方式；?綏遠方式?，即暫時維持原狀，以后再改編敵軍的方式。當前首先必須采取的還是?天津方式?，但后兩種方式也不能忽視，必須認真學會和平斗爭的方式。會議認為，在進行軍事斗爭的同時，還必須積極開展政治斗爭，無論在軍事和政治斗爭中，都應把原則的堅定性同策略的靈活性緊密結合起來。為了適應斗爭的需要，必須培養大批革命干部，要把人民解放軍看成培養干部的學校，準備把210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

二、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會議認為，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現在，由于敵強我弱，黨的工作重心一直在鄉村。在鄉村開展武裝斗爭，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為奪取城市作好了準備。現在經過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后，敵我力量發生了根本變化，繼續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經不適應了。從現在起，黨的工作重心，應該由鄉村轉向城市，實行由城市領導鄉村的工作方式。當然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工業和農業、工人和農民緊密地結合起來，鞏固工農聯盟，絕不可只顧城市而丟掉鄉村的工作。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報告精神，著重討論了如何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變的問題。認為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斗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人民的斗爭中，黨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和共產黨合作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條戰線上，以便向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地斗爭。會議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任務和關鍵問題是恢復發展工業生產。首先，是公營企業的生產；其次，是私營企業的生產；再次，是手工業生產。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應該為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中心工作服務。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

三、決定了黨在全國勝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會議根據毛澤東關于全國勝利后兩種基本矛盾的分析，規定了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須鞏固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為此，黨要認真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革命知識分子，作為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同時，也要認真團結廣大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以便結成更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共同的敵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全會認為，必須堅持同黨外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在經濟方面，會議根據全國勝利后還存在著各種經濟成份這一客觀事實，認為必須首先沒收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使無產階級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就要在經濟政策上犯右的錯誤。對于占現代工業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就是說，要利用它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必須限制它的消極方面，將其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對于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是積極地引導他們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向著集體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在外交方面，我們應按照平等的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但對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決不給他們在中國的合法地位。我們應學會同帝國主義作外交斗爭。我們即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四、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會議認為，在偉大的勝利面前，黨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滋長。同時，由于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這樣，有一些共產黨員將可能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面前打敗仗。為了預防這種情況的發生，會議號召全黨同志要牢固地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防止驕傲自滿情緒，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要認識到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因此，必須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最后，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防止資產階級腐蝕的反對突出個人的六條措施：1．不給黨的領導祝壽。2．不送禮。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6．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提出了兩個務必，務必保持不驕不躁，謙虛謹慎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在革命的轉變關頭，為黨奪取全國勝利和建設新中國，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15.七屆三中全會

1950年6月6日至9日，北京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報告: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是當前階段中心任務，為此要創造三個條件:土地改革完成，現有工商業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節儉。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初期召開的最重要會議，為三年經濟恢復時期黨的工作規定了策略路線和行動綱領。毛澤東在報告和講話中，深刻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內外的大好形勢，總結了建國以來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指出黨在這一時期的中心任務，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完成這一任務的基本條件是: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調整現有工商業、大量節減國家機構所需要經費。確定黨在當時的戰略和策略方針是，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和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搞好土改、穩定物價、調整工商業、改革舊有文化教育事業、救濟失業人員、肅清反革命、開好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整黨等八項工作。《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反動派殘余作斗爭，我們面臨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必須處理好國內各階級、政黨、民族等各方面的關系。以便加大和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而不應四面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的不利局面。必須在-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會前毛澤東在給上海市委書記關于稅收和失業問題的一份電報中，還提出這樣一個策略思想:“目前處在轉變的緊張時期，力爭使此種轉變進行得好一些，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些，你們把握了這-點，就可以減少阻力，就有了主動權。”(1950年4月16日給陳毅的電報。)當時由于歷史的原因，再加上革命勝利引起的社會經濟改組，使失業的工人、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暫時增多，農民負擔還很重，工商資產階級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終日。投機資本的破壞活動和打擊投機資本的輝煌勝利，又使黨內有的同志誤以為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資產階級。針對這種情況，會議批評了那種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土義的思想，指出這是不適合我們國家情況的錯誤思想。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不要把他們推開。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仍然是又團結又斗爭，以團結為主，是節制資本而產是擠走資本、消滅資本。

會議的決議為三年經濟恢復時期黨的工作規定了明確的策略路線和行動綱領。這次會議是建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會，對于徹底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迅速戰勝財政經濟困難，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決定是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行動綱領，對黨領導人民戰勝困難，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精簡版)1950年6月，黨在北京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書面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會議主要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為爭取在三年內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而斗爭的中心任務，規定了實現財政經濟好轉的三個條件和八項工作，制訂了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孤立和打擊極少數敵人的戰略策略方針。這些決定是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行動綱領，對黨領導人民戰勝困難，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6.七屆四中全會

1954年2月6日─10日，在北京召開。全會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批準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批準了中央政治局關于1954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討論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及其他有關的各項問題。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和《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毛澤東因正在休假，沒有參加這次全會。

17.七屆五中全會

1955年4月4日下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批準了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和《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批準了全國代表會議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的名單，及董必武的書記職務和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的副書記職務;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全國代表會議的公報。全會補選了林彪、鄧小平為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18.七屆六中全會

1955年10月4日─11日在北京召開。八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關于人民公社問題，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關于不提名毛澤東同志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問題。此外，還討論了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問題和國際形勢問題。全會經過小組會議和全體會議的充分的深入的討論，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毛澤東同志在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

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于過去幾個月中我國農村的人民公社運動給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決議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有關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的問題。決議對于人民公社的正確發展方向，對于公社的生產方針，對于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組結合的分配制度，對于組織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對于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對于加強黨的領導、發揚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等問題，都作了規定。決議要求各級黨委抓緊今年十二月至明年四月的五個月時間，緊密結合冬季和春季的生產任務，對本地區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和鞏固的工作。

八屆六中全會總結了一九五八年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經驗，提出了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全會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獲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根據現在對一九五八年全年工農業產品產量的預計，鋼將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到一千一百萬噸左右，煤炭將由一九五七年的一億三千萬噸增加到二億七千萬噸左右，機床將由一九五七年的二萬八千臺增加到九萬臺左右，糧食將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七百億斤增加到七千五百億斤左右，棉花將由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二百八十萬擔增加到六千七百萬擔左右。其他重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也都有巨大的增長。工農業總產值，一九五八年預計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才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八;財政收入，一九五八年預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百四十億元左右，而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才增加了一百三十四億元;基本建設投資，一九五八年預計可以完成二百二十億元以上，接近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投資總額四百九十二億元的一半。

全會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國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各方面的大躍進，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的大大提高，以及在今年夏秋之間出現的人民公社化高潮，是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偉大勝利，是全民整風運動的偉大成果。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是同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援助分不開的。今年我國國民經濟的飛躍發展，證明了黨的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實行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的方針，重工業和輕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在工業戰線上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方針，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的方針，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同時并舉的方針，以及工業方面的集中領導必須同在工業方面大搞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一句話，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而不是一條腿或者一條半腿走路的方針，這樣的一整套方針是正確的。一九五八年我國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是一個偉大的實踐。通過這個實踐，我們不但找到了一條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并且在這條康莊大道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這就使得我們不但有可能在一九五九年繼續躍進，并且有可能躍進得更好。

全會指出，在一九五八年偉大勝利和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在一九五九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需要繼續反對保守，破除迷信，貫徹執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繼續實行工業和農業并舉、重工業和輕工業并舉、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并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并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并舉的方針，在工業中繼續實行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方針和集中領導同大搞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同時，需要努力使經濟計劃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礎上，并且根據國民經濟各部門按比例發展的客觀法則，努力使各項指標相互保持適當的比例。中央全會根據這些方針和原則，提出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指標:鋼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一千一百萬噸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左右，煤炭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二億七千萬噸左右增加到三億八千萬噸左右，糧食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七千五百億斤左右增加到一萬零五百億斤左右，棉花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六千七百萬擔左右增加到一億擔左右。全會責成主管部門根據這些主要指標，根據一九五九年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我國物質技術條件，編制一九五九年度國民經濟計劃，提交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

根據毛澤東同志歷來提出的在戰略上要藐視困難、在戰術上要重視困難，既要有沖天的干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精神，全會指出，為了實現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我們一定要繼續反對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說敢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一定要在戰略上藐視困難，這是堅定不移的方針。與此同時，我們一定又要在戰術上重視困難，認真提倡實干苦干巧干，提倡“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提倡切實的計算、安排和檢查，反對浮夸，反對隱瞞缺點。經濟工作一定要愈作愈細致，一定要盡可能地接近實際或者符合實際。

全會還指出，為了實現一九五九年的計劃，必須繼續堅持政治掛帥、依靠群眾，在建設工作中繼續采取群眾路線，開展群眾運動;全黨全民必須一致努力，一切局部利益必須服從整體利益。

全會認為，根據上述主要指標制訂的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將是一個宏偉的躍進計劃。全會號召全黨全民團結一致，沿著一九五八年的勝利道路英勇奮斗，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使我國在苦戰三年的決定性的一年中，實現比一九五八年更偉大的躍進。全會相信，我國人民一定能夠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

七屆六中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后，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全會通過的關于這個問題的決定指出，這完全是一個積極的建議。因為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并不妨礙他對于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這樣，對于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更為有利。

全會通過了關于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定。這個決定將在提交國務院討論通過之后，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

七屆六中全會還討論了國際形勢。全會指出，最近時期國際形勢的發展，進一步證明了和平的力量大于戰爭的力量，進步的力量大于反動的力量，進一步鼓舞了全世界的人民和一切愛好和平、主張和平共處、不愿意戰爭的人們，而使戰爭的制造者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矛盾重重，他們的所謂“團結”，正在處于逐步走向反面即逐步走向四分五裂的過程中，這個過程可能還相當長，但是總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面對著日益增長的強大的和平力量、社會主義力量和民族革命力量，帝國主義者正在大起恐慌。他們的日子很不好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全會上所說的，國際形勢的總的特點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全會指出，過去一年中，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和解放的斗爭有了很大的發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正在繼續高漲中。最近法國和其他某些國家的反動政變，決不是表示反動派的強大，而是表示了他們的腐朽和脆弱。他們正在充當人民的“反面教員”，用他們的反動行為使人民得到教訓，使人民不能不進一步覺悟和團結起來。帝國主義戰爭狂人和反動派的冒險和掙扎，都不可能挽救他們的最后的滅亡。美帝國主義想賴在臺灣不走是不行的;如果美國侵略軍不自己撤走的話，那么，在大陸和臺灣的中國人終將團結起來把它趕走。同樣，美帝國主義想賴在南朝鮮、南越、日本、菲律賓、西柏林、西德、西歐、北非、中東以及其他外國的軍事基地不走，是不行的;如果美國侵略軍不自己撤走的話，那么，同樣，各國人民必將團結起來把它趕走。

全會滿意地指出，在過去一年中，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更加壯大了，團結得更加鞏固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修正主義者的一切挑撥、咒罵和破壞，都注定要失敗。全會對蘇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蘇聯發展國民經濟計劃感到興奮，認為這是一個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建設共產主義的綱領。它代表著進步人類的崇高的希望和美好的未來，它的實現將大大改變世界的力量對比，大大有利于人類制止戰爭的和平事業。全會深信，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和平競賽中，社會主義必將勝過資本主義。幾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曾經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中央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后，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這個提議，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不再提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候選人。中央全會認為，這完全是一個積極的建議。因為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并不妨礙他對于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這樣，對于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更為有利。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后，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各級黨委應當根據這些理由，在黨的適當會議上，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在工礦企業工人的集會上，在人民公社的集會上，在機關、學校、部隊的集會上，向黨內黨外的干部和群眾進行充分的解釋，以便大家了解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誤解。

19.七屆七中全會

為了做好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項準備工作，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前后和期間，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于1956年8月22日、9月8日和13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對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各項準備工作進行了認真的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草稿)》、《大會規則(草稿)》、《八大預備會議安排(草稿)》、《七屆七中全會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選舉工作的建議(草稿)》、《各代表團團長、副團長名單(草稿)》、《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草稿)》、《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草案)》、《中國共產黨章程(草稿)》、《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草稿)》、《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草案)》、《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草稿)》、《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名單(草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名單(草案)》。

全會確定了八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決定：八屆中央委員名額為170人；遞補王首道、鄧穎超、陳少敏為中央委員。

20．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大會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學的判斷；確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體現了執政黨的特點，強調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群眾路線，規定全國、省、縣級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和《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隨后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選舉了由17名委員和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21.八屆二中全會

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作《目前時局的報告》，談到埃及問題、波蘭問題、匈牙利問題以及黨對這些問題所采取的政策和應記取的教訓。周恩來作《關于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報告充分肯定了成績，指出了缺點，總結了經驗教訓；報告明確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當在繼續前進的前提下，為基本建設作適當的壓縮；合理調整各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以適應國家的財力和物力的可能性。陳云作《關于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作總結發言，同意全會所采取的各項方針和措施，并著重談了經濟問題、國際形勢問題、整風問題和中美關系問題，號召全體工作人員向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傾向作斗爭。

22.八屆三中全會

1957年９月20日～10月９日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作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和會議的總結發言,陳云作《關于改進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和關于農業增產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前作了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會議基本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及關于工業、商業、財政的管理體制和關于勞動工資、勞保福利問題的幾項規定草案。這次會議重點討論了五個問題：一是關于整風和反右派斗爭問題，肯定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很合適的形式；二是關于農業問題；三是關于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四是關于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五是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問題。這次會議對１９５６年黨中央所采取的反冒進的若干正確作法再次提出尖銳批評，這實際上是后來發動?大躍進?的開端。

23.八屆四中全會

1958年５月３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重點討論了《中央委員會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會議關于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24.八屆五中全會

1958年５月25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遞補楊獻珍、王恩茂為中央委員。全會決定出版《紅旗》雜志，每半月一期，由陳伯達任總編輯

25.八屆六中全會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舉行。鄧小平作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李富春作了《關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說明》。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關于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議》、《關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和《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會議期間（12月１日），毛澤東寫了《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的著名短文；12月６日，毛澤東還同有關同志談了宣傳工作問題。他提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要始終保持冷靜的頭腦，要實事求是，反對虛夸作風。

26.八屆七中全會

1959年４月２～５日在上海舉行，會議聽取了薄一波作的《關于第一季度工業生產情況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報告》,李先念作的《關于財貿工作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鄧小平作的《關于經濟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的說明》,李富春作的《關于準備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說明》。全會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關于人民公社的18個問題》的會議紀要和《關于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會議重點討論了：(1)人民公社問題，重申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2)1959年國民經濟草案；(3)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

27.八屆八中全會

1959年７月２日～８月16日在江西廬山舉行。７月２～15日，會議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著重討論毛澤東提出的19個問題，包括形勢、任務、體制、宣傳、綜合平衡、群眾路線、協作區關系、公共食堂、農村初級市場、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等問題。毛澤東在會議開始時講話，指出大躍進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綜合平衡，過去安排國民經濟的次序是重、輕、農,沒有執行《論十大關系》確定的序列。應當反過來，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輕工業和農業服務。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明確使用“農、輕、重”的概念，是對《論十大關系》的重要發展。７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７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因而在會議后期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８月１日，中央常委會上，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舊帳。８月２日～16日召集了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關于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關于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公報。

28.八屆九中全會

1961年１月14～18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八屆九中全會。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李富春作的《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聽取和討論了鄧小平作的《關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通過《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全會正式批準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建議國務院根據這一方針，編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全會號召全國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貫徹執行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全會還批準成立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六個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別加強對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其中，陶鑄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擔任華東局第一書記。

29.八屆十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八屆十中全會是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進行的。八屆十中全會討論了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并且通過了決定；討論了關于商業工作的問題，并且通過了決定。全會還通過了關于有計劃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決定。全會還決定加強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并且增選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全會增選陸定

一、康生、羅瑞卿三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決定撤消黃克誠、譚政兩同志的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八屆十中全會認為，我國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正確地處理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堅決地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八屆十中全會號召全國各民族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一切愛國人士，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更高地舉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光輝旗幟，鼓足干勁，努力增產節約，為爭取明年農業的豐收、為爭取國民經濟的新發展、為爭取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而奮斗。

30.八屆十一中全會

1966年８月１～12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后講了話。劉少奇的講話列舉了自十中全會以來的在國際、國內方面的一些工作，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８月５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８月７日，會議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子恢、薄一波等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８月８日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８月12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政治局常委；補選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政治局委員，李雪峰、謝富治、宋任窮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謝富治、劉寧一為書記處書記；候補中央委員遞補中央委員的有楊得志、韋國清、羅貴波、張經武、謝覺哉、葉飛；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楊尚昆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

31.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13～31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并講了話。會議批準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用偽證寫成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會議還通過了《關于九大代表產生的決定》和《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的決定》。會議還通過了候補中央委員遞補中央委員的人員名單：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張達志、韓先楚、潘復生、劉建勛、劉子厚、吳德、李大章。

32.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24日在北京舉行。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國2200萬名黨員。毛澤東主持大會開幕式并致開幕詞。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林彪代表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其中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大會還選舉了中央委員會。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33.九屆二中全會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在廬山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林彪一伙在會上通過稱頌毛澤東為“天才”的辦法，借以吹捧林彪，鼓吹要設國家主席，想以此達到其奪權的目的。8月24日，陳伯達在華北組宣講由他編選經林彪審定的《論天才》的材料，煽動華北組通過決議:堅決要求設國家主席。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一文，揭穿了“稱天才”的騙局，指出了他們在廬山搞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的陰謀和野心，指出不要再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從而挫敗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向黨發起的有組織、有預謀的進攻。為此，全會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全會批準了國務院關于全國計劃會議和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批準了中央軍委關于加強戰備的報告。

34.中共十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是在粉碎了林彪反黨集團，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路線取得偉大勝利，國內外大好形勢下召開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發揚民主，加強團結，集思廣益，共同努力，開得生動活潑，熱氣騰騰，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充分的準備。

在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毛主席對鄧小平同志早有過明確的全面的評價。這次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體現了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心愿。大會以極大的革命義憤聲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致通過把他們永遠開除出黨，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歷史的判決，人民的判決，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線斗爭。清除了“四人幫”，中國共產黨更加堅強、更加鞏固。

大會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一大將要總結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粉碎“四人幫”的重大政治和組織成果。大會將討論和通過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修改黨的章程和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并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繼往開來的大會，是中國走向大治的重要標志，在國內國際都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35.十屆二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舉行了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討論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成員的候選人名單，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會議選舉鄧小平同志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36.十屆三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同志主持了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并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同志出席了會議，也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一致通過《關于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全會完全擁護中央政治局根據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的關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這個決議，不僅對當時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穩定全國的局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對鞏固黨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中國繼續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具有偉大的深遠的意義。

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全會一致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全會對“四人幫”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表示極大的革命義憤。根據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據黨章規定，全會一致決議：

一、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二、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國民黨特務分子張春橋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三、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江青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四、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階級異己分子姚文元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全會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關于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完全贊同中央政治局為召開這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各項準備工作。

十屆三中全會鞏固和發展了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成果，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充分的準備。全會遵照毛主席“靠集體的政治經驗和集體的智慧”的教導，充分發揚了民主。全會自始至終在團結戰斗、生動活潑的熱烈氣氛中進行，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37.中共十一大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以后，在揭批江青集團進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復和整頓，廣大群眾渴望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面清理、撥亂反正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團結、堅持光明正大的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這次代表大會鞏固和擴大了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勝利成果，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必將成為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這次大會將作為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恢復和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的大會，而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史冊。

黨的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幫”后召開的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揭批“四人幫”的初步成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提出了到本世紀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在為動員全黨完成這個歷史任務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十一大”通過的政治報告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這就起了嚴重阻礙撥亂反正的消極作用。因而，從根本上說，黨的十一大未能從理論和黨的指導方針上完成撥亂反正的任務。

38．十一屆二中全會

1978.2.18-23在北京召開，這次中央全會的任務是，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的勝利召開，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

39.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口號，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的觀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后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這個偉大轉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是各方面撥亂反正的前提和先導。全會沖破了黨的指導思想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批評了“兩個凡是”的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從而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會議在充分肯定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在我國長期革命斗爭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時，著重強調要從科學體系上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兩個凡是”。否則，黨和國家就會失去生機，就要亡黨亡國。全會指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第二，全會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全會討論 并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全會決定根據黨的歷史經驗，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全體黨員和黨的干部，人人遵守紀律，是恢復黨和國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碼要求；強調黨中央和各級黨委要加強集體領導。全會針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壞的情況，指出：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壓制、打擊手段。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第三，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全會在討論華國鋒總理提出的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時，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搞好綜合平衡的要求。全會還討論了農業問題，認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整體來說還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才能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全會提出了當前發展農業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這個文件在經過修改和充實之后正式發布，接著一些重要的農業方面的文件相繼制定和發布施行，有力地推動了農村改革的進程。

第四，全會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歷史是非的撥亂反正。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討論了“文化大革命”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歷史問題。會議肯定了1975年鄧小平受毛澤東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績，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四人幫”干擾破壞進行的斗爭，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的革命性質，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文件”。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志所作的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全會增選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等9人為中央委員。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并選舉陳云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出的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沖破了“左”傾的觀念，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從過去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冶上、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將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引向健康發展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黨和國家歷史的新篇章，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40.十一屆四中全會

粉碎“四人幫”以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條戰線不斷取得重大勝利，實現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前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討論通過葉劍英同志代表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全會一致通過了葉劍英同志的講話。全會認為，葉劍英同志的講話，高度評價了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同志和他的親密戰友周恩來、朱德同志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功績，全面回顧了建國三十年來的戰斗歷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極左路線，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明確指出了進一步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精神的努力方向。講話稿在全會討論前曾在黨內廣泛征求意見，并在各民主黨派一部分負責人和一些無黨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見。這是一個對全黨全軍全國工作有長期指導意義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它的發表，將極大地鼓舞和激勵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上通過的這個決定草案，經過九個月來全國范圍的學習、討論和試行，深受億萬農民群眾的歡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會根據全國討論和試行情況，集中廣大群眾和干部的意見，對決定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我國農業現狀的分析、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部署，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是正確的;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適合我國現階段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的，是順乎民心的。全會相信，這個決定的公布和實行，對廣大農村干部進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鞏固和發展農村的大好形勢，加快農業發展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和極大的推動作用。

全會選舉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趙紫陽同志和中央委員彭真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全會認為，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第二篇：中共十七屆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七屆歷次中央全會 十七屆一中全會

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于2007年10月22日召開，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提名，通過了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批準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人選。

十七屆二中全會

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于2008年2月25至27日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在廣泛征求黨內外意見、反復醞釀協商的基礎上提出的擬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決定將這兩個建議名單分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和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推薦。全會審議通過了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提出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同意把《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

十七屆三中全會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于2008年10月9至12日召開，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回良玉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十七屆四中全會

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于2009年9月15至18日召開，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習近平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十七屆五中全會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于2010年10月15至18日召開，全會聽取和討論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會決定增補習近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十七屆六中全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于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李長春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全會審議并通過了《關于召開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黨的十八大于201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

第三篇：歷次黨代會

歷次黨代會 >>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后轉到嘉興南湖）舉行。

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舉行。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舉行。

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

中共五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蘇聯莫斯科舉行。

中共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全會

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行。

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歷次中央

中共十一大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三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舉行。

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四大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五大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六大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中共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舉行。歷次中央全會

第四篇：歷次黨代會

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5日到13日），提出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思想。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中共九大（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九大自始至終被強烈的個人崇拜和“左”傾狂熱氣氛所籠罩。它加強了林彪、江青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更加合法化。實踐證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中共十大（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這次大會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以后，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國各方面形勢有了好轉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十一大（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這次大會，是在揭批江青集團進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復和整頓，廣大群眾渴望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面清理、撥亂反正的情況下召開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這次會議是１９４９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轉折，是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次會議，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

提出的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解決了黨從１９５７年以來未能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揭開了以改革開放為主旋律的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

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路線。全會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中共十二大（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１日），正式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命題。（十五大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中共十三大（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１日），系統的論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中共十七大，對基本路線做了補充：由原來的“富強、民主、文明”改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中共十四大（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江澤民同志代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共十五大（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大會通過決議，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江澤民提出新三步走的戰略方針。中共十六大（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４日），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中共十六大報告第一次將“社會更加和諧”作為重要目標提出。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2004），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中共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大會的主題是：

高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將我們黨一貫所強調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則，科學地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指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

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正式載入黨章。三個有利于：

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針對一段時期以來，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此，三個“有利于”成為人們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三步走：

鄧小平1979年會見當時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提出的用于現代化發展戰略的一個概念。

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

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2000年，我們已勝利地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標，全國人民的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人均GDP達到848美元，實現了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下一步將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程度的現代化發展戰略第三步階段。新三步走：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鄧小平設計的“三步走”戰略，對第三步只作了一個大致的構想。現在，在走完前兩步目標的時候，把第三步目標和步驟進一步具體化，作出新的戰略規劃，是歷史的必然和現實的要求。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上指出：21世紀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個（2010）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2020）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2050）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共兩制：

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來華訪問的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基時說：“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三個代表：

江澤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廣東省考察工作時，從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如何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出發，首次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基本內容：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是我們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科學發展觀：

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并把它的基本內涵概括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

在黨的十七大上，胡錦濤總書記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的報告中提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性，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寫入黨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之一。

“以人為本”之所以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以人為本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以人為本，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古已有之。馬克思主義在科學闡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同時，也指明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規律，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人民群眾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創造了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從而第一次把以人為本的思想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基礎之上，成為指導無產階級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一項重要思想原則。

第二，以人為本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執政理念的集中體現。科學發展觀強調的以人為本，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與我們黨提出的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胡錦濤同志指出，相信誰、為了誰、依靠誰，是否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說，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發揮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來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始終是最緊要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

切，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帶領廣大人民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

第三，以人為本全面回答了科學發展觀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為誰發展、靠誰發展、發展成果如何分配，這是任何一種發展觀都必須回答和解決的基本問題。以人為本之所以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因為科學發展觀在對這些基本問題的回答上始終貫穿了以人為本的原則和理念。首先，在為誰發展上，科學發展觀強調堅持發展為了人民。其次，在靠誰發展上，科學發展觀強調堅持發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其三，在發展成果如何分配上，科學發展觀強調堅持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中共十六大報告第一次將“社會更加和諧”作為重要目標提出。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

基本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基本原則：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

第五篇：中共歷次黨代會總結

中共歷次重要會議

1、中共一大（1921.7.23-7.31；上海→嘉興南湖）：①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②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確定黨的奮斗目標是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③選出三人組成的中央局，陳獨秀為總書記。（代表12人，50多名黨員）

2、中共二大（1922.7.16-7.23；上海）：制定黨的革命綱領①最低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②最高綱領——實現共產主義；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是指引中國革命的偉大旗幟。（代表12人，195名黨員）

3、中共三大（1923.6.12-6.20；廣州）：討論了同國民黨合作的問題。①決定同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②共產黨員在統一戰線中必須保持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③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代表30多人，420名黨員）

4、中共四大（1925.1.11-1.22；上海）：著重討論了在新形勢下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促進革命高潮到來的問題。（代表20人，994名黨員）

5、中共五大（1927.4.27-5.9）；武漢：大會是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機的緊要關頭召開的。（代表80多人，57900多名黨員）

6、中共六大（1928.6.18-7.11；莫斯科）中心任務是總結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分析革命形勢，確定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統一全黨思想，發展革命力量。（代表84人，候補34人，4萬多名黨員）

7、中共七大（1945.4.23-6.11；延安）：①中心任務：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為測定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做準備。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代表547人，候補208人，120萬名黨員）

8、中共八大（1956.9.15-27；北京）：①中心任務：總結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②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代表1026人，候補107人，1073萬名黨員）

9、中共九大（1969.4.1-4.24；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間，無積極作用。

10、中共十大（1973.8.24-8.28；北京）：（代表1249人，2800萬名黨員）

11、中共十一大（1977.812-8.18；北京）：在粉碎四人幫后召開的，選舉華國鋒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代表1510人，3500萬名黨員）

12、中共十二大（1982.9.1-9.11；北京）：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代表1545人，候補145人，3965萬名黨員）

13、中共十三大（1987.10.25-11.1；北京）：①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②制定黨的基本路線③具體規劃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步驟。④決定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4600萬名黨員）

14、中共十四大（199210.12-10.18；北京）：大會作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即①抓住機遇，加快發展。②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③確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5100萬名黨員）

15、中共十五大（1997.9.12；北京）：①大會主題：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設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②展望了21世紀中國發展的目標。③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并且寫入黨章。④選舉產生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機構。⑤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代表2048人，5800萬名黨員）

16、中共十六大（2002.11.8-814；北京）：主題：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代表2134人，6600萬名黨員）

17、中共十七大（200710.15-10.21；北京）：主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人，7336.3萬名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