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喜訊┃韓國安城公司訴中國政府投資仲裁案裁決發布,中方完勝!

喜訊┃韓國安城公司訴中國政府投資仲裁案裁決發布，中方

完勝！

中方勝訴

2017年3月9日，“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項下的仲裁庭就韓國安城公司訴中國政府投資爭端案發布裁決，駁回安城公司的仲裁請求。

商務部條約法律司負責人就此發表談話指出，安城案是中國政府作為當事方首個進入仲裁階段的國際投資爭端，仲裁庭在投資者的訴訟時效、最惠國待遇條款的適用范圍等重要法律問題上支持了中方立場。中方對仲裁庭的條約解釋和最終裁定表示歡迎。

該負責人進一步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堅定地維護自身在國際條約項下的權利。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致力于擴大對外開放，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努力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案件經過

2014年5月19日，韓國安城住宅產業有限公司向中國政府送達仲裁意向通知。2014年10月7日，安城公司以中國政府作為被申請人，在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提起國際投資仲裁。2014年11月4日，ICSID正式立案，案件名稱為“Ansung Housing Co.，Ltd.v.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案號“No.ARB/14/25”。這是中國政府在ICSID被訴的第二起案件。但第一起案件Ekran案未進入審理階段。2015年2月，申請人指定澳大利亞國籍的 Michael C.Pryles為仲裁員，中方指定的仲裁員為加拿大國籍的 J.Christopher Thomas，后于2016年7月替換為荷蘭籍的Albert Jan van den Berg。2016年9月2日，ICSID制定美國籍的Lucy Reed為首席仲裁員。仲裁庭隨即組成。2016年9月15日，中方向仲裁庭提出ICSID公約第41（5）條下的異議，主張安城公司的訴請“法律上明顯道理”。隨后，安城公司就中方的異議發表了兩輪意見，中方對安城的評論發表了一輪意見。

2016年12月14日，仲裁庭在新加坡召開第一次會議和第41（5）條的聽證會。

2017年2月15日，仲裁庭宣布結案。事實背景

據安城公司訴稱，2006年，安城與江蘇省射陽縣相關部門簽訂合同，意欲在當地建造并運營一座高爾夫球場；地方政府承諾分兩期提供3000畝土地給安城建造27洞高爾夫球場及俱樂部，并保證不在相關地區為其他企業頒發建造高爾夫球場的許可。在該公司建成18洞球場后，地方政府拒絕提供第二期的1500畝土地。此外，地方政府還未能制止一家中國企業在沒有許可的情況下在附近地區建造高爾夫球場的行為。在球場無法實現盈利的情況下，安城公司于2011年10月以120萬美元的低價將所有權利轉讓給某中國企業，從中國撤資。裁決及其理由

ICSID公約第41（5）條規定，在仲裁庭組成后30天內、第一次會議舉行之前，被申請人可以提出申請人的訴請在法律上明顯沒有道理的異議；仲裁庭應當在第一次會議上或之后迅速就異議作出決定。（關于第41（5）條的規則和案例，請見任清：ICSID仲裁簡易程序的規則和實踐）三年時效

本案中，中方提出第41（5）條異議的理由是，安城公司至遲在2011年10月之前已經知悉或應當知悉其受到損失，而2014年11月4日ICSID立案之時已經超出了三年訴訟時效。安城公司則辯稱，其到2011年12月才知悉其受到損失，同時三年訴訟時效的截止日期應當是提交仲裁意向通知的日期（2014年5月）或者提交仲裁申請書的日期（2014年10月），因此其仲裁申請并未罹于訴訟時效。

就訴訟時效問題，中國與韓國于2007年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韓BIT）第9條第7款規定如下：盡管存在本條第三款的規定，如果從投資者首次知道或者應該知道其受到損失或損害之日起已經超過三年，則投資者不能根據本條第三款提起請求。關于三年期限的起始日，仲裁庭指出，基于安城公司仲裁申請書中的相關表述，例如“2011年10月，安城不得不出售其在射陽縣的全部投資，以避免進一步損失”、“2011年10月，安城公司別無選擇，只能以遠低于投資的價格將球場轉讓給一個中國買家”等，安城公司在2011年10月之前已經知悉其遭受損失。仲裁庭進一步駁回了安城公司提出的其在2011年12月完成股權轉讓之時才知悉受到損失的主張。仲裁庭表示，安城公司無視了中韓BIT第9條第7款中的“首次”一語；正如其他ICSID裁決所指出，只需要申請人知悉損失已經或將要發生即可，不需要其知悉損失的準確程度。仲裁庭的結論是，雖然無法確認具體日期，但可以合理推定安城公司在2011年夏末或秋初已知悉損失的發生。

關于三年期限的截止日，仲裁庭認為，“提起請求”在本案中指的是向ICSID提起仲裁請求。一方面，安城公司主張的其于2011年5月向中國政府提交仲裁意向通知這一時間點不構成“提起請求”。另一方面，中方主張的“提起請求”的時間點是ICSID立案日期也缺乏依據，因為立案日期晚于申請人提出仲裁申請的日期，而且“提起請求”的日期不能取決于具有不確定性的立案日期。仲裁庭最終認定的“提起請求”日期為安城公司向ICSID提交仲裁申請書的2014年10月7日（電子版）或8日（紙質版）。

鑒于安城公司于2011年10月之前（夏末或秋初）已知悉其受到損失，而到2014年10月7日才提出仲裁申請，仲裁庭裁決其請求超出了三年時效。最惠國待遇條款

安城公司的另一抗辯理由是，中國對外締結的大多數BIT沒有規定時效，因此基于中韓BIT第3條第3款——最惠國待遇條款，安城公司的請求不受三年時效的限制。

中方則表示，中韓BIT第3條中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不適用于投資者-東道國解決，包括不適用于時效。

仲裁庭基于中韓BIT第3條第3款、第1款的文字認為，該條中的最惠國待遇僅適用于投資的“擴張、運營、管理、維持、使用、享有、銷售和其他對于投資的處理”方面，不適用于東道國對投資仲裁的同意（包括不適用于時效）。同時，該條第5款規定在“尋求司法機關或者行政機構、主管機關的救濟”方面應給予最惠國待遇，這也反證在投資者-東道國仲裁方面未給予最惠國待遇。裁決結果

仲裁庭最終裁決如下：

駁回安城公司的全部仲裁請求；

判令安城公司承擔全部仲裁費用（仲裁員費用和ICSID秘書處費用，合計13.9萬美元）；

并承擔中方75%的費用和支出（共向中方支付0.5萬美元+26.7萬歐元+138.8萬人民幣，利息另計）。簡評

本案是中國政府在ICSID被訴的第二起案件，也是進入仲裁階段的第一起案件。對于中方來說，本案結果可以稱為：干凈、利落、完勝！

站在法律人角度，我們首先可以從本案涉及的兩個實體法律問題進行評析。第一，本案仲裁庭重申，時效的起算點是申請人首次知悉或應當知悉其受到損失之日，而不是其知悉損失的程度或準確金額之時；截至日是申請人向ICSID提交仲裁申請日之日，而不是提交仲裁意向通知之日或者ICSID立案之日。第二，中韓BIT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不適用于投資者-東道國解決。但對這些條約解釋系立足于中韓BIT的文本，基于投資協定“碎片化”的現實情況，并不必然能適用到中國政府或中國投資者今后的仲裁案件。

其次，從程序上看，本案從2014年11月立案到2016年9月完成組庭，中間歷時近兩年之久。相比其他一些案件，程序推進較為緩慢，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表明中方應對策略的成功。中方善于運用第41（5）條的初步異議程序，也顯示出經歷WTO爭端解決案件的長期歷練，中國政府（在律師協助下）也具備應對投資爭端案件的能力。

最后，中國律師在本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示中國律師未來在國際投資仲裁中包括代理中國投資者起訴外國政府案件中具有扮演更大角色的潛力。事實上，在案件最初階段，中國律師就初步提出了以時效為由提出第41（5）條異議的思路；在磋商階段，中國律師協助政府搜集、整理了大量事實性文件、資料，并協助中國政府與安城公司進行了多輪磋商或溝通。后記

從2015年初到2016年初，筆者參與了本案代理工作。作為本案律師團隊的成員之一，筆者非常高興地看到中國政府取得完勝，同時也借此機會向為本案付出心血的政府工作人員和中外律師致以敬意！《投資仲裁觀察》由從事ICSID/WTO爭議解決的律師創辦，內容包括投資仲裁最新案例、投資協定發展趨勢、外國投資立法動態等。歡迎您的關注與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