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半月時談：扶貧深處是賦權

扶貧的難度愈來愈大，扶貧的標準也愈來愈高。當初的救濟性扶貧雖然有立竿見影成效，但救濟的終結常常就是返貧的開始。后來的開發性扶貧有利于借助本 土資源培植現代產業，但也容易滋生資源掠奪經營透支生態環境的隱患。在“輸血”、“造血”之外，我們還當有新的視角和新的思維。

扶貧深處是賦權。賦權性扶貧著力的是以貧困人群為主體，激發他們的自主意識，提升他們的行動能力，拓展他們的發展自由，保障他們的公平權益。

當務之急，就是幫助貧困人群普及自主參與的機會，提升向上流動的能力，搭建社會合作的網絡。

誰是主體?誰的發展?這是扶貧工作的首要問題。

水電路三通，這是貧困地區改變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區，一頭肥豬要八九個人抬，走兩三個小時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賣不出，一頭羊趕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還是難上加難。或是強求地方資金匹配，或是抱怨財政沒錢。如何打通發展經脈滿足 貧困農戶基本的權益訴求? 移民式搬遷，這是傳統就地扶貧方式的路徑突破。但是，應否搬遷?搬往何處?還得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還在從事耕種養殖的，和已經進入二三產業并在城鎮 有一定立足基礎的不一樣，土地貧乏、條件艱苦、信息閉塞的，和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具有特色產業基礎的也不一樣，不可強求一律，更不可僅僅為了完 成“農村新社區”“新型城鎮化”考核指標，就一廂情愿搞搬遷大躍進。“挪窮窩”是為了“拔窮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業門路、發展機會?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見人住”，已經敲響警鐘。

產業化推進，這是加快脫貧致富的堅實支撐。但是，這應是農民的自主行動，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攬。參與式扶貧正是以賦權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產業建 設中，讓扶貧對象全面介入全程參與，賦予他們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直接參與項目的制定、執行、監測和評估，讓農民從被動的受益者真正轉變成為 積極的建設者。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對這片鄉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體味，一旦有了自主權，自己推進投資項目，自己規劃村莊發展，就會迸發出充足的干 勁和無窮的智慧。

貧困群體要脫貧致富，就要努力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靠什么流動?健康，知識，能力。政府的責任，就是幫助他們提高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就業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打開孩子們通過學習成長、青壯年通過多渠道就業改變命運的寬廣通道,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

健康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資產。一場疾病襲來，就是一場災難降臨，沉重的治療費用會像一座大山壓垮一個家庭。這里有疾病預防普查的大片盲區，有醫療保 健質量的城鄉鴻溝。雖然絕大多數貧困群眾都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但由于一些偏遠山區就醫困難，這一政策福利有時還難以陽光普照。在鄉村社會老齡化問題更加 嚴重醫療資源空心化現象更加凸顯的今天，如何順利地跨越這片盲區、這道鴻溝? 教育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權益。最直接的是職業教育，開展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農民就業能力。最根本的還是素質教育。自然，教育的意義未必就是上大學，賺大錢，做大官。它的真正價值是改變人，是轉換發展觀念，是解放每一個人矚目未來的夢想，是助益每一個人健康成長的公平。教育于貧困人群尤顯重要。它可以 激勵人們去重新認識自己，增強自信，融入社會。解決貧困鄉村的教育公平，更緊迫的還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傾斜，而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是鄉村學校的分類 發展和留守教師的福利保障。

有學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機會。確實，構建社會合作的網絡，這是壯大農民力量的根本途徑。

我們常常困惑產業扶貧的兩難：幫貧，一時難見成效;扶富，先富難帶后富。我們也常常埋怨貧困人群的懶惰：總是指望政府救濟補貼、投錢建棚，“等靠要”已成頑癥。兩難怎么解?頑癥如何治?鼓勵互助合作是一條出路。

分散的小農只有組織起來，加強社會融入，形成集體行動能力，才能擺脫生活的黯淡，生長發展的自信，才能激發自力更生和積極求變的意識，更好地維護和 實現自己的利益。記者在湖南桂東采訪時就看到，當地堅持創新產業扶貧機制，在產業基地建設中，政府與龍頭公司合作，采用扶貧資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紅，三年后根據實際收益分配。農民很愿意，收效很明顯。

賦權式扶貧，是扶貧模式的轉換，也是扶貧視角的創新。它著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發展自由的開拓;不只是經濟增長指標的變化，而且是社 會公平正義的建設;不只是保障貧困人群共享改革發展收獲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會底層普及改革發展帶來的機會。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表達，就是“聚焦于人們去過他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以及去擴展他們所擁有的真實選擇的能力”。

近年來，政府對扶貧工作高度重視、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沒有帶來明顯的效果，一些扶貧項目不接地氣、不做周密的計劃，只管把資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視。有農民甚至反映：扶貧項目，搞啥虧啥，農民都怕了。

“頭年一哄而上，來年一拍兩散”

在西部某地，為幫助群眾脫貧，一度興起養兔熱，政府整合各類資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欄接近40萬只，但市場行情急劇變化，短短5年時間，產業規模已萎縮到不足7萬只。不少養殖戶血本無歸，多年緩不過勁來。

為啥政府投入巨資，幫助群眾打造的富民項目卻成了“傷民產業”?當地干部反思道，產業培育只重視生產環節，對產品深加工、營銷、市場信息預警等產業鏈建設“缺課”嚴重，結果是投入越多、產量越大、風險越高。農民增產不增收，反受其累。

無獨有偶，某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曾品嘗相似的苦果。縣里曾鼓勵農民種黃連，高峰期黃連種植面積近4萬畝，年產量1萬多噸。雖然產業粗具規模，但由于沒有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黃連原料被外地企業收購，貼牌銷售。加之最近幾年黃連價格波動劇烈，種植的貧困戶受惠并不多。

“產業扶貧是農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資源，科學規劃，打造有競爭力的產業鏈條，盲目上馬，可能會起反作用。”當地農業干部說。“?頭年一哄而上，來年一拍兩散?，政府投了不少錢，可看不到啥效果。”記者在一個貧困村蹲點時，村支部書記說，最近10多年，縣里、鄉里干部來規劃產業發展，先后搞過獼猴桃、柑橘、高山蔬菜、毛豬等不下7項產業，但搞啥虧啥，農民都怕了。“農民不想搞也得搞”

富農項目之所以成了“傷民產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習慣行政主導，忽略群眾意愿和市場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脫貧”中，硬性規定70%的資 金必須用于產業發展，其余的30%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記者采訪發現，政府要求大部分資金用于產業，是認為現在農村基礎設施有了很大改善，農民還沒富起來，是產業沒跟上。

“這種剛性切分資金的要求，看似沒錯，實際不接地氣。”有基層干部說，在一些貧困地區，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仍然是制約地區發展、農民增收的關鍵原因。沒有基礎設施，談不上產業發展。

同時不少農民也不愿意搞產業，這有三個原因，一是從以往產業發展情況看，效果不是太好，農民看不到致富希望;二是貧困村農民知識水平、素質達不到產業發展的要求;三是貧困地區大多地處偏遠、人口大量外流，產業發展缺勞力、缺人才、缺資金，難度很大。

“搞產業?看起來很美?，實際上何其難也。現在農村是?386199部隊?，土地是?雞窩地、巴掌田?、金融還不配套。貧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貧瘠，村子也空了，10戶人家走了六七戶。”一位基層干部說，政府要求大部分錢必須搞產業，大伙兒想破了頭，也不知道該搞啥。最后產業沒搞起來、基礎設施也沒改 善。有的干部說，由于上級部門硬性劃定了扶貧資金流向，“只能往東、不能往西，農民不想搞也得搞，有的就做成了表面文章”。“樹苗到戶、種子到戶”就是精準扶貧?

傳統的扶貧方式，資源雖然到了貧困鄉鎮、貧困村，但得到這些資源的最終可能不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家，容易出現“扶強難扶弱、幫富不幫窮”的問題，因此 這些年，到人到戶精準化扶貧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在一些地方，扶貧說是有了新思路，辦法還是老辦法，扶貧資源看似到了人頭，效果卻不行，依然還是“假把 式”。

記者在基層采訪，了解到這么一個故事，某貧困村實施一項產業到戶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種子)免費發給貧困戶，村里還打印了種植技術指 導，讓農民發展產業。對這種到戶扶貧，農民并不買賬，“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74歲的農民說，自己患有高血壓、冠心病，鋤頭掄不了兩下就 犯累，哪有力氣搞上面安排的特色農業!扶貧“扶強難扶弱”讓貧困群眾詬病，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扶貧資金使用照顧情緒、平攤均分。某貧困村在“整村脫貧”中，規劃500畝魔芋，每畝一次性補助200元。由于種魔芋才能得補助，當年規模確實上來了。但村里摘掉貧困帽后，扶貧補助款沒了，農民積極性也就沒了，現在魔芋種植面積剩下不 到100畝。

這個村的干部后來反思說：“基層工作，講究一碗水端平，平攤均分看似公平，但扶貧效果打折扣。農民人均土地只有1畝多，補助像胡椒面一樣撒在每人頭上。大伙兒都想得，一窩蜂上，卻沒有真正的積極性，長遠看起不了啥作用。”

第二篇：半月刊時談：扶貧深處是賦權

扶貧的難度愈來愈大，扶貧的標準也愈來愈高。當初的救濟性扶貧雖然有立竿見影成效，但救濟的終結常常就是返貧的開始。后來的開發性扶貧有利于借助本 土資源培植現代產業，但也容易滋生資源掠奪經營透支生態環境的隱患。在“輸血”、“造血”之外，我們還當有新的視角和新的思維。

扶貧深處是賦權。賦權性扶貧著力的是以貧困人群為主體，激發他們的自主意識，提升他們的行動能力，拓展他們的發展自由，保障他們的公平權益。

當務之急，就是幫助貧困人群普及自主參與的機會，提升向上流動的能力，搭建社會合作的網絡。

誰是主體?誰的發展?這是扶貧工作的首要問題。

水電路三通，這是貧困地區改變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區，一頭肥豬要八九個人抬，走兩三個小時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賣不出，一頭羊趕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還是難上加難。或是強求地方資金匹配，或是抱怨財政沒錢。如何打通發展經脈滿足 貧困農戶基本的權益訴求? 移民式搬遷，這是傳統就地扶貧方式的路徑突破。但是，應否搬遷?搬往何處?還得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還在從事耕種養殖的，和已經進入二三產業并在城鎮 有一定立足基礎的不一樣，土地貧乏、條件艱苦、信息閉塞的，和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具有特色產業基礎的也不一樣，不可強求一律，更不可僅僅為了完 成“農村新社區”“新型城鎮化”考核指標，就一廂情愿搞搬遷大躍進。“挪窮窩”是為了“拔窮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業門路、發展機會?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見人住”，已經敲響警鐘。

產業化推進，這是加快脫貧致富的堅實支撐。但是，這應是農民的自主行動，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攬。參與式扶貧正是以賦權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產業建 設中，讓扶貧對象全面介入全程參與，賦予他們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直接參與項目的制定、執行、監測和評估，讓農民從被動的受益者真正轉變成為 積極的建設者。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對這片鄉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體味，一旦有了自主權，自己推進投資項目，自己規劃村莊發展，就會迸發出充足的干 勁和無窮的智慧。

貧困群體要脫貧致富，就要努力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靠什么流動?健康，知識，能力。政府的責任，就是幫助他們提高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就業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打開孩子們通過學習成長、青壯年通過多渠道就業改變命運的寬廣通道,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

健康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資產。一場疾病襲來，就是一場災難降臨，沉重的治療費用會像一座大山壓垮一個家庭。這里有疾病預防普查的大片盲區，有醫療保 健質量的城鄉鴻溝。雖然絕大多數貧困群眾都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但由于一些偏遠山區就醫困難，這一政策福利有時還難以陽光普照。在鄉村社會老齡化問題更加 嚴重醫療資源空心化現象更加凸顯的今天，如何順利地跨越這片盲區、這道鴻溝? 教育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權益。最直接的是職業教育，開展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農民就業能力。最根本的還是素質教育。自然，教育的意義未必就是上大學，賺大錢，做大官。它的真正價值是改變人，是轉換發展觀念，是解放每一個人矚目未來的夢想，是助益每一個人健康成長的公平。教育于貧困人群尤顯重要。它可以 激勵人們去重新認識自己，增強自信，融入社會。解決貧困鄉村的教育公平，更緊迫的還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傾斜，而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是鄉村學校的分類 發展和留守教師的福利保障。

有學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機會。確實，構建社會合作的網絡，這是壯大農民力量的根本途徑。

我們常常困惑產業扶貧的兩難：幫貧，一時難見成效;扶富，先富難帶后富。我們也常常埋怨貧困人群的懶惰：總是指望政府救濟補貼、投錢建棚，“等靠要”已成頑癥。兩難怎么解?頑癥如何治?鼓勵互助合作是一條出路。

分散的小農只有組織起來，加強社會融入，形成集體行動能力，才能擺脫生活的黯淡，生長發展的自信，才能激發自力更生和積極求變的意識，更好地維護和 實現自己的利益。記者在湖南桂東采訪時就看到，當地堅持創新產業扶貧機制，在產業基地建設中，政府與龍頭公司合作，采用扶貧資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紅，三年后根據實際收益分配。農民很愿意，收效很明顯。

賦權式扶貧，是扶貧模式的轉換，也是扶貧視角的創新。它著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發展自由的開拓;不只是經濟增長指標的變化，而且是社 會公平正義的建設;不只是保障貧困人群共享改革發展收獲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會底層普及改革發展帶來的機會。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表達，就是“聚焦于人們去過他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以及去擴展他們所擁有的真實選擇的能力”。

第三篇：半月時談：大數據發力,監管醫保騙保及過度醫療

“大數據治國”戰略已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醫療、公交、氣象、食品安全、防災減 災等被認為是具有大數據基礎的政府治理領域，以這些領域為突破口，可以帶動公共服務的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隨著醫保覆蓋面不斷擴大，騙取醫保基 金及過度醫療問題多發，為此，浙江省2014年以來通過建立信息化的“智慧平臺”，加強對醫療服務行為的監管，實現了醫保監管方式的重大轉變。

騙保多發 花樣不少

當前，醫保欺詐的形勢相當嚴峻。藥店賣生活用品、倒賣醫保藥品賺取差價已是“小兒科”手段，醫保欺詐的數額越來越大，手段也不斷花樣翻新。“騙保不再僅僅是個人行為，不少醫藥機構也加入了騙保套現的行列。”浙江省醫保中心主任卞正法說。

舟山市一家眼科醫院打著“光明行·免費義診”的旗號，吸引大批病人就診。浙江省醫保部門組織的專項檢查發現：從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6 日，該院白內障手術病人300人次，發生醫療費用164.76萬元，涉及醫保基金98萬余元。而這家醫院實際上是通過虛開化驗單、偽造住院病歷等手段將門 診進行的白內障手術，以住院形式刷卡結算，大量套取醫保基金。

近年來，此類涉及范圍較廣、金額較大的騙保行為，不斷浮出水面。浙江省2014年組織了為期6個月的醫保反欺詐“亮劍”專項行動，包括核查大額報銷 票據、檢查定點醫療機構、巡查定點零售藥店、排查門診醫療費較高人員等6項主要內容。截至2014年12月中旬，僅杭州市就有近200家醫藥機構因為冒名 就診、掛床住院或利用社會保障卡非法牟利等行為受到處罰。

卞正法告訴記者，有的犯罪團伙以醫療機構為活動場所，以參保病人為目標人群，提供制售虛假發票騙保的“一條龍服務”。義烏市的王某從朋友那里學到這 個“發財路子”后，先后多次利用虛假的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等醫療機構的發票，騙取醫保基金55萬余元。據相關部門統計，浙江全省醫療保險參保人員有5000多萬，定點醫療服務機構6000多家(不含藥店)，年就診人次高達4億，醫保基金年支出600多億。“面對海量的數據、信息，如果仍像過去那樣依靠人工手段審核，發現問題無疑像大海撈針。”有專家表示。大數據全程監控

為遏制騙保案件頻發及過度醫療問題，浙江省在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通過信息化手段，建立起“智能化”的長效管理機制。

——5000萬參保人信息整合，走遍全省一張卡。以往新農合醫保報銷都是先自費，再通過發票手工操作報銷，信息上的滯后統計使不法分子能夠在不同醫院，以醫保的價格囤積大量同類藥品，再以市場價售出，在套取現金的同時賺取差價。2014年9月，浙江省實現居民醫保與新農合的合并統籌管理，全省5000多萬居民只要有一張社會保障卡，就能在省內定點醫療機構看病就醫，并且能 夠實時結算。“參保人信息的整合是實現智慧管理的第一步，統一報銷標準、提高信息化程度是大數據監管的基礎。”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醫保處處長王平洋表示。

——醫保醫師“一人一碼”，規范準入和退出機制。“病人的大部分醫保基金，都是通過醫生的處方用出去的，只有管理好了醫保醫師，才能真正管好老百姓 的救命錢。”王平洋介紹說，違規開大處方、超量配藥、跨科室跨病種配藥等違反醫保管理規定的行為都會被“記錄在案”，扣完了分數的醫生必須重新參加醫保政 策培訓，通過考試后才能恢復行醫資格。

同時，建立醫師準入和退出機制。醫保經辦機構可以中止或解除醫保醫師服務協議，情節嚴重的可注銷其服務編碼，省內五年內不與其簽訂醫保醫師服務協 議。“由于現在大部分正規醫療機構都是醫保定點醫院，這樣相當于該醫生在省內不會有正規單位聘用了。” 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宣傳教育中心副主任諸葛曉榮說。

——智能審核，醫生身后有“電子眼”。病人在醫院看個感冒，常常會要求醫生“您順便幫我開兩盒降血壓的藥吧”，以往醫生都會順手幫病人這個“小 忙”，但是有了醫保監管平臺后，再這么做電腦就立刻會跳出警示語——違規操作。浙江省組織專家制定了首批60個門診常見病診療用藥規范。“生什么病，用什 么藥，大概需要多少費用都在監管平臺上有規定。”王平洋說，有了這個智慧系統，就像是在醫生身后安裝了“電子眼”，時刻規范醫生的行為。

醫保監管平臺還運用大數據，按照預先設定的規則參數，對醫院上傳的結算數據逐一檢查，篩選并標記出可疑數據。“智能審核系統徹底改變了對海量信息逐一審核的傳統方式，轉變為從可疑信息中發現問題，提升了審核效率。” 卞正法表示。異地醫保更需“大數據一盤棋”

不過，浙江通過“智慧平臺”實現醫保監管方式重大轉變的同時，也遭遇了一些需要上級部門協調幫助才能破解的難題。例如異地醫保欺詐難題，就不是浙江以一省之力所能徹底解決的。

2014年上半年，浙江省醫保中心工作人員多次奔赴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追查大額報銷票據的真實性。“事前要與外地醫療機構取得聯系，得到其配合，發現發票造假情況后，還要向公安部門報案。異地追查牽涉多地多部門，工作難度很大。”卞正法說。

采訪中，相關人士建議，國家衛生計生委或者人社部可以考慮建立一個醫療票據全國協查系統，通過掌握及時、準確、有效的數據，并做好數據挖掘和分析處理，進而對醫保欺詐行為做出快速準確的判斷和決策，堵上異地就醫騙保的“漏洞”，降低工作人員核查的成本。

杜絕藥店售賣非醫保用品也一直是各地醫保監管部門的“老大難”，安裝攝像頭、不定期突擊檢查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王平洋認為，最有效的措施應是跟 互聯網相關——對藥品實行電子碼監管，把所有藥品的信息數據都放在一個分門別類的“貨架”里，“每一盒藥品在出廠時都有唯一的電子碼，進入流通環節后，批 發、入庫、采購、零售都通過掃碼完成，就跟快遞一樣，到哪一個環節實時顯示，透明的追蹤能夠關閉串換、倒賣藥品的一扇門，大數據呈現的開放、平等、共享特 征充分實現。”

此外，醫保管理人員的思維也需要轉變。互聯網思維最重要的一點是重視客戶體驗。對于醫保監管部門而言，醫療機構、醫生、病人都是“客戶”，以往“我 出文件你執行”的傳統管理思路難以應對監管的新形勢，也無法調動醫務人員控費控藥的積極性。王平洋等認為，未來應寓監管于服務之中。“雖然監管更嚴格細致 了，但老百姓和醫生應該感受到的是看病更方便、報銷更快捷、基金使用更透明。”

第四篇：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三權分置”是重大制度創新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三權分置”是重大制度創新

中辦、國辦前不久印發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中的相關政策，采訪了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他說，《意見》闡述的“三權分置”改革是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制度創新、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領會《意見》精神，通俗地講，就是準確把握32個字：“三權分置，確權登記，有序流轉，適度規模，家庭基礎，農民自愿，農地農用，鼓勵種糧。”

從“兩權分置”過渡到“三權分置”，是巨大的政策飛躍。韓長賦介紹，三權分置，就是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實現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

我國實行農戶承包經營，土地集體所有權與農戶承包經營權實現了“兩權分置”，這是我國農村改革的重大創新。當前，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大量勞動力離開農村，農民出現了分化，承包農戶不經營自己承包地的情況越來越多。順應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這是我國農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創新。

韓長賦表示，從“兩權分置”過渡到“三權分置”是巨大的政策飛躍。“‘三權分置’是引導土地有序流轉的重要基礎，既可以維護集體土地所有者權益，保護農戶的承包權益，又能夠放活土地經營權，解決土地要素優化配置的問題；既可以適應二三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讓農村勞動力放心轉移就業、放心流轉土地，又能夠促進土地規模經營的形成。”

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土地流轉的前提是農民自愿

家庭基礎，是指要在穩定家庭經營基礎上培育新型經營主體。韓長賦說：“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生產中的基礎性地位，是由農業自身特性所決定的。家庭經營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國農業最基本的經營形式。也就是說，我們在支持各類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發展的同時，不能忘了仍占大多數的普通農戶。”在此基礎上，國家鼓勵土地經營權向種田能手流轉，大力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打造傳統承包農戶的“升級版”，加快構建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立體式復合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

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土地流轉的前提是農民自愿

農民自愿，就是要充分尊重農民意愿。農民是承包地的主人，搞好土地流轉，必須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不能為了追求農業規模的快速擴大，而侵害農民權益。制定出臺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的政策措施，一定要在政策“引導”上而不是行政“推動”上下功夫。“要切記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農民家庭，土地是否流轉、價格如何確定、形式如何選擇，應當由承包農戶自主決定，村級組織和基層政府都不能越俎代庖。”韓長賦表示。

堅持農地農用的底線，鼓勵種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農地農用，就是要堅守農地農用的底線。韓長賦說，耕地紅線要嚴防死守，必須嚴格落實耕地保護責任制。改造傳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工商資本進入農業是必要的，也是鼓勵和歡迎的。但工商企業進入農業，應主要在產前產中產后提供服務和發展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現代種養業，把一般種養環節留給農民，與農民形成利益共同體，不一定都要大面積直接租種農戶承包地，尤其不能觸碰土地“非農化”的底線。“老板下鄉，應是帶動老鄉，而不是代替老鄉。”韓長賦指出，要加強對工商企業下鄉租賃農戶承包地的準入監管，加強土地流轉用途管制，嚴禁借土地流轉之名搞“非農化”建設。

鼓勵種糧，就是要重點支持糧食規模化生產。怎樣才能端牢飯碗？怎樣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韓長賦認為，一方面，要嚴守耕地紅線，確保農地農用；另一方面，要提高種糧效益，保護和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

第五篇：半月刊時談：勞動法二十年,變革是時候了

1995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正式施行，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 年里，勞動法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維護勞資雙方和諧關系、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口紅利的消減和新生代農 民工的壯大，勞動法也越來越顯出它與時代不相適應的地方。二十年，中國已發生巨變，勞動法或許也到了改變的時候。

提升勞動爭議處理效率

“勞動力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和勞資關系和諧，勞動爭議處理效率應高于普通民事案件，但現實狀況不容樂觀。”全國總工會法律部勞動爭議處處長黃龍說。

據了解，現在不少時候勞動爭議與勞動違法相混同。本應通過勞動監察快速有效查處的不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拒付經濟補償金、不繳社會保險、女職工權益受侵害等勞動違法案件，很多未經勞動監察查處而由職工個人走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來解決。

而勞動爭議處理環節多，一些案件處理周期長，效率低，給勞動者帶來極大負擔。現行法律規定，普通勞動爭議可以經過仲裁、民事訴訟一審、二審三個程序;工傷等特殊勞動爭議可以經過工傷認定、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一審、二審、勞動爭議仲裁、民事訴訟一審、二審七個程序。

“盡管制度設計考慮到了勞動爭議快速處理問題，如簡單、小額勞動爭議?一裁終局?。但因為資強勞弱，如果有用人單位惡意窮盡勞動爭議?一裁兩審?所 有程序以達到拖垮勞動者的目的，勞動爭議處理時間將大大延長，增加勞動者維權的成本，許多勞動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利。”黃龍說。現實中，這樣的案例很多，特別是一些工傷案件拖上三五年，極端的個案有七八年，甚至更長。遲來的正義光芒減損，更何況有的勞動者并沒有等到正義。專家認為，現行勞動爭議處理包括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等環節，在此基礎上對之進行健全完善，建立一個有機統一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十分必要，也是可 行的。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韓旭說，應提高勞動仲裁的權威，同時加強仲裁和訴訟的銜接，簡化流程，高效、便利地處理勞動爭議。

黃龍還建議，應設立專門的勞動案件審判機構或審判組織，專業化地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這既符合審判工作專業化的發展趨勢，有國際經驗可以參照，也是我國快速、便捷地審結越來越多勞動案件的現實需要。”黃龍說。保障集體協商工資權利

“市場經濟中，勞動力是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勞動力價格則是價格體系的核心，因此勞動力價格即工資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說，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首先完善工資形成機制。

在現實環境下，相對于資方來說，個體勞動者基本都處于弱勢地位，不具有與資方進行對等談判的能力，因而他們往往選擇采取集體行動，以實現自己對工資的訴求。如今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減，這種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勞方由個體向集體轉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黃樂平說，為了適應這一趨勢，我國開始推行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制度，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面臨一些問題。

當前，作為集體合同協商主體一方的工會力量不夠強大，一些企業甚至沒有建立工會，影響集體合同的訂立。同時，有些企業雖然實行了集體合同制度，但集體合同制定不規范，或流于形式，不具有可操作性，或缺乏針對性，僅是法律條文的生搬硬抄。

與這些現實問題相對照的是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韓旭說，雖然我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都有條文涉及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但規定比較籠統，可操作性不強，甚至相互之間存在沖突，缺少協商程序、法律責任、爭議處理等細節內容。

另外，集體合同的專門立法主要是部門規章，如《集體合同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等，雖然規定的集體合同體系較為完善，內容較具體，但法律位階低，效力不夠。

“總的來說，我國集體協商、集體合同立法已落后于社會需求，不能有效地解決現實問題，應提高法律規范層次，盡快出臺集體合同法。”韓旭說，集體合同 法屬于特別法，制定應以勞動法為指導;勞動合同法調整個別勞動關系，集體合同法調整集體勞動關系，它們是勞動法中合同制度的兩大基石。以法律全面保障勞動者權益

我國勞動法制定于1994年，當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數量上仍處于絕對優勢。20年過去，企業類型、勞動關系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勞方與資方的矛盾開始顯露，一些地方甚至發生集體停工事件。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周曉光認為，我國勞資沖突事件頻發首先是由于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在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轉 變、工資水平普遍上漲、就業結構轉變，導致工人議價能力提高。而企業雇主長期以來采取的低成本競爭策略和粗放的管理方式，具有強大慣性，這種落差加劇了勞 資關系的緊張。

緊張到一定程度，沖突就可能發生。觀察已經發生的一些勞資沖突事件可以發現，工人們在行動中往往既對雇主提出訴求，也對政府提出訴求，且行動常常超出了雇主可控的范圍，帶來社會性影響。

黃樂平說，勞資沖突頻發的現實我們不能不面對、不能不正視。越早完善法律，全面保障勞動者權益，就越能夠減少這類事件對經濟社會的沖擊。

專家們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在勞動法領域，就是要對面臨的新情況在法律上有所回應。比如隨著經濟結構轉型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就業模式也發生改變，非正規就業群體逐漸壯大，但他們的社保權利沒有得到很好保障。

非正規就業群體往往存在于小微型企業，或本身是獨立的服務提供者。與具有確定勞動關系的正規就業相比，非正規就業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勞動關系不固定，二是勞動收入不固定，三是工作時間不固定，四是崗位不固定。

人社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趙永生說，對于非正規就業人員而言，勞動關系的不明確、非正規就業形式的短期性和臨時性特點與現行社會保險基于連續性而進行的制度設計相背離，致使這些人員的社會保險權益大多處于虛置狀態。

“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各方意見比較多的社保、勞動基準等法律條文，應盡快作出調整，以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資關系的現狀，并以此為契機，對勞動領域的立法進行梳理、整合，制定勞動法典，使我國勞動領域法律更加完備和適用。”黃樂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