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瞭望刊文評微博與宜黃事件關系

瞭望刊文評微博與宜黃事件關系：微博漸為輿論中心

2010年11月08日 10:39瞭望新聞周刊【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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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漸成突發事件的傳播輿論中心，其裂變式的傳播帶來了管理新難題 今年以來，百字微博一次次引爆熱點，掀起陣陣沖擊波。

微博，到底是博主們編織的溫暖“圍脖”，還是個別政府官員斥之為的憋氣“圍脖”？從當年的BBS、博客，到今天的微博，每一次新的互聯網應用在得到大多數網民的追捧、一呼百應之際，也會引來某些官員們的搖頭嘆氣、束手無策或熟視無睹。

在新媒體運用更加敏捷、廣泛的今天，如何對待、應用微博以及下一個最新的互聯網應用，也對相關部門的決策、溝通、處置能力提出新的考驗。

兩場直播見證微博威力

被稱為“女廁攻防戰”的微博直播，是今年以來國內微博最吸引眼球、威力顯現最突出、影響最始料未及的事件。

今年9月10日，江西宜黃縣政府相關工作人員到鐘如九家就拆遷問題做工作，結果引發鐘母等人“自焚”，導致兩人嚴重燒傷、一人死亡。據稱鐘家是當地此次拆遷工作的最后一戶未拆民房，政府部門已上門做工作70多次。但因就自焚事件遷拆戶和政府雙方說法不一，再加上現場中立證人和證據不足，自焚事件調查一直未果。

因各地拆遷糾紛不斷，宜黃事件最初并未在網上形成熱點。然而，在該事件始末尚未完全清晰的情況下，相繼發生的兩次微博直播，直接推動宜黃事件升級甚至轉向。

9月16日，自焚者家屬鐘如九姐妹欲赴京接受媒體采訪，在機場被原縣委書記邱建國等工作人員勸堵，最后躲進廁所。有媒體記者根據鐘如九打來的電話和拍攝的手機圖片，以“女廁攻防戰”為題進行了持續40分鐘的微博直播，直至兩姐妹離開機場。這次直播引發大量“脖友”“圍觀”，使宜黃事件在網上急劇升溫，大批記者、學者、律師、其他拆遷戶和網民紛紛轉發、回復，聲援鐘如九，聲討圍堵行為。

鐘如九發現“圍觀也是力量”后，于9月17日開通微博，至今共發兩百多條微博，粉絲3萬多人。9月18日自焚者中有一人死亡。為避免家屬鬧事，宜黃縣原縣長蘇建國帶人欲將遺體送回宜黃，遇到家屬阻攔。鐘如九用手機發起第二場微博直播，內容包括搶尸、被軟禁、手機被沒收等。在手機被沒收期間，其在北京的哥哥用她的微博賬號繼續發博。第二次“直播”在鐘如九微博粉絲的不斷轉發下，網上放大效應凸顯，并加速了宜黃事件責任處置。9月18日，宜黃縣委書記、縣長被立案調查；10月10日兩人被宣布免職。這是國務院今年5月發布《關于進一步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后，第一起集中問責地方相關干部的拆遷事件。江西財經大學傳播學教授王玉琦說，如此嚴厲的問責尚無先例，很大程度上是微博與媒體的力量所致。

此后，鐘如九繼續利用自己的微博，公布母親、姐姐的病情。9月26日晚8點23分，她發了一條求助微博，稱母親情況非常危急，亟需尋找燒傷專家。這條求助微博當晚就被轉發13184次，評論3034條，脖友們很快從圍觀走向行動，轉發者中不乏影視明星姚晨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等知名人物。熱心“脖友”開始分頭尋找專家、安排轉院、聯系機場，上演了一場24小時微博接力大救援。第二天早晨，她們就得以搭乘飛機轉入北京304醫院。目前傷者已先后接受了三次植皮手術，陸續有網民通過微博問候或直接去醫院看望傷者。

“平民化、圈群化、個性化”的微博特性

宜黃事件既驗證了微博的力量，又使微博用戶和粉絲進一步擴充。

微博，微博客(MicroBlog)的簡稱，是一個基于用戶關系的信息分享、傳播以及獲取平臺，用戶可以通過互聯網、手機以及其他客戶端使用微博，以140個漢字的容量發布信息并實現即時分享，支持文字、視頻、圖片、音頻的發布。最早也是目前最著名的微博是美國的Twitter，目前其在全球至少擁有7500萬注冊用戶。

“隨時隨地發布你身邊的新鮮事”——這是新浪微博的廣告語。2009年8月，新浪推出了國內門戶網站中第一家微博，主打名人微博，依靠名人效應迅速擁有了大量用戶。在新浪之前，飯否、嘀咕等國內一些創業型公司也曾追隨twitter，擁有一些年輕用戶。但經過一段時間運營，這幾個網站或被關停或艱難維持。而新浪微博的開設，則標志著微博正式進入中文上網主流人群視野。今年以來，多家網站陸續推出微博服務，形成了微博嫁接資訊網站的微博中國特色。

據北京市網絡媒體協會組織萬瑞數據及相關網絡媒體進行的全國調查數據表明，用戶平民化、年輕化是微博的一個特征。目前國內微博的用戶群中企業員工和學生居多，分別占比29%和17%，18～30歲的年輕用戶占了67%，63%的微博用戶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微博用戶中有近九成是博客用戶。

圈群化、個性化也是微博的明顯特征。微博上的交流是以圈群為中心的，89%的人主要關注的是朋友、同學、同事、業內人士，關注的微博內容也是具有圈群性的話題、熟人朋友的動態、業內人士的觀點。微博與博客等一樣，滿足了人們的媒體個性化需要，可以隨時表達自己的觀點、與他人共同討論熱點話題。由于博客寫作對博主的文字表達水平要求更高，限制了博客的產出量，而百字微博則更適合普通大眾。而可通過手機等更新微博，也打破了以往博客、論壇等的網絡應用受時間、地點限制的狀況，微博目前往往成為現場新聞第一報。

同時，微博還兼具自發傳播的特性。據北京市網絡媒體協會調查，近半數的用戶喜歡在微博上對有價值、有趣或有時效的信息進行轉發。Twitter創始人之一埃文·威廉姆斯說：“即使是再龐大的新聞媒體，也不會在世界各地擁有眾多新聞記者。”

微博從起初記錄自己和身邊最新鮮的事情，轉向記錄有待解決的事情。《鳳凰周刊》記者鄧飛說，鐘如九“不再像父輩一樣以頭搶地、磕頭哭告、攔轎喊冤找青天，而選擇了微博維權”。鐘如九開通微博后立即獲得了傳輸、放大自己聲音的有效渠道。江西財經大學教授王玉琦認為，以此為鑒，今后將有更多人選擇“上訴不如上訪、上訪不如上網”。

本刊記者觀察發現，由于微博的圈群特性，易成為相似問題的匯集地、相似人的集合地，從而在網上網下形成一股不斷擴大、凝聚的強大力量。在鐘如九的微博上，鐘如九及他人陸續轉發了各地一些暴力強拆、抵制拆遷的熱點新聞。如，北海市白虎頭村的拆遷事件，宜昌“文胸女”樓頂喊叫、抗暴力拆遷事件等，一些轉發和評論鐘如九微博的人留言稱自己也是拆遷戶，表示聲援支持鐘家。鐘如九則經常提到各地拆遷戶到醫院看望家人。瀏覽鐘如九的微博可以發現，這里成為拆遷戶和關注拆遷者的交流地。

微博公信力存隱憂

我國開設微博僅一年，預計到今年年底微博累計活躍注冊賬戶數將達6500萬。微博客上，每個人都形成了一個“自媒體”，每個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微博事實上已成為一個突發事件的傳播輿論中心。受訪專家認為，微博管理既有和論壇、博客等管理相似的共性問題，也有新的課題亟需破解。

如何確保公信力，正是規范微博發展的最大問題。

據萬瑞數據聯合主要網絡媒體調查顯示，37%的用戶認為微博上的信息基本可信，6%的用戶認為不太可信；96%的用戶表示會通過微博了解、發布對大事件、突發事件的情況和觀點。

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未經核實的事件也會被網民盲目轉發，易誤導社會。在宜黃事件處置告一段落后，有人署名“慧昌”以宜黃政府干部的名義在網上撰文回應宜黃事件，對此網民既有指責，也有認同。但網民普遍認可其文中的這一段話：“對許多網民來說，對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并不特別關心。當然他們也沒有辦法、沒必要把事實真相弄得那么清，他們關注事件更多的是出于一種心理折射和情緒渲泄。”貓撲網一位網友就拆遷事件發帖說，網上內容總是有意無意地向針對不利當地政府的方面引導，對政府有利的內容不寫不說。要讓透明、真實、理性、全面的信息和觀點成為微博的主流，就必須依靠公信力建設。然而，中國互聯網的公信力建設既是近年來網絡管理的重點，也是難點，僅靠網絡實名制也非治本之道。

還有專家指出，記者、專家的微博往往被認為具有公信力，但在一些突發事件中可以發現，一些具有一定社會知名度的人所發布的微博也存在并未核實的情況，誤導了網民，助長了不滿情緒。

北京市網絡媒體協會副會長閔大洪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說，要使微博對社會有益，要依賴傳播節點上的人，提高他們的媒介素養、道德水準和辨別力。王玉琦認為，盡管“微博上人人都是記者”，但如果有一批公信力強的微博忠于事實、疏導情緒，網上輿情管理就主動多了。

然而，微博裂變式的傳播帶來了管理難題。微博傳播不是點對點、點對面的傳播，而是裂變式的廣泛傳播，一個人的微博可以被其“粉絲”轉發、再被“粉絲”的“粉絲”轉發，不斷蔓延。新浪試驗表明，一條微博在半天之內可以傳到國內各地及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使得微博管理比其他網絡應用更為困難。

當微博日益成為突發事件傳播輿論中心時，亦對政府部門依法處置公共突發事件的能力、新媒體運用能力提出挑戰。

在宜黃事件中，拆遷戶單方面的聲音完全占領網上輿論。對此，地產界名人任志強說，“從微博的碎片式信息中，無法了解全部的情況與事實的真相，但如果微博中已經有這么多的轉發與評論，為什么沒有官方的發言人來澄清事實的本來面目呢？”潘石屹則回應認為：“宜黃官員應該早開微博。”

江西省一位基層干部私下里說，在微博面前政府官員有點像“弱勢群體”，不會說話了。應該看到，微博對于暢通民意渠道的積極意義值得肯定，在對其加強監管的同時，切不可因噎廢食。最重要的是，更多的官方需要把有限的精力從“刪帖刪博”轉移到樹立起自己的網上意見領袖上來。云南省委宣傳部的微博正是一個范例，其力爭做到重大事件主動、及時、公開對全體網民發布。同樣的實踐再如公安系統微博等。而新華社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推出的記者兩會微博，也是媒體的一次有益探索。（記者劉菁 李興文）

第二篇：淺談微博傳播對網絡輿論的影響—以宜黃強拆事件為例

2010年全國新聞學子優秀論文征集

淺談微博傳播對網絡輿論的影響

—以宜黃強拆事件為例

作者簡介: 姓名：吳文苑 指導老師：包鵬程

就學單位：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專業：新聞學 TEL:*** 收信地址：合肥市經開區九龍路111號安大新區新聞傳播學院100號信箱2010級研究生吳文苑收 電子郵箱：2006wuwenyuan@163.com 淺談微博傳播對網絡輿論的影響

—以宜黃強拆事件為例

摘要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網絡輿論出現、發展并在輿論界中牢牢站穩了一席之地。隨著網上不同的傳播渠道的出現，它們各自不同的傳播特性給網絡輿論的發展帶來了不同的新變化。作為新興傳播工具，微博在近段時間不斷成就一個個熱點話題，它的出現對網絡輿論有著怎樣的影響，已成為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本文試從網絡輿論形成和發展不同階段及影響來探討微博傳播帶來的影響。

關鍵字 微博 網絡輿論 影響

《2010年中國公民的網絡表達與公共管理分析研究報告》指出，隨著新媒體發展，互聯網已成為中國公民表達訴求，抒發意見，監督權力，建言獻策的重要途徑。網絡輿論已達到任何機構都無法忽視的地步。近年來發生的諸如廈門PX事件、七十碼事件等都體現了網絡輿論的巨大監督作用。

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黃縣因拆遷引發一起自焚事件，因在此前已發生多起類似拆遷自焚事件，所以起初并未引起輿論關注。但后來，一種新興媒體形態的介入使得宜黃事件的傳播效應不斷放大，當事人的維權行動也因此獲得了極大的幫助。這種新興媒體形態就是微博。微博在2008年開始在我國加速發展，大量微博網站紛紛出現，比方說新浪微博。在宜黃事件中，微博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記者鄧飛微博直播“女廁攻防戰”，當事人之一鐘如九開微博使外界在第一時間了解宜黃事件的進展，潘石屹等網友致力于微博“網聚” 傳播等等。結果，宜黃縣委書記、縣長被立案調查，率隊拆遷的常務副縣長被免職，被網友們認為是微博的維權力量開始發酵，由此引發對微博的輿論影響力的討論。

縱觀宜黃事件，從知名記者利用微博來直播，到當事人自己開微博發布第一手訊息，再到眾微博博友圍觀、力撐、呼吁，用輿論壓力迫使事態轉向，“微博維權”為現代信息社會公民權利抗爭開辟了一條新路，本質上是公民基于表達權、知情權，所采取的披露信息、影響輿論的一種方式。可見，微博已成為發布信息和發表言論的重要途徑，在網絡輿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微博的加入究竟對網絡輿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本文試從網絡輿論不同發展階段及其影響對此進行分析。

一、萌芽期——與手機媒體相結合

微博與手機相結合，創新了原有的網絡傳播方式，使微博的4A的特色（Anytime，Anywhere，Anyone，Anything）更加突出，且因其渠道透明化具有獨特優勢：信息保持原生態，理解偏差減小。

宜黃事件里，鐘如九通過手機用微博發布了信息，幾乎可以說不受沒有任何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甚至在她被政府控制后，其遠在北京的兄長也利用她的微博賬號，繼續發布信息。任何人只要有手機，就可以隨時隨地發布微博。微博字數少，幾乎可以隨寫隨發，還可以加入圖片，音頻和視頻。而微博輿論傳播圈也因此具有平民準入原則，削弱甚至消解了中心話語權。手機終端的便捷性，加上實現了實時搜索，使得利用微博網絡直播成為極為簡便的事情，而閱讀微博者也同樣可以隨時通過手機閱讀信息，發表言論。

據互聯網監測研究機構DCCI互聯網數據中心預測：截至2011年底，中國互聯網不重復的微博獨立用戶數將達1億。該機構的調查稱，近四成微博用戶用手機訪問微博。微博與手機相結合，是對網絡交互行為的一種延伸。微博用戶可通過手機，隨時隨地發布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無論走到哪兒，微博用戶都可以一直保持移動在線狀態，能即時了解事件動態，閱讀別人對事件的評價，并且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以借助手機媒體成為即時的報道者，對親歷或親眼目睹的事情及時進行簡潔的報道，并有可能超過傳統媒體報道速度和廣度。這可以豐富輿論參與者對現實的把握和對意見的表達。

微博上信息傳播速度快、擴張范圍廣也與手機有關。當一個新聞事件發生后，微博作為一個跨媒體的傳播工具，用戶通過網絡和手機能夠在數小時，甚至是幾分鐘內就能將新聞事件會播發出去。所以，微博的用戶只要在事件的現場，就能夠隨時對現場情況進行直播。

二、擴散期——關注和轉發的核裂變式傳播

在瀏覽他人微博時，只要點關注，就成為了該用戶的關注者，或者說是粉絲。當事者發布的信息可以被關注者第一時間看到，轉發的信息又會被關注者的粉絲看到，形成輻射傳播，輿情遍地涌動的局面。微博這種傳播使得輿情實現強擴散。在宜黃事件中，鐘如九的微博內容被海量轉發，很多人鼓勵鐘家人，并呼吁宜黃官方立即放人，就連地產大佬潘石屹、任志強也用微博加入圍觀、呼吁的網民大軍，而他們本身就有很多粉絲，他們用自己的影響力將傳播范圍不斷擴大。

一個微博用戶發表的內容可以即時被關注者或好友看到并轉發，而每個轉發者的好友或關注者又可以看到被轉發的內容，因此，微博里信息的擴散不再是一對一的傳遞或一對多的傳播，而成為一乘以多再乘以多的核裂變式傳播，這種即時快速膨脹的傳播方式有著其他傳媒難以比擬的擴散優勢和傳播效能。

具體說來，在微博使用中，只要對某用戶加關注，即表示你愿意接受其即時更新信息。甲發布信息后，對甲加了關注的粉絲們都可以實時接收信息。如果粉絲乙覺得這條微博不錯，他可以點擊轉發，這條信立即同步到乙的微博里，同時，乙的粉絲們都可以實時接收信息，同樣會按照這種方式進行信息傳，然后循環往復，實現極速傳播。這種傳播形態的傳播速度之迅捷，方式之便利，遠非以往的媒介所能比擬。在宜黃事件中，對鐘如九關注的名人們，就利用自己的關注度增加了眾人對宜黃事件的關注量。

三、成熟——微博領袖的整合與推波助瀾

有關宜黃事件的報道中指出，劉長的求助信息在微博發布后，原本沒什么關注度。經網絡意見領袖慕容雪村轉發了之后，轉發開始以幾何級數增加。不到一個小時，這條微博已被轉載近千次，到當天上午，這條微博已被轉發2700多次，并獲得了超過1000條評論。由于微博的即時性，令億萬網民有身臨其境之感，互聯網已經炸開鍋。網友不停地轉發微博，甚至給帶隊堵人的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的手機發短信。之后騰訊微博將正在進行的機場“女廁門”事件推到了微博頁面的首頁，產生更廣闊的影響力和主流意見。

前面講到，雖然每個博友因其粉絲數量而影響力相差很大，但一經引起眾博友關注，尤其是知名博友關注，信息就會像病毒一樣海量傳播出去。這點其實和第三點是重合的。網上意見領袖的引導，直接改變了網絡關注的焦點，動員起了網民們的關注。隨后，大批網民轉發信息、呼吁，形成強大輿論。微博輿論領袖的影響不僅在傳播數量——輿論形成的標度包括輿論量度和聚議量，還在于信息和評價的質量——權威意見的出現。大量的言論環繞權威意見出現循環，逐漸有序化，形成主導輿論。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輿論領袖的重要言論把局部意見聚合為整體，提出指導性見解。主流意見被堅持不懈地擴散，形成輿論聲勢，在人們的思想深處形成觀念的合力。

尼爾·波茲曼認為，與其說媒介即信息，不如說媒介“更像是一種隱喻，用一種隱蔽但

?有力的暗示來定義這個世界。”一種信息傳播新方式帶來的影響并非只有它傳遞的內容，更大的意義在于，它重構了傳播速度，信息來源，傳播數量以及信息存在的語境，從而在更深刻的層面上影響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四、影響——半實名制與微博圈

基于前三點，微博傳播的特性對輿傳播的幫助和引導作用明顯，對網絡輿論正面影響的壯大十分有益，在這第四點里則主要闡述對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

網絡有海量信息的優勢，但同時也有信息過載的問題：海量言論并不被引起注意，成了“聾子式”言論。波茲曼曾引用過英國詩人柯勒律治的著名詩句“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用這句來描述我們面對的現實環境很貼切：在信息的海洋里，我們看似擁有數不勝數的大量信息，但實際上我們根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分析說來，網絡輿論有兩大缺陷：一是缺乏思想深度，權威性不足，監督力度和效果隨之降低。二是把關人相對缺失，匿名口水貼泛濫。言論不負責任，甚至有網絡暴力。微博從某些方面來說對這兩大缺陷進行了彌補。

首先，微博圈的積極作用不容小覷。微博上的傳播是一種基于社交的人際網絡傳播，這種人際網絡大致分兩種，一是原有人際關系網在微博上的延伸；一是興趣相投有著共同信息需求而產生的人際關系，比如同樣熱愛曲棍球的人聚到一起討論，他們有共同話題。所以，微博用戶通常關注的是他的朋友、熟悉的人，發燒友，或者是名人，因此微博就像一個實名制博客，而信息的選擇完全由用戶主導，用戶可以自由選擇他認為可信的或者相對熟悉的人發布的信息，并進行轉發，從而形成關注熱點，而這些信息的可信度相對高些。除了普通用戶在微博上發布突發事件、記錄生活，更有不少名人還在微博上發布自己的信息。2009年9月，李開復通過新浪微博最先對外公布了自己辭去Google職務的消息。在網絡實名制尚未建立的大環境下，相較于網絡媒體和網絡論壇發布的匿名信息，微博在信息的來源上更為可靠。

其次，在微博轉發的過程中，網民其實已經做到了對信息的篩選工作，有些類似行使了把關人的職責。他們一般轉發的都是自己感興趣并且判斷為真實的，這些信息有可能是微博主高度關注的新聞，也有可能是他人對某件事情恰如其分的評價。而且轉發使得微博傳播范圍漸廣，多樣信息的碰撞有助于實現宏觀意義上的信息真實，即以多信源的宏觀競爭機制消解單一信源的不確定或失真。信息傳播過程實際上也是博客過濾的過程。而信息一旦被認定為失實的，微博會迅速進行自我修正，真實信息會取代失實信息。這種自我修正機制也恰恰是微博的一大特色。

當然，作為網絡組成部分之一的微博也存在各種問題，它同樣繼承了網絡傳播的各種缺陷，包括上述所講的真實性問題和信息海量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微博傳播對網絡輿論負面影響也只是一定范圍內的小的糾正，還有大量問題及其可行性措施需要我們來探索。

? [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版，12頁

參考文獻

[1]劉津.博客傳播[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2]邵培仁.媒介輿論學[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3]劉建明.社會輿論原理[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4]許卓.微博客的傳播優勢及發展前景探析[J].今傳媒，2010.[5]微博對網絡輿論生成模式的影[EB/OL].http://2010-02-12.響，

第三篇：2018-7-19商會模式與政府及企業關系微評

商會模式與政府及企業關系

認真閱讀《商會-政府和企業的有力助手》一文，深受啟發。現在就商會模式與政府及企業關系問題進行探討。

商會不是政府附屬的行政組織，而是工商界自我協調、管理和服務的自律組織。政府依靠它，可以擺脫大量不必管、不便管和管不好的工作;企業依靠它可以加強企業之間和行業之間交流與合作，密切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集中反映企業的意見和要求，解決單個企業無法解決的問題。商會組織當好會員企業的“保姆”，為會員企業提供信息、法律、融資、技術和人才等方面服務，促進企業加快發展。這是中國目前關于商會模式與政府及企業關系的最佳選擇。

現在我們來了解世界各國商會不同類型的運作模式及可資借鑒的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能夠有利于商會管理模式的選擇。世界各國的商會從商會與政府的關系看，大體上有三種不同類型的模式：第一類：大陸模式，也稱與政府合作型，主要是在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與德國。因其首先誕生在法國因而也稱為法國模式。第二類：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也稱市場主導型模式或英美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府公共機構對民間經濟團體歷來較少干預。第三類：混合模式。

法國商會模式的職能及作用：（1）應政府要求提供關于工業和商業發展概況及問題。（2）提出為繁榮工商業而采取措施的見解。（3）負責監管公共工程施工和服務業管理。（4）關于商業慣例規則，應征求商會的意見。（5）商會可以同政府各部部長直接對話。（6）商會可以就國家商業和工業利益與其他商會及管轄區內政府部門直接對話，并通過商會主席的斡旋，就商會職權范圍內、又涉及到其他商會管轄區的問題達成諒解。（7）關于在商會管轄區內是否需建立商品交易所、證券交易所、勞資調解委員會、大型綜合商店和批發銷售中心，應征求商會意見。（8）關于征收商會管轄區的運輸部門費用的稅金，應征求商會意見。（9）適用于特別法令或規則提出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在管轄區進行公共工程的必要性，以及就支付這些工程征收的稅金或通行稅，征求商會的意見。（10）商會可以就下列問題主動發表看法，商業、海關和經濟法規的修改意見；海關稅費；相關的運輸部門的費率和規劃；行政部門批準設在管轄區的自由貿易場所費率和規則。

法國商會同其他國家商會一樣，具有協調職能：一是協調地方商會與全國性商會關系。二是協調商會成員企業之間的關系。三是協調各類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如專業性與綜合性商會的關系，各地區商會的關系等。四是協調各種商會與政府的關系。五是協調工商業與社區的關系。六是協調商會與政黨團體之間的關系。

法國商會還有一項獨特服務職能，就是參與興建、管理公共設施，為廣大工商業者提供相應服務。能直接集資、投資建設一些大型項目。能代表國家管理公共設施，如馬賽工商會管理兩個機場和兩個港口。美國商會的職能側重于：（1）國際業務（與美國和世界各國商界及政府合作，從事調查和提出有關美國商業的重要問題）。（2）立法業務（代表會員利益，影響國會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制定）。（3）政治活動（積極參與美國政治活動，協助民間企業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從事競選，協助當選議員提出涉及商界利益的重要問題）。（4）司法活動（通過其下屬的全國商會訴訟服務中心，在聯邦法院和立法機構中，代表美國商界表達有關公眾政策的立場）。（5）企業自律。美國市場得以有序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依靠商會、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的自律作用。（6）為中小企業服務。提供信息咨詢、培訓等服務。（7）協調政府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行業組織內部各企業之間的關系。

香港總商會擁有3000多家工商界公司會員。總商會的首要功能是代表全體會員向香港政府、社會各界和世界各國爭取權益，香港總商會和港府高層官員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并在立法局擁有一個功能席位，通過這一機制，總商會可以向政府和社會各界反映全體會員的意愿。港府當局在制定法例過程中會咨詢商會意見。港府當局還授權香港總商會通過其轄下的7個分區辦事處簽發產地來源證和國際臨時進口免稅特許證。

第四篇：社交媒體與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以微博自薦參選事件為例.

社交媒體與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以微博自薦參選事件為例

盧家銀，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講師，博士，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比較新聞法研究所研究員

與傳統媒體相比，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從2011年的學生微博自薦參選人大代表事件來看，以微博、社交網站和即摘時通訊工具為代表的社交媒體，使政治信息的傳播從單向發展為多維，政要： 治參與從動員轉變為自主，推動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范式從單向主導向多元互動轉型。同時，社交媒體還通過多元信息的傳播和對公共領域的建設與擴張，促進了青少年對公民身份的認同與建構。關鍵詞：社交媒體/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微博自薦參選/公民身份

一、問題的提出

“政治社會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程”[1]。它既是一個社會內政治取向和社會模式的學習、融合、傳播、繼承的過程，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傳播政治文化的過程。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于個體社會成員來說，政治社會化就是個體逐步學會社會或群體成員所具備的政治知識、政治態度、政治情感及政治行為的過程。如果個體不能夠順利地完成這個過程，他就會對社會政治生活產生不適應現象，出現不健康心理。對于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來說，如果人們對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厭惡、反對，它就失去了權威性，人們就會產生政治不服從行為，從而使社會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中[2]。政治社會化過程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它貫穿一個人的一生。其中，青少年階段是整個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關鍵時期[3]，這個時期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形成的政治態度將對其以后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為、乃至整個人生發生重要影響。

在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各類途徑當中，媒體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從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和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國內外學者都對其進行了研究。研究者普遍認為，傳統的大眾媒體能通過大規模報道和強化宣傳，在引導社會政治心理和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識方面發揮重大作用，但由于其從上到下的信息灌輸傾向容易導致青少年產生逆反心理和政治冷漠[4]；新興的第一代網絡媒體以其去中心化的傳播模式，擴大了政治信息的傳播渠道，但對主流政治價值觀和行為規范造成了沖擊[5]。互聯網發展到今天，又出現了一種基于網絡技術的全新媒體形式——社交媒體。這種媒體以微博、社交網站和即時通訊工具(如QQ、MSN)等為代表，是互聯網上的第二代媒介，它具有極強的互動性和很高的參與度。社交媒體較少自上而下的控制，屬于用戶自己生產內容的媒體，其生產者就是消費者，人人均可自由制作、表達和出版。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數量已達5.13億，其中10-29歲的青少年網民占56.5%，并且近半數網民在使用微博和社交網站[6]。毫無疑問，這種媒體和以往出現的所有媒體一樣，都會對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產生重要影響，那么微博和社交網站等對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究竟有何影響？對此，目前尚無專門研究。本文即是以此作為研究內容，運用深度訪談和案例分析的質化研究方法，展開探討。

二、案例：學生微博自薦參選事件

從2011年5月開始，微博上相繼出現了公民個人獨立參加人大代表選舉的新事。在五岳散人、李承鵬、梁樹新、夏商等微博名人紛紛在各自城市宣布參選之后，北京、天津、廣州、深圳、珠海、武漢還涌現出了大學生和高中生身份的獨立候選人，他們不約而同地通過微博發聲，表示將在所在城市人大換屆選舉中，參選區級人大代表。

2011年5月，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學生蔣凱開通微博，在網上宣布參選基層人大代表。他將初步的參選綱領通過掛號信發給了長興縣人大常委會。蔣凱稱這樣做主要是基于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場政治大事中來，想通過參選人大代表這個舉動來喚醒更多人的公民權利意識。他說：“真正的人大代表應當匯聚民意，匯集民智，要有充分的公共代表性”[7]。

5月30日，華南師范大學物理與電信工程專業學生黃輝善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參加人大代表選舉之后，很快獲得了89名推薦人的支持。8月初，他走訪學生宿舍和廣藥、華師的教學區，通過實地考察搜集選區內各方面的民生問題和意見，整理成稿發放到網絡上。黃輝善想通過這種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選舉和人大代表。在未能成為正式候選人之后，他以另選他人的形式繼續參選。黃輝善最終在華南師大選區中得了230票[8]。

6月初，廣東商學院大三學生胡文浩在新浪微博上宣布競選珠海香洲區人大代表，并在網上公布了個人信息以及財產狀況等資料，引發網友熱議。對于參選目的，他在微博上表示：“我毫不掩飾自己參選的全部目的，即深入選民，讓他們相信自己的一票將能改變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國家”[9]。

6月底，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學生葉瑞立，在微博上宣布以“聯合推薦代表候選人”的方式參選廣州市白云區人大代表，希望為廣大同學爭取權利。在宣布參選后，他征集了1000個簽名，上交了“聯名推薦表”，印制了宣傳單、海報和關于人大代表選舉的書面材料。在9月8日的投票日，未能成為正式候選人的葉瑞立仍然得到了805票。在北京市基層人大選舉期間，葉瑞立還每天留意各選區的最新動態，并且協助他們在網上“奔走呼號”。北京化工大學的李昊辰在10月16日晚上宣布要參選該校的人大代表，不到一個小時，葉瑞立便轉發了該微博，并大贊“很好！選個同學做代表！”。中國人民大學的張詩羽因參選而使其微博被屏蔽，他又聯合其他朋友，幫她轉發參選的最新情況[10]。深圳高級中學學生劉若曦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宣布參選時尚未滿18歲。他稱這是他的理想，是送給自己即將到來的18歲的禮物。面對記者的采訪，劉若曦稱作出這個決定，并非心血來潮，事前征詢過父母的意見，還去圖書館了解有關選舉的法律知識及參選程序。他說：“我只是想喚醒大家的權利意識、投票意識，用好你手中的選票，不一定是要投給我，可以投給你心儀的代表”。對于未來，劉若曦表示，如果當選，作為學生代表，他會對教育改革、市政管理等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議[11]。

最后，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年輕的參選人最終都未能成為正式的候選人，即使堅持到最后的參選者也是鎩羽而歸。但是，他們通過微博參選的行為卻引起了社會和政府的高度關注，微博在青少年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體現。

三、青少年政治社會化范式的轉型

在中國，傳統的青少年政治社會化主要是通過提供連續而一致信息的家庭、學校、大眾媒體和單位等實施的單向度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是現實環境中的“真實社會化”；隨著互聯網、特別是第一代網絡媒體誕生和發展，初步打破了傳統政治社會化的一元范式，這種社會化是虛擬環境中的“虛擬社會化”。在web2.0技術的推動下，以微博、社交網站為代表的第二代網絡媒體——社交媒體，實現了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交融，讓“真實社會化”和“虛擬社會化”合二為一，社交媒體由此推動青少年政治社會化范式從單向主導向多元互動轉型。從微博自薦參選事件來看，這種社會化范式的轉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政治信息的傳播從單向轉變為多維，政治參與從動員向自發演變。1.政治信息的傳播：從單向到多維

從根本上說，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就是政治信息的傳播過程。不論是社會個體學習、接受政治知識，還是政治體系向社會成員傳播政治觀念與價值，都是政治信息的傳播。社交媒體的出現和發展，改變了社會化過程中政治信息的傳播模式。

在傳統媒體時代，政治信息的傳播普遍是縱向、一維的。政治體系既是信息的掌握者，又是信息的發布者和把關者，政治信息主要是從社會化的實施機構流向社會個體。社會化方式主要是通過明示性的“系統正規的教育”和暗示性的強制懲罰進行政治知識、政治價值的灌輸與引導，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主導范式。并且，在中國，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的大眾媒體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在黨性原則和宣傳紀律的嚴格要求下，大眾傳媒在政治信息的傳播上和學校、單位等官方的社會化機構保持著高度的一致。雖然說在理論上社會個體在接收政治信息的過程中存在著選擇性接收機制，但是實踐中所有社會化機構連續、一貫的一元信息傳播使選擇性接收機制并未發揮效用。與此相比，網絡新媒體的誕生，減弱了信息控制，打開了政治信息單向傳播的缺口。特別是微博、社交網站、即時通訊工具等社交媒體出現以后，傳統的信息把關基本失效，傳統的社會化機構家庭、學校、單位和媒體在信息傳播上的一致性被完全打破，政治信息的傳播開始從縱向單維轉向橫向多維。從微博自薦參選事件來看，在社交媒體中，蔣凱、葉瑞立、黃輝善、張詩羽等人都是信息的生產者、發布者，傳播內容是用戶自己生產的，同時他們又是這些內容的接收者和消費者。不論是這些學生參選者關注和轉發其他大學生參選的信息，還是關注和轉發社會名人參選人大代表的信息，這種信息的流動都是橫向的。政府很難沿用傳統的管制方法有效約束社交媒體。在社交媒體中，參選者和參選者之間、參選者和非參選者之間的聯系和交流都是橫向多維的，是一種各類興趣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心理共同體或熟人共同體等之間的交流。信息隨著這些新型共同體的聚合和裂變而流動。學生參選人葉瑞立在接受訪問時說：“實際上，各地大學生在參選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心理共同體，他們互相支持和鼓勵，甚至互相幫忙在線上宣傳”[12]。正因如此，中國人民大學的張詩羽同學因參選而使其微博被屏蔽時，葉瑞立聯合其他朋友，幫她轉發了參選的最新情況。并且，網站也無法讓她在QQ和人人網上保持沉默，張詩羽很快在自己的微博“簡介”中宣稱，她是“被新浪屏蔽，從來沒有自刪微博自宮練功”[13]。當然，縱向傳播在微博中依然存在，但是相對于橫向傳播而言，有些式微。雖然不少政府機構和官員都開設了政務微博，但基本上未能有效利用社交媒體這種全新的政治社會化途徑。在2011年的人大代表選舉期間，新浪微博上只出現廣東佛山桂城夏西村委會為換屆選舉所設的“桂城夏西”的微博，將換屆選舉的內容，包括選舉方式、流程、進展等予以公開，目的是讓村民和外界充分了解夏西的換屆選舉情況，保障信息對稱[14]。

此外，從時空范疇來看，在社交媒體環境中，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也完全突破了單向主導的范式。在傳統社會條件下，青少年只能按照政治社會化機構的安排有序地完成其政治社會化過程，其所經歷的時間較長，物理空間有限[15]。但是在社交媒體環境中，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時間歷程明顯變短，以往明確的時間分期出現聚縮；在空間上，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跨越物理空間限制，從“現實世界”走向“現實與虛擬交融的世界”，“點對點”、“點對面”的縱向政治交流轉變為“點對面”、“面對面”和立體全方位的政治傳播。

2.政治參與：從動員到自發

社交媒體不僅改變了政治信息的傳播模式，而且使青少年的政治參與方式從傳統的社會動員轉變為個體自發參與。在傳統社會條件下，各級政府重管理而輕服務，政治文化反對多樣而謀求劃一，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主要體現為政治教化。在這種政治結構之下，青少年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極其有限，為了逃避麻煩和不必要的懲罰，青少年和廣大社會公眾普遍對政治參與保持消極態度。正因如此，以往青少年的政治參與經常需要政府的動員，是一種動員式政治參與。微博等社交媒體的出現則讓從動員型政治參與向自主型政治參與轉變。社交媒體出現以后，微博、社交網站、即時通訊工具等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的信息不對稱，為廣大青少年和社會公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創建了便捷、互動的參與平臺。社交媒體之中的“關注”、“粉絲”、“轉發”和“群組”等，都是基于共同的興趣、利益或意識形態的新型參與結構，這種結構與青少年的社會交往和同輩群體的日常交流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利益表達和聚合更加自由。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言，隨著信息運動速度的增加，政治變化的趨向開始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決策行為的政治[16]。同時，社交媒體的傳播幾乎沒有成本，使用方法極為便利，激發了青少年的參與熱情，使廣大青少年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大大提升。弗拉基米爾·安德烈延科夫、約翰·羅賓遜和尼古拉·波波夫三人通過研究發現，除了父母和同輩群體的影響，使用新聞媒體的頻率與政治參與的積極程度密切相關，高頻率的使用新聞媒體會激發青少年的政治參與熱情[17]。

在2011年的微博自薦參選事件中，葉瑞立、黃輝善等所有學生參選者，都不是在政府的動員下參與人大代表的選舉。他們通過微博自薦參選完全是一種自發、自主的行為。基層政府和選區不僅沒有鼓勵和動員學生自薦參選(只是鼓勵學生為指定的候選人投票)，反而出于管理的慣性對參選者施加了一定的壓力。面對壓力，學生參選者基本上都未能成為正式的候選人。盡管如此，所有參選者仍然以“另選他人”的方式走完了此次參選基層人大代表之路。對此，學生參選者葉瑞立在接受訪談時說：“通過微博參選完全是自己的決定，并沒有受其他人的影響，當時只是想通過行動為廣大同學爭取權利”[18]。黃輝善在訪談過程中表示：“在微博上宣布參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只是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受他人鼓勵”[19]。學生參選人蔣凱也說：“我開通微博，在網上宣布參選。主要是基于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場政治大事中來”[20]。同樣，在微博上關注他們的“粉絲”們(其中不少人是他們的同學和朋友)，完全都是自主自愿的。他們通過加“關注”、發“私信”以及“評論”和“轉發”等形式參與了這次微博事件。在選舉過程中，最初簽名支持學生參選人(其中葉瑞立獲得了1000個選民的簽名支持)和后來為他們投票的同學(為張詩羽投票的有3186人，為葉瑞立投票的有805人，為黃輝善投票的有230人)，也均是完全自主的。從該事件來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開始將圍觀政治、參與政治討論和參與政治選舉看作是一種不可讓與的權利，甚至將其理解為一種不容逃避的責任，開始積極主動地參與政治。這種政治參與不再是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動員參與，而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主參與。

四、公民身份的認同與建構

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不僅是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模式的學習過程，也是公民身份認同與建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身份認同是政治態度和行為模式形成的前提。“你是誰”決定你如何定義你的利益、如何界定你與周遭世界的關系，進而決定了你在政治世界中的態度和行為。正如意大利政治學者阿萊桑德羅·皮佐爾諾所言：“為了他可以確定什么是他的利益，能夠計算成本與收益，能動主體應當通過加入統一的集體來確定自己的認同。他接受這個集體的標準使他可以確定自己的利益并賦予自己的行動以價值。”這樣，“政治，被理解為集體認同的生產，確定并不斷再確定公民的利益”[21]。從微博自薦參選事件來看，社交媒體通過多元信息的傳播和對公共領域的建設，促進青少年對公民身份產生認同、并積極建構。

1.社交媒體中的多元政治信息傳播，推動青少年對公民身份產生認同 在當今社會，青少年已經把微博作為了解和認識世界、特別是獲取重大事件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作為自媒體的這種信息渠道中，用戶可以直接制作或是經由第三方軟件在手機上自由生產和發布信息，傳統的信息把關和限制幾乎形同虛設，信息的多元程度大大提高。在這些多元信息的影響下，尤其是通過對各類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事件的圍觀或討論，廣大青少年逐漸對公民這種集體身份產生了認同，認為自己作為公民應該享有法律所規定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傳統政治社會化中的臣民、人民、黨的兒女等身份認同迅速被顛覆。在社交媒體環境下，“個體的身份認同不再需要完全受諸如階級、地位、性別、種族或官僚政治的管轄權等傳統維度的限制。另外，他們也不受傳統大眾傳媒形式的限制”[22]。原本對政治缺乏興趣的青少年，通過微博等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達權和參與權，擁有了直接進入各種對話的手段，還可以通過真實世界與現實世界融合的多方互動形成見解。這樣，政治制度中的和法律范疇內的公民身份認同便經由社交媒體中的信息傳播和互動交流而生。在微博自薦參選事件中，蔣凱、胡文浩、黃輝善等參選學生普遍是因為經常使用微博、接觸了大量多元的信息，才對自己的公民身份產生了認同。如果排除了學校和同輩群體的影響，那么社交媒體的影響應該是最大的。而實際上，社交媒體已經將同輩群體的影響融合了進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生葉瑞立在訪談中稱“微博加強了自己對公民身份的認同”[23]。華南師范大學學生黃輝善也說：“微博上有大量第一手信息，經常上微博，能讓自己產生公民意識，從而想參與人大代表選舉，體驗一次真正的公民”[24]。正因如此，他們才選擇在現有制度框架內參加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黃輝善就公開宣稱：“我絕對不會做法律不允許的事情。”這既體現了他們的規則意識，又體現了他們的權利意識。而這二者正是公民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

2.社交媒體推動公共領域的真實建構，為青少年公民身份的認同和建構提供了空間

公共領域是一個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場所，它位于政治權力之外，是一個與私人領域相對的獨立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具有理性批判意識的公民不受權力機構的干預，可以就公共事務展開自由辯論和公開批判。公共領域最早由漢娜·阿倫特提出后由尤爾根·哈貝馬斯將其概念化。對所有民眾開放、理性討論和位于權力之外是公共領域的三大要素[25]。在傳統媒體時代，報刊、廣播和電視雖然對公共領域有一定影響和作用，但公共領域常常只是一種烏托邦，“所謂的公共領域只是一個相當程度上被權力集團和精英階層扭曲和利用的空間。由于議程設置、媒體過濾、形形色色的非獨立的意見領袖等的主導因素的存在，草根階層的聲音或者被湮沒或者被壓制或者被同化，即使被傾聽，也是精英階層選擇的結果。這樣，一個自我形成的、以批判為特征的公共領域就逐漸淪為一個機構型的、體制化的和操縱性的‘偽公共領域’”[26]。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讓草根階層開始有了發出自己聲音的平臺，但只有微博、QQ和人人網等社交媒體的出現，才使得草根的意見不僅得到真正表達的機會，而且有了廣泛傳播的可能。就其傳播特性而言，社交媒體是現有技術和社會條件下最接近公共領域這一政治目標的渠道，它對公共領域的真實建構產生了直接影響。在微博引領的新媒體時代，廣大青少年能夠在這個空間之中，通過“關注”、“轉發”、“評論”、“回復”、“私信”、“分組”等，對公共政策、政治事件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和做出評判，從而讓參與的廣大青少年很快形成了公民身份的認同、并積極建構。從微博自薦參選事件來看，自薦參選者公民身份的認同和建構，正是基于微博構建的一個公共空間的獲得。葉瑞立在接受訪談時說：“微博成為我表明身份和宣傳公民意識的平臺，另一方面，通過微博可以了解和認識更多的公民，形成松散的群體”[27]。正因如此，自薦參選者的參選信息才得以公開和廣泛傳播。在社會的關注之下，他們的公民身份認同進一步得到增強，后又通過參選的實際行動建構其公民身份。例如，廣東商學院大三學生胡文浩在宣布參選后，先后在微博上公示了個人財產、公開了競選召集書并走訪了選區居民；黃輝善則于8月初走訪了宿舍和廣藥、華師的教學區，通過實地考察搜集選區內各方面的民生問題和意見，并整理成稿發放到網絡上。

此外，如果從新社會運動的視角來看，此次學生微博自薦參選事件，無疑是青少年通過微博形成和建構集體身份認同的一次新社會運動。所謂新社會運動是指20世紀60年代興起于西方國家的有別于傳統政治解放運動(如工人運動)的新型社會運動。這種運動常常憑借現代信息技術，形成參與；參與主體可能是普通的個人或邊緣群體，規模可能不大；它的目標并非主要針對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某些具體的公共政策、個體或機構的行為，以及大眾的價值觀念；它的參與方式常常是個人的、日常生活化的，而不是通過正規的政治機構、組織進行的；它的議題常常和個人的親身體驗相關，那些表面看來是私人性質的問題，進入公共領域后就成為運動的共同議題[28]。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提出者之一的阿爾貝托·梅盧西認為，集體認同感的建構是新社會運動最核心的任務[29]。在此次微博自薦參選事件中，社交媒體對大學生公民身份這種集體認同感的建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剛開始所有學生參選者形成“我們是誰”的集體認知，到后來“我們要參選”、“選個學生當代表”構建共享的意義，再到選舉結束后的“我們還會參選”進一步建構屬于集體的公民身份，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借助微博和即時通訊工具等實現的。作為參選者來說，目的也只是為了尋求對公民身份的認同和建構，并不是為了挑戰政治制度。在談到這個問題時，2011年影響最大的學生參選人葉瑞立說：“我希望通過這次參選，喚醒大家的公民意識”[30]。蔣凱也稱：“我想通過參選人大代表這個舉動來喚醒更多人的公民權利意識”[31]。

五、結論

不同的媒介形式對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不同。在傳統媒體時代，政府壟斷著信息傳播渠道，書籍、報刊、廣播和電視傳播的政治信息，始終與學校、單位等官方的社會化機構保持著高度一致，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表現出單向主導和動員參與的特征，對公民身份缺乏認同。對于政治體系來說，這種政治社會化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能有效地將政治文化傳授給年輕一代，培養合格的政治人和接班人，維護政治系統的穩定。但是，從維護政治體系的長久穩固來說，這種政治社會化是不成功的。它可能造成青少年對社會的不良適應或過度適應，喪失對主導政治文化的歸屬感，產生反社會的傾向，甚至影響既定的社會秩序。沖突學派指出，“不成功的政治社會化造成了太多過分的社會適應或從眾行為，使個體失去個性和批判精神，對于社會不合理現象聽之任之，結果不利于社會的變革，甚至阻礙社會的發展”[32]。與之不同，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拓展了信息傳播的渠道，減弱了傳統的把關控制，使傳統的青少年政治社會化開始轉型。特別是以微博為代表的第二代網絡媒介——社交媒體，則突破了傳統媒體時代權力機構對信息渠道的壟斷，將過濾和審查降到了最低限度，基本上打破了青少年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各類社會化機構在信息傳播上的連貫和一致。在這個過程中，青少年逐步形成了對公民身份的認同、并開始積極建構，社會化范式由此向多維互動和自主參與迅速轉型。

總體而言，與網絡論壇、新聞網站、電子郵件等第一代網絡媒介類似，以微博為代表的第二代網絡媒介——社交媒體，它對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既有積極作用——促進了政治信息的傳播、政治觀念的內化和政治文化的維續，又有潛在挑戰——沖擊主導的政治文化和傳統的政治社會化方式。與第一代網絡媒介相比，微博等社交媒體對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產生的雙重影響更大、更深遠，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對此，如果從維持政治系統的靜態穩定和短期穩定的眼光來看，社交媒體對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沖擊可能是致命的，亟需消除。但是，如果從維持政治系統長久穩定和動態穩定的視角來看，微博等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挑戰實際上是完善青少年政治社會化方式的推動力，可以說是一個契機。

在當今社會，政府已經很難用捂信息的瓶蓋和壟斷傳播渠道的方式傳播主流的政治文化，對青少年實施單向主導的政治社會化了。一味地說教和灌輸，很容易使青少年產生抵觸、反感和對現實的批判，而青少年對政治現實的批判則常常會使個體在心理與行為上趨于極端。并且，在這個微博引領的新媒體時代，傳統的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方式也需要及時調整和完善。政治學者魯恂·派伊指出，“政治社會化不能以太過于直接的方式，并且目的也不能太過于直接，否則會適得其反。往往是，指向公民教育的太過于直接的方式并沒有效率，因為人們根據選擇性原則的變化而進行的反應，使其感到有必要去抵制那些要么太不熟悉或太清晰地指向控制目的的東西”[33]。因此，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障青少年的政治參與權利和改變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的方式，才是這個轉型社會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