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明食品公司訴泗洪縣政府檢疫行政命令糾紛案

建明食品公司訴泗洪縣政府檢疫行政命令糾紛案

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6.1 [裁判摘要] 審查行政機關內部上級對下級作出的指示是否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內的可訴行政行為，應當從指示內容是否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產生了實際影響著手。在行政管理過程中，上級以行政命令形式對下級作出的指示，如果產生了?直接的、外部的法律效果，當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原告：江蘇省泗洪縣建明食品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江蘇省泗洪縣青鎮。

法定代表人：王迪建，該公司總經理。

被告：江蘇省泗洪縣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蘇省泗洪縣城。

法定代表人：徐德，該縣縣長。

第三人：江蘇省泗洪縣獸醫衛生監督檢驗所，住所地：江蘇省泗洪縣城。

法定代表人：趙德，該所所長。

原告江蘇省泗洪縣建明食品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建明食品公司)認為被告江 蘇省泗洪縣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泗洪縣政府）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侵犯其合法權益，于2005年4月21日提起行政訴訟。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江蘇省泗洪縣獸醫衛生監督檢驗所(以下簡稱縣獸檢所)同提起的行政訴訟有利害關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通知其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原告訴稱：原告是經被告批準設立生豬定點屠宰單位。原告的生豬被屠宰前后，依法應由第三人進行檢疫、檢驗。2003年5月22日，被告的分管副縣長電話指示第三人停止對原告的生豬進行檢疫，致使原告的生豬無法屠宰和上市銷售，被迫停業。請求確認被告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違法。

原告提交以下證據：

1．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動物防疫合格證、稅務登記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組織機構代碼證，用以證明建明食品公司是依法經批準設立的生豬定點屠宰單位，經營手續完備；

2.《關于加強縣城生豬屠宰管理的通知》(以下簡稱《屠宰管理通知》)、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2004)宿中行初字第06號行政判決書，用以證明由于泗洪縣政府下設的泗洪縣生豬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縣生豬辦)在2003年5月18日發布的《屠宰管理通知》中，僅將該縣生豬定點屠宰單位標注為泗洪縣食品公司肉聯廠(以下簡稱縣肉聯廠)，被建明食品公司訴至法院后，該具體行政行為已被生效判決確認為違法；

3．縣獸檢所和泗洪縣青陽鎮畜牧獸醫站出具的證據，用以證明泗洪縣分管副縣長2003年5月22日的電話指示事實客觀存在。

被告辯稱：被告的分管副縣長是根據2003年5月18日的《屠宰管理通知》才作出內容為“停止對縣肉聯廠以外的單位進行生豬檢疫”的電話指示。這個電話指示是分管副縣長對下屬單位縣獸檢所作出的，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指導行為；指示內容中沒有提到原告，不會直接對原告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因此，這個電話指示不是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管轄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內，原告無權對這個電話指示提起行政訴訟。

第三人述稱：國務院頒布的《生豬屠宰管理條例》規定，被告有權設定和取消生豬定點屠宰單位。在被告下設的縣生豬辦發布的《屠宰管理通知》里，生豬定點屠宰單位中沒有原告，說明原告的生豬定點屠宰資格已經被取消。非定點屠宰單位的生豬，依法不能上市銷售，故第三人拒 絕對原告的生豬進行檢疫，是正確的。

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交證據。

經質證、認證，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查明：

2001年4月，經被告泗洪縣政府批準，原告建明食品公司成為泗洪縣的生豬定點屠宰單位之一。在分別領取了相關部門頒發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動物防疫合格證、稅務登記證等證件后，建明食品公司開始經營生豬養殖、收購、屠宰、銷售和深加工等業務。2003年5月18日，泗洪縣府下設的臨時辦事機構縣生豬辦向本縣各賓館、飯店、學校食堂、集體伙食單位、肉食品經營單位以及個體經營戶發出《屠宰管理通知》。該通知第一項稱，“縣城所有經營肉食品的單位及個體戶，從5月20日起到 縣指定的生豬定點屠宰廠采購生豬產品，個體豬肉經銷戶一律到定點屠宰廠屠宰生 豬(縣肉聯廠)??”。2003年5月22日，泗洪縣政府分管獸醫衛生監督檢驗工作的副縣長電話指示縣獸檢所，停止對縣肉聯廠以外的單位進行生豬檢疫。建明食品公司報請縣獸檢所對其生豬進行檢疫時，該所即以分管副縣長有指示為由拒絕。建明食品公司認為，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侵犯其合法權益，遂提起本案行政訴訟。

另查明，原告建明食品公司因對縣生豬辦在《屠宰管理通知》中僅標注縣肉聯廠為生豬定點屠宰廠不服，曾于2004年8月4日以泗洪縣政府為被告，另案提起過行政訴訟。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2004)宿中行初字第06號行政判決書確認，泗洪縣政府下設的縣生豬辦在《屠宰管理通知》中僅將縣肉聯廠標注為生豬定點屠宰廠，侵犯了建明食品公司的公平競爭權，這一行政行為違法。該行政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獸醫行政管理部門主管本行政區域內的動物防疫工作。”第三款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所屬的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實施動物防疫和動物防疫監督。”第三十條規定：“動物防疫監督機構按照國家標準和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管理部門規定的行業標準、檢疫管理辦法和檢疫對象，依法對動物、動物產品實施檢疫。”動物防疫是第三人縣獸檢所的法定職責，縣獸檢所應當按照國家、行業的標準和管理辦法確定檢疫范圍、對象，依法對動物、動物產品實施檢疫，而不是根據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實施檢疫。被告泗洪縣政府的分管副縣長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縣生豬辦發布的《屠宰管理通知》，才給縣獸檢所發出電話指示，指示內容與《屠宰管理通知》一致。這個電話指示對縣獸檢所的檢疫職責不具有強制力，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指導行為；電話指示內容未提及原告建明食品公司，不會對建明食品公司的權利義務產生直接影響。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行訴法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四)、第(六)項規定，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和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的行為，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提起訴訟應當符合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的條件。泗洪縣政府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不具有提起行政訴訟的條件，不是可訴的行政行為。

據此，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訴法解釋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關于

“請求事項不屬于行政審判權限范圍的，應當裁定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的規定，于2005年6月22日裁定： 駁回原告建明食品公司的起訴。

一審宣判后，建明食品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稱：上訴人是經被上訴人依法批準設立的生豬定點屠宰單位之一，經營手續完備，享有與同類企業同等的權利和義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阻礙上訴人自主經營。

上訴人報請檢疫時，縣獸檢所不是以定點屠宰資格已在《屠宰管理通知》中被取消為由拒絕檢疫，而是聲稱分管副縣長電話指示停止對上訴人的生豬進行檢疫。如果縣獸檢所當時是以定點屠宰資格已被取消為由拒絕檢疫，則上訴人完全可以起訴縣獸檢所不作為。在《屠宰管理通知》中，縣生豬辦只是將泗洪縣的定點屠宰場所僅標注為縣肉聯廠，并沒有取消上訴人的定點屠宰資 格，況且縣生豬辦的這個行政行為已被生效判決確認為違法。而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其內容則完全剝奪了上訴人作為定點屠宰單位享有的報請檢疫權利。電話指示內容與《屠宰管理通知》不同，不是落實《屠宰管理通知》，不能與《屠宰管理通知》混為一談。事實證明，由于有分管副縣長這個電話指示，縣獸檢所才拒絕履行對上訴人的生豬進行檢疫的職責。電話指示是對內對外均具有約束力的行政強制命令，其目的是要限制上訴人的正常經營，故屬于可訴的行政行為。一審以電話指示屬內部行政指導行為為由，裁定駁回上訴人的起訴，是錯誤的。請求撤銷一審裁定，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

被上訴人泗洪縣政府答辯稱：《屠宰管理通知》要求，所有豬肉經銷戶一律到定點屠宰廠(縣肉聯廠)屠宰生豬。分管副縣長電話指示停止對縣肉聯廠以外單位的生豬進行檢疫，正是為貫徹落實通知，這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指導行為。電話指示沒有說不對上訴人的生豬進行檢疫，沒有直接指向上訴人，不會對上訴人的權利義務直接產生影響，故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在分管副縣長作出電話指示后，上訴人并未向縣獸檢所報請檢疫。一審將此認定為本案事實，缺乏證據證實。除此以外．一審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當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原審第三人縣獸檢所稱：作為縣政府的下級單位，第三人不可能不服從縣領導的指示。第三人接到分管副縣長電話指示后．不對上訴人的生豬進行檢疫，是正確的。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是對縣生豬辦《屠宰管理通知》內容的進一步強調及延續。至于該指示正確與否，不便發表意見。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被上訴人泗洪縣政府曾先后批準4個定點生豬屠宰單位，但2003年5月期間，只有縣肉聯廠和』二訴人建明食品公司在從事正常的經營活動，其余兩個單位因種種原因已歇業停產。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作出后，建明食品公司向原審第三人縣獸檢所報請檢疫時遭拒絕，縣獸檢所在訴訟中對這一事實明確表示認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五條關于“在庭審中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權限范圍內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明確表示認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對該事實予以認定”的規定，一審將此認定為案件事實，并無不妥。除此以外，由于各方當事人對一審認定的其他事實均無異議，二審予以確認。

二審爭議焦點是：如何評價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行為?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被上訴人泗洪縣政府的分管副縣長2003年5月22日的電話指示，是對其下級單位原審第三人縣獸檢所作出的。審查行政機關內部上級對下級作出的指示是否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內的可訴行政行為，應當從指示內容是否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產生了實際影響著手。

《生豬屠宰管理條例》第五條、第十八條規定，生豬定點屠宰廠(場)的設立，應由市、縣人民政府按照法定條件和程序批準；定點屠宰廠(場)有對生豬、生豬產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質等違反條例規定的行為，情節嚴重的，經市、縣人民政府批準，取消定點屠宰廠(場)資格。上訴人建明食品公司是依法經批準設立的定點生豬屠宰單位，至本案糾紛發生時，建明食品公司的定點屠宰廠(場)資格并沒有依照法規規定的程序被取消。在《屠宰管理通知》里，縣生豬辦僅是將該縣生豬定點屠宰點標注為縣肉聯廠，沒有否定建明食品公司的定點屠宰廠(場)資格。由于《屠宰管理通知》里沒有將建明食品公司標注為該縣生豬定點屠宰點，在建明食品公司起訴后，縣生豬辦的這個行政行為已經被人民法院的生效行政判決確認為違法。

農業部發布的《動物檢疫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對動物檢疫實行報檢制度。”“動物、動物產品在出售或者調出離開產地前，貨主必須向所在地動物防疫監督機構提前報檢。”第十八條規定：“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對依法設立的定點屠宰場(廠、點)派駐或派出動物檢疫員，實施屠宰前和屠宰后檢疫。”參照這一規章的規定，作為依法設立的生豬定點屠宰點，上訴人建明食品公司有向該縣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原審第三人縣獸檢所報檢的權利和義務；縣獸檢所接到 報檢后，對建明食品公司的生豬進行檢疫，是其應當履行的法定職責。

縣獸檢所當時以分管副縣長有電話指示為由拒絕檢疫，可見該電話指示是縣獸檢所拒絕履行法定職責的唯一依據。生豬定點屠宰場所的生豬未經當地動物防疫監督機構進行屠宰前、后的檢疫和檢驗，不得屠宰，屠宰后的生豬及其產品也無法上市銷售。盡管分管副縣長對縣獸檢所的電話指示是行政機關內部的行政行為，但通過縣獸檢所拒絕對建明食品公司的生豬進行檢疫來看，電話指示已經對建明食品公司的合法權益產生實際影響，成為具有強制力的行政行為。再有，分管副縣長在該縣僅有兩家定點屠宰場所還在從事正常經營活動的情況下，電話指示停止對縣肉聯廠以外單位的生豬進行檢疫，指示中雖未提及建明食品公司的名稱，但實質是指向該公司。

分管副縣長就特定事項、針對特定對象所作的電話指示，對內、對外均發生了效力，并已產生了影響法人合法權益的實際后果，故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內的可訴行政行為。

行政指導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導、咨詢、建議等性質的行為。分析被上訴人泗洪縣政府分管副縣長作出的關于“停止??檢疫”電話指示，既不是行政示范和倡導，也不具有咨詢、建議等作用，實質是帶有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泗洪縣政府關于該指示屬于行政機關內部行政指導行為的答辯理由，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泗洪縣政府分管副縣長的電話指示，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該指示是分管副縣長在履行公務活動中行使職權的行為，其后果應由泗洪縣政府承擔。上訴人建明食品公司不服該指示，以泗洪縣政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該起訴符合法定條件，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一審以該指示屬于內部行政指導行為為由，裁定駁回建明食品公司的起訴，是錯誤的。依照行訴法解釋第六十八條關于“第二審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的裁定確有錯誤，且起訴符合法定條件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審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審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繼續審理”的規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9月19日裁定：

一、撤銷一審行政裁定；

二、本案由一審法院繼續審理。

第二篇：口福食品公司訴韓國企業銀行、中行核電站支行信用證糾紛案

口福食品公司訴韓國企業銀行、中行核電站支行信用證糾紛案

裁判摘要

信用證欺詐，是指信用證受益人在根本無貨或者質量低劣無法交貨的情況下，單獨或與他人惡意串通，偽造符合信用證要求的一種或幾種單據，從開證行騙取信用證項下貨款，從而使開證申請人遭受經濟損失的行為。開證行如無證據證明信用證項下單據是受益人單獨或與他人惡意串通偽造的，目的是從開證行騙取信用證項下款項，且該偽造行為已經給開證申請人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不能援引信用證欺詐例外原則拒付信用證項下款項。

原告：連云港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蘇省連云港市連云區。

法定代表人：翁軍，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韓國中小企業銀行（漢城總行），住所地：韓國漢城中區。

法定代表人：金鐘昶，該行董事長。

被告：中國銀行連云港市核電站支行，住所地：江蘇省連云港市連云區。

負責人：婁培云，該支行行長。

原告連云港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口福食品公司）因與被 告韓國中小企業銀行漢城總行（以下簡稱韓國企業銀行）、中國銀行連云港市核電站支行（以下簡稱中行核電站支行）發生信用證糾紛，向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訴稱：作為被告韓國企業銀行開出的一份不可撤銷信用證的受益人，原告已經按信用證要求及時將貨物裝船，并向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提交了信用證項下全套單據。中行核電站支行經審查，確認單證一致、單單一致后，將全套單據寄給韓國企業銀行，卻遭韓國企業銀行無理拒付。韓國企業銀行的拒付行為，違反《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國際商會第500號出版物，以下簡稱UCP500）的規定，請求判令韓國企業銀行承擔開證行義務，給原告支付信用證項下貨款110500美元及相應利息，并負擔本案訴訟費用；作為議付行，中行核電站支行對此應承擔連帶責任。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提交以下證據：

1、號碼為M04E5204NS00484的不可撤銷信用證及中譯本，用以證明各方當事人之間存在信用證法律關系；

2、上述信用證項下的全套單據及中譯本，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已按要求提交了全套單據；

3、拒付函及中譯本，用以證明信用證項下貨款已被韓國企業銀行拒付；

4、律師函，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不能接受韓國企業銀行提出的拒付理由；

5、對拒付函的3份回函及中譯本，用以證明中行核電站支行也 認為韓國企業銀行提出的拒付理由不成立；

6、跟單匯票寄單面函，用以證明中行核電站支行已經以議付行名義要求開證行韓國企業銀行償付信用證項下款項；

7、跟單匯票及中譯本，用以證明中行核電站支行在匯票上背書并將其交給開證行，已以議付行名義行使了票據權利；

8、驗單費、郵寄費收據，用以證明中行核電站支行已對口福食品公司提交的全套單據進行過審查，并因此收取了驗單費；

9、中國銀行國際結算業務收費標準，用以證明中行核電站支行是按議付行標準收取費用，因此應承擔議付行責任。

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答辯稱：在本案信用證關系中，本被告只是對原告提交的單據做過寄單處理，是寄單行而非議付行。原告以本被告是信用證議付行為由，要求本被告承擔連帶責任，沒有事實根據與法律依據。

被告韓國企業銀行在法院限定的舉證期限內未提交證據，一審時也未到庭參加訴訟，其庭后提交的答辯狀稱：由于中國沒有信用證法律，本被告根據UCP500的規定進行答辯。原告提交的信用證項下單據存在不符點；且還有倒簽提單、偽造票據等欺詐行為，依照欺詐例外的國際慣例，本被告有權拒付信用證項下貨款。

被告韓國企業銀行提交以下證據，要求法院組織質證：

1、號碼為M04E5204NS00484的不可撤銷信用證和該信用證項下全套單據、匯票，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在匯票上填寫的匯款行是“INDUSTRIAL BANK OF KOREA SEOUL（HEAD OFFICE SEOUL）”，與信 用證上匯款行“INDUSTRIAL BANK OF KOREA（HEAD OFFICE SEOUL）SEOUL”的名稱不一致；各單據對商品品名的描述不一致，裝箱單中有重量單位而發票上卻沒有等不符點問題；

2、中遠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遠公司）簽發的提單副本復印件，用以證明涉案貨物實際裝船日期是2002年6月1日，而口福食品公司提交的信用證項下提單卻將裝船日期倒簽為2002年5月31日；

3、口福食品公司的工商注冊材料，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正確的英文名稱是“LIANYUNGANG KUCHIFUKU FOODS CO.LTD”，而口福食品公司提交的信用證議付單據上卻寫成“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

4、信用證項下的買賣合同，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的印章與其提交議付票據上使用的印章不一致；

5、以口福食品公司作為受益人的另一信用證項下單據，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以前使用的名稱和印章與本案信用證項下的名稱和印章不同，因而本案信用證項下的票據及印章是口福食品公司偽造的。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和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均提出，由于被告韓國企業銀行是在法定答辯和舉證期已過后才提交答辯狀與證據，應視為其放棄了答辯與舉證權，故對其提交的證據不予質證。同時，口福食品公司還作如下說明：

1、在韓國企業銀行開具的信用證中，匯款行的名稱共出現3處，其中兩處使用“INDUSTRIAL BANK OF KOREA SEOUL（HEAD OFFICE SEOUL）”，與本公司匯票上的匯款行名稱一致，只有1處使用“INDUSTRIAL BANK OF KOREA（HEAD OFFICE SEOUL）SEOUL”；另外，韓國企業銀行在自己的答辯狀中，也使用了與本公司開具匯票上一致的匯款行名稱。因此，匯款行名稱即使有誤，也是由韓國企業銀行造成的。

2、按中國法律規定，中國企業名稱以工商登記中的中文名稱為準，外文名稱不是法定名稱，故本公司將自己企業外文名稱中的“G”誤寫為“D”，并不違法。

3、韓國企業銀行企圖以庭后提交的提單副本復印件來證明本公司倒簽提單，但這個復印件與雙方都向法庭提交過的正本提單內容不一致，且復印件來源不明，作為證據存在著形式上的缺陷，不能證明倒簽問題。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2002年4月24日，應韓國漢城昌技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昌技公司）的申請，被告韓國企業銀行開出一份號碼為M04E5204NS00484的不可撤銷跟單信用證，金額110500美元，有效日期至同年6月30日，信用證上注明的受益人英文名稱為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議付行為任何銀行，付款方式為見票即付，付款人韓國企業銀行；最遲裝船日期為2002年5月31日，所需單據為已簽署的商業發票一式三份、全套正本清潔提單、裝箱單一式三份。該信用證還約定了交單、議付單據期間等。原告口福食品公司收到該信用證后，于2002年6月6日向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提交了信用證項下的全套單據，其中正本提單載明的裝船日期為2002年5月31日。中行核電站支行收到單據后進行了嚴格核對，并于當月7日通過快郵寄給開證 行。同年6月19日，中行核電站支行收到韓國企業銀行的兩份拒付通知書，拒付理由為：

1、發票、裝箱單、提單上的商品品名不一致；

2、提單上的裝船日期是偽造的；

3、匯票上注明的匯款行名稱與信用證上的匯款行名稱不一致；

4、沒有注明收貨人地址。收到拒付通知后，中行核電站支行于6月20日給韓國企業銀行回函，指出其提出的不符點不存在，并要求其接受全套單據并立即付款。6月26日，韓國企業銀行第二次致函中行核電站支行，未再提出不符點問題，而是稱：“申請人告知我行，他們曾通知貴行有關欺詐事宜，并警告貴行不要接受受益人的單據，目前申請人正就欺詐一事起訴受益人。我行有證據證明單據系偽造，而且欺詐正在進行。”此后，中行核電站支行雖多次與韓國企業銀行交涉，要求其履行開證行的付款責任，但均未收到韓國企業銀行的回復。9月3日，中行核電站支行收到韓國企業銀行的退單及所附韓國漢城法院的止付令副本復印件。9月9日，中行核電站支行將退單交給口福食品公司，口福食品公司為此提起本案訴訟。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第二款規定：“對于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第四十三條規定：“當事人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不是新的證據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納。”“當事人經人民法院 準許延期舉證，但因客觀原因未能在準許的期限內提供，且不審理該證據可能導致裁判明顯不公的，其提供的證據可視為新的證據。”在規定舉證期限內，被告韓國企業銀行未提交證據，也未提出延期舉證的申請；其在庭后提交的證據，不屬于舉證期限屆滿后新發現的證據，或者在舉證期限內無法提供的證據；在本案其他當事人拒絕質證的情況下，對韓國企業銀行提交的這些證據不組織質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三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本案被告韓國企業銀行是外國法人，本案案由是涉外信用證糾紛，各方當事人在起訴及答辯過程中，均以UCP500為依據。由于我國目前沒有調整信用證關系的法律規定，而UCP500是調整這一關系的國際慣例，故在本案中應當適用。

UCP500第九條a款I項規定，對即期付款的不可撤銷信用證而言，只要在信用證規定的單據全部提交指定銀行或開證行，并且這些單據又符合信用證條款的規定時，便構成開證行即期付款的確定承諾。作為開證行，被告韓國企業銀行開出的是見票即付的不可撤銷信用證。只要原告口福食品公司依照信用證的約定，將單據提交給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并經該行轉給韓國企業銀行，韓國企業銀行就應當履行開證行義務，向口福食品公司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UCP500第十四條b項規定：“開證行及／或保兌行（如有），或代其行事的指定銀行，收到單據后，必須僅以單據為依據，確定這些單據是否表面與 信用證條款相符。如與信用證條款不符，上述銀行可以拒絕接單。”d款I項規定：“如開證行及／或保兌行（如有），或代其行事的指定銀行決定拒絕接單，它必須不延誤地以電訊方式通知有關方；如不可能用電訊方式通知時，則以其他快捷方式通知此事，但不得遲于收到單據的翌日起算第七個銀行工作日。該通知應發給寄單銀行，或者，如直接從受益人處收到單據者，則應通知受益人。”在收到中行核電站支行轉寄的單據后，韓國企業銀行雖曾提出過單證不符，但中行核電站支行回電認為不符點不成立后，在UCP500規定的有效通知期內，韓國企業銀行再未提出不符點問題，已經喪失以單證不符為由拒絕接單的權利。韓國企業銀行最終是以存在信用證欺詐及韓國漢城法院下達止付令為由退單，在口福食品公司提起訴訟后，韓國企業銀行再以單據不符為由抗辯，顯然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UCP500的規定。UCP500第三條a款規定：“就性質而言，信用證與可能作為其依據的銷售合同或其他合同，是相互獨立的兩種交易。即使信用證中提及該合同，銀行亦與該合同完全無關，且不受其約束。因此，一家銀行作出付款、承兌并支付匯票或議付及／或履行信用證項下其他義務的承諾，并不受申請人與開證行之間或與受益人之間在已有關系下產生的索償或抗辯的制約。”信用證關系獨立于基礎合同，不受因基礎合同關系產生的索償與抗辯制約，雖然欺詐可以例外，但韓國企業銀行在舉證期限內，并未提交任何足以證明欺詐存在的證據，故該抗辯理由也不能成立。在此情況下，口福食品公司請求韓國企業銀行支付信用證項下款項及相應利息，應予支持。

原告口福食品公司與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沒有簽訂過關于議付的書面合同，雙方之間不存在有關議付的合同關系，中行核電站支行沒有議付單據的合同義務。UCP500第十條b款Ⅱ項規定：“議付意指受權議付的銀行對匯票及／或單據付出對價。僅審核單據而未付對價者，不構成議付。”c款規定：“除非指定銀行是保兌行，否則，指定銀行地開證行指定其付款、承擔延期付款責任、承兌匯票或議付并不承擔責任。除非指定銀行已明確同意并告知受益人，否則，它收受及／或審核及／或轉交單據的行為，并不意味著它對付款、承擔延期付款責任、承兌匯票或議付負有責任。”中行核電站支行不是本案信用證的保兌行，雖然本案信用證可由任何銀行為議付行，但中行核電站支行在接收口福食品公司交來的信用證及其項下全部單據后，沒有明確表示過同意議付，更未支付對價，僅做過審單、寄單等處理，因此該支行是寄單行，不是UCP500規定的議付行，沒有必須議付的法定義務。口福食品公司以中行核電站支行是議付行為由，請求判令該支行承擔連帶償付責任，缺乏事實根據與法律依據，該請求不能成立。

據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30日判決：

一、被告韓國企業銀行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向原告口福食品公司支付信用證項下的款項110500美元及利息；

二、駁回原告口福食品公司對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14137元，由被告韓國企業銀行負擔。

韓國企業銀行不服一審判決，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

1、本案信用證的受益人是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而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的英文名稱是LIANYUNGANG KUCHIFUKU FOODS CO.LTD，故口福食品公司并非本案信用證的受益人。一審判決認定主體錯誤。

2、口福食品公司私刻印章，偽造不是自己名下的單據文件，還倒簽提單上的貨物裝船日期，欺詐信用證項下的當事人，證據確鑿。

3、口福食品公司實施這些欺詐行為，其真實動機是其裝運的貨物質量低劣，只能通過這些手段來欺騙上訴人，以達到用偽造單據來議付信用證項下款項的目的。綜上，口福食品公司違反貿易合同在先，為了議付信用證而偽造議付單據欺騙上訴人在后，且因貨物延遲到港，給開證申請人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依照信用證欺詐例外的國際慣例，上訴人有權拒付信用證項下款項。請求二審改判駁回口福食品公司的訴訟請求。

韓國企業銀行向二審法院提交以下證據：

1、口福食品公司章程，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的英文名稱為“LIANYUNGANG KUCHIFUKU FOODS CO.LTD”，而非信用證議付單據上的“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

2、口福食品公司在其他交易中給韓國HANVIT銀行的議付單據，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曾經有過欺詐行為，并使用過與本次議付不同的名稱和印章；

3、本案信用證項下的全套單據及其中文譯本，用以證明口福食品公司要求付款時使用的英文名稱與正確的英文名稱不一致。

4、青島海發實業公司發布的2002年5月、6月船期表復印件各一份，用以證明本案所涉“凌泉河”貨輪的開船日期為6月1日，口 福食品公司在提單上填寫的日期是倒簽。

韓國企業銀行除提交上述證據外，還以其因客觀原因無法調取“裝船日期為2002年6月1日的提單副本”為由，申請二審法院查封中遠公司所屬“凌泉河”輪2002年5月至6月的航海日志，核實本案所涉提單項下貨物的實際裝船日期。

口福食品公司答辯稱：

1、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在二審中提交的證據1-3，與其在一審庭審后向一審法院提交的證據一致，是逾期證據，依法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2、口福食品公司向韓國企業銀行提示的所有議付單據，均符合UCP500的規定，不存在任何欺詐行為，韓國企業銀行應承擔無條件付款義務；

3、口福食品公司在信用證規定的期限內裝船，不存在任何倒簽提單的行為。韓國企業銀行如認為賣方利用合同欺詐，必須提供充分的證據支持；

4、韓國企業銀行以前后矛盾的理由拒付信用證，不符合國際貿易支付慣例。其拒付的真正原因，是進口商無力付款贖單。韓國企業銀行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二審應當維持原判。

中行核電站支行答辯稱：一審關于本支行的判決正確，應當維持。

應韓國企業銀行的申請，結合本案實際情況，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以下證據：

1、中遠公司給青島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系中遠公司在青島的口岸公司）的函，主要內容是：中遠公司要求青島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按口福食品公司限定的最后裝船日期，在2002年5月31日裝船完畢，并給口福食品公司簽發5月31日的已裝船提單；

2、從中國外輪理貨公司青島分公司調取的涉案貨物裝貨單，主要內容是：口福食品公司已于5月31日，將貨物送至青島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指定的場站，海關也已在5月31日放行；

3、從中國外輪理貨公司青島分公司調取的本案所涉貨物裝船作業單，主要內容是：“凌泉河”輪裝載涉案貨物的時間為2002年5月31日8時至6月1日4時；

4、從青島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調取的涉案貨物提單副本打印件，證實提單于2002年6月1日簽發；

5、對中國外運山東有限公司金安分公司的調查筆錄，主要內容是：受口福食品公司委托，該公司在辦理訂艙、報關、碼頭接貨等事宜中，先聯系泛洋商船株式會社承運涉案貨物，因遭拒絕，才又聯系了中遠公司，中遠公司承諾于5月31日24時前將涉案貨物裝船；

6、對青島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的調查筆錄，主要內容是：受中遠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蔣云龍的指示，該公司在5月31日開始將涉案貨物裝船，因有的貨物是下半夜才裝上船，故于6月1日簽發提單。

對法院調取的上述證據，各方當事人均予認可。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除確認一審查明的事實外，還查明：

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收到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開具的信用證后，即組織了信用證項下貨物，并向韓國泛洋商船株式會社聯系裝運事宜，在遭拒絕后又與中遠公司進行聯系，得到中遠公司保證在信用證規定的最后裝船日期前裝船的承諾。2002年5月31日8時至6月 1日4時，本案信用證項下貨物裝上“凌泉河”輪；6月1日，“凌泉河”輪開航；同日，承運方簽發該批貨物提單，但在出具給口福食品公司的提單上，承運方填寫的裝船時間為2002年5月31日。

在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開具的信用證中，受益人口福食品公司的英文名稱被填寫為“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為了使議付單據與信用證一致，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將其英文名稱中的“LIANYUNGANG”改為“LIANYUNGAND”，并在信用證議付單據上加蓋了含有“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英文字樣的印章。

此外，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雖然稱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所供貨物質量低劣，且因貨物延遲到港，給開證申請人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但未提交相應證據。對承運人倒簽提單一事，在二審庭審中，韓國企業銀行也未能提交承運人是受口福食品公司指使或者與口福食品公司惡意串通的證據。在二審庭審中，韓國企業銀行表示放棄第1項上訴理由，即不再認為口福食品公司非本案信用證受益人。

二審應解決的問題有：

1、關于法律適用問題；

2、關于是否構成偽造單據進行欺詐的問題；

3、關于是否構成倒簽提單進行欺詐的問題。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

關于第一點。本案是信用證交易糾紛。在一審中，各方當事人均以UCP500作為訴辯依據，一審也適用UCP500作出判決。然而UCP500只能解決當事人在信用證交易中的地位和權利義務，不涉及信用證欺詐及其法律救濟問題，因而不能解決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提出的信用 證欺詐問題。對這個問題，韓國企業銀行認為韓國法律是準據法，而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和原審被告中行核電站支行則主張以中國法律為準據法。信用證欺詐是侵權行為。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既然韓國企業銀行主張口福食品公司偽造了單據和倒簽了提單，而本案信用證項下的單據與提單均在中國簽發，中國是侵權行為地，故應當適用中國法律解決信用證欺詐及其法律救濟問題。

關于第二點。信用證欺詐，是指信用證受益人在根本無貨或者質量低劣無法交貨的情況下，單獨或與他人惡意串通，偽造符合信用證要求的一種或幾種單據，從開證行騙取信用證項下貨款，從而使開證申請人遭受經濟損失的行為。而在本案中，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是在向承運人交付了貨物的情況下，制作或者獲取了信用證要求的商業發票、匯票、裝箱單和提單等單據，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沒有證據證明口福食品公司所供貨物質量低劣，因此不存在口福食品公司以質量低劣貨物騙取信用證項下款項的問題。鑒于韓國企業銀行在其開具的信用證中，已經將受益人口福食品公司的英文名稱錯寫為“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為了使議付單據與信用證一致，口福食品公司才在信用證議付單據上，將該公司英文名稱填寫為與信用證一致的錯誤名稱，同時加蓋了有同樣英文名稱的印章。雖然口福食品公司加蓋在信用證議付單據上的印章有將錯就錯的英文名稱，但同時也有該公司正確的中文名稱。二審庭審中，韓國企業銀行已經對口福食品公司的信用證受益人身份不存異議，說明口福食 品公司在信用證議付單據中使用“LIANYUNGAND”一詞，客觀上沒有引起歧義。因此，口福食品公司在信用證議付單據上錯誤填寫該公司的英文名稱，以及加蓋含有同樣英文名稱的印章，是事出有因，不構成信用證欺詐。韓國企業銀行關于口福食品公司私刻印章、偽造單據、構成信用證欺詐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關于第三點。現有證據證明，涉案貨物是于2002年5月31日8時至6月1日4時裝船，承運方于6月1日簽發提單，而在承運方出具給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的提單上，填寫的裝船時間是2002年5月31日，確為倒簽。即便如此，也不能認定口福食品公司實施了信用證欺詐行為。這是因為：

1、在信用證規定的裝船日期前，口福食品公司已經組織了貨物，并將貨物送至承運人指定的場站，辦理好貨物出關等必要手續，得到承運方關于在5月31日裝船的承諾，客觀上沒有必要倒簽提單；

2、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不能以證據證明口福食品公司參與實施了倒簽提單的行為，主觀上有倒簽提單的故意；倒簽提單是承運方為履行其對口福食品公司的承諾而實施的欺騙行為，與口福食品公司無關；

3、韓國企業銀行雖然提出由于倒簽提單，致使貨物遲延到港，給開證申請人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但沒有提交相應的證據。對開證申請人來說，本案的倒簽提單沒有給其造成實際損害。因此，本案雖然有倒簽提單的事實，但不存在信用證受益人以此實施欺詐的主觀惡意。對提單倒簽，口福食品公司沒有過錯，不能認定構成信用證欺詐，韓國企業銀行也不能以此為由拒付信用證項下貨款。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 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綜上所述，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關于被上訴人口福食品公司偽造單據、倒簽提單、所供貨物存在質量問題，應適用信用證欺詐例外原則判決其不承擔付款責任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對議付單據與信用證上的受益人英文名稱不符、提單上的裝船日期倒簽等問題，口福食品公司主觀上沒有進行欺詐的過錯，不能由其承擔信用證欺詐的民事責任。一審判決韓國企業銀行承擔信用證項下的付款義務，并無不當，應當維持。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于2003年12月23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14137元，由上訴人韓國企業銀行負擔。2006年1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6]第1期出版

第三篇：鎮江市建鎮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訴南京市五金機械總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的應用

鎮江市建筑工程公司訴南京市五金機械總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

上訴人(原審原告)鎮江市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簡稱鎮建公司)，住所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鎮江市七里甸營房街74號。

法定代表人董適，鎮建公司經理。

委托代理人程美瑛，江蘇鎮江君業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原審被告)南京市五金機械總公司(以下簡稱五金公司)，住所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南京市中山南路74號。

法定代表人林曉陽，五金公司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李安祥、萬樾莉，江蘇南京李安祥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美國環球網聯集團(以下簡稱網聯集團)。

上訴人鎮建公司、五金公司因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鎮經二初字第19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2年1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3年12月22日公開

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鎮建公司委托代理人程美瑛，上訴人五金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安祥、萬樾莉到庭參加訴訟。被上訴人網聯集團因其地址不詳，經本院公告送達上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當事人一審中的訴辯主張：

鎮建公司訴稱：1995年12月8日、20日、28日，原告與南京浩龍建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浩龍公司)分別簽訂了工程承發包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約定浩龍公司將“金長江大廈”交由原告施工，并向原告分期借款1500萬元，浩龍公司保證在工程結構封頂時一次歸還本息。協議簽訂后，原告從1995年12月至1996年4月分期借給浩龍公司人民幣共計450萬元。1996年5月10日浩龍公司與原告簽訂協議，約定將借款金額調整到450萬元并保證在1998年9月30日前歸還所借本息，后該工程始終未能開工建設，經原告多次催要，浩龍公司僅歸還借款本金13萬元，由于浩龍公司系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1996年10月4日因投資不到位而被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銷，鎮建公司訴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歸還借款437萬元及利息，承擔本案全部訴訟費用。

五金公司答辯稱，浩龍公司是由其與網聯集團于1995年9月5日合作成立的中外合作有限責任公司，根據浩龍公司的合同和章程約定，網聯集團為浩龍公司的出資義務人，而法律規定只有出資義務人未履行出資義務的，才對開辦單位的外債承擔法律責任。五金公司不是浩龍公司的出資義務人，故其不應對浩龍公司的債務承擔法律責任，請求法院駁回鎮建公司對五金公司的訴訟請求。

因網聯集團地址不詳，原審法院進行公告送達，故網聯集團未作答辯。一審法院查明：

1.1995年12月8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一份工程承發包協議，約定浩龍公司將“金長江大廈”除裙房裝潢工程外的全部工程發包給鎮建公司總承包，鎮建公司為了支持浩龍公司的前期拆遷工作，需在1996年2月前借款1500萬元給浩龍公司，借款利息按年率14%計算，浩龍公司在工程結構封頂時將本息一次性歸還鎮建公司。1995年12月20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一份工程承發包補充協議，協議對借款1500萬元的付款時間及工程開工日期作了調整。該協議經鎮江市公證處公證。1995年12月28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協議條款，對“金長江大廈”建設工程施工的具體內容及要求作了詳細約定。協議簽訂后，鎮建公司從1995年12月20日至1996年4月8日分11次借給浩龍公司人民幣共計450萬元，但浩龍公司未能按期辦理工程開工的有關手續，致使工程未能按期開工建設。1996年5月10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協議，約定將原借款總金額調整為450萬元，浩龍公司承諾在工程結構封頂時歸還本息，最遲在1998年9月30日前歸還本息。后該工程一直未能開工建設，鎮建公司多次向浩龍公司索要借款，浩龍公司僅于1997年4月24日歸還4萬元，1997年7月3日歸還4萬元，1998年7月29日歸還5萬元，余款一直未能歸還。

2.浩龍公司系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合作興辦的中外合作經營有限責任公司，1995年9月5日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成立，經營范圍為：開發、建設、銷售、租賃金長江大廈商品房及物業管理、相關配套服務。根據五金公司與網聯

集團的合同及浩龍公司章程約定，浩龍公司投資總額為人民幣2300萬美元，五金公司以南京市中山南路74號5365平方米地塊毛地出讓費，現有房產(建筑面積約5300平方米)拆遷費用，自行過渡費用及建設期間的經營損失等作為該項目的投入，折價644萬美元，占投資總額的28%，網聯集團以現匯投入1656萬美元，出資項目為注冊資本、拆遷安置費用(五金公司除外)、工程建設費用等，占投資總額的72%，項目利潤根據雙方投資比例分配，總建筑面積4.5萬平方米以內五金公司得28%房產權，網聯集團得72%房產權，其中裙樓各得50%。雙方約定浩龍公司注冊資本920萬美元全部由網聯集團支付，在領取營業執照兩個月內投入首期資本200萬美元，其余資本在領取營業執照之日起兩年內繳清。

3.浩龍公司成立后，其注冊資金始終沒有到位，浩龍公司也未按有關規定取得房地產開發資質，擬開發的金長江大廈建設項目也未辦理土地使用權手續，項目未得到有關部門立項和批準。1996年9月25日，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遞交報告，稱由于外方資金不能按規定到位，以致合作公司無法繼續經營，特申請注銷浩龍公司，浩龍公司債權債務由五金公司負責處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0月4日以寧工商(1996)242號文，決定注銷浩龍公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其善后事宜由主管部門按國家有關規定協助企業處理。

以上事實有下列證據證明：浩龍公司與鎮建公司的工程承發包協議書、補充協議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協議條款、協議書、銀行匯票存根、浩龍公司合同、章程、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南京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關于南京浩龍建設有限公司報告的批復”、五金公司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注銷浩龍公司的報告等。

一審歸納的本案爭議焦點為：五金公司是否應承擔浩龍公司的對外民事責任及應承擔何種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于1995年12月8日簽訂的工程承發包協議，1995年12月20日簽訂的工程承發包補充協議，1995年12月28日簽訂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協議條款中有關浩龍公司將“金長江大廈”發包給鎮建公司總承包的約定，因簽訂以上協議時金長江大廈項目尚未經有關主管部門審批立項，浩龍公司既未辦理土地有償使用手續，也未取得房地產開發資質，而應認定為無效。以上協議及1996年5月10日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的協議中有關浩龍公司向鎮建公司借款(融資)的約定，因違反有關金融管理法規，依照鎮建公司與浩龍公司簽訂所有協議時尚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七條第一款第一項之 規定應當認定為無效，浩龍公司應將依該無效協議取得的借款437萬元及孳息一并返還給出借方鎮建公司。浩龍公司雖然領取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但由于其投資方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均沒有實際投資到位，致使浩龍公司因注冊資金沒有實際投入而被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注銷，對外的民事責任應由浩龍公司的投資者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承擔，五金公司雖然不是浩龍公司注冊資金出資義務人，但是浩龍公司應以其投資總額為限對外承擔責任，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應以其投資為限對浩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五金公司同樣負有向浩龍公司繳足投資的義務。對五金公司不是浩龍公司的出資義務人，不應對浩龍公司對外債務承擔法律責任的辯稱理由，不予采納。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在合作合同中雖然沒有直接約定合作雙方對合作企業的風險和虧損承擔比例，但合作合同中約定五金公司投資占浩龍公司投資總額的28%，網聯集團投資占浩龍公司投資總額的72%，合作企業的利潤也是根據雙方投資比例進行分配，五金公司得28%的房產權，網

聯集團得72%的房產權。根據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合作雙方對浩龍公司的風險和虧損也應按投資的比例承擔，而鎮建公司對合作雙方應對合作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訴稱理由無充分證據和法律依據，故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應以其投資比例對外承擔浩龍公司的民事責任。依照五金公司與網聯集團合作設立浩龍公司時尚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第二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之規定，判決：

一、五金公司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償還鎮建公司人民幣1223600元，并支付相應的孳息(從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至實際給付之日);

二、網聯集團于判決生效后十五日內償還鎮建公司人民幣3146400元，并支付相應的孳息(從1998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銀行貸款利率計算至實際給付之日)。案件受理費31860元，由五金公司負擔 8920.8元，網聯集團負擔22939.2元。

第四篇：南江縣沙河鎮黨委、政府學習文建明工作法的實踐.doc

南江縣沙河鎮黨委、政府

學習文建明工作法的實踐

在深入推廣學習文建明工作法中，面對城鄉統籌發展、重點中心鎮建設、9.16洪災恢復重建、扶貧連片開發、“兩違”清理等重點工作任務重與臨近年終各項業務工作任務繁重的雙重壓力局面，沙河鎮黨委、政府按照縣委、政府的要求，組織全體鎮村干部發揚“5+2”、“白+黑”的工作作風，放棄星期天、節假日，白天集中力量抓重點工作、晚上加班抓業務工作，把一天當作兩天用，實現了重點任務緊抓推進、業務工作毫不松懈的目標。

一、分工定責，人人頭上明任務

鎮黨委、政府針對重點工作多、事務工作重的現狀，結合班子成員、干部職工分工及個體專長，對工作任務進行細化分解、分工定責，明確到人頭。當場天業務人員回便民服務中心集中辦理涉農事項，平時充實到重點工作一線。鎮黨委書記、鎮長負責統籌協調，書記重點統籌災后恢復重建，鎮長重點統籌“兩違”清理。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張勇同志專職負責災后重建，抽調方鵬等八名群眾工作經驗豐富、懂農房重建的鎮干部吃住

1在營崗坪一線，全力組織災后農房恢復重建及受災群眾永久性安置工作，輪流值班組夜間在重建工地組織加班，輪空的同志回鎮上彌補業務工作。副鎮長劉俊英同志專職負責受災群眾過渡安置及產業發展、扶貧連片開發；抽調民政辦、大學生村干部成立工作組，整合各方資源，全面開展工作。副鎮長沈仕東同志專職負責“兩違”清理工作，采取分組行動、分工明確、專班專抓、責任到人的辦法，堅持 “四個統一”、“四個公開”（即：統一政策口徑，統一作業標準，統一處罰尺度，統一操作流程；公開辦事流程，公開違建面積，公開處罰標準，公開家庭人口），堅定不移地推進“兩違”清理。副鎮長廖賢偉負責天橋村聚居點建設及安全穩定工作。人大副主席張培國同志負責黨委、政府日常工作，并負責日常工作的統籌協調。對業務工作任務重、耗時長的，組織大學生村官利用夜間返鎮全力配合協助。明確的重點分工體系、到人的業務工作事項、白天晚上整合的工作方式，保證了重點工作與業務工作兩不誤。

二、點式突破，集中力量攻重點

鎮黨委、政府為確保重點工作取得實效，采取重點集中、合力攻堅辦法，對中心工作、應急工作，集中力量，用三分之二的精力全力突破。9.16洪災恢復重建

啟動后，我們整合重建指揮部力量，一切工作圍繞重建轉，先期將干部分成規劃測繪協調組、占地補償協調組、房建施工組織組，集中全力，白天一線現場組織，晚上匯總碰頭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難，保證了重建工作迅速啟動、加快推進。目前，建設進度順利，可于2012年1月中旬完成主體工程。“兩違”清理啟動后，我們以敢于較真、敢于碰硬的工作作風，抽調除重建指揮部成員外的精銳力量，統一把會議室設置為“兩違清理”辦公室，并專題召開所有“兩違戶”戶主參加的動員大會，全天候、大力度開展工作。目前，完成了50多戶外業測繪、20多戶的建檔處理工作，全鎮203戶“兩違”戶處理方式全部明確，2012年3月底前可全面完成我鎮“兩違”清理。在統籌城鄉發展中，我們積極配合同濟大學專家，實地考察，科學規劃，沙河城鎮規劃即將出臺。同時，我們主動謀劃以食用油加工、商貿流通、就地勞務等為重點的城鎮產業發展，全力增強城鎮輻射能力。在扶貧連片開發中，我們主動思謀，提前行動，自主編制了沙河鎮2012年扶貧連片開發初步規劃報有關領導、部門參考審定，與縣交通局協調，提前啟動實施紅四呼兒埡至紅光村石板埡環線公路硬化，力爭春節前通車；聚居點建設、產業發展的前期工作也相繼提前

啟動。

三、臺賬管理，跟蹤問效保目標

為確保各項工作任務完成，鎮黨委、政府對各項工作實行臺賬管理，分項獎懲。對每位鎮干部負責的重點工作、日常工作和交辦任務，由黨政辦統一建立臺賬，明確目標要求，限時辦理，跟蹤督辦進度，逐項完成交賬銷號，分項打分量化，每月兌現獎懲，年終匯總考核。為強化干部深入一線服務基層群眾能力，鎮黨委推行干部干部駐村到點、問題解決到人的方法。鎮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劃片掛聯農村，鎮干部專人駐村，掛片聯村領導每月到村工作不少于5天，駐村干部每月到村工作不少于15天。深入開展下訪活動，鎮黨委統一制作《沙河鎮黨員干部下訪尋問題、助民解難題記錄本》，要求每位鎮干部對下訪受理群眾的問題登記在冊、及時辦理，每月到黨政辦驗章確認，力爭把問題解決在一線、矛盾化解到人頭。

四、火線檢驗，破難創新重實效。

鎮黨委、政府要求全鎮干部清醒認識沙河鎮面臨的扶貧連片開發、重點鎮建設、城鄉統籌等一系列發展機遇，主動對接機遇，勇于擔當負責，轉變作風、解放思想、加油鼓勁、較真碰硬，實現重點工作有效突破，并

努力在工作中檢驗作風。一是在重點工作中檢驗執行能力。鎮黨委、政府對9.16洪災恢復重建、聚居點建設、“兩違”清理、扶貧開發等當前重點工作逐項明確分工，確定每項重點工作由一名領導主抓，相關人員負責落實。在跟蹤督辦、臺賬管理的基礎上，細化量化，以完成效果檢驗執行能力。對工作不在狀態、作風漂浮、疲沓拖拉、跟不上節奏，重點工作落實效果不佳等重點工作中的問題，逐一解剖，限期整改，用有效的執行能力推動重點工作落實。二是在業務工作中檢驗責任心態。組織鎮干部認真落實縣委關于“白天抓重點工作、晚上抓業務工作”的要求，加班加點，見縫插針辦好業務工作，用積極上進的心態、干就干好的心態，實現業務工作走在全縣前列目標。三是在綜合考評中檢驗工作水平。重點晾曬黨員干部日常工作、分管工作，自查人員是否到位、責任是否落實、資料是否完善，通過逐一落實、細化的方式確保目標任務高標準完成。四是在主動落實中檢驗工作情誼。黨委、政府明確要求全體鎮村干部把主動高效落實工作作為檢驗戰友情誼、檢驗工作友情的重要內容，用相互支持、共同理解、合力攻堅的戰斗情誼，推動工作高質量、快節奏落實。五是在跟蹤問效中檢驗紀律要求。鎮黨委、政府明確在跟蹤問效、臺賬管理中加大力度，把經濟、政治的懲戒措施貫穿督辦落實的全過程。六是在追趕比較中檢驗工作實績。鎮黨委、政府要求鎮村干部積極善于學習借鑒，找準自身差距與不足，迎頭趕上，實現趕超，確保主抓工作走在同行前列。

2011年12月11日

第五篇：19號趙春明等訴煙臺市福山區汽車運輸公司、衛德平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模版）

案例19號

趙春明等訴煙臺市福山區汽車運輸公司、衛德平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3年11月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機動車交通事故 責任 套牌 連帶責任 裁判要點

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將機動車號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或者明知他人套牌使用其機動車號牌不予制止，套牌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損害的，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與套牌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擔連帶責任。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條 基本案情

2008年11月25日5時30分許，被告林則東駕駛套牌的魯F41703貨車在同三高速公路某段行駛時，與同向行駛的被告周亞平駕駛的客車相撞，兩車沖下路基，客車翻滾致車內乘客馮永菊當場死亡。經交警部門認定，貨車司機林則東負主要責任，客車司機周亞平負次要責任，馮永菊不負事故責任。原告趙春明、趙某某、馮某某、侯某某分別系死者馮永菊的丈夫、兒子、父親和母親。

魯F41703號牌在車輛管理部門登記的貨車并非肇事貨車，該號牌登記貨車的所有人系被告煙臺市福山區汽車運輸公司（以下簡稱福山公司），實際所有人系被告衛德平，該貨車在被告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永安保險公司）投保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

套牌使用魯F41703號牌的貨車（肇事貨車）實際所有人為被告衛廣輝，林則東系衛廣輝雇傭的司機。據車輛管理部門登記信息反映，魯F41703號牌登記貨車自2004年4月26日至2008年7月2日，先后15次被以損壞或滅失為由申請補領號牌和行駛證。2007年8月23日衛廣輝申請補領行駛證的申請表上有福山公司的簽章。事發后，福山公司曾派人到交警部門處理相關事宜。審理中，衛廣輝表示，衛德平對套牌事宜知情并收取套牌費，事發后衛廣輝還向衛德平借用魯F41703號牌登記貨車的保單去處理事故，保單仍在衛廣輝處。

發生事故的客車的登記所有人系被告朱榮明，但該車輛幾經轉手，現實際所有人系周亞平，朱榮明對該客車既不支配也未從該車運營中獲益。被告上海騰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飛公司）系周亞平的雇主，但事發時周亞平并非履行職務。該客車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公司）投保了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裁判結果

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作出（2009）寶民一（民）初字第1128號民事判決：

一、被告衛廣輝、林則東賠償四原告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死亡賠償金、交通費、誤工費、住宿費、被扶養人生活費和律師費共計396863元；

二、被告周亞平賠償四原告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死亡賠償金、交通費、誤工費、住宿費、被扶養人生活費和律師費共計170084元；

三、被告福山公司、衛德平對上述判決主文第一項的賠償義務承擔連帶責任；被告衛廣輝、林則東、周亞平對上述判決主文第一、二項的賠償義務互負連帶責任；

四、駁回四原告的其余訴訟請求。宣判后，衛德平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5日作出（2010）滬二中民一（民）終字第1353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本案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肇事貨車司機林則東負事故主要責任，而衛廣輝是肇事貨車的實際所有人，也是林則東的雇主，故衛廣輝和林則東應就本案事故損失連帶承擔主要賠償責任。永安保險公司承保的魯F41703貨車并非實際肇事貨車，其也不知道魯F41703機動車號牌被肇事貨車套牌，故永安保險公司對本案事故不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本案客車司機周亞平對事故負次要責任，周亞平也是該客車的實際所有人，故周亞平應對本案事故損失承擔次要賠償責任。朱榮明雖系該客車的登記所有人，但該客車已幾經轉手，朱榮明既不支配該車，也未從該車運營中獲益，故其對本案事故不承擔責任。周亞平雖受雇于騰飛公司，但本案事發時周亞平并非在為騰飛公司履行職務，故騰飛公司對本案亦不承擔責任。至于承保該客車的人保公司，因死者馮永菊系車內人員，依法不適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故人保公司對本案不承擔責任。另，衛廣輝和林則東一方、周亞平一方雖各自應承擔的責任比例有所不同，但車禍的發生系兩方的共同侵權行為所致，故衛廣輝、林則東對于周亞平的應負責任份額、周亞平對于衛廣輝、林則東的應負責任份額，均應互負連帶責任。

魯F41703貨車的登記所有人福山公司和實際所有人衛德平，明知衛廣輝等人套用自己的機動車號牌而不予阻止，且提供方便，縱容套牌貨車在公路上行駛，福山公司與衛德平的行為已屬于出借機動車號牌給他人使用的情形，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關機動車管理的法律規定。將機動車號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將會縱容不符合安全技術標準的機動車通過套牌在道路上行駛，增加道路交通的危險性，危及公共安全。套牌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號牌出借人同樣存在過錯，對于肇事的套牌車一方應負的賠償責任，號牌出借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故福山公司和衛德平應對衛廣輝與林則東一方的賠償責任份額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