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退休檢察官向最高檢舉報自己辦錯案

退休檢察官向最高檢舉報自己辦錯案(圖)2013年11月22日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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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起，高尚已連續(xù)申訴7年。資料圖片

核心提示

一起簡單的民事糾紛，卻成了刑事案件；環(huán)衛(wèi)工高尚一審被判無罪，最終卻成戴罪之人。

本文中，曾經(jīng)擔任一二審公訴人的檢察官向讀者展示了案外神秘力量之強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quán)檢察權(quán)”“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在這方面明確了改革方向。

2013年11月1日，孟憲君帶著一大摞材料乘高鐵到北京。他是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qū)人民檢察院的一名退休檢察官，到北京是向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最高檢”）舉報自己八年前曾經(jīng)辦過的一件錯案。

孟憲君在北京待了兩天，將材料遞交給最高檢人大代表聯(lián)絡處的相關負責人。他沒有太大把握，帶著些許沮喪回到淮北。在數(shù)次的采訪中，他不止一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干了數(shù)十年的檢察官，“這是我辦的最窩囊的一個案件”。

這個案子發(fā)生在2005年，他是案件一審及二審的公訴人。案件當事人名叫高尚，時為安徽省淮北市市容管理局環(huán)境衛(wèi)生管理處（以下簡稱“市容局環(huán)衛(wèi)處”）的一名普通工人，被判“挪用資金罪”獲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除一年多的看守所生活使高尚染上神經(jīng)性皮炎外，這一罪名表面上并沒有太大的實質(zhì)性影響：他賬戶里的錢一分未動，環(huán)衛(wèi)處的工作還在，工資照發(fā)，他也沒有在監(jiān)獄里服刑。

然而，在孟憲君舉報到最高檢之前，高尚已經(jīng)申訴了7年，從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一直到最高法，其間案件被駁回申訴數(shù)次，高尚找了法學專家、人大代表、人民監(jiān)督員以及媒體，在淮北、合肥與北京之間來回奔波的次數(shù)“數(shù)不清”。

源起賣地集資建房

高尚手里有一塊地，他父親做生意的朋友欠款，想以土地抵押，但在土地局咨詢時得知，該地不能抵押，只能轉(zhuǎn)讓。因為沒有錢，高尚請朋友劉家保出資辦理轉(zhuǎn)讓手續(xù)并掛在其名下。這宗S1101地塊面積17238.01平方米，位于淮北市相山區(qū)相山路東淮坊路南。

淮北市公安局提請批準逮捕書也認定，2003年1月3日劉家保獲得該宗地的土地使用證，而實際出資轉(zhuǎn)讓該宗土地都是雷河選煤有限公司宮超（劉家保是其職工），具體經(jīng)辦人是高尚，也就是說該宗土地實際擁有者是宮超與高尚，劉家保只是掛名。

2003年下半年，當時市容局知道了高尚的這塊地，跟高尚商量要買地，給職工建集資房。高尚答應賣地，并于當年11月6日與劉家保在相山區(qū)公證處辦理《授權(quán)委托書》，由劉家保委托高尚全權(quán)代表其辦理這塊地“權(quán)屬轉(zhuǎn)讓、結(jié)算及相關事宜或聯(lián)合開發(fā)、結(jié)算相關事宜”。

之后，高尚引進一家開發(fā)公司參與建房。2004年1月8日，他與淮北市圖南房地產(chǎn)開發(f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圖南公司”）簽訂《聯(lián)合開發(fā)協(xié)議書》。協(xié)議書中指出擬建面積約4萬平方米；投資方式明確高尚投入土地，圖南公司投入開設建設所需全部資金。高尚作為土地所有方的約定分成比例為30%，折合人民幣840萬元。

一個月后，市容局與圖南公司簽訂《住房購銷協(xié)議書》，購房價包括土建安裝成本、土地費用、實交稅費及利潤四項，市容局支付500萬元作為訂金。其中一條明確“甲乙雙方設立共同賬戶，資金調(diào)配由甲乙雙方共同管理”。

市容局黨委會決定由副局長兼環(huán)衛(wèi)處處長李安祥負責集資建房的具體事務，并抽調(diào)了包括高尚在內(nèi)的4人在環(huán)衛(wèi)處成立基建辦公室，其中高尚為具體負責人。

環(huán)衛(wèi)處工人共148戶集資，每戶交給環(huán)衛(wèi)處工會3萬元，共計444萬元，設有專戶。集資專戶有兩枚專門印章，“環(huán)衛(wèi)處工會行政章”和“李安祥”私章。此外，有一名關系戶也交了3萬元，由高尚代收。

在此案中，高尚所遭起訴的挪用資金罪名與職務侵占罪名即集中在他對447萬元集資款的處置上。其中主要包括幾筆費用流轉(zhuǎn)：

2004年3月26日，李安祥簽批支付高尚土地款50萬元。高尚將50萬元匯入寇灣村6組賬戶。

4月29日，環(huán)衛(wèi)處工會轉(zhuǎn)款360萬元到市容局和圖南公司共管賬戶，隨后圖南公司轉(zhuǎn)付高尚220萬元作為土地款。5月26日，圖南公司又轉(zhuǎn)給高尚110萬元作為土地款。12月8日，環(huán)衛(wèi)處工會書面通知圖南公司將360萬元全部轉(zhuǎn)給高尚。一周后，圖南公司轉(zhuǎn)給高尚51700元。

高尚從所得款項中支付了宮超200萬元買地款，寇灣村20萬元土地款，寇灣村村委會一委員4.9萬元，以及圖南公司50萬元聯(lián)合開發(fā)預計利潤款。除此之外的約86萬元存入其姐高萍賬戶。

按正常程序，集資房可以動工了，但房子一直沒有動工。高尚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此期間，市容局黨委領導商量讓高尚找朋友賣一部分房子，一部分款退錢，一部分還地錢。

2005年4月19日，市容局（甲方）與一名姓名為黎輝的人士（乙方）簽訂《購房轉(zhuǎn)讓協(xié)議》，稱“經(jīng)市容局集體購房職工同意，甲方將原集體購房有償轉(zhuǎn)讓給乙方”。其中規(guī)定，900萬元的總房款，“乙方按500元／m2預付，計總預付款人民幣伍佰萬元，簽訂本協(xié)議時乙方首付貳佰萬元，余款叁佰萬一月內(nèi)付給甲方，剩余房款肆佰萬元售房時逐步付清，剩余房款付給高尚作為地款。”

此時，環(huán)衛(wèi)處的工人們聽說集資房出問題，找到領導想退錢。據(jù)市容局的一位領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時職工鬧得很兇”。市容局黨委最后找到高尚，要求高尚退回集資款。高尚則認為錢大多數(shù)都用來買地了，沒辦法退，可以等房子建好分房。

蹊蹺被捕：詢問筆錄的日期早于被刑拘的時間1個月

然而這份協(xié)議簽訂的一個月后，即5月19日，高尚遭淮北市公安局傳訊。當天上午8時左右，警察到環(huán)衛(wèi)處找到高尚。

時任市容局局長呂劍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索要退款無果的情況下，經(jīng)該局黨委會統(tǒng)一決定，向公安局報案高尚侵占集資款。

辦案人員把高尚帶到淮北市的口子賓館，高尚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講述，“他們想讓我認賬，447萬元是我挪用的。我不承認，就吵了起來。”

爭吵一直持續(xù)到晚上。最后，案件承辦人謝旭東出現(xiàn)，并拿出兩份材料，一份是問話筆錄，上面的時間是4月20日；另一份是提請批準逮捕書，落款時間為5月13日。

高尚回憶，當時謝旭東告訴他，這是領導安排的，我們也沒辦法，沒有領導我們敢這么做嗎？你最重要的是把證據(jù)保留下來，配合我們。

聽了這些話后，高尚沒有再申辯，“他讓我在哪兒簽字，我就在哪兒簽字。我就一條沒配合，當時問話的筆錄我就簽了5月20號。”

根據(jù)中國青年報記者得到的一份訊問筆錄，時間為2005年4月20日，地點是淮北市口子賓館，訊問人是謝旭東。這份筆錄中，謝旭東主要詢問了關于市容局職工集資建房的轉(zhuǎn)款和李安祥的私章問題。高尚在筆錄后簽了名字和時間，為2005年5月20日。

淮北市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載明，淮北市市容局的報案時間是2005年5月18日，立案進行偵查、犯罪嫌疑人歸案和被刑拘時間均是2005年5月19日。

在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事向謝旭東進行證實時，遭他否認，“怎么可能，我弱智啊。你們不要這樣說，這個案子受領導壓迫什么的，根本沒有這回事。胡扯。”

淮北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高尚利用職務便利，挪用資金385.5217萬元，特別巨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2條第1款，涉嫌挪用資金罪”提請批捕。在淮北市公安局經(jīng)偵科，中國青年報記者向謝旭東詢問挪用的385.5217萬元數(shù)額是如何確認的，未得到回復，但他表示“錢都追回來了”。

仔細研究過《提請批準逮捕書》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說，其最大破綻在于該文書的正文載明：“犯罪嫌疑人高尚于2005年5月19日因涉嫌挪用資金罪被我局刑事拘留”。但該提請批準逮捕書的落款時間卻是2005年5月13日。如果不是有官方的書面文本在手，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這種時間誤差的存在。如果高尚確實是2005年5月19日被刑事拘留的，那么就是在其刑事拘留之前一周，提請批準逮捕書已經(jīng)寫好。這些情況給本案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不由得使我相信高尚所述，本案確實是因為領導干預而做成的案件。

隨后高尚被轉(zhuǎn)到淮北市第二看守所，直到一審判決無罪當庭釋放，高尚在這里度過了1年零4個月的時間。被拘在淮北市第二看守所的時候，高尚不停地提出抗議，“查號的時候抗議，只要有人經(jīng)過就抗議”。

孟憲君：“無罪怎么起訴？”

2005年6月1日，淮北市人民檢察院批準將高尚依法逮捕。7月18日，市公安局發(fā)出《起訴意見書》，相較《提請批準逮捕書》，意見書的涉案金額擴大為全部集資款，為“犯罪嫌疑人高尚利用職務之便，挪用資金444萬元，侵占資金3萬元”；罪名也增至“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兩項。

其中，意見書中一句“高尚刻了李安祥私章”，是此案的一個關鍵點。

案件提交市檢察院后，9月14日，市檢察院指令相山區(qū)人民檢察院負責此案，孟憲君曾是公訴檢察科科長，當時退居二線，被選為此案的公訴人。

9月15日，孟憲君和公訴檢察科科長朱漢典前往看守所提審高尚。“朱科長當時首先問了一句“你可認罪？”孟憲君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高尚沒說話，朱把桌子一拍，“老實交代，你把那幾百萬元弄到哪里去了？” 高尚不認罪，隨后和朱漢典吵了起來。“沒法審了，進行不下去，我們就回去了”，孟憲君說。孟憲君回去后開始考慮，為什么高尚那么強硬地認為自己無罪。于是他仔細翻閱案卷，“頭一個月我看不明白，至少提審了三次以上我才弄明白”。

在弄清楚幾個協(xié)議之后，孟憲君覺得高尚無罪，“地應該是他的，地款他是合法取的。”根據(jù)公安局提出的巨大數(shù)額的指控，孟憲君覺得難辦，想交回市檢察院辦，“我個人也不想辦，當時已經(jīng)認為無罪，但必須經(jīng)過市檢察院同意無罪，才能放人。”

他得到市檢察院的回復，依然由他查辦，市檢察院“希望把這個案件消化在淮北”。他將無罪的意見向區(qū)檢察院匯報，區(qū)檢察院檢察委員會也一致認為無罪，之后由分管院長和科長向市檢察院作了匯報，最終同意無罪意見。

無罪的程序準備好后，突然有一天，孟憲君被檢察長叫去，說市檢察院來電話，要求對高尚案件進行起訴。

“我說怎么起訴？無罪就算錯案啊？而且這是我們檢委會的一致意見，怎么起訴？”孟憲君存疑，他得到的回答是市委某領導說了無罪也要起訴。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向時任檢察長與檢察委員會的數(shù)名成員就此進行核實時，多名檢察官均表示“年代久遠，記不得了”。

準備起訴之后，怎么寫起訴書讓孟憲君犯難，當時其他人提意見按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抄，“抄也不對，他們定的是440萬元，我們也不能太離譜啊，和公安局要有區(qū)別”，最后算出有86萬元沒有追回，起訴書上寫了個“尚有86萬余元被高尚個人占用”。

相山區(qū)人民檢察院于2006年3月24日將高尚案件起訴到相山區(qū)人民法院，此時距高尚遭檢察院批捕已經(jīng)過去了10個月。

起訴書結(jié)論模糊，并沒明確高尚的犯罪數(shù)額，只籠統(tǒng)地指控了罪名。

“被告人高尚利用工作職務便利，侵占單位資金數(shù)額較大，挪用單位資金數(shù)額巨大，其行為涉嫌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二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應以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此外，起訴書中提出，“高尚用其私下刻制的“李安祥”印章和環(huán)衛(wèi)處行政公章，在市建行設立職工購房集資款專用賬戶。”

與高尚同在市容局基建辦的職工王毅和尚云鵬均否認了印章為高尚私刻的說法。

王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安祥”印章是2004年3月，李安祥指示我拿著他的身份證和高尚一起去刻制的。”尚云鵬則表示，“這個章是正大光明出現(xiàn)的，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用了，已經(jīng)合法化了。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嗎？”

一審無罪，二審有罪

一審最終開了3次庭，于2006年9月8日作出判決。判決書就高尚的身份、集資款項的定性、私刻印章和轉(zhuǎn)款行為作出說明。

判決書指出，“高尚的身份與其說是市容局的職工，不如說是集資建房這一經(jīng)濟活動中的土地方或土地方的代理人。高尚作為土地方，與集資方市容局是雙方平等的民事主體，并不存在隸屬關系”以及“444萬元是建房款”，以高尚的行為不構(gòu)成挪用資金罪和職務侵占罪最終判處高尚無罪。

孟憲君和高尚都清楚記得一審法庭的上一個情節(jié)，在分別對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講述中，他們均提到。孟憲君說：“在庭上有些矛盾的證據(jù)，法官問這些矛盾證據(jù)怎么排除？我說我不知道。法官問86萬怎么來的，我說領導定的。”

法院宣判無罪后，高尚被當庭釋放。

法院宣判后，孟憲君松了一口氣，“一審判決的抗訴權(quán)在市檢察院，我們無權(quán)提起抗訴。我們當時還說算過了這關了，法院把握得不錯”。他沒有料到市檢察院會要求抗訴。“判決之后第9天，我們的分管檢察長叫我過去，說市檢察院要抗訴，就剩一天了，你抓緊。”

提起抗訴后，二審開庭。孟憲君首先例行公事將抗訴書念了一遍。審判長齊敦全問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證據(jù)，孟憲君回答沒有。齊又問，沒有證據(jù)你起訴什么，抗訴什么。孟憲君沒有講話。

這次庭審的結(jié)果是高尚被改判有罪，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挪用資金罪的罪名判處高尚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二審沒有新的證據(jù)，而是完全根據(jù)一審提供的事實與證據(jù)得出結(jié)論。

判決書顯示：“高尚在擔任淮北市市容局基建辦負責人期間，私刻市容局分管基建辦的副局長李安祥的個人印章，利用職務便利，挪用由淮北市市容局和圖南公司的共同管理的職工集體購房款360萬元，案發(fā)后，追回288.9216萬元，尚有71.0784萬元未能追回。該事實有經(jīng)一審當庭舉證、質(zhì)證的證據(jù)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孟憲君對判決結(jié)果不解，“二審法院判決高尚有罪根本沒有證據(jù)，判決的360萬元遠超我們抗訴的86萬元！”

對于高尚案一審結(jié)果與二審結(jié)果的差異，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陳興良有一個觀點，“有罪判決無須講理，無罪判決才需講理。”

陳興良為此案專門寫了份手記，他指出，二審判決確認了原一審判決所認定的全部案情，并認為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二審判決書的前面部分完全重復了一審判決書的認定，只是在其判決的最后一頁，以“另查明”開頭，對高尚作出了有罪認定。“二審判決改判高尚有罪，并無事實與法律根據(jù)，而且也沒有展開說理。”

陳興良與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等5位專家對此進行研討，最后的結(jié)論是：“本案所涉事實屬于經(jīng)濟糾紛，不應加以刑事制裁。高尚的行為不構(gòu)成犯罪，應該通過審判監(jiān)督程序加以糾正。”

時任二審審判長齊敦全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切都是按照法定程序走的，這個判決既然作出了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有異議，就通過法律渠道申訴。”另一位檢察官則稱：“案子正在省人民檢察院申訴階段，已經(jīng)交給省檢察院，我們沒有權(quán)力對此發(fā)表意見。”

在接受采訪的相關當事人中，謝旭東的態(tài)度最為明確。回答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詢問時，他高聲說道：“我要是不認為有罪不會逮捕他，法院不認為有罪也不會判他。我們這個公安機關辦案都是依法辦案。”

此后，他又更加激動：“我跟你講，司法腐敗就腐敗在這里，好多人，檢察官都跟這些，不想說了，都跟這些犯罪分子混在一起了，本來有罪被說成無罪，知不知道？”

孟憲君對此不屑，他表示與高尚無任何個人利益關系：“判定高尚挪用資金360萬元之巨，卻可適用緩刑，并可保留工作、原工薪待遇，并且違法超越抗訴指控范圍判決，這是二審法院應有的判決嗎？”

本報安徽淮北11月21日電

第二篇：安徽一退休檢察官向最高檢舉報自己辦錯案

安徽一退休檢察官向最高檢舉報自己辦錯案

核心提示：一起簡單的民事糾紛，卻成了刑事案件；環(huán)衛(wèi)工高尚一審被判無罪，最終卻成戴罪之人。本文中，曾經(jīng)擔任一二審公訴人的檢察官向讀者展示了案外神秘力量之強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quán)檢察權(quán)”“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在這方面明確了改革方向。

2013年11月1日，孟憲君帶著一大摞材料乘高鐵到北京。他是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qū)人民檢察院的一名退休檢察官，到北京是向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最高檢”）舉報自己八年前曾經(jīng)辦過的一件錯案。

孟憲君在北京待了兩天，將材料遞交給最高檢人大代表聯(lián)絡處的相關負責人。他沒有太大把握，帶著些許沮喪回到淮北。在數(shù)次的采訪中，他不止一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干了數(shù)十年的檢察官，“這是我辦的最窩囊的一個案件”。

這個案子發(fā)生在2005年，他是案件一審及二審的公訴人。案件當事人名叫高尚，時為安徽省淮北市市容管理局環(huán)境衛(wèi)生管理處（以下簡稱“市容局環(huán)衛(wèi)處”）的一名普通工人，被判“挪用資金罪”獲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除一年多的看守所生活使高尚染上神經(jīng)性皮炎外，這一罪名表面上并沒有太大的實質(zhì)性影響：他賬戶里的錢一分未動，環(huán)衛(wèi)處的工作還在，工資照發(fā)，他也沒有在監(jiān)獄里服刑。

然而，在孟憲君舉報到最高檢之前，高尚已經(jīng)申訴了7年，從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一直到最高法，其間案件被駁回申訴數(shù)次，高尚找了法學專家、人大代表、人民監(jiān)督員以及媒體，在淮北、合肥與北京之間來回奔波的次數(shù)“數(shù)不清”。

源起賣地集資建房

高尚手里有一塊地，他父親做生意的朋友欠款，想以土地抵押，但在土地局咨詢時得知，該地不能抵押，只能轉(zhuǎn)讓。因為沒有錢，高尚請朋友劉家保出資辦理轉(zhuǎn)讓手續(xù)并掛在其名下。這宗S1101地塊面積17238.01平方米，位于淮北市相山區(qū)相山路東淮坊路南。

淮北市公安局提請批準逮捕書也認定，2003年1月3日劉家保獲得該宗地的土地使用證，而實際出資轉(zhuǎn)讓該宗土地都是雷河選煤有限公司宮超（劉家保是其職工），具體經(jīng)辦人是高尚，也就是說該宗土地實際擁有者是宮超與高尚，劉家保只是掛名。

2003年下半年，當時市容局知道了高尚的這塊地，跟高尚商量要買地，給職工建集資房。高尚答應賣地，并于當年11月6日與劉家保在相山區(qū)公證處辦理《授權(quán)委托書》，由劉家保委托高尚全權(quán)代表其辦理這塊地“權(quán)屬轉(zhuǎn)讓、結(jié)算及相關事宜或聯(lián)合開發(fā)、結(jié)算相關事宜”。

之后，高尚引進一家開發(fā)公司參與建房。2004年1月8日，他與淮北市圖南房地產(chǎn)開發(f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圖南公司”）簽訂《聯(lián)合開發(fā)協(xié)議書》。協(xié)議書中指出擬建面積約4萬平方米；投資方式明確高尚投入土地，圖南公司投入開設建設所需全部資金。高尚作為土地所有方的約定分成比例為30%，折合人民幣840萬元。

一個月后，市容局與圖南公司簽訂《住房購銷協(xié)議書》，購房價包括土建安裝成本、土地費用、實交稅費及利潤四項，市容局支付500萬元作為訂金。其中一條明確“甲乙雙方設立共同賬戶，資金調(diào)配由甲乙雙方共同管理”。

市容局黨委會決定由副局長兼環(huán)衛(wèi)處處長李安祥負責集資建房的具體事務，并抽調(diào)了包括高尚在內(nèi)的4人在環(huán)衛(wèi)處成立基建辦公室，其中高尚為具體負責人。

環(huán)衛(wèi)處工人共148戶集資，每戶交給環(huán)衛(wèi)處工會3萬元，共計444萬元，設有專戶。集資專戶有兩枚專門印章，“環(huán)衛(wèi)處工會行政章”和“李安祥”私章。此外，有一名關系戶也交了3萬元，由高尚代收。

在此案中，高尚所遭起訴的挪用資金罪名與職務侵占罪名即集中在他對447萬元集資款的處置上。

其中主要包括幾筆費用流轉(zhuǎn)：

2004年3月26日，李安祥簽批支付高尚土地款50萬元。高尚將50萬元匯入寇灣村6組賬戶。

4月29日，環(huán)衛(wèi)處工會轉(zhuǎn)款360萬元到市容局和圖南公司共管賬戶，隨后圖南公司轉(zhuǎn)付高尚220萬元作為土地款。5月26日，圖南公司又轉(zhuǎn)給高尚110萬元作為土地款。12月8日，環(huán)衛(wèi)處工會書面通知圖南公司將360萬元全部轉(zhuǎn)給高尚。一周后，圖南公司轉(zhuǎn)給高尚51700元。

高尚從所得款項中支付了宮超200萬元買地款，寇灣村20萬元土地款，寇灣村村委會一委員4.9萬元，以及圖南公司50萬元聯(lián)合開發(fā)預計利潤款。除此之外的約86萬元存入其姐高萍賬戶。按正常程序，集資房可以動工了，但房子一直沒有動工。高尚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此期間，市容局黨委領導商量讓高尚找朋友賣一部分房子，一部分款退錢，一部分還地錢。

2005年4月19日，市容局（甲方）與一名姓名為黎輝的人士（乙方）簽訂《購房轉(zhuǎn)讓協(xié)議》，稱“經(jīng)市容局集體購房職工同意，甲方將原集體購房有償轉(zhuǎn)讓給乙方”。其中規(guī)定，900萬元的總房款，“乙方按500元／m2預付，計總預付款人民幣伍佰萬元，簽訂本協(xié)議時乙方首付貳佰萬元，余款叁佰萬一月內(nèi)付給甲方，剩余房款肆佰萬元售房時逐步付清，剩余房款付給高尚作為地款。”

此時，環(huán)衛(wèi)處的工人們聽說集資房出問題，找到領導想退錢。據(jù)市容局的一位領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時職工鬧得很兇”。市容局黨委最后找到高尚，要求高尚退回集資款。高尚則認為錢大多數(shù)都用來買地了，沒辦法退，可以等房子建好分房。

蹊蹺被捕：詢問筆錄的日期早于被刑拘的時間1個月

然而這份協(xié)議簽訂的一個月后，即5月19日，高尚遭淮北市公安局傳訊。當天上午8時左右，警察到環(huán)衛(wèi)處找到高尚。

時任市容局局長呂劍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索要退款無果的情況下，經(jīng)該局黨委會統(tǒng)一決定，向公安局報案高尚侵占集資款。

辦案人員把高尚帶到淮北市的口子賓館，高尚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講述，“他們想讓我認賬，447萬元是我挪用的。我不承認，就吵了起來。”

爭吵一直持續(xù)到晚上。最后，案件承辦人謝旭東出現(xiàn)，并拿出兩份材料，一份是問話筆錄，上面的時間是4月20日；另一份是提請批準逮捕書，落款時間為5月13日。

高尚回憶，當時謝旭東告訴他，這是領導安排的，我們也沒辦法，沒有領導我們敢這么做嗎？你最重要的是把證據(jù)保留下來，配合我們。

聽了這些話后，高尚沒有再申辯，“他讓我在哪兒簽字，我就在哪兒簽字。我就一條沒配合，當時問話的筆錄我就簽了5月20號。”

根據(jù)中國青年報記者得到的一份訊問筆錄，時間為2005年4月20日，地點是淮北市口子賓館，訊問人是謝旭東。這份筆錄中，謝旭東主要詢問了關于市容局職工集資建房的轉(zhuǎn)款和李安祥的私章問題。高尚在筆錄后簽了名字和時間，為2005年5月20日。

淮北市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載明，淮北市市容局的報案時間是2005年5月18日，立案進行偵查、犯罪嫌疑人歸案和被刑拘時間均是2005年5月19日。在中國青年報記者就此事向謝旭東進行證實時，遭他否認，“怎么可能，我弱智啊。你們不要這樣說，這個案子受領導壓迫什么的，根本沒有這回事。胡扯。”

淮北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高尚利用職務便利，挪用資金385.5217萬元，特別巨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72條第1款，涉嫌挪用資金罪”提請批捕。

在淮北市公安局經(jīng)偵科，中國青年報記者向謝旭東詢問挪用的385.5217萬元數(shù)額是如何確認的，未得到回復，但他表示“錢都追回來了”。

仔細研究過《提請批準逮捕書》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說，其最大破綻在于該文書的正文載明：“犯罪嫌疑人高尚于2005年5月19日因涉嫌挪用資金罪被我局刑事拘留”。但該提請批準逮捕書的落款時間卻是2005年5月13日。如果不是有官方的書面文本在手，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這種時間誤差的存在。如果高尚確實是2005年5月19日被刑事拘留的，那么就是在其刑事拘留之前一周，提請批準逮捕書已經(jīng)寫好。這些情況給本案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不由得使我相信高尚所述，本案確實是因為領導干預而做成的案件。

隨后高尚被轉(zhuǎn)到淮北市第二看守所，直到一審判決無罪當庭釋放，高尚在這里度過了1年零4個月的時間。被拘在淮北市第二看守所的時候，高尚不停地提出抗議，“查號的時候抗議，只要有人經(jīng)過就抗議”。

孟憲君：“無罪怎么起訴？”

2005年6月1日，淮北市人民檢察院批準將高尚依法逮捕。7月18日，市公安局發(fā)出《起訴意見書》，相較《提請批準逮捕書》，意見書的涉案金額擴大為全部集資款，為“犯罪嫌疑人高尚利用職務之便，挪用資金444萬元，侵占資金3萬元”；罪名也增至“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兩項。

其中，意見書中一句“高尚刻了李安祥私章”，是此案的一個關鍵點。

案件提交市檢察院后，9月14日，市檢察院指令相山區(qū)人民檢察院負責此案，孟憲君曾是公訴檢察科科長，當時退居二線，被選為此案的公訴人。

9月15日，孟憲君和公訴檢察科科長朱漢典前往看守所提審高尚。“朱科長當時首先問了一句?你可認罪？?”孟憲君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高尚沒說話，朱把桌子一拍，?老實交代，你把那幾百萬元弄到哪里去了？?”

高尚不認罪，隨后和朱漢典吵了起來。“沒法審了，進行不下去，我們就回去了”，孟憲君說。孟憲君回去后開始考慮，為什么高尚那么強硬地認為自己無罪。于是他仔細翻閱案卷，“頭一個月我看不明白，至少提審了三次以上我才弄明白”。在弄清楚幾個協(xié)議之后，孟憲君覺得高尚無罪，“地應該是他的，地款他是合法取的。”根據(jù)公安局提出的巨大數(shù)額的指控，孟憲君覺得難辦，想交回市檢察院辦，“我個人也不想辦，當時已經(jīng)認為無罪，但必須經(jīng)過市檢察院同意無罪，才能放人。”

他得到市檢察院的回復，依然由他查辦，市檢察院“希望把這個案件消化在淮北”。他將無罪的意見向區(qū)檢察院匯報，區(qū)檢察院檢察委員會也一致認為無罪，之后由分管院長和科長向市檢察院作了匯報，最終同意無罪意見。

無罪的程序準備好后，突然有一天，孟憲君被檢察長叫去，說市檢察院來電話，要求對高尚案件進行起訴。

“我說怎么起訴？無罪就算錯案啊？而且這是我們檢委會的一致意見，怎么起訴？”孟憲君存疑，他得到的回答是市委某領導說了無罪也要起訴。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向時任檢察長與檢察委員會的數(shù)名成員就此進行核實時，多名檢察官均表示“年代久遠，記不得了”。

準備起訴之后，怎么寫起訴書讓孟憲君犯難，當時其他人提意見按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抄，“抄也不對，他們定的是440萬元，我們也不能太離譜啊，和公安局要有區(qū)別”，最后算出有86萬元沒有追回，起訴書上寫了個“尚有86萬余元被高尚個人占用”。

相山區(qū)人民檢察院于2006年3月24日將高尚案件起訴到相山區(qū)人民法院，此時距高尚遭檢察院批捕已經(jīng)過去了10個月。

起訴書結(jié)論模糊，并沒明確高尚的犯罪數(shù)額，只籠統(tǒng)地指控了罪名。

“被告人高尚利用工作職務便利，侵占單位資金數(shù)額較大，挪用單位資金數(shù)額巨大，其行為涉嫌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二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應以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此外，起訴書中提出，“高尚用其私下刻制的?李安祥?印章和環(huán)衛(wèi)處行政公章，在市建行設立職工購房集資款專用賬戶。”

與高尚同在市容局基建辦的職工王毅和尚云鵬均否認了印章為高尚私刻的說法。王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安祥?印章是2004年3月，李安祥指示我拿著他的身份證和高尚一起去刻制的。”尚云鵬則表示，“這個章是正大光明出現(xiàn)的，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用了，已經(jīng)合法化了。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嗎？” 一審無罪，二審有罪

一審最終開了3次庭，于2006年9月8日作出判決。判決書就高尚的身份、集資款項的定性、私刻印章和轉(zhuǎn)款行為作出說明。

判決書指出，“高尚的身份與其說是市容局的職工，不如說是集資建房這一經(jīng)濟活動中的土地方或土地方的代理人。高尚作為土地方，與集資方市容局是雙方平等的民事主體，并不存在隸屬關系”以及“444萬元是建房款”，以高尚的行為不構(gòu)成挪用資金罪和職務侵占罪最終判處高尚無罪。

孟憲君和高尚都清楚記得一審法庭的上一個情節(jié)，在分別對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講述中，他們均提到。孟憲君說：“在庭上有些矛盾的證據(jù)，法官問這些矛盾證據(jù)怎么排除？我說我不知道。法官問86萬怎么來的，我說領導定的。”

法院宣判無罪后，高尚被當庭釋放。

法院宣判后，孟憲君松了一口氣，“一審判決的抗訴權(quán)在市檢察院，我們無權(quán)提起抗訴。我們當時還說算過了這關了，法院把握得不錯”。他沒有料到市檢察院會要求抗訴。“判決之后第9天，我們的分管檢察長叫我過去，說市檢察院要抗訴，就剩一天了，你抓緊。”

提起抗訴后，二審開庭。孟憲君首先例行公事將抗訴書念了一遍。審判長齊敦全問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證據(jù)，孟憲君回答沒有。齊又問，沒有證據(jù)你起訴什么，抗訴什么。孟憲君沒有講話。

這次庭審的結(jié)果是高尚被改判有罪，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挪用資金罪的罪名判處高尚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二審沒有新的證據(jù)，而是完全根據(jù)一審提供的事實與證據(jù)得出結(jié)論。

判決書顯示：“高尚在擔任淮北市市容局基建辦負責人期間，私刻市容局分管基建辦的副局長李安祥的個人印章，利用職務便利，挪用由淮北市市容局和圖南公司的共同管理的職工集體購房款360萬元，案發(fā)后，追回288.9216萬元，尚有71.0784萬元未能追回。該事實有經(jīng)一審當庭舉證、質(zhì)證的證據(jù)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孟憲君對判決結(jié)果不解，“二審法院判決高尚有罪根本沒有證據(jù)，判決的360萬元遠超我們抗訴的86萬元！”

對于高尚案一審結(jié)果與二審結(jié)果的差異，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陳興良有一個觀點，“有罪判決無須講理，無罪判決才需講理。” 陳興良為此案專門寫了份手記，他指出，二審判決確認了原一審判決所認定的全部案情，并認為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二審判決書的前面部分完全重復了一審判決書的認定，只是在其判決的最后一頁，以“另查明”開頭，對高尚作出了有罪認定。“二審判決改判高尚有罪，并無事實與法律根據(jù)，而且也沒有展開說理。”

陳興良與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等5位專家對此進行研討，最后的結(jié)論是：“本案所涉事實屬于經(jīng)濟糾紛，不應加以刑事制裁。高尚的行為不構(gòu)成犯罪，應該通過審判監(jiān)督程序加以糾正。”

時任二審審判長齊敦全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切都是按照法定程序走的，這個判決既然作出了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有異議，就通過法律渠道申訴。”另一位檢察官則稱：“案子正在省人民檢察院申訴階段，已經(jīng)交給省檢察院，我們沒有權(quán)力對此發(fā)表意見。”

在接受采訪的相關當事人中，謝旭東的態(tài)度最為明確。回答中國青年報記者的詢問時，他高聲說道：“我要是不認為有罪不會逮捕他，法院不認為有罪也不會判他。我們這個公安機關辦案都是依法辦案。”

此后，他又更加激動：“我跟你講，司法腐敗就腐敗在這里，好多人，檢察官都跟這些，不想說了，都跟這些犯罪分子混在一起了，本來有罪被說成無罪，知不知道？”

孟憲君對此不屑，他表示與高尚無任何個人利益關系：“判定高尚挪用資金360萬元之巨，卻可適用緩刑，并可保留工作、原工薪待遇，并且違法超越抗訴指控范圍判決，這是二審法院應有的判決嗎？”

七年申訴路

二審判決后，高尚不服，便開始申訴。淮北中院駁回了高尚的申訴。隨后他又申訴到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幾個月后，省高院通知不予立案。

這期間，高尚找到最高人民檢察院主管的《方圓法治》的記者，記者向安徽省高院詢問不立案的原因。之后省高院打了電話給高尚，說第二天就立案，并委托淮北中院復查報結(jié)果。

不出意料，高尚得到的又是一個駁回申訴通知。《方圓法治》還采訪了孟憲君。這次采訪后，高尚對孟憲君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我原來的印象，是他明知我無罪還故意這樣做。采訪之后我知道他是明知無罪也沒有要故意陷害我，是權(quán)力壓迫的結(jié)果”。

他主動找到孟憲君，說：“你應該幫我主持正義。”

孟憲君態(tài)度鮮明，對高尚說：“我們檢察院一直認為你無罪，我也是認為你無罪的，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難的話，我以一個老檢察官的身份，一個當事公訴人的身份，給你主持正義。”

此后，孟憲君和高尚聯(lián)系多了，高尚在每次申訴中遇到困難，都會告訴孟憲君，咨詢他的意見。

高尚在報紙上還看到被稱為“傅青天”的檢察官，叫傅延華，于是慕名去棗莊找他。“我把案情介紹給他聽，他不相信，說你把材料給我，我研究研究。”

過了一段時間，傅延華告訴高尚說案件已經(jīng)審查完畢，“確認了我沒有任何犯罪事實”。傅延華隨后聯(lián)絡了其他5位全國人大代表在2012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關于申請要求對高尚案件再審的建議》。

這份建議隨后被轉(zhuǎn)到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督辦。2012年5月4日，申訴材料交至最高人民法院申訴立案一庭，6月14日，最高法立案復查。但高尚最終收到了駁回通知書。

高尚仍沒有放棄。2013年年初，他到北京找到法學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是他找到的第一個法學專家，陳興良對高尚的案件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指出此案二審是“不告而理，不審而判”。

陳興良認為高尚案件的“申訴幾乎走到頭了，再想翻案難乎其難”，因為“這個案件從基層法院的一審，到中級法院的二審，再到高級法院的申訴駁回，最后是最高法院的申訴駁回，已經(jīng)走完了我們國家的四個審級”。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同樣不樂觀：“這個案件有一個后遺癥，要判他無罪的話還要還地，怎么賠損失，誰也不敢說什么法律了，承擔不起。”

不僅如此，高尚還找到了淮北市人民檢察院的人民監(jiān)督員，把案件材料送給了9名人民監(jiān)督員。淮北市古代雕塑藝術(shù)館館長馬高、淮北市著名慈善家彭慶英等4位人民監(jiān)督員簽名將此事提報市檢察院、省檢察院與最高檢，“建議檢察院履行監(jiān)督職能啟動再審程序重新審理”。馬高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時高尚帶了一大摞材料送到博物館，我看了很久，覺得這起案件是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扯不上關系。”

馬高等監(jiān)督員在研究材料后邀請了一些淮北市的法律專業(yè)人士研討，并約談了高尚和孟憲君，然后起草了一份《高尚刑事案件情況反映及建議》。

“我要把一些疑點和認為不正確的地方報告給各級領導”，馬高說。

高尚在看守所的一年零4個月里，住的是一間大監(jiān)室，一般常有十七八人，多的時候有20多人。監(jiān)室里是一張水泥砌的大通鋪，上面能睡10來人，另外的人睡地板。高尚說他從來沒睡過地板，“可能我進去一身正氣，大家都比較讓我”。

有一天早晨放風，監(jiān)室的電視里正在播神舟六號發(fā)射，看守所的上空飄著一團團白色的云彩，高尚的心情尤其低落，“這個案子本身是個錯案，根本不應該有，但是我遲遲出不去”。

如今緩刑期已過，高尚依舊不放棄每一個可能得到平反的機會。“我為什么對這個案件這么執(zhí)著，堅持到底？中間他們說要談判，可以幫我把土地追回來，我都不接受。既然是司法體制造成的，那我就要通過司法體制來解決。”

為避免法外干預 應對司法文書署名者追責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興良

高尚案件，屬于刑法中的財產(chǎn)犯罪案件，因為挪用資金罪在我國刑法中規(guī)定在財產(chǎn)犯罪一章。財產(chǎn)犯罪的特點是犯罪行為與民事違法行為往往交織在一起難以區(qū)分。這里涉及一個民刑交叉的問題，即民事法律關系與刑事法律關系的相互交錯。

在高尚案件中，即使是民事法律關系也是極為復雜的，涉及市容局環(huán)衛(wèi)處、圖南公司、土地方代表高尚等多個主體，同時又涉及以上主體之間的多個協(xié)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多重法律關系。對此，都要仔細地加以分辨。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同時具有刑法知識與民法知識，要能夠從復雜的民刑法律關系的交錯中，對高尚的行為進行準確的法律定性。

當然，這種復雜案件也不是都能難倒司法工作人員，像一審法院對此案的無罪判決就正確地區(qū)分了民刑法律關系，對高尚的行為作了準確定性。但當存在外來干預的情況下，這類性質(zhì)本來就撲朔迷離的案件，更容易受到干擾。對于如此性質(zhì)復雜的案件，非專業(yè)人士在沒有大量占有與掌握案件材料的情況下，是很難對其性質(zhì)作出正確判斷的。因此，面對此類案件，有關領導也就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投訴所打動，于是憤然出手干預，由此鑄成大錯。從此案的全過程看，淮北市市容局集資建房（購房）自始就違法違規(guī)，為規(guī)避法律、規(guī)避追查，自始至終都是在“集資購房”的名義下行“集資建房”之實，處處都是遮遮隱隱，不按規(guī)章正常運作，其中包括高尚持有、使用李安祥私章。在此案中，由于市容局購地沒有錢給高尚，只有靠集資才能支付高尚地款，所以才有了高尚手里的李安祥私章與環(huán)衛(wèi)處工會行政章組成集資專戶印鑒章的事實；同樣的道理，才有了高尚持有李安祥私章與圖南公司一枚印章組成建設專戶印鑒章的事實。

這兩個專戶的設立、李安祥四次從集資專戶簽批付款、138戶444萬集資款的入存和從集資專戶轉(zhuǎn)款360萬到建設專戶，一致地說明了高尚對該枚李安祥私章的使用得到了協(xié)議三方的共同認可，高尚持有李安祥私章是市容局和李安祥認可的行使土地方權(quán)利的體現(xiàn)，沒有違背程序、逾越權(quán)限。因此，根據(jù)高尚“私刻”和“非法”持有領導私章動用“共同賬戶”資金，認定高尚有“擅自”挪用資金的行為，缺乏事實根據(jù)，與理不符。

以高尚的案件而言，其將360萬元從市容局與圖南公司的共管賬戶轉(zhuǎn)走的行為，到底是挪用了市容局的資金歸其個人使用，還是依照相關協(xié)議將360萬元用于買地建房，我想這是一般人都能判斷的一個問題。

其實，一審判決對這個法律問題的把握是十分精準的。可見，這個案件在二審的逆轉(zhuǎn)，完全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法外干預的問題。

圍繞著高尚的案件，我們所看到的主要是司法文書和案件相關材料，但這只是浮在表面的東西，在高尚的敘述中所反映出來的領導干預等問題，在這些司法文書中是得不到證實的。而且，某個領導的一個批示或者一句指示，只不過是其千頭萬緒的日常事務中的一點痕跡。對于這個領導來說，可能早就遺忘了，但其影響所及卻還要延續(xù)好多年，尤其是落實到司法文書上，是要永久存留下去而成為歷史的。我們不能說這只是一個領導干預導致的錯案，因為司法人員在其中是難辭其咎的。

目前，我國在十多年前造成的各種冤假錯案集中爆發(fā)，這涉及到建立避免冤假錯案的有效機制問題。在這一制度設計中，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對冤假錯案的責任人的追究問題。為此，我提出了一個較為極端的主張，任何冤假錯案，只追究署名者的責任，未署名者無論對于冤假錯案造成的實際作用大小，一概不追究責任。

我的這一想法，受到不少人的批評，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為什么要由合議庭成員來承擔責任？對此，我的抗辯意見是：要改變這種決定者與署名者分立的現(xiàn)象，采取誰決定誰署名的原則。在我國目前的司法運作中，存在太多的集體決定，這為案外干預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使冤假錯案的責任無從落實。因此，只有從司法改革入手，才能消除冤假錯案產(chǎn)生的制度性根源。高尚案件經(jīng)過長達8年的審理與申訴，幾乎窮盡了各種救濟渠道，但還是未能翻案。高尚還是幸運的，因為本身刑罰還不算重。如果是那些冤屈的被告人，長久地在監(jiān)獄中熬過漫漫長夜，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那種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是常人難以體會、難以想象，也是難以忍受的。在我國目前的司法現(xiàn)狀中，我們不僅要關注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張氏叔侄等這樣的冤案，而且要關注李懷亮這樣證據(jù)認定錯誤的錯案，還應該關注像高尚這樣適用法律錯誤的錯案。

本報安徽淮北11月21日電

第三篇：農(nóng)夫山泉向掃黃打非辦舉報京華時報

農(nóng)夫山泉向掃黃打非辦舉報京華時報

鳳凰財經(jīng)11月4日訊 農(nóng)夫山泉與《京華時報》的論爭似乎將在停歇數(shù)月后繼續(xù)。11月4日，農(nóng)夫山泉在官微發(fā)表聲明稱“將派員上京舉報京華時報76篇虛假報道”。

鳳凰財經(jīng)從農(nóng)夫山泉集團董事會秘書、新聞發(fā)言人周力處了解到，此份舉報信由其親自送達，并已在4日早間向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提交。周力表示，此次舉報是針對北京《京華時報》報社及主筆。

“我在前幾天看到總局公布了舉報電話，歡迎對媒體進行監(jiān)督，所以詢問了如何舉報。”周力稱，掃黃打非辦要求提交舉報材料，所以其就趕到北京送過來了。“對方表示將會轉(zhuǎn)交給相關部門，肯定會回應，但沒說具體時間。”周力表示，在近幾個月內(nèi)，農(nóng)夫山泉對由《京華時報》相關報道對公司造成的損失進行了評估，并進行了資料收集。該公司認為，由于這些報道，該公司的損失巨大，截止5月31日為止，已達到兩億元。“評估損失是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今年5月6日，農(nóng)夫山泉已發(fā)起民事訴訟，起訴《京華時報》，并索賠名譽權(quán)損失6000萬元。周力稱此案件目前已獲立案，但尚未開庭。目前，北京《京華時報》未回應農(nóng)夫山泉的舉報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