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沒有偶像崇拜和死后天國的儒家無法成為一種信仰

沒有偶像崇拜和死后天國的儒家無法成為一種信仰

時代周報 作者：方旭東

核心提示：恢復昔日榮光已不可得，那么，儒家“紆尊降貴”成為民間信仰是否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儒家沒有佛教、基督教那樣的專職傳教人員，更要命的是，儒家甚至沒有一個鮮明的教義，其中包括民間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祗、彼岸許諾。說到底，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個層面，從而對后者也無法構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脅。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有那么多儒者用佛道儀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災，在晚明甚至出現很多像徐光啟這樣自愿受洗的儒者。

本文摘自：《時代周報》114期，作者：方旭東《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原題：《儒家能成為一種民間信仰嗎？》

新華網2010年12月7日的一則報道讓曲阜教堂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官方本是正面宣傳，不料卻激起民間軒然大波。以十位知名學者聯合簽署反對書為開端，一些“儒家文化信眾”在互聯網上發起聲勢浩大的抵制運動，其余響至今未歇，以電子期刊發送的《儒家郵報》特辟“曲阜建耶教大教堂專輯”，到2011年1月16日已出至第八輯，而在呼吁停建教堂的意見書上簽名的名單也越來越長。有評論認為，本次事件發揮了動員儒者的作用，并斷言，在未來歲月中，儒者將會趨向活躍，儒者的進攻意識將會逐漸增強，而這可能攪動目前中國的宗教場域。在諸多宗教中，儒者很有可能成為宗教緊張的引發者。西方媒體（如美聯社）從中則不無憂慮地觀察到中國蓬勃的民族主義。

富有戲劇意味的是，就在這些儒家（儒教）人士慷慨激昂地向“曲阜市政府、濟寧市政府、山東省政府、中央政府”提出“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意見卻一直未得到有關當局正面回應。

可以看到，無論是反對曲阜興建大教堂，還是歡呼天安門邊上豎起孔子像，沒有什么比政府的一舉一動更牽動這些儒家（儒教）人士的神經。相比之下，近三十年來在中國民間獲得巨大擴張的基督教與佛教，對政府的行為一貫保持低調的口徑，即便是在這次事件當中處于漩渦，中國的基督教徒也沒有作出任何強烈的反彈。何以儒家（儒教）比其他宗教對政府表現出更強的路徑依賴？簡單地說，這是因為，從本質上，儒家（儒教）就不是一種草根階層的民間信仰。作為民間信仰，儒家不愿也不能。

眾所周知，儒學在中國古代社會扮演了意識形態的角色，至少表面如此。雖然在古代，儒家與佛、道合稱三教，但在大多數時候，儒家因為與現實政治社會的密切關系而實際地位遠遠高于佛道兩教，儒家也因此從不把自己看做像佛道那樣的宗教。這個情況，當明代中葉傳教士利瑪竇作為一個外國人來到中國，立刻就觀察到了。最初，利瑪竇根據自己的歐洲經驗，以為僧侶地位很高，所以以僧侶的面目示人，中國人也習慣性地把他當作一個從西土來的“洋和尚”。很快，利瑪竇發現，在中國受人尊重的不是僧侶，而是那些儒生—“士”，他就改變裝束，跟儒生打成一片，隨后得以進入中國社會主流，他自己也被中國士人尊為“泰西儒士”。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一個短暫的時期，儒家的地位下降到跟佛、道，還有外來的耶教（聶斯托里）、回教一個層次，都需要到政府那里登記注冊，所謂“占籍為儒”，成為一種特殊的“儒戶”，與其他宗教徒一樣享受政府給予的優惠。那是蒙古人統治中國的元朝。然而，即使是在元朝，由于漢族知識分子的不懈努力，最后也促成蒙古統治者恢復一度中斷的科舉考試，并將程、朱等理學家的著作定為考試指定書目。也就是說，在儒家處于低谷的時代，儒者也沒有放棄努力，要將其推上國家意識形態的寶座。

讓儒家自己感到有必要建立宗教，是在晚清，當時，康有為認為，國家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而儒家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所以要保國保教。康有為向光緒皇帝上書，要求將孔教定為國教，以便與外來的耶教抗衡。隨著政治風云變幻，康有為的孔教計劃在中國本土流產，在海外卻借華僑之力得以開花結果。事實上，今天只是在馬來西亞這些華僑比較集中的地區，孔教才是經國家承認的合法宗教信仰。換言之，真正合法的孔教徒也只有中國本土之外才存在。可是，在那些地區，孔教不是康有為所設想的什么國教，而不過是華人為免于宗教歧視所采取的一種自我保護。不妨說，孔教存在之處，恰恰是孔教處于社會邊緣之時。

今天，在中國內地，有政府支持的孔子基金會、國際儒聯，也有在民政部登記的合法社團中華孔子學會，但就是沒有一個像佛教協會、道教協會、伊斯蘭教協會、基督教協會那樣性質的儒教組織。因此，在這次曲阜教堂事件中，讓儒者甚覺尷尬的是，竟然沒有一個合法的可以代表儒家（儒教）的組織出面跟政府交涉，只能采取最原始的動員方式—征集簽名，最初簽署反對書的十學者是以個人身份出現的，而一直在推動抵制運動的則是若干儒家網站（比如“儒家中國”）。在討論中，已經有人提出，要盡快將建立儒教組織（比如儒教協會）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要爭取儒教的合法宗教身份。

儒教協會這樣的組織不是不可以成立，問題是：儒教協會不會滿足于只跟其他宗教協會平起平坐的地位。從這次討論中儒學者發出的聲音來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 意無意將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將儒家與中國文化身份等同起來，甚至將認同不認同孔子作為通過中國人身份驗證的一個標準。僅僅作為一種民間信仰，儒家，至少很大一部分儒家信眾，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然而，一個以代表中國文化甚至中國文明為己任的儒教協會注定是得不到中國政府和各社會階層同意的。不要說中國基督徒、中國佛教徒不會同意由儒教協會來代表，就是認同中國文化的非儒家學者也不會同意由儒教協會來代表。即便對儒家文化信眾本身，這樣一個儒教協會又如何能保證其充分的代表性呢？

從儒家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來看，儒家在當代已沒有可能恢復它一直以來扮演的國家意識形態、人民生活習慣法的角色。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陳寅恪在為王國維之死所寫的著名挽詞中就指出，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以“三綱六紀”為中心的儒家綱紀理念，由于本身非常抽象，所以不得不依托于實實在在的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當中。而從清季道光朝以來，由于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固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即所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趨于瓦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以《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蜚聲海內外的已故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更深刻地分析了儒家走向衰亡的原因：儒家強調整體本位、和諧穩定，注重等級名分，反對專業分工，是一種保守的人文主義，與現代社會強調個人價值、社會競爭、專業分工、科學主義的精神格格不入，它在現代走向衰亡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在《現代儒學的困境》一文中用了一個刺激性的比喻：“儒學死亡之后已成為一個游魂。”這個比喻頗受誤解，實際上，它所針對的是這樣一種情況：當代對于儒學的討論已經沒有生活經驗的內在根據，已經不再與一般人的“日用常行”發生聯系。然而，從孔子以來，儒家都強調儒學的價值必須在“人倫日用”中實現。儒學在傳統中國社會的確體現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這一生活方式是依附在一整套的社會結構上面。可是20世紀以來，傳統的社會結構解體了，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今天觀察儒學在中國的實際狀況，恐怕很難說，在大多數中國人的“人倫日用”中依然存在著豐富的儒家價值。因此，如果要繼續以往的傳統，即：儒學在“人倫日用”方面繼續發揮規范的作用，那么，無法繞開的一個難題就是：怎樣在儒家價值和現代社會結構之間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聯系？

恢復昔日榮光已不可得，那么，儒家“紆尊降貴”成為民間信仰是否可能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儒家沒有佛教、基督教那樣的專職傳教人員，更要命的是，儒家甚至沒有一個鮮明的教義，其中包括民間信仰必不可少的神祗、彼岸許諾。說到底，儒家跟基督教、佛教根本不在一個層面，從而對后者也無法構成非此即彼的替代威脅。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有那么多儒者用佛道儀式迎生送死、祈福禳災，在晚明甚至出現很多像徐光啟這樣自愿受洗的儒者。

作為民間信仰，儒家不愿亦不能，這誠然是儒家在當代的悲劇，人聲喧嘩的曲阜教堂事件無法扭轉這種悲劇，只不過將這種悲劇放大了。

第二篇：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

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

(演講稿)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感謝市局提供這個平臺，讓我有機會在這里談談工作生活中的所思所感。最近，中央電視臺剛剛播放了六集的專題片《法治中國》，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今天我也蹭蹭熱度，在這里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法治”的話題——“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

之所以想到這個話題，是源于大學時期的同學之間的一次閑聊，聊天的內容是作為法學專業的一名大學生，當你遇到麻煩的時候，你首先求助什么，是求助法律，還是找熟人。答案令人沮喪，大家都認為會先找熟人。將近二十年過去了，現在的答案呢？這道看似簡單的選擇題其實很直觀地反映了我們對法治的信仰程度，也正是這道選擇題，讓我感受到法治信仰其實離我們每個人都很近。

什么是法治信仰？法治信仰是人們對于法律的一種尊崇、信服的態度，是自愿接受法律統治的一種依賴的姿態,是法律執行的社會心理基石。只有樹立了法治信仰，人們才可能對法律忠誠，才會自覺地投入到捍衛法律尊嚴和權威的斗爭中。

那么，我們要怎么做才算是信仰法治呢？

有人曾經總結，一個信仰法治的人大致有五個方面的表 現：一是不論在什么時間、地點或者場合，都能自覺遵守法律，沒有被迫之心；二是不論別人是否遵守法律，自己都能堅持遵守法律，沒有攀比之心；三是不論遵守法律對自己有利還是有弊，都能堅持遵守法律，沒有投機之心；四是當權利受到非法侵犯時，敢于并善于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沒有怨悔之心；五是能夠長期持續地信仰和遵守法律，沒有放棄之心。如果一個人具有了上述五方面的表現，那么，不論他是否懂法，我們都得恭喜他，因為他已經成為信仰法治的“法治人”了。

在這里，我也想談談我對信仰法治的理解。

首先，信仰法治在于內化于心的規則意識。法治其實就是規則之治，信仰法治實際上就是對規則的信賴。只有當人們自發地承認和依賴規則，規則才能被遵守，講規則、按規則辦事才能成為現實，法治才有可能融入到每個人的社會活動，并成為一種信仰。關于規則意識有許多鮮活的例子，比如里約奧運會的女子接力賽，美國女子接力隊因申訴成功被允許單獨重賽，導致中國隊被淘汰出局,其原因就在于美國代表團找到并利用了《田徑競賽規則與裁判法》中有利于自己的條款。申訴結果出來后，中國隊提出了抗議，列舉了多條理由，咋一聽都有道理，但遺憾的是沒有援引任何規則支持自己的訴求。這一事件雖是個案，但恰恰反映了我們規則意識的欠缺，這種欠缺導致的結果是我們不知道依靠規則，不懂得運用規則，不會讓規則為自己服務。近年來，職業舉報搞得我們焦頭爛額。但是反過來看，面對職業舉報，我們從臵之不理、不知所措，到后來接到投訴舉報能夠依法審查有關訴求，按程序辦理答復，再到現在開始思考如何通過法律手段來約束職業舉報行為，實際上正是一個法治信仰的培養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有點痛苦，有點狼狽，但可喜的是我們的法治信仰在一天天樹立起來。

其次，信仰法治在于外化于行的遵法守法。信仰法治首先體現在人們的認知層面，也就是規則意識的養成。同時，信仰法治還需要從認知層面走向實踐層面，只有將法治精神、法治規則實現在行為之中，才能真正體現法治的價值所在。作為一個公民，信仰法治可以體現在我們日常的自覺守法中。現代社會本身就是一個規則化的社會，人們每天從早上睜開眼睛到晚上休息，時時刻刻都在和規則打交道，這里面可能有國家法律，有鄉約民規，有工作制度，但不可回避的是每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從嬰兒到墳墓，都被納入到密密麻麻的法律體系和社會規則中。信仰法治，遵守規則實際上是現代社會替每個人做出的選擇。作為一名公務員，信仰法治還可以體現在我們的認真履職中。當我們加入到公務員隊伍，實際上就是和國家簽訂了一份契約，國家應當按時足額向我們支付報酬，作為對價，我們應當認真履職，向國家提供足量優質的智力和勞力，這正是法治精神中最古老契約精 神。因此，認真履職不僅僅是規章制度的要求，更是信仰法治的一種體現。作為執法人員，信仰法治更可以體現在我們的依法執法中。執法人員是國家法律的執行者，執法人員對法律采取的是肯定還是否定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到一般公民對法律的看法。執法者執法犯法，必然導致人們對法律乃至整個法治體制的否定性評價。同時，作為執法者，還應當正確處理法治與正義的關系，在執法過程中，我們經常會遇到不合理、不公正而法律又沒有約束的現象，面對這種現象，我們可以譴責，可以呼吁立法的完善，但卻不能超越法律去主持我們所認為的正義。因為我們不是快意恩仇的俠客，也不是正義的化身，我們行使的僅僅是法律授予的職權，超越法律去主持正義恰恰是對法治精神的最可怕破壞，其長期積淀下來而導致的嚴重后果就是上訪。

最后，信仰法治還在于靈活開拓的法治思維。信仰法治要求我們對法律的忠誠和服從，但和宗教信仰不同的是，法治信仰還需要信仰主體具有自我反省和調整的精神。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在于很多相關因素緊緊糾纏在一起，國家法律與鄉規民約、傳統習慣與現代制度、政府與公眾、經濟與政治、穩定與發展，等等因素常常高度壓縮到一個問題中，機械地遵從某一個法律條款往往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因此，信仰法治并不意味著對某個法律條文的生搬硬套，而是要求我們具備靈活開拓的法治思維。面對法律的求助者，我們要 幫助他們從法律制度中尋求支持和正義，依法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堅定他們對法治的信仰；面對法律的反抗者，我們要運用各種法律手段嚴懲違法，捍衛法律的尊嚴；面對法律游戲的參加者，比如規避或濫用法律的，我們要容忍他們利用法律漏洞獲得權利和利益，并用法治方式去填補漏洞。法律制度是永遠不完善的，也是永遠正在完善的，信仰法治并不是信仰某個法條，而在于用法治思維去思考問題，用法律價值去衡量關系，用法律手段去解決矛盾，這才是樹立法治信仰的真正目標。

我是04年加入工商隊伍，在我加入工商隊伍的這幾年，正是工商系統法治建設大發展的幾年。從08年總局提出工商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設，到10年正式提出法治工商建設，到現在法治工商建設的制度體系初步建立，一步步見證依法行政的理念在逐步深入到每一位工商干部的心中，在不斷踐行到每一項日常工作中，信仰法治在漸漸成為大家的一種工作習慣。

近年來，工商系統一直處在改革的風口浪尖，或許在不遠的將來還可能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許多人對工商部門的前景感到擔憂和迷茫。有人說，在連工商總局都將法治工商建設中的“工商”兩個字拿掉的時候，談法治工商建設還有什么意義？我在想，恰恰是在這種改革的浪潮中，我們才要考慮假如有一天機構真的合并了，工商系統這個老牌的執法 隊伍能留下什么，我們這么多工商執法人員能把什么東西帶到新的部門生根發芽。我想，唯一能留下的是我們這么多年來培養的一種遵法守法、依法行政的工作理念，一種對法治的信仰。

第三篇：教師：讓敬業成為一種信仰

教師：讓敬業成為一種信仰

安徽省太和縣第五中學孫晨

教師的敬業精神，從小處說，關系著學生的學業與前途，從大處說，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的盛衰。在當今社會價值觀趨向多元化的背景下，更需要教師堅定信仰，愛崗敬業。

敬業先愛業。作為教師要愛校如家，愛生如子，愛所教的教材，愛三尺講臺，愛坐滿學生的教室。但在經濟浪潮沖擊下，人心浮躁，急功近利，欲望無限，有些教師認為:教師職業太平凡，太清貧，勞力又勞心，既沒有驚天動地，也沒有氣壯山河；太寒酸，太沒勁，所得菲薄，供不起大房，買不起車，所以情緒心緒波動都比較大。于是就有一些教師不在專心或安心于教學工作，這山巴著那山高，有的去考公務員，想謀求一官半職；有的停職保薪去經商，想賺到大把的鈔票；有的去炒股買基金，想快點富起來；有的則一邊教學，一邊從事第二職業，甚至第三職業，拿幾份薪水等。其結果是“富”了自己，“窮”了學生，這些都是與教師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相違背的，敬業要有獻身精神。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教師要奉獻愛心、學識，才智，青春歲月等。只有教師付出無私辛勤的勞動，才會有滿園的美麗春色；只有教師吐出絲，才能織出學生的錦繡前程；只有教師燃燒自己，才能照亮學生前進的道路；只有教師甘做人梯，才能把一批批學生培養成才。選擇了教師職業，我們就要有一種“衣帶間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獻身精神，即使為此逝去了青春，白了頭也無怨無悔。

敬業要成為一種信仰。三尺講臺教師守望的是學生的未來，作為教師，只有我們讓敬業成為一種信仰，人格才更高尚，當我們把高尚人格的種子播灑在學生心田里，而種子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時，就會成為學生人生的導航器，他們的人生將會更美好。如果學生的將來很美好，那么將來我們的社會也會更和諧，更美好。

敬業精神是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是職業道德的底線。教育工作者應讓敬業成為本色，成為信仰，盡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力，忠于職守，做好自己的工作，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

地址：安徽省太和縣原墻鎮太和五中

郵編：2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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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國旗下講話稿：讓執著追求成為一種信仰

國旗下講話稿：讓執著追求成為一種信仰

國旗下講話稿：讓執著追求成為一種信仰

同學們，老師們：

上午好，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讓執著追求成為一種信仰。我認為追求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意志，它可以使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踏實的走下去，在我們遇到困難時，它可以告訴我更加堅強。

有一種鳥叫做荊棘鳥，它從生下來就有一個理想，飛到荊棘叢最高的一個枝上，讓那根刺狠狠地刺入自己的胸膛，唱出一生中最為凄慘而又動聽的歌聲。為了這一理想，它付諸于行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唱出了美麗、凄慘的歌聲，因此得名：荊棘鳥。雖然，這一理想實在讓人無法理解，但是，如果我們擁有像它這樣追求的意志，那我們離理想還遙遠嗎？

執著，是一種勤勉的跋涉，一種淡泊的心境，一種剛硬的精神氣質，一種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的節操。執著是忘情是專注，是一心一意的全神貫注的追尋和探索，是鍥而不舍孜孜不倦的探求；執著更是熱情的投入，是一份深深的眷戀；執著也是給予是付出，是全副身心的追求。

追求可以使自己不再向困難低頭，追求時時刻刻地會提醒我們，為了我們輝煌的明天，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吧！

執著不僅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心靈的需要。人活著不能沒有東西吸引你往前走，也不能沒有為追趕上這個東西而付出奔跑。或許，我們奔跑了仍然沒有追上，但為了有所追求而執著，雖是艱辛的，卻必然也是一種幸福。

欣賞執著，品味人生。如果說軟弱是生命的悲哀和無奈，逃避是意志的沉淪和喪失，那么執著則是理想的升華和永恒。

偉大的同學們，老師們，我們也應該有自己的執著追求，我們要敢于拋棄不滿，放下抱怨，扔掉借口，不要假設。我們給自己的追求做一個構想，那就是同學們考名校，老師們成名師，十三中創名校。這就是我們的執著，也是我們十三中人一直為之奮斗的追求。

我堅信，高一高二的同學們在沖刺期末的考試中必勝，高三的學生們在拼搏2016的高考中必勝，我們十三中在創建名校的路上必勝。

我希望我們一起堅定信念，執著追求，勇于奮斗，敢于成功。讓奮斗成為一種信仰，讓我們的激情再次燃起。沖刺期末，贏定高考。謝謝！

第五篇：當教育公平成為一種信仰學習“馬列主義教育名著選讀”有感

當教育民主成為一種信仰

——學習“馬列主義教育名著選讀”有感

哲學家的思想就是一種情懷，這種情懷透過政治家的視野，也就成為了一種信仰！

——題記

馬克思與恩格斯都是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們的共產主義思想源于一種特殊的民主情懷——“庶民的勝利”。人類聯合中每位成員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之間必然存在不同之處，所以人類分工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必將長期存在。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同人類個體、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平等是否受到重視和追求。尤其重要的是，在可能的不平等現實中處于下游和底層的個體與階層是否被平等的看待和對待。教育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民主的方式促進人格、精神的充分交流。教育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所集中體現的是教育參與者之間的平等，在平等的互動中傳授知識和獲取知識。

在中國，馬列主義早已成為一種政治信仰而非哲學思想，這始于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政治相結合。當今時代，國家是最現實的實現民主理想的載體，但我們同時應清醒地意識到它們的對立與矛盾。國家機器的運作與發展必然依賴社會的精英階層，與此對立的普通階層則可能處于兩種階層不平等現實的不利地位。我們的教育卻應該在為國家服務的同時始終堅持民主的理想。

理想與現實是對立統一的。我們潛意識里通常將它們嚴格對立起來，并置于遙遠的對立的兩端。其實，理想與現實也可能只有一線之隔，我們應該堅信理想并為之奮斗，因為我們每個人做的每一小步都可能跨越這微短的間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