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中政治 時政熱點(背景鏈接 熱點分析)教師狂扇女童“耳光響亮”打醒了誰

時政熱點：教師狂扇女童“耳光響亮”打醒了誰

【背景鏈接】

10月23日多家媒體報道，太原市藍天蒙特梭利幼兒園某教師，因為孩子的一點點小小的錯誤就對孩子施暴，扇耳光、揪臉。監控錄像也記錄下了這一個個令人觸目驚心的過程，家長含淚數了一下，就在10月15日的下午四點左右，短短 10分鐘的時間里這位老師就在一個女童的臉上狂扇了幾十個耳光。多個孩子都受到了這種毆打。

【熱點解析】

“教育之沒有情感，沒有愛，如同池塘沒有水一樣。沒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沒有愛就沒有教育。”

這是《愛的教育》中文版譯者夏丏尊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翻譯此書時說過的話。19世紀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寫下的《愛的教育》雖然是薄薄一冊小書，卻已在全世界出版了數千萬冊，稱得上是一本教育學“圣經”。

突然想起這本書和這番話，是由于發生在山西太原市藍天蒙特梭利幼兒園的揪心一幕：一個5歲女童因為不會算“十加一”，被教師李竹青在短短十幾分鐘里扇了幾十下耳光。目前，打人者已被拘留，涉事幼兒園已被取締。

中國的上千萬教師中間，為學生成長嘔心瀝血、恪盡職守者是絕大多數。像李竹青這樣進行“耳光教育”的，雖然只是極少數，但從中折射的教育暴力問題卻不容忽視。

近年來的校園暴力案，可謂五花八門。每每這樣的個案揭露，那觸目驚心的場面總會引來輿論的一片嘩然和憤怒指責，然后，是當事教師被處以從檢查、停職反省到開除等懲罰，幼兒園、學校或教育機構賠償、道歉以至于被取締，事件便告一段落。如是反復，警示戒除的功效卻不明顯。

如何減少教師體罰乃至虐童的現象發生？首要的當然是靠法治和監管。我們已有教育法、教師法、教師師德規范和未成年人保護法、侵權責任法等，對教師體罰學生皆有明確規定。只是，法律的威嚴并未受到重視，原本該起到作用的行業監管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說，如何建立健全針對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環境安全的動態監管系統，防范暴力個案發生，如何以更加嚴格的法律和制度倒逼教師恪守師德和人性底線，值得反思。

而更重要的一點，卻是要研究，一些地方的教育為何失去了它最為核心的一點——愛。

法治與管理只能維護教育的底線。缺失了愛，避過攝像頭或公眾眼睛的施暴者一樣會換個方式作惡。在某些幼兒園里，怎么打孩子看不出痕跡、怎么讓孩子挨了打不告狀竟然成 1 了一個“課題”。情感教育，培養孩子愛的能力與正義感，原是幼兒園、小學時期教育的最重要功效。怒氣沖沖、口不擇言，甚至肆意體罰施暴，傷害的遠不是一個被打的孩子。這會給更多孩子帶來什么樣的精神傷害，又會給未來的中國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想起來就不寒而栗。

僅僅事后懲戒肇事者，是不夠的。教育改革和發展，需要的不是奢談什么“蒙特梭利”之類，而是找回那份最基本的愛與尊重。這離不開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第二篇：高中政治 時政熱點(背景鏈接 熱點分析)警車為自行車開道

時政熱點：警車為自行車開道

【背景鏈接】

2012年1月，一張名為“浙江溫嶺大小領導騎自行車體察民情,9輛警車鳴笛開道”的照片在網絡上熱傳，照片里幾輛摩托警車為疑似領導的數十名男子開道。溫嶺市委宣傳部負責人接受采訪時稱，當天是舉辦公共自行車的啟動儀式，絕非領導作秀，只是為了交通暢通。

網友提供的信息可能與事實有出入，但“警車為自行車開道”卻是真的。領導們出席的是一個公共自行車的啟動儀式，本是好事，交通不暢也正好可以體驗民情，發現公共自行車運營問題，有必要“警車開道”嗎？ 人們之所以熱議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不滿警車開道的濫用現象。【熱點時評】

警車開道的濫用，早已備受公眾詬病。溫嶺警車鳴笛給市領導騎自行車開道，不過是給網友提供又一個宣泄憤懣情緒的活靶子。而一旦被公眾揪住小辮子，一切借口都顯得蒼白無力。體察民情之說純屬誤讀，但想用“交通暢通”堵住悠悠之口，也未免太低估公眾智商。

何為“交通通暢”，無非是一路綠燈，沒有車輛和行人干擾，然而在路口等待紅燈，在車水馬龍中小心穿行，這些本來就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讓領導親身體驗一把，豈不是更能知民生多艱。難道領導就非得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再者，領導騎車，有警車開道，交通暢通;以此邏輯推斷，百姓騎車，沒有警車開道，是不是就要交通狀況一團糟?事實上，據目擊者介紹，領導們騎行的錦屏公園周圍人和車都不多，安排9輛警車鳴笛開道，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交通暢通”，而在“揚我官威”。

封建時代，官吏出行都有仆役在前頭扛著兩個牌子，上書“肅靜”和“回避”，鳴鑼開道，平民百姓如果不慎沖撞甚至讓道不及時都會獲罪。如今，隨意使用警車開道的做法，同樣是官僚習氣在作祟。每每遇到警車開道的新聞，都會招來社會輿論的口誅筆伐，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更是一再被援引，“只有兩種情況下才能使用警車開道：一是發生公共安全事故或突發事件時。二是國家領導人出行、外國首腦來訪。”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警車開道幾乎是“零門檻”。大會小會，領導下訪，明星演出，商人考察，都能享受到警車開道的待遇。警車開道不是新聞，反倒類似某地“兩會”取消警車開道的事件一再引起轟動。推測起來，癥結大抵在于監督者本身也是警車開道的受益者，從而形成了集體無意識。

本案的最大看點在于，當領導已經進入騎自行車的“2.0時代”，相關組織者依然不忘警車開道的老一套，“穿新鞋走老路”。其實，啟動公共自行車本是一件惠及民生的好事，領導躬身實踐也是有益的宣傳方式，只可惜，不合時宜的警車開道露出了官威的底子，大煞風景，也倒了百姓的胃口。顯然，領導騎的不是自行車，是官威啊。

當然，對于這批“幸運”的自行車來說，在享受了警車開道的風光后，還是要歸于平淡，騎在溫嶺普通市民的腳下走街串巷，寒來暑往。不知到那時，它們是否會黯然神傷：“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第三篇：高中政治 時政熱點(背景鏈接 熱點分析)北大校長“四不”承諾

時政熱點：北大校長“四不”承諾

【背景鏈接】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0—2020)》，明確指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傾向，取消科研院所、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中再次明確了各級各類學校“去行政化”的改革取向：“隨著國家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進，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就政策層面而言，大學“去行政化”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成為國家的改革方向。

2012年7月9日，新任校長董奇在北京師范大學全校干部教師大會上承諾，在擔任校長期間,本人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不申報院士,將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學校管理,要用“整個的心”去做“整個的校長”。

董校長在做出“四不”承諾時說：“大學校長是一個管理的崗位,是一個服務的職位,目前中國大學管理的難度和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大學校長必須心無旁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學校管理工作中去。”

關于建設“一流大學”，他說，建設“一流大學”不僅需要一流的師資，需要一流的學生，更需要一流的管理。大學管理要實現從粗放式的外延管理轉向精細化的內涵管理，從傳統的經驗型管理轉向現代的科學型管理，從較封閉性的管理轉向師生積極投入和社會廣泛參與的開放式管理。

【標準表述】

[內涵]

我們所批判并決心革除的大學“行政化”弊端，并不是指正常的、必須的行政管理事務，而是行政權力的越位、專權與“異化”。大學“行政化”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的關系，即大學內部治理中的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系；大學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除了大學內部治理結構中行政權力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行政管理人員“指揮教授搬凳子”而不是“為教授搬凳子”外，大學“行政化”的另一個重要涵義就是：“政府對大學的行政干預日益強化，大學越來越像行政單位而非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也就是說，大學成為政府行政機構的延伸，過多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失去了大學的獨立性。”

[深入分析]

國家公務員考試網專家分析：

一直以來,我國大學校長都是既從事管理工作又從事學術研究,包括申請課題,申報各種獎項。有公眾曾認為,這可以讓校長更大程度發揮作用,否則,如果一名學者擔任校長之后,就不再從事學術研究,是對其本人的浪費,也是學術研究的損失。

其實這種觀點是對校長職務的嚴重誤解,把校長當作了一個兼職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一方面，由于校長工作本身就很繁忙,再花精力去進行科研和教學,結果是兩者都沒有做好,尤其是學術研究和教學,校長從事學術研究,申請課題,往往只能“掛名”,而帶研究生,也很長時間難以和學生一起交流。近年來,高校就曾爆出校長所帶研究生發表和導師共同署名的論文涉嫌抄襲的丑聞,在事發之后,校長解釋自己并不知情,對學生疏于管理,就是由于校長“兼職”太多所致。

另一方面,學者擔任校長之后,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還帶來嚴重的行政化問題。有的校長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為自己搞到各種課題,這破壞了學術的平等競爭；還有的校長本沒有從事多少教學工作,卻經過包裝去申報國家教學名師,與一線教師爭奪教學榮譽。顯然,校長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更像是用行政權為自己謀求學術福利和教育福利。

而校長退出學術圈，能避免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失衡。從這個角度看，“四不”承諾的價值，更在劃清學術與行政的界限。

溫家寶總理曾明確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也多次表態，要逐漸改變政府對學校的管理。基于以上原因，國家公務員考試網專家認為，職業化、專業化、去行政化是今后我國高校領導調整的必然發展方向。

[措施]

國家公務員考試網專家總結措施如下：

目前大學的高度行政化，已成為困擾我國大學質量提高的嚴峻問題。推進大學“去行政化”改革，一方面，需要理順政府與學校的管理，探索校長遴選機制；另一方面，則需要推進校長職業化，明確對校長的崗位要求，不能讓行政權、教育權和學術權糾纏不清。

大學“去行政化”的出路：大學校長的職業化

要全面推進校長職業化，必須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改革我國大學校長的選拔、任命、評價機制。在發達國家的大學，大學校長是由對大學理事會（或董事會）負責的校長遴選委員會公開遴選的。因此，在選拔校長時，關注的是其是否具有勝任校長的能力，包括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無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等，而不是首要考察其是否有一流的學術能力。

大學校長的職業化，或者說讓真正的教育家來辦學，與淡化、取消大學領導的行政 級別，其實是“一塊硬幣的兩面”，是大學“去行政化”的兩項互為表里的舉措。大學校長的職業化其實質就是被遴選或聘任到大學領導層面的教授學者，其價值追求不是循著“副廳級”、“廳級”乃至“副部級”的“仕途晉升”，而是要修養、歷練成為真正理解教育、鐘愛學生、尊崇學術、精通管理的教育家。

這就需要有兩個重要前提，其一是政府營造寬松、自由、多樣化發展的氛圍及環境，讓大學能夠自主、自律，“獨立思考”、“自由表達”，辦出特色，辦出個性；其二是大學校長、書記們對大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及行政管理的投入與執著，不是將大學領導的職務視為晉級、提升的臺階，也不是“一腳門里，一腳門外”，將大學管理作為副業或者說“苦差事”。

第四篇：高中政治 時政熱點(背景鏈接 熱點分析)對底層民眾收入多“上點心”

申論熱點：對底層民眾收入多“上點心”

【背景鏈接】

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在部署四季度工作時明確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5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也對此予以再度確認，并表示方案將爭取在年底之前發布。

【熱點分析】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人民群眾收入大幅增長的成果毋庸置疑，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鎮化到來以及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形態的全面轉型，分配失衡等問題卻日益凸顯，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和地區差距不斷拉大也是不爭的事實。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歷時八年，一直是“小步徐行”，期間各方考量、博弈不言自明。筆者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迫切的地方，是需要在“限高、擴中，提低”的總體框架下，更加注重對低收入底層民眾的關注，對他們如何增加收入多上點心，用點力，提供些政策上的傾斜。這是消弭干群、勞資、貧富的沖突，消解階層固化的現實必要，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具體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提低”需要政府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工資標準、稅賦收支、社會保障等多種形式調節社會整體利益格局，使得低收底層民眾在一二次分配中享有適度傾斜性待遇，為他們營造更好的創富條件，提供更加高效的社會保障。

首先，要提高低收入群體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雖然這些年我國經濟不斷發展，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長期偏低且收入增長緩慢。統計顯示，居民收入增長遠低于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增長收入。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層面改革賦稅制度、提高初次分配中的低收入者的工資比例，使得政府和企業、資本投資者適度讓利于“弱勢群體”。

其次，政府要加大對于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構建完備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低收入群體而言，若需要其將不高的收入過多的投入到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各方面，則其基本生活和需求難以保障。這需要政府制定改革方案的時候綜合考慮，依據國情、經濟水平和財力制定相應一攬子計劃，以制度紅利將社會保障體系推向更高水平，更大范圍。

效率與公平，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兩個核心問題，也是改革中各方博弈的焦點。如何平衡兼顧好二者的關系，事關收入分配制度的成敗。長期對于效率的過度強調，在一定程度將損害到普通低收入人群的現實利益，社會的公平性如果得不到保證，所謂高效率也就無法長久。